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权、海军与国家安全

●海洋不仅是经济大动脉，也是最方便快捷的军事交通线和最广阔的战略机动空间
　　●谁能控制海洋，谁就掌握了巨大的政治和经济权力
　　●以海军为代表的海权工具是海权的核心要素，是整个海权体系的中枢
　　“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地球财富和地球本身”。全球化发轫于近代航海地理大发现，海权从一诞生就打上了全球化烙印。一个多世纪以前，美国海军战略家马汉在创立海权论时就强调世界正处于今天我们称之为“全球化”的时代，在全球化不断深入的今天，我们更有必要审视海权对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深刻意义。
　　海权不单纯是一个局限于海洋空间内的事物，而是国家总体战略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海权的“权”并非“产权”、“人权”、“海洋权益”等所指的“权利”，也非简单的军事上“制海权”所指的“有利形势”，而是社会和政治中更抽象的“权力”。海权就是一国使用军事力量与非军事力量从海上对海洋活动的主体和其他政治实体意志行为施加影响的能力。海权不单纯是一个局限于海洋空间内的事物，海权是一个国家总体战略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海权的全面认识和完整运用应当有一个从陆地出发，通过海洋影响陆地的全球视野。海权学说一直是各国海军战略的理论基础，指导海权的运用与发展是谋划海上军事斗争和海上力量运用的海军战略的核心任务。
　　海权作为一种举足轻重的国家战略手段，是多种形式的物质强制效力和心理效力的总和。海权具有三个要素，即：海上影响力、海权工具和海权资源。海权的影响力包括强制性的与亲和性的两大类，具体有武力、威慑、抑制和诱导这几种形式。武力是实际使用物质手段予以制裁，从而强迫他人屈服；威慑是威胁使用武力进行心理制裁的强迫；抑制是让潜在的对手意识和预计到可能受制裁而放弃某些不利于权力主体的行为和意图，从而被迫自我强制；诱导则是给予恩惠来赢得遵从。海权的各种影响形式往往互为补充，交替综合运用。行使海权时除了使用武力之外，应尽可能通过发挥威慑、抑制和诱导力量去达成既定目标。海权影响力的有形载体是行使海权的工具。海权工具包括海上武装，民用船队和战略基地。海军是海上武装最主要代表，是海权的最集中体现；民用船队既是国家经济实体的构成部分，又是重要的海权工具。民用船队能够在和平用途与军事用途之间灵活转换，没有民用船队的支援，海上远距离大规模军事行动几乎不可能进行。民用船队的双重性和重要性，使其有国家“第二海军”之称；飞机和远程导弹等武器装备的使用，使得位于战略航道要冲的海上战略据点成为“不沉的航空母舰”，因此在咽喉位置建立战略基地就会对海洋拥有巨大的战略控制能力，能够产生巨大的影响力。海权资源是能造就海权工具以及间接支持国家行使海权的各种有形与无形因素的总称。从广义理解的海权资源包括地理条件、海洋事业、社会总体经济财富、科技与制造能力、人力资源和精神文化资源。海权资源虽不能直接用来行使海权，但海权资源是发展和行使海权的起点和基础，要巩固海权就必须不断扩大海权资源的来源。
　　以海军为代表的海权工具是海权的核心要素，是整个海权体系的中枢，又是海权的物化形式和集中体现。对于国家来说，发展海权主要是获取各类海权资源并进行有效整合，以建立强大的海军。海军可以借助海洋这一公共通道和战略空间合法地超出国家政治边界行使多种职能，运用海军维护国家利益的自主性受他国主权制约程度最小，海军在维护国家安全上具有高度的自主性，灵活性，时效性和可控性。现代海军的打击力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距海岸线200公里范围的沿海地带内分布着世界70%的人口和大中城市，是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重心，正处于海军常规火力最有效打击范围内。海军的运用因而具有得天独厚的力量放大效应，可以产生远远超过同等规模的其他兵力的战略影响力。
　　近些年来，各国纷纷加强了海军建设力度。美国相继提出了“从海上……”战略、《前沿作战……由海向陆———21世纪海军战略》等构想，大力建设以12个航母战斗群，12个远征打击群，9个导弹防御水面战斗群，4个导弹打击与特种作战潜艇群为骨干力量的信息化、数字化舰队。英国和法国也以信息化为牵引，不遗余力地建设航母、两栖兵力和潜艇兵力，加强本国的海军。当前世界海军掀起的新一轮以信息化为特征的军备质量竞赛，实质上就是融合航天技术和信息技术，争相打造以信息化部队、数字化舰队为物质基础的信息时代海权工具。其目的完全在于进一步扩大本国的海权，延伸和拓展海权的影响辐射范围，强化从海洋影响陆地、左右地区和全球政治格局的能力。
　　全球化时代对海洋的巨大依赖是国家必须发展海权的必然逻辑
　　今天世界最瞩目的特征是全球化。全球化表现为商品、资本、技术、人员、信息、观念文化等社会要素全球流动以及各种事物相互影响的全球关联性。全球化显著改变着人类社会的总体面貌，国家安全也同样因全球化的影响而改变。
　　生存安全和发展安全是国家安全需要的两个基本方面。当代国家的安全突出表现为发展安全。全球化大大加深了各国的对外开放度和依赖性，进一步增大了生存发展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这种开放的政治经济体系既可获得更多的发展机遇，也更易受外部环境冲击震荡的影响，有着与生俱来的敏感和脆弱。
　　全球化蕴含着对海洋的巨大依赖。海洋作为巨大的天然通道在全球化中充当着各国经济联系纽带和运输大动脉的角色，对现代国际社会和各国的经济、政治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虽然人类正进入信息化的社会，但全球化的人员流动、资本流动和信息流动是建立在巨大的物质流动基础之上。没有依赖于海洋运输的全球物质流动，现有的世界经济秩序就将陷入混乱与崩溃。据统计，2000年，世界海上运输的货物总吨位达55亿吨，按重量计算占世界贸易的比重为95%。在海上运输货物的构成中，大宗战略物资的运输占首要地位，其中能源运输的比重就占了运输总量的50%。以石油为例，2000年，世界海上运输的原油总计为17.628亿吨，占总货运量的30%，通过海上运输的石油占世界石油消费总量的50%左右，仅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量就占世界石油消费总量的25%。石油是经济的血液，经济对于能源安全具有高度敏感性,石油在能源消费中又有不可替代性和资源分布的严
　　重不均衡性，因此海上能源运输就构成了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中最引人注目的战略问题之一。社会经济对某一事物的依赖越大，这一方面面临的潜在风险和威胁也越大。要保证当代社会赖以生存的海外贸易和海上运输的安全，必须发展强大的海上武力，这就是国家必须发展海权的经济逻辑。
　　全球化条件下，国家不能无视本国政治边界之外的安全隐患，不能局限于政治边界内采取安全措施和行动，国家安全空间必须超越领土空间。全球化客观上必定会要求国家的权力更多的体现为国际性的权力。通过海洋投送权力是实现权力国际化的重要途径，海权在相当程度上代表着国际化的国家权力。全球化时代维护国家安全的力量必须能向本土之外进行投射，海洋是投送权力的首要渠道，海权在相当程度上代表着国家在本国之外行动的能力。全球化蕴含着对海洋的巨大依赖，这是国家必须发展海权的必然逻辑。社会历史进入全球化深入发展阶段后，运用海权保护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就不再是个别大国的专利，而成为与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各国的普遍要求。
　　经济全球化对军事力量建设的要求首先是对海军建设的要求
　　海洋不仅是经济大动脉，也是延伸距离最长、最方便快捷的军事交通线和最广阔的战略机动空间，海军可以借助海洋这一公共通道和战略空间合法地超出国家政治边界行使强制力。在连通的海洋环境中部署投送军事力量，具有在任何地理环境中所不能比拟的机动性、隐蔽性和生存力。所以谁能控制海洋，谁就能够影响调控国际体系力量天平的平衡，谁就掌握了巨大的政治和经济权力。
　　经济全球化对军事力量建设的要求首先是对海军建设的要求，当代各国海军建设运用方式无不鲜明体现出各自行使海权的途径和重要特征：
　　目前，美国在全球海权方面无人能够匹敌，因此其海军战略运用的重点全部放到“力量投送，由海制陆”上。美国海军目前服役的核攻击潜艇有54艘，计划每3年建造两艘新的“弗吉尼亚”级核攻击潜艇。美国海军有12艘现役的大型航空母舰(其中9艘为“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除了法国以外，没有任何其它国家拥有核动力航空母舰。美国海军还拥有12艘大型直升机/垂直及短距离起落飞机的两栖攻击舰，每艘的大小都为英国海军“无敌”级母舰的两倍。从1991年以来，美国海军已经建造了37艘造价为10亿美元的“阿利·伯克”级驱逐舰。美国还在研制下一代更为先进的DD—21驱逐舰。超强的海权为美国提供的军事潜能，使其超过其它任何海洋大国而制定出一项霸权主义对外政策。美国海军的超强实力，使美国国家安全态势也与其他国家不同。美国东西海岸濒临大西洋和太平洋，本身就是天然的海上安全屏障，美国在东亚的日本、韩国都有驻军和军事基地，在欧洲也有大量驻军和军事基地，这就使美国的安全纵深一下子向东西方向延伸出数千公里，而不是在本土的海岸线。这样的海权对美国国家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
　　苏联海军曾是美国海权的惟一威胁，它高性能的“台风”级、“阿库拉”级、“奥斯卡”级核潜艇的远洋进攻威力令人印象深刻。今日的俄罗斯海军风光不再，海军战略运用范围全面收缩。但为了保全超级大国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些全球战略资产，也为了日后的再度崛起，仍竭力维持在国际水域的海上军事活动。冷战结束后，英法海军规模有所削减。但是，它们全力建造“戴高乐”级和CVF航母，“前卫”级、“凯旋”级战略导弹核潜艇，45型防空与对陆打击驱逐舰以及两栖输送力量，实行区域性海权战略的势头有增无减。印度、澳大利亚、日本等地区强国的海军战略也在向这一目标靠拢。许多第三世界沿海国家在发展本国经济的过程中切身体会到海洋的重要性，为维护本国经济利益和国家海域的主权而大力发展海军，不断装备高精度的远程武器和先进的空中、水下平台，提高“反进入”能力。
　　从以上事实不难看出，海权在维护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作用，强大可靠的军事实力是平等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根本保证，海军应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及国际军事格局的变迁，国家利益从未像今天这样超越有形的领土边界，对资源和国家海上安全边界的保障需求也从未像今天这样显得如此迫切，要参与经济全球化，必须以武备为保障和平的基础，确保尽可能平等地参与这一过程。▲●海洋不仅是经济大动脉，也是最方便快捷的军事交通线和最广阔的战略机动空间
　　●谁能控制海洋，谁就掌握了巨大的政治和经济权力
　　●以海军为代表的海权工具是海权的核心要素，是整个海权体系的中枢
　　“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地球财富和地球本身”。全球化发轫于近代航海地理大发现，海权从一诞生就打上了全球化烙印。一个多世纪以前，美国海军战略家马汉在创立海权论时就强调世界正处于今天我们称之为“全球化”的时代，在全球化不断深入的今天，我们更有必要审视海权对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深刻意义。
　　海权不单纯是一个局限于海洋空间内的事物，而是国家总体战略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海权的“权”并非“产权”、“人权”、“海洋权益”等所指的“权利”，也非简单的军事上“制海权”所指的“有利形势”，而是社会和政治中更抽象的“权力”。海权就是一国使用军事力量与非军事力量从海上对海洋活动的主体和其他政治实体意志行为施加影响的能力。海权不单纯是一个局限于海洋空间内的事物，海权是一个国家总体战略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海权的全面认识和完整运用应当有一个从陆地出发，通过海洋影响陆地的全球视野。海权学说一直是各国海军战略的理论基础，指导海权的运用与发展是谋划海上军事斗争和海上力量运用的海军战略的核心任务。
　　海权作为一种举足轻重的国家战略手段，是多种形式的物质强制效力和心理效力的总和。海权具有三个要素，即：海上影响力、海权工具和海权资源。海权的影响力包括强制性的与亲和性的两大类，具体有武力、威慑、抑制和诱导这几种形式。武力是实际使用物质手段予以制裁，从而强迫他人屈服；威慑是威胁使用武力进行心理制裁的强迫；抑制是让潜在的对手意识和预计到可能受制裁而放弃某些不利于权力主体的行为和意图，从而被迫自我强制；诱导则是给予恩惠来赢得遵从。海权的各种影响形式往往互为补充，交替综合运用。行使海权时除了使用武力之外，应尽可能通过发挥威慑、抑制和诱导力量去达成既定目标。海权影响力的有形载体是行使海权的工具。海权工具包括海上武装，民用船队和战略基地。海军是海上武装最主要代表，是海权的最集中体现；民用船队既是国家经济实体的构成部分，又是重要的海权工具。民用船队能够在和平用途与军事用途之间灵活转换，没有民用船队的支援，海上远距离大规模军事行动几乎不可能进行。民用船队的双重性和重要性，使其有国家“第二海军”之称；飞机和远程导弹等武器装备的使用，使得位于战略航道要冲的海上战略据点成为“不沉的航空母舰”，因此在咽喉位置建立战略基地就会对海洋拥有巨大的战略控制能力，能够产生巨大的影响力。海权资源是能造就海权工具以及间接支持国家行使海权的各种有形与无形因素的总称。从广义理解的海权资源包括地理条件、海洋事业、社会总体经济财富、科技与制造能力、人力资源和精神文化资源。海权资源虽不能直接用来行使海权，但海权资源是发展和行使海权的起点和基础，要巩固海权就必须不断扩大海权资源的来源。
　　以海军为代表的海权工具是海权的核心要素，是整个海权体系的中枢，又是海权的物化形式和集中体现。对于国家来说，发展海权主要是获取各类海权资源并进行有效整合，以建立强大的海军。海军可以借助海洋这一公共通道和战略空间合法地超出国家政治边界行使多种职能，运用海军维护国家利益的自主性受他国主权制约程度最小，海军在维护国家安全上具有高度的自主性，灵活性，时效性和可控性。现代海军的打击力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距海岸线200公里范围的沿海地带内分布着世界70%的人口和大中城市，是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重心，正处于海军常规火力最有效打击范围内。海军的运用因而具有得天独厚的力量放大效应，可以产生远远超过同等规模的其他兵力的战略影响力。
　　近些年来，各国纷纷加强了海军建设力度。美国相继提出了“从海上……”战略、《前沿作战……由海向陆———21世纪海军战略》等构想，大力建设以12个航母战斗群，12个远征打击群，9个导弹防御水面战斗群，4个导弹打击与特种作战潜艇群为骨干力量的信息化、数字化舰队。英国和法国也以信息化为牵引，不遗余力地建设航母、两栖兵力和潜艇兵力，加强本国的海军。当前世界海军掀起的新一轮以信息化为特征的军备质量竞赛，实质上就是融合航天技术和信息技术，争相打造以信息化部队、数字化舰队为物质基础的信息时代海权工具。其目的完全在于进一步扩大本国的海权，延伸和拓展海权的影响辐射范围，强化从海洋影响陆地、左右地区和全球政治格局的能力。
　　全球化时代对海洋的巨大依赖是国家必须发展海权的必然逻辑
　　今天世界最瞩目的特征是全球化。全球化表现为商品、资本、技术、人员、信息、观念文化等社会要素全球流动以及各种事物相互影响的全球关联性。全球化显著改变着人类社会的总体面貌，国家安全也同样因全球化的影响而改变。
　　生存安全和发展安全是国家安全需要的两个基本方面。当代国家的安全突出表现为发展安全。全球化大大加深了各国的对外开放度和依赖性，进一步增大了生存发展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这种开放的政治经济体系既可获得更多的发展机遇，也更易受外部环境冲击震荡的影响，有着与生俱来的敏感和脆弱。
　　全球化蕴含着对海洋的巨大依赖。海洋作为巨大的天然通道在全球化中充当着各国经济联系纽带和运输大动脉的角色，对现代国际社会和各国的经济、政治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虽然人类正进入信息化的社会，但全球化的人员流动、资本流动和信息流动是建立在巨大的物质流动基础之上。没有依赖于海洋运输的全球物质流动，现有的世界经济秩序就将陷入混乱与崩溃。据统计，2000年，世界海上运输的货物总吨位达55亿吨，按重量计算占世界贸易的比重为95%。在海上运输货物的构成中，大宗战略物资的运输占首要地位，其中能源运输的比重就占了运输总量的50%。以石油为例，2000年，世界海上运输的原油总计为17.628亿吨，占总货运量的30%，通过海上运输的石油占世界石油消费总量的50%左右，仅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量就占世界石油消费总量的25%。石油是经济的血液，经济对于能源安全具有高度敏感性,石油在能源消费中又有不可替代性和资源分布的严
　　重不均衡性，因此海上能源运输就构成了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中最引人注目的战略问题之一。社会经济对某一事物的依赖越大，这一方面面临的潜在风险和威胁也越大。要保证当代社会赖以生存的海外贸易和海上运输的安全，必须发展强大的海上武力，这就是国家必须发展海权的经济逻辑。
　　全球化条件下，国家不能无视本国政治边界之外的安全隐患，不能局限于政治边界内采取安全措施和行动，国家安全空间必须超越领土空间。全球化客观上必定会要求国家的权力更多的体现为国际性的权力。通过海洋投送权力是实现权力国际化的重要途径，海权在相当程度上代表着国际化的国家权力。全球化时代维护国家安全的力量必须能向本土之外进行投射，海洋是投送权力的首要渠道，海权在相当程度上代表着国家在本国之外行动的能力。全球化蕴含着对海洋的巨大依赖，这是国家必须发展海权的必然逻辑。社会历史进入全球化深入发展阶段后，运用海权保护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就不再是个别大国的专利，而成为与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各国的普遍要求。
　　经济全球化对军事力量建设的要求首先是对海军建设的要求
　　海洋不仅是经济大动脉，也是延伸距离最长、最方便快捷的军事交通线和最广阔的战略机动空间，海军可以借助海洋这一公共通道和战略空间合法地超出国家政治边界行使强制力。在连通的海洋环境中部署投送军事力量，具有在任何地理环境中所不能比拟的机动性、隐蔽性和生存力。所以谁能控制海洋，谁就能够影响调控国际体系力量天平的平衡，谁就掌握了巨大的政治和经济权力。
　　经济全球化对军事力量建设的要求首先是对海军建设的要求，当代各国海军建设运用方式无不鲜明体现出各自行使海权的途径和重要特征：
　　目前，美国在全球海权方面无人能够匹敌，因此其海军战略运用的重点全部放到“力量投送，由海制陆”上。美国海军目前服役的核攻击潜艇有54艘，计划每3年建造两艘新的“弗吉尼亚”级核攻击潜艇。美国海军有12艘现役的大型航空母舰(其中9艘为“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除了法国以外，没有任何其它国家拥有核动力航空母舰。美国海军还拥有12艘大型直升机/垂直及短距离起落飞机的两栖攻击舰，每艘的大小都为英国海军“无敌”级母舰的两倍。从1991年以来，美国海军已经建造了37艘造价为10亿美元的“阿利·伯克”级驱逐舰。美国还在研制下一代更为先进的DD—21驱逐舰。超强的海权为美国提供的军事潜能，使其超过其它任何海洋大国而制定出一项霸权主义对外政策。美国海军的超强实力，使美国国家安全态势也与其他国家不同。美国东西海岸濒临大西洋和太平洋，本身就是天然的海上安全屏障，美国在东亚的日本、韩国都有驻军和军事基地，在欧洲也有大量驻军和军事基地，这就使美国的安全纵深一下子向东西方向延伸出数千公里，而不是在本土的海岸线。这样的海权对美国国家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
　　苏联海军曾是美国海权的惟一威胁，它高性能的“台风”级、“阿库拉”级、“奥斯卡”级核潜艇的远洋进攻威力令人印象深刻。今日的俄罗斯海军风光不再，海军战略运用范围全面收缩。但为了保全超级大国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些全球战略资产，也为了日后的再度崛起，仍竭力维持在国际水域的海上军事活动。冷战结束后，英法海军规模有所削减。但是，它们全力建造“戴高乐”级和CVF航母，“前卫”级、“凯旋”级战略导弹核潜艇，45型防空与对陆打击驱逐舰以及两栖输送力量，实行区域性海权战略的势头有增无减。印度、澳大利亚、日本等地区强国的海军战略也在向这一目标靠拢。许多第三世界沿海国家在发展本国经济的过程中切身体会到海洋的重要性，为维护本国经济利益和国家海域的主权而大力发展海军，不断装备高精度的远程武器和先进的空中、水下平台，提高“反进入”能力。
　　从以上事实不难看出，海权在维护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作用，强大可靠的军事实力是平等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根本保证，海军应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及国际军事格局的变迁，国家利益从未像今天这样超越有形的领土边界，对资源和国家海上安全边界的保障需求也从未像今天这样显得如此迫切，要参与经济全球化，必须以武备为保障和平的基础，确保尽可能平等地参与这一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