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德国军售和中国抗战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19 21:54:41
<P><B>一段尘封的历史，德国军事专家和中国国民党军队的现代化</B></P>
<P>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马克斯·鲍尔、赫尔曼·克里拜尔、乔治·魏采尔、汉斯·冯·塞克特、亚力山大·冯·法肯豪森……这些璀璨的将星，德军的精华，销声匿迹地来到了中国。他们以日尔曼人特有的方式，对中国社会的个各个方面，尤其是军事领域，留下了浓重的一笔。犹如一柄柄深藏鞘内的利剑，随时都会有惊人的一击。</P>
<P>中德两国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进入了“蜜月期”。一方面德国意识到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工业品、军火的市场；中国所拥有的丰富的战略物质……钨、锑、锰等更是他们称霸世界所不可缺少的。另一方面蒋介石醉心于德国的军事化、工业化、中央化，对领袖崇拜、个人独裁有浓厚的兴趣。希望能从德国输入军队的管理方法、先进的战略战法、战斗技能，尤其是那种“德意志精神”能灌输到他麾下的军队的脊髓，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军队，对内捍卫其统治；对外抵抗侵略。</P>
<P>德国军事顾问于是就应运登场了。十年间，共有135位德国顾问在华任职。他们积极地参与了中国的“安内”与“攘外”。帮助国民党政府训练军队，采购军火，出谋划策。“蒋桂大战”、“中原大战”、“五次围剿红军”都有他们的身影。另一方面他们以高超的素质、踏实的工作、严谨的作风，在帮助中国军队提高战斗力，提高军事素质，和向现代化过渡方面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些对后来的抗战也有巨大的影响。如法肯豪森总顾问就拟订过抗战的总蓝图。“一·二八”抗战，德国顾问亲手训练的87、88师打得威风八面。而“八·一三”抗战，更被日军称为“德国式的战争”。</P>
<P>蒋介石聘请的第一个德国顾问是马克斯·鲍尔。</P>
<P>鲍尔是德国总参谋部军官，炮兵专家。他头脑精细，目光锐利。著名的兴登堡计划和总体战的战略构想都是出自他的头脑。时任总参谋长的鲁登道夫对他言听计从。故有人比喻：鲁登道夫是敲响德国战鼓的大槌，而鲍尔是大槌手。他是炮兵专家，一战中他发明的重炮出尽了风头。柏林大学为此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在参加1920年3月旨在推翻魏玛共和国的卡普政变失败后，他浪迹于奥地利、西班牙、阿根廷，甚至在苏联红军中也担任过顾问。</P>
<P>1927年，他来到中国开始了他的顾问生涯。蒋介石与其关系融洽。鲍尔主张将军政大权集中于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大刀阔斧手段铲除一切离心力量，进行一切加强中央权威的必要改革。此外他对军队的裁减、重建、整训及经济的发展，重工业、航空运输业、农业、矿业的建设和中国财政体系改革等多方面都有有价值的意见。这些都深得蒋的赞许。在“蒋桂战争”中，他居间调度，计划周密得体，使蒋在军事指挥上觉得异常轻松。</P>
<P>但1928年5月，他突然因病在上海去世。（对其死因有一种传闻：由于他在“蒋桂战争”中，一直建议蒋对桂系除恶必尽，因而遭到西南实力派人物的嫉恨，在一次宴会中被下毒而死。）鲍尔来华时间不长，但他组建了顾问团，创立了顾问团的工作模式，规划了工作方向，为未来十年的中德合作奠定了基础。</P>
<P>鲍尔推荐的继任者是希特勒啤酒馆政变的共同参与者和一起入狱者赫尔曼·克里拜尔。蒋对这位前八国联军的中尉并无好感。双方在作战的战略思想上矛盾重重。蒋认为内战中军事和政治并重，实力和阴谋并重。而克里拜尔则对蒋“炮弹”、“银弹”甚至“肉弹”齐上的手法很为鄙视，认为胜之不武。加之他的威望远不如鲍尔，很难服众。因此一直同国民党官方和顾问团内部关系紧张。虽然在军事指挥上，他也称得上兢兢业业，在“中原大战”中亲赴前线筹划布防，协助蒋拟订作战计划，但1930年5月终被换马。</P>
<P>前德国国防军总参谋部作战处处长乔治·魏采尔接任顾问团第三任总顾问。这位一战名将，拟订作战计划，实施作战指挥的能力很强。在作战方面是对蒋帮助最大的一个顾问。“中原大战”、围剿红军、“一·二八”抗战他都出力颇多。整军建军方面他也有所建树。</P>
<P>“中原大战”反蒋军70万之众，兵分四路……津浦、陇海与鲁西南、平汉、湖南，来势汹汹。魏采尔指挥若定，攻敌之必救，将焦点锁定在平汉、陇海战场。在平汉战场上以杂牌军和空军牵制反蒋军。尤值得一提的是空军，在德国顾问的调教下，空地协同作战初具威力。德国顾问要求很严格，规定空军在陆军发动进攻以前，必须全力轰炸对方阵地。在发起攻击后，部分飞机必须在阵地上空掩护陆军的迅速攻击，晚上才允许返航。冯玉祥部第八方面军总司令樊钟秀亦死于容克式飞机的轰炸中。反蒋军不得不从主战场抽调兵力。在陇海主战场上，蒋军投入重兵。其中德式装备、训练的教一师、教二师、十一师很是发挥了战力。如教二师被西北军勇将吉鸿昌重兵被围在管村，面对以勇猛善战、吃苦耐劳而勇冠各军之首的西北军，教二师的火力配备、防御组织相当出色，令阵地前尸横遍野，吉鸿昌虎目流泪。整个大战期间，德国顾问不顾生死，穿梭于前线。魏采尔更是下榻于蒋的专列上，蒋的每个决策无不先咨询在先。蒋对其的忠诚、勇敢、勤勉，甚为嘉许，给予了“功不可没”的评语。</P>
<P>在对红军的围剿中，魏采尔也积极出谋划策，给红军造成了相当的危害。如第三次围剿，蒋就采纳了他的建议：在第二次围剿失败仅过一个月后，乘红军分散各地之时，闪电般地驱军长入，从各方向直插苏区腹地，占领了广昌及前二次围剿从未染指的宁都，一时气焰嚣张，红军暂时陷入被动。但英勇的朱毛红军最后仍赢得了胜利。毛泽东主席后来评价到这是“一年来三次战争中最艰苦的时节”。朱毛手握指南针亲自带领部队穿插前进，这在以往和后来的行军中，如此紧张慎重是决无仅有的。</P>
<P>“八·一三”抗战中,德式样板师第五军所辖87、88师，全部投入战斗，重创日军。如“庙行大捷”，日军精锐之第九师团、米久留师团受重挫，遗尸三四千具。让我们看看日方的评论。日方断定他们遇到了德国顾问训练的样板师。在前线观察家发回国内的报道中称：“德国人在公然违背[凡尔塞和约]，但必须承认他们在中国的工作是有效率的、有成效的。在沪战中支那军队的表现已说明，他们在战争理论和战术运用方面，已接近了战争的精髓。在某些局部的配合，可以窥出平时训练的有素。自动武器的配备率也普遍高于国内其他的部队，这是一个可怕的趋向。”蒋在给张治中（时任第五军军长）的电报中也赞誉到：“我国、我军声誉，在国际上顿增十倍。连日，各国舆论莫不称颂我军精勇无敌，而倭寇军誉则一落千丈也。”第五军的声价由此大增，为以后跻身五大主力打下了基础。</P>
<P>魏采尔对军事教育的加强起了很大的作用。先后协助创立了步兵、炮兵、工兵、辎重兵、通信兵等学校。在教学上，屏弃了过分拘泥的日式教法，采纳“专在切合战用之实地工作”的德国典范令。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为特种兵的建设奠定了基础。在他的大力倡导下，陆军的合成化也有了较大的发展。新型的炮兵、航空兵、骑兵部队初见雏形。大量的特种兵器材列入采购计划。他的整军建军计划，虽然加强了蒋的反共实力，但也充实了中国的国防力量。</P>
<P>尽管他对蒋帮了不少忙，但蒋与他关系一般。他对蒋手下的军队批评太多，而且往往不太客气，激动时指手划脚，为蒋所恶。德方的解释是“头脑不够灵活，对经济事务缺乏兴趣”，所以与蒋交恶。1934年4月11日，他终于离职。</P>
<P>接替他的是蒋最喜欢、最钦佩、在华待遇最高的、来华地位最高的德国顾问——前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汉斯·冯·塞克特将军。德方评价说，在他来华期间，德国顾问对中国统治集团和蒋本人的影响达到了异乎寻常、令人惊奇的地步。</P>
<P>塞克特在华期间，不仅担任总顾问，还被委以前所未有的职务：“委员长委托人”——即蒋的代理人。他以此身份出面，可以代表蒋与国民党政府各机关首脑谈话，地位仅次于蒋。军政部长、陆军训练总监等高级官员，也须亲自到蒋的官邸向他请教。而且规定每周二、五上午，10时至12时，还需事前登记，过时不候。</P>
<P>塞克特不是浪得虚名。在德军中，人们把他和传奇人物毛奇、史里芬并举。认为毛奇从最基本点铸造了德国现代战争的模型，并奠定了指挥原则。史里芬展望并设计了宏伟的计划，给德国带来了无比的光荣。而塞克特则在一战的灰烬中，呕心沥血重建了德国陆军。建立起了森严的小型军事武装，其中每一分子和细胞的安排极近完善与充实，一旦时机适当即可无限制地扩充。他把每个士兵训练成可领导和指挥作战的骨干，每个军官培养成未来的统帅。在濒临灭亡中保存了火种，故被誉为“国防军之父”、“国防军的杰出缔造者”。</P>
<P>他给蒋的帮助主要不是在军事指挥上，而在德国的军国主义的建军方针和思想。他明确地提出所谓的“中国建军的三项中心思想”：一、军队为统治权之基础。二、军队之威力，在于素质之优良。三、军队之作战潜能，基于军官团教育之培养。他专门使蒋认识军事强权在国家政治中的巨大作用。他提倡“坚强的、一心一德的领导”，声称只有这种一元化的领导才能够“对涉及经济、财政，首先是民众教育与宣传等每一项国家措施加以通盘考虑。”这使崇尚铁腕和独裁的蒋有了顿开茅塞的感觉。</P>
<P>在整军建军方面，他提出以有限的物力财力，尽快建立一支小型核心武力——模范军。先编成6—8个师，然后扩展到18个师（约30万人）。此外在帮助中国发展军火工业，开展军事技术研究，设计未来抗日整体战略，引进科学技术人才方面作出了许多有益的工作。</P>
<P>无奈繁重的事务使他精力不支，卧病在榻。1935年，蒋只能依依不舍地送别他回德修养。临行时，他以“最诚恳的心情”推荐他的得力助手法肯豪森为继任者。</P>
<P>法肯豪森对抗日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拟订了抗日的战略总蓝图。这位较正直的军人，对中国的军事训练，改革及部队装备、海空军、防空设施等方面投入了满腔心血，尽心尽责地做了大量工作。</P>
<P>1935年7月，他拟就的《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书》对二年后爆发的抗战的大致走向，有相当准确的判断，并起了相当大的指导作用。</P>
<P>在建议书中写道：
“目前威胁中国最严重而最迫切者，当然日本。日本对中国之情，知之极悉。其利害适与中国相反，故必用尽各种方法破坏中国内部之团结与图强，至少设法迟延其实现。”“设想则政府有坚忍意志，断无不抵抗而即承认敌方要求，沉默接受。鄙意民气即是造成抵抗意志，故不容轻视。苟领袖无此种意志，则人民亦不肯出而抵抗。抵抗意志必须有实力之兵力，方有固定之基础，目前中国陆军，故不能担任新式战争，但未若不可用持久抗敌，迫使其增加兵力，一切重要莫过于成立虽小而极端新式之国防军。”
“一旦军事上发生冲突，华北即直受威胁，若不战而放弃河北，则陇海路及其重大城市，即陷于罪前战区，对黄河防线，不难由山东方面，取席卷之势。对海正面有重大意义者，首推长江。敌苟能控制中国最重要之中心点，直至武汉一带，则中国之防力已失一最重要之根据，于是至内地，中国截分为二。”</P>
<P>“目前国军主力，俱集中于南部、西部，宜速抽调可以节省之兵力，分驻各区，使能应作战之用。凡作战所用部队，宜集中于徐州—郑州—武汉—南昌—南京区间。北方则掩护陇海路及沿路有关生存之设备，故最初抵抗区务必向北推进，是以沧县、保定之线宜绝对防御，……最后战线为黄河，宜作有计划之人工泛滥，增厚其防御力。东部有两事极关重要：一个封锁长江，一为警卫首都，两者有密切之联带关系。次之为武汉、南昌，可做支撑点，宜用全力固守，以维持通广州之联络。终之四川，为最后防地。”</P>
<P>他主持了江阴要塞的布防，凇沪线、吴福线、澄阴线的构筑。在中德军工间的合作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尽量使买卖双方互惠互利，各持所需。“极力介绍于中国最有利益而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物品及列定公平的价格，而不顾虑到原产地的情形和商号。”以致于有些德国公司气恼地骂他“是不是德国人？”</P>
<P>抗战爆发后，德国顾问的身影始终在最前线出现。华北、凇沪、徐州等等。德式样板师、德式装备在抗战初期，对支撑大局功不可没。</P>
<P>二战开始后，由于日德的特殊关系，1938年，德政府严令顾问团回国。甚至以不归国以叛国，取消国籍没收财产为胁。7月8日，法肯豪森等顾问在广州挥泪登船。</P>
<P>利剑终于归鞘。</P><P><B>一段尘封的历史，德国军事专家和中国国民党军队的现代化</B></P>
<P>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马克斯·鲍尔、赫尔曼·克里拜尔、乔治·魏采尔、汉斯·冯·塞克特、亚力山大·冯·法肯豪森……这些璀璨的将星，德军的精华，销声匿迹地来到了中国。他们以日尔曼人特有的方式，对中国社会的个各个方面，尤其是军事领域，留下了浓重的一笔。犹如一柄柄深藏鞘内的利剑，随时都会有惊人的一击。</P>
<P>中德两国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进入了“蜜月期”。一方面德国意识到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工业品、军火的市场；中国所拥有的丰富的战略物质……钨、锑、锰等更是他们称霸世界所不可缺少的。另一方面蒋介石醉心于德国的军事化、工业化、中央化，对领袖崇拜、个人独裁有浓厚的兴趣。希望能从德国输入军队的管理方法、先进的战略战法、战斗技能，尤其是那种“德意志精神”能灌输到他麾下的军队的脊髓，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军队，对内捍卫其统治；对外抵抗侵略。</P>
<P>德国军事顾问于是就应运登场了。十年间，共有135位德国顾问在华任职。他们积极地参与了中国的“安内”与“攘外”。帮助国民党政府训练军队，采购军火，出谋划策。“蒋桂大战”、“中原大战”、“五次围剿红军”都有他们的身影。另一方面他们以高超的素质、踏实的工作、严谨的作风，在帮助中国军队提高战斗力，提高军事素质，和向现代化过渡方面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些对后来的抗战也有巨大的影响。如法肯豪森总顾问就拟订过抗战的总蓝图。“一·二八”抗战，德国顾问亲手训练的87、88师打得威风八面。而“八·一三”抗战，更被日军称为“德国式的战争”。</P>
<P>蒋介石聘请的第一个德国顾问是马克斯·鲍尔。</P>
<P>鲍尔是德国总参谋部军官，炮兵专家。他头脑精细，目光锐利。著名的兴登堡计划和总体战的战略构想都是出自他的头脑。时任总参谋长的鲁登道夫对他言听计从。故有人比喻：鲁登道夫是敲响德国战鼓的大槌，而鲍尔是大槌手。他是炮兵专家，一战中他发明的重炮出尽了风头。柏林大学为此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在参加1920年3月旨在推翻魏玛共和国的卡普政变失败后，他浪迹于奥地利、西班牙、阿根廷，甚至在苏联红军中也担任过顾问。</P>
<P>1927年，他来到中国开始了他的顾问生涯。蒋介石与其关系融洽。鲍尔主张将军政大权集中于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大刀阔斧手段铲除一切离心力量，进行一切加强中央权威的必要改革。此外他对军队的裁减、重建、整训及经济的发展，重工业、航空运输业、农业、矿业的建设和中国财政体系改革等多方面都有有价值的意见。这些都深得蒋的赞许。在“蒋桂战争”中，他居间调度，计划周密得体，使蒋在军事指挥上觉得异常轻松。</P>
<P>但1928年5月，他突然因病在上海去世。（对其死因有一种传闻：由于他在“蒋桂战争”中，一直建议蒋对桂系除恶必尽，因而遭到西南实力派人物的嫉恨，在一次宴会中被下毒而死。）鲍尔来华时间不长，但他组建了顾问团，创立了顾问团的工作模式，规划了工作方向，为未来十年的中德合作奠定了基础。</P>
<P>鲍尔推荐的继任者是希特勒啤酒馆政变的共同参与者和一起入狱者赫尔曼·克里拜尔。蒋对这位前八国联军的中尉并无好感。双方在作战的战略思想上矛盾重重。蒋认为内战中军事和政治并重，实力和阴谋并重。而克里拜尔则对蒋“炮弹”、“银弹”甚至“肉弹”齐上的手法很为鄙视，认为胜之不武。加之他的威望远不如鲍尔，很难服众。因此一直同国民党官方和顾问团内部关系紧张。虽然在军事指挥上，他也称得上兢兢业业，在“中原大战”中亲赴前线筹划布防，协助蒋拟订作战计划，但1930年5月终被换马。</P>
<P>前德国国防军总参谋部作战处处长乔治·魏采尔接任顾问团第三任总顾问。这位一战名将，拟订作战计划，实施作战指挥的能力很强。在作战方面是对蒋帮助最大的一个顾问。“中原大战”、围剿红军、“一·二八”抗战他都出力颇多。整军建军方面他也有所建树。</P>
<P>“中原大战”反蒋军70万之众，兵分四路……津浦、陇海与鲁西南、平汉、湖南，来势汹汹。魏采尔指挥若定，攻敌之必救，将焦点锁定在平汉、陇海战场。在平汉战场上以杂牌军和空军牵制反蒋军。尤值得一提的是空军，在德国顾问的调教下，空地协同作战初具威力。德国顾问要求很严格，规定空军在陆军发动进攻以前，必须全力轰炸对方阵地。在发起攻击后，部分飞机必须在阵地上空掩护陆军的迅速攻击，晚上才允许返航。冯玉祥部第八方面军总司令樊钟秀亦死于容克式飞机的轰炸中。反蒋军不得不从主战场抽调兵力。在陇海主战场上，蒋军投入重兵。其中德式装备、训练的教一师、教二师、十一师很是发挥了战力。如教二师被西北军勇将吉鸿昌重兵被围在管村，面对以勇猛善战、吃苦耐劳而勇冠各军之首的西北军，教二师的火力配备、防御组织相当出色，令阵地前尸横遍野，吉鸿昌虎目流泪。整个大战期间，德国顾问不顾生死，穿梭于前线。魏采尔更是下榻于蒋的专列上，蒋的每个决策无不先咨询在先。蒋对其的忠诚、勇敢、勤勉，甚为嘉许，给予了“功不可没”的评语。</P>
<P>在对红军的围剿中，魏采尔也积极出谋划策，给红军造成了相当的危害。如第三次围剿，蒋就采纳了他的建议：在第二次围剿失败仅过一个月后，乘红军分散各地之时，闪电般地驱军长入，从各方向直插苏区腹地，占领了广昌及前二次围剿从未染指的宁都，一时气焰嚣张，红军暂时陷入被动。但英勇的朱毛红军最后仍赢得了胜利。毛泽东主席后来评价到这是“一年来三次战争中最艰苦的时节”。朱毛手握指南针亲自带领部队穿插前进，这在以往和后来的行军中，如此紧张慎重是决无仅有的。</P>
<P>“八·一三”抗战中,德式样板师第五军所辖87、88师，全部投入战斗，重创日军。如“庙行大捷”，日军精锐之第九师团、米久留师团受重挫，遗尸三四千具。让我们看看日方的评论。日方断定他们遇到了德国顾问训练的样板师。在前线观察家发回国内的报道中称：“德国人在公然违背[凡尔塞和约]，但必须承认他们在中国的工作是有效率的、有成效的。在沪战中支那军队的表现已说明，他们在战争理论和战术运用方面，已接近了战争的精髓。在某些局部的配合，可以窥出平时训练的有素。自动武器的配备率也普遍高于国内其他的部队，这是一个可怕的趋向。”蒋在给张治中（时任第五军军长）的电报中也赞誉到：“我国、我军声誉，在国际上顿增十倍。连日，各国舆论莫不称颂我军精勇无敌，而倭寇军誉则一落千丈也。”第五军的声价由此大增，为以后跻身五大主力打下了基础。</P>
<P>魏采尔对军事教育的加强起了很大的作用。先后协助创立了步兵、炮兵、工兵、辎重兵、通信兵等学校。在教学上，屏弃了过分拘泥的日式教法，采纳“专在切合战用之实地工作”的德国典范令。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为特种兵的建设奠定了基础。在他的大力倡导下，陆军的合成化也有了较大的发展。新型的炮兵、航空兵、骑兵部队初见雏形。大量的特种兵器材列入采购计划。他的整军建军计划，虽然加强了蒋的反共实力，但也充实了中国的国防力量。</P>
<P>尽管他对蒋帮了不少忙，但蒋与他关系一般。他对蒋手下的军队批评太多，而且往往不太客气，激动时指手划脚，为蒋所恶。德方的解释是“头脑不够灵活，对经济事务缺乏兴趣”，所以与蒋交恶。1934年4月11日，他终于离职。</P>
<P>接替他的是蒋最喜欢、最钦佩、在华待遇最高的、来华地位最高的德国顾问——前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汉斯·冯·塞克特将军。德方评价说，在他来华期间，德国顾问对中国统治集团和蒋本人的影响达到了异乎寻常、令人惊奇的地步。</P>
<P>塞克特在华期间，不仅担任总顾问，还被委以前所未有的职务：“委员长委托人”——即蒋的代理人。他以此身份出面，可以代表蒋与国民党政府各机关首脑谈话，地位仅次于蒋。军政部长、陆军训练总监等高级官员，也须亲自到蒋的官邸向他请教。而且规定每周二、五上午，10时至12时，还需事前登记，过时不候。</P>
<P>塞克特不是浪得虚名。在德军中，人们把他和传奇人物毛奇、史里芬并举。认为毛奇从最基本点铸造了德国现代战争的模型，并奠定了指挥原则。史里芬展望并设计了宏伟的计划，给德国带来了无比的光荣。而塞克特则在一战的灰烬中，呕心沥血重建了德国陆军。建立起了森严的小型军事武装，其中每一分子和细胞的安排极近完善与充实，一旦时机适当即可无限制地扩充。他把每个士兵训练成可领导和指挥作战的骨干，每个军官培养成未来的统帅。在濒临灭亡中保存了火种，故被誉为“国防军之父”、“国防军的杰出缔造者”。</P>
<P>他给蒋的帮助主要不是在军事指挥上，而在德国的军国主义的建军方针和思想。他明确地提出所谓的“中国建军的三项中心思想”：一、军队为统治权之基础。二、军队之威力，在于素质之优良。三、军队之作战潜能，基于军官团教育之培养。他专门使蒋认识军事强权在国家政治中的巨大作用。他提倡“坚强的、一心一德的领导”，声称只有这种一元化的领导才能够“对涉及经济、财政，首先是民众教育与宣传等每一项国家措施加以通盘考虑。”这使崇尚铁腕和独裁的蒋有了顿开茅塞的感觉。</P>
<P>在整军建军方面，他提出以有限的物力财力，尽快建立一支小型核心武力——模范军。先编成6—8个师，然后扩展到18个师（约30万人）。此外在帮助中国发展军火工业，开展军事技术研究，设计未来抗日整体战略，引进科学技术人才方面作出了许多有益的工作。</P>
<P>无奈繁重的事务使他精力不支，卧病在榻。1935年，蒋只能依依不舍地送别他回德修养。临行时，他以“最诚恳的心情”推荐他的得力助手法肯豪森为继任者。</P>
<P>法肯豪森对抗日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拟订了抗日的战略总蓝图。这位较正直的军人，对中国的军事训练，改革及部队装备、海空军、防空设施等方面投入了满腔心血，尽心尽责地做了大量工作。</P>
<P>1935年7月，他拟就的《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书》对二年后爆发的抗战的大致走向，有相当准确的判断，并起了相当大的指导作用。</P>
<P>在建议书中写道：
“目前威胁中国最严重而最迫切者，当然日本。日本对中国之情，知之极悉。其利害适与中国相反，故必用尽各种方法破坏中国内部之团结与图强，至少设法迟延其实现。”“设想则政府有坚忍意志，断无不抵抗而即承认敌方要求，沉默接受。鄙意民气即是造成抵抗意志，故不容轻视。苟领袖无此种意志，则人民亦不肯出而抵抗。抵抗意志必须有实力之兵力，方有固定之基础，目前中国陆军，故不能担任新式战争，但未若不可用持久抗敌，迫使其增加兵力，一切重要莫过于成立虽小而极端新式之国防军。”
“一旦军事上发生冲突，华北即直受威胁，若不战而放弃河北，则陇海路及其重大城市，即陷于罪前战区，对黄河防线，不难由山东方面，取席卷之势。对海正面有重大意义者，首推长江。敌苟能控制中国最重要之中心点，直至武汉一带，则中国之防力已失一最重要之根据，于是至内地，中国截分为二。”</P>
<P>“目前国军主力，俱集中于南部、西部，宜速抽调可以节省之兵力，分驻各区，使能应作战之用。凡作战所用部队，宜集中于徐州—郑州—武汉—南昌—南京区间。北方则掩护陇海路及沿路有关生存之设备，故最初抵抗区务必向北推进，是以沧县、保定之线宜绝对防御，……最后战线为黄河，宜作有计划之人工泛滥，增厚其防御力。东部有两事极关重要：一个封锁长江，一为警卫首都，两者有密切之联带关系。次之为武汉、南昌，可做支撑点，宜用全力固守，以维持通广州之联络。终之四川，为最后防地。”</P>
<P>他主持了江阴要塞的布防，凇沪线、吴福线、澄阴线的构筑。在中德军工间的合作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尽量使买卖双方互惠互利，各持所需。“极力介绍于中国最有利益而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物品及列定公平的价格，而不顾虑到原产地的情形和商号。”以致于有些德国公司气恼地骂他“是不是德国人？”</P>
<P>抗战爆发后，德国顾问的身影始终在最前线出现。华北、凇沪、徐州等等。德式样板师、德式装备在抗战初期，对支撑大局功不可没。</P>
<P>二战开始后，由于日德的特殊关系，1938年，德政府严令顾问团回国。甚至以不归国以叛国，取消国籍没收财产为胁。7月8日，法肯豪森等顾问在广州挥泪登船。</P>
<P>利剑终于归鞘。</P>
<P>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马克斯·鲍尔、赫尔曼·克里拜尔、乔治·魏采尔、汉斯·冯·塞克特、亚力山大·冯·法肯豪森……这些璀璨的将星，德军的精华，销声匿迹地来到了中国。他们以日尔曼人特有的方式，对中国社会的个各个方面，尤其是军事领域，留下了浓重的一笔。犹如一柄柄深藏鞘内的利剑，随时都会有惊人的一击。</P>
<P>中德两国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进入了“蜜月期”。一方面德国意识到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工业品、军火的市场；中国所拥有的丰富的战略物质……钨、锑、锰等更是他们称霸世界所不可缺少的。另一方面蒋介石醉心于德国的军事化、工业化、中央化，对领袖崇拜、个人独裁有浓厚的兴趣。希望能从德国输入军队的管理方法、先进的战略战法、战斗技能，尤其是那种“德意志精神”能灌输到他麾下的军队的脊髓，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军队，对内捍卫其统治；对外抵抗侵略。</P>
<P>德国军事顾问于是就应运登场了。十年间，共有135位德国顾问在华任职。他们积极地参与了中国的“安内”与“攘外”。帮助国民党政府训练军队，采购军火，出谋划策。“蒋桂大战”、“中原大战”、“五次围剿红军”都有他们的身影。另一方面他们以高超的素质、踏实的工作、严谨的作风，在帮助中国军队提高战斗力，提高军事素质，和向现代化过渡方面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些对后来的抗战也有巨大的影响。如法肯豪森总顾问就拟订过抗战的总蓝图。“一·二八”抗战，德国顾问亲手训练的87、88师打得威风八面。而“八·一三”抗战，更被日军称为“德国式的战争”。</P>
<P>蒋介石聘请的第一个德国顾问是马克斯·鲍尔。</P>
<P>鲍尔是德国总参谋部军官，炮兵专家。他头脑精细，目光锐利。著名的兴登堡计划和总体战的战略构想都是出自他的头脑。时任总参谋长的鲁登道夫对他言听计从。故有人比喻：鲁登道夫是敲响德国战鼓的大槌，而鲍尔是大槌手。他是炮兵专家，一战中他发明的重炮出尽了风头。柏林大学为此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在参加1920年3月旨在推翻魏玛共和国的卡普政变失败后，他浪迹于奥地利、西班牙、阿根廷，甚至在苏联红军中也担任过顾问。</P>
<P>1927年，他来到中国开始了他的顾问生涯。蒋介石与其关系融洽。鲍尔主张将军政大权集中于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大刀阔斧手段铲除一切离心力量，进行一切加强中央权威的必要改革。此外他对军队的裁减、重建、整训及经济的发展，重工业、航空运输业、农业、矿业的建设和中国财政体系改革等多方面都有有价值的意见。这些都深得蒋的赞许。在“蒋桂战争”中，他居间调度，计划周密得体，使蒋在军事指挥上觉得异常轻松。</P>
<P>但1928年5月，他突然因病在上海去世。（对其死因有一种传闻：由于他在“蒋桂战争”中，一直建议蒋对桂系除恶必尽，因而遭到西南实力派人物的嫉恨，在一次宴会中被下毒而死。）鲍尔来华时间不长，但他组建了顾问团，创立了顾问团的工作模式，规划了工作方向，为未来十年的中德合作奠定了基础。</P>
<P>鲍尔推荐的继任者是希特勒啤酒馆政变的共同参与者和一起入狱者赫尔曼·克里拜尔。蒋对这位前八国联军的中尉并无好感。双方在作战的战略思想上矛盾重重。蒋认为内战中军事和政治并重，实力和阴谋并重。而克里拜尔则对蒋“炮弹”、“银弹”甚至“肉弹”齐上的手法很为鄙视，认为胜之不武。加之他的威望远不如鲍尔，很难服众。因此一直同国民党官方和顾问团内部关系紧张。虽然在军事指挥上，他也称得上兢兢业业，在“中原大战”中亲赴前线筹划布防，协助蒋拟订作战计划，但1930年5月终被换马。</P>
<P>前德国国防军总参谋部作战处处长乔治·魏采尔接任顾问团第三任总顾问。这位一战名将，拟订作战计划，实施作战指挥的能力很强。在作战方面是对蒋帮助最大的一个顾问。“中原大战”、围剿红军、“一·二八”抗战他都出力颇多。整军建军方面他也有所建树。</P>
<P>“中原大战”反蒋军70万之众，兵分四路……津浦、陇海与鲁西南、平汉、湖南，来势汹汹。魏采尔指挥若定，攻敌之必救，将焦点锁定在平汉、陇海战场。在平汉战场上以杂牌军和空军牵制反蒋军。尤值得一提的是空军，在德国顾问的调教下，空地协同作战初具威力。德国顾问要求很严格，规定空军在陆军发动进攻以前，必须全力轰炸对方阵地。在发起攻击后，部分飞机必须在阵地上空掩护陆军的迅速攻击，晚上才允许返航。冯玉祥部第八方面军总司令樊钟秀亦死于容克式飞机的轰炸中。反蒋军不得不从主战场抽调兵力。在陇海主战场上，蒋军投入重兵。其中德式装备、训练的教一师、教二师、十一师很是发挥了战力。如教二师被西北军勇将吉鸿昌重兵被围在管村，面对以勇猛善战、吃苦耐劳而勇冠各军之首的西北军，教二师的火力配备、防御组织相当出色，令阵地前尸横遍野，吉鸿昌虎目流泪。整个大战期间，德国顾问不顾生死，穿梭于前线。魏采尔更是下榻于蒋的专列上，蒋的每个决策无不先咨询在先。蒋对其的忠诚、勇敢、勤勉，甚为嘉许，给予了“功不可没”的评语。</P>
<P>在对红军的围剿中，魏采尔也积极出谋划策，给红军造成了相当的危害。如第三次围剿，蒋就采纳了他的建议：在第二次围剿失败仅过一个月后，乘红军分散各地之时，闪电般地驱军长入，从各方向直插苏区腹地，占领了广昌及前二次围剿从未染指的宁都，一时气焰嚣张，红军暂时陷入被动。但英勇的朱毛红军最后仍赢得了胜利。毛泽东主席后来评价到这是“一年来三次战争中最艰苦的时节”。朱毛手握指南针亲自带领部队穿插前进，这在以往和后来的行军中，如此紧张慎重是决无仅有的。</P>
<P>“八·一三”抗战中,德式样板师第五军所辖87、88师，全部投入战斗，重创日军。如“庙行大捷”，日军精锐之第九师团、米久留师团受重挫，遗尸三四千具。让我们看看日方的评论。日方断定他们遇到了德国顾问训练的样板师。在前线观察家发回国内的报道中称：“德国人在公然违背[凡尔塞和约]，但必须承认他们在中国的工作是有效率的、有成效的。在沪战中支那军队的表现已说明，他们在战争理论和战术运用方面，已接近了战争的精髓。在某些局部的配合，可以窥出平时训练的有素。自动武器的配备率也普遍高于国内其他的部队，这是一个可怕的趋向。”蒋在给张治中（时任第五军军长）的电报中也赞誉到：“我国、我军声誉，在国际上顿增十倍。连日，各国舆论莫不称颂我军精勇无敌，而倭寇军誉则一落千丈也。”第五军的声价由此大增，为以后跻身五大主力打下了基础。</P>
<P>魏采尔对军事教育的加强起了很大的作用。先后协助创立了步兵、炮兵、工兵、辎重兵、通信兵等学校。在教学上，屏弃了过分拘泥的日式教法，采纳“专在切合战用之实地工作”的德国典范令。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为特种兵的建设奠定了基础。在他的大力倡导下，陆军的合成化也有了较大的发展。新型的炮兵、航空兵、骑兵部队初见雏形。大量的特种兵器材列入采购计划。他的整军建军计划，虽然加强了蒋的反共实力，但也充实了中国的国防力量。</P>
<P>尽管他对蒋帮了不少忙，但蒋与他关系一般。他对蒋手下的军队批评太多，而且往往不太客气，激动时指手划脚，为蒋所恶。德方的解释是“头脑不够灵活，对经济事务缺乏兴趣”，所以与蒋交恶。1934年4月11日，他终于离职。</P>
<P>接替他的是蒋最喜欢、最钦佩、在华待遇最高的、来华地位最高的德国顾问——前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汉斯·冯·塞克特将军。德方评价说，在他来华期间，德国顾问对中国统治集团和蒋本人的影响达到了异乎寻常、令人惊奇的地步。</P>
<P>塞克特在华期间，不仅担任总顾问，还被委以前所未有的职务：“委员长委托人”——即蒋的代理人。他以此身份出面，可以代表蒋与国民党政府各机关首脑谈话，地位仅次于蒋。军政部长、陆军训练总监等高级官员，也须亲自到蒋的官邸向他请教。而且规定每周二、五上午，10时至12时，还需事前登记，过时不候。</P>
<P>塞克特不是浪得虚名。在德军中，人们把他和传奇人物毛奇、史里芬并举。认为毛奇从最基本点铸造了德国现代战争的模型，并奠定了指挥原则。史里芬展望并设计了宏伟的计划，给德国带来了无比的光荣。而塞克特则在一战的灰烬中，呕心沥血重建了德国陆军。建立起了森严的小型军事武装，其中每一分子和细胞的安排极近完善与充实，一旦时机适当即可无限制地扩充。他把每个士兵训练成可领导和指挥作战的骨干，每个军官培养成未来的统帅。在濒临灭亡中保存了火种，故被誉为“国防军之父”、“国防军的杰出缔造者”。</P>
<P>他给蒋的帮助主要不是在军事指挥上，而在德国的军国主义的建军方针和思想。他明确地提出所谓的“中国建军的三项中心思想”：一、军队为统治权之基础。二、军队之威力，在于素质之优良。三、军队之作战潜能，基于军官团教育之培养。他专门使蒋认识军事强权在国家政治中的巨大作用。他提倡“坚强的、一心一德的领导”，声称只有这种一元化的领导才能够“对涉及经济、财政，首先是民众教育与宣传等每一项国家措施加以通盘考虑。”这使崇尚铁腕和独裁的蒋有了顿开茅塞的感觉。</P>
<P>在整军建军方面，他提出以有限的物力财力，尽快建立一支小型核心武力——模范军。先编成6—8个师，然后扩展到18个师（约30万人）。此外在帮助中国发展军火工业，开展军事技术研究，设计未来抗日整体战略，引进科学技术人才方面作出了许多有益的工作。</P>
<P>无奈繁重的事务使他精力不支，卧病在榻。1935年，蒋只能依依不舍地送别他回德修养。临行时，他以“最诚恳的心情”推荐他的得力助手法肯豪森为继任者。</P>
<P>法肯豪森对抗日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拟订了抗日的战略总蓝图。这位较正直的军人，对中国的军事训练，改革及部队装备、海空军、防空设施等方面投入了满腔心血，尽心尽责地做了大量工作。</P>
<P>1935年7月，他拟就的《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书》对二年后爆发的抗战的大致走向，有相当准确的判断，并起了相当大的指导作用。</P>
<P>在建议书中写道：
“目前威胁中国最严重而最迫切者，当然日本。日本对中国之情，知之极悉。其利害适与中国相反，故必用尽各种方法破坏中国内部之团结与图强，至少设法迟延其实现。”“设想则政府有坚忍意志，断无不抵抗而即承认敌方要求，沉默接受。鄙意民气即是造成抵抗意志，故不容轻视。苟领袖无此种意志，则人民亦不肯出而抵抗。抵抗意志必须有实力之兵力，方有固定之基础，目前中国陆军，故不能担任新式战争，但未若不可用持久抗敌，迫使其增加兵力，一切重要莫过于成立虽小而极端新式之国防军。”
“一旦军事上发生冲突，华北即直受威胁，若不战而放弃河北，则陇海路及其重大城市，即陷于罪前战区，对黄河防线，不难由山东方面，取席卷之势。对海正面有重大意义者，首推长江。敌苟能控制中国最重要之中心点，直至武汉一带，则中国之防力已失一最重要之根据，于是至内地，中国截分为二。”</P>
<P>“目前国军主力，俱集中于南部、西部，宜速抽调可以节省之兵力，分驻各区，使能应作战之用。凡作战所用部队，宜集中于徐州—郑州—武汉—南昌—南京区间。北方则掩护陇海路及沿路有关生存之设备，故最初抵抗区务必向北推进，是以沧县、保定之线宜绝对防御，……最后战线为黄河，宜作有计划之人工泛滥，增厚其防御力。东部有两事极关重要：一个封锁长江，一为警卫首都，两者有密切之联带关系。次之为武汉、南昌，可做支撑点，宜用全力固守，以维持通广州之联络。终之四川，为最后防地。”</P>
<P>他主持了江阴要塞的布防，凇沪线、吴福线、澄阴线的构筑。在中德军工间的合作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尽量使买卖双方互惠互利，各持所需。“极力介绍于中国最有利益而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物品及列定公平的价格，而不顾虑到原产地的情形和商号。”以致于有些德国公司气恼地骂他“是不是德国人？”</P>
<P>抗战爆发后，德国顾问的身影始终在最前线出现。华北、凇沪、徐州等等。德式样板师、德式装备在抗战初期，对支撑大局功不可没。</P>
<P>二战开始后，由于日德的特殊关系，1938年，德政府严令顾问团回国。甚至以不归国以叛国，取消国籍没收财产为胁。7月8日，法肯豪森等顾问在广州挥泪登船。</P>
<P>利剑终于归鞘。</P><P><B>一段尘封的历史，德国军事专家和中国国民党军队的现代化</B></P>
<P>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马克斯·鲍尔、赫尔曼·克里拜尔、乔治·魏采尔、汉斯·冯·塞克特、亚力山大·冯·法肯豪森……这些璀璨的将星，德军的精华，销声匿迹地来到了中国。他们以日尔曼人特有的方式，对中国社会的个各个方面，尤其是军事领域，留下了浓重的一笔。犹如一柄柄深藏鞘内的利剑，随时都会有惊人的一击。</P>
<P>中德两国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进入了“蜜月期”。一方面德国意识到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工业品、军火的市场；中国所拥有的丰富的战略物质……钨、锑、锰等更是他们称霸世界所不可缺少的。另一方面蒋介石醉心于德国的军事化、工业化、中央化，对领袖崇拜、个人独裁有浓厚的兴趣。希望能从德国输入军队的管理方法、先进的战略战法、战斗技能，尤其是那种“德意志精神”能灌输到他麾下的军队的脊髓，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军队，对内捍卫其统治；对外抵抗侵略。</P>
<P>德国军事顾问于是就应运登场了。十年间，共有135位德国顾问在华任职。他们积极地参与了中国的“安内”与“攘外”。帮助国民党政府训练军队，采购军火，出谋划策。“蒋桂大战”、“中原大战”、“五次围剿红军”都有他们的身影。另一方面他们以高超的素质、踏实的工作、严谨的作风，在帮助中国军队提高战斗力，提高军事素质，和向现代化过渡方面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些对后来的抗战也有巨大的影响。如法肯豪森总顾问就拟订过抗战的总蓝图。“一·二八”抗战，德国顾问亲手训练的87、88师打得威风八面。而“八·一三”抗战，更被日军称为“德国式的战争”。</P>
<P>蒋介石聘请的第一个德国顾问是马克斯·鲍尔。</P>
<P>鲍尔是德国总参谋部军官，炮兵专家。他头脑精细，目光锐利。著名的兴登堡计划和总体战的战略构想都是出自他的头脑。时任总参谋长的鲁登道夫对他言听计从。故有人比喻：鲁登道夫是敲响德国战鼓的大槌，而鲍尔是大槌手。他是炮兵专家，一战中他发明的重炮出尽了风头。柏林大学为此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在参加1920年3月旨在推翻魏玛共和国的卡普政变失败后，他浪迹于奥地利、西班牙、阿根廷，甚至在苏联红军中也担任过顾问。</P>
<P>1927年，他来到中国开始了他的顾问生涯。蒋介石与其关系融洽。鲍尔主张将军政大权集中于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大刀阔斧手段铲除一切离心力量，进行一切加强中央权威的必要改革。此外他对军队的裁减、重建、整训及经济的发展，重工业、航空运输业、农业、矿业的建设和中国财政体系改革等多方面都有有价值的意见。这些都深得蒋的赞许。在“蒋桂战争”中，他居间调度，计划周密得体，使蒋在军事指挥上觉得异常轻松。</P>
<P>但1928年5月，他突然因病在上海去世。（对其死因有一种传闻：由于他在“蒋桂战争”中，一直建议蒋对桂系除恶必尽，因而遭到西南实力派人物的嫉恨，在一次宴会中被下毒而死。）鲍尔来华时间不长，但他组建了顾问团，创立了顾问团的工作模式，规划了工作方向，为未来十年的中德合作奠定了基础。</P>
<P>鲍尔推荐的继任者是希特勒啤酒馆政变的共同参与者和一起入狱者赫尔曼·克里拜尔。蒋对这位前八国联军的中尉并无好感。双方在作战的战略思想上矛盾重重。蒋认为内战中军事和政治并重，实力和阴谋并重。而克里拜尔则对蒋“炮弹”、“银弹”甚至“肉弹”齐上的手法很为鄙视，认为胜之不武。加之他的威望远不如鲍尔，很难服众。因此一直同国民党官方和顾问团内部关系紧张。虽然在军事指挥上，他也称得上兢兢业业，在“中原大战”中亲赴前线筹划布防，协助蒋拟订作战计划，但1930年5月终被换马。</P>
<P>前德国国防军总参谋部作战处处长乔治·魏采尔接任顾问团第三任总顾问。这位一战名将，拟订作战计划，实施作战指挥的能力很强。在作战方面是对蒋帮助最大的一个顾问。“中原大战”、围剿红军、“一·二八”抗战他都出力颇多。整军建军方面他也有所建树。</P>
<P>“中原大战”反蒋军70万之众，兵分四路……津浦、陇海与鲁西南、平汉、湖南，来势汹汹。魏采尔指挥若定，攻敌之必救，将焦点锁定在平汉、陇海战场。在平汉战场上以杂牌军和空军牵制反蒋军。尤值得一提的是空军，在德国顾问的调教下，空地协同作战初具威力。德国顾问要求很严格，规定空军在陆军发动进攻以前，必须全力轰炸对方阵地。在发起攻击后，部分飞机必须在阵地上空掩护陆军的迅速攻击，晚上才允许返航。冯玉祥部第八方面军总司令樊钟秀亦死于容克式飞机的轰炸中。反蒋军不得不从主战场抽调兵力。在陇海主战场上，蒋军投入重兵。其中德式装备、训练的教一师、教二师、十一师很是发挥了战力。如教二师被西北军勇将吉鸿昌重兵被围在管村，面对以勇猛善战、吃苦耐劳而勇冠各军之首的西北军，教二师的火力配备、防御组织相当出色，令阵地前尸横遍野，吉鸿昌虎目流泪。整个大战期间，德国顾问不顾生死，穿梭于前线。魏采尔更是下榻于蒋的专列上，蒋的每个决策无不先咨询在先。蒋对其的忠诚、勇敢、勤勉，甚为嘉许，给予了“功不可没”的评语。</P>
<P>在对红军的围剿中，魏采尔也积极出谋划策，给红军造成了相当的危害。如第三次围剿，蒋就采纳了他的建议：在第二次围剿失败仅过一个月后，乘红军分散各地之时，闪电般地驱军长入，从各方向直插苏区腹地，占领了广昌及前二次围剿从未染指的宁都，一时气焰嚣张，红军暂时陷入被动。但英勇的朱毛红军最后仍赢得了胜利。毛泽东主席后来评价到这是“一年来三次战争中最艰苦的时节”。朱毛手握指南针亲自带领部队穿插前进，这在以往和后来的行军中，如此紧张慎重是决无仅有的。</P>
<P>“八·一三”抗战中,德式样板师第五军所辖87、88师，全部投入战斗，重创日军。如“庙行大捷”，日军精锐之第九师团、米久留师团受重挫，遗尸三四千具。让我们看看日方的评论。日方断定他们遇到了德国顾问训练的样板师。在前线观察家发回国内的报道中称：“德国人在公然违背[凡尔塞和约]，但必须承认他们在中国的工作是有效率的、有成效的。在沪战中支那军队的表现已说明，他们在战争理论和战术运用方面，已接近了战争的精髓。在某些局部的配合，可以窥出平时训练的有素。自动武器的配备率也普遍高于国内其他的部队，这是一个可怕的趋向。”蒋在给张治中（时任第五军军长）的电报中也赞誉到：“我国、我军声誉，在国际上顿增十倍。连日，各国舆论莫不称颂我军精勇无敌，而倭寇军誉则一落千丈也。”第五军的声价由此大增，为以后跻身五大主力打下了基础。</P>
<P>魏采尔对军事教育的加强起了很大的作用。先后协助创立了步兵、炮兵、工兵、辎重兵、通信兵等学校。在教学上，屏弃了过分拘泥的日式教法，采纳“专在切合战用之实地工作”的德国典范令。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为特种兵的建设奠定了基础。在他的大力倡导下，陆军的合成化也有了较大的发展。新型的炮兵、航空兵、骑兵部队初见雏形。大量的特种兵器材列入采购计划。他的整军建军计划，虽然加强了蒋的反共实力，但也充实了中国的国防力量。</P>
<P>尽管他对蒋帮了不少忙，但蒋与他关系一般。他对蒋手下的军队批评太多，而且往往不太客气，激动时指手划脚，为蒋所恶。德方的解释是“头脑不够灵活，对经济事务缺乏兴趣”，所以与蒋交恶。1934年4月11日，他终于离职。</P>
<P>接替他的是蒋最喜欢、最钦佩、在华待遇最高的、来华地位最高的德国顾问——前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汉斯·冯·塞克特将军。德方评价说，在他来华期间，德国顾问对中国统治集团和蒋本人的影响达到了异乎寻常、令人惊奇的地步。</P>
<P>塞克特在华期间，不仅担任总顾问，还被委以前所未有的职务：“委员长委托人”——即蒋的代理人。他以此身份出面，可以代表蒋与国民党政府各机关首脑谈话，地位仅次于蒋。军政部长、陆军训练总监等高级官员，也须亲自到蒋的官邸向他请教。而且规定每周二、五上午，10时至12时，还需事前登记，过时不候。</P>
<P>塞克特不是浪得虚名。在德军中，人们把他和传奇人物毛奇、史里芬并举。认为毛奇从最基本点铸造了德国现代战争的模型，并奠定了指挥原则。史里芬展望并设计了宏伟的计划，给德国带来了无比的光荣。而塞克特则在一战的灰烬中，呕心沥血重建了德国陆军。建立起了森严的小型军事武装，其中每一分子和细胞的安排极近完善与充实，一旦时机适当即可无限制地扩充。他把每个士兵训练成可领导和指挥作战的骨干，每个军官培养成未来的统帅。在濒临灭亡中保存了火种，故被誉为“国防军之父”、“国防军的杰出缔造者”。</P>
<P>他给蒋的帮助主要不是在军事指挥上，而在德国的军国主义的建军方针和思想。他明确地提出所谓的“中国建军的三项中心思想”：一、军队为统治权之基础。二、军队之威力，在于素质之优良。三、军队之作战潜能，基于军官团教育之培养。他专门使蒋认识军事强权在国家政治中的巨大作用。他提倡“坚强的、一心一德的领导”，声称只有这种一元化的领导才能够“对涉及经济、财政，首先是民众教育与宣传等每一项国家措施加以通盘考虑。”这使崇尚铁腕和独裁的蒋有了顿开茅塞的感觉。</P>
<P>在整军建军方面，他提出以有限的物力财力，尽快建立一支小型核心武力——模范军。先编成6—8个师，然后扩展到18个师（约30万人）。此外在帮助中国发展军火工业，开展军事技术研究，设计未来抗日整体战略，引进科学技术人才方面作出了许多有益的工作。</P>
<P>无奈繁重的事务使他精力不支，卧病在榻。1935年，蒋只能依依不舍地送别他回德修养。临行时，他以“最诚恳的心情”推荐他的得力助手法肯豪森为继任者。</P>
<P>法肯豪森对抗日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拟订了抗日的战略总蓝图。这位较正直的军人，对中国的军事训练，改革及部队装备、海空军、防空设施等方面投入了满腔心血，尽心尽责地做了大量工作。</P>
<P>1935年7月，他拟就的《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书》对二年后爆发的抗战的大致走向，有相当准确的判断，并起了相当大的指导作用。</P>
<P>在建议书中写道：
“目前威胁中国最严重而最迫切者，当然日本。日本对中国之情，知之极悉。其利害适与中国相反，故必用尽各种方法破坏中国内部之团结与图强，至少设法迟延其实现。”“设想则政府有坚忍意志，断无不抵抗而即承认敌方要求，沉默接受。鄙意民气即是造成抵抗意志，故不容轻视。苟领袖无此种意志，则人民亦不肯出而抵抗。抵抗意志必须有实力之兵力，方有固定之基础，目前中国陆军，故不能担任新式战争，但未若不可用持久抗敌，迫使其增加兵力，一切重要莫过于成立虽小而极端新式之国防军。”
“一旦军事上发生冲突，华北即直受威胁，若不战而放弃河北，则陇海路及其重大城市，即陷于罪前战区，对黄河防线，不难由山东方面，取席卷之势。对海正面有重大意义者，首推长江。敌苟能控制中国最重要之中心点，直至武汉一带，则中国之防力已失一最重要之根据，于是至内地，中国截分为二。”</P>
<P>“目前国军主力，俱集中于南部、西部，宜速抽调可以节省之兵力，分驻各区，使能应作战之用。凡作战所用部队，宜集中于徐州—郑州—武汉—南昌—南京区间。北方则掩护陇海路及沿路有关生存之设备，故最初抵抗区务必向北推进，是以沧县、保定之线宜绝对防御，……最后战线为黄河，宜作有计划之人工泛滥，增厚其防御力。东部有两事极关重要：一个封锁长江，一为警卫首都，两者有密切之联带关系。次之为武汉、南昌，可做支撑点，宜用全力固守，以维持通广州之联络。终之四川，为最后防地。”</P>
<P>他主持了江阴要塞的布防，凇沪线、吴福线、澄阴线的构筑。在中德军工间的合作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尽量使买卖双方互惠互利，各持所需。“极力介绍于中国最有利益而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物品及列定公平的价格，而不顾虑到原产地的情形和商号。”以致于有些德国公司气恼地骂他“是不是德国人？”</P>
<P>抗战爆发后，德国顾问的身影始终在最前线出现。华北、凇沪、徐州等等。德式样板师、德式装备在抗战初期，对支撑大局功不可没。</P>
<P>二战开始后，由于日德的特殊关系，1938年，德政府严令顾问团回国。甚至以不归国以叛国，取消国籍没收财产为胁。7月8日，法肯豪森等顾问在广州挥泪登船。</P>
<P>利剑终于归鞘。</P>
好文章
可惜当时的中国不能实现他们的作战理念啊
德械装备的中央军在装备上不比日本人差，可是……
<P>关键是蒋介石太差了，阿斗一般扶不起来。</P>
蒋介石的阶级本性问题
<P>
1937年8月至11月，中国和日本在上海进行了一场大会战，史称『八一三淞沪战役』。中国出动了七十几个步兵师及配属的特种部队，日本也出动了九个完整的师团及其他附属部队，双方海空军也都出动作战，其规模可谓空前，之后的武汉保卫战，参战人数虽超过淞沪战役，但是其意义上完全不同，而且涵盖的范围也大得多；这场会战至今仍是史家研究的课题。参战的中国部队中，有几个倍受嘱目的队伍，也就是36师、87师、88师和中央军官学校的教导总队。许多人将这些部队称为德式装备师，更有人，包括了外文资料中，声称这些部队配有完整的德式装备，本文试由装备的角度，来讨论这种德式装备师是否存在？</P>
<P>首先要定义的是，『德式装备』是那一个时代的德国军队？众所周知的，1927至1938，有前后近百个德国顾问在中国(最后一任团长是Alexandervon Falkenhausen 1934-1938)，这些顾问的活动及成就，常常也被夸大了。中国有几百万军队，各有渊源，整顿起来千头万绪，此外，除了中共，北有宋哲元、阎锡山，南有李宗仁、陈济棠，西有刘湘等地方势力，国事如麻，相信这些顾问们也应有蜉蝣撼大象之叹。</P>
<P>1933年后，纳粹德国撕毁凡尔赛和约，重新建军，德军的编制和装备也有巨大的变化，尤其是机械化步兵、装甲师作为第一线部队，都是这一个时期的新发展。这些顾问既在中国，也没有机会与闻这些改革，他们所知道的，主要是在此之前的德军经验。由时间上而言，只能拿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帝国陆军和威玛政府(Weimar Republic)的防卫军(Reichswehr)中的步兵师来作比较，要是拿1939年之后的德国国防军(Wehrmacht)中的陆军(Heer)步兵师来比，其巨大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威玛防卫军因为受到凡尔赛和约的限制，重机枪只有700余挺、没有重炮兵、、坦克车等装备，一共只有10个步兵师和3个骑兵师，总数才十万人，也不成个样子。因此，在比较上，不容易找到一个合理固定目标，本文讨论的基础，以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之前的陆军步兵师来作比较。</P>
<P>
单兵装备</P>
<P>1937年上海出版的战时画报封底，很清楚的照出了各项单兵装备的细节。 </P>
<P>从鞋子说起，这些部队当时还有布胶鞋和皮鞋穿，但是没有穿长统皮靴的。只有高级军官(校官以上)，有的会自已购置靴子穿。</P>
<P>中国部队的军服，主要是棉布的，德军一直用的是呢质。不过88师的万方澄回忆，当时冬天也有呢军服、呢大衣，春秋有驼绒夹衣，夏天是卡其短袖衫裤。军官的确是有呢质的军服，尤其是所谓『甲种呢』的黄色军常服。</P>
<P>(87师-南京)“..穿将级军官甲种呢军服大衣(黄色)..”
(教导总队-南京)“工兵学校失守后，王敬久立即用电话召第二六○旅旅长到地下室来。我记得这个旅长身体结实，中等个材，身穿灰布棉军装，腰系士兵皮带。…
我上装左上方佩有教导总队参谋符号。…
沿途首先迎到王敬久师长和他的卫士，他仍穿黄呢子军服，外罩青毛哔叽的披氅。”</P>
<P>中国的阶级领章，与德国完全不同，可以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系统，简单明了。尤其是参谋配带的竹节章，更是佳作，『运筹帷幄』之筹字，即是竹节。比德国由普鲁士传承下来的那一套花花草草要简单多了，也比日本抄袭欧式的要有特色。有人以为，比后来中共使用俄式，国府使用美式，都还要好。</P>
<P>中国军队一向打绑腿，这是大家所熟知的。后来的驻印军，虽然全身上下都换装了英美装备，仍然坚持打绑腿。有人以为这是袭自日本，事实上只是一种源自欧陆，留传下来的习惯。一次大战时，美国的参战部队也是打绑腿的。英文中称之为Puttees。</P>
<P>钢盔用的德国是1935年式，这点和德军相同，而且由德方的文件来看，M35最早出厂的一批就运到了中国；目前已知的记录，到1936年进口了315,000顶。</P>
<P>水壶为木塞盖子，椭圆形，日式则有一个平底。早期德式与此相似，至1934年装备组始换为金属旋上的盖子。中式持续使用肩背带，与后期德式挂在腰带上不同；这是当时中国部队普遍仿制或采购的一种装备，并不是因德式训练才有的。</P>
<P>乾粮袋(杂物袋)也是用背带跨肩，德式早期也是如此，后来才改系在腰带上。中国使用乾粮袋的历史相当久远，早在张之洞编练自强军之时即有，因此是一路沿袭下来的一种个人装备，由图亦可看出，其形状与德式不同。</P>
<P>单兵用的弹带是帆布制的长形弹带，德军除了后来的伞兵之外，一直用的是皮制弹包。中式至少有两种，一为由肩上斜绕一周至腰间再绕一圈，这是一长条而不是两条，最后以布条打结系在腰间，这一种弹带有将近二十个弹包，是各部队主要使用的形式，这个设计最普遍，而且在整个抗战期间都没有什么改变。也有两条较短型式的，有的在胸前交叉，有如X型，有的由两肩挂下，如同V字，当然也有肩上一条，腰上一条的用法。不过从诸多现存照片中，『德式』部队仍以一条式为主。</P>
<P>中国的仿德国1930式面具是装在帆布袋中，类似西班牙的防毒面具，非德军之圆筒装具。巩县兵工分厂在民国23年向德国采购装备，准备自制防毒面具，1936年时每日生产250副24式防毒面具，其他生产的工厂还有金陵兵工厂、广东面具厂等，型号有二三式、二四式、二七式及四二式(广东面具厂后改名为42兵工厂所生产的型号，非按年号而定)。法国在二次大战之前曾制作过圆筒装的防毒面具，中央军防空部队等所使用的，可能来自于此，其特徵是增强纹是横的，不像德军二次大战中所用的直纹。
中央军士兵乾粮袋。圆筒装防毒面具。</P>
<P>
枪械</P>
<P>步枪国军用的是中正式或是进口的德制毛瑟系列步枪，但不是德国的K98k，而是1924年式标准型(Standard Modell)，这是K98k的前身，最明显的差异是水平拉柄和在枪下的枪背带配置。这和当时的德军是相同的，一直到二次大战初期，德军部队中仍有许多标准型步枪。</P>
<P>当时另外常看到的还有Vz24和FN1924/30等。其他的中央军，有各式各样的步枪，最多的是汉阳造和各式毛瑟1904/1907年式的衍生型，包括四年式(元年式为6.8mm，四年式改为7.92mm)及东三省兵工厂的十三年式在内。</P>
<P>中国使用的刺刀，都在50cm以上，尤其是中正式，因为枪短，刺刀长达57.5公分，这是因为中国部队-日军也是一样，仍把冲锋拚刺刀，作为一种很正常的战术运用。而中正式上了刺刀，仍比日本三八式上刺刀，短了10公分左右，许多人引以为憾。相形之下，德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普遍使用的1884/98刺刀，简直是小儿科。其他进口的FN1924式刺刀，长度也相当于中国自制者。</P>
<P>
虽然中国使用的是7.92mm口径，但是四年式仍有一部份使用圆弹，汉阳造更是由始至终使用圆弹，这和中正式等使用的尖弹不能相容(尖弹口径稍大)。中国圆弹的生产，一直延续到战后。国军的子弹，基本上有三种，尖弹、圆弹和重尖弹。尖弹供中正式系列的步枪和捷克式轻机枪使用，圆弹为汉阳造和一些老式的四年式步枪，重尖弹则专供二四式或卅节式重机枪使用。其他还有特种子弹，例如反装甲的钢心弹等。德国人到了二次大战之前，制式化到步机枪均配用重尖弹。</P>
<P>
轻机枪这些部队用的是捷克式ZB26，其他中央军也有用比利时制的BAR和法国的Hotchkiss。这些部队没有使用MG34的记录(南京参战的PzKpfwI装有两挺并列的M13)，中国也没有生产MG34的记录，老实说，即使想仿造，MG34繁复的加工程序，也会令人退避三舍。德军到1941年之前，仍有许多水冷式08/15轻机枪在部队中服役，比较起来，捷克式当然要强多了。</P>
<P>“(88师-上海)3步兵排9挺轻机枪”
由许多照片中，可以看到88师等这几个部队都配用的都是捷克式轻机枪，由上面这篇记载，更可知当时的编制是一连三排九班，一个班一挺。当时这几个部队的步兵班，人数应该是在14人左右，其中有火力组(轻机枪组)、冲锋组(步枪组)的分别。在抗战期间，一直是如此编组的。</P>
<P>“(1938-郑玉良-台儿庄-27师)记得我师是三三编制，我连约120多人，武器装备比较好。当时我担任中士班长，这个斑有14人，分两个组；一个是机枪组，使用苏式762转盘机枪；一个是步枪组，都是咱们汉阳造79步枪；另外，还配备一个掷弹筒。..”</P>
<P>这个概念，有可能是德国顾问引进的，但也是一战之后的世界潮流，最早是由法国人所提出。德国人在二次大战中，以MG34/MG42为中心，对此运用的淋漓尽致。</P>
<P>
重机枪是二四式，仿马克沁，是一种水冷式、250发帆布链带供弹的机关枪。1915年2月，金陵制造局即仿制成功德国七九马克沁重机枪，并取名『华宁』，一共造成6尊。大沽造船所也在1917年仿制出所获得德国新式马克沁重机枪。1934年前后，德国兵工署赠送马克沁式重机关枪之全套工作图样，由此更改了一些精度及公差，定名为二四式七九马克沁重机枪。并不像一般中外文件所说的，因德国赠送图样，才有二四式的生产。事实上，二四式的闭锁机，与德国的08式不同，接近于Vickers和德国的1909式外销型。而且在『中国近代兵器工业』一书中，指出中国所获得的是1915/08式的图纸，那是改成轻机枪的型号，中国从未生产过。二四式重机枪的鞍架，也与德式不同。</P>
<P>由于凡尔赛合约不准德国制造重机枪，只能拥有700余挺，因此在1930年代，德国逐渐走向通用机枪的概念，1932年采用了MG13，旋即改用MG34直到战时的MG42。所谓的重机枪，只是把通用机枪加上了更稳定的三脚架。马克沁在1936年撤出第一线部队。</P>
<P>88师这一类的部队，每一个步兵营有一个重机枪连，3排6挺，作战时配属给步兵连运用。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标准步兵营的重机枪连配置为12挺08式重机枪，有的多达14挺！</P>
<P>
手枪国军用的最多的是C96盒子炮，半自动和全自动均有，德军用的是Luger P08、PPK等，后来改用Walther P38。口径也不同，国军仍用7.63mm，德国人在一次大战后，手枪基本上统一为9mm。中国在抗战前，除了少量自己生产，还在欧洲大量搜购各式的盒子炮，德国和西班牙都有。</P>
<P>枪榴弹和掷弹筒在当时都尚未定型制造、配发。中正式步枪的枪榴弹定型为二八式，为航空兵器技术研究处的俄藉技师拉力果夫所设计，掷弹筒为仿自日本十年式，在三十厂制造成功，定型为二七式。</P>
1937年8月至11月，中国和日本在上海进行了一场大会战，史称『八一三淞沪战役』。中国出动了七十几个步兵师及配属的特种部队，日本也出动了九个完整的师团及其他附属部队，双方海空军也都出动作战，其规模可谓空前，之后的武汉保卫战，参战人数虽超过淞沪战役，但是其意义上完全不同，而且涵盖的范围也大得多；这场会战至今仍是史家研究的课题。参战的中国部队中，有几个倍受嘱目的队伍，也就是36师、87师、88师和中央军官学校的教导总队。许多人将这些部队称为德式装备师，更有人，包括了外文资料中，声称这些部队配有完整的德式装备，本文试由装备的角度，来讨论这种德式装备师是否存在？</P>
<P>首先要定义的是，『德式装备』是那一个时代的德国军队？众所周知的，1927至1938，有前后近百个德国顾问在中国(最后一任团长是Alexandervon Falkenhausen 1934-1938)，这些顾问的活动及成就，常常也被夸大了。中国有几百万军队，各有渊源，整顿起来千头万绪，此外，除了中共，北有宋哲元、阎锡山，南有李宗仁、陈济棠，西有刘湘等地方势力，国事如麻，相信这些顾问们也应有蜉蝣撼大象之叹。</P>
<P>1933年后，纳粹德国撕毁凡尔赛和约，重新建军，德军的编制和装备也有巨大的变化，尤其是机械化步兵、装甲师作为第一线部队，都是这一个时期的新发展。这些顾问既在中国，也没有机会与闻这些改革，他们所知道的，主要是在此之前的德军经验。由时间上而言，只能拿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帝国陆军和威玛政府(Weimar Republic)的防卫军(Reichswehr)中的步兵师来作比较，要是拿1939年之后的德国国防军(Wehrmacht)中的陆军(Heer)步兵师来比，其巨大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威玛防卫军因为受到凡尔赛和约的限制，重机枪只有700余挺、没有重炮兵、、坦克车等装备，一共只有10个步兵师和3个骑兵师，总数才十万人，也不成个样子。因此，在比较上，不容易找到一个合理固定目标，本文讨论的基础，以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之前的陆军步兵师来作比较。</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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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兵装备</P>
<P>1937年上海出版的战时画报封底，很清楚的照出了各项单兵装备的细节。 </P>
<P>从鞋子说起，这些部队当时还有布胶鞋和皮鞋穿，但是没有穿长统皮靴的。只有高级军官(校官以上)，有的会自已购置靴子穿。</P>
<P>中国部队的军服，主要是棉布的，德军一直用的是呢质。不过88师的万方澄回忆，当时冬天也有呢军服、呢大衣，春秋有驼绒夹衣，夏天是卡其短袖衫裤。军官的确是有呢质的军服，尤其是所谓『甲种呢』的黄色军常服。</P>
<P>(87师-南京)“..穿将级军官甲种呢军服大衣(黄色)..”
(教导总队-南京)“工兵学校失守后，王敬久立即用电话召第二六○旅旅长到地下室来。我记得这个旅长身体结实，中等个材，身穿灰布棉军装，腰系士兵皮带。…
我上装左上方佩有教导总队参谋符号。…
沿途首先迎到王敬久师长和他的卫士，他仍穿黄呢子军服，外罩青毛哔叽的披氅。”</P>
<P>中国的阶级领章，与德国完全不同，可以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系统，简单明了。尤其是参谋配带的竹节章，更是佳作，『运筹帷幄』之筹字，即是竹节。比德国由普鲁士传承下来的那一套花花草草要简单多了，也比日本抄袭欧式的要有特色。有人以为，比后来中共使用俄式，国府使用美式，都还要好。</P>
<P>中国军队一向打绑腿，这是大家所熟知的。后来的驻印军，虽然全身上下都换装了英美装备，仍然坚持打绑腿。有人以为这是袭自日本，事实上只是一种源自欧陆，留传下来的习惯。一次大战时，美国的参战部队也是打绑腿的。英文中称之为Puttees。</P>
<P>钢盔用的德国是1935年式，这点和德军相同，而且由德方的文件来看，M35最早出厂的一批就运到了中国；目前已知的记录，到1936年进口了315,000顶。</P>
<P>水壶为木塞盖子，椭圆形，日式则有一个平底。早期德式与此相似，至1934年装备组始换为金属旋上的盖子。中式持续使用肩背带，与后期德式挂在腰带上不同；这是当时中国部队普遍仿制或采购的一种装备，并不是因德式训练才有的。</P>
<P>乾粮袋(杂物袋)也是用背带跨肩，德式早期也是如此，后来才改系在腰带上。中国使用乾粮袋的历史相当久远，早在张之洞编练自强军之时即有，因此是一路沿袭下来的一种个人装备，由图亦可看出，其形状与德式不同。</P>
<P>单兵用的弹带是帆布制的长形弹带，德军除了后来的伞兵之外，一直用的是皮制弹包。中式至少有两种，一为由肩上斜绕一周至腰间再绕一圈，这是一长条而不是两条，最后以布条打结系在腰间，这一种弹带有将近二十个弹包，是各部队主要使用的形式，这个设计最普遍，而且在整个抗战期间都没有什么改变。也有两条较短型式的，有的在胸前交叉，有如X型，有的由两肩挂下，如同V字，当然也有肩上一条，腰上一条的用法。不过从诸多现存照片中，『德式』部队仍以一条式为主。</P>
<P>中国的仿德国1930式面具是装在帆布袋中，类似西班牙的防毒面具，非德军之圆筒装具。巩县兵工分厂在民国23年向德国采购装备，准备自制防毒面具，1936年时每日生产250副24式防毒面具，其他生产的工厂还有金陵兵工厂、广东面具厂等，型号有二三式、二四式、二七式及四二式(广东面具厂后改名为42兵工厂所生产的型号，非按年号而定)。法国在二次大战之前曾制作过圆筒装的防毒面具，中央军防空部队等所使用的，可能来自于此，其特徵是增强纹是横的，不像德军二次大战中所用的直纹。
中央军士兵乾粮袋。圆筒装防毒面具。</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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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械</P>
<P>步枪国军用的是中正式或是进口的德制毛瑟系列步枪，但不是德国的K98k，而是1924年式标准型(Standard Modell)，这是K98k的前身，最明显的差异是水平拉柄和在枪下的枪背带配置。这和当时的德军是相同的，一直到二次大战初期，德军部队中仍有许多标准型步枪。</P>
<P>当时另外常看到的还有Vz24和FN1924/30等。其他的中央军，有各式各样的步枪，最多的是汉阳造和各式毛瑟1904/1907年式的衍生型，包括四年式(元年式为6.8mm，四年式改为7.92mm)及东三省兵工厂的十三年式在内。</P>
<P>中国使用的刺刀，都在50cm以上，尤其是中正式，因为枪短，刺刀长达57.5公分，这是因为中国部队-日军也是一样，仍把冲锋拚刺刀，作为一种很正常的战术运用。而中正式上了刺刀，仍比日本三八式上刺刀，短了10公分左右，许多人引以为憾。相形之下，德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普遍使用的1884/98刺刀，简直是小儿科。其他进口的FN1924式刺刀，长度也相当于中国自制者。</P>
<P>
虽然中国使用的是7.92mm口径，但是四年式仍有一部份使用圆弹，汉阳造更是由始至终使用圆弹，这和中正式等使用的尖弹不能相容(尖弹口径稍大)。中国圆弹的生产，一直延续到战后。国军的子弹，基本上有三种，尖弹、圆弹和重尖弹。尖弹供中正式系列的步枪和捷克式轻机枪使用，圆弹为汉阳造和一些老式的四年式步枪，重尖弹则专供二四式或卅节式重机枪使用。其他还有特种子弹，例如反装甲的钢心弹等。德国人到了二次大战之前，制式化到步机枪均配用重尖弹。</P>
<P>
轻机枪这些部队用的是捷克式ZB26，其他中央军也有用比利时制的BAR和法国的Hotchkiss。这些部队没有使用MG34的记录(南京参战的PzKpfwI装有两挺并列的M13)，中国也没有生产MG34的记录，老实说，即使想仿造，MG34繁复的加工程序，也会令人退避三舍。德军到1941年之前，仍有许多水冷式08/15轻机枪在部队中服役，比较起来，捷克式当然要强多了。</P>
<P>“(88师-上海)3步兵排9挺轻机枪”
由许多照片中，可以看到88师等这几个部队都配用的都是捷克式轻机枪，由上面这篇记载，更可知当时的编制是一连三排九班，一个班一挺。当时这几个部队的步兵班，人数应该是在14人左右，其中有火力组(轻机枪组)、冲锋组(步枪组)的分别。在抗战期间，一直是如此编组的。</P>
<P>“(1938-郑玉良-台儿庄-27师)记得我师是三三编制，我连约120多人，武器装备比较好。当时我担任中士班长，这个斑有14人，分两个组；一个是机枪组，使用苏式762转盘机枪；一个是步枪组，都是咱们汉阳造79步枪；另外，还配备一个掷弹筒。..”</P>
<P>这个概念，有可能是德国顾问引进的，但也是一战之后的世界潮流，最早是由法国人所提出。德国人在二次大战中，以MG34/MG42为中心，对此运用的淋漓尽致。</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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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机枪是二四式，仿马克沁，是一种水冷式、250发帆布链带供弹的机关枪。1915年2月，金陵制造局即仿制成功德国七九马克沁重机枪，并取名『华宁』，一共造成6尊。大沽造船所也在1917年仿制出所获得德国新式马克沁重机枪。1934年前后，德国兵工署赠送马克沁式重机关枪之全套工作图样，由此更改了一些精度及公差，定名为二四式七九马克沁重机枪。并不像一般中外文件所说的，因德国赠送图样，才有二四式的生产。事实上，二四式的闭锁机，与德国的08式不同，接近于Vickers和德国的1909式外销型。而且在『中国近代兵器工业』一书中，指出中国所获得的是1915/08式的图纸，那是改成轻机枪的型号，中国从未生产过。二四式重机枪的鞍架，也与德式不同。</P>
<P>由于凡尔赛合约不准德国制造重机枪，只能拥有700余挺，因此在1930年代，德国逐渐走向通用机枪的概念，1932年采用了MG13，旋即改用MG34直到战时的MG42。所谓的重机枪，只是把通用机枪加上了更稳定的三脚架。马克沁在1936年撤出第一线部队。</P>
<P>88师这一类的部队，每一个步兵营有一个重机枪连，3排6挺，作战时配属给步兵连运用。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标准步兵营的重机枪连配置为12挺08式重机枪，有的多达14挺！</P>
<P>
手枪国军用的最多的是C96盒子炮，半自动和全自动均有，德军用的是Luger P08、PPK等，后来改用Walther P38。口径也不同，国军仍用7.63mm，德国人在一次大战后，手枪基本上统一为9mm。中国在抗战前，除了少量自己生产，还在欧洲大量搜购各式的盒子炮，德国和西班牙都有。</P>
<P>枪榴弹和掷弹筒在当时都尚未定型制造、配发。中正式步枪的枪榴弹定型为二八式，为航空兵器技术研究处的俄藉技师拉力果夫所设计，掷弹筒为仿自日本十年式，在三十厂制造成功，定型为二七式。</P>
<P>
火炮</P>
<P>国军在抗战初，火炮非常少，与先进国家的标准相差甚多，炮兵主要是集中在一些独立炮兵旅和炮兵团之中：
第一、二旅(二、三团)：卜式山炮(七五山炮，卜福斯，Bofors-瑞典，L/14)
第六旅：克式野炮(Krupp，七五野炮，L/29)
第八旅：辽造七七野炮(辽十四式，仿百禄-Bohler━奥地利，十八式，L/30)
第四、六团：三八野炮(七五野炮，日三八式，L/30)
第八、十七团：旧十五榴弹炮(辽十四式，仿日三八式十五野炮，L/12)
第九团：克式野炮及重迫炮各一营</P>
<P>15公分野战重炮(Heavy Field Howitzer)，德军采用克虏伯(Krupp)的30倍口径(L/30)炮，称为sFH 18，中国在1934年却决定采用莱茵式(Rheinmetall)的32倍口径(L/32)炮，最大射程15公里，比德制多两公里，一共采购24门，还派了一批兵工人员去德国监造。收到后组成了独立炮兵第十团，由彭孟辑担任团长，全部机械化牵引。事实上，不机械化也不行，这么大的家伙不可能用人力或兽力牵引。1936年时，后续购买的却是克虏伯的30倍炮，也是24门，这些炮后来在1937年年底运到，组成了独立炮兵第十四团。</P>
<P>另外有一些75mm格鲁森(Grusen-德国)山炮，75mm士乃德(Schneider-法国)山炮，及105mm山地榴弹炮等。作战时，这些单位以营为单位分割使用，搭配给军、师指挥。有人批评蒋介石，把火炮抓在手里，不让部队使用，或是作为控制部队的手段，实在是因为火炮数量有限(有一个统计说，抗战开始时，全国只有800门炮)，无法直接配属给师级单位，必须统一机动调配，统筹统用。</P>
<P>“(上海作战日记1937年)
八月十一日(真)
(三)令嘉兴炮二旅即开炮兵一团赴苏州归张治中指挥。
(四)令炮十团(新十五榴)在京之一营开赴苏州，归张治中指挥。(炮十团之一营及炮八团原已在苏、锡一带。)</P>
<P>张治中致蒋介石、何应钦密电(1937年8月13日)
…3.炮十团第一营，在暨南新村、大场间地区，炮三团在岭南山庄、江湾镇附近进入阵地，炮八团正向彭浦镇前进中，今晚可达指定地点。……</P>
<P>陈诚致蒋介石等密电(1937年10月8日)
急。南京委员长蒋、部长何4309密。左翼军军队区分及作战增加如下…(丁)炮兵：刘翰东指挥炮兵第3团之一营、炮兵第4团、炮兵第16团、独立炮兵第l0团(欠两营)、教导总队炮兵营、炮校练习队之2连。……”</P>
<P>当时唯一配有直属重炮兵的部队，只有教导总队而已。当时不但火炮数量少，雪上加霜的是，没有制空权，火炮一发射，日军计算出位置后，不是飞机来炸，便是进行反炮击，中国当时无法自行补充火炮，打掉一门少一门，因此炮兵经常不敢发炮，步兵只有任凭日军炮火肆虐。</P>
<P>在上海之战中，步兵普遍使用的是20年式八二迫击炮，这是金陵兵工厂自行制造的步兵曲射武器，仿自法国的布郎得(Brandt)八一迫击炮，曾发生很大的效果；但仍笼罩在惧怕日军火炮还击的阴影下，因此有一位迫击炮连连长，想出了不用炮座，用手扶着发炮，打几炮就走的办法，避免遭受还击损失。</P>
<P>防空</P>
<P>自“一二八”淞沪战役后，国军深感空防重要，于1934年及1936年先后购到卜福斯75mm高射炮28门，成立高射炮兵六个连，均归防空学校督训。</P>
<P>1937年在七七之前，以新购之37mm及20mm高射机关炮成立高射炮兵团(五营十八连)，为保守兵种秘密，改为陆军炮兵第四十一团，又以新购之2公分炮一百零八门成立炮兵第四十二团(五营十六连)。</P>
<P>20mm防空机炮，亦可用来作战车防御炮，对付轻装甲的日式小战车，绰绰有余，中国使用的型号很多，欧力根(Oerlikon-瑞士)、麦迪森(Madsen-丹麦)、索罗森(Solothurn-德国莱茵公司控制的瑞士公司，或译苏罗通)都有。</P>
<P>
除了加装脚架后，可作防空用的二四式重机枪之外，这是抗战开始时全部的防空火力。</P>
<P>“蒋介石致何应钦电(1937年7月4日)
…(十)江阴要塞，由八十八师抽一高射炮连增防，钱塘江铁桥，由八十七师抽一高
射炮连任防。除分令外，特电知照。中正。支戊。侍参。京。”</P>
<P>“顾祝同致何应钦密电(1937年9月4日)
…(3)本日未刻，敌轰炸机六架，在闸北谭家桥上空被我八十八师高射炮击落一架，驾驶员死机内，特闻。顾祝同。支亥。参。翔。印。”</P>
<P>由以上的两段电文，可知当时的88师和87师配有直属的防空火炮。按照编制，这两个师应各有一个炮兵营，其中有高射炮连、战车防御炮连，榴弹炮连等。</P>
<P>“连配有德国造高射炮六门，每门炮身重两吨(37mm Flak36)，用五吨牵引车(SdKfz 6/2)载运。高射炮性能为：高射2,500-3,000米，平射4,000米。全连三个排，每排备装配两门高射炮。”</P>
<P>有的资料说当时中国买了一大批德国的88高炮，这里是一段相关记载：
“(1937-江阴要塞)就在“八一三”以前，军政部兵工署突然运来八门从德国买来的8.8公分高平两用半自动火炮，弹药和观测、通讯器材齐全，四门装在东山、四门装在肖山。这种火炮兵工署共买了二十门，江阴要塞装八门、江宁要塞装八门，还有四门装在武汉外围的白浒山。这种火炮命名为“甲炮”，其番号是：江宁要塞为甲一台、甲二台；江阴要塞为甲三台、甲四台，白浒山为甲五台。甲炮高射时、射面高为6,000公尺，射程远为9,000公尺；平射时最大射程为14,500公尺。”</P>
<P>战车</P>
<P>凡尔赛合约不准德国拥有装甲武力，因此威玛的战车部队，是在俄国训练的。而中国在装甲车方面，步兵师全属空白。先是1930年，由英国购入戈登式一吨半小型战车十四辆，于南京成立战车连，隶属陆军教导师，为国军机械化部队之始。未几改编为战车队，隶交通兵团。
1934年由英购入维克斯六吨炮战车及水陆两用三吨战车，与前之戈登式小型战车合编为战车营(三连)，隶交通兵第二团。
1935年该营增设第四连(补给)，改编为战车教导营，改隶陆军交辎学校。
1937年5月，本部调机械化部队，将交辎学校战车教导营、步兵炮第二营、交通司之机踏车连、交通兵第二团之装甲汽车队及防空学校之高射炮一营，合编为陆军装甲兵团，驻屯南京方山。</P>
<P>“(1937-南京)装甲兵团团长杜聿明。我所在的连为战车第三连，连长赵鹄振，何嘉兆任连部摩托侦察班班长。连的战斗编制是：连部(指挥车两辆)，侦察班(摩托车十二辆)，三个战车排(每排五辆战车)，一个补给排(汽车十辆)。全连由十七辆德国“克芬伯”式五吨重约并列双机枪的新战车和十二辆“春达浦”二轮、三轮摩托车装备组成。”</P>
<P>1933年起至1938年，中国一共买了21部Vickers-Carden-Loyd两栖轻坦克、20部6吨Vickers-Carden-Loyd坦克-配备47mm炮及7.92mm Vickers机枪。其中一部份两栖轻坦克属于税警总团。</P>
<P>“(1937年8月19日-上海)战车团派出两个连(维克斯)，一个战车防御炮营，配属87师，攻入杨树浦。战车全毁，两连长阵亡。至南京保卫战结束，丧失殆尽。”</P>
<P>当时除了税警总团之外，没有一个师有直属的战车部队。因此部队毫无步战偕同的经验，在上海损失的战车，都是因为孤军深入，而被日军反战车武器击毁，当时战车部队要求步兵伴随，步兵的回答是：“你有装甲，还要什么保护？”</P>
<P>
战车防御炮</P>
<P>抗战前国军防御装甲武器数量甚少，仅有装甲兵一团附有步兵炮教导队一队(三营十二连，每排两门三七炮)，又步炮营一(四连)及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各备六门制37mm苏罗通炮(L/50)一连。德国使用的均为L/45，这些都是由莱茵公司在1920年末期设计制造的。苏俄也曾进行仿造，后来俄援中也包括了这种型号。</P>
<P>37mm PaK35/36(L/45及L/50━后来50厂在1942年开始有小量生产，到抗战胜利一共生产94门)，莱茵式，1937年初有120门抵达。另外中国还有1935型百禄47mm战车防御炮。
三七战车防御炮，肩膀上的宽皮带为拖炮时拉拽用。</P>
<P>“(1937-南京)装甲兵团战防炮营一个排(两门三七战防炮)编为南京卫成司令部直属战炮分队。”</P>
<P>当时反战车的战术，主要还是依靠集束手榴弹(每束4-12枚，除了一枚外，去掉木柄，用绳子捆绑在一起)，放置在敌战车履带下或引擎上引炸，往往投弹的士兵也以身相殉。</P>
<P>“36师106旅212团团长熊新民，在杨树埔，配置一个战车防御排。“</P>
<P>当时因为这些炮都是新进购置的，部队的训练和经验都不足，因此用起来效果不彰。由于战车防御炮的本质，就是必须在最前线才能发挥作用，常常尚未对日军发挥任何打击作用即被击毁。反过来说，日军对战车防御炮使用的得心应手，国军没有什么装甲车，日军最常用战车防御炮来摧毁国军的重机枪阵地。</P>
<P>由于战车防御炮数量少，型号又不一，因此作战时必须自行带足给养：
“(1938年3月-台儿庄抗敌，韩正礼)陆军第3师(师长李玉堂，黄埔第一期)因在淞沪战役中伤亡过半，此时正驻在汉口北郊补训。该师战车防御炮连因需有射击场，故单独驻在江南岸武昌珞珈山。这时，我正担任这个连的第一排排长。该连配备有奥地利北禄式四七战车防御炮6门分3个战炮排，一个弹药队，官兵160人，骡马40匹，比利时制步骑枪近百支，班长以上均配有20响德制驳壳枪。…规定炮弹都要带走，因为公兵站不可能有这样的炮弹补给(当时存有4个基数的破甲弹及榴弹共2,400发)”</P>
火炮</P>
<P>国军在抗战初，火炮非常少，与先进国家的标准相差甚多，炮兵主要是集中在一些独立炮兵旅和炮兵团之中：
第一、二旅(二、三团)：卜式山炮(七五山炮，卜福斯，Bofors-瑞典，L/14)
第六旅：克式野炮(Krupp，七五野炮，L/29)
第八旅：辽造七七野炮(辽十四式，仿百禄-Bohler━奥地利，十八式，L/30)
第四、六团：三八野炮(七五野炮，日三八式，L/30)
第八、十七团：旧十五榴弹炮(辽十四式，仿日三八式十五野炮，L/12)
第九团：克式野炮及重迫炮各一营</P>
<P>15公分野战重炮(Heavy Field Howitzer)，德军采用克虏伯(Krupp)的30倍口径(L/30)炮，称为sFH 18，中国在1934年却决定采用莱茵式(Rheinmetall)的32倍口径(L/32)炮，最大射程15公里，比德制多两公里，一共采购24门，还派了一批兵工人员去德国监造。收到后组成了独立炮兵第十团，由彭孟辑担任团长，全部机械化牵引。事实上，不机械化也不行，这么大的家伙不可能用人力或兽力牵引。1936年时，后续购买的却是克虏伯的30倍炮，也是24门，这些炮后来在1937年年底运到，组成了独立炮兵第十四团。</P>
<P>另外有一些75mm格鲁森(Grusen-德国)山炮，75mm士乃德(Schneider-法国)山炮，及105mm山地榴弹炮等。作战时，这些单位以营为单位分割使用，搭配给军、师指挥。有人批评蒋介石，把火炮抓在手里，不让部队使用，或是作为控制部队的手段，实在是因为火炮数量有限(有一个统计说，抗战开始时，全国只有800门炮)，无法直接配属给师级单位，必须统一机动调配，统筹统用。</P>
<P>“(上海作战日记1937年)
八月十一日(真)
(三)令嘉兴炮二旅即开炮兵一团赴苏州归张治中指挥。
(四)令炮十团(新十五榴)在京之一营开赴苏州，归张治中指挥。(炮十团之一营及炮八团原已在苏、锡一带。)</P>
<P>张治中致蒋介石、何应钦密电(1937年8月13日)
…3.炮十团第一营，在暨南新村、大场间地区，炮三团在岭南山庄、江湾镇附近进入阵地，炮八团正向彭浦镇前进中，今晚可达指定地点。……</P>
<P>陈诚致蒋介石等密电(1937年10月8日)
急。南京委员长蒋、部长何4309密。左翼军军队区分及作战增加如下…(丁)炮兵：刘翰东指挥炮兵第3团之一营、炮兵第4团、炮兵第16团、独立炮兵第l0团(欠两营)、教导总队炮兵营、炮校练习队之2连。……”</P>
<P>当时唯一配有直属重炮兵的部队，只有教导总队而已。当时不但火炮数量少，雪上加霜的是，没有制空权，火炮一发射，日军计算出位置后，不是飞机来炸，便是进行反炮击，中国当时无法自行补充火炮，打掉一门少一门，因此炮兵经常不敢发炮，步兵只有任凭日军炮火肆虐。</P>
<P>在上海之战中，步兵普遍使用的是20年式八二迫击炮，这是金陵兵工厂自行制造的步兵曲射武器，仿自法国的布郎得(Brandt)八一迫击炮，曾发生很大的效果；但仍笼罩在惧怕日军火炮还击的阴影下，因此有一位迫击炮连连长，想出了不用炮座，用手扶着发炮，打几炮就走的办法，避免遭受还击损失。</P>
<P>防空</P>
<P>自“一二八”淞沪战役后，国军深感空防重要，于1934年及1936年先后购到卜福斯75mm高射炮28门，成立高射炮兵六个连，均归防空学校督训。</P>
<P>1937年在七七之前，以新购之37mm及20mm高射机关炮成立高射炮兵团(五营十八连)，为保守兵种秘密，改为陆军炮兵第四十一团，又以新购之2公分炮一百零八门成立炮兵第四十二团(五营十六连)。</P>
<P>20mm防空机炮，亦可用来作战车防御炮，对付轻装甲的日式小战车，绰绰有余，中国使用的型号很多，欧力根(Oerlikon-瑞士)、麦迪森(Madsen-丹麦)、索罗森(Solothurn-德国莱茵公司控制的瑞士公司，或译苏罗通)都有。</P>
<P>
除了加装脚架后，可作防空用的二四式重机枪之外，这是抗战开始时全部的防空火力。</P>
<P>“蒋介石致何应钦电(1937年7月4日)
…(十)江阴要塞，由八十八师抽一高射炮连增防，钱塘江铁桥，由八十七师抽一高
射炮连任防。除分令外，特电知照。中正。支戊。侍参。京。”</P>
<P>“顾祝同致何应钦密电(1937年9月4日)
…(3)本日未刻，敌轰炸机六架，在闸北谭家桥上空被我八十八师高射炮击落一架，驾驶员死机内，特闻。顾祝同。支亥。参。翔。印。”</P>
<P>由以上的两段电文，可知当时的88师和87师配有直属的防空火炮。按照编制，这两个师应各有一个炮兵营，其中有高射炮连、战车防御炮连，榴弹炮连等。</P>
<P>“连配有德国造高射炮六门，每门炮身重两吨(37mm Flak36)，用五吨牵引车(SdKfz 6/2)载运。高射炮性能为：高射2,500-3,000米，平射4,000米。全连三个排，每排备装配两门高射炮。”</P>
<P>有的资料说当时中国买了一大批德国的88高炮，这里是一段相关记载：
“(1937-江阴要塞)就在“八一三”以前，军政部兵工署突然运来八门从德国买来的8.8公分高平两用半自动火炮，弹药和观测、通讯器材齐全，四门装在东山、四门装在肖山。这种火炮兵工署共买了二十门，江阴要塞装八门、江宁要塞装八门，还有四门装在武汉外围的白浒山。这种火炮命名为“甲炮”，其番号是：江宁要塞为甲一台、甲二台；江阴要塞为甲三台、甲四台，白浒山为甲五台。甲炮高射时、射面高为6,000公尺，射程远为9,000公尺；平射时最大射程为14,500公尺。”</P>
<P>战车</P>
<P>凡尔赛合约不准德国拥有装甲武力，因此威玛的战车部队，是在俄国训练的。而中国在装甲车方面，步兵师全属空白。先是1930年，由英国购入戈登式一吨半小型战车十四辆，于南京成立战车连，隶属陆军教导师，为国军机械化部队之始。未几改编为战车队，隶交通兵团。
1934年由英购入维克斯六吨炮战车及水陆两用三吨战车，与前之戈登式小型战车合编为战车营(三连)，隶交通兵第二团。
1935年该营增设第四连(补给)，改编为战车教导营，改隶陆军交辎学校。
1937年5月，本部调机械化部队，将交辎学校战车教导营、步兵炮第二营、交通司之机踏车连、交通兵第二团之装甲汽车队及防空学校之高射炮一营，合编为陆军装甲兵团，驻屯南京方山。</P>
<P>“(1937-南京)装甲兵团团长杜聿明。我所在的连为战车第三连，连长赵鹄振，何嘉兆任连部摩托侦察班班长。连的战斗编制是：连部(指挥车两辆)，侦察班(摩托车十二辆)，三个战车排(每排五辆战车)，一个补给排(汽车十辆)。全连由十七辆德国“克芬伯”式五吨重约并列双机枪的新战车和十二辆“春达浦”二轮、三轮摩托车装备组成。”</P>
<P>1933年起至1938年，中国一共买了21部Vickers-Carden-Loyd两栖轻坦克、20部6吨Vickers-Carden-Loyd坦克-配备47mm炮及7.92mm Vickers机枪。其中一部份两栖轻坦克属于税警总团。</P>
<P>“(1937年8月19日-上海)战车团派出两个连(维克斯)，一个战车防御炮营，配属87师，攻入杨树浦。战车全毁，两连长阵亡。至南京保卫战结束，丧失殆尽。”</P>
<P>当时除了税警总团之外，没有一个师有直属的战车部队。因此部队毫无步战偕同的经验，在上海损失的战车，都是因为孤军深入，而被日军反战车武器击毁，当时战车部队要求步兵伴随，步兵的回答是：“你有装甲，还要什么保护？”</P>
<P>
战车防御炮</P>
<P>抗战前国军防御装甲武器数量甚少，仅有装甲兵一团附有步兵炮教导队一队(三营十二连，每排两门三七炮)，又步炮营一(四连)及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各备六门制37mm苏罗通炮(L/50)一连。德国使用的均为L/45，这些都是由莱茵公司在1920年末期设计制造的。苏俄也曾进行仿造，后来俄援中也包括了这种型号。</P>
<P>37mm PaK35/36(L/45及L/50━后来50厂在1942年开始有小量生产，到抗战胜利一共生产94门)，莱茵式，1937年初有120门抵达。另外中国还有1935型百禄47mm战车防御炮。
三七战车防御炮，肩膀上的宽皮带为拖炮时拉拽用。</P>
<P>“(1937-南京)装甲兵团战防炮营一个排(两门三七战防炮)编为南京卫成司令部直属战炮分队。”</P>
<P>当时反战车的战术，主要还是依靠集束手榴弹(每束4-12枚，除了一枚外，去掉木柄，用绳子捆绑在一起)，放置在敌战车履带下或引擎上引炸，往往投弹的士兵也以身相殉。</P>
<P>“36师106旅212团团长熊新民，在杨树埔，配置一个战车防御排。“</P>
<P>当时因为这些炮都是新进购置的，部队的训练和经验都不足，因此用起来效果不彰。由于战车防御炮的本质，就是必须在最前线才能发挥作用，常常尚未对日军发挥任何打击作用即被击毁。反过来说，日军对战车防御炮使用的得心应手，国军没有什么装甲车，日军最常用战车防御炮来摧毁国军的重机枪阵地。</P>
<P>由于战车防御炮数量少，型号又不一，因此作战时必须自行带足给养：
“(1938年3月-台儿庄抗敌，韩正礼)陆军第3师(师长李玉堂，黄埔第一期)因在淞沪战役中伤亡过半，此时正驻在汉口北郊补训。该师战车防御炮连因需有射击场，故单独驻在江南岸武昌珞珈山。这时，我正担任这个连的第一排排长。该连配备有奥地利北禄式四七战车防御炮6门分3个战炮排，一个弹药队，官兵160人，骡马40匹，比利时制步骑枪近百支，班长以上均配有20响德制驳壳枪。…规定炮弹都要带走，因为公兵站不可能有这样的炮弹补给(当时存有4个基数的破甲弹及榴弹共2,400发)”</P>
<P>
步兵师编成</P>
<P>抗战开始时，国军有1930年师编制、1932年陆军师编制、1933年剿匪师编制、1935年教导师编制、整理师编制、1936年调整师编制等六种。</P>
<P>何应钦以现代作战上之要求，及装备上之可能，与调整施行容易计，建议以甲、乙两种编制统一之：
“(甲)种编制，拟采用1936年调整师编制，凡调整师均用之。其性质同各国之常备师。
(乙)种编制，拟采用1935年整理师编制，凡整理师均用之。其性质同各国之预后备师。”</P>
<P>“(万方澄-原88师262旅524团1营1连少尉排长、连长)”
88师编成
2步兵旅
2团各3步兵营
3步兵连
3步兵排9挺轻机枪
每排48人3班14人
重机枪连3排每排2挺共6挺
迫击炮连八二迫击炮
榴弹炮连
通信连
特务连
2补充团
炮兵营
榴弹炮连
战防炮连
高射炮连
工兵营
通信兵营
辎重兵营
特务营</P>
<P>
“(1937-四行仓库)88师524团第1营营长杨瑞符：
第一连第一、二排已到，等待第三排。…
第二连、第三连及机枪连末到。”</P>
<P>“(1937-36师师长宋希濂)36师是一个整编师，上战场时，9,000多人。”
由其他的几个文件的记载，88、87、36师，在开战时，人数都只有在一万人上下。</P>
<P>另外一个文件是1935年9月25日，军事委员会陆军教导师编制表：
公一字第588号令
步兵师：
2步兵旅
2个步兵团
3犁
3连
迫击炮排
机关枪连(4)
步兵榴弹炮连
步兵小炮连
通信连
炮兵团
3犁
3连
工兵营
3连
通信排
辎重营
2连
第三连(汽车编制)
通信营
2连
无线电连
骑兵连
卫生队(平时为军医院)
特务连</P>
<P>
“八一三松沪会战之初，中央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奉命拱卫首都南京。八月中旬末，松沪战局吃紧，总队奉统帅部命令，调第二团驰援上海，归淤沪战区司令张治中指挥。第二团有三个步兵营和三个直属连-平射炮连(注：应为通信连，平射炮即战防炮，或称小炮，步兵炮等)、战防炮连、榴弹炮连。每营有三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连、迫击炮排、通讯排。该团开赶到上海江湾地区后，于八月下旬参加了张华滨附近的争夺战。”</P>
<P>“(1937-李西开：第三团团长-南京)教导总是南京保卫战中，装备最好、实力最强、兵员足额的主力部队，辖有步兵三个旅(计六个团，另有三个新兵团当时在湖南训练)，直属部队备炮兵营、骑兵营、工兵营、通信兵营、军士营、特务营、输送营(各营均巳奉命改称团，因无兵补充、无装备补给，名虽称团，实仍为营)。步兵旅的第一、三、五团的装备和编制，均仿效德国步兵团的编制，每团将有十六个连，即每个团辖步兵三个营，每营三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连，一个八二迫击炮排，团的第十三连为榴弹炮连，第十四连为战车防御炮连，第十五连为通信连，第十六连为输送连。...兵员为三万多人。”</P>
<P>由此来参照德国威玛时代的Reichswehr防卫军，当时留在部队中的，都是上上之选，类似于教导师的性质；因此在1934年之后，以此为基础，迅速扩编成一支强大的国防军。
德国步兵师编成
3个步兵团
3个步兵营
兵器营1934
机关枪连
迫击炮连50mm 81mm
榴弹炮连75mm 150mm 1939
战防炮连37mm 1939
炮兵团野战炮150mm/170mm/ 210mm 1939
榴弹炮105mm及150mm</P>
<P>战防炮营1939
工兵营
通信营
侦搜连1939
运输队
医护营
野战补充营1939</P>
<P>
1939年时，德军的一线步兵师约17,700人强。由编制上而言，中国的这几个部队，只有教导总队能与德国的标准步兵师比较。即使是教导师，全额编满时，最多也只有13,292员。教导总队做为一个种子部队，主要目的是示范和教育，不是用来作战的。当时是在破釜沈舟的情况下，投入作战，最后也伤亡殆尽。</P>
<P>当时另一个装备极优良的部队，是财政部的税警总团，一共有六个团，装备欧力根防空机炮、维克斯两栖战车、步枪都是最新型的德国标准型毛瑟或比利时的FN1924/30步骑枪。两次参与上海作战，史上甚少提及，实际上这些『税警』们，战力比一般的部队还要强。其中的一部，后来在孙立人的领导下，组成新三十八师，在缅甸扬威异域。</P>
<P>以上提出的资料，应该可以很明显的看出，事实上是没有德式装备师这样的部队，甚至没有全部用德国装备的部队。36师、87师和88师，的确是装备了『一些』当时很新式的武器，超过当时的一般中国部队，但是与世界列强的一线部队相比，在防空、火炮、装甲、反装甲等方面，仍然相形见绌。</P>
<P>七七事变前后，国军才开始向国外大量采购相关武器，士兵们根本没有时间熟悉这些装备的操作。而抗战八年中，除了一些迫击炮(主要是31式六○和20式八二迫击炮)，中国没有生产过一门火炮，中国军队每次遇上日本军队，总要在炮火上吃亏。如果说要讨论德国顾问的贡献，首先在火炮这一点就值得质疑，德军本身的火力惊人，难道他们会没有看到中国军队在火炮方面的弱点？德国顾问当时明知中日开战不可避免，为什么没有在这方面坚持改进？株州炮技处一直到1936年才开工，未及在抗战爆发前完成。</P>
<P>经过了屡次的整理和调整，这些部队是展现了一个现代化国防军的样子，也许是因为这些部队与其他部队外观上的差距，使得一般人以为，这样『好』的部队，想像中德国部队也不过如此了，因此跃跃欲试。1937年8月，宋子文向日本特使说：『现在最危险的情况是，日本军队低估了中国，中国军队却高估了自己。』这一句话，可以说非常传神的描述了当时的现象。</P>
<P>1937年，中国在还没有准备完成的情况下，卷入一场与世界一流强国的全面战争。只有用血肉之躯、锦绣山河的空间与敌人周旋。也就是因为没有所谓的德式装备师，对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在上海、南京前仆后继倒下的中央军部队，更值得后世的我们景仰。</P>
<P>参考资料：
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八一三淞沪抗战
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南京保卫战
抗日战争史丛书续编：台儿庄战役实录
台儿庄大战亲历记
抗日战争史丛书续编：兵火奇观-武汉保卫战
最近十年军务纪要：王文宣
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孙元良部血战上海忆实万方澄
军事：国民政府军制和革命军北伐与军事编遣和国民党军阀混战
辽宁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五辑我所接触的炮兵兵器王国章
一个人的抗战：樊建章
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第三册
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清末至民国的兵器工业
细说抗战：黎东方
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William C. Kirby
Chinaˇs Nation-Building Effort, 1927-1937: Arthur N. Young
The Devilˇs Paintbrush: Dolf L. Goldsmith
The German Army1933-1945 Matthew Cooper
</P>
步兵师编成</P>
<P>抗战开始时，国军有1930年师编制、1932年陆军师编制、1933年剿匪师编制、1935年教导师编制、整理师编制、1936年调整师编制等六种。</P>
<P>何应钦以现代作战上之要求，及装备上之可能，与调整施行容易计，建议以甲、乙两种编制统一之：
“(甲)种编制，拟采用1936年调整师编制，凡调整师均用之。其性质同各国之常备师。
(乙)种编制，拟采用1935年整理师编制，凡整理师均用之。其性质同各国之预后备师。”</P>
<P>“(万方澄-原88师262旅524团1营1连少尉排长、连长)”
88师编成
2步兵旅
2团各3步兵营
3步兵连
3步兵排9挺轻机枪
每排48人3班14人
重机枪连3排每排2挺共6挺
迫击炮连八二迫击炮
榴弹炮连
通信连
特务连
2补充团
炮兵营
榴弹炮连
战防炮连
高射炮连
工兵营
通信兵营
辎重兵营
特务营</P>
<P>
“(1937-四行仓库)88师524团第1营营长杨瑞符：
第一连第一、二排已到，等待第三排。…
第二连、第三连及机枪连末到。”</P>
<P>“(1937-36师师长宋希濂)36师是一个整编师，上战场时，9,000多人。”
由其他的几个文件的记载，88、87、36师，在开战时，人数都只有在一万人上下。</P>
<P>另外一个文件是1935年9月25日，军事委员会陆军教导师编制表：
公一字第588号令
步兵师：
2步兵旅
2个步兵团
3犁
3连
迫击炮排
机关枪连(4)
步兵榴弹炮连
步兵小炮连
通信连
炮兵团
3犁
3连
工兵营
3连
通信排
辎重营
2连
第三连(汽车编制)
通信营
2连
无线电连
骑兵连
卫生队(平时为军医院)
特务连</P>
<P>
“八一三松沪会战之初，中央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奉命拱卫首都南京。八月中旬末，松沪战局吃紧，总队奉统帅部命令，调第二团驰援上海，归淤沪战区司令张治中指挥。第二团有三个步兵营和三个直属连-平射炮连(注：应为通信连，平射炮即战防炮，或称小炮，步兵炮等)、战防炮连、榴弹炮连。每营有三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连、迫击炮排、通讯排。该团开赶到上海江湾地区后，于八月下旬参加了张华滨附近的争夺战。”</P>
<P>“(1937-李西开：第三团团长-南京)教导总是南京保卫战中，装备最好、实力最强、兵员足额的主力部队，辖有步兵三个旅(计六个团，另有三个新兵团当时在湖南训练)，直属部队备炮兵营、骑兵营、工兵营、通信兵营、军士营、特务营、输送营(各营均巳奉命改称团，因无兵补充、无装备补给，名虽称团，实仍为营)。步兵旅的第一、三、五团的装备和编制，均仿效德国步兵团的编制，每团将有十六个连，即每个团辖步兵三个营，每营三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连，一个八二迫击炮排，团的第十三连为榴弹炮连，第十四连为战车防御炮连，第十五连为通信连，第十六连为输送连。...兵员为三万多人。”</P>
<P>由此来参照德国威玛时代的Reichswehr防卫军，当时留在部队中的，都是上上之选，类似于教导师的性质；因此在1934年之后，以此为基础，迅速扩编成一支强大的国防军。
德国步兵师编成
3个步兵团
3个步兵营
兵器营1934
机关枪连
迫击炮连50mm 81mm
榴弹炮连75mm 150mm 1939
战防炮连37mm 1939
炮兵团野战炮150mm/170mm/ 210mm 1939
榴弹炮105mm及150mm</P>
<P>战防炮营1939
工兵营
通信营
侦搜连1939
运输队
医护营
野战补充营1939</P>
<P>
1939年时，德军的一线步兵师约17,700人强。由编制上而言，中国的这几个部队，只有教导总队能与德国的标准步兵师比较。即使是教导师，全额编满时，最多也只有13,292员。教导总队做为一个种子部队，主要目的是示范和教育，不是用来作战的。当时是在破釜沈舟的情况下，投入作战，最后也伤亡殆尽。</P>
<P>当时另一个装备极优良的部队，是财政部的税警总团，一共有六个团，装备欧力根防空机炮、维克斯两栖战车、步枪都是最新型的德国标准型毛瑟或比利时的FN1924/30步骑枪。两次参与上海作战，史上甚少提及，实际上这些『税警』们，战力比一般的部队还要强。其中的一部，后来在孙立人的领导下，组成新三十八师，在缅甸扬威异域。</P>
<P>以上提出的资料，应该可以很明显的看出，事实上是没有德式装备师这样的部队，甚至没有全部用德国装备的部队。36师、87师和88师，的确是装备了『一些』当时很新式的武器，超过当时的一般中国部队，但是与世界列强的一线部队相比，在防空、火炮、装甲、反装甲等方面，仍然相形见绌。</P>
<P>七七事变前后，国军才开始向国外大量采购相关武器，士兵们根本没有时间熟悉这些装备的操作。而抗战八年中，除了一些迫击炮(主要是31式六○和20式八二迫击炮)，中国没有生产过一门火炮，中国军队每次遇上日本军队，总要在炮火上吃亏。如果说要讨论德国顾问的贡献，首先在火炮这一点就值得质疑，德军本身的火力惊人，难道他们会没有看到中国军队在火炮方面的弱点？德国顾问当时明知中日开战不可避免，为什么没有在这方面坚持改进？株州炮技处一直到1936年才开工，未及在抗战爆发前完成。</P>
<P>经过了屡次的整理和调整，这些部队是展现了一个现代化国防军的样子，也许是因为这些部队与其他部队外观上的差距，使得一般人以为，这样『好』的部队，想像中德国部队也不过如此了，因此跃跃欲试。1937年8月，宋子文向日本特使说：『现在最危险的情况是，日本军队低估了中国，中国军队却高估了自己。』这一句话，可以说非常传神的描述了当时的现象。</P>
<P>1937年，中国在还没有准备完成的情况下，卷入一场与世界一流强国的全面战争。只有用血肉之躯、锦绣山河的空间与敌人周旋。也就是因为没有所谓的德式装备师，对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在上海、南京前仆后继倒下的中央军部队，更值得后世的我们景仰。</P>
<P>参考资料：
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八一三淞沪抗战
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南京保卫战
抗日战争史丛书续编：台儿庄战役实录
台儿庄大战亲历记
抗日战争史丛书续编：兵火奇观-武汉保卫战
最近十年军务纪要：王文宣
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孙元良部血战上海忆实万方澄
军事：国民政府军制和革命军北伐与军事编遣和国民党军阀混战
辽宁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五辑我所接触的炮兵兵器王国章
一个人的抗战：樊建章
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第三册
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清末至民国的兵器工业
细说抗战：黎东方
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William C. Kirby
Chinaˇs Nation-Building Effort, 1927-1937: Arthur N. Young
The Devilˇs Paintbrush: Dolf L. Goldsmith
The German Army1933-1945 Matthew Cooper
</P>
好啊！顶！
<B>以下是引用<I>cy1222</I>在2004-10-2 18:17:00的发言：</B>
<P>关键是蒋介石太差了，阿斗一般扶不起来。</P>
好文!支持!
综合国力的问题
1930年代，中国开始出现头带德制钢盔﹑身着德式军服﹑使用德式军械的部队，这就是经由德国军事顾问指导、训练出来的新式中国陆军，这些部队在八年抗战中多次参加重大战役；而由德国顾问协助中国建立的军兵工厂，在抗战时的后勤补给上也发挥了关键性贡献。笔者在此将中德十年间 (1928年 - 1938年) 的军事关系作一简要介绍，以当时德国对中国的军事指导援助为本文中心，而不详述中日战史之评析，期能使读者了解这段未被彰显的历史。
<P>中国亟需现代化的军事体系</P>
<P>自清末“自强运动”至民国建立前的五十年间，满清政府曾创建多所西式兵工厂试图建立军火工业，但其成效并不理想，主要原因是当时中国科技水准落后，缺少重工业基础，导致国防工业所需的原料、技术、设备均需依赖外国，不但无法应付大规模战争的需要，并且只能模仿到外国落伍的武器，完全不能切合国防需求，所以从列强大量进口军火成为必要，但这也是中国军阀横行，大小内战不断的原因之一。</P>
<P>1911年民国建立，国内政局更加混乱，各省内战日趋激烈，对军火的需求量更大，满清时建立的兵工厂产量已不敷需求，所以外国军火进口量大增，其中自欧洲与日本输入者最多。第一次大战时(1914-1918)，欧洲各国大战正酣，军火外销中国量钜幅减少，日本乘机大肆输入军火竟占了当时中国总进口量的80%。</P>
<P>1919年美国为推动和平解决中国内战，并抵制日本独占中国军火市场，故倡议对中国武器与军火禁运，自1919 年开始直至1929年长达十年之久。而实际上，因欧战结束，欧洲战场使用过的各式军火大量低价外销，中国南北方政府、各省军阀还是以走私、偷运等种种方式，进口了相当数量的外国军火。据统计自1911 – 1928年共18年间、中国输入的各国军火以步枪、手枪、弹药为主，火炮、军舰、飞机等重武器则甚少，因为进口的各国械弹口径性能不一，其中朽劣军品又多，严重影响到部队战力；而供应国是以德国(36%)、日本(32%)为前两名，其余32%为俄、英、法、美、挪威等国所分。</P>
<P>1928年南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完成北伐，在“名义”上统一了全国，在长江以南的区域大力从事国家建设，但日本自“济南事件”开始，对中国步步进逼，又于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暴露并吞全中国的野心，国民政府深知中日间终必将爆发大战，必须要加快国防建设，于是加强军火生产，储备弹药器材，并成立兵工署，整建汉阳、金陵、巩县、华阴等17个兵工厂。</P>
<P>但从当时国内军队总人数方面来考量，以上各兵工厂的产能对支应如此庞大的军火需求还是远远不够的。 北伐完成后，国民政府于1929年/1933/年/1934年/1936年次举行陆军编遣会议，对全国庞大的各方部队进行核实与调整，截止1936年全国陆军已整建与未整建部队，共计步兵182个师，46个独立旅、9个骑兵师、4个炮兵旅及20个独立团，总兵力共计170万人。当时各部队武器各色各样，零件弹药互异，致使全国整体性的补充与储备计画难以建立；如果依计划，一个调整师一日战斗需步机枪弹80万发，全国60个师于五年内要建立足够两年的械弹补充量，那中国各兵工厂的产量是大大不足的。再据战前的一项估计，如果对日开战，每月步机枪弹的消耗量即高达7亿发，这样惊人的用量势必要靠国外大量进口。但为避免以前军火大杂烩的现象重演，必先要从统一全国武器型式与弹药口径入手，但中国并无现代化的兵工产能与技术，除了与外国合作否则别无他法，可是哪一个国家是对中国没有利益冲突，并且愿意协助中国军事力量成长强大的呢？最后德国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中国建立起现代国防工业，并将现代军事思想大规模引进中国，有效地提升了中国军队的战力。</P>
<P>中德关系的建立</P>
<P>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于1870年完成德国的统一，开始了德国的兴起。但此时也是中国国势日益低落的时代，几年间德国在欧洲即取得重要地位并展开了与中国的关系。与其它列强一样，德国经由割地、赔款、设银行、修铁路等方式，在中国山东与东北扩充地盘，所以与俄国、日本常发生利益冲突，此外在1900年庚子之乱后的辛丑赔款中，德国得到20%仅次于俄国居第二位。一直到辛亥革命成功，德国与中国的关系又开启了另一个新页。</P>
<P>当第一次大战爆发时，孙中山先生力主中国应保持中立，反对加入英法日美的协约国参战，而北京的段祺瑞政府此时与德国断交，当中山先生南下护法决心推翻段氏政府时，德国方面联络中山先生，表示愿提供两百万美金的援助，中山先生亦有中德进行军事经济合作的构想。1921年中山先生派代表赴德国，表达愿借重德国的技术与人才协助中国的发展，但基于现实考虑，德国未同意与南方的广州政府建立正式关系，但中山先生以私人名义已开始秘密聘请多位德国顾问与技术人员在广东服务，建立了日后国民政府与德国军事合作的基础。</P>
<P>第一次大战德国战败受凡尔赛合约限制，被迫缩减军备与军队规模，大量的军人除役，许多与军需有关的工厂企业失去发展机会，面临了严重的失业与倒闭危机，德国此时亟需发展海外市场来减缓国内经济问题，于是促进对中国关系开始加温，建立经济文化交流成为德国对华外交的中心，取代了以前对中国领土与政治利益的企图。</P>
<P>1927年蒋介石进行清除党内共-产-党势力的行动、驱逐苏联顾问并终止联俄政策，蒋对德国本来素有好感，此时对引进德国军事顾问协助中国军事现代化是相当积极的。经过多次接触，1928年底德国方面派来鲍尔上校应聘来华担任军事顾问，开启了中德军事交流的第一步。从1928 – 1938年，共有五位德国军人来华担任顾问，其任职时间如下表，这些顾问实际上都得到德国政府的同意与支持。</P>
<P>人 名 任 职 离 职 主要工作</P>
<P>马克斯·鲍尔上校 11/1928 4/1929 - 成立教导队
Max Hermann Bauer - 储备编译人才
- 倡议中国军火工业的建立</P>
<P>赫尔曼·克里拜尔上校 4/1929 5/1930 - 实际军事训练与教学
Hermann Kriebel</P>
<P>乔治·魏采尔中将 5/1930 4/1934 - 实际军事训练与教学
George Wetzell - 担任“一·二八上海事变”、“中原大战”、“第五次围剿红军”的作战顾问</P>
<P>汉斯·冯·塞克特上将 5/1934 3/1935 - 促进中国国防工业的发展
Hans Von Seeckt - 增强陆军的素质与战力</P>
<P>亚力山大·冯·法肯豪森上将3/1935 7/1938- 协助中国发展自给自足的军火工业
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 - 建立现代化的轻武装机动陆军
- 建立长江以南防御体系
- 大量引进德式装备与军事体系，奠立中国现代化军事的基础</P>
<P>国民政府决定以德国体制来建立新的中国军队（以下简称国军），随着德国军事顾问的来到，德国装备与德式训练自然也跟着而来，军火相关的重工业集团、生产设备制造厂、原料供货商，也纷纷来到中国开展了密切的往来。</P>
<P>来华德国顾问的贡献</P>
<P>德国顾问团来到中国，除有退伍军官外，还包含经济与技术专家，对于中国的工业状况多有所了解。他们认为当时中国的工业力量是不足以支应一支现代化陆军作战需要的，所以必须要从速建立自主的军火生产工业； 又为战时快速输运部队，建立战略性铁路网也是极为必要的。于是赛克特顾问引进德国和卜楼公司(HAPRO，原名 Handelsgesellschaft Fur Industrielle Produckte)，将资金、技术与生产设备转移到中国来投资，又引进西门子洋行与乌尔夫公司，整修浙赣铁路、平汉铁路、湘黔及玉南、南萍等铁路，由德国来提供贷款器材技术，协助中国进行交通建设与重工业建设，有效地提升了中国的经济发展。</P>
<P>相对于中国需要德国的协助，德国有求于中国的是稀有战略金属——钨矿砂，它是制造钨合金钢的关键材料，与制造枪炮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当时亚洲的产量占全球产量的80%，中国华南地区的产量又占亚洲第一，中国的钨产量占有世界举足轻重之地位。双方议定用以货易货方式来进行贸易，中德两国通过这样的双边经济往来均深蒙其惠。</P>
<P>在国防体制方面，赛克特顾问于1933年提出《陆军改革建议书》，他建议：中国急需的不是人数庞大的陆军，而是全力建设一支训练精良、装备齐全的精质部队，应先建立一支模范队伍、再逐步推广到其它部队完成国军的改造。这个建议为蒋介石采纳，次年(1934)年底，蒋介石进行“国军六十个师的整军计划”。截至1937年六月抗战爆发前，国军已完成35个调整师与24个整理师，另调整东北军10个师、广东军10个师、川康军26师及9个独立旅，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次军政军令系统的大改造工程。在这些部队中直属中央的有三十个师，是完全接受或部份接受过德制装备与训练，其余的各师多少也以德制编装为标准作过调整，这些部队在抗战初期就成为直接迎战日军的主力；其中又以德制化最高的第87/88/36三个师，与唯一完全按德国步兵标准编装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最称精锐。</P>
<P>赛克特顾问的继任者——法肯豪森将军，他很了解以当时中国的工业能力、财力与官兵素质而言，要建立真正德国标准的陆军是有困难的，中国的“国军六十个师的整军计划”只能算是具备现代陆军初步的雏形，与真正现代化的标准有相当距离，故而法肯豪森认为国军应先成为“轻装快速部队”，具备以下的特性：</P>
<P>- 大部队移动时以铁路来运输，使兵员可快速集中到战场边缘</P>
<P>- 不倚赖重炮、战车等重型装备，而是灵活机动地使用自动武器作战</P>
<P>- 与若干战车与炮兵单位配合，进行协同作战</P>
<P>这就是“轻步兵”的建军概念，对于当时的中国的国情与环境而言，德国顾问的论点是很中肯务实的。</P>
<P>在引进现代军事思想方面，德国顾问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将西方军事观念如纵深布署、内外线态势、机动作战、攻击/防御重点……等理论及实务带入国军训练中，让封建闭锁的中国军队首度接触到完整的西方现代军事科学，这个刺激与启发无疑是极其重大的。另外德国顾问也协助中国政府规划兵役制度、军令军政的权责执掌、国防工事建构、全国整体防御体系，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就。</P>
<P>为从基层干部建立起德制陆军的基础，自中央军校第七期起（1931年），各种兵科的德国顾问来到中国军校担任教官，当时中央军校是培养国军基层干部的摇篮，学生们多怀有救国建国的理想，在此热切地接受德国教官的认真指导，很快就建立起新的理念思维；法肯豪森对此颇为称许，曾赞誉南京中央军校的学生是“全世界最聪明的学生”。</P>
<P>1934年大量的德制装备开始运到中国，在一批价值一千五百万银元的军火中，包含24门15公分野战重炮（即德军FH-18型），20门37公厘战防炮(即德军Pak 35/36型)，数千支毛瑟二四型步枪，数千支捷克造轻机枪（(ZB-26），与瑞士奥利根（Orelinkon）公司的20公厘机关炮，此外西门子的通讯器材、蔡司望远镜、德制轻战车，架桥器材，防空探照灯等各种装备，开始进入了中国的部队服役。1936年德国运交中国二千三百万马克军火，1937年德国运交中国八千二百万马克军火，其中有15公分要塞大炮（用于长江江防），高射炮、步枪、机枪、迫击炮、重机枪、大批各式弹药，钢盔，以及鱼雷240枚、快艇若干通信器材，还有制钢、炼焦、化工、兵工生产机具等设备。</P>
<P>透过这些努力与建设，国民政府在不到十年间，于长江流域初步整建起国防工业与新式陆军，为日后爆发的中日大战奠下了一个能持久抗战的军事基础。</P>
<P>中国亟需现代化的军事体系</P>
<P>自清末“自强运动”至民国建立前的五十年间，满清政府曾创建多所西式兵工厂试图建立军火工业，但其成效并不理想，主要原因是当时中国科技水准落后，缺少重工业基础，导致国防工业所需的原料、技术、设备均需依赖外国，不但无法应付大规模战争的需要，并且只能模仿到外国落伍的武器，完全不能切合国防需求，所以从列强大量进口军火成为必要，但这也是中国军阀横行，大小内战不断的原因之一。</P>
<P>1911年民国建立，国内政局更加混乱，各省内战日趋激烈，对军火的需求量更大，满清时建立的兵工厂产量已不敷需求，所以外国军火进口量大增，其中自欧洲与日本输入者最多。第一次大战时(1914-1918)，欧洲各国大战正酣，军火外销中国量钜幅减少，日本乘机大肆输入军火竟占了当时中国总进口量的80%。</P>
<P>1919年美国为推动和平解决中国内战，并抵制日本独占中国军火市场，故倡议对中国武器与军火禁运，自1919 年开始直至1929年长达十年之久。而实际上，因欧战结束，欧洲战场使用过的各式军火大量低价外销，中国南北方政府、各省军阀还是以走私、偷运等种种方式，进口了相当数量的外国军火。据统计自1911 – 1928年共18年间、中国输入的各国军火以步枪、手枪、弹药为主，火炮、军舰、飞机等重武器则甚少，因为进口的各国械弹口径性能不一，其中朽劣军品又多，严重影响到部队战力；而供应国是以德国(36%)、日本(32%)为前两名，其余32%为俄、英、法、美、挪威等国所分。</P>
<P>1928年南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完成北伐，在“名义”上统一了全国，在长江以南的区域大力从事国家建设，但日本自“济南事件”开始，对中国步步进逼，又于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暴露并吞全中国的野心，国民政府深知中日间终必将爆发大战，必须要加快国防建设，于是加强军火生产，储备弹药器材，并成立兵工署，整建汉阳、金陵、巩县、华阴等17个兵工厂。</P>
<P>但从当时国内军队总人数方面来考量，以上各兵工厂的产能对支应如此庞大的军火需求还是远远不够的。 北伐完成后，国民政府于1929年/1933/年/1934年/1936年次举行陆军编遣会议，对全国庞大的各方部队进行核实与调整，截止1936年全国陆军已整建与未整建部队，共计步兵182个师，46个独立旅、9个骑兵师、4个炮兵旅及20个独立团，总兵力共计170万人。当时各部队武器各色各样，零件弹药互异，致使全国整体性的补充与储备计画难以建立；如果依计划，一个调整师一日战斗需步机枪弹80万发，全国60个师于五年内要建立足够两年的械弹补充量，那中国各兵工厂的产量是大大不足的。再据战前的一项估计，如果对日开战，每月步机枪弹的消耗量即高达7亿发，这样惊人的用量势必要靠国外大量进口。但为避免以前军火大杂烩的现象重演，必先要从统一全国武器型式与弹药口径入手，但中国并无现代化的兵工产能与技术，除了与外国合作否则别无他法，可是哪一个国家是对中国没有利益冲突，并且愿意协助中国军事力量成长强大的呢？最后德国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中国建立起现代国防工业，并将现代军事思想大规模引进中国，有效地提升了中国军队的战力。</P>
<P>中德关系的建立</P>
<P>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于1870年完成德国的统一，开始了德国的兴起。但此时也是中国国势日益低落的时代，几年间德国在欧洲即取得重要地位并展开了与中国的关系。与其它列强一样，德国经由割地、赔款、设银行、修铁路等方式，在中国山东与东北扩充地盘，所以与俄国、日本常发生利益冲突，此外在1900年庚子之乱后的辛丑赔款中，德国得到20%仅次于俄国居第二位。一直到辛亥革命成功，德国与中国的关系又开启了另一个新页。</P>
<P>当第一次大战爆发时，孙中山先生力主中国应保持中立，反对加入英法日美的协约国参战，而北京的段祺瑞政府此时与德国断交，当中山先生南下护法决心推翻段氏政府时，德国方面联络中山先生，表示愿提供两百万美金的援助，中山先生亦有中德进行军事经济合作的构想。1921年中山先生派代表赴德国，表达愿借重德国的技术与人才协助中国的发展，但基于现实考虑，德国未同意与南方的广州政府建立正式关系，但中山先生以私人名义已开始秘密聘请多位德国顾问与技术人员在广东服务，建立了日后国民政府与德国军事合作的基础。</P>
<P>第一次大战德国战败受凡尔赛合约限制，被迫缩减军备与军队规模，大量的军人除役，许多与军需有关的工厂企业失去发展机会，面临了严重的失业与倒闭危机，德国此时亟需发展海外市场来减缓国内经济问题，于是促进对中国关系开始加温，建立经济文化交流成为德国对华外交的中心，取代了以前对中国领土与政治利益的企图。</P>
<P>1927年蒋介石进行清除党内共-产-党势力的行动、驱逐苏联顾问并终止联俄政策，蒋对德国本来素有好感，此时对引进德国军事顾问协助中国军事现代化是相当积极的。经过多次接触，1928年底德国方面派来鲍尔上校应聘来华担任军事顾问，开启了中德军事交流的第一步。从1928 – 1938年，共有五位德国军人来华担任顾问，其任职时间如下表，这些顾问实际上都得到德国政府的同意与支持。</P>
<P>人 名 任 职 离 职 主要工作</P>
<P>马克斯·鲍尔上校 11/1928 4/1929 - 成立教导队
Max Hermann Bauer - 储备编译人才
- 倡议中国军火工业的建立</P>
<P>赫尔曼·克里拜尔上校 4/1929 5/1930 - 实际军事训练与教学
Hermann Kriebel</P>
<P>乔治·魏采尔中将 5/1930 4/1934 - 实际军事训练与教学
George Wetzell - 担任“一·二八上海事变”、“中原大战”、“第五次围剿红军”的作战顾问</P>
<P>汉斯·冯·塞克特上将 5/1934 3/1935 - 促进中国国防工业的发展
Hans Von Seeckt - 增强陆军的素质与战力</P>
<P>亚力山大·冯·法肯豪森上将3/1935 7/1938- 协助中国发展自给自足的军火工业
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 - 建立现代化的轻武装机动陆军
- 建立长江以南防御体系
- 大量引进德式装备与军事体系，奠立中国现代化军事的基础</P>
<P>国民政府决定以德国体制来建立新的中国军队（以下简称国军），随着德国军事顾问的来到，德国装备与德式训练自然也跟着而来，军火相关的重工业集团、生产设备制造厂、原料供货商，也纷纷来到中国开展了密切的往来。</P>
<P>来华德国顾问的贡献</P>
<P>德国顾问团来到中国，除有退伍军官外，还包含经济与技术专家，对于中国的工业状况多有所了解。他们认为当时中国的工业力量是不足以支应一支现代化陆军作战需要的，所以必须要从速建立自主的军火生产工业； 又为战时快速输运部队，建立战略性铁路网也是极为必要的。于是赛克特顾问引进德国和卜楼公司(HAPRO，原名 Handelsgesellschaft Fur Industrielle Produckte)，将资金、技术与生产设备转移到中国来投资，又引进西门子洋行与乌尔夫公司，整修浙赣铁路、平汉铁路、湘黔及玉南、南萍等铁路，由德国来提供贷款器材技术，协助中国进行交通建设与重工业建设，有效地提升了中国的经济发展。</P>
<P>相对于中国需要德国的协助，德国有求于中国的是稀有战略金属——钨矿砂，它是制造钨合金钢的关键材料，与制造枪炮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当时亚洲的产量占全球产量的80%，中国华南地区的产量又占亚洲第一，中国的钨产量占有世界举足轻重之地位。双方议定用以货易货方式来进行贸易，中德两国通过这样的双边经济往来均深蒙其惠。</P>
<P>在国防体制方面，赛克特顾问于1933年提出《陆军改革建议书》，他建议：中国急需的不是人数庞大的陆军，而是全力建设一支训练精良、装备齐全的精质部队，应先建立一支模范队伍、再逐步推广到其它部队完成国军的改造。这个建议为蒋介石采纳，次年(1934)年底，蒋介石进行“国军六十个师的整军计划”。截至1937年六月抗战爆发前，国军已完成35个调整师与24个整理师，另调整东北军10个师、广东军10个师、川康军26师及9个独立旅，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次军政军令系统的大改造工程。在这些部队中直属中央的有三十个师，是完全接受或部份接受过德制装备与训练，其余的各师多少也以德制编装为标准作过调整，这些部队在抗战初期就成为直接迎战日军的主力；其中又以德制化最高的第87/88/36三个师，与唯一完全按德国步兵标准编装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最称精锐。</P>
<P>赛克特顾问的继任者——法肯豪森将军，他很了解以当时中国的工业能力、财力与官兵素质而言，要建立真正德国标准的陆军是有困难的，中国的“国军六十个师的整军计划”只能算是具备现代陆军初步的雏形，与真正现代化的标准有相当距离，故而法肯豪森认为国军应先成为“轻装快速部队”，具备以下的特性：</P>
<P>- 大部队移动时以铁路来运输，使兵员可快速集中到战场边缘</P>
<P>- 不倚赖重炮、战车等重型装备，而是灵活机动地使用自动武器作战</P>
<P>- 与若干战车与炮兵单位配合，进行协同作战</P>
<P>这就是“轻步兵”的建军概念，对于当时的中国的国情与环境而言，德国顾问的论点是很中肯务实的。</P>
<P>在引进现代军事思想方面，德国顾问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将西方军事观念如纵深布署、内外线态势、机动作战、攻击/防御重点……等理论及实务带入国军训练中，让封建闭锁的中国军队首度接触到完整的西方现代军事科学，这个刺激与启发无疑是极其重大的。另外德国顾问也协助中国政府规划兵役制度、军令军政的权责执掌、国防工事建构、全国整体防御体系，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就。</P>
<P>为从基层干部建立起德制陆军的基础，自中央军校第七期起（1931年），各种兵科的德国顾问来到中国军校担任教官，当时中央军校是培养国军基层干部的摇篮，学生们多怀有救国建国的理想，在此热切地接受德国教官的认真指导，很快就建立起新的理念思维；法肯豪森对此颇为称许，曾赞誉南京中央军校的学生是“全世界最聪明的学生”。</P>
<P>1934年大量的德制装备开始运到中国，在一批价值一千五百万银元的军火中，包含24门15公分野战重炮（即德军FH-18型），20门37公厘战防炮(即德军Pak 35/36型)，数千支毛瑟二四型步枪，数千支捷克造轻机枪（(ZB-26），与瑞士奥利根（Orelinkon）公司的20公厘机关炮，此外西门子的通讯器材、蔡司望远镜、德制轻战车，架桥器材，防空探照灯等各种装备，开始进入了中国的部队服役。1936年德国运交中国二千三百万马克军火，1937年德国运交中国八千二百万马克军火，其中有15公分要塞大炮（用于长江江防），高射炮、步枪、机枪、迫击炮、重机枪、大批各式弹药，钢盔，以及鱼雷240枚、快艇若干通信器材，还有制钢、炼焦、化工、兵工生产机具等设备。</P>
<P>透过这些努力与建设，国民政府在不到十年间，于长江流域初步整建起国防工业与新式陆军，为日后爆发的中日大战奠下了一个能持久抗战的军事基础。</P>
<P>德制国军投入淞沪会战</P>
<P>在国民政府的建军规划中，陆军是采用德制装备与训练，另一个重要的军种——空军，却没有走德制的路线，各型飞机多是向美国采购的，但这个在全世界都属最年轻的军种也是成长进步最快的军种，新型战机不断的推出，必须要快速的换装才能不至落伍，所以中国对外采购军火的另一类巨大开支，即是在于作战飞机与零件弹药，不过主要输入国并非德国。</P>
<P>1937年7月7日爆发“芦沟桥事变”，原先日军是想按照以前的技俩，把这次冲突搞成一场“局部事件”，然后再交涉停火压迫中国退让，日本又可轻易地占领一块中国领土，这种“蚕 食”策略已成功过很多次。但这次日本盘算错误，中国全国抗日呼声高涨，绝不容忍日本军事力量深入中国关内，这是攸关中国存亡的生死大事，国民政府也决心不惜与日军大战也要保卫国土。但是在华北地区日军占有地利优势，它的重武器与车辆在华北平原行动自如，国民政府的有力军事设施也不在华北，并且日本已在京津地区集结优势兵力，准备等待国军北上驰援，以逸待劳来场决定性会战，一举摧毁中国军主力。蒋介石等将领深明此种态势对国军不利，于是决定在上海地区开辟战场，如此日军的优势在华中水网丘陵地形内将会降低，驻华中地区的中国新式陆军也可迅速调集到上海参战，并且利用上海列为国际都市的便利性，能使中国抗日战争的努力传扬世界，以此能引起各国的关切与支持，避免在华北作战被视“地方性局部冲突”，遭到国际视听的忽略，这就是1937年“8·13淞沪会战”的背景。</P>
<P>“8·13淞沪会战”历时三个月，这是中国近代首次海陆空三军大规模会战，也是全中国军事力量的大动员，它约可分为三个阶段：</P>
<P>1)围攻期 (8/13 – 8/22)</P>
<P>蒋介石调动战力最强的德制第87/88/36三个师，率先投入会战打响第一枪，主动出击围攻日军在汇山码头、公大纱厂、日本租借区等地的据点，国军配备德国15公分重炮的“炮十团”与轻战车及战机都参与攻击行动，历经四次总攻，双方反复巷战争夺阵地，敌我伤亡均极重大。德国顾问建议国军改变以往正面硬攻方式，改用“突击群战术”——即集中兵力对敌进行点突破后持续挺进，再由后续部队包围敌人扩大战果，这乃是一次大战之后德国军事思想的精华所在。</P>
<P>但是国军在实战时，还是常使用“步兵上刺刀——冲锋前进”的习惯战法，没能有效活用重点穿突、快速挺进的要求；加上后续的增援部队调度常有不当，未能及时守稳前锋部队得手的阵地，反被日军逆袭夺回遮断后路。另外自动武器配合协调度也不够，20厘机炮 / 37厘战防炮不能实时在火线上支持步兵压制敌火力据点，国军又习于冲锋硬攻导致损失惨重。德国顾问又发觉在实战中，国军的情报侦察工作不够确实，对敌兵力布署、对敌企图之研判也未周延，通讯紊乱与友军协调不足，虽官兵人人英勇奋战，但以上诸多不利因素造成国军在战斗中伤亡大、战果小的结局。</P>
<P>2)反登陆作战 / 守势作战期(8/22 – 10/27)</P>
<P>8月23日，敌军增援部队自吴淞口、宝山一带登陆，国军也北调应战，战局从市区街道移转到野战，除了第87/88/36三个师外，并加入“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一部参战，同时其它接受过德制训练，头带德制钢盔的第1/2/18/74军也赶到战场，国军在罗店、月浦、师子林等地激战。但是日军有海军舰上巨炮与空中战机直接火力支持，国军伤亡渐增攻击失利，于是改采以阵地战为主的守势作战。</P>
<P>自9月6日起，日军再增援兵力，国军退守浏河镇 - 蕴藻滨 - 洋泾一线，在这长约五十公里的连续战线上，国军配置了来自全国各地七十个师的兵力，中日双方共有近一百万的兵力在此进行着惨烈的阵地战，国军在战线上布署数十万的部队，构成兵员密度非常高的防御线，面对日军优势的海空炮火，国军承受很高的伤亡数字，双方反复拉锯争夺阵地，日军称此为“血肉磨坊”，可见战况惨烈之程度。德国顾问群也亲临前线，协助国军策划布署作战，所以有外国人称此役为“德国战争(The German War)”。</P>
<P>3)全面撤退 (11/5 – 11/26)</P>
<P>为突破淞沪战场的僵局，日军于11月5日清晨登陆杭州湾金山卫一带，展开一场大奇袭，计划直取国军后背，配合国军当前的日军，准备前后合围一举来场歼灭战。国军虽然立即调动部队反击，但当时国军的装备、训练、战术观念还无法进行这种“机动性的攻势作战”，在反攻无效后，国军只得迅速下令全线撤退，以避免被日军内外包夹。</P>
<P>在三个月的“淞沪会战”中，中国投入约40%的全国总兵力，新建的德制陆军精锐尽出投入战场，消耗损失的程度相当严重，中国方面的伤亡有多种估计数字，大致上是从十八万到三十万人不等，但无论何种算法，中国新生的国防力量的确是遭到相当大的折损。此役的评价日后在国共双方有不同之观点；有趣的是，在不同的政治时期也有不同的褒贬，要见到更宏观、更公允的评论，恐怕要留待未来作更进一步的辩论评析了。现引用一段当时外国新闻通讯来见证此战之一端：“(10/28/1937) 伦敦海外通讯社——……（上海）十周之英勇抵抗，已足造成中国堪称军事国家的荣誉，此乃前所未闻者”。</P>
<P>与此同时，正当“淞沪会战”在前线进行激战时，国民政府也尽速将全国重要的工业设施迁移到内地，中德合作的兵工厂当然也包含在其中，日后在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又重建起来并扩大产能，基本上已能自立供应尔后国军所需的轻兵器弹药，使得中国得以进行持久抗战。</P>
<P>为补充“淞沪会战”后国军武力损失，国民政府于1938年初派专人在香港与德方议定紧急采购武器，内容包括：
步枪三十万支（每支配弹一千发）
手枪三万支（每支配弹一千发）
机枪两万挺（每支配弹一万发）
37厘战防炮五百门（每门配弹一千发）
迫击炮五百门（每门配弹二千发）</P>
<P>同年三月，蒋介石电再令驻德专员在采购武器一批：
迫击炮三百门（每门配弹三千发）
驳壳枪二万支（每支配弹二千发）
高射机关炮三百门（每门配弹五千发）
15公分重炮弹六千发
各式炮弹一万八千发
步、机枪弹三千七百万发
水雷一批</P>
<P>不久后，大部份订购的德制军火，经由德籍货船陆续运到香港，随即交付给国民政府配发到部队；依据战史推断，以上这些采购的德制武器应是重整国军军备，在当年稍后发生的“武汉会战”中发挥了重要的效果。</P>
<P>希特勒对华政策的改变</P>
<P>前述德国对华军售与顾问指导，都获得德国政府的核准与支持，尤其是1933-1938年这五年，中德双方的往来达到高峰，这与当时德国执政的希特勒有极大的关系。</P>
<P>希特勒于1933年一月当选德国总理取得政权，旋即撕毁凡尔赛合约，开始重整军备扩充军力，对于钨矿砂的输入非常迫切，而德国军火出口对德国经济也甚有帮助，这与中国抗日建军的需要刚好契合，所以中德很快就建立军事 / 经济合作的关系，德国的国防部、外交部、工业界也都非常支持；基本上，希特勒当时对中国、日本分别保持等距的外交关系，尚未因日本而影响对中国的往来。</P>
<P>1937年希特勒进军莱茵河沿岸，与英法两国冲突的态势已现，欧洲的局势开始紧张。同年中日开战，德国希望中日争端能和平解决，故令驻华大使陶德曼调解中日冲突，但斡旋并未成功，德国内阁对是否调整对华政策也有争论，不过还是以赞成继续军售的一方占上风，德国武器仍然供应中国，军事顾问也继续在华服务。</P>
<P>1937年十一月德意日三国签立反共协议，结合成三国轴心的政治联盟，希特勒的态度已明显转变，为实现其侵略计划，决定牺牲与中国的关系改采“联日政策”，期使日本牵制苏俄在远东的力量，以利德国将来在欧洲战线打击苏俄。1938年二月，德国内阁改组，原先对华友善的国防部长与外交部长去职，新任外交部长李宾特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为亲日派，外交政策也随之修改不利于中国。</P>
<P>1938年二月，希特勒宣布承认东北的伪“满州国”，并停止中国学生赴德接受相关军事训练，戈林元帅并指示禁止武器销往中国。不过实际上，尽管官方宣布禁售政策，德方还是暗中运交了许多武器、原料、兵工生产机具给中国，有些武器以分解方式出口到中国再行组装，或假称输往第三国再转运至中国交货等方式，继续进行着对华军火销售。后德国政府严令在华军事顾问一律返国，否则视同抗命叛国，法肯豪森等顾问于六月底离华，行前向蒋介石表示绝不泄露所知的中国国防事务，中德间的军事关系至此结束。</P>
<P>1939年九月，希特勒挥军波兰，欧洲大战一触即发。1940年九月，德意日三国缔结为期十年的军事经济同盟，德国承认日本在亚洲建立势力范围的领导地位，三个法西斯国家相互结合在全球进行侵略战争。1941年七月一日，德国承认南京“汪精卫伪政权”，中国宣布与德国断决邦交。1941年底，中美英苏联合对轴心国宣战，中德成为敌对国家直至二战结束。</P>
<P>结语</P>
<P>1936年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陈诚将军，对当时新建的德制陆军有下列评语：“抗日战争越晚爆发对中国就越有利，因我方可以有更多的准备时间……如果目前发动，我方一定是处于被动局面，如再迟一年，最低限度我方可有半主动的机会，如迟两年爆发，则我方可以完全掌握主动局面……”</P>
<P>“如果中日战争晚两年爆发，国军就能取得主动地位”——这种论点或许有些过度乐观，但经由德国顾问的指导与德制武器的换装，再经两年的充实，中国军队的战力将会更强大，这一点绝对是毫无疑问的。</P>
<P>从另一角度而言，如果没有战前德国的军事指导与协助，很可能发生的状况是：</P>
<P>1937年“淞沪会战”没有新式德制陆军的投入，这场战争可能不到三个月中国就战败了，国军军力损失也会更严重；日军的损失会较少，所以乘胜沿长江西进追击的速度会更快，将加速对内地省份的攻势。</P>
<P>没有德国在1937年持续供应中国军火，“淞沪会战”时国军无法保持足够旺盛的火力与日军对抗三个月，此战后如无德国在1938年继续向中国运补武器，以中国自产的军火量（受兵工厂向内地迁移等因素影响），是不足以支应当年战争消耗的。</P>
<P>如无德国在战前协助中国建立军火生产体制、提供贷款、进口机具、建立新型兵工厂与产能，中国将无法自立生产足够的轻兵器与弹药，抗战也就无法坚持八年之久；缺少自产的基本弹药供应，中国的抗战事业很快就无以为继了。如果中国在1941年底前战败，被迫与日本和谈，失去了“苦撑待变”的机会，那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也不会与美﹑英﹑苏并肩作战，也不会获得二战最后的胜利，进而战后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会受到不利影响。</P>
<P>中国当时处境艰难社会贫弱，面临必不可免的反侵略战，只能忍辱负重建设国家、争取时间培养国力，多少战士以血肉之躯抵挡敌人优势炮火，牺牲在战场杀戮之中，而中国之所以能建立八年持久抗战的军事基础，德国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回忆这段七十年前的历史，再对照今天的世界，可以发现——“无科技力即无经济力，无经济力即无国力，无国力就无国家安全”； 忆古思今，令人欷嘘也当为吾人之警惕。</P>
<P>在国民政府的建军规划中，陆军是采用德制装备与训练，另一个重要的军种——空军，却没有走德制的路线，各型飞机多是向美国采购的，但这个在全世界都属最年轻的军种也是成长进步最快的军种，新型战机不断的推出，必须要快速的换装才能不至落伍，所以中国对外采购军火的另一类巨大开支，即是在于作战飞机与零件弹药，不过主要输入国并非德国。</P>
<P>1937年7月7日爆发“芦沟桥事变”，原先日军是想按照以前的技俩，把这次冲突搞成一场“局部事件”，然后再交涉停火压迫中国退让，日本又可轻易地占领一块中国领土，这种“蚕 食”策略已成功过很多次。但这次日本盘算错误，中国全国抗日呼声高涨，绝不容忍日本军事力量深入中国关内，这是攸关中国存亡的生死大事，国民政府也决心不惜与日军大战也要保卫国土。但是在华北地区日军占有地利优势，它的重武器与车辆在华北平原行动自如，国民政府的有力军事设施也不在华北，并且日本已在京津地区集结优势兵力，准备等待国军北上驰援，以逸待劳来场决定性会战，一举摧毁中国军主力。蒋介石等将领深明此种态势对国军不利，于是决定在上海地区开辟战场，如此日军的优势在华中水网丘陵地形内将会降低，驻华中地区的中国新式陆军也可迅速调集到上海参战，并且利用上海列为国际都市的便利性，能使中国抗日战争的努力传扬世界，以此能引起各国的关切与支持，避免在华北作战被视“地方性局部冲突”，遭到国际视听的忽略，这就是1937年“8·13淞沪会战”的背景。</P>
<P>“8·13淞沪会战”历时三个月，这是中国近代首次海陆空三军大规模会战，也是全中国军事力量的大动员，它约可分为三个阶段：</P>
<P>1)围攻期 (8/13 – 8/22)</P>
<P>蒋介石调动战力最强的德制第87/88/36三个师，率先投入会战打响第一枪，主动出击围攻日军在汇山码头、公大纱厂、日本租借区等地的据点，国军配备德国15公分重炮的“炮十团”与轻战车及战机都参与攻击行动，历经四次总攻，双方反复巷战争夺阵地，敌我伤亡均极重大。德国顾问建议国军改变以往正面硬攻方式，改用“突击群战术”——即集中兵力对敌进行点突破后持续挺进，再由后续部队包围敌人扩大战果，这乃是一次大战之后德国军事思想的精华所在。</P>
<P>但是国军在实战时，还是常使用“步兵上刺刀——冲锋前进”的习惯战法，没能有效活用重点穿突、快速挺进的要求；加上后续的增援部队调度常有不当，未能及时守稳前锋部队得手的阵地，反被日军逆袭夺回遮断后路。另外自动武器配合协调度也不够，20厘机炮 / 37厘战防炮不能实时在火线上支持步兵压制敌火力据点，国军又习于冲锋硬攻导致损失惨重。德国顾问又发觉在实战中，国军的情报侦察工作不够确实，对敌兵力布署、对敌企图之研判也未周延，通讯紊乱与友军协调不足，虽官兵人人英勇奋战，但以上诸多不利因素造成国军在战斗中伤亡大、战果小的结局。</P>
<P>2)反登陆作战 / 守势作战期(8/22 – 10/27)</P>
<P>8月23日，敌军增援部队自吴淞口、宝山一带登陆，国军也北调应战，战局从市区街道移转到野战，除了第87/88/36三个师外，并加入“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一部参战，同时其它接受过德制训练，头带德制钢盔的第1/2/18/74军也赶到战场，国军在罗店、月浦、师子林等地激战。但是日军有海军舰上巨炮与空中战机直接火力支持，国军伤亡渐增攻击失利，于是改采以阵地战为主的守势作战。</P>
<P>自9月6日起，日军再增援兵力，国军退守浏河镇 - 蕴藻滨 - 洋泾一线，在这长约五十公里的连续战线上，国军配置了来自全国各地七十个师的兵力，中日双方共有近一百万的兵力在此进行着惨烈的阵地战，国军在战线上布署数十万的部队，构成兵员密度非常高的防御线，面对日军优势的海空炮火，国军承受很高的伤亡数字，双方反复拉锯争夺阵地，日军称此为“血肉磨坊”，可见战况惨烈之程度。德国顾问群也亲临前线，协助国军策划布署作战，所以有外国人称此役为“德国战争(The German War)”。</P>
<P>3)全面撤退 (11/5 – 11/26)</P>
<P>为突破淞沪战场的僵局，日军于11月5日清晨登陆杭州湾金山卫一带，展开一场大奇袭，计划直取国军后背，配合国军当前的日军，准备前后合围一举来场歼灭战。国军虽然立即调动部队反击，但当时国军的装备、训练、战术观念还无法进行这种“机动性的攻势作战”，在反攻无效后，国军只得迅速下令全线撤退，以避免被日军内外包夹。</P>
<P>在三个月的“淞沪会战”中，中国投入约40%的全国总兵力，新建的德制陆军精锐尽出投入战场，消耗损失的程度相当严重，中国方面的伤亡有多种估计数字，大致上是从十八万到三十万人不等，但无论何种算法，中国新生的国防力量的确是遭到相当大的折损。此役的评价日后在国共双方有不同之观点；有趣的是，在不同的政治时期也有不同的褒贬，要见到更宏观、更公允的评论，恐怕要留待未来作更进一步的辩论评析了。现引用一段当时外国新闻通讯来见证此战之一端：“(10/28/1937) 伦敦海外通讯社——……（上海）十周之英勇抵抗，已足造成中国堪称军事国家的荣誉，此乃前所未闻者”。</P>
<P>与此同时，正当“淞沪会战”在前线进行激战时，国民政府也尽速将全国重要的工业设施迁移到内地，中德合作的兵工厂当然也包含在其中，日后在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又重建起来并扩大产能，基本上已能自立供应尔后国军所需的轻兵器弹药，使得中国得以进行持久抗战。</P>
<P>为补充“淞沪会战”后国军武力损失，国民政府于1938年初派专人在香港与德方议定紧急采购武器，内容包括：
步枪三十万支（每支配弹一千发）
手枪三万支（每支配弹一千发）
机枪两万挺（每支配弹一万发）
37厘战防炮五百门（每门配弹一千发）
迫击炮五百门（每门配弹二千发）</P>
<P>同年三月，蒋介石电再令驻德专员在采购武器一批：
迫击炮三百门（每门配弹三千发）
驳壳枪二万支（每支配弹二千发）
高射机关炮三百门（每门配弹五千发）
15公分重炮弹六千发
各式炮弹一万八千发
步、机枪弹三千七百万发
水雷一批</P>
<P>不久后，大部份订购的德制军火，经由德籍货船陆续运到香港，随即交付给国民政府配发到部队；依据战史推断，以上这些采购的德制武器应是重整国军军备，在当年稍后发生的“武汉会战”中发挥了重要的效果。</P>
<P>希特勒对华政策的改变</P>
<P>前述德国对华军售与顾问指导，都获得德国政府的核准与支持，尤其是1933-1938年这五年，中德双方的往来达到高峰，这与当时德国执政的希特勒有极大的关系。</P>
<P>希特勒于1933年一月当选德国总理取得政权，旋即撕毁凡尔赛合约，开始重整军备扩充军力，对于钨矿砂的输入非常迫切，而德国军火出口对德国经济也甚有帮助，这与中国抗日建军的需要刚好契合，所以中德很快就建立军事 / 经济合作的关系，德国的国防部、外交部、工业界也都非常支持；基本上，希特勒当时对中国、日本分别保持等距的外交关系，尚未因日本而影响对中国的往来。</P>
<P>1937年希特勒进军莱茵河沿岸，与英法两国冲突的态势已现，欧洲的局势开始紧张。同年中日开战，德国希望中日争端能和平解决，故令驻华大使陶德曼调解中日冲突，但斡旋并未成功，德国内阁对是否调整对华政策也有争论，不过还是以赞成继续军售的一方占上风，德国武器仍然供应中国，军事顾问也继续在华服务。</P>
<P>1937年十一月德意日三国签立反共协议，结合成三国轴心的政治联盟，希特勒的态度已明显转变，为实现其侵略计划，决定牺牲与中国的关系改采“联日政策”，期使日本牵制苏俄在远东的力量，以利德国将来在欧洲战线打击苏俄。1938年二月，德国内阁改组，原先对华友善的国防部长与外交部长去职，新任外交部长李宾特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为亲日派，外交政策也随之修改不利于中国。</P>
<P>1938年二月，希特勒宣布承认东北的伪“满州国”，并停止中国学生赴德接受相关军事训练，戈林元帅并指示禁止武器销往中国。不过实际上，尽管官方宣布禁售政策，德方还是暗中运交了许多武器、原料、兵工生产机具给中国，有些武器以分解方式出口到中国再行组装，或假称输往第三国再转运至中国交货等方式，继续进行着对华军火销售。后德国政府严令在华军事顾问一律返国，否则视同抗命叛国，法肯豪森等顾问于六月底离华，行前向蒋介石表示绝不泄露所知的中国国防事务，中德间的军事关系至此结束。</P>
<P>1939年九月，希特勒挥军波兰，欧洲大战一触即发。1940年九月，德意日三国缔结为期十年的军事经济同盟，德国承认日本在亚洲建立势力范围的领导地位，三个法西斯国家相互结合在全球进行侵略战争。1941年七月一日，德国承认南京“汪精卫伪政权”，中国宣布与德国断决邦交。1941年底，中美英苏联合对轴心国宣战，中德成为敌对国家直至二战结束。</P>
<P>结语</P>
<P>1936年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陈诚将军，对当时新建的德制陆军有下列评语：“抗日战争越晚爆发对中国就越有利，因我方可以有更多的准备时间……如果目前发动，我方一定是处于被动局面，如再迟一年，最低限度我方可有半主动的机会，如迟两年爆发，则我方可以完全掌握主动局面……”</P>
<P>“如果中日战争晚两年爆发，国军就能取得主动地位”——这种论点或许有些过度乐观，但经由德国顾问的指导与德制武器的换装，再经两年的充实，中国军队的战力将会更强大，这一点绝对是毫无疑问的。</P>
<P>从另一角度而言，如果没有战前德国的军事指导与协助，很可能发生的状况是：</P>
<P>1937年“淞沪会战”没有新式德制陆军的投入，这场战争可能不到三个月中国就战败了，国军军力损失也会更严重；日军的损失会较少，所以乘胜沿长江西进追击的速度会更快，将加速对内地省份的攻势。</P>
<P>没有德国在1937年持续供应中国军火，“淞沪会战”时国军无法保持足够旺盛的火力与日军对抗三个月，此战后如无德国在1938年继续向中国运补武器，以中国自产的军火量（受兵工厂向内地迁移等因素影响），是不足以支应当年战争消耗的。</P>
<P>如无德国在战前协助中国建立军火生产体制、提供贷款、进口机具、建立新型兵工厂与产能，中国将无法自立生产足够的轻兵器与弹药，抗战也就无法坚持八年之久；缺少自产的基本弹药供应，中国的抗战事业很快就无以为继了。如果中国在1941年底前战败，被迫与日本和谈，失去了“苦撑待变”的机会，那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也不会与美﹑英﹑苏并肩作战，也不会获得二战最后的胜利，进而战后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会受到不利影响。</P>
<P>中国当时处境艰难社会贫弱，面临必不可免的反侵略战，只能忍辱负重建设国家、争取时间培养国力，多少战士以血肉之躯抵挡敌人优势炮火，牺牲在战场杀戮之中，而中国之所以能建立八年持久抗战的军事基础，德国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回忆这段七十年前的历史，再对照今天的世界，可以发现——“无科技力即无经济力，无经济力即无国力，无国力就无国家安全”； 忆古思今，令人欷嘘也当为吾人之警惕。</P>
那个中国宪兵的事情是真的吗？
但中国军队依然打不倒是本
楼主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