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国民党军在延安掠影,亮点(国军为人民服务处)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0 03:11:28


[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在1947年3月至1948年4月约一年间占领延安,这是中共党史和国共内战中一项特殊的记录。1947年4月国民政府国防部曾安排一批中外记者搭乘专机飞往延安。除了国民党党政系统的报刊之外,也包括立场较自由的《大公报》,因此有关延安行的文章曾大量出现在全国主要报刊上。

胡宗南部高级军官与记者团主要成员在飞机前合影,此时虽是春天,但太阳高照,尘土飞扬 

胡宗南部队中的战车营,虽是轻型坦克,却仍然是国军中少见的重装备。该都原来在宜川附近待命,随后进入延安。尽管火力强大,但在陕北高原的特殊地形中作用有限。

中外记者团分乘六辆大型美式吉甫车,向延安市区疾驶,此时未至中午时分,记者们无不精神抖擞,对采访工作充满着期待。

进入延安市区的关隘站满了卫兵,充满着战地的气氛。记者团的吉甫车驶过的道路两旁,散布着卫兵以及老百姓,面无表情地看着访客 
 
记者团参观中央大礼堂,这个建筑座落在山沟,另一侧即为中共中央办公室所在的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建筑宏伟,是著名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地方。这座建筑由杨作才设计,溶入地方特色,于1942年落成,长35米、宽30米,可容千人。记者团成员站在中央大礼堂外面,为这座建筑的气势赞叹不已。 

杨家岭的地形和建筑,一览无遗。右边是中央大礼堂,中间是中央办公厅楼,左上为中共中央领袖的居所以及中央统战部、秘书处、宣传部、组织部等机关的办公室。树木稀少,建筑方位和外形更显得清楚。这一张照片是至今仅见的杨家岭的全景图,画质也是最高的。

韩继恩面对中外记者时,主动讲了一堆话,立刻成为记者们围绕的对象。每一个记者都拿着笔记本,仔细地记下他所说的每一句话。

壮丁们在王家坪里接受操练,由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军人监视着队伍。 

延安百姓被动员来边区政府前广场领救济金,只要满12岁,每个人可以领两万元。图中为国军在县政府办公楼上挂起「国军为人民服务处」的标语布条。
 
延安民众对着中外记者团的照相,发出了笑声,纯朴的百姓对外来者卸下戒心后,表现了善良的本性

延安大街的景况,随着情势趋于稳定,不少居民陆续回到城里。这条马路是延安古城的中轴线,连接镇西楼和大东门,举凡县署、府署、鼓楼均沿这条大街分布。这张照片清楚显示大街逐次而上,远处即为鳯凰山,山顶天际在线为著名的镇西楼。 

延安新市场位于城南的市场沟,为全城商业密集的地区。
 
  1939年,边区政府在此开辟新市场,并题上「延安新市场」几个大字。原来此地车水马龙,热闹异常,共产党撤出延安前在此举行了保卫延安的万人群众大会,如此却空无一人。这种情况说明了,尽管胡宗南部对延安人民施以小惠,但战争造成人口外迁,商业锐减,实质上已严重打击到延安百姓的生活。 

[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在1947年3月至1948年4月约一年间占领延安,这是中共党史和国共内战中一项特殊的记录。1947年4月国民政府国防部曾安排一批中外记者搭乘专机飞往延安。除了国民党党政系统的报刊之外,也包括立场较自由的《大公报》,因此有关延安行的文章曾大量出现在全国主要报刊上。

watermarkCAB9PHB8.jpg (70.81 KB, 下载次数: 0)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2011-10-1 16:45 上传


胡宗南部高级军官与记者团主要成员在飞机前合影,此时虽是春天,但太阳高照,尘土飞扬 

watermark.jpg (81.23 KB, 下载次数: 4)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2011-10-1 16:46 上传


胡宗南部队中的战车营,虽是轻型坦克,却仍然是国军中少见的重装备。该都原来在宜川附近待命,随后进入延安。尽管火力强大,但在陕北高原的特殊地形中作用有限。

watermarkCA43PQ7H.jpg (65.26 KB, 下载次数: 0)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2011-10-1 16:47 上传


中外记者团分乘六辆大型美式吉甫车,向延安市区疾驶,此时未至中午时分,记者们无不精神抖擞,对采访工作充满着期待。

watermarkCAPQ743U.jpg (54.71 KB, 下载次数: 0)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2011-10-1 16:49 上传


进入延安市区的关隘站满了卫兵,充满着战地的气氛。记者团的吉甫车驶过的道路两旁,散布着卫兵以及老百姓,面无表情地看着访客 
 

watermarkCAZKK6WC.jpg (71.79 KB, 下载次数: 1)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2011-10-1 16:50 上传


记者团参观中央大礼堂,这个建筑座落在山沟,另一侧即为中共中央办公室所在的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建筑宏伟,是著名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地方。这座建筑由杨作才设计,溶入地方特色,于1942年落成,长35米、宽30米,可容千人。记者团成员站在中央大礼堂外面,为这座建筑的气势赞叹不已。 

watermark1.jpg (62.79 KB, 下载次数: 0)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2011-10-1 16:51 上传


杨家岭的地形和建筑,一览无遗。右边是中央大礼堂,中间是中央办公厅楼,左上为中共中央领袖的居所以及中央统战部、秘书处、宣传部、组织部等机关的办公室。树木稀少,建筑方位和外形更显得清楚。这一张照片是至今仅见的杨家岭的全景图,画质也是最高的。

watermarkCA4BPWH5.jpg (54.2 KB, 下载次数: 0)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2011-10-1 16:53 上传


韩继恩面对中外记者时,主动讲了一堆话,立刻成为记者们围绕的对象。每一个记者都拿着笔记本,仔细地记下他所说的每一句话。

watermark2.jpg (73.39 KB, 下载次数: 0)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2011-10-1 16:54 上传


壮丁们在王家坪里接受操练,由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军人监视着队伍。 

watermarkCAPG4YIA.jpg (75.88 KB, 下载次数: 3)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2011-10-1 16:56 上传


延安百姓被动员来边区政府前广场领救济金,只要满12岁,每个人可以领两万元。图中为国军在县政府办公楼上挂起「国军为人民服务处」的标语布条。
 

watermarkCA186FMD.jpg (78.71 KB, 下载次数: 0)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2011-10-1 16:57 上传


延安民众对着中外记者团的照相,发出了笑声,纯朴的百姓对外来者卸下戒心后,表现了善良的本性

watermark3.jpg (63.11 KB, 下载次数: 0)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2011-10-1 16:59 上传


延安大街的景况,随着情势趋于稳定,不少居民陆续回到城里。这条马路是延安古城的中轴线,连接镇西楼和大东门,举凡县署、府署、鼓楼均沿这条大街分布。这张照片清楚显示大街逐次而上,远处即为鳯凰山,山顶天际在线为著名的镇西楼。 

watermark4.jpg (54.22 KB, 下载次数: 0)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2011-10-1 17:00 上传


延安新市场位于城南的市场沟,为全城商业密集的地区。
 
  1939年,边区政府在此开辟新市场,并题上「延安新市场」几个大字。原来此地车水马龙,热闹异常,共产党撤出延安前在此举行了保卫延安的万人群众大会,如此却空无一人。这种情况说明了,尽管胡宗南部对延安人民施以小惠,但战争造成人口外迁,商业锐减,实质上已严重打击到延安百姓的生活。
2011-10-1 17:09 上传


胡宗南部将延安的壮丁集中训练,希望将部分过去共产党的民兵部队,转变为国民党的民兵。图为一批受训的延安壮丁正列队前进  
记者们内心的疑团
  这正是中外记者团踏足延安时所面临的基本情况。大抵上,招待人员说什么,记者们就写什么。而满腔党国赤忱、负有重大宣传任务的龚选舞,对政工人员所说的一切,更是深信不疑,不过当眼前所见与宣传相距太远时,仍不免一丝迷惑。龚选舞说:“当我正全神贯注聆听、埋头奋笔直书之际,平常带领我从事采访工作的《申报》的俞振基大哥却从旁轻声告诉我:‘在战地,要多用你的眼睛去看,不止尽是听人说话。’‘看这些眼前实物,军方说这儿曾剧战,你可在原野上看到炮坑,在建筑上目睹弹痕?’听他的话,我留心地四下观察,果然不曾看见什么剧战的痕迹。……我们参观的是胡总部收缴共军武器的展览。事先,我们认为在一次俘获万人的大胜后,收缴的武器必然大有可观,甚至可能包括共军兵卒撤离时不及携走的一些重兵器。……多年后,据带了一个残破兵团在四川降共的胡宗南将军的副手裴昌会(笔者按,原为胡部延安前进指挥所主任)说,那是一次为了应付中外记者参观而临时部署的战利品展览,不少展品还是来自他处。”
  胡部政治部为中外记者们安排的行程大抵如下:
  4月4日:上午飞抵延安,下榻边区政府招待所,盛文参谋长简报,下午参观枣园、中央大礼堂、杨家岭毛泽东与周恩来等居所、中**校、凤凰山麓。
  4月5日:早上升旗典礼,参观“共军战利品”陈列,采访“共军战俘”,下午自由采访,晚上胡宗南将军邀宴。4月6日:上午民众大会,中午发放延安百姓每人两万元救济金,下午自由采访。
  4月7日:上午原拟飞离延安,因雨待在室内打牌聊天。
  4月8日:上午飞离延安。
  《大公报》记者周榆瑞的专访
  整个行程实际上只有短短的三天,记者的报道也都集中于上述的内容。不过,在进入其中细节之前,应该先提到胡宗南此时的态度。所有记者都希望采访他,起码能听到胡宗南一些公开的谈话。然而根据龚选舞的描述,胡宗南只在5日晚宴上露个面,模仿他的校长向大家挥手,连声好好,随后便一直保持沉默,让记者团十分失望。尽管如此,胡宗南却主动约见了“中央社记者”沈昌焕与《大公报》记者周榆瑞。沈昌焕原本就是蒋介石秘书,找他来等于是向蒋传信,是必然之举。至于沈昌焕写的通讯稿,则满纸官样宣传,难窥真相。
  唯《大公报》是有公信力的民间报纸,周榆瑞也是才华洋溢的资深记者,观察敏锐,文笔深刻。龚选舞形容他,面色红润、身材高大、举止潇洒,西文国学造诣皆高,堪称中国新闻界的奇才。周榆瑞搭乘胡宗南副官安排的吉普车,再走上一百多层的台阶到达边区银行最高一层房屋,胡宗南正在庭院中独自散步,两人寒暄几句,胡请他走进一间挂满军事地图的会客室。周榆瑞后来在《大公报》的专访文章里有如下记述:
  “平汉线和徐州那一方面我不能判定;陕西境内的战事大约可于5月底结束。”胡将军以很肯定的语气答复我。 “中共现在的计划如何?”我紧接着
  胡将军端起红茶呷了一口,然后了一下眼睛,说道:“中共现在退守他们的第三根据地绥德,那个地方比延安富足得多。当然,他们是不肯离开陕北的!”
  没等我再问,他继续谈到他在陕北的工作原则;他不慌不忙地说道:“我现在有两个办法:一、大胆释放俘虏,并且发给他们路单和旅费。共军的军需卫生人员被我们俘获时,几乎都是立刻把他们放走的。这样可以使中共说我们杀害俘虏的宣传不攻自破。二、大胆任用土共;陕北本地的共产党员对我们很好的。而且,他们在本地是有领导作用的。”说到这里,他稍微停了片刻,接着又说下去:
  “依照我的计划,将来要选择他们之中的开明贤达分子,让他们当县长或其他地方行政人员。我相信绥德和清涧一定都有优秀人物的;可惜高岗到东北去了,如果他在此地,是可用的人材。”
  刚好昨天午夜国军攻下了瓦窑堡,胡将军起身走到地图旁边,手指着上面说:“瓦窑堡是可以控制绥德的。”说完这句话,他又把话锋转了:“刚才我所说的两个原则实行起来是很有成效的,同时也有配合的条件。我们现在最着重如何收拾人心,给予人民工作和衣食以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我们已有对待的办法。”
  满脸露着笑容,他提高了他的声调,接着往下说:
  “在延川干谷镇永平镇这一带我们获得了四百万担共产党没有搬走的粮食,所以粮食不成问题。还有,他们没把壮丁拉走,到处皆是。这些壮丁暗中帮国军的忙;例如军用电话线没有被剪断过,伤病兵从前方退下来也没有被杀害。这些事实证明了上述的两方略是可以实施的。”
  “至于我们的士兵,他们都明了只要共产党能参加政府,就可以了事。事实上,此地的老百姓都是八路军。粮食、枪械、骡马和壮丁都是共产党的生命。而且来归的壮丁中一定还有从前他们的干部,不去说破它就等于招抚八路军。”胡将军放出了爽朗的笑声,从笑声我领会到他心中的得意。
胡宗南的轻敌意识
  周榆瑞对胡宗南的采访记虽然写得不长,但很能反映当时胡宗南的处境和想法,尤其是他准备在陕北施展的政治手腕。他很清楚,陕北战事胜负的关键就是政治,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胡宗南用的其实是中国人的老办法,尽量启用本地人管本地事,过去的事既往不咎。不过胡宗南的想法过于简单,施惠确实能短暂地缓和社会矛盾,但不足以使百姓和执政者建立一体感,后者需要经过一段共同奋斗的历程。执政者带领百姓一起吃苦,冲破难关,共创美好家园,如此才能真正凝聚彼此的心。胡宗南与陕北百姓无此渊源,更何况他能布施的恩惠并非无限的,所谓粮食不缺并非事实。出于政治考虑,陕北人民一年不收田赋,胡部粮草和地方政府给养都要由南京中央供应,然而华北、东北战事消耗巨大,中央并不宽裕。陕北军队供需庞大,另外还要对百姓撒钱施恩,战事一旦拖延,胡部很快就会捉襟见肘。
  胡宗南部队进入延安不过一周时间,一个担任侧翼掩护的旅,就在青化砭被歼。他所说的占领瓦窑堡,不过是共军主动撤离,为进行运动战所做的迂回,因为不过大约一周后,胡部一三五旅又在瓦窑堡以南的羊马河被共军主力围歼。到了5月4日,类似的情况又发生,整编一六七旅在蟠龙镇被歼。共军利用国军追击求胜的心理,不断集中力量围歼其一部,积小胜为大胜。共军只有在充分掌握国军的情报,而国军却对共军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才能办得到。胡宗南显然轻估陕北的政治情势,他所谓陕西境内的战事5月底结束,应是他真实的评估,也是他十三年前在第五次“围剿”中建立的自信,然而如今时空已有根本的不同,胡宗南的自信导致了致命的轻敌意识。他虽然也知道共产党不好对付,但绝没有料到对方决心在陕北跟他缠斗,用人民战争的方式一步步消耗他的力量,嘲弄他,最后将他彻底击倒。
延安百姓的表与里
  至于人民群众在这场战争中的根本作用,周榆瑞在另一篇延安行的文章里则有清醒的认识。这位敏锐的记者总是在努力透过表面现象,去挖掘真相。采访行程中有一个民众大会,由绥靖区难民急赈总部派人发放救济金,每人可领取两万元。中午左右,县府广场聚集了两千多男女老幼,先是安排共产党树的劳模张永泰、女参议员左淑秀站起来对共产党批评了一番。接着大家排队领救济金。周榆瑞写道:“我信步走到街心,眼看着每个人极忍耐地在灼热的太阳下等候,当四张崭新的五千元大钞递到他手中的时候,他擦一下头上的汗,笑了,笑得有点迷惑。”
  这正是纯朴陕北农民的典型反应,有钱领自然开心,但他们不太清楚为什么国军要发钱给他们。周榆瑞无法满足于这种制式的采访行程,急欲了解延安百姓真正的感受,他到街上四处采访,后来写下的《延安人的话》即使今天读来,仍然值得品味:
  延安虽然是中共十三年的根据地,但是当他们撤退得只剩下空房子和家具器材的时候,只有逐渐回来的老百姓才是记者们寻求真实的对象。因此,我们纷纷地在街头上,在店铺里,在山坳,找老百姓和我们谈话。
  起先他们对于我们总是保持着相当的距离,说话时多少有点拘束;他们把我们叫做“国军的记者”,以为我们是来“说服”他们的。随便问他们之中任何一个人对于中共的看法,他一定赶紧答道:“共产党不好得很,毛主席是坏人;蒋主席是好人,他给我们一个人两万元。”后来因为我们时常在街道上走来走去,又常常和他们说话,彼此之间的距离也就缩短了。
  大体上说,他们对于“八路军”的军纪都相当地赞扬;因为共军的部队全是自供自给,不打骂老百姓,不拿老百姓的东西。在政治方面,他们对于“斗争”和“清算”的办法是非常反对的。“这种办法只有流氓地痞才能得到好处,不仅是地主,就是我们一般农民也是不赞成的。”一位六十来岁的庄稼人向我表示他的意见。他和其他的人们一样,很直觉地说出他所认为的“是非”。
  有几个人告诉我们说中共的医院是办得很好的,在从前,延安根本没有医药设备。“共产党的医院有外国医生,他替咱们老百姓治病打针不要钱,这是很好的。”他们都这样地说。还有,他们认为从前中共审判的方法是不错的,有理没理都可以弄得清白。对于开会,他们都十分地反对,他们认为从老远的地方跑来,听中共干部人员说一大套他们不大懂的话,又费时间,又没有意思。
  赵成业是我所接触的老百姓中最肯说话的一个人,他大约有五十多岁的光景。他最先在北门外种地,后来又开了一爿小店。当他看见投诚的韩继恩(笔者按,此人物本文稍后说明)正在会议厅中向许多的同业陈述毛泽东与陈绍禹的冲突时,他不禁伸了一下舌头,我便问他认识不认识韩,想从他的口中听到关于这位“科长”的一些故事。
  “延安人哪一个不认识韩科长?我们从前怕他,现在还是一样的害怕。他最贪污,到处问人家借钱不还;而且他还吸鸦片烟,他的老婆也是强娶过来的。”赵老头这样地告诉我。
  接着,他又补充了一句:“他甘心情愿替共产党做情报,常常派人到我们的门外偷听我们私下的谈话。”听了他的话之后,我不免看了韩继恩一眼;一个朴实农民的叙述简直把他的脸谱给勾出来了。
  他对于共军的军纪也称赞了一番;此外,在他的心目中,医院和学校都办得很不错。“看病和娃娃们读书都不要钱的。”他对我说。
  卖香烟的一些老百姓告我们说,他们的香烟是国军发给他们售卖的,并不需要先付批货的钱,等将来卖完香烟后再算账。我觉得这确实可以帮助他们解救目前的窘迫,再过些时候复业救济一开始,希望可以解决大多数人民的问题。政府对于陕北一带人民的态度委实值得我们的赞扬;除掉发给救济金之外,还公告豁免本年度的田赋征实。本来,从任何观点来看,老百姓是没有罪过的。
  后来,另一个的偶然机会使我遇见了一个三十岁左右的青年。他说这次战役中被国军俘获的多半是民兵,正规的“八路军”早已撤退了。“现在回来的老百姓虽然不少,假如没有集中训练的话,回来的人更要多。”他很坦白地告诉我。
  问他对于内战的看法,这位青年农民以极坚决的口气答复我说:“再也不能够打仗了;内战不停止,倒霉遭殃的是我们老百姓!”在他洪亮的声音中,我恍惚听到了四亿五千万人民在做同样的呼唤!
  从这些简单的叙述可以清楚看见,纯朴的百姓尽管讲话小心谨慎,但对于是非仍然有着直观的标准。他们批评“清算”、“斗争”的方式,不喜欢老是被叫去开会,抱怨自己被监视,对少数狗腿式的人物更是厌恶。不过,根本上,他们非常推崇八路军,觉得共产党公平公正,为百姓做了许多好事。只是他们对“国军的记者”吐露真心话时,表现得比较含蓄。《大公报》敢于发表这些言论,不负其在新闻界的盛名与口碑。另一方面,如果谈到争取民心,胡宗南不一定没机会,但他时间太短,不可能取代共产党与延安人民长期培养的情感,更何况此刻征战陕北的共军青年,多半还是延安人民自己家中的子弟,人心向着谁?答案不问自明。
  这也是毛泽东敢在陕北与胡宗南大军缠斗的重要原因,共产党所拥有的不仅是那近三万人的西北野战军,而且是整个陕北的政治与经济生态。放胡宗南进来,等于是放一头猛兽进入一张结得扎实严密的巨网。这也是中共进入延安后,修正过去在苏区的做法,埋头建设后的总检验。这种检验对于共产党的壮大深具意义。延安建设有别于早年的苏区,区别在于改变了在苏区实行的极左的政治与经济政策。苏区所在的华南农村,以氏族为基本社会组织,地主和佃农常为同一家族的成员,用暴力方式杀害地主会激起氏族本能的反抗,一旦富农甚至中农也被划到地主这一边,氏族的对立性更强,即使取得土地的佃农也生活在不安和恐惧中,以致红军突围时因民众后援不足而损失惨重。
  到了陕北,中共以灵活务实的做法,来处理土改所造成的社会矛盾。取消苏维埃,改为边区政府,实际上等于有了更大的政治团结空间。传统地方士绅、商贾、知识分子等,许多人被推选为参议员,而且经过一定的民主投票形式。虽然这跟现代意义的民主不一样,但对共产党团结地方人士,建立开明形象裨益良多。至于分田政策,基本上不杀地主,只以清算斗争的方式强迫其分田,对于富农,甚至鼓励他们发展生产,授予“劳动英雄”的荣衔,以有效地刺激生产,在繁荣农村经济的同时,也凝聚了人心。毛泽东再三称赞延安大生产运动中的富农典型吴满有,就是明证。
边区转为强大的战争机器
  在生产方面讲求实效之外,政治上中国共产党也进入一个新的境界。抗战八年中,中共透过“大生产运动”、“整风运动”,以及各种大大小小政治集会,已经将延安地区建设成政治、军事、社会、生产紧密相连的复合体,一旦动员起来,能立刻成为强大的战争机器。在这个机器中,军队的兵源、补给、情报构成一相互支持的完整体系,进退灵活,从而掌握战争的主动权。
  一般读过熊向晖回忆文章的人都知道,胡宗南军部用自己人假冒被俘的共军旅长,其实当时开放给中外记者团采访的所谓重要共军战俘有三位,其中那位“旅长”陈国栋已证实是国军自己假扮的,另一位“团司令员”吴守先,国共两方面都无史料记载,因此国军自己假扮的几率也很大。不过,最后一位被称为延安“公安局科长”的韩继恩,的确是延安人都知道的,而且在延安地方史料中也能找到韩继恩这个名字。根据周榆瑞的描述,主动来归的韩继恩自告奋勇,跟记者团批评起共产党来滔滔不绝。韩继恩的表现正是胡宗南所谓“陕北本地的共产党员对我们很好”的例证。如前所述,虽然陕北民众也有抱怨,但他们分得田地,医疗免费,儿童就学免费,治安良好,儿子参加八路军,这些根本的情况决定了他们对共产党的归属感。根据史料,胡宗南大军最少有两次与毛泽东的队伍只隔了一个山头,却还是找不到对方,与其像共产党嘲笑胡宗南是“饭桶”,毋宁说陕北的政治、军事、地理形态导致了这个结果。
  中国各边区的强大组织高举革命旗帜向全国进军,几乎无坚不摧。其中一项重要原因是,这种组织严密的政治、军事、社会、经济的复合体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出现,传统形态松散的社会无力阻挡。通过革命胜利,这种组织无论政治道德和组织形态,都会大大提高和强化,不仅有效解决了作为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的生存问题,也解决了百年来一般中国人迫切需要的秩序、安全与尊严的问题。不过,在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和平建设时期,这种组织也会显露弱点,但,这已是后话。



延安叛徒韩继恩领着国民党军在陕北安塞挖出秘密档案资料,余则成暴漏了!

延安叛徒韩继恩领着国民党军在陕北安塞挖出秘密档案资料,余则成暴漏了!
这些照片很不错。
占了城没人心,球用不顶
小坦克好Q啊。
共谍胡宗南,哈哈
据说胡宗南是共方面的高阶谍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