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揭密 李惠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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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揭密
——1937平津迅速失陷原因
李惠兰

(一)        第二十九军的成长与发展。
    第二十九军立于中原大战西北军失败之后,由西北军残留人员所组成。宋哲元是原西北军的五虎之将(集团军司令)之一,冯治安、刘汝明都是原西北军的军长,张自忠是原西北军的师长。在组成二十九军时,由于人多编少,很多下级军官降为士兵。在西北军的各路人马困居山西一隅之时,高级军官也只能降级使用。论资排辈,大家公推宋哲元为军长,刘汝明先为副军长后任师长,冯治安由军长降为师长,赵登禹由师长降为旅长,张自忠因残留军队人数较多而保留原师长职位,但番号排在冯治安后面(冯治安是三十七师师长,张自忠则是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一是个人保留队伍人数多,二是非宋嫡系,所以宋哲元对张自忠保持“客情”。① 1933年5月塘沽协定后二十九军进驻平津,张自忠接替秦德纯担任了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后又任天津特别市市长,成了日本注意的目标和汉奸宵小包围的对象。1936年,由于日寇咄咄逼人,宋哲元做了人事调整,将军参谋长张维藩调为平绥路局长,并给他一个旅的军队(穿保安队制服),既保护了铁路沿线二十九军的后方,又和汉奸陈觉生的北宁路局相对抗。同时,宋把自己原任的河北省省长让给了冯治安,三十七师守北平城郊,调赵登禹为河北省保安司令。而对于张自忠要求三十八师单独增加两个团的兵力,则通过萧振瀛予以劝阻。另一个人事调动是二十九军参谋长的空缺,调三十七师参谋长张樾亭担任,而三十八师参谋长张克侠则为参谋长的副职。刘汝明仍驻察哈尔省。笔者认为,宋哲元这种调动安排有平衡二十九军内部和抑制张自忠权力的意图。
(二)        张自忠访日埋下“分裂”的祸根。
    1937年4月23日张自忠率冀察平津国外旅游团几十人访日。在华北地区中日矛  ①戈定远:《二十九军和冀察政权》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集》第1集
盾一触即发的敏感时刻,张自忠率团访日,并觐见日本天皇,这在当时够的上是爆炸性新闻。旅行团虽然用“冀察平津”名义,但冀察总头目宋哲元,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刘汝明,河北省政府主席冯治安,北平市长秦德纯,河北省保安司令赵登禹一个也没去,只有天津市长张自忠任团长和一个没有什么实权后来成为汉奸的张允荣为副团长。
对于张自忠访日,秦德纯回忆:“日方于二十六年春,坚约张将军(赴日)参观,因此张将军便成为了众矢之的。”  这段话证实了日方的主动约请和张自忠的“愿者上钩”。再由《中央周报》透露:“旅费明虽由冀察政务委员会负担,实现此行纯系华北日驻屯军司令部的约请,而由退还庚子赔款之一部拨充用费,冀察政委会则所出无多……(日本)军部之意,除使张自忠等悚于日本之富强,自动彻底亲日外则欲拉往冀察实力派头脑简单分子,根本排除其抗日反日思想,而无形中做到破坏我收拾华北计划。宋哲元本人原不主张派员东渡,惟此中有人为张自忠运筹帷幄自命不凡者,极力怂恿张领导前往,迄今外间对该团多所传述,但已不能影响该团之行矣!”  另外,寺平忠辅透漏,当时日本原任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给他的指示是:“我们应尽全力谋求于冀察亲睦提携,打入其心中,诱导其成为日本伙伴。”  而继任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亦由于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之后,宋哲元趋于”中央化”,而抗日的空气已弥漫平津,为此提出”如何使宋哲元逃不出我们的掌握,乃是北平特务机关应尽全力的任务”。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约请张自忠到日本去看看,作为“使宋哲元逃不出我们的掌握”这一项策略是可以理解的,“宋哲元只是迫于形势,不好不同意而已”。
    在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前夕,日本先是约请宋哲元,被拒绝后而“将目标转向张自忠,因为他在二十九军中地位重要,所部三十八师坚强有力,企图把二十九军的二级将领拉出以实现‘华北自治’”。笔者认为,约请二十九军将领访日是日本侵华阴谋的一个棋子,也是一个圈套,所以当“旅行团”抵日之后,受到的是“国宾”待遇,规格甚至超过了在此之前访日的中国政府外交部长张群。超越张自忠身份的“天皇晋见”,不能不对张自忠产生重大影响。从另一角度看,张自忠访日违反了国民政府两点纪律,一是地方政府(指冀察政务委员会)没有外交权,二是军人不许从事外交活动。他在未获得蒋介石批准的情况下擅自赴日并获得日本对他的高级礼遇,这个行动早已超出他的职权范围了,当然受到蒋介石国民政府的注视与责难。英美驻华使馆对此也很关注。各方对宋哲元增加了怀疑,宋哲元为了表明自己不想把冀察委员会变成“华北国”而采取了与张自忠相反的行动——去山东乐陵。所以笔者认为宋哲元拒绝访日邀请是一个政治态度,他没有必要再派张自忠去。张自忠访日虽然是日方约请,但他应该对自己这件事负责,这是他想取宋而代之的先期工作。宋哲元此时主要是加强冯治安的权力,在他回山东时委托冯治安代位二十九军军长,再一次重申冀察政权对日谈判由秦德纯负责。而张自忠由日本回来后对日态度发生了极大变化,“似害有二种病,即(1)因日人给以许多新式武器之参观后,以至畏日。(2)因日人对其优待而亲日”。  他以三十八师为后盾,变成了二十九军中主和派的中坚。
(三)        《香月细目》的签订使张自忠跌入日军所设陷阱。
    西安事变后宋哲元的思想言行趋于“中央化”,1937年元旦他发表的《二十九军二十六年新决心》特别指出,“我们是中华民国的国民”。1月20日他在天津发表《会衡通令》再次提出:“枪口不对内,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侵占我土地侮辱我人民即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一定要打倒他”。  随之他不顾日人的激烈反对,撤掉了冀察政权外交委员会主任委员陈中孚(代之以贾德耀),并派秦德纯出席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秦德纯开会回来宣称,“冀察外交今后将严格遵守中央政策”。宋哲元接见中央社记者时亦公开宣称:“奉行中央政府的命令是我神圣的任务,过去如此,将来亦是如此。”他还接纳中共中央代表张经武进驻冀察绥靖公署,成立军事训练团,参谋训练班,恢复大中学生暑期军训,聘请进步教授张友渔等上课。这些具体作法都可说明宋哲元已决心放弃原西北军的小团体主义,广泛联合抗战力量,并主动服从“中央”。
    七七事变爆发后,武装吞并华北和全面亡华已是日本的国策。7月8日,日军自晨至晚,对宛平城实行3次攻击。此时北平的二十九军将领积极准备抗战,如秦德纯即曾电话命令吉星文团长“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失守”。北平于同日戒严,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任戒严司令。对于此时二十九军将领之内情,据《卢沟桥事件第16次会报》透漏:“卢事发生后,8号及10号冯治安、秦德纯决心反攻,宋亦由乐陵电令先消灭当前之敌,当开会时冯发表主战言论后,问张自忠意见如何?张答无意见,于是8日晚下反攻命令。殊日人方面因兵力甚少,得此消息即多方派人疏通,谓可无条件撤兵,因之乃收回反攻命令。至10日日军未撤,冯等又下令反攻,日人又向张自忠及许多亲日分子从事疏通,致反攻未成事实。宋到天津后为许多亲日分子包围,形势乃不佳。”  “又据北平消息,日方及汉奸对宋部大肆挑拨谓日军此次行动,系拥护冀察利益,拒止中央军来占冀察地盘,又对张自忠部下则谓仅打冯治安部,不打张部等语”。
    为了实施“缓兵之计”,并压迫第二十九军妥协,日军与冀察当局进行谈判。冀察政权对日交涉事务长期以来都是由秦德纯负责。秦德纯是蒋、宋都认可的合适人选,因为他没有兵权,又和二十九军有密切关系,符合蒋介石国民政府“军人不外交”的戒律,不会因长期和日方接触而产生乱子。因此,宋哲元在临去山东前将对日谈判权交给了秦德纯,但在七七事变后宋哲元尚在山东之时,张自忠、张允荣就插手谈判。日军则抛开秦德纯,于7月10日夜直接到北平椅子胡同的张自忠公馆协商停战协议。  谈判条件,从停止中国军队在卢沟桥附近永定河左岸驻扎,后来发展到“罢免由营长到宋哲元的直接负责人”,而中日谈判的中方代表则由秦德纯为主而移到以张自忠为主。在7月11日上午,张自忠在张允荣私寓和松井久太郎在齐燮元起草的“协定”草案上达成一致。当日晚6时30分宋哲元从山东乐陵回到天津时已木已成舟,汉奸齐燮元 、张允荣等人,不仅控制了张自忠,并利用张自忠包围了宋哲元(“据北平私人电话,宋为亲日分子齐燮元,张自忠,张允荣、陈觉生四大金刚所包围” )“16日晚间,香月清司接获东京陆军省指示,限期要求宋哲元答应日方条件,香月于17日通知宋氏,限宋于19日以前承诺”。  “宋哲元亟欲离开天津,日方初不同意,据香月清司回忆录透漏,宋表示须赴北平一行,使部下遵守协定,香月始同意宋离津赴平”。  在张自忠倚重齐燮元、张允荣与日军谈判的时候,宋哲元作为二十九军军长在天津三十八师驻防地却被包围被监视,甚至他给保定的蒋介石代表熊斌打电话都说“彼在天津不能有明白表示”。  还有人披露,“其实蒋从情报得悉日本与汉奸及张自忠等有阴谋对宋哲元下毒手的消息曾迭电宋注意”。  在宋离津之后,7月20日凌晨张自忠和张允荣代表二十九军在《香月细目》(即停战协定第三项誓文)上签了字。  日军此时认为宋哲元对他们已无用处,曾在杨村大桥设炸弹企图将宋炸死。
(四)        7月28日北平会议的悲剧。
    在卢沟桥事变后中日现地交涉的过程中,也可看到日本企图分化二十九军的阴谋。事变之前,日本先把宋哲元当作吞并华北的筹码,几次要他签约,都被他躲过了。
这使日军方感到有在二十九军中另寻一合适人选的必要。先曾考虑萧振瀛,经过萧在天津市任了六个月市长的表现看,他的作法是口头承诺事后不认账,不签任何条约,加上他没有什么实权,日军方乃决定把目标转向张自忠。张自忠自任天津特别市市长后,汉奸趁虚而入,纷纷和他拜了把兄弟。  这些人对张进行挑拨离间,为张出谋划策,例如他们散佈宋已接受日方1000万日元和大量军火,并已秘密在《华北防共自治协定》上签字等等。这些谣言使宋哲元丧失很大威信,并引起了部下对他的怀疑和不满。
    张自忠则因1936年宋哲元的人事调整把最大的地盘河北省交给冯治安而不满,在汉奸挑动下产生了“取宋而代之”的野心。所以,笔者认为七七事变后整个“和平”谈判,既非宋哲元授权于前,亦非宋所同意于后。张自忠既欲夺权,必要以军队为后盾,所以在1936年底趁宋哲元对北平城防调动之机,将三十八师独立三十九旅阮玄武的队伍插入北平,旅部及大部分兵力驻北苑,另有一营驻天坛,这一支军队只听张自忠一人之令,他们对日军的态度与三十七师截然不同。当时老百姓流行的话“三十七师打,三十八师看”,指的就是这部分同在北平的二十九军的队伍。宋哲元对这部分人号令不了,既不敢让他们守城,亦不敢调他们离平(怕因此和张自忠矛盾公开化)。这一只劲旅6000人,即是张自忠夺权的实力,如果他们奉张之命行动,自己人和自己人在北平城打起来,后果不堪设想。宋哲元能控制指挥的北平城内军队只有石振纲的4个团(其中之一就是守广安门的刘汝珍团)。石振纲是赵登禹的部下(属一三二师)。7月28日中午获得赵登禹牺牲的消息,下午开会讨论打算由秦德纯留守北平指挥的就是石振纲的4个团。7月28日下午在北平的4人会议(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张维藩)是研究北平防守问题,并非二十九军全体高级将领会议,因为刘汝明、张自忠都应在自己驻军防地准备作战。据刘汝明在回忆录中说,“接宋军长命令立即返察准备8月1日行动”,所以说此次会议张自忠是突然闯入,笔者认为是对的。张自忠自7月25日擅离职守由天津到了北平7月28日共3天,这3天中有记载的是他和张璧、潘毓桂在一起筹划和平,到底怎么筹划,因当事人已死,无法了解。但从七七事变前后的情况来看,宋、张主张并不一致。张自忠率团访日,宋哲元为避日纠缠而回山东(一共两个月的时间,在山东乐陵共招募子弟兵800人,全部交给佟麟阁的军事训练团);张自忠七七事变后即力主“和平”,阻止反攻,主动签停战协议,宋哲元于七七事变后先发电报力主消灭当前之敌,后于7月16日发布《作战命令》力保北平、卢沟桥、及丰台;7月25日前后,张自忠只身抵平和汉奸张璧、潘毓桂策划“和平”,宋哲元却下令刘汝珍抵抗,7月26日下令廊坊守军抵抗,7月27日拒绝日方最后通牒,发出自卫守土通电并报告南京政府决心抵抗。
    宋哲元拒绝日军最后通牒的意见和所发自卫守土通电,是以实际行动公开撕毁《香月细目》,这和想以“协定”来制止战争的张自忠所为显然完全相反。所以,7月28日,张自忠闯入会场之后二人发生争吵,宋认为张不应擅离天津,张认为宋的作法错误,他以为日本人只是对宋、冯的不满,如果自己出来主持冀察,则和平完全可以维持,二十九军的地盘仍可保留,所以有“如果委员长暂离开北平,大局仍有转圜的希望”之说。  宋哲元大敌当前,是和张自忠兄弟闘墙呢?还是忍气退让赴保定重组抗日力量?请看萧振瀛的回忆:“余在泊头镇与宋哲元相晤,二人握手,相对而泣……宋闻而感慰曰‘一定效死疆场以报国家’。又曰‘如此巨变,非所预料,本正与日方谈判中,潘毓桂、齐协民二贼忽然变脸恫吓,云日寇松井令其等转告由张自忠代余,可了此局,我斥之,不料下午三点荩忱(张自忠号)突然来平至余处,威胁要我离开,他有办法。余与绍文(秦德纯号)遂立即出走,家人均未得携带一同离平,幸仰之(冯治安号)归拢部队南下’,叹曰‘荩忱何至如是’,言下痛楚。秦德纯言同宋语。”  此次会议,宋手书“三个代表”交张,匆匆率秦德纯、张维藩、冯治安离平。后来石振纲不愿投降而突围赴察哈尔投奔了刘汝明,阮玄武全部投降变成保安队受日军指挥。
(五)        “临危受命”受的是什么“命”?
    笔者认为,张自忠7月29日到冀察政委会赴任,改组冀察政务委员会,并非“临危受命”,而是执行《香月细目》。他将原冀察政委会委员秦德纯、萧振瀛、戈定远、刘哲、门致中、石友三、周作民等免职,而换上了张璧、张允荣、杨兆庚、潘毓桂、江朝宗、冷家骥、陈中孚、邹泉荪等为委员,同时宣布潘毓桂为北平市公安局长。并“大开城门,撤除警备,且与松井商日兵开入问题”。  实况的记录,说明张自忠逼走宋哲元之后的所作所为仍是为了“和平”,为了忠实执行《香月细目》第2条、第3条和第7条。
(六)        天津抗战,惊破了张自忠的“和平”梦。
    就在7月29日张自忠以忠实执行《香月细目》的态度主持冀察政务委员之时,天津三十八师副师长李文田和保安司令刘家鸾、旅长黄维纲等于7月29日凌晨2时 ,在接到宋哲元的作战命令后 ,一面发出李文田、刘家鸾、黄维纲。马彦翀、宁殿武、祁光远、李致远7人(没有张自忠)签名的艳电,一面由李文田组织指挥了天津的抗日出击。战斗自7月29日凌晨1时发起至当天下午3时停止,15小时的战斗烧毁了天津东局子日本飞机场,只打到海光寺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这次战斗是日军未曾意料到的,日本相信张自忠是不会和他们作战的,而把主要兵力集中于北平城郊、卢沟桥、丰台一带,所以天津的大出击使日军措手不及而受了很大损失。电报打到了松井太久郎手中,他立刻要求张自忠下令停战。天津抗战却也出乎张自忠意料之外,这一打,使他在北平处于尴尬地位,他立即给马彦翀发了“和平有望”的电报。马彦翀是天津市政府秘书长,为躲炸弹在英租界住宅未上班,电报未能及时转到李文田手中 ,因而引起日军对张自忠的怀疑和不满。日军所以要利用张自忠是因为他有三十八师的军队,此时见他并不能控制三十八师抗日,因此将他一脚踢开。所以在7月30日发布的伪北平维持会长(相当于北平市长)是江朝宗,而不是张自忠。而张自忠在给马彦翀发电之后,以为天津可以立即停战,所以仍忙于“和平”工作。“和平”工作的结果,一是阮玄武驻北平的6000军队一枪未放全部投降 ,二是天津4000多警察没有任何反抗,全部被日军解除武装。  张自忠诚意执行“协定”仍未取得日军信任,8月1日日军又宣布了天津伪维持会长是高凌蔚,而不是与张有密切联络的马彦翀。此时,张自忠的政令无人理会。而此时的李文田已率军至马厂向二十九军司令部报到,张自忠与之失去联系,甚至生命亦处于危险境地,他不得不躲入医院暂时藏身。8月7日,张自忠通过《北平晨报》发表声明宣布辞去所有“代理”职务。
(七)        张自忠是“代人受过”吗?
    平津沦陷后,张自忠受到舆论谴责,而人们谴责他的原因,是因为他的“临危受命”呢?还是因为他在七七事变前后的所作所为?当时的报刊说明了这个问题。
    自7月29日,张自忠到冀察政务委员会赴任起,北平《晨报》、天津《益世报》、上海《申报》、《大公报》等全国各大报纸对于张自忠的情况都有报道(各地图书馆、档案馆可查),如有报道说:“北平方面:27日日方致宋哲元最后通牒,限二十九军全部退出北平。宋通电 全国表示抗战,28日午间捷报频传,相继克服廊坊、丰台、通县、肃清平津线。各方闻之,欢喜鼓舞,升旗燃炮庆祝,殊不知当晚情势突变,张自忠、石友三等附逆,军心动摇,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等率部赴保,二十九军除牺牲及零星抵抗外,均被迫撤退。张自忠出任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兼北平市长,发安民布告,各城门开启,进行与日方商洽,酝酿新局面,江朝宗等汉奸组织治安维持会,北平至此已全被日方占领。”  张自忠逃离北平后先被山东韩复榘扣押,后宋哲元派秦德纯等护送他到南京向蒋介石请罪。据李世军回忆:“当时南京学生成群结队地到二十九军驻京办事处,声言要打死汉奸张自忠,我把他安顿在汽车房的小阁楼上隐藏起来才算了事。”
    宋哲元由北平到保定后,蒋介石立即宣布二十九军升格为第一集团军,宋哲元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秦德纯为副总司令。而张自忠由北平逃出,蒋介石却宣布“撤销张自忠三十八师师长及天津市长职务”。
    再从事后情况来看,据萧振瀛回忆:“张自忠离北平至济南,余即乘专车赶往相见,张抱余大哭曰‘对不起团体,对不起大哥’。”  张自忠不仅见了萧振瀛认错,见了秦德纯也一再认错,“张见秦,痛哭流泪,无地自容地说:对不起长官,对不起朋友,无面目见人”。到南京见蒋后张说:“职当兵出身,是个老粗,不学无术,愚而自用,原来想和平解决华北局面,结果殆害国家,后悔无及,请委员长给以严厉处分,任何处分都是教育我改过学好。”  1937年12月7日以后,经过在南京的请罪检讨,在前线吃紧的情况下经各方力保之后,张自忠被允许归队,但是以军政部部副,代理五十九军军长的名义归队指挥作战。笔者认为此时期仍是对张自忠的试用考验阶段,张留平若是“临危受命”,这种考验就没道理了。1939年夏天张自忠在重庆接见《大纲报》记者时说:“华北沦陷我以负罪之身,转战各地,每战必身先士卒,但求以死报国。”1938年台儿庄大战前期,张自忠到李宗仁处报到,有一句话就说“我是戴罪立功来了”。再看张俊声的回忆,“张(自忠)一见我,极感痛悔,自言:‘想不到闹了这么一下,好像被鬼所迷,现在唯愿一死,身边常带安眠药,随时想吃下去’,言下潸然流泪。后来宋哲元去世时,张自忠捶胸大恸,对人说‘宋先我而死,是天不许我有赎罪的机会了’。”  如果张自忠留平是临危受宋哲元之命,为什么他总承认有罪呢?
    萧振瀛曾记载他与张的一段对话:“余询问事之究竟,张曰:‘潘毓桂明告,宋已接受日所有条件,日本认为军队不听从宋命令,故要余代之,余在问清谈判情况后,方赶往北平,代之以控制局势,不意演变如是。’余责之曰:‘此汉奸之计也,宋并未接受,其错在汝。’张痛苦曰:‘此心可对天日,现百口莫辩矣。唯求蒋委员长容余死在战场,有以自白。’”从这段对话不难看出,张自忠最终认识到自己上了汉奸的当;而这段使二十九军将领感到不快的历史,也正是由日本的阴谋造成的。
     笔者认为,对张自忠的评价应力求全面、客观。九一八事变之后,二十九军及冀察政权处于对日前线,环境十分复杂。这里聚焦了中国与日本、日本与英国、国民党与共产党、各政治派系之间的矛盾。日本特务间谍利用这些矛盾,穿梭其中,于是张自忠成了被日本拉往的冀察实力派头脑简单分子。日本对我方了如指掌,汉奸宵小从中祸乱是非,是最后二十九军领导层瓦解,平津失陷的主要原因。对于这段历史,张自忠应负的责任也不能被遮掩。 [但是笔者认为,张自忠和汉奸潘毓桂、齐燮元、张允荣不同。张自忠从8月7日辞去三个“代理”,入住德国医院至9月7日逃离北平,他的思想已经升华,觉悟到自己是上了日本人和汉奸的当,于是毅然回到了抗日团体的怀抱。此时,他不顾自己的面子,勇于承认错误,甘愿受处分,而将全部仇恨对着祖国的敌人。以此而论,他的人格是高尚的、是爱国的。最后张自忠为国家民族的利益而战死疆场,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去复民族之仇,雪民族之恨,因此可以称得上是烈士。]
七七事变揭密
——1937平津迅速失陷原因
李惠兰

(一)        第二十九军的成长与发展。
    第二十九军立于中原大战西北军失败之后,由西北军残留人员所组成。宋哲元是原西北军的五虎之将(集团军司令)之一,冯治安、刘汝明都是原西北军的军长,张自忠是原西北军的师长。在组成二十九军时,由于人多编少,很多下级军官降为士兵。在西北军的各路人马困居山西一隅之时,高级军官也只能降级使用。论资排辈,大家公推宋哲元为军长,刘汝明先为副军长后任师长,冯治安由军长降为师长,赵登禹由师长降为旅长,张自忠因残留军队人数较多而保留原师长职位,但番号排在冯治安后面(冯治安是三十七师师长,张自忠则是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一是个人保留队伍人数多,二是非宋嫡系,所以宋哲元对张自忠保持“客情”。① 1933年5月塘沽协定后二十九军进驻平津,张自忠接替秦德纯担任了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后又任天津特别市市长,成了日本注意的目标和汉奸宵小包围的对象。1936年,由于日寇咄咄逼人,宋哲元做了人事调整,将军参谋长张维藩调为平绥路局长,并给他一个旅的军队(穿保安队制服),既保护了铁路沿线二十九军的后方,又和汉奸陈觉生的北宁路局相对抗。同时,宋把自己原任的河北省省长让给了冯治安,三十七师守北平城郊,调赵登禹为河北省保安司令。而对于张自忠要求三十八师单独增加两个团的兵力,则通过萧振瀛予以劝阻。另一个人事调动是二十九军参谋长的空缺,调三十七师参谋长张樾亭担任,而三十八师参谋长张克侠则为参谋长的副职。刘汝明仍驻察哈尔省。笔者认为,宋哲元这种调动安排有平衡二十九军内部和抑制张自忠权力的意图。
(二)        张自忠访日埋下“分裂”的祸根。
    1937年4月23日张自忠率冀察平津国外旅游团几十人访日。在华北地区中日矛  ①戈定远:《二十九军和冀察政权》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集》第1集
盾一触即发的敏感时刻,张自忠率团访日,并觐见日本天皇,这在当时够的上是爆炸性新闻。旅行团虽然用“冀察平津”名义,但冀察总头目宋哲元,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刘汝明,河北省政府主席冯治安,北平市长秦德纯,河北省保安司令赵登禹一个也没去,只有天津市长张自忠任团长和一个没有什么实权后来成为汉奸的张允荣为副团长。
对于张自忠访日,秦德纯回忆:“日方于二十六年春,坚约张将军(赴日)参观,因此张将军便成为了众矢之的。”  这段话证实了日方的主动约请和张自忠的“愿者上钩”。再由《中央周报》透露:“旅费明虽由冀察政务委员会负担,实现此行纯系华北日驻屯军司令部的约请,而由退还庚子赔款之一部拨充用费,冀察政委会则所出无多……(日本)军部之意,除使张自忠等悚于日本之富强,自动彻底亲日外则欲拉往冀察实力派头脑简单分子,根本排除其抗日反日思想,而无形中做到破坏我收拾华北计划。宋哲元本人原不主张派员东渡,惟此中有人为张自忠运筹帷幄自命不凡者,极力怂恿张领导前往,迄今外间对该团多所传述,但已不能影响该团之行矣!”  另外,寺平忠辅透漏,当时日本原任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给他的指示是:“我们应尽全力谋求于冀察亲睦提携,打入其心中,诱导其成为日本伙伴。”  而继任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亦由于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之后,宋哲元趋于”中央化”,而抗日的空气已弥漫平津,为此提出”如何使宋哲元逃不出我们的掌握,乃是北平特务机关应尽全力的任务”。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约请张自忠到日本去看看,作为“使宋哲元逃不出我们的掌握”这一项策略是可以理解的,“宋哲元只是迫于形势,不好不同意而已”。
    在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前夕,日本先是约请宋哲元,被拒绝后而“将目标转向张自忠,因为他在二十九军中地位重要,所部三十八师坚强有力,企图把二十九军的二级将领拉出以实现‘华北自治’”。笔者认为,约请二十九军将领访日是日本侵华阴谋的一个棋子,也是一个圈套,所以当“旅行团”抵日之后,受到的是“国宾”待遇,规格甚至超过了在此之前访日的中国政府外交部长张群。超越张自忠身份的“天皇晋见”,不能不对张自忠产生重大影响。从另一角度看,张自忠访日违反了国民政府两点纪律,一是地方政府(指冀察政务委员会)没有外交权,二是军人不许从事外交活动。他在未获得蒋介石批准的情况下擅自赴日并获得日本对他的高级礼遇,这个行动早已超出他的职权范围了,当然受到蒋介石国民政府的注视与责难。英美驻华使馆对此也很关注。各方对宋哲元增加了怀疑,宋哲元为了表明自己不想把冀察委员会变成“华北国”而采取了与张自忠相反的行动——去山东乐陵。所以笔者认为宋哲元拒绝访日邀请是一个政治态度,他没有必要再派张自忠去。张自忠访日虽然是日方约请,但他应该对自己这件事负责,这是他想取宋而代之的先期工作。宋哲元此时主要是加强冯治安的权力,在他回山东时委托冯治安代位二十九军军长,再一次重申冀察政权对日谈判由秦德纯负责。而张自忠由日本回来后对日态度发生了极大变化,“似害有二种病,即(1)因日人给以许多新式武器之参观后,以至畏日。(2)因日人对其优待而亲日”。  他以三十八师为后盾,变成了二十九军中主和派的中坚。
(三)        《香月细目》的签订使张自忠跌入日军所设陷阱。
    西安事变后宋哲元的思想言行趋于“中央化”,1937年元旦他发表的《二十九军二十六年新决心》特别指出,“我们是中华民国的国民”。1月20日他在天津发表《会衡通令》再次提出:“枪口不对内,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侵占我土地侮辱我人民即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一定要打倒他”。  随之他不顾日人的激烈反对,撤掉了冀察政权外交委员会主任委员陈中孚(代之以贾德耀),并派秦德纯出席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秦德纯开会回来宣称,“冀察外交今后将严格遵守中央政策”。宋哲元接见中央社记者时亦公开宣称:“奉行中央政府的命令是我神圣的任务,过去如此,将来亦是如此。”他还接纳中共中央代表张经武进驻冀察绥靖公署,成立军事训练团,参谋训练班,恢复大中学生暑期军训,聘请进步教授张友渔等上课。这些具体作法都可说明宋哲元已决心放弃原西北军的小团体主义,广泛联合抗战力量,并主动服从“中央”。
    七七事变爆发后,武装吞并华北和全面亡华已是日本的国策。7月8日,日军自晨至晚,对宛平城实行3次攻击。此时北平的二十九军将领积极准备抗战,如秦德纯即曾电话命令吉星文团长“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失守”。北平于同日戒严,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任戒严司令。对于此时二十九军将领之内情,据《卢沟桥事件第16次会报》透漏:“卢事发生后,8号及10号冯治安、秦德纯决心反攻,宋亦由乐陵电令先消灭当前之敌,当开会时冯发表主战言论后,问张自忠意见如何?张答无意见,于是8日晚下反攻命令。殊日人方面因兵力甚少,得此消息即多方派人疏通,谓可无条件撤兵,因之乃收回反攻命令。至10日日军未撤,冯等又下令反攻,日人又向张自忠及许多亲日分子从事疏通,致反攻未成事实。宋到天津后为许多亲日分子包围,形势乃不佳。”  “又据北平消息,日方及汉奸对宋部大肆挑拨谓日军此次行动,系拥护冀察利益,拒止中央军来占冀察地盘,又对张自忠部下则谓仅打冯治安部,不打张部等语”。
    为了实施“缓兵之计”,并压迫第二十九军妥协,日军与冀察当局进行谈判。冀察政权对日交涉事务长期以来都是由秦德纯负责。秦德纯是蒋、宋都认可的合适人选,因为他没有兵权,又和二十九军有密切关系,符合蒋介石国民政府“军人不外交”的戒律,不会因长期和日方接触而产生乱子。因此,宋哲元在临去山东前将对日谈判权交给了秦德纯,但在七七事变后宋哲元尚在山东之时,张自忠、张允荣就插手谈判。日军则抛开秦德纯,于7月10日夜直接到北平椅子胡同的张自忠公馆协商停战协议。  谈判条件,从停止中国军队在卢沟桥附近永定河左岸驻扎,后来发展到“罢免由营长到宋哲元的直接负责人”,而中日谈判的中方代表则由秦德纯为主而移到以张自忠为主。在7月11日上午,张自忠在张允荣私寓和松井久太郎在齐燮元起草的“协定”草案上达成一致。当日晚6时30分宋哲元从山东乐陵回到天津时已木已成舟,汉奸齐燮元 、张允荣等人,不仅控制了张自忠,并利用张自忠包围了宋哲元(“据北平私人电话,宋为亲日分子齐燮元,张自忠,张允荣、陈觉生四大金刚所包围” )“16日晚间,香月清司接获东京陆军省指示,限期要求宋哲元答应日方条件,香月于17日通知宋氏,限宋于19日以前承诺”。  “宋哲元亟欲离开天津,日方初不同意,据香月清司回忆录透漏,宋表示须赴北平一行,使部下遵守协定,香月始同意宋离津赴平”。  在张自忠倚重齐燮元、张允荣与日军谈判的时候,宋哲元作为二十九军军长在天津三十八师驻防地却被包围被监视,甚至他给保定的蒋介石代表熊斌打电话都说“彼在天津不能有明白表示”。  还有人披露,“其实蒋从情报得悉日本与汉奸及张自忠等有阴谋对宋哲元下毒手的消息曾迭电宋注意”。  在宋离津之后,7月20日凌晨张自忠和张允荣代表二十九军在《香月细目》(即停战协定第三项誓文)上签了字。  日军此时认为宋哲元对他们已无用处,曾在杨村大桥设炸弹企图将宋炸死。
(四)        7月28日北平会议的悲剧。
    在卢沟桥事变后中日现地交涉的过程中,也可看到日本企图分化二十九军的阴谋。事变之前,日本先把宋哲元当作吞并华北的筹码,几次要他签约,都被他躲过了。
这使日军方感到有在二十九军中另寻一合适人选的必要。先曾考虑萧振瀛,经过萧在天津市任了六个月市长的表现看,他的作法是口头承诺事后不认账,不签任何条约,加上他没有什么实权,日军方乃决定把目标转向张自忠。张自忠自任天津特别市市长后,汉奸趁虚而入,纷纷和他拜了把兄弟。  这些人对张进行挑拨离间,为张出谋划策,例如他们散佈宋已接受日方1000万日元和大量军火,并已秘密在《华北防共自治协定》上签字等等。这些谣言使宋哲元丧失很大威信,并引起了部下对他的怀疑和不满。
    张自忠则因1936年宋哲元的人事调整把最大的地盘河北省交给冯治安而不满,在汉奸挑动下产生了“取宋而代之”的野心。所以,笔者认为七七事变后整个“和平”谈判,既非宋哲元授权于前,亦非宋所同意于后。张自忠既欲夺权,必要以军队为后盾,所以在1936年底趁宋哲元对北平城防调动之机,将三十八师独立三十九旅阮玄武的队伍插入北平,旅部及大部分兵力驻北苑,另有一营驻天坛,这一支军队只听张自忠一人之令,他们对日军的态度与三十七师截然不同。当时老百姓流行的话“三十七师打,三十八师看”,指的就是这部分同在北平的二十九军的队伍。宋哲元对这部分人号令不了,既不敢让他们守城,亦不敢调他们离平(怕因此和张自忠矛盾公开化)。这一只劲旅6000人,即是张自忠夺权的实力,如果他们奉张之命行动,自己人和自己人在北平城打起来,后果不堪设想。宋哲元能控制指挥的北平城内军队只有石振纲的4个团(其中之一就是守广安门的刘汝珍团)。石振纲是赵登禹的部下(属一三二师)。7月28日中午获得赵登禹牺牲的消息,下午开会讨论打算由秦德纯留守北平指挥的就是石振纲的4个团。7月28日下午在北平的4人会议(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张维藩)是研究北平防守问题,并非二十九军全体高级将领会议,因为刘汝明、张自忠都应在自己驻军防地准备作战。据刘汝明在回忆录中说,“接宋军长命令立即返察准备8月1日行动”,所以说此次会议张自忠是突然闯入,笔者认为是对的。张自忠自7月25日擅离职守由天津到了北平7月28日共3天,这3天中有记载的是他和张璧、潘毓桂在一起筹划和平,到底怎么筹划,因当事人已死,无法了解。但从七七事变前后的情况来看,宋、张主张并不一致。张自忠率团访日,宋哲元为避日纠缠而回山东(一共两个月的时间,在山东乐陵共招募子弟兵800人,全部交给佟麟阁的军事训练团);张自忠七七事变后即力主“和平”,阻止反攻,主动签停战协议,宋哲元于七七事变后先发电报力主消灭当前之敌,后于7月16日发布《作战命令》力保北平、卢沟桥、及丰台;7月25日前后,张自忠只身抵平和汉奸张璧、潘毓桂策划“和平”,宋哲元却下令刘汝珍抵抗,7月26日下令廊坊守军抵抗,7月27日拒绝日方最后通牒,发出自卫守土通电并报告南京政府决心抵抗。
    宋哲元拒绝日军最后通牒的意见和所发自卫守土通电,是以实际行动公开撕毁《香月细目》,这和想以“协定”来制止战争的张自忠所为显然完全相反。所以,7月28日,张自忠闯入会场之后二人发生争吵,宋认为张不应擅离天津,张认为宋的作法错误,他以为日本人只是对宋、冯的不满,如果自己出来主持冀察,则和平完全可以维持,二十九军的地盘仍可保留,所以有“如果委员长暂离开北平,大局仍有转圜的希望”之说。  宋哲元大敌当前,是和张自忠兄弟闘墙呢?还是忍气退让赴保定重组抗日力量?请看萧振瀛的回忆:“余在泊头镇与宋哲元相晤,二人握手,相对而泣……宋闻而感慰曰‘一定效死疆场以报国家’。又曰‘如此巨变,非所预料,本正与日方谈判中,潘毓桂、齐协民二贼忽然变脸恫吓,云日寇松井令其等转告由张自忠代余,可了此局,我斥之,不料下午三点荩忱(张自忠号)突然来平至余处,威胁要我离开,他有办法。余与绍文(秦德纯号)遂立即出走,家人均未得携带一同离平,幸仰之(冯治安号)归拢部队南下’,叹曰‘荩忱何至如是’,言下痛楚。秦德纯言同宋语。”  此次会议,宋手书“三个代表”交张,匆匆率秦德纯、张维藩、冯治安离平。后来石振纲不愿投降而突围赴察哈尔投奔了刘汝明,阮玄武全部投降变成保安队受日军指挥。
(五)        “临危受命”受的是什么“命”?
    笔者认为,张自忠7月29日到冀察政委会赴任,改组冀察政务委员会,并非“临危受命”,而是执行《香月细目》。他将原冀察政委会委员秦德纯、萧振瀛、戈定远、刘哲、门致中、石友三、周作民等免职,而换上了张璧、张允荣、杨兆庚、潘毓桂、江朝宗、冷家骥、陈中孚、邹泉荪等为委员,同时宣布潘毓桂为北平市公安局长。并“大开城门,撤除警备,且与松井商日兵开入问题”。  实况的记录,说明张自忠逼走宋哲元之后的所作所为仍是为了“和平”,为了忠实执行《香月细目》第2条、第3条和第7条。
(六)        天津抗战,惊破了张自忠的“和平”梦。
    就在7月29日张自忠以忠实执行《香月细目》的态度主持冀察政务委员之时,天津三十八师副师长李文田和保安司令刘家鸾、旅长黄维纲等于7月29日凌晨2时 ,在接到宋哲元的作战命令后 ,一面发出李文田、刘家鸾、黄维纲。马彦翀、宁殿武、祁光远、李致远7人(没有张自忠)签名的艳电,一面由李文田组织指挥了天津的抗日出击。战斗自7月29日凌晨1时发起至当天下午3时停止,15小时的战斗烧毁了天津东局子日本飞机场,只打到海光寺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这次战斗是日军未曾意料到的,日本相信张自忠是不会和他们作战的,而把主要兵力集中于北平城郊、卢沟桥、丰台一带,所以天津的大出击使日军措手不及而受了很大损失。电报打到了松井太久郎手中,他立刻要求张自忠下令停战。天津抗战却也出乎张自忠意料之外,这一打,使他在北平处于尴尬地位,他立即给马彦翀发了“和平有望”的电报。马彦翀是天津市政府秘书长,为躲炸弹在英租界住宅未上班,电报未能及时转到李文田手中 ,因而引起日军对张自忠的怀疑和不满。日军所以要利用张自忠是因为他有三十八师的军队,此时见他并不能控制三十八师抗日,因此将他一脚踢开。所以在7月30日发布的伪北平维持会长(相当于北平市长)是江朝宗,而不是张自忠。而张自忠在给马彦翀发电之后,以为天津可以立即停战,所以仍忙于“和平”工作。“和平”工作的结果,一是阮玄武驻北平的6000军队一枪未放全部投降 ,二是天津4000多警察没有任何反抗,全部被日军解除武装。  张自忠诚意执行“协定”仍未取得日军信任,8月1日日军又宣布了天津伪维持会长是高凌蔚,而不是与张有密切联络的马彦翀。此时,张自忠的政令无人理会。而此时的李文田已率军至马厂向二十九军司令部报到,张自忠与之失去联系,甚至生命亦处于危险境地,他不得不躲入医院暂时藏身。8月7日,张自忠通过《北平晨报》发表声明宣布辞去所有“代理”职务。
(七)        张自忠是“代人受过”吗?
    平津沦陷后,张自忠受到舆论谴责,而人们谴责他的原因,是因为他的“临危受命”呢?还是因为他在七七事变前后的所作所为?当时的报刊说明了这个问题。
    自7月29日,张自忠到冀察政务委员会赴任起,北平《晨报》、天津《益世报》、上海《申报》、《大公报》等全国各大报纸对于张自忠的情况都有报道(各地图书馆、档案馆可查),如有报道说:“北平方面:27日日方致宋哲元最后通牒,限二十九军全部退出北平。宋通电 全国表示抗战,28日午间捷报频传,相继克服廊坊、丰台、通县、肃清平津线。各方闻之,欢喜鼓舞,升旗燃炮庆祝,殊不知当晚情势突变,张自忠、石友三等附逆,军心动摇,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等率部赴保,二十九军除牺牲及零星抵抗外,均被迫撤退。张自忠出任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兼北平市长,发安民布告,各城门开启,进行与日方商洽,酝酿新局面,江朝宗等汉奸组织治安维持会,北平至此已全被日方占领。”  张自忠逃离北平后先被山东韩复榘扣押,后宋哲元派秦德纯等护送他到南京向蒋介石请罪。据李世军回忆:“当时南京学生成群结队地到二十九军驻京办事处,声言要打死汉奸张自忠,我把他安顿在汽车房的小阁楼上隐藏起来才算了事。”
    宋哲元由北平到保定后,蒋介石立即宣布二十九军升格为第一集团军,宋哲元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秦德纯为副总司令。而张自忠由北平逃出,蒋介石却宣布“撤销张自忠三十八师师长及天津市长职务”。
    再从事后情况来看,据萧振瀛回忆:“张自忠离北平至济南,余即乘专车赶往相见,张抱余大哭曰‘对不起团体,对不起大哥’。”  张自忠不仅见了萧振瀛认错,见了秦德纯也一再认错,“张见秦,痛哭流泪,无地自容地说:对不起长官,对不起朋友,无面目见人”。到南京见蒋后张说:“职当兵出身,是个老粗,不学无术,愚而自用,原来想和平解决华北局面,结果殆害国家,后悔无及,请委员长给以严厉处分,任何处分都是教育我改过学好。”  1937年12月7日以后,经过在南京的请罪检讨,在前线吃紧的情况下经各方力保之后,张自忠被允许归队,但是以军政部部副,代理五十九军军长的名义归队指挥作战。笔者认为此时期仍是对张自忠的试用考验阶段,张留平若是“临危受命”,这种考验就没道理了。1939年夏天张自忠在重庆接见《大纲报》记者时说:“华北沦陷我以负罪之身,转战各地,每战必身先士卒,但求以死报国。”1938年台儿庄大战前期,张自忠到李宗仁处报到,有一句话就说“我是戴罪立功来了”。再看张俊声的回忆,“张(自忠)一见我,极感痛悔,自言:‘想不到闹了这么一下,好像被鬼所迷,现在唯愿一死,身边常带安眠药,随时想吃下去’,言下潸然流泪。后来宋哲元去世时,张自忠捶胸大恸,对人说‘宋先我而死,是天不许我有赎罪的机会了’。”  如果张自忠留平是临危受宋哲元之命,为什么他总承认有罪呢?
    萧振瀛曾记载他与张的一段对话:“余询问事之究竟,张曰:‘潘毓桂明告,宋已接受日所有条件,日本认为军队不听从宋命令,故要余代之,余在问清谈判情况后,方赶往北平,代之以控制局势,不意演变如是。’余责之曰:‘此汉奸之计也,宋并未接受,其错在汝。’张痛苦曰:‘此心可对天日,现百口莫辩矣。唯求蒋委员长容余死在战场,有以自白。’”从这段对话不难看出,张自忠最终认识到自己上了汉奸的当;而这段使二十九军将领感到不快的历史,也正是由日本的阴谋造成的。
     笔者认为,对张自忠的评价应力求全面、客观。九一八事变之后,二十九军及冀察政权处于对日前线,环境十分复杂。这里聚焦了中国与日本、日本与英国、国民党与共产党、各政治派系之间的矛盾。日本特务间谍利用这些矛盾,穿梭其中,于是张自忠成了被日本拉往的冀察实力派头脑简单分子。日本对我方了如指掌,汉奸宵小从中祸乱是非,是最后二十九军领导层瓦解,平津失陷的主要原因。对于这段历史,张自忠应负的责任也不能被遮掩。 [但是笔者认为,张自忠和汉奸潘毓桂、齐燮元、张允荣不同。张自忠从8月7日辞去三个“代理”,入住德国医院至9月7日逃离北平,他的思想已经升华,觉悟到自己是上了日本人和汉奸的当,于是毅然回到了抗日团体的怀抱。此时,他不顾自己的面子,勇于承认错误,甘愿受处分,而将全部仇恨对着祖国的敌人。以此而论,他的人格是高尚的、是爱国的。最后张自忠为国家民族的利益而战死疆场,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去复民族之仇,雪民族之恨,因此可以称得上是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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