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对于1933年长城抗战几份史料的考证 李惠兰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4 16:11:00
对于1933年长城抗战几份史料的考证
李惠兰
笔者近几年在阅读有关1933年长城抗战这一段历史时，发现了几个问题与真实的历史有着很大的出入，经过笔者仔细的研究考证，现将问题分析如下：
一、 关于喜峰口前线总指挥究竟是谁的问题。
关于喜峰口前敌（线）总指挥的问题过去并无争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却出现了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赵登禹，另一种说法是张自忠
在1985年8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张自忠的女儿张廉云发表了一篇纪念其父张自忠的文章，在文中张廉云写道：“ 1933年3月，长城要塞喜峰口失守，坐镇北平的张学良将军命令第二十九军收复喜峰口，阻止敌军前进。我父亲被委任为喜峰口前线总指挥，率部迎战进犯之敌……”。张廉云在文中明确地写道其父张自忠被任命为喜峰口前线总指挥，但却缺少委任者和委任状，这明显的不符合当时军中的规定。但是由于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而且当时人们也很少研究国民党史，这种说法便被大家所认可，人们以此为依据，以讹传讹。后来在许多工具书中、人物志中，对张自忠的早期历史中都加上了张自忠任喜峰口前线总指挥一词。在林治波编著抗日战争史丛书《抗战军人之魂――张自忠将军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中的第87页有“宋哲元命张自忠为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冯治安副之”，第95页的张自忠照片下方又出现了标注着“ 任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字样（如图一所示）。
同时在林治波所编著的另一本书中华名人从书《张自忠传》（昆仑出版社，1998年版）的第二十四页也同样使用了这幅相同的照片，在照片的下方注明了同样的字样 。并在这两本书中都写道，张自忠在1933年3月15日，亲临喜峰口前线，视察阵地，慰劳官兵。针对阵地视察中发现的问题和自己的作战经验，他向各旅、各团下达了五条指示，（一）现在防御是暂时的，收复失地才是我们的目的。在中央战略未决定之前我们暂时利用地形，加强工事，一面阻止敌人前进，一面伺机袭击敌人，不能呆板地死守挨打。如果只知死守阵地，日子长了，士气就会消沉。（二）防御不能平均使用力量，重要据点必须加强。要控制一定数量的预备队，以备必要时增援和出击。（三）现在你们选的阵地很好，但是也有些地方太暴露，易遭敌机轰炸和底炮射击，应在半山腰选择隐蔽地点，再做一道工事，下边多设鹿砦栅，多埋地雷。上挖交通沟，通到主阵地。（四）我们没有对空武器，易受敌机低空轰炸。可用预备营预备队，集中火力，对在千米以下飞行的敌机齐发射击，但每人只放一枪即迅速隐蔽，避免敌机发觉。（五）设置假目标，使敌人误假为真，诱敌射击，耗其弹药，避免我们的损伤。
这一段林治波并没有注明其出处，笔者更未在当年的资料中找到过，所以这些材料内容的真实性很值得怀疑。同时我认为当时的张自忠只是二十九军下辖的第三十八师的师长，根本没有权力跑到兄弟师防守阵地指派其他师旅的可能，这是不符合军规的。这些都说明了以上的五条指示纯属后人编造，是纂改历史，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这也是史学工作者的一个重大失误。更遗憾的是这种“假冒伪劣”史料却在纪念抗日60周年之时被辗转传抄又在许多图书中出现，不断的在欺骗年青的一代。
在经过反复查找，阅读了大量的海峡两岸的著作以后发现，当时的喜峰口前敌总指挥应是赵登禹，而不是大家所以为的张自忠。其中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江绍贞研究员所著的中华民国史丛书《长城抗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中较为可信，在书中的第94页作者写道：冯治安鉴于一天（1933年3月9日）的战况和第三十八师援军参加战斗，为便于作战指挥，于下午6时令派赵登禹为喜峰口方面作战军前敌总指挥，第110旅旅长王治邦为副指挥，第三十八师第113旅旅长佟泽光协助之。
另外，在台湾出版的《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一书的第234页中明确记载有赵登禹被委任为喜峰口前敌总指挥的委任令和第262页抗日军战斗序列中（如图二所示）
團軍三第 抗日軍戰鬥序列 宋故上將哲元將軍遺集 上冊 二六二 图2
記附 元哲宋 揮 指 總
勳炳龐 純德秦 揮 指 副
藩維張 長 謀 參
軍十四第 軍九十二第
勳炳龐 長軍 元哲宋 長軍
吾瘦王 長謀參
陸軍第一百十五旅 旅長 劉世榮
陸軍第一百一十六旅 旅長 陳春榮
騎兵第五師 師長 李福和 陸軍第三十七師 師長 馮治安
陸軍第三十八師 師長 張自忠
陸軍暫編第二師 師長 劉汝明
由军事委员会任命宋哲元为第三军团总指挥，副总指挥为秦德纯、庞炳勋，参谋长为张维藩，其中二十九军军长为宋哲元，所辖的陆军第三十七师师长为冯治安，陆军第三十八师师长为张自忠，陆军暂编第二师师长为刘汝明。又据台湾李云汉所著的《宋哲元与七七抗战》（传记文学出版社，1973年出版）一书的第28页中“三月九日宋部驰至喜峰口阵地时，发现敌军业已占领口外高地。宋即严令其部属奋勇御敌，并由赵登禹旅派队绕至敌后，以大刀奇袭敌阵，斩获无算…”。
通过以上材料，我们不难发现当时任喜峰口前线总指挥的是赵登禹而非张自忠。张自忠在任三十八师师长时（即1933年长城抗战时）从没有任何军事机构任命其为喜峰口前线总指挥，更没有被任命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他活着的时候无人任命，而是在其死后45年（张自忠于1940年以身殉国）即1985年由他的女儿张廉云册封他成“喜峰口前线总指挥”，在1993年又被林治波加封为“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
这是对历史极大的篡改和歪曲。我们应该还历史以真实的面貌。
二、 对于1933年3月19日蒋介石召见宋哲元等人的照片的考证（如图三）
此照片首见于《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其解说词为“先总统蒋公於民国二十二年长城战役时赴保定巡视，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向蒋公请示机宜后合影”。
前文所说的林治波著的《张自忠传》中也同样选用了这幅照片，却在照片的下方自行标注“左起：张自忠、宋哲元、蒋介石、杨永泰、冯治安”的字样。在林治波所著《抗战军人之魂――张自忠将军传》的106页中也使用了此幅照片和相同的标注，并在此书中写道：“在保定的蒋介石得到捷报，喜不自胜，特电召宋哲元、张自忠赴保一晤。19日（1939年3月19日），宋、张、冯3人赴保谒蒋，受到盛情款待。据说，蒋“神情欢愉，面有喜色”。
那么林治波所著的此段历史是否真实？而站在宋哲元左边的究竟是不是张自忠？张自忠当时在哪里呢？
笔者首先将照片放大之后与1933年张仅有的一张自忠军装照片进行了细致的比较，经仔细核实后，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照片的最左边的人不是张自忠。（如图四所示）但是林治波却把外貌差别如此之大的两个人硬写成是同一人。如前文所提及的林治波剽窃了此合影到他的两本有关张自忠的著作中，又改了解说词。
同时笔者查阅了1933年的3月20日的天津《益世报》中有电文如下：“平讯：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宋哲元氏，此次率部在喜峰口克敌，极为蒋军委员长所嘉许，来平乘车赴保定，谒蒋军委长，商议谈一切……同来者尚有中委孔祥熙，及三十九军军长庞炳勋，二十九军副总指挥秦德纯，军分会委员萧振瀛云。”
在1933年3月20日的《大公报》中，我们可以看这样的消息《宋哲元谈话》：“保定特讯：宋哲元偕庞炳勋、秦德纯，十九日晨由遵化转经北平抵保……”这说明蒋介石召见的是宋哲元、庞炳勋、秦德纯，而没有提及张自忠。 图3
在笔者又查阅了1933年3月22日的《申报》中发现这样的新闻报道：“北平：张自忠，李文田，二十日电平称、今日午后三时、敌以飞机八架、及其白台子附近砲兵……”这就充分证明了3月19日张自忠并没有赴保谒蒋，而是在距喜峰口百里之外的马兰峪前线，所以宋哲元左边的可以肯定地说不是林治波所标注的张自忠。
现在我们已经排除了他不是张自忠的可能，那么此人究竟会是谁呢？翻阅了大量的原始史料之后，笔者认为此人应是庞炳勋。
第一：在《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中（如作战序列图二所示）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庞炳勋将军任第三军团副指挥，第四十军军长，其身份、军衔完全可以陪同宋哲元共同谒蒋。
第二、从前面的《大公报》、《益世报》、《申报》中我们可以看到宋哲元偕庞炳勋和秦德纯赴保谒蒋，而根本就没有提及张自忠，当时的张自忠也的确没有去过保定。
第三、笔者在1933年由邹韬奋主编的《生活画报》中发现了一张珍贵的照片，（如图五所示）对于1933年3月19日蒋介石在保定召见宋哲元是长城抗战中一件大事，所以不仅当时各大报纸刊登此消息，就是一些史书上对此事亦有记载。如台湾李云汉著《宋哲元与七七抗战》第30页“三月十九日，宋哲元应召自战地前往保定晋见蒋委员长，蒋委员长对于二十九军在喜口峰的英勇战绩备极加冕，并令庞炳勋、张公侠两部归宋指挥……”。另外在《长城抗战》（江绍贞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5页中亦有如下记载“他（蒋介石）先后在石家庄、保定召见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山东省政府主席于学忠，以及宋哲元、庞炳勋、秦德纯等…”。所以无论是大陆或是台湾的史书中，所记载的都找不到张自忠在1933年3月19日去保定的片纸只字。
这是诸位将领在罗文峪前线视察的时候的合影，其旁边小字注明自左向右为刘汝明、俞飞鹏、孔祥熙、宋哲元、庞炳勋。经过放大后的照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庞炳勋就是谒蒋照片中的最左边之人。
通过以上的材料证明，以当时身份、地位以及利用图片资料，我们可以肯定照片最左边的人就是庞炳勋无疑。而林治波是剽窃了《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上的照片又将其解说词篡改的。
对于1933年长城抗战几份史料的考证
李惠兰
笔者近几年在阅读有关1933年长城抗战这一段历史时，发现了几个问题与真实的历史有着很大的出入，经过笔者仔细的研究考证，现将问题分析如下：
一、 关于喜峰口前线总指挥究竟是谁的问题。
关于喜峰口前敌（线）总指挥的问题过去并无争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却出现了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赵登禹，另一种说法是张自忠
在1985年8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张自忠的女儿张廉云发表了一篇纪念其父张自忠的文章，在文中张廉云写道：“ 1933年3月，长城要塞喜峰口失守，坐镇北平的张学良将军命令第二十九军收复喜峰口，阻止敌军前进。我父亲被委任为喜峰口前线总指挥，率部迎战进犯之敌……”。张廉云在文中明确地写道其父张自忠被任命为喜峰口前线总指挥，但却缺少委任者和委任状，这明显的不符合当时军中的规定。但是由于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而且当时人们也很少研究国民党史，这种说法便被大家所认可，人们以此为依据，以讹传讹。后来在许多工具书中、人物志中，对张自忠的早期历史中都加上了张自忠任喜峰口前线总指挥一词。在林治波编著抗日战争史丛书《抗战军人之魂――张自忠将军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中的第87页有“宋哲元命张自忠为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冯治安副之”，第95页的张自忠照片下方又出现了标注着“ 任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字样（如图一所示）。
同时在林治波所编著的另一本书中华名人从书《张自忠传》（昆仑出版社，1998年版）的第二十四页也同样使用了这幅相同的照片，在照片的下方注明了同样的字样 。并在这两本书中都写道，张自忠在1933年3月15日，亲临喜峰口前线，视察阵地，慰劳官兵。针对阵地视察中发现的问题和自己的作战经验，他向各旅、各团下达了五条指示，（一）现在防御是暂时的，收复失地才是我们的目的。在中央战略未决定之前我们暂时利用地形，加强工事，一面阻止敌人前进，一面伺机袭击敌人，不能呆板地死守挨打。如果只知死守阵地，日子长了，士气就会消沉。（二）防御不能平均使用力量，重要据点必须加强。要控制一定数量的预备队，以备必要时增援和出击。（三）现在你们选的阵地很好，但是也有些地方太暴露，易遭敌机轰炸和底炮射击，应在半山腰选择隐蔽地点，再做一道工事，下边多设鹿砦栅，多埋地雷。上挖交通沟，通到主阵地。（四）我们没有对空武器，易受敌机低空轰炸。可用预备营预备队，集中火力，对在千米以下飞行的敌机齐发射击，但每人只放一枪即迅速隐蔽，避免敌机发觉。（五）设置假目标，使敌人误假为真，诱敌射击，耗其弹药，避免我们的损伤。
这一段林治波并没有注明其出处，笔者更未在当年的资料中找到过，所以这些材料内容的真实性很值得怀疑。同时我认为当时的张自忠只是二十九军下辖的第三十八师的师长，根本没有权力跑到兄弟师防守阵地指派其他师旅的可能，这是不符合军规的。这些都说明了以上的五条指示纯属后人编造，是纂改历史，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这也是史学工作者的一个重大失误。更遗憾的是这种“假冒伪劣”史料却在纪念抗日60周年之时被辗转传抄又在许多图书中出现，不断的在欺骗年青的一代。
在经过反复查找，阅读了大量的海峡两岸的著作以后发现，当时的喜峰口前敌总指挥应是赵登禹，而不是大家所以为的张自忠。其中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江绍贞研究员所著的中华民国史丛书《长城抗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中较为可信，在书中的第94页作者写道：冯治安鉴于一天（1933年3月9日）的战况和第三十八师援军参加战斗，为便于作战指挥，于下午6时令派赵登禹为喜峰口方面作战军前敌总指挥，第110旅旅长王治邦为副指挥，第三十八师第113旅旅长佟泽光协助之。
另外，在台湾出版的《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一书的第234页中明确记载有赵登禹被委任为喜峰口前敌总指挥的委任令和第262页抗日军战斗序列中（如图二所示）
團軍三第 抗日軍戰鬥序列 宋故上將哲元將軍遺集 上冊 二六二 图2
記附 元哲宋 揮 指 總
勳炳龐 純德秦 揮 指 副
藩維張 長 謀 參
軍十四第 軍九十二第
勳炳龐 長軍 元哲宋 長軍
吾瘦王 長謀參
陸軍第一百十五旅 旅長 劉世榮
陸軍第一百一十六旅 旅長 陳春榮
騎兵第五師 師長 李福和 陸軍第三十七師 師長 馮治安
陸軍第三十八師 師長 張自忠
陸軍暫編第二師 師長 劉汝明
由军事委员会任命宋哲元为第三军团总指挥，副总指挥为秦德纯、庞炳勋，参谋长为张维藩，其中二十九军军长为宋哲元，所辖的陆军第三十七师师长为冯治安，陆军第三十八师师长为张自忠，陆军暂编第二师师长为刘汝明。又据台湾李云汉所著的《宋哲元与七七抗战》（传记文学出版社，1973年出版）一书的第28页中“三月九日宋部驰至喜峰口阵地时，发现敌军业已占领口外高地。宋即严令其部属奋勇御敌，并由赵登禹旅派队绕至敌后，以大刀奇袭敌阵，斩获无算…”。
通过以上材料，我们不难发现当时任喜峰口前线总指挥的是赵登禹而非张自忠。张自忠在任三十八师师长时（即1933年长城抗战时）从没有任何军事机构任命其为喜峰口前线总指挥，更没有被任命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他活着的时候无人任命，而是在其死后45年（张自忠于1940年以身殉国）即1985年由他的女儿张廉云册封他成“喜峰口前线总指挥”，在1993年又被林治波加封为“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
这是对历史极大的篡改和歪曲。我们应该还历史以真实的面貌。
二、 对于1933年3月19日蒋介石召见宋哲元等人的照片的考证（如图三）
此照片首见于《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其解说词为“先总统蒋公於民国二十二年长城战役时赴保定巡视，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向蒋公请示机宜后合影”。
前文所说的林治波著的《张自忠传》中也同样选用了这幅照片，却在照片的下方自行标注“左起：张自忠、宋哲元、蒋介石、杨永泰、冯治安”的字样。在林治波所著《抗战军人之魂――张自忠将军传》的106页中也使用了此幅照片和相同的标注，并在此书中写道：“在保定的蒋介石得到捷报，喜不自胜，特电召宋哲元、张自忠赴保一晤。19日（1939年3月19日），宋、张、冯3人赴保谒蒋，受到盛情款待。据说，蒋“神情欢愉，面有喜色”。
那么林治波所著的此段历史是否真实？而站在宋哲元左边的究竟是不是张自忠？张自忠当时在哪里呢？
笔者首先将照片放大之后与1933年张仅有的一张自忠军装照片进行了细致的比较，经仔细核实后，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照片的最左边的人不是张自忠。（如图四所示）但是林治波却把外貌差别如此之大的两个人硬写成是同一人。如前文所提及的林治波剽窃了此合影到他的两本有关张自忠的著作中，又改了解说词。
同时笔者查阅了1933年的3月20日的天津《益世报》中有电文如下：“平讯：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宋哲元氏，此次率部在喜峰口克敌，极为蒋军委员长所嘉许，来平乘车赴保定，谒蒋军委长，商议谈一切……同来者尚有中委孔祥熙，及三十九军军长庞炳勋，二十九军副总指挥秦德纯，军分会委员萧振瀛云。”
在1933年3月20日的《大公报》中，我们可以看这样的消息《宋哲元谈话》：“保定特讯：宋哲元偕庞炳勋、秦德纯，十九日晨由遵化转经北平抵保……”这说明蒋介石召见的是宋哲元、庞炳勋、秦德纯，而没有提及张自忠。 图3
在笔者又查阅了1933年3月22日的《申报》中发现这样的新闻报道：“北平：张自忠，李文田，二十日电平称、今日午后三时、敌以飞机八架、及其白台子附近砲兵……”这就充分证明了3月19日张自忠并没有赴保谒蒋，而是在距喜峰口百里之外的马兰峪前线，所以宋哲元左边的可以肯定地说不是林治波所标注的张自忠。
现在我们已经排除了他不是张自忠的可能，那么此人究竟会是谁呢？翻阅了大量的原始史料之后，笔者认为此人应是庞炳勋。
第一：在《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中（如作战序列图二所示）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庞炳勋将军任第三军团副指挥，第四十军军长，其身份、军衔完全可以陪同宋哲元共同谒蒋。
第二、从前面的《大公报》、《益世报》、《申报》中我们可以看到宋哲元偕庞炳勋和秦德纯赴保谒蒋，而根本就没有提及张自忠，当时的张自忠也的确没有去过保定。
第三、笔者在1933年由邹韬奋主编的《生活画报》中发现了一张珍贵的照片，（如图五所示）对于1933年3月19日蒋介石在保定召见宋哲元是长城抗战中一件大事，所以不仅当时各大报纸刊登此消息，就是一些史书上对此事亦有记载。如台湾李云汉著《宋哲元与七七抗战》第30页“三月十九日，宋哲元应召自战地前往保定晋见蒋委员长，蒋委员长对于二十九军在喜口峰的英勇战绩备极加冕，并令庞炳勋、张公侠两部归宋指挥……”。另外在《长城抗战》（江绍贞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5页中亦有如下记载“他（蒋介石）先后在石家庄、保定召见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山东省政府主席于学忠，以及宋哲元、庞炳勋、秦德纯等…”。所以无论是大陆或是台湾的史书中，所记载的都找不到张自忠在1933年3月19日去保定的片纸只字。
这是诸位将领在罗文峪前线视察的时候的合影，其旁边小字注明自左向右为刘汝明、俞飞鹏、孔祥熙、宋哲元、庞炳勋。经过放大后的照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庞炳勋就是谒蒋照片中的最左边之人。
通过以上的材料证明，以当时身份、地位以及利用图片资料，我们可以肯定照片最左边的人就是庞炳勋无疑。而林治波是剽窃了《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上的照片又将其解说词篡改的。
李惠兰
笔者近几年在阅读有关1933年长城抗战这一段历史时，发现了几个问题与真实的历史有着很大的出入，经过笔者仔细的研究考证，现将问题分析如下：
一、 关于喜峰口前线总指挥究竟是谁的问题。
关于喜峰口前敌（线）总指挥的问题过去并无争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却出现了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赵登禹，另一种说法是张自忠
在1985年8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张自忠的女儿张廉云发表了一篇纪念其父张自忠的文章，在文中张廉云写道：“ 1933年3月，长城要塞喜峰口失守，坐镇北平的张学良将军命令第二十九军收复喜峰口，阻止敌军前进。我父亲被委任为喜峰口前线总指挥，率部迎战进犯之敌……”。张廉云在文中明确地写道其父张自忠被任命为喜峰口前线总指挥，但却缺少委任者和委任状，这明显的不符合当时军中的规定。但是由于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而且当时人们也很少研究国民党史，这种说法便被大家所认可，人们以此为依据，以讹传讹。后来在许多工具书中、人物志中，对张自忠的早期历史中都加上了张自忠任喜峰口前线总指挥一词。在林治波编著抗日战争史丛书《抗战军人之魂――张自忠将军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中的第87页有“宋哲元命张自忠为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冯治安副之”，第95页的张自忠照片下方又出现了标注着“ 任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字样（如图一所示）。
同时在林治波所编著的另一本书中华名人从书《张自忠传》（昆仑出版社，1998年版）的第二十四页也同样使用了这幅相同的照片，在照片的下方注明了同样的字样 。并在这两本书中都写道，张自忠在1933年3月15日，亲临喜峰口前线，视察阵地，慰劳官兵。针对阵地视察中发现的问题和自己的作战经验，他向各旅、各团下达了五条指示，（一）现在防御是暂时的，收复失地才是我们的目的。在中央战略未决定之前我们暂时利用地形，加强工事，一面阻止敌人前进，一面伺机袭击敌人，不能呆板地死守挨打。如果只知死守阵地，日子长了，士气就会消沉。（二）防御不能平均使用力量，重要据点必须加强。要控制一定数量的预备队，以备必要时增援和出击。（三）现在你们选的阵地很好，但是也有些地方太暴露，易遭敌机轰炸和底炮射击，应在半山腰选择隐蔽地点，再做一道工事，下边多设鹿砦栅，多埋地雷。上挖交通沟，通到主阵地。（四）我们没有对空武器，易受敌机低空轰炸。可用预备营预备队，集中火力，对在千米以下飞行的敌机齐发射击，但每人只放一枪即迅速隐蔽，避免敌机发觉。（五）设置假目标，使敌人误假为真，诱敌射击，耗其弹药，避免我们的损伤。
这一段林治波并没有注明其出处，笔者更未在当年的资料中找到过，所以这些材料内容的真实性很值得怀疑。同时我认为当时的张自忠只是二十九军下辖的第三十八师的师长，根本没有权力跑到兄弟师防守阵地指派其他师旅的可能，这是不符合军规的。这些都说明了以上的五条指示纯属后人编造，是纂改历史，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这也是史学工作者的一个重大失误。更遗憾的是这种“假冒伪劣”史料却在纪念抗日60周年之时被辗转传抄又在许多图书中出现，不断的在欺骗年青的一代。
在经过反复查找，阅读了大量的海峡两岸的著作以后发现，当时的喜峰口前敌总指挥应是赵登禹，而不是大家所以为的张自忠。其中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江绍贞研究员所著的中华民国史丛书《长城抗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中较为可信，在书中的第94页作者写道：冯治安鉴于一天（1933年3月9日）的战况和第三十八师援军参加战斗，为便于作战指挥，于下午6时令派赵登禹为喜峰口方面作战军前敌总指挥，第110旅旅长王治邦为副指挥，第三十八师第113旅旅长佟泽光协助之。
另外，在台湾出版的《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一书的第234页中明确记载有赵登禹被委任为喜峰口前敌总指挥的委任令和第262页抗日军战斗序列中（如图二所示）
團軍三第 抗日軍戰鬥序列 宋故上將哲元將軍遺集 上冊 二六二 图2
記附 元哲宋 揮 指 總
勳炳龐 純德秦 揮 指 副
藩維張 長 謀 參
軍十四第 軍九十二第
勳炳龐 長軍 元哲宋 長軍
吾瘦王 長謀參
陸軍第一百十五旅 旅長 劉世榮
陸軍第一百一十六旅 旅長 陳春榮
騎兵第五師 師長 李福和 陸軍第三十七師 師長 馮治安
陸軍第三十八師 師長 張自忠
陸軍暫編第二師 師長 劉汝明
由军事委员会任命宋哲元为第三军团总指挥，副总指挥为秦德纯、庞炳勋，参谋长为张维藩，其中二十九军军长为宋哲元，所辖的陆军第三十七师师长为冯治安，陆军第三十八师师长为张自忠，陆军暂编第二师师长为刘汝明。又据台湾李云汉所著的《宋哲元与七七抗战》（传记文学出版社，1973年出版）一书的第28页中“三月九日宋部驰至喜峰口阵地时，发现敌军业已占领口外高地。宋即严令其部属奋勇御敌，并由赵登禹旅派队绕至敌后，以大刀奇袭敌阵，斩获无算…”。
通过以上材料，我们不难发现当时任喜峰口前线总指挥的是赵登禹而非张自忠。张自忠在任三十八师师长时（即1933年长城抗战时）从没有任何军事机构任命其为喜峰口前线总指挥，更没有被任命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他活着的时候无人任命，而是在其死后45年（张自忠于1940年以身殉国）即1985年由他的女儿张廉云册封他成“喜峰口前线总指挥”，在1993年又被林治波加封为“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
这是对历史极大的篡改和歪曲。我们应该还历史以真实的面貌。
二、 对于1933年3月19日蒋介石召见宋哲元等人的照片的考证（如图三）
此照片首见于《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其解说词为“先总统蒋公於民国二十二年长城战役时赴保定巡视，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向蒋公请示机宜后合影”。
前文所说的林治波著的《张自忠传》中也同样选用了这幅照片，却在照片的下方自行标注“左起：张自忠、宋哲元、蒋介石、杨永泰、冯治安”的字样。在林治波所著《抗战军人之魂――张自忠将军传》的106页中也使用了此幅照片和相同的标注，并在此书中写道：“在保定的蒋介石得到捷报，喜不自胜，特电召宋哲元、张自忠赴保一晤。19日（1939年3月19日），宋、张、冯3人赴保谒蒋，受到盛情款待。据说，蒋“神情欢愉，面有喜色”。
那么林治波所著的此段历史是否真实？而站在宋哲元左边的究竟是不是张自忠？张自忠当时在哪里呢？
笔者首先将照片放大之后与1933年张仅有的一张自忠军装照片进行了细致的比较，经仔细核实后，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照片的最左边的人不是张自忠。（如图四所示）但是林治波却把外貌差别如此之大的两个人硬写成是同一人。如前文所提及的林治波剽窃了此合影到他的两本有关张自忠的著作中，又改了解说词。
同时笔者查阅了1933年的3月20日的天津《益世报》中有电文如下：“平讯：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宋哲元氏，此次率部在喜峰口克敌，极为蒋军委员长所嘉许，来平乘车赴保定，谒蒋军委长，商议谈一切……同来者尚有中委孔祥熙，及三十九军军长庞炳勋，二十九军副总指挥秦德纯，军分会委员萧振瀛云。”
在1933年3月20日的《大公报》中，我们可以看这样的消息《宋哲元谈话》：“保定特讯：宋哲元偕庞炳勋、秦德纯，十九日晨由遵化转经北平抵保……”这说明蒋介石召见的是宋哲元、庞炳勋、秦德纯，而没有提及张自忠。 图3
在笔者又查阅了1933年3月22日的《申报》中发现这样的新闻报道：“北平：张自忠，李文田，二十日电平称、今日午后三时、敌以飞机八架、及其白台子附近砲兵……”这就充分证明了3月19日张自忠并没有赴保谒蒋，而是在距喜峰口百里之外的马兰峪前线，所以宋哲元左边的可以肯定地说不是林治波所标注的张自忠。
现在我们已经排除了他不是张自忠的可能，那么此人究竟会是谁呢？翻阅了大量的原始史料之后，笔者认为此人应是庞炳勋。
第一：在《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中（如作战序列图二所示）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庞炳勋将军任第三军团副指挥，第四十军军长，其身份、军衔完全可以陪同宋哲元共同谒蒋。
第二、从前面的《大公报》、《益世报》、《申报》中我们可以看到宋哲元偕庞炳勋和秦德纯赴保谒蒋，而根本就没有提及张自忠，当时的张自忠也的确没有去过保定。
第三、笔者在1933年由邹韬奋主编的《生活画报》中发现了一张珍贵的照片，（如图五所示）对于1933年3月19日蒋介石在保定召见宋哲元是长城抗战中一件大事，所以不仅当时各大报纸刊登此消息，就是一些史书上对此事亦有记载。如台湾李云汉著《宋哲元与七七抗战》第30页“三月十九日，宋哲元应召自战地前往保定晋见蒋委员长，蒋委员长对于二十九军在喜口峰的英勇战绩备极加冕，并令庞炳勋、张公侠两部归宋指挥……”。另外在《长城抗战》（江绍贞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5页中亦有如下记载“他（蒋介石）先后在石家庄、保定召见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山东省政府主席于学忠，以及宋哲元、庞炳勋、秦德纯等…”。所以无论是大陆或是台湾的史书中，所记载的都找不到张自忠在1933年3月19日去保定的片纸只字。
这是诸位将领在罗文峪前线视察的时候的合影，其旁边小字注明自左向右为刘汝明、俞飞鹏、孔祥熙、宋哲元、庞炳勋。经过放大后的照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庞炳勋就是谒蒋照片中的最左边之人。
通过以上的材料证明，以当时身份、地位以及利用图片资料，我们可以肯定照片最左边的人就是庞炳勋无疑。而林治波是剽窃了《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上的照片又将其解说词篡改的。
对于1933年长城抗战几份史料的考证
李惠兰
笔者近几年在阅读有关1933年长城抗战这一段历史时，发现了几个问题与真实的历史有着很大的出入，经过笔者仔细的研究考证，现将问题分析如下：
一、 关于喜峰口前线总指挥究竟是谁的问题。
关于喜峰口前敌（线）总指挥的问题过去并无争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却出现了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赵登禹，另一种说法是张自忠
在1985年8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张自忠的女儿张廉云发表了一篇纪念其父张自忠的文章，在文中张廉云写道：“ 1933年3月，长城要塞喜峰口失守，坐镇北平的张学良将军命令第二十九军收复喜峰口，阻止敌军前进。我父亲被委任为喜峰口前线总指挥，率部迎战进犯之敌……”。张廉云在文中明确地写道其父张自忠被任命为喜峰口前线总指挥，但却缺少委任者和委任状，这明显的不符合当时军中的规定。但是由于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而且当时人们也很少研究国民党史，这种说法便被大家所认可，人们以此为依据，以讹传讹。后来在许多工具书中、人物志中，对张自忠的早期历史中都加上了张自忠任喜峰口前线总指挥一词。在林治波编著抗日战争史丛书《抗战军人之魂――张自忠将军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中的第87页有“宋哲元命张自忠为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冯治安副之”，第95页的张自忠照片下方又出现了标注着“ 任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字样（如图一所示）。
同时在林治波所编著的另一本书中华名人从书《张自忠传》（昆仑出版社，1998年版）的第二十四页也同样使用了这幅相同的照片，在照片的下方注明了同样的字样 。并在这两本书中都写道，张自忠在1933年3月15日，亲临喜峰口前线，视察阵地，慰劳官兵。针对阵地视察中发现的问题和自己的作战经验，他向各旅、各团下达了五条指示，（一）现在防御是暂时的，收复失地才是我们的目的。在中央战略未决定之前我们暂时利用地形，加强工事，一面阻止敌人前进，一面伺机袭击敌人，不能呆板地死守挨打。如果只知死守阵地，日子长了，士气就会消沉。（二）防御不能平均使用力量，重要据点必须加强。要控制一定数量的预备队，以备必要时增援和出击。（三）现在你们选的阵地很好，但是也有些地方太暴露，易遭敌机轰炸和底炮射击，应在半山腰选择隐蔽地点，再做一道工事，下边多设鹿砦栅，多埋地雷。上挖交通沟，通到主阵地。（四）我们没有对空武器，易受敌机低空轰炸。可用预备营预备队，集中火力，对在千米以下飞行的敌机齐发射击，但每人只放一枪即迅速隐蔽，避免敌机发觉。（五）设置假目标，使敌人误假为真，诱敌射击，耗其弹药，避免我们的损伤。
这一段林治波并没有注明其出处，笔者更未在当年的资料中找到过，所以这些材料内容的真实性很值得怀疑。同时我认为当时的张自忠只是二十九军下辖的第三十八师的师长，根本没有权力跑到兄弟师防守阵地指派其他师旅的可能，这是不符合军规的。这些都说明了以上的五条指示纯属后人编造，是纂改历史，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这也是史学工作者的一个重大失误。更遗憾的是这种“假冒伪劣”史料却在纪念抗日60周年之时被辗转传抄又在许多图书中出现，不断的在欺骗年青的一代。
在经过反复查找，阅读了大量的海峡两岸的著作以后发现，当时的喜峰口前敌总指挥应是赵登禹，而不是大家所以为的张自忠。其中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江绍贞研究员所著的中华民国史丛书《长城抗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中较为可信，在书中的第94页作者写道：冯治安鉴于一天（1933年3月9日）的战况和第三十八师援军参加战斗，为便于作战指挥，于下午6时令派赵登禹为喜峰口方面作战军前敌总指挥，第110旅旅长王治邦为副指挥，第三十八师第113旅旅长佟泽光协助之。
另外，在台湾出版的《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一书的第234页中明确记载有赵登禹被委任为喜峰口前敌总指挥的委任令和第262页抗日军战斗序列中（如图二所示）
團軍三第 抗日軍戰鬥序列 宋故上將哲元將軍遺集 上冊 二六二 图2
記附 元哲宋 揮 指 總
勳炳龐 純德秦 揮 指 副
藩維張 長 謀 參
軍十四第 軍九十二第
勳炳龐 長軍 元哲宋 長軍
吾瘦王 長謀參
陸軍第一百十五旅 旅長 劉世榮
陸軍第一百一十六旅 旅長 陳春榮
騎兵第五師 師長 李福和 陸軍第三十七師 師長 馮治安
陸軍第三十八師 師長 張自忠
陸軍暫編第二師 師長 劉汝明
由军事委员会任命宋哲元为第三军团总指挥，副总指挥为秦德纯、庞炳勋，参谋长为张维藩，其中二十九军军长为宋哲元，所辖的陆军第三十七师师长为冯治安，陆军第三十八师师长为张自忠，陆军暂编第二师师长为刘汝明。又据台湾李云汉所著的《宋哲元与七七抗战》（传记文学出版社，1973年出版）一书的第28页中“三月九日宋部驰至喜峰口阵地时，发现敌军业已占领口外高地。宋即严令其部属奋勇御敌，并由赵登禹旅派队绕至敌后，以大刀奇袭敌阵，斩获无算…”。
通过以上材料，我们不难发现当时任喜峰口前线总指挥的是赵登禹而非张自忠。张自忠在任三十八师师长时（即1933年长城抗战时）从没有任何军事机构任命其为喜峰口前线总指挥，更没有被任命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他活着的时候无人任命，而是在其死后45年（张自忠于1940年以身殉国）即1985年由他的女儿张廉云册封他成“喜峰口前线总指挥”，在1993年又被林治波加封为“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
这是对历史极大的篡改和歪曲。我们应该还历史以真实的面貌。
二、 对于1933年3月19日蒋介石召见宋哲元等人的照片的考证（如图三）
此照片首见于《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其解说词为“先总统蒋公於民国二十二年长城战役时赴保定巡视，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向蒋公请示机宜后合影”。
前文所说的林治波著的《张自忠传》中也同样选用了这幅照片，却在照片的下方自行标注“左起：张自忠、宋哲元、蒋介石、杨永泰、冯治安”的字样。在林治波所著《抗战军人之魂――张自忠将军传》的106页中也使用了此幅照片和相同的标注，并在此书中写道：“在保定的蒋介石得到捷报，喜不自胜，特电召宋哲元、张自忠赴保一晤。19日（1939年3月19日），宋、张、冯3人赴保谒蒋，受到盛情款待。据说，蒋“神情欢愉，面有喜色”。
那么林治波所著的此段历史是否真实？而站在宋哲元左边的究竟是不是张自忠？张自忠当时在哪里呢？
笔者首先将照片放大之后与1933年张仅有的一张自忠军装照片进行了细致的比较，经仔细核实后，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照片的最左边的人不是张自忠。（如图四所示）但是林治波却把外貌差别如此之大的两个人硬写成是同一人。如前文所提及的林治波剽窃了此合影到他的两本有关张自忠的著作中，又改了解说词。
同时笔者查阅了1933年的3月20日的天津《益世报》中有电文如下：“平讯：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宋哲元氏，此次率部在喜峰口克敌，极为蒋军委员长所嘉许，来平乘车赴保定，谒蒋军委长，商议谈一切……同来者尚有中委孔祥熙，及三十九军军长庞炳勋，二十九军副总指挥秦德纯，军分会委员萧振瀛云。”
在1933年3月20日的《大公报》中，我们可以看这样的消息《宋哲元谈话》：“保定特讯：宋哲元偕庞炳勋、秦德纯，十九日晨由遵化转经北平抵保……”这说明蒋介石召见的是宋哲元、庞炳勋、秦德纯，而没有提及张自忠。 图3
在笔者又查阅了1933年3月22日的《申报》中发现这样的新闻报道：“北平：张自忠，李文田，二十日电平称、今日午后三时、敌以飞机八架、及其白台子附近砲兵……”这就充分证明了3月19日张自忠并没有赴保谒蒋，而是在距喜峰口百里之外的马兰峪前线，所以宋哲元左边的可以肯定地说不是林治波所标注的张自忠。
现在我们已经排除了他不是张自忠的可能，那么此人究竟会是谁呢？翻阅了大量的原始史料之后，笔者认为此人应是庞炳勋。
第一：在《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中（如作战序列图二所示）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庞炳勋将军任第三军团副指挥，第四十军军长，其身份、军衔完全可以陪同宋哲元共同谒蒋。
第二、从前面的《大公报》、《益世报》、《申报》中我们可以看到宋哲元偕庞炳勋和秦德纯赴保谒蒋，而根本就没有提及张自忠，当时的张自忠也的确没有去过保定。
第三、笔者在1933年由邹韬奋主编的《生活画报》中发现了一张珍贵的照片，（如图五所示）对于1933年3月19日蒋介石在保定召见宋哲元是长城抗战中一件大事，所以不仅当时各大报纸刊登此消息，就是一些史书上对此事亦有记载。如台湾李云汉著《宋哲元与七七抗战》第30页“三月十九日，宋哲元应召自战地前往保定晋见蒋委员长，蒋委员长对于二十九军在喜口峰的英勇战绩备极加冕，并令庞炳勋、张公侠两部归宋指挥……”。另外在《长城抗战》（江绍贞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5页中亦有如下记载“他（蒋介石）先后在石家庄、保定召见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山东省政府主席于学忠，以及宋哲元、庞炳勋、秦德纯等…”。所以无论是大陆或是台湾的史书中，所记载的都找不到张自忠在1933年3月19日去保定的片纸只字。
这是诸位将领在罗文峪前线视察的时候的合影，其旁边小字注明自左向右为刘汝明、俞飞鹏、孔祥熙、宋哲元、庞炳勋。经过放大后的照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庞炳勋就是谒蒋照片中的最左边之人。
通过以上的材料证明，以当时身份、地位以及利用图片资料，我们可以肯定照片最左边的人就是庞炳勋无疑。而林治波是剽窃了《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上的照片又将其解说词篡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