革命与小资——写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

今日的中国人而言，“革命”已经是个渐行渐远的名词了。自三十五年前，中国人走出了言必称“革命”的时代之后，“革命”在中国就日益成为一个日益模糊模糊的、形而上学的、十分落伍的、甚至是有些可笑的词汇。而“小资”这个词，却在这段时间里日益成为追捧的对象。尽管中国人并不一定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小资”，也不一定懂得小资和装逼之间的真正差别，但这几十年来，却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以小资自居。中国人的“小资”，从早年的上麦当劳办婚礼，到写些自己也未必懂的朦胧诗，再到硬着头皮请女友吃哈根达斯，再到热衷去西藏膜拜“原生态”，直至今日的玩个微博，喊喊民主，叫叫自由，个个以思想家自居。总而言之，似乎是越来越上档次、越来越会玩深沉了。把革命与小资连在一起，在某些人看来，似乎有些风马牛不相及了。

可是，就在今天这个日子——武昌首义、辛亥革命爆发一百年的日子，我却要来谈谈革命与小资的问题。

其实，如果我们真正熟悉世界历史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所谓“小资”——也就是小资产阶级，恰恰在近代人类的革命史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医生、律师、大学生，这些在我们看来应当悠闲地喝着咖啡享受生活的人，不但一次次成为革命最有力的鼓吹者，更一次次拿起枪杆子，成为热情的革命的参与者和保卫者。在巴黎的街垒里，他们战斗过；在柏林的街道上，他们战斗过；在米兰的城墙上，他们也曾战斗过。从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的，不是无病呻吟的伪小资情调，也不是只会过过嘴瘾的嘴炮党风格，而是一种近乎儿童般的改造世界的纯洁热情，一种宗教信徒般的自我牺牲精神。

辛亥革命显然也是这样一种小资革命。今天中共为辛亥革命做出的定性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实际上，细究起来，在这场革命中，中国真正的“资产阶级”们——无论是民族资产阶级还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其实基本都站在立宪派的阵营里，根本没有参加以暴力推翻满清政权的行动。真正坚定要以暴力推翻满清政权，并为之流血牺牲的，大多都是应该划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对中国的现状满腔悲愤，对中国的未来又满腔热情。他们坚信，“需把乾坤力挽回”的重任就在自己身上。因此，他们不惧严刑、不畏牺牲，终以满腔热血推倒了满清政权，建立了中华民国。

然而，历史终究是符合辨证法则的。任何一个阶级的出现都是一定历史大背景的产物，因而在一定条件下，一个阶级自身所固有的优点可能同时也就是它固有的弱点。小资产阶级的出现，是近代世界城市经济和市民阶层发展的历史产物。这个阶级较之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教育程度和经济地位都要高得多，对于个人自由、公平的追求促成了他们对于革命——这种致力于改造世界的行动的热情。然而，这个阶级所具有的这些优势，又使得他们在面对最广大的底层劳动者时，有一种抗拒感与轻视感，因而从骨子里无法同这些底层劳动者结合在一起。这就注定了，他们的革命经常是在孤军奋战，而失败，当然也就是在所难免了。从1848年革命到马志尼党人，从俄国的民意党人到中国的辛亥革命，我们几乎没有见到过任何一场小资产阶级革命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也许他们可以推倒一个国王、发动一次起义、暗杀一个皇帝或终结一个王朝，但他们所渴求的自由、平等与正义的社会却始终遥不可及，甚至就连一部他们所渴求的宪法——一个停留在纸面上的成果也难以保障。

问题出在哪里呢？如果由我来总结，也许小资产阶级们的哲学缺陷会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因素是在单独地、孤立地起作用。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却常常认定，某一种制度、某一个政权、甚至某一个统治者就是造成某种社会现状的原因。因而他们以为，只要实行了某种制度，或者推翻了某个政权，甚至暗杀了某个统治者，世界就会变样，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就会实现。然而，掌握着辩证法的历史老人却用现实一次次教训了他们。民意党人炸死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却看到亚力山大三世的上台；1848年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却换来了拿破仑三世的称帝；孙中山为首的中国革命党人制定了《临时约法》，建立起了所谓民主共和制度，但结果却是“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至于一心要恢复意大利统一，不惜牺牲自己的马志尼党人，则干脆成了意大利农民“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这就是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的悲哀。更悲哀的是，他们往往在一次次失败之后，却不知道自己到底失败在哪里。就像辛亥革命之后的孙中山，以为革命之后中国社会的一片乱象都是袁世凯一人所造成。结果袁世凯被推倒了，又来了“小袁世凯”段祺瑞。孙中山又以为中国社会的问题出在政府不遵守《临时约法》，于是两次“护法”，所有宣称拥护《约法》的军阀都被他视为战友。直到最后被陈炯明的大炮打醒，才明白“南与北是一丘之貉”。如果不是苏俄与中共的支持，孙中山也许就只能在上海的寓所中，在痛苦与纠结中度过自己生命的最后两三年时光了。

其实，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革命”需要热血，却从来就不是一个只靠热血就能完成的任务。正如运动是物质的基本特性一样，变化发展也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性。正因为这个特性，我们就不得不用更加辩证的世界观去观察世界。一切革命，都只能是特定历史背景前提下的革命，一切革命的目标、手段、过程也必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生变化。而这一切，都需要对某一个社会的深刻认识与深入分析。假如只凭着心中某个模糊的、形而上学的概念去限定所谓“革命”的内容，其结果当然只能是梦想的破灭。

甚至就是那些宣称自己是共产党人的革命者，也不能脱离于这个规律之外。1848年，30岁的马克思与28岁的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下了至今仍让人热血沸腾的语言：“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两个满怀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理想的热血青年。但是，他们的预言并没有变成现实，资本主义制度并未宣告终结，私有制的丧钟更远未敲响。《共产党宣言》中预言的失败让马克思更下定决心来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的运行规律与生产关系。20年后，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第一卷出版，这时，我们看到了一个当初比自己比作普罗米修斯、要为人类盗取自由的火种的浪漫诗人，一个预言私有制度很快灭亡的热血青年，现在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哲人，一个对他所要反对的制度有着无与伦比洞察力的思想巨人。我们并未看到他的革命理想有丝毫的消退，却看到了他的革命理想因从诗人到哲人的转变而变得更加坚定、更加深沉，更加有魅力。从那一刻起，马克思和他的“革命”不再是小资产阶级式的单纯热情，也不再是浪漫主义的虚幻想象，而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符合科学规律的事业，并让无数人在以后的岁月里坚定追随着他的脚步。

面对革命，我们要做的，当然不应该只是一个信口开河的嘴炮党，将一切似懂非懂的名词挂在嘴上；也不应该只是一个充满小资色彩的浪漫诗人，将热情与才华挥洒于一时。我们更应该是深沉的哲人，用我们的思想去探索与观察这个世界，让革命从激情的符号变作永久的信仰！今日的中国人而言，“革命”已经是个渐行渐远的名词了。自三十五年前，中国人走出了言必称“革命”的时代之后，“革命”在中国就日益成为一个日益模糊模糊的、形而上学的、十分落伍的、甚至是有些可笑的词汇。而“小资”这个词，却在这段时间里日益成为追捧的对象。尽管中国人并不一定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小资”，也不一定懂得小资和装逼之间的真正差别，但这几十年来，却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以小资自居。中国人的“小资”，从早年的上麦当劳办婚礼，到写些自己也未必懂的朦胧诗，再到硬着头皮请女友吃哈根达斯，再到热衷去西藏膜拜“原生态”，直至今日的玩个微博，喊喊民主，叫叫自由，个个以思想家自居。总而言之，似乎是越来越上档次、越来越会玩深沉了。把革命与小资连在一起，在某些人看来，似乎有些风马牛不相及了。

可是，就在今天这个日子——武昌首义、辛亥革命爆发一百年的日子，我却要来谈谈革命与小资的问题。

其实，如果我们真正熟悉世界历史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所谓“小资”——也就是小资产阶级，恰恰在近代人类的革命史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医生、律师、大学生，这些在我们看来应当悠闲地喝着咖啡享受生活的人，不但一次次成为革命最有力的鼓吹者，更一次次拿起枪杆子，成为热情的革命的参与者和保卫者。在巴黎的街垒里，他们战斗过；在柏林的街道上，他们战斗过；在米兰的城墙上，他们也曾战斗过。从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的，不是无病呻吟的伪小资情调，也不是只会过过嘴瘾的嘴炮党风格，而是一种近乎儿童般的改造世界的纯洁热情，一种宗教信徒般的自我牺牲精神。

辛亥革命显然也是这样一种小资革命。今天中共为辛亥革命做出的定性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实际上，细究起来，在这场革命中，中国真正的“资产阶级”们——无论是民族资产阶级还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其实基本都站在立宪派的阵营里，根本没有参加以暴力推翻满清政权的行动。真正坚定要以暴力推翻满清政权，并为之流血牺牲的，大多都是应该划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对中国的现状满腔悲愤，对中国的未来又满腔热情。他们坚信，“需把乾坤力挽回”的重任就在自己身上。因此，他们不惧严刑、不畏牺牲，终以满腔热血推倒了满清政权，建立了中华民国。

然而，历史终究是符合辨证法则的。任何一个阶级的出现都是一定历史大背景的产物，因而在一定条件下，一个阶级自身所固有的优点可能同时也就是它固有的弱点。小资产阶级的出现，是近代世界城市经济和市民阶层发展的历史产物。这个阶级较之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教育程度和经济地位都要高得多，对于个人自由、公平的追求促成了他们对于革命——这种致力于改造世界的行动的热情。然而，这个阶级所具有的这些优势，又使得他们在面对最广大的底层劳动者时，有一种抗拒感与轻视感，因而从骨子里无法同这些底层劳动者结合在一起。这就注定了，他们的革命经常是在孤军奋战，而失败，当然也就是在所难免了。从1848年革命到马志尼党人，从俄国的民意党人到中国的辛亥革命，我们几乎没有见到过任何一场小资产阶级革命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也许他们可以推倒一个国王、发动一次起义、暗杀一个皇帝或终结一个王朝，但他们所渴求的自由、平等与正义的社会却始终遥不可及，甚至就连一部他们所渴求的宪法——一个停留在纸面上的成果也难以保障。

问题出在哪里呢？如果由我来总结，也许小资产阶级们的哲学缺陷会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因素是在单独地、孤立地起作用。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却常常认定，某一种制度、某一个政权、甚至某一个统治者就是造成某种社会现状的原因。因而他们以为，只要实行了某种制度，或者推翻了某个政权，甚至暗杀了某个统治者，世界就会变样，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就会实现。然而，掌握着辩证法的历史老人却用现实一次次教训了他们。民意党人炸死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却看到亚力山大三世的上台；1848年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却换来了拿破仑三世的称帝；孙中山为首的中国革命党人制定了《临时约法》，建立起了所谓民主共和制度，但结果却是“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至于一心要恢复意大利统一，不惜牺牲自己的马志尼党人，则干脆成了意大利农民“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这就是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的悲哀。更悲哀的是，他们往往在一次次失败之后，却不知道自己到底失败在哪里。就像辛亥革命之后的孙中山，以为革命之后中国社会的一片乱象都是袁世凯一人所造成。结果袁世凯被推倒了，又来了“小袁世凯”段祺瑞。孙中山又以为中国社会的问题出在政府不遵守《临时约法》，于是两次“护法”，所有宣称拥护《约法》的军阀都被他视为战友。直到最后被陈炯明的大炮打醒，才明白“南与北是一丘之貉”。如果不是苏俄与中共的支持，孙中山也许就只能在上海的寓所中，在痛苦与纠结中度过自己生命的最后两三年时光了。

其实，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革命”需要热血，却从来就不是一个只靠热血就能完成的任务。正如运动是物质的基本特性一样，变化发展也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性。正因为这个特性，我们就不得不用更加辩证的世界观去观察世界。一切革命，都只能是特定历史背景前提下的革命，一切革命的目标、手段、过程也必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生变化。而这一切，都需要对某一个社会的深刻认识与深入分析。假如只凭着心中某个模糊的、形而上学的概念去限定所谓“革命”的内容，其结果当然只能是梦想的破灭。

甚至就是那些宣称自己是共产党人的革命者，也不能脱离于这个规律之外。1848年，30岁的马克思与28岁的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下了至今仍让人热血沸腾的语言：“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两个满怀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理想的热血青年。但是，他们的预言并没有变成现实，资本主义制度并未宣告终结，私有制的丧钟更远未敲响。《共产党宣言》中预言的失败让马克思更下定决心来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的运行规律与生产关系。20年后，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第一卷出版，这时，我们看到了一个当初比自己比作普罗米修斯、要为人类盗取自由的火种的浪漫诗人，一个预言私有制度很快灭亡的热血青年，现在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哲人，一个对他所要反对的制度有着无与伦比洞察力的思想巨人。我们并未看到他的革命理想有丝毫的消退，却看到了他的革命理想因从诗人到哲人的转变而变得更加坚定、更加深沉，更加有魅力。从那一刻起，马克思和他的“革命”不再是小资产阶级式的单纯热情，也不再是浪漫主义的虚幻想象，而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符合科学规律的事业，并让无数人在以后的岁月里坚定追随着他的脚步。

面对革命，我们要做的，当然不应该只是一个信口开河的嘴炮党，将一切似懂非懂的名词挂在嘴上；也不应该只是一个充满小资色彩的浪漫诗人，将热情与才华挥洒于一时。我们更应该是深沉的哲人，用我们的思想去探索与观察这个世界，让革命从激情的符号变作永久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