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当年孙中山到底跟日本达成了什么交易 ...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19 16:32:16
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当年孙中山到底跟日本达成了什么交易，以换取日本资助他革命？
世人都知道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孙到底答应小日本什么条件，才能换来他们的帮助？
这些私密协议与之后发生的日本侵华战争有没有直接关联？
关于这段 孙中山与日本人的交往历史，我们的历史课本几乎没有提到，现在有很多当年的档案解秘了，为什么不公布出来，让中国人民看看呢？
他的行为，有没有在客观上帮助了小日本侵华？
我认为还是有讨论的必要，但是现在有些人在吹捧他，所以应该还原一个真实的孙中山。
还原他，不是为了去追究什么，只是能起到警示后人的作用
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当年孙中山到底跟日本达成了什么交易，以换取日本资助他革命？
世人都知道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孙到底答应小日本什么条件，才能换来他们的帮助？
这些私密协议与之后发生的日本侵华战争有没有直接关联？
关于这段 孙中山与日本人的交往历史，我们的历史课本几乎没有提到，现在有很多当年的档案解秘了，为什么不公布出来，让中国人民看看呢？
他的行为，有没有在客观上帮助了小日本侵华？
我认为还是有讨论的必要，但是现在有些人在吹捧他，所以应该还原一个真实的孙中山。
还原他，不是为了去追究什么，只是能起到警示后人的作用
比21条还狠。。。
对历史的认识不能全部根据历史的轨迹逆向推理,日本军国主义的生成也是一步一步壮大的.
当时的日本也是一样受西方的欺凌,日本不少知识分子希望中国变革维新强大起来同日本共同抵抗西方的想法还是不少的.
当时的日本也是一样受西方的欺凌,日本不少知识分子希望中国变革维新强大起来同日本共同抵抗西方的想法还是不少的.
lvchunyou 发表于 2011-10-3 16:06 
对历史的认识不能全部根据历史的轨迹逆向推理,日本军国主义的生成也是一步一步壮大的.
当时的日本也是一 ...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时，日本已经明治维新成功了。那时的日本已经不是弱国了，而是能够殖民朝鲜的新帝国主义国家。
对历史的认识不能全部根据历史的轨迹逆向推理,日本军国主义的生成也是一步一步壮大的.
当时的日本也是一 ...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时，日本已经明治维新成功了。那时的日本已经不是弱国了，而是能够殖民朝鲜的新帝国主义国家。
资助他的是日本的理想主义派,不过这些人后面越来越少了....
number_818 发表于 2011-10-3 16:46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时，日本已经明治维新成功了。那时的日本已经不是弱国了，而是能够殖民朝鲜的新帝国 ...
即使甲午战争日本取得了胜利，那时的日本是举全国之力，相对于西方强国它还只是一只小狼。
它的野心还没有那么大，文化上纠结西方文化对其母体中华文化的冲击。不少当时的日本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态度是怒其不争，但对中国并没有现在的优越感。即使是甲午战争也大多被理解成既然满人可以入关统治，为何日本不能？这种心态源于日本一样自视为中华文化圈的一员。只是后来中国的孱弱一步一步增强了它的力量和野心，这是有个过程的。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时，日本已经明治维新成功了。那时的日本已经不是弱国了，而是能够殖民朝鲜的新帝国 ...
即使甲午战争日本取得了胜利，那时的日本是举全国之力，相对于西方强国它还只是一只小狼。
它的野心还没有那么大，文化上纠结西方文化对其母体中华文化的冲击。不少当时的日本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态度是怒其不争，但对中国并没有现在的优越感。即使是甲午战争也大多被理解成既然满人可以入关统治，为何日本不能？这种心态源于日本一样自视为中华文化圈的一员。只是后来中国的孱弱一步一步增强了它的力量和野心，这是有个过程的。
中国越乱对日本越好，推翻现政府，扶值反对势力，这个很正常吧。
我们以往的教科书和外交史确实是批评袁世凯推崇孙中山的。袁世凯在外交方面的恶名，主要来自关于“二十一条”的交涉，以往的史学家认为他为了称帝，投日卖国，不惜接受“二十一条”。但我查阅过英国和日本的外交档案后，发现情形恰恰相反。事实上，袁世凯并未接受“二十一条”，在双方交涉之初，袁就疾言厉色地告诉日使，可让者自可谈判，不可让者如第五条等，则绝不能让。在其后历时4个月的谈判中，外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和驻日公使陆宗舆等，受尽折磨和屈辱，即使是有妥协情形的曹汝霖，也是“激愤之情溢于言表”。
最后，经过4个月的抗争，加上舆论的压力，日本放弃了“二十一条”中最凶残的要求，和中国签订了《中日新约》9条和关于山东问题的条约。我们如果把日本人最初的要求和签订的新约做比较，就会发现其中的天壤之别。在日方的档案中，这是一场失败的交涉，日本外务大臣因此辞职。当然，新约也是一部丧权辱国的条约，但日本要灭亡中国的目的终究没有达到。
相反，孙中山在护法运动失败后，长期寻求军阀对他的支持以失败告终后，转而向日本提出割让满洲，海南岛，组织国民革命军由日本军官带领，出让全国的警察管辖权和税务权，以换得日本派兵出战，后来甚至向日本表示平津和内蒙也不要了。这些权益是袁世凯也不敢让的。
最后，经过4个月的抗争，加上舆论的压力，日本放弃了“二十一条”中最凶残的要求，和中国签订了《中日新约》9条和关于山东问题的条约。我们如果把日本人最初的要求和签订的新约做比较，就会发现其中的天壤之别。在日方的档案中，这是一场失败的交涉，日本外务大臣因此辞职。当然，新约也是一部丧权辱国的条约，但日本要灭亡中国的目的终究没有达到。
相反，孙中山在护法运动失败后，长期寻求军阀对他的支持以失败告终后，转而向日本提出割让满洲，海南岛，组织国民革命军由日本军官带领，出让全国的警察管辖权和税务权，以换得日本派兵出战，后来甚至向日本表示平津和内蒙也不要了。这些权益是袁世凯也不敢让的。
1908年冬，《民报》主编章炳麟和孙中山因经费问题闹翻而退出同盟会，章炳麟说：日本人向孙中山赠送的赠款，本来是赠送给革命党的革命经费，孙中山却把这些钱当作赠送给他个人的私人赠款使用。章批评孙这种作法“实在有损我同盟会之威信，而使日人启其轻侮之心”。
等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文不改恶习，还变本加厉。一次他偕同秘书长胡汉民同三井财团代表森恪及宫崎滔天、山田纯三郎会谈。会谈前，森恪等曾得到先后出任首相的日本政界元老桂太郎、山县有朋等授意，冀图与孙文等革命党人订立密约，使东三省归日本所有。会谈中，孙文表示：“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
森恪在会谈当天下午六时还发出一封经过孙文、胡汉民修改的致日本有关人士的特急电报，内称：“关于租借满洲，孙文已表应允……如能在汉冶萍公司五百万元借款之外再借与一千万元，则孙等与袁世凯之和议即可中止，而孙文或黄兴即可赴日订立关于满州之密约。”
据与孙文有密切交往的内田良平说，从1905年甚至更早开始，孙文就在游说日本朝野人士时一再声称：“满蒙可任日本取之，中国革命的目的在灭满兴汉”，“日本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以满蒙让渡与日本。”
孙中山的革命，得到日本政府外务省秘密资金的支助，已经不再是秘密。日本在有计划地对中国进行渗透的同时，不断地受到革命党和军阀的让步、许诺、暗示的鼓舞，逐步发展和完善了全面吞并中国的政治野心。
从1898年起至1923年止，包括与森恪的谈话在内，致小池的信以及《中日盟约》所披露的，类似的记录共十条，孙文交涉的对象包括日本的首相、陆军参谋总长、政坛元老、财阀等许多侵略头目。现在海峡两岸均有人急欲修补孙文的汉奸卖国形象，硬说这些文件是假的。他们没有想到，这是孙文的一贯思想，并非孤证。这是文件都是在日本外务省的档案中找出来的，而非稗官野史。而且日本人没有必要造谣污蔑诽谤孙文这么一个亲日分子。例如1905年成立同盟会时，由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共同拟定的六条政纲，其中第五条即为：“主张中日两国国民的联合”。
还有多项更加晚近的记载：
1917年9月15日，日本社会活动家河上清访问广东军政府。孙文在会见河上时明确地表示：“一旦他掌握了权力，将愉快地将满洲交给日本管理。”
1918年11月16日，孙文在上海会见日本实业家松永安左卫门时又说：“日本如果援助南方派的话，（我们就）可以承认日本对‘满蒙’的领有。”
1922年2月5日，孙文又与日华林矿工业公司的代表签订密约，规定该公司提供二万支长枪、七十二尊野炮、一百二十支机枪及相应的弹药和五百万日元（相当现在将近一千亿日元，折合十亿美元左右）为条件，“同意将海南岛，及所有沿广东海岸之岛屿的开发权，及从厦门以南至海南岛的渔权，全让给公司专利包办。”“同意公司对开发广西之林矿有优先权。”“政府指派三分之一的委员名额，委员会主席须为日本人。”此事当时就有所透露，引起海南岛在各地的人士强烈抗议，一再向孙文和军政府质问，《申报》和《华字日报》等报刊曾作过连续追踪报导。“护国运动”中，孙文又暗中与以田中义一为骨干的日本军部秘密往来，透过日商九原房之助，先后收受日本军部接济一百四十万日元（折合现在将近三百亿日元，约三亿美元），开日本军国主义介入中国内政之先河。
这还不算民国元年，孙文以临时大总统名义发表“布告各友邦书”，承认满清卖国政权所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所借的外债、和各国国家或各国个人的“种种之权利”。
民国三年，孙致大隈重信书，求助倒袁，所列交换条件，比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更为丧权辱国。1915年1月11日，日本驻华公使面交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一份二十一条决议书，史称《二十一条》，要中方俱签。部分理由就是日本要求对当年“支持中国革命”的回报。2月5日，中国政府刚刚与日本方面就签约一事谈判，讨价还价之际，孙中山却擅自在日本东京与日方秘密签订了一份《中日盟约》，共十一条。这份盟约，与著名的卖国条约“二十一条”，颇多相近之处，条款的屈辱损国，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好象证明了这些号称“革命党人”的饿蚊子，比八旗子弟和北洋军阀那帮饱蚊子还要来得“前卫”。
孙中山当年在日本的一举一动，均处于日本警方的严密监视下，所以日本警方的档案中留下了这些记录：订立《中日盟约》的当天，山田纯三郎到孙文住宅，由山田挂电话给陈其美，要他持印鉴立即前来，这位指挥杀害陶成章的著名凶手陈其美果然奉命来到；中华革命党党员王统一亦来到孙家。日本外务省有关档案中还留下了送信人王统一的名片，而王是中华革命党最早宣誓入党的五人之一，是订约时的在场见证者。此信和盟约的真实性，日本学者藤井升三已有详细论证，颇难推翻。
孙中山一再接受日军国主义者的“黑金”政治献金，其出卖东三省的秘密款曲被曝光，说明了什么？说明孙文对“九·一八”事变等国难、国耻的发生，具有不可推卸的罪责。他引狼入室在先，日本鬼子尾随在后，张学良东北军一枪不放退入关内，使得中国人民遭受灭顶之灾。这是近代中国历史的第一大案要案，而第一号案犯就是卖国求荣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如果将来日本解密相关资讯，也许能还历史的真相大白。
《中日盟约》是中日盟约问题中的核心文献，现保存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洞富雄处。据此《盟约》，1915年2月5日孙中山、陈其美和日本的犬信太郎、山田纯三郎在此《盟约》上签字盖印。此《盟约》有中文本和日文本，用毛笔书写，蜡封后盖有封印。
《盟约》内容如下：
中华及日本因为维持东亚永远之福利两国宜相提携而定左之盟约。
第一条、中日两国既相提携而他外国之对于东亚重要外交事件则两国宜互先通知协定。
第二条、为便于中日协同作战中华所用之海陆军兵器弹药兵具等宜采用与日本同式。
第三条、与前项同一之目的若中华海军聘用外国军人时宜主用日本军人。
第四条、使中日政治上提携之确实中华政府及地方公署若聘用外国人时宜主用日本人。
第五条、相期中日经济上之协同发达宜设中日银行及其支部于中日之重要都市。
第六条、与前项同一之目的中华经营矿山铁路及沿岸航路若要外国资本或合办之必要时可先商日本若日本不能应办可商他外国。
第七条、日本须与中华改良弊政上之必要援助且速使之成功。
第八条、日本须助中华之改良内政整顿军备建设健全之国家。
第九条、日本须赞助中华之改正条约关税独立及撤废领事裁判权等事业。
第十条、属于前各项范围内之约定而未经两国外交当局者或本盟约记名两国人者之认诺不得与他者缔结。
第十一条、本盟约自签订之日起拾年间为有效依两国之希望更得延期。
中华民国四年贰月五日即
大正四年贰月五日作于东京
孙文印
陈其美印
犬信太郎印
山田纯三郎印
由此可见，袁世凯极力逃避的《二十一条》，被孙文换成《十一条》主动送给日本了。以上政治、军事、经济上的种种特权，既然不容其它国家染指，外交上中国也不能独立行事，其实质，是把中国降为日本的属国。
难怪日本对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后，被袁世凯故意泄漏给报刊，导致海内外反应非常强烈，“独先生于此事默不一言”，因此，各界人士函电纷驰，质询孙文的态度。有的报纸因此揭露孙文已与日本结盟。
孙中山出卖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是只此一次。1923年《孙文越飞宣言》是孙中山卖国求荣的又一个罪证。为了取得苏俄的军事援助去发动内战，孙中山当时声明同意，“苏维埃俄国的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十分明显地，孙中山把外蒙主权“许诺”给了中国的世仇俄国，他有什么权力这样做？至于苏联代表越飞承诺说苏俄无意“使外蒙与中国分立”，被历史证明完全是欺人之谈。正因为如此，到了1924年春，中国共产党人才提出“应予外蒙古人民以民族自决的充分权利”的宣传，为丧权辱国的割让外蒙古，埋下了祸根。
袁伟时《孙文“卖国”档案》为孙文的其它卖国行为开过一个清单：
一、“在华南境内给法国以大面积的租界”。“约摸在1900年6月初，孙文会晤了法国公使朱尔斯·哈尔蒙德……希望得到法国军火装备和法国军事参谋的帮助，按照哈尔蒙德先生的报告，作为交换条件，孙中山提出在华南境内给法国人大面积的租界”。1902年12月底或者1903年1月，孙中山抵河内，与法国总督的私人秘书会谈，“孙文答应，在华南建立起联邦共和国以后，它将转向法国要求帮助，为了取得法国的支持，并将给以大面积的租界。”
二、1910年3月，孙文与美国人荷默·利和布思会谈，“这三个人建立了一个‘辛迪加’……孙博士任命布思为辛迪加和同盟会两者的‘驻国外的唯一财务代表’，并且授他以处理贷款、收款和购买所有陆海军装备的代理人的全权。辛迪加保留其权利，以负责掌握铁路建设的借款，割让满洲矿藏租借地给美国支持者，在临时政府建立以后，将借款转用于中国的经济建设。”“美国人同意在十七个月之内筹足三百五十万元，分为四期摊付给孙文。”
三、武昌起义后，孙文到了伦敦，寻求英国政府的帮助。“孙文答应在英国政府的建议下活动……他答应给英国和美国享有超过所有其它国家的优惠待遇。他将把中国的海军置于服从他个人命令的英国军官指挥之下，对于日本的态度，他将根据英国的建议办事。”由于英国政府寄希望于袁世凯，没有理睬这些建议。
早在1930年代初，后来任《大公报》总编辑的著名报人王芸生就在其名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中，全文公布了孙文1914年5月11日给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信。这封信有四个要点：
1，中国对日本，可以起到比印度之于英国更大的作用。孙文说：“英国之区区三岛，非甚广大，然人莫不知其国力膨胀日加者，以其得印度之大陆，为母国之大市场，世界列强始莫能与争。日本之发展已尽，殆无回旋之余地，中国则地大物博，尚未开发。今日本如英国之于印度，无设兵置守之劳费，而得中国之大市场，利且倍之，所谓一跃而为世界之首雄者此也。”也就是说，中国可以提供给日本比印度这块殖民地之于英国更廉价和利益更大的作用。具体说来是内政、外交、军事、实业、司法等等均靠日本帮助，且“可开放中国全国之市场，以惠日本之工商，日本不啻独占贸易上之利益……日本制造品销入中国者免税，中国原料输入日本者亦免税。”
2，袁世凯政府实际上是反日的。袁氏及其政府“佯与日本周旋，而阴事排斥……或政府依违其间，而嗾使民间反对，或其权利已许日本，而翻授之他国。彼之力未足以自固，又惮民党与日本亲善，故表面犹买日本之欢心……设其地位之巩固过于今日，其对待日本必更甚于今日。”
3，国民党掌握政权之目的未达到之前，中国不可能安定。信中的原话是：“夫惟民党握中国之政柄，而后中国始有治安可言也。民党抱有主义，为求其之必达，生死以之……民党之志一日不伸，即中国一日不能安”。
4，“日本能助革命党，则有大利”，所以要敢于超越常规，帮助国民党。孙文坦言“中国革命党事前无一强国以为助，其希望亦难达到”，但“助一国之民党，而颠覆其政府，非国际上之常例。然古今惟非常之人，乃能为非常之事，成非常之功，窃意阁下乃非常之人物，今遇非常之机会，正阁下大焕其经纶之日也。”孙文的这封信很快就被泄露出去，中外报刊广为登载，还说是黄兴揭露的。此事不但进一步损害了国民党人的形象，也加深了国民党人之间的分裂。从黄兴当时的一封信，可见一斑：“近得各处党员通告，并读中外各报登载弟所宣布中山先生之函，此事从何说起，党德败坏，竟至此极，殊可叹也！此事之有，弟不必加辩，请足下函询中山先生，即知其真相。中山先生是否有此函件与日本当道，尚属疑问，袁贼阴险，派侦离间吾辈，亦时时有之，即令有此函件，中山先生从未与兴阅过，兴又何从宣泄？此种卑鄙手段，稍有人格者不为。”
在绝大多数“读国共两党历史教科书”长大的人的眼中，袁世凯是个道行逆施、为了自身利益而卖国投敌的民族败类，而孙中山则是历史偶像、民族英雄，为中国走向独立自主作了出杰出的贡献，宝相庄严，灵光闪烁。但是历史并不像人们平时认为的那样。孙中山的所作所为，完全不合后人编造的伟人形象。
等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文不改恶习，还变本加厉。一次他偕同秘书长胡汉民同三井财团代表森恪及宫崎滔天、山田纯三郎会谈。会谈前，森恪等曾得到先后出任首相的日本政界元老桂太郎、山县有朋等授意，冀图与孙文等革命党人订立密约，使东三省归日本所有。会谈中，孙文表示：“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
森恪在会谈当天下午六时还发出一封经过孙文、胡汉民修改的致日本有关人士的特急电报，内称：“关于租借满洲，孙文已表应允……如能在汉冶萍公司五百万元借款之外再借与一千万元，则孙等与袁世凯之和议即可中止，而孙文或黄兴即可赴日订立关于满州之密约。”
据与孙文有密切交往的内田良平说，从1905年甚至更早开始，孙文就在游说日本朝野人士时一再声称：“满蒙可任日本取之，中国革命的目的在灭满兴汉”，“日本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以满蒙让渡与日本。”
孙中山的革命，得到日本政府外务省秘密资金的支助，已经不再是秘密。日本在有计划地对中国进行渗透的同时，不断地受到革命党和军阀的让步、许诺、暗示的鼓舞，逐步发展和完善了全面吞并中国的政治野心。
从1898年起至1923年止，包括与森恪的谈话在内，致小池的信以及《中日盟约》所披露的，类似的记录共十条，孙文交涉的对象包括日本的首相、陆军参谋总长、政坛元老、财阀等许多侵略头目。现在海峡两岸均有人急欲修补孙文的汉奸卖国形象，硬说这些文件是假的。他们没有想到，这是孙文的一贯思想，并非孤证。这是文件都是在日本外务省的档案中找出来的，而非稗官野史。而且日本人没有必要造谣污蔑诽谤孙文这么一个亲日分子。例如1905年成立同盟会时，由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共同拟定的六条政纲，其中第五条即为：“主张中日两国国民的联合”。
还有多项更加晚近的记载：
1917年9月15日，日本社会活动家河上清访问广东军政府。孙文在会见河上时明确地表示：“一旦他掌握了权力，将愉快地将满洲交给日本管理。”
1918年11月16日，孙文在上海会见日本实业家松永安左卫门时又说：“日本如果援助南方派的话，（我们就）可以承认日本对‘满蒙’的领有。”
1922年2月5日，孙文又与日华林矿工业公司的代表签订密约，规定该公司提供二万支长枪、七十二尊野炮、一百二十支机枪及相应的弹药和五百万日元（相当现在将近一千亿日元，折合十亿美元左右）为条件，“同意将海南岛，及所有沿广东海岸之岛屿的开发权，及从厦门以南至海南岛的渔权，全让给公司专利包办。”“同意公司对开发广西之林矿有优先权。”“政府指派三分之一的委员名额，委员会主席须为日本人。”此事当时就有所透露，引起海南岛在各地的人士强烈抗议，一再向孙文和军政府质问，《申报》和《华字日报》等报刊曾作过连续追踪报导。“护国运动”中，孙文又暗中与以田中义一为骨干的日本军部秘密往来，透过日商九原房之助，先后收受日本军部接济一百四十万日元（折合现在将近三百亿日元，约三亿美元），开日本军国主义介入中国内政之先河。
这还不算民国元年，孙文以临时大总统名义发表“布告各友邦书”，承认满清卖国政权所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所借的外债、和各国国家或各国个人的“种种之权利”。
民国三年，孙致大隈重信书，求助倒袁，所列交换条件，比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更为丧权辱国。1915年1月11日，日本驻华公使面交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一份二十一条决议书，史称《二十一条》，要中方俱签。部分理由就是日本要求对当年“支持中国革命”的回报。2月5日，中国政府刚刚与日本方面就签约一事谈判，讨价还价之际，孙中山却擅自在日本东京与日方秘密签订了一份《中日盟约》，共十一条。这份盟约，与著名的卖国条约“二十一条”，颇多相近之处，条款的屈辱损国，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好象证明了这些号称“革命党人”的饿蚊子，比八旗子弟和北洋军阀那帮饱蚊子还要来得“前卫”。
孙中山当年在日本的一举一动，均处于日本警方的严密监视下，所以日本警方的档案中留下了这些记录：订立《中日盟约》的当天，山田纯三郎到孙文住宅，由山田挂电话给陈其美，要他持印鉴立即前来，这位指挥杀害陶成章的著名凶手陈其美果然奉命来到；中华革命党党员王统一亦来到孙家。日本外务省有关档案中还留下了送信人王统一的名片，而王是中华革命党最早宣誓入党的五人之一，是订约时的在场见证者。此信和盟约的真实性，日本学者藤井升三已有详细论证，颇难推翻。
孙中山一再接受日军国主义者的“黑金”政治献金，其出卖东三省的秘密款曲被曝光，说明了什么？说明孙文对“九·一八”事变等国难、国耻的发生，具有不可推卸的罪责。他引狼入室在先，日本鬼子尾随在后，张学良东北军一枪不放退入关内，使得中国人民遭受灭顶之灾。这是近代中国历史的第一大案要案，而第一号案犯就是卖国求荣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如果将来日本解密相关资讯，也许能还历史的真相大白。
《中日盟约》是中日盟约问题中的核心文献，现保存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洞富雄处。据此《盟约》，1915年2月5日孙中山、陈其美和日本的犬信太郎、山田纯三郎在此《盟约》上签字盖印。此《盟约》有中文本和日文本，用毛笔书写，蜡封后盖有封印。
《盟约》内容如下：
中华及日本因为维持东亚永远之福利两国宜相提携而定左之盟约。
第一条、中日两国既相提携而他外国之对于东亚重要外交事件则两国宜互先通知协定。
第二条、为便于中日协同作战中华所用之海陆军兵器弹药兵具等宜采用与日本同式。
第三条、与前项同一之目的若中华海军聘用外国军人时宜主用日本军人。
第四条、使中日政治上提携之确实中华政府及地方公署若聘用外国人时宜主用日本人。
第五条、相期中日经济上之协同发达宜设中日银行及其支部于中日之重要都市。
第六条、与前项同一之目的中华经营矿山铁路及沿岸航路若要外国资本或合办之必要时可先商日本若日本不能应办可商他外国。
第七条、日本须与中华改良弊政上之必要援助且速使之成功。
第八条、日本须助中华之改良内政整顿军备建设健全之国家。
第九条、日本须赞助中华之改正条约关税独立及撤废领事裁判权等事业。
第十条、属于前各项范围内之约定而未经两国外交当局者或本盟约记名两国人者之认诺不得与他者缔结。
第十一条、本盟约自签订之日起拾年间为有效依两国之希望更得延期。
中华民国四年贰月五日即
大正四年贰月五日作于东京
孙文印
陈其美印
犬信太郎印
山田纯三郎印
由此可见，袁世凯极力逃避的《二十一条》，被孙文换成《十一条》主动送给日本了。以上政治、军事、经济上的种种特权，既然不容其它国家染指，外交上中国也不能独立行事，其实质，是把中国降为日本的属国。
难怪日本对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后，被袁世凯故意泄漏给报刊，导致海内外反应非常强烈，“独先生于此事默不一言”，因此，各界人士函电纷驰，质询孙文的态度。有的报纸因此揭露孙文已与日本结盟。
孙中山出卖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是只此一次。1923年《孙文越飞宣言》是孙中山卖国求荣的又一个罪证。为了取得苏俄的军事援助去发动内战，孙中山当时声明同意，“苏维埃俄国的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十分明显地，孙中山把外蒙主权“许诺”给了中国的世仇俄国，他有什么权力这样做？至于苏联代表越飞承诺说苏俄无意“使外蒙与中国分立”，被历史证明完全是欺人之谈。正因为如此，到了1924年春，中国共产党人才提出“应予外蒙古人民以民族自决的充分权利”的宣传，为丧权辱国的割让外蒙古，埋下了祸根。
袁伟时《孙文“卖国”档案》为孙文的其它卖国行为开过一个清单：
一、“在华南境内给法国以大面积的租界”。“约摸在1900年6月初，孙文会晤了法国公使朱尔斯·哈尔蒙德……希望得到法国军火装备和法国军事参谋的帮助，按照哈尔蒙德先生的报告，作为交换条件，孙中山提出在华南境内给法国人大面积的租界”。1902年12月底或者1903年1月，孙中山抵河内，与法国总督的私人秘书会谈，“孙文答应，在华南建立起联邦共和国以后，它将转向法国要求帮助，为了取得法国的支持，并将给以大面积的租界。”
二、1910年3月，孙文与美国人荷默·利和布思会谈，“这三个人建立了一个‘辛迪加’……孙博士任命布思为辛迪加和同盟会两者的‘驻国外的唯一财务代表’，并且授他以处理贷款、收款和购买所有陆海军装备的代理人的全权。辛迪加保留其权利，以负责掌握铁路建设的借款，割让满洲矿藏租借地给美国支持者，在临时政府建立以后，将借款转用于中国的经济建设。”“美国人同意在十七个月之内筹足三百五十万元，分为四期摊付给孙文。”
三、武昌起义后，孙文到了伦敦，寻求英国政府的帮助。“孙文答应在英国政府的建议下活动……他答应给英国和美国享有超过所有其它国家的优惠待遇。他将把中国的海军置于服从他个人命令的英国军官指挥之下，对于日本的态度，他将根据英国的建议办事。”由于英国政府寄希望于袁世凯，没有理睬这些建议。
早在1930年代初，后来任《大公报》总编辑的著名报人王芸生就在其名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中，全文公布了孙文1914年5月11日给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信。这封信有四个要点：
1，中国对日本，可以起到比印度之于英国更大的作用。孙文说：“英国之区区三岛，非甚广大，然人莫不知其国力膨胀日加者，以其得印度之大陆，为母国之大市场，世界列强始莫能与争。日本之发展已尽，殆无回旋之余地，中国则地大物博，尚未开发。今日本如英国之于印度，无设兵置守之劳费，而得中国之大市场，利且倍之，所谓一跃而为世界之首雄者此也。”也就是说，中国可以提供给日本比印度这块殖民地之于英国更廉价和利益更大的作用。具体说来是内政、外交、军事、实业、司法等等均靠日本帮助，且“可开放中国全国之市场，以惠日本之工商，日本不啻独占贸易上之利益……日本制造品销入中国者免税，中国原料输入日本者亦免税。”
2，袁世凯政府实际上是反日的。袁氏及其政府“佯与日本周旋，而阴事排斥……或政府依违其间，而嗾使民间反对，或其权利已许日本，而翻授之他国。彼之力未足以自固，又惮民党与日本亲善，故表面犹买日本之欢心……设其地位之巩固过于今日，其对待日本必更甚于今日。”
3，国民党掌握政权之目的未达到之前，中国不可能安定。信中的原话是：“夫惟民党握中国之政柄，而后中国始有治安可言也。民党抱有主义，为求其之必达，生死以之……民党之志一日不伸，即中国一日不能安”。
4，“日本能助革命党，则有大利”，所以要敢于超越常规，帮助国民党。孙文坦言“中国革命党事前无一强国以为助，其希望亦难达到”，但“助一国之民党，而颠覆其政府，非国际上之常例。然古今惟非常之人，乃能为非常之事，成非常之功，窃意阁下乃非常之人物，今遇非常之机会，正阁下大焕其经纶之日也。”孙文的这封信很快就被泄露出去，中外报刊广为登载，还说是黄兴揭露的。此事不但进一步损害了国民党人的形象，也加深了国民党人之间的分裂。从黄兴当时的一封信，可见一斑：“近得各处党员通告，并读中外各报登载弟所宣布中山先生之函，此事从何说起，党德败坏，竟至此极，殊可叹也！此事之有，弟不必加辩，请足下函询中山先生，即知其真相。中山先生是否有此函件与日本当道，尚属疑问，袁贼阴险，派侦离间吾辈，亦时时有之，即令有此函件，中山先生从未与兴阅过，兴又何从宣泄？此种卑鄙手段，稍有人格者不为。”
在绝大多数“读国共两党历史教科书”长大的人的眼中，袁世凯是个道行逆施、为了自身利益而卖国投敌的民族败类，而孙中山则是历史偶像、民族英雄，为中国走向独立自主作了出杰出的贡献，宝相庄严，灵光闪烁。但是历史并不像人们平时认为的那样。孙中山的所作所为，完全不合后人编造的伟人形象。
1908年冬，《民报》主编章炳麟和孙中山因经费问题闹翻而退出同盟会，章炳麟说：日本人向孙中山赠送的赠款，本来是赠送给革命党的革命经费，孙中山却把这些钱当作赠送给他个人的私人赠款使用。章批评孙这种作法“实在有损我同盟会之威信，而使日人启其轻侮之心”。
等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文不改恶习，还变本加厉。一次他偕同秘书长胡汉民同三井财团代表森恪及宫崎滔天、山田纯三郎会谈。会谈前，森恪等曾得到先后出任首相的日本政界元老桂太郎、山县有朋等授意，冀图与孙文等革命党人订立密约，使东三省归日本所有。会谈中，孙文表示：“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
森恪在会谈当天下午六时还发出一封经过孙文、胡汉民修改的致日本有关人士的特急电报，内称：“关于租借满洲，孙文已表应允……如能在汉冶萍公司五百万元借款之外再借与一千万元，则孙等与袁世凯之和议即可中止，而孙文或黄兴即可赴日订立关于满州之密约。”
据与孙文有密切交往的内田良平说，从1905年甚至更早开始，孙文就在游说日本朝野人士时一再声称：“满蒙可任日本取之，中国革命的目的在灭满兴汉”，“日本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以满蒙让渡与日本。”
孙中山的革命，得到日本政府外务省秘密资金的支助，已经不再是秘密。日本在有计划地对中国进行渗透的同时，不断地受到革命党和军阀的让步、许诺、暗示的鼓舞，逐步发展和完善了全面吞并中国的政治野心。
从1898年起至1923年止，包括与森恪的谈话在内，致小池的信以及《中日盟约》所披露的，类似的记录共十条，孙文交涉的对象包括日本的首相、陆军参谋总长、政坛元老、财阀等许多侵略头目。现在海峡两岸均有人急欲修补孙文的汉奸卖国形象，硬说这些文件是假的。他们没有想到，这是孙文的一贯思想，并非孤证。这是文件都是在日本外务省的档案中找出来的，而非稗官野史。而且日本人没有必要造谣污蔑诽谤孙文这么一个亲日分子。例如1905年成立同盟会时，由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共同拟定的六条政纲，其中第五条即为：“主张中日两国国民的联合”。
还有多项更加晚近的记载：
1917年9月15日，日本社会活动家河上清访问广东军政府。孙文在会见河上时明确地表示：“一旦他掌握了权力，将愉快地将满洲交给日本管理。”
1918年11月16日，孙文在上海会见日本实业家松永安左卫门时又说：“日本如果援助南方派的话，（我们就）可以承认日本对‘满蒙’的领有。”
1922年2月5日，孙文又与日华林矿工业公司的代表签订密约，规定该公司提供二万支长枪、七十二尊野炮、一百二十支机枪及相应的弹药和五百万日元（相当现在将近一千亿日元，折合十亿美元左右）为条件，“同意将海南岛，及所有沿广东海岸之岛屿的开发权，及从厦门以南至海南岛的渔权，全让给公司专利包办。”“同意公司对开发广西之林矿有优先权。”“政府指派三分之一的委员名额，委员会主席须为日本人。”此事当时就有所透露，引起海南岛在各地的人士强烈抗议，一再向孙文和军政府质问，《申报》和《华字日报》等报刊曾作过连续追踪报导。“护国运动”中，孙文又暗中与以田中义一为骨干的日本军部秘密往来，透过日商九原房之助，先后收受日本军部接济一百四十万日元（折合现在将近三百亿日元，约三亿美元），开日本军国主义介入中国内政之先河。
这还不算民国元年，孙文以临时大总统名义发表“布告各友邦书”，承认满清卖国政权所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所借的外债、和各国国家或各国个人的“种种之权利”。
民国三年，孙致大隈重信书，求助倒袁，所列交换条件，比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更为丧权辱国。1915年1月11日，日本驻华公使面交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一份二十一条决议书，史称《二十一条》，要中方俱签。部分理由就是日本要求对当年“支持中国革命”的回报。2月5日，中国政府刚刚与日本方面就签约一事谈判，讨价还价之际，孙中山却擅自在日本东京与日方秘密签订了一份《中日盟约》，共十一条。这份盟约，与著名的卖国条约“二十一条”，颇多相近之处，条款的屈辱损国，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好象证明了这些号称“革命党人”的饿蚊子，比八旗子弟和北洋军阀那帮饱蚊子还要来得“前卫”。
孙中山当年在日本的一举一动，均处于日本警方的严密监视下，所以日本警方的档案中留下了这些记录：订立《中日盟约》的当天，山田纯三郎到孙文住宅，由山田挂电话给陈其美，要他持印鉴立即前来，这位指挥杀害陶成章的著名凶手陈其美果然奉命来到；中华革命党党员王统一亦来到孙家。日本外务省有关档案中还留下了送信人王统一的名片，而王是中华革命党最早宣誓入党的五人之一，是订约时的在场见证者。此信和盟约的真实性，日本学者藤井升三已有详细论证，颇难推翻。
孙中山一再接受日军国主义者的“黑金”政治献金，其出卖东三省的秘密款曲被曝光，说明了什么？说明孙文对“九·一八”事变等国难、国耻的发生，具有不可推卸的罪责。他引狼入室在先，日本鬼子尾随在后，张学良东北军一枪不放退入关内，使得中国人民遭受灭顶之灾。这是近代中国历史的第一大案要案，而第一号案犯就是卖国求荣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如果将来日本解密相关资讯，也许能还历史的真相大白。
《中日盟约》是中日盟约问题中的核心文献，现保存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洞富雄处。据此《盟约》，1915年2月5日孙中山、陈其美和日本的犬信太郎、山田纯三郎在此《盟约》上签字盖印。此《盟约》有中文本和日文本，用毛笔书写，蜡封后盖有封印。
《盟约》内容如下：
中华及日本因为维持东亚永远之福利两国宜相提携而定左之盟约。
第一条、中日两国既相提携而他外国之对于东亚重要外交事件则两国宜互先通知协定。
第二条、为便于中日协同作战中华所用之海陆军兵器弹药兵具等宜采用与日本同式。
第三条、与前项同一之目的若中华海军聘用外国军人时宜主用日本军人。
第四条、使中日政治上提携之确实中华政府及地方公署若聘用外国人时宜主用日本人。
第五条、相期中日经济上之协同发达宜设中日银行及其支部于中日之重要都市。
第六条、与前项同一之目的中华经营矿山铁路及沿岸航路若要外国资本或合办之必要时可先商日本若日本不能应办可商他外国。
第七条、日本须与中华改良弊政上之必要援助且速使之成功。
第八条、日本须助中华之改良内政整顿军备建设健全之国家。
第九条、日本须赞助中华之改正条约关税独立及撤废领事裁判权等事业。
第十条、属于前各项范围内之约定而未经两国外交当局者或本盟约记名两国人者之认诺不得与他者缔结。
第十一条、本盟约自签订之日起拾年间为有效依两国之希望更得延期。
中华民国四年贰月五日即
大正四年贰月五日作于东京
孙文印
陈其美印
犬信太郎印
山田纯三郎印
由此可见，袁世凯极力逃避的《二十一条》，被孙文换成《十一条》主动送给日本了。以上政治、军事、经济上的种种特权，既然不容其它国家染指，外交上中国也不能独立行事，其实质，是把中国降为日本的属国。
难怪日本对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后，被袁世凯故意泄漏给报刊，导致海内外反应非常强烈，“独先生于此事默不一言”，因此，各界人士函电纷驰，质询孙文的态度。有的报纸因此揭露孙文已与日本结盟。
孙中山出卖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是只此一次。1923年《孙文越飞宣言》是孙中山卖国求荣的又一个罪证。为了取得苏俄的军事援助去发动内战，孙中山当时声明同意，“苏维埃俄国的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十分明显地，孙中山把外蒙主权“许诺”给了中国的世仇俄国，他有什么权力这样做？至于苏联代表越飞承诺说苏俄无意“使外蒙与中国分立”，被历史证明完全是欺人之谈。正因为如此，到了1924年春，中国共产党人才提出“应予外蒙古人民以民族自决的充分权利”的宣传，为丧权辱国的割让外蒙古，埋下了祸根。
袁伟时《孙文“卖国”档案》为孙文的其它卖国行为开过一个清单：
一、“在华南境内给法国以大面积的租界”。“约摸在1900年6月初，孙文会晤了法国公使朱尔斯·哈尔蒙德……希望得到法国军火装备和法国军事参谋的帮助，按照哈尔蒙德先生的报告，作为交换条件，孙中山提出在华南境内给法国人大面积的租界”。1902年12月底或者1903年1月，孙中山抵河内，与法国总督的私人秘书会谈，“孙文答应，在华南建立起联邦共和国以后，它将转向法国要求帮助，为了取得法国的支持，并将给以大面积的租界。”
二、1910年3月，孙文与美国人荷默·利和布思会谈，“这三个人建立了一个‘辛迪加’……孙博士任命布思为辛迪加和同盟会两者的‘驻国外的唯一财务代表’，并且授他以处理贷款、收款和购买所有陆海军装备的代理人的全权。辛迪加保留其权利，以负责掌握铁路建设的借款，割让满洲矿藏租借地给美国支持者，在临时政府建立以后，将借款转用于中国的经济建设。”“美国人同意在十七个月之内筹足三百五十万元，分为四期摊付给孙文。”
三、武昌起义后，孙文到了伦敦，寻求英国政府的帮助。“孙文答应在英国政府的建议下活动……他答应给英国和美国享有超过所有其它国家的优惠待遇。他将把中国的海军置于服从他个人命令的英国军官指挥之下，对于日本的态度，他将根据英国的建议办事。”由于英国政府寄希望于袁世凯，没有理睬这些建议。
早在1930年代初，后来任《大公报》总编辑的著名报人王芸生就在其名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中，全文公布了孙文1914年5月11日给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信。这封信有四个要点：
1，中国对日本，可以起到比印度之于英国更大的作用。孙文说：“英国之区区三岛，非甚广大，然人莫不知其国力膨胀日加者，以其得印度之大陆，为母国之大市场，世界列强始莫能与争。日本之发展已尽，殆无回旋之余地，中国则地大物博，尚未开发。今日本如英国之于印度，无设兵置守之劳费，而得中国之大市场，利且倍之，所谓一跃而为世界之首雄者此也。”也就是说，中国可以提供给日本比印度这块殖民地之于英国更廉价和利益更大的作用。具体说来是内政、外交、军事、实业、司法等等均靠日本帮助，且“可开放中国全国之市场，以惠日本之工商，日本不啻独占贸易上之利益……日本制造品销入中国者免税，中国原料输入日本者亦免税。”
2，袁世凯政府实际上是反日的。袁氏及其政府“佯与日本周旋，而阴事排斥……或政府依违其间，而嗾使民间反对，或其权利已许日本，而翻授之他国。彼之力未足以自固，又惮民党与日本亲善，故表面犹买日本之欢心……设其地位之巩固过于今日，其对待日本必更甚于今日。”
3，国民党掌握政权之目的未达到之前，中国不可能安定。信中的原话是：“夫惟民党握中国之政柄，而后中国始有治安可言也。民党抱有主义，为求其之必达，生死以之……民党之志一日不伸，即中国一日不能安”。
4，“日本能助革命党，则有大利”，所以要敢于超越常规，帮助国民党。孙文坦言“中国革命党事前无一强国以为助，其希望亦难达到”，但“助一国之民党，而颠覆其政府，非国际上之常例。然古今惟非常之人，乃能为非常之事，成非常之功，窃意阁下乃非常之人物，今遇非常之机会，正阁下大焕其经纶之日也。”孙文的这封信很快就被泄露出去，中外报刊广为登载，还说是黄兴揭露的。此事不但进一步损害了国民党人的形象，也加深了国民党人之间的分裂。从黄兴当时的一封信，可见一斑：“近得各处党员通告，并读中外各报登载弟所宣布中山先生之函，此事从何说起，党德败坏，竟至此极，殊可叹也！此事之有，弟不必加辩，请足下函询中山先生，即知其真相。中山先生是否有此函件与日本当道，尚属疑问，袁贼阴险，派侦离间吾辈，亦时时有之，即令有此函件，中山先生从未与兴阅过，兴又何从宣泄？此种卑鄙手段，稍有人格者不为。”
在绝大多数“读国共两党历史教科书”长大的人的眼中，袁世凯是个道行逆施、为了自身利益而卖国投敌的民族败类，而孙中山则是历史偶像、民族英雄，为中国走向独立自主作了出杰出的贡献，宝相庄严，灵光闪烁。但是历史并不像人们平时认为的那样。孙中山的所作所为，完全不合后人编造的伟人形象。
等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文不改恶习，还变本加厉。一次他偕同秘书长胡汉民同三井财团代表森恪及宫崎滔天、山田纯三郎会谈。会谈前，森恪等曾得到先后出任首相的日本政界元老桂太郎、山县有朋等授意，冀图与孙文等革命党人订立密约，使东三省归日本所有。会谈中，孙文表示：“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
森恪在会谈当天下午六时还发出一封经过孙文、胡汉民修改的致日本有关人士的特急电报，内称：“关于租借满洲，孙文已表应允……如能在汉冶萍公司五百万元借款之外再借与一千万元，则孙等与袁世凯之和议即可中止，而孙文或黄兴即可赴日订立关于满州之密约。”
据与孙文有密切交往的内田良平说，从1905年甚至更早开始，孙文就在游说日本朝野人士时一再声称：“满蒙可任日本取之，中国革命的目的在灭满兴汉”，“日本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以满蒙让渡与日本。”
孙中山的革命，得到日本政府外务省秘密资金的支助，已经不再是秘密。日本在有计划地对中国进行渗透的同时，不断地受到革命党和军阀的让步、许诺、暗示的鼓舞，逐步发展和完善了全面吞并中国的政治野心。
从1898年起至1923年止，包括与森恪的谈话在内，致小池的信以及《中日盟约》所披露的，类似的记录共十条，孙文交涉的对象包括日本的首相、陆军参谋总长、政坛元老、财阀等许多侵略头目。现在海峡两岸均有人急欲修补孙文的汉奸卖国形象，硬说这些文件是假的。他们没有想到，这是孙文的一贯思想，并非孤证。这是文件都是在日本外务省的档案中找出来的，而非稗官野史。而且日本人没有必要造谣污蔑诽谤孙文这么一个亲日分子。例如1905年成立同盟会时，由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共同拟定的六条政纲，其中第五条即为：“主张中日两国国民的联合”。
还有多项更加晚近的记载：
1917年9月15日，日本社会活动家河上清访问广东军政府。孙文在会见河上时明确地表示：“一旦他掌握了权力，将愉快地将满洲交给日本管理。”
1918年11月16日，孙文在上海会见日本实业家松永安左卫门时又说：“日本如果援助南方派的话，（我们就）可以承认日本对‘满蒙’的领有。”
1922年2月5日，孙文又与日华林矿工业公司的代表签订密约，规定该公司提供二万支长枪、七十二尊野炮、一百二十支机枪及相应的弹药和五百万日元（相当现在将近一千亿日元，折合十亿美元左右）为条件，“同意将海南岛，及所有沿广东海岸之岛屿的开发权，及从厦门以南至海南岛的渔权，全让给公司专利包办。”“同意公司对开发广西之林矿有优先权。”“政府指派三分之一的委员名额，委员会主席须为日本人。”此事当时就有所透露，引起海南岛在各地的人士强烈抗议，一再向孙文和军政府质问，《申报》和《华字日报》等报刊曾作过连续追踪报导。“护国运动”中，孙文又暗中与以田中义一为骨干的日本军部秘密往来，透过日商九原房之助，先后收受日本军部接济一百四十万日元（折合现在将近三百亿日元，约三亿美元），开日本军国主义介入中国内政之先河。
这还不算民国元年，孙文以临时大总统名义发表“布告各友邦书”，承认满清卖国政权所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所借的外债、和各国国家或各国个人的“种种之权利”。
民国三年，孙致大隈重信书，求助倒袁，所列交换条件，比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更为丧权辱国。1915年1月11日，日本驻华公使面交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一份二十一条决议书，史称《二十一条》，要中方俱签。部分理由就是日本要求对当年“支持中国革命”的回报。2月5日，中国政府刚刚与日本方面就签约一事谈判，讨价还价之际，孙中山却擅自在日本东京与日方秘密签订了一份《中日盟约》，共十一条。这份盟约，与著名的卖国条约“二十一条”，颇多相近之处，条款的屈辱损国，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好象证明了这些号称“革命党人”的饿蚊子，比八旗子弟和北洋军阀那帮饱蚊子还要来得“前卫”。
孙中山当年在日本的一举一动，均处于日本警方的严密监视下，所以日本警方的档案中留下了这些记录：订立《中日盟约》的当天，山田纯三郎到孙文住宅，由山田挂电话给陈其美，要他持印鉴立即前来，这位指挥杀害陶成章的著名凶手陈其美果然奉命来到；中华革命党党员王统一亦来到孙家。日本外务省有关档案中还留下了送信人王统一的名片，而王是中华革命党最早宣誓入党的五人之一，是订约时的在场见证者。此信和盟约的真实性，日本学者藤井升三已有详细论证，颇难推翻。
孙中山一再接受日军国主义者的“黑金”政治献金，其出卖东三省的秘密款曲被曝光，说明了什么？说明孙文对“九·一八”事变等国难、国耻的发生，具有不可推卸的罪责。他引狼入室在先，日本鬼子尾随在后，张学良东北军一枪不放退入关内，使得中国人民遭受灭顶之灾。这是近代中国历史的第一大案要案，而第一号案犯就是卖国求荣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如果将来日本解密相关资讯，也许能还历史的真相大白。
《中日盟约》是中日盟约问题中的核心文献，现保存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洞富雄处。据此《盟约》，1915年2月5日孙中山、陈其美和日本的犬信太郎、山田纯三郎在此《盟约》上签字盖印。此《盟约》有中文本和日文本，用毛笔书写，蜡封后盖有封印。
《盟约》内容如下：
中华及日本因为维持东亚永远之福利两国宜相提携而定左之盟约。
第一条、中日两国既相提携而他外国之对于东亚重要外交事件则两国宜互先通知协定。
第二条、为便于中日协同作战中华所用之海陆军兵器弹药兵具等宜采用与日本同式。
第三条、与前项同一之目的若中华海军聘用外国军人时宜主用日本军人。
第四条、使中日政治上提携之确实中华政府及地方公署若聘用外国人时宜主用日本人。
第五条、相期中日经济上之协同发达宜设中日银行及其支部于中日之重要都市。
第六条、与前项同一之目的中华经营矿山铁路及沿岸航路若要外国资本或合办之必要时可先商日本若日本不能应办可商他外国。
第七条、日本须与中华改良弊政上之必要援助且速使之成功。
第八条、日本须助中华之改良内政整顿军备建设健全之国家。
第九条、日本须赞助中华之改正条约关税独立及撤废领事裁判权等事业。
第十条、属于前各项范围内之约定而未经两国外交当局者或本盟约记名两国人者之认诺不得与他者缔结。
第十一条、本盟约自签订之日起拾年间为有效依两国之希望更得延期。
中华民国四年贰月五日即
大正四年贰月五日作于东京
孙文印
陈其美印
犬信太郎印
山田纯三郎印
由此可见，袁世凯极力逃避的《二十一条》，被孙文换成《十一条》主动送给日本了。以上政治、军事、经济上的种种特权，既然不容其它国家染指，外交上中国也不能独立行事，其实质，是把中国降为日本的属国。
难怪日本对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后，被袁世凯故意泄漏给报刊，导致海内外反应非常强烈，“独先生于此事默不一言”，因此，各界人士函电纷驰，质询孙文的态度。有的报纸因此揭露孙文已与日本结盟。
孙中山出卖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是只此一次。1923年《孙文越飞宣言》是孙中山卖国求荣的又一个罪证。为了取得苏俄的军事援助去发动内战，孙中山当时声明同意，“苏维埃俄国的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十分明显地，孙中山把外蒙主权“许诺”给了中国的世仇俄国，他有什么权力这样做？至于苏联代表越飞承诺说苏俄无意“使外蒙与中国分立”，被历史证明完全是欺人之谈。正因为如此，到了1924年春，中国共产党人才提出“应予外蒙古人民以民族自决的充分权利”的宣传，为丧权辱国的割让外蒙古，埋下了祸根。
袁伟时《孙文“卖国”档案》为孙文的其它卖国行为开过一个清单：
一、“在华南境内给法国以大面积的租界”。“约摸在1900年6月初，孙文会晤了法国公使朱尔斯·哈尔蒙德……希望得到法国军火装备和法国军事参谋的帮助，按照哈尔蒙德先生的报告，作为交换条件，孙中山提出在华南境内给法国人大面积的租界”。1902年12月底或者1903年1月，孙中山抵河内，与法国总督的私人秘书会谈，“孙文答应，在华南建立起联邦共和国以后，它将转向法国要求帮助，为了取得法国的支持，并将给以大面积的租界。”
二、1910年3月，孙文与美国人荷默·利和布思会谈，“这三个人建立了一个‘辛迪加’……孙博士任命布思为辛迪加和同盟会两者的‘驻国外的唯一财务代表’，并且授他以处理贷款、收款和购买所有陆海军装备的代理人的全权。辛迪加保留其权利，以负责掌握铁路建设的借款，割让满洲矿藏租借地给美国支持者，在临时政府建立以后，将借款转用于中国的经济建设。”“美国人同意在十七个月之内筹足三百五十万元，分为四期摊付给孙文。”
三、武昌起义后，孙文到了伦敦，寻求英国政府的帮助。“孙文答应在英国政府的建议下活动……他答应给英国和美国享有超过所有其它国家的优惠待遇。他将把中国的海军置于服从他个人命令的英国军官指挥之下，对于日本的态度，他将根据英国的建议办事。”由于英国政府寄希望于袁世凯，没有理睬这些建议。
早在1930年代初，后来任《大公报》总编辑的著名报人王芸生就在其名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中，全文公布了孙文1914年5月11日给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信。这封信有四个要点：
1，中国对日本，可以起到比印度之于英国更大的作用。孙文说：“英国之区区三岛，非甚广大，然人莫不知其国力膨胀日加者，以其得印度之大陆，为母国之大市场，世界列强始莫能与争。日本之发展已尽，殆无回旋之余地，中国则地大物博，尚未开发。今日本如英国之于印度，无设兵置守之劳费，而得中国之大市场，利且倍之，所谓一跃而为世界之首雄者此也。”也就是说，中国可以提供给日本比印度这块殖民地之于英国更廉价和利益更大的作用。具体说来是内政、外交、军事、实业、司法等等均靠日本帮助，且“可开放中国全国之市场，以惠日本之工商，日本不啻独占贸易上之利益……日本制造品销入中国者免税，中国原料输入日本者亦免税。”
2，袁世凯政府实际上是反日的。袁氏及其政府“佯与日本周旋，而阴事排斥……或政府依违其间，而嗾使民间反对，或其权利已许日本，而翻授之他国。彼之力未足以自固，又惮民党与日本亲善，故表面犹买日本之欢心……设其地位之巩固过于今日，其对待日本必更甚于今日。”
3，国民党掌握政权之目的未达到之前，中国不可能安定。信中的原话是：“夫惟民党握中国之政柄，而后中国始有治安可言也。民党抱有主义，为求其之必达，生死以之……民党之志一日不伸，即中国一日不能安”。
4，“日本能助革命党，则有大利”，所以要敢于超越常规，帮助国民党。孙文坦言“中国革命党事前无一强国以为助，其希望亦难达到”，但“助一国之民党，而颠覆其政府，非国际上之常例。然古今惟非常之人，乃能为非常之事，成非常之功，窃意阁下乃非常之人物，今遇非常之机会，正阁下大焕其经纶之日也。”孙文的这封信很快就被泄露出去，中外报刊广为登载，还说是黄兴揭露的。此事不但进一步损害了国民党人的形象，也加深了国民党人之间的分裂。从黄兴当时的一封信，可见一斑：“近得各处党员通告，并读中外各报登载弟所宣布中山先生之函，此事从何说起，党德败坏，竟至此极，殊可叹也！此事之有，弟不必加辩，请足下函询中山先生，即知其真相。中山先生是否有此函件与日本当道，尚属疑问，袁贼阴险，派侦离间吾辈，亦时时有之，即令有此函件，中山先生从未与兴阅过，兴又何从宣泄？此种卑鄙手段，稍有人格者不为。”
在绝大多数“读国共两党历史教科书”长大的人的眼中，袁世凯是个道行逆施、为了自身利益而卖国投敌的民族败类，而孙中山则是历史偶像、民族英雄，为中国走向独立自主作了出杰出的贡献，宝相庄严，灵光闪烁。但是历史并不像人们平时认为的那样。孙中山的所作所为，完全不合后人编造的伟人形象。
火鸟台播过一期，支持孙的黑龙会就是谋划侵华的
我们以往的教科书和外交史确实是批评袁世凯推崇孙中山的。袁世凯在外交方面的恶名，主要来自关于“二十一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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