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主解释为何66年后拿出游击队借条 利息约定夸张

事主解释为何66年后拿出游击队借条 利息约定夸张2011年09月06日
来源：南方日报 作者：兴乐



梁诗伟在另一间未修葺的祖屋搬来梯子爬上墙头，告诉记者，第二张借条就是封存在这样的水泥砖中。兴乐 摄
没有成文的政策、难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本报昨日A02版《“游击队借条”67年后如何兑现》一文引发侨乡广泛热论，转载者众。纵观“中国第一侨乡”这片大地，曾涌现过无数抗战先烈、也有无数民众出钱出力支持抗战，梁诗伟的人生经历和这两张借条，正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与写照。
命运多舛的“十四公”
两张借条，牵动着一个家族的命运。他要求兑现的不只是金钱，更多的是解开心结。
今年73岁的梁诗伟住在江门市政府斜对面的花园新村北一栋旧楼房里，锈迹斑驳的铁门和陈旧的木门后面传来小狗的吠叫，梁伟诗先把小狗关到房里，再把记者迎进去。满眼旧家具，这间三室的房子若是放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算是殷实之家，然而如今的梁诗伟却是江门一个普通的低保户，生活来源主要靠蓬江区民政局毎月发放的690元，以及55岁的妻子每天外出捡破烂，此外能享受到的还有老人免费乘公交车。
女儿已出嫁，读初三的小儿子只有15岁，“本来还有个84年出生的儿子，94年车祸没了”，在梁诗伟小儿子的房间书桌上摆着一张黑白照，这是意外身亡的大儿子的照片，上面写着“爸爸妈妈永远爱你”。对于梁诗伟来说，人生的苦难不止中年丧子，其从幼年就开始了。
梁诗伟身份证上的真名是“梁启超”，与名人同名，于是他改名梁诗伟；在他家乡棠下镇三堡村井溪（旧称“大井头”），人称“十四公”，缘由便是他的父亲娶了6个老婆，生了14个子女，他排行十四，目前在世的只有他和一位同母的亲姐姐。
梁诗伟说，他的父亲并非富贵出身，年少时是乞丐，被人“卖猪仔”拐到美国做了58年劳工，在美国和国内都娶妻生子，“父亲靠节俭晚年回乡建屋置田买地，全是自己的血汗钱，无一分钱是剥削农民的”，其父1941年病亡，掌权家中事务的便是他的三妈，签下两张借条的便是这位“鸿文三姐”。
出身小康之家的梁诗伟经历了两次贫富大起落。1952年土改，三妈被斗死后他无钱读书，后来靠香港亲戚的资助到广州三十三中读书直到高中毕业，这时候他的出身一栏填的是“工人”，学校有一个名额可以读军校，他幸运获此名额，可惜三年的军校他只读了两年多就被退学了，原因是他寄给家里支援大嫂的15元钱被查到了来源，无奈之下他只能回到棠下大井头。
1962年，他和另外两人三次尝试偷渡香港未获成功，被以“反革命偷渡集团”的罪名判处18年有期徒刑，最终减刑一年在1979年回乡。1981年，梁诗伟一位香港姐姐终身未嫁而终，财产由他和广州的姐姐继承，他一下子获得了60多万港元的财产，于是他马上在市区买房结婚生子，“有钱的时候我也很乐意做善事，当时就捐了5000元给村里建了水泥晒谷场，买了6万多元10万吨的化肥，捐了3万多元给公社建敬老院”，梁诗伟说，这60万元他前前后后花了30来万做善事，“我父亲也是乐善好施的人，1938年日军未攻陷广州之前在韶关激战，我父亲亲手给当时两广第四战区的司令长官张发奎送去5000现大洋，获赠一支驳壳枪，就是我二哥的女儿梁月娇后来参加革命从家里带走的那支枪。”这个“梁月娇”从美国跑回国内参加革命，给自己的家族引来了一场大变故。
相识本地文史研究爱好者陈锦堂后，梁伟诗向他提起梁月娇参加革命并向家中借粮食一事，陈锦堂2008年2月撰文发表《井溪莱山梁公祠：激荡着一段红色烽烟》后一直想找到这张借条作为辅助史料，梁诗伟也想找到证明梁家在国难当头的年代，义无反顾地帮助和支持革命武装队伍的事实和依据，陈和梁多次商讨查找渠道，2009年12月12日，梁诗伟决定与陈锦堂一起返回祖屋寻找，开启了两张借条的发现之旅（详见9月5日A02版《“游击队借条”67年后如何兑现》）。
难以抹去的记忆：“鸿文三姐”之死
大井头村中的莱山梁公祠是为纪念该村先贤、清朝年间考取进士及第的梁莱山而建，修葺后大气磅礴，走进去，满是抗战的图文展览，这是陈锦堂和梁诗伟合作的，意在宣传这个村子的革命传统。梁诗伟支持抗战和革命，甚至还通过特殊途径获得革命人物的口述而整理出两部未发表的小说，他现在还能完整唱出当时的《游击队之歌》，然而三妈的死仍然是个打不开的心结。走出祠堂，梁诗伟站在大门口不动，他说：“有些情景，我永世都没办法从脑中抹去，那时三妈就跪在祠堂门口，而我则在围观的人群中”。
解放后，1952年土改，“鸿文三姐”被定为地主成分。梁诗伟回忆说，在斗争会上，三妈被按跪地上，小腿上放上一条杉木，六个人站在杉木上，“三妈妈的小腿骨当场折断，血流不止，第二日身亡。”
“三妈也许有所预感，才会在借条里写上‘保护和照顾后人’的字眼，然而事情来得太突然了，建国后到处风传国民党会打回来，所以三妈不敢拿出来，到后来马上就土改了，想拿出来也没机会了”。或是冥冥中的定数，第二张借条发现时间是2010年12月29日，而借条签订日期是1944年12月29日，正好66年。
2011年春节前，陈锦堂去新会档案局査找一名曾是老游击队员的越南华侨资料，顺查鸿文三姐的档案记录，在表格处理意见一栏中，写着“不法地主，斗死”；田产一栏只有“十五亩六分”土地。
南方日报记者 兴乐
■两大疑问
梁诗伟认为，他提出兑现第二张借条的要求不受第一张借条的处理意见所约束，因为第二张借条的内容与第一张借条的内容，无论所借的东西、数量和时间都是不同的，“岂可同日而语，混淆视听”。借东西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队，这个不用争辩，“我就问一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中一项‘借东西要还’，今天还管用否？”
梁诗伟找到的这第二张借据，先不论能否获得什么形式的补偿，至少可以是一份宝贵的存世文史资料，有关部门能否先做鉴定，再履行后续步骤？
1.能否先做鉴定？
2.第二张借条真的不能兑现或补偿？
专家说法
■记者采访了江门数位熟悉地方史的专家，在陈述了一些历史事实的同时，他们认为不宜发表意见，要求见报时隐去姓名。
如何处理借条，蓬江区民政局在对第一张借条进行“奖励”的时候征询过陈锦堂的意见，作为见证人，他认为“钱多少是一回事”，至少政府部门以此表明对抗战贡献过力量的人士的肯定，参照其他地方的类似情况，都是视乎财政能力和领导的意愿才处理这样的事情。
“建国前借的，不能与建国后没收的相混淆”
另一位林姓专家则认为，地主的后代更多地散落在海外，这种补偿在乎的不是金额的多少，更多的是一种安慰与肯定，“你是建国前借的，不是建国后没收的”，不能混淆。但从借条的真实性考虑，“这是一份难得的存世文物”，建议有关部门予以收藏。
读过本报报道的一位资深读者则指出，两张借条的利息约定都显得夸张，“民政局说‘按第一条借条的支付方式（利叠利），现在全国的粮食都未必足够给他’是有道理的”，“像是放高利贷，或者说是风险投资”，毕竟在当时政治形势不明朗的情况下，“有钱人在借钱的同时也是力求自保”。
那么，按照现实价值，这张借条价值几何？先计算8根一两金条，一两50克，昨（5）日黄金交易价是385元每克，8根50克的金条价值15.4万元；5000大洋，现在银元普通版700元左右一枚，市场收购价500元左右，以每个500元计算5000大洋值250万元！若是对比当时物价，则相当于现在50万到100万人民币，也是不小的数目，加上白米和2分利息，便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了。
“现时法律无法适用，只能靠上级出政策解决”
针对梁诗伟的兑现要求，记者采访了两位本地律师，意见有所相悖。一位李姓律师表示，借条是1944年所立，从追溯时效上看也已经过了20年的追溯时效，但考虑到当时民法通则还没有颁布，所以不能用现时法律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可以说没有办法利用法律武器来追回这笔债务了。
另一位林姓律师也表示，现在的法律确实无法适用此借条的的追溯，“难受理，基本不可能通过法律来解决”，“立据时法律与现在不同，不能拿现在法律来衡量”，“如果以政府动荡原因导致借据一时找不出来为由来索偿，可以申请法律索赔时限的延长”，针对民政部门质疑梁诗伟是否有权具有继承“鸿文三姐”的这些财产的权利，“借条上写的是个人名义，能不能代表游击队也难说，再说，抗战时期的政府应该是指国民政府”的说法，林律师认为“索偿的主体问题确实难定，所以还是要靠政策来解决”，“上一级权力机关出面解决，或是通过救济等形式进行补偿较为适当”。




http://news.ifeng.com/society/2/detail_2011_09/06/8968222_0.shtml

事主解释为何66年后拿出游击队借条 利息约定夸张2011年09月06日
来源：南方日报 作者：兴乐



梁诗伟在另一间未修葺的祖屋搬来梯子爬上墙头，告诉记者，第二张借条就是封存在这样的水泥砖中。兴乐 摄
没有成文的政策、难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本报昨日A02版《“游击队借条”67年后如何兑现》一文引发侨乡广泛热论，转载者众。纵观“中国第一侨乡”这片大地，曾涌现过无数抗战先烈、也有无数民众出钱出力支持抗战，梁诗伟的人生经历和这两张借条，正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与写照。
命运多舛的“十四公”
两张借条，牵动着一个家族的命运。他要求兑现的不只是金钱，更多的是解开心结。
今年73岁的梁诗伟住在江门市政府斜对面的花园新村北一栋旧楼房里，锈迹斑驳的铁门和陈旧的木门后面传来小狗的吠叫，梁伟诗先把小狗关到房里，再把记者迎进去。满眼旧家具，这间三室的房子若是放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算是殷实之家，然而如今的梁诗伟却是江门一个普通的低保户，生活来源主要靠蓬江区民政局毎月发放的690元，以及55岁的妻子每天外出捡破烂，此外能享受到的还有老人免费乘公交车。
女儿已出嫁，读初三的小儿子只有15岁，“本来还有个84年出生的儿子，94年车祸没了”，在梁诗伟小儿子的房间书桌上摆着一张黑白照，这是意外身亡的大儿子的照片，上面写着“爸爸妈妈永远爱你”。对于梁诗伟来说，人生的苦难不止中年丧子，其从幼年就开始了。
梁诗伟身份证上的真名是“梁启超”，与名人同名，于是他改名梁诗伟；在他家乡棠下镇三堡村井溪（旧称“大井头”），人称“十四公”，缘由便是他的父亲娶了6个老婆，生了14个子女，他排行十四，目前在世的只有他和一位同母的亲姐姐。
梁诗伟说，他的父亲并非富贵出身，年少时是乞丐，被人“卖猪仔”拐到美国做了58年劳工，在美国和国内都娶妻生子，“父亲靠节俭晚年回乡建屋置田买地，全是自己的血汗钱，无一分钱是剥削农民的”，其父1941年病亡，掌权家中事务的便是他的三妈，签下两张借条的便是这位“鸿文三姐”。
出身小康之家的梁诗伟经历了两次贫富大起落。1952年土改，三妈被斗死后他无钱读书，后来靠香港亲戚的资助到广州三十三中读书直到高中毕业，这时候他的出身一栏填的是“工人”，学校有一个名额可以读军校，他幸运获此名额，可惜三年的军校他只读了两年多就被退学了，原因是他寄给家里支援大嫂的15元钱被查到了来源，无奈之下他只能回到棠下大井头。
1962年，他和另外两人三次尝试偷渡香港未获成功，被以“反革命偷渡集团”的罪名判处18年有期徒刑，最终减刑一年在1979年回乡。1981年，梁诗伟一位香港姐姐终身未嫁而终，财产由他和广州的姐姐继承，他一下子获得了60多万港元的财产，于是他马上在市区买房结婚生子，“有钱的时候我也很乐意做善事，当时就捐了5000元给村里建了水泥晒谷场，买了6万多元10万吨的化肥，捐了3万多元给公社建敬老院”，梁诗伟说，这60万元他前前后后花了30来万做善事，“我父亲也是乐善好施的人，1938年日军未攻陷广州之前在韶关激战，我父亲亲手给当时两广第四战区的司令长官张发奎送去5000现大洋，获赠一支驳壳枪，就是我二哥的女儿梁月娇后来参加革命从家里带走的那支枪。”这个“梁月娇”从美国跑回国内参加革命，给自己的家族引来了一场大变故。
相识本地文史研究爱好者陈锦堂后，梁伟诗向他提起梁月娇参加革命并向家中借粮食一事，陈锦堂2008年2月撰文发表《井溪莱山梁公祠：激荡着一段红色烽烟》后一直想找到这张借条作为辅助史料，梁诗伟也想找到证明梁家在国难当头的年代，义无反顾地帮助和支持革命武装队伍的事实和依据，陈和梁多次商讨查找渠道，2009年12月12日，梁诗伟决定与陈锦堂一起返回祖屋寻找，开启了两张借条的发现之旅（详见9月5日A02版《“游击队借条”67年后如何兑现》）。
难以抹去的记忆：“鸿文三姐”之死
大井头村中的莱山梁公祠是为纪念该村先贤、清朝年间考取进士及第的梁莱山而建，修葺后大气磅礴，走进去，满是抗战的图文展览，这是陈锦堂和梁诗伟合作的，意在宣传这个村子的革命传统。梁诗伟支持抗战和革命，甚至还通过特殊途径获得革命人物的口述而整理出两部未发表的小说，他现在还能完整唱出当时的《游击队之歌》，然而三妈的死仍然是个打不开的心结。走出祠堂，梁诗伟站在大门口不动，他说：“有些情景，我永世都没办法从脑中抹去，那时三妈就跪在祠堂门口，而我则在围观的人群中”。
解放后，1952年土改，“鸿文三姐”被定为地主成分。梁诗伟回忆说，在斗争会上，三妈被按跪地上，小腿上放上一条杉木，六个人站在杉木上，“三妈妈的小腿骨当场折断，血流不止，第二日身亡。”
“三妈也许有所预感，才会在借条里写上‘保护和照顾后人’的字眼，然而事情来得太突然了，建国后到处风传国民党会打回来，所以三妈不敢拿出来，到后来马上就土改了，想拿出来也没机会了”。或是冥冥中的定数，第二张借条发现时间是2010年12月29日，而借条签订日期是1944年12月29日，正好66年。
2011年春节前，陈锦堂去新会档案局査找一名曾是老游击队员的越南华侨资料，顺查鸿文三姐的档案记录，在表格处理意见一栏中，写着“不法地主，斗死”；田产一栏只有“十五亩六分”土地。
南方日报记者 兴乐
■两大疑问
梁诗伟认为，他提出兑现第二张借条的要求不受第一张借条的处理意见所约束，因为第二张借条的内容与第一张借条的内容，无论所借的东西、数量和时间都是不同的，“岂可同日而语，混淆视听”。借东西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队，这个不用争辩，“我就问一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中一项‘借东西要还’，今天还管用否？”
梁诗伟找到的这第二张借据，先不论能否获得什么形式的补偿，至少可以是一份宝贵的存世文史资料，有关部门能否先做鉴定，再履行后续步骤？
1.能否先做鉴定？
2.第二张借条真的不能兑现或补偿？
专家说法
■记者采访了江门数位熟悉地方史的专家，在陈述了一些历史事实的同时，他们认为不宜发表意见，要求见报时隐去姓名。
如何处理借条，蓬江区民政局在对第一张借条进行“奖励”的时候征询过陈锦堂的意见，作为见证人，他认为“钱多少是一回事”，至少政府部门以此表明对抗战贡献过力量的人士的肯定，参照其他地方的类似情况，都是视乎财政能力和领导的意愿才处理这样的事情。
“建国前借的，不能与建国后没收的相混淆”
另一位林姓专家则认为，地主的后代更多地散落在海外，这种补偿在乎的不是金额的多少，更多的是一种安慰与肯定，“你是建国前借的，不是建国后没收的”，不能混淆。但从借条的真实性考虑，“这是一份难得的存世文物”，建议有关部门予以收藏。
读过本报报道的一位资深读者则指出，两张借条的利息约定都显得夸张，“民政局说‘按第一条借条的支付方式（利叠利），现在全国的粮食都未必足够给他’是有道理的”，“像是放高利贷，或者说是风险投资”，毕竟在当时政治形势不明朗的情况下，“有钱人在借钱的同时也是力求自保”。
那么，按照现实价值，这张借条价值几何？先计算8根一两金条，一两50克，昨（5）日黄金交易价是385元每克，8根50克的金条价值15.4万元；5000大洋，现在银元普通版700元左右一枚，市场收购价500元左右，以每个500元计算5000大洋值250万元！若是对比当时物价，则相当于现在50万到100万人民币，也是不小的数目，加上白米和2分利息，便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了。
“现时法律无法适用，只能靠上级出政策解决”
针对梁诗伟的兑现要求，记者采访了两位本地律师，意见有所相悖。一位李姓律师表示，借条是1944年所立，从追溯时效上看也已经过了20年的追溯时效，但考虑到当时民法通则还没有颁布，所以不能用现时法律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可以说没有办法利用法律武器来追回这笔债务了。
另一位林姓律师也表示，现在的法律确实无法适用此借条的的追溯，“难受理，基本不可能通过法律来解决”，“立据时法律与现在不同，不能拿现在法律来衡量”，“如果以政府动荡原因导致借据一时找不出来为由来索偿，可以申请法律索赔时限的延长”，针对民政部门质疑梁诗伟是否有权具有继承“鸿文三姐”的这些财产的权利，“借条上写的是个人名义，能不能代表游击队也难说，再说，抗战时期的政府应该是指国民政府”的说法，林律师认为“索偿的主体问题确实难定，所以还是要靠政策来解决”，“上一级权力机关出面解决，或是通过救济等形式进行补偿较为适当”。




http://news.ifeng.com/society/2/detail_2011_09/06/8968222_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