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索罗斯：美国的世界角色＃[转帖]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5 23:32:17
我绝对赞成推翻萨达姆政权，我个人认为萨达姆是比米洛舍维奇更危险的独裁者，因为他手中握有生化武器。我也乐意在其他许多类似的地方看到政权的更迭。
然而，我强烈反对布什政府的政策，而且不仅仅是在伊拉克问题上。我对布什政府的
意见要比对克林顿政府大得多，我坚信布什政府正在把美国和世界引向歧途。过去，我的捐助主要致力于帮助前苏联国家由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现在，恕我直言，即使在美国，人们也需要为建立全球开放社会而斗争。
所以我非常高兴能有机会来阐明我的立场并尽量使大家相信：美国应在世界上扮演一个与他今日所作所为大不相同的角色。
因为开放社会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我在阐述这一概念时，将从抽象和笼统开始然后在逐步具体化和细节化。“开放社会”的概念是由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在其1944年出版的著作中首次提出的。在这本著作中，他提出集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例如法西斯主义——是对开放社会的威胁，因为这些意识形态都声称自己找到了最终的解决途径。但是终极真理是超出人们的能力的，声称拥有终极真理的人只是在说谎，他们只能通过高压政治和压迫来强制推行他们所谓的真理。所以，波普尔基于人类认知的可证伪性来阐述自由和民主的原则——也是布什总统在上周对伊拉克问题的讲话中声称要捍卫的原则。
这将我们带到了问题的核心。布什总统决不容许“可证伪性”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他也不能容忍反对意见。他认为“如果你不同意我们那就是同我们作对”。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斥责在伊拉克问题上与他有分歧的欧洲盟友，并对国际合作有着本能的反感，不管是和北约还是和联合国在阿富汗的维和人员，约翰·阿什克罗夫特则谴责《爱国者法案》的反对者是在给敌人以援助和安慰。这些都是极端主义者的看法，开放社会的赞同者不会这样。也许是由于我的背景的缘故，我对所有这一切都觉得不太舒服。令我感到惊讶和奇怪的是，绝大部分公众对此都没有什么反应。当然，这跟“9.11”事件有很大关系。
但是问题正在变得更为严重。这不仅仅是布什政府的政策或许错了，而是他们确实错了——我进一步说，他们注定是错的，因为他们是基于一种错误的观念上。布什政府中的主导派们认为国际关系即权力之间的关系，既然我们是毋庸置疑的最强有力者，那么理所当然地我们就具有将自身的意志强加于他国的权力。这种态度蕴藏在布什主义之中，最先体现在2002年7月西点军校的总统演讲中，然后在2002年9月被注入国家安全战略。
布什主义建立在两个支柱上：第一，美国将会动用一切力量来保证其自身的军事霸权；第二，美国拥有采取行动的先发制人权力。这两大支柱结合到一块将支持两类统治权：美国凌驾于国际条约和责任之上的统治权；对臣服于布什主义的国家的统治权。这就像是乔治·奥威尔在《动物庄园》中所描述的：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为平等。
当然，布什主义没说得这么露骨，它的主旨隐藏在奥威尔式的欺人之谈中。做欺人之谈是必要的，因为布什政府自由、民主的概念和开放社会的原则之间存在着矛盾。在开放社会中，人们对自由和民主都有着自己的理解，但是布什政府却声称我们已经找到了终极真理。最近的国家安全战略开篇第一句话这样写道：“20世纪自由与集权主义的伟大斗争以自由力量的决定性胜利而告终，并向人们显示了一个国家成功的惟一可延续的模式：自由、民主与自由企业。”这段话有两个错误之处。首先，并不存在着国家成功的惟一的可延续的模式；第二，我们成功的模式并不适用于他国，因为我们的成功极大地依赖于我们在国际资本体系中的支配性地位，而其他国家并不具备这种地位。
据现在主导着布什政府的极右派理论家们的看法，美国模式的成功来源于经济上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与国际关系中对军事霸权的追求这两者的结合。这两个目标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融于一个一致的观念中——这一观念的内部一致却与现实或开放社会的原则不甚协调。这是一种原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者基于竞争求得生存而不是基于合作。在经济上，这种竞争存在于公司之间；在国际关系上，这种竞争存在于国家之间。合作则显得没有必要，因为假设中的那只无形的手在起作用：在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社会的共同利益也达到了。这种观念是错误的，即使只局限于经济层面也是如此。我很遗憾地指出，金融市场若只靠自身机制运转，并不会实现资源最优分配的均衡，有效市场和理性预期的理论是经不起严格检验的。但是现在这些理论存在并被广泛接受。
没有相似的理论可以被用来合理解释国际关系方面的问题。被人们广为熟知的地缘政治学认为国家只有利益而没有原则，但是没有人可以否认超越国家利益的共同利益的存在。
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相互依赖的社会。由于技术的进步，我们控制自然的力量有了飞跃的增长。我们必须明智地使用这种力量，否则将面临环境与文明俱焚的危险境地。这并不是空话，恐怖主义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蔓延，预示着我们面前潜伏的危险。人们对一个更合理的世界秩序的诉求在“9.11”事件之前就已存在，现在恐怖主义的威胁使国际间的合作变得更加重要了。
而布什政府却不是这样看待世界的。他们的视角并不是完全错误，但是却只强调了现实的某一个方面而置其它方面于不顾。他们所强调的只是力量特别是军事力量，但是军事力量并不是惟一的力量；没有一个帝国能够只靠军事力量而实现统一。约瑟夫·奈在他最近的书中提到了“软权力”这一概念，并将其引入了国内的讨论。［注］
请容我作进一步说明，将力量的概念引入人类事务本身所存在的问题。在物理学领域，力控制着物体的运动；而对人类事务来说这却是两回事。人们有自己的意志，他们或许会被军事力量或其他压迫力量吓倒，但这决不能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合理的原则。力量并不意味着真理。
然而“力量即真理”却是指引布什政府行动的向导。以色列总理沙龙显然也持有这种信仰，看看那儿的情况吧。“力量即真理”是与开放社会的理念不相容的，所以才有了奥威尔式的欺人之谈。
解除萨达姆的武装是一个正确的目标，但是我不能苟同美国政府采取的方式，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世界上反对的声音如此之多以及在国内与日俱增的反战倾向。这也是为什么我反对布什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的做法，即使这样能够成功地如我所愿地解除萨达姆的武装。
我想基于开放社会的概念提出一个关于美国在世界上应扮演的角色的设想。
我认为当今的世界秩序是国际开放社会一个扭曲的形式。之所以是一种扭曲的形式，是因为我们有全球市场却没有全球政治机构。结果，我们在提供私人物品方面比在照料诸如维护和平、保护环境、确保经济稳定、进步和社会公正等所有公共方面更富有效率。这并不是偶然现象。
全球化——我所指的是金融市场的全球化——是一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工程，而美国则是这项工程的总建筑师。我们也是主要的受益者，我们是今日世界毫无疑问的主导力量。我们的主导地位不仅体现在经济和金融上，也体现在军事和科技上，没有哪个国家堪与我们匹敌。
这也将我们推到了具有特殊责任的地位上。其他国家需要响应美国的政策，而美国则处在挑选这些政策的地位上，我们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具有更大的自主权来决定采取哪些将会改变世界面貌的措施。因此，美国仅保持对其他国家的统治权是不够的，它必须在考虑自身利害得失的同时考量整个世界的良性发展。早在“9·11”事件之前，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就存在严重的紧张局势，从那以后，这种情况愈演愈烈。我们必须努力消除这种紧张局势，保持这种体系的稳定和公正，这样，我们才能在其中保持我们的领导地位。
这是我们尚未承担起来的责任，更糟的是，布什政府甚至不承认我们担负着这样的责任，他把我们的支配地位归因于美国模式在同其他国家进行公平竞争时取得的成功，但这是自欺欺人。
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信条相反，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并没有提供一个公平的游戏场所，在经济和金融方面，经济中心地带和边缘地区所处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至于军事方面，由于欧盟(不同于其成员国)甚至不谋求成为一个军事存在，世界其他地区和美国也不处在同一个量级上。不平等充斥着我们的世界，而我们缺少减弱这种不平等的机制。因此，我们需要加强我们的国际政治机构以适应日益全球化的市场。只有美国才能领导这一事业，因为缺少美国的参与，国际合作是不会有多大建树的。
正如我前面所说的，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有着全球化的市场，而我们的政治机构却是建立在国家主权的基础之上的。当世界变得日益相互依赖时，建立在一国主权之上的世界秩序就不利于维护人类的共同利益。那些恶劣的政府——压迫、腐败的政权和失败的国家，是当今世界贫穷和悲剧的主要来源。而在国际事务中干预这些国家的事务是困难的，因为有主权原则做他们的挡箭牌。
解决问题的一个途径是为其提供积极诱导，使这些国家转变为开放社会，这也正是当今世界秩序所缺乏的因素。我们有着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贸易制裁到军事干预等一系列对不良行为的惩罚措施，对良好的行为却缺乏足够的激励因素和增强措施。全球开放社会可以通过提供援助来帮助人们达到其标准，而那些违反了标准的人则将受到被驱逐出开放社会的惩罚——奖励和惩罚之间将能建立起一个更加平衡的机制。在全球开放社会下，每一个国家都将因为置身其中而受益，发展中国家能够通过WTO更好地与市场接轨；边缘国家，例如巴西，只要他们采取合理的政策就能从IMF得到足够的信贷。这个世界也将真正朝着联合国的千禧年目标前进。
仅仅提供诱导并不足以创造全球开放社会。不是所有国家的政府都喜欢开放社会，萨达姆之类的流氓政权的存在对世界构成了威胁，全球开放社会必须有能力捍卫自身。但是不到最后一步，就不要诉诸武力。美国不能只靠自身就建立起全球开放社会，没有一个国家能充当起世界警察或全球恩人的角色。但是，世界也离不开美国的领导，这意味着美国必须加入到世界合作中。它必须愿意遵守自己想要其他国家遵守的规则，承担起自己的那一份负担，更重要的，是接纳与自己持有不同意见的国家，接受其他国家的自我利益捍卫权。这是开放社会的原则所要求的，也不会构成对美国主权的侵害，尤其是当美国由于其自身的实力和重要性总会拥有否决权时。
这是对美国在世界上应扮演的角色的另一种设想，它设想着美国把世界引向开放社会。这种设想之所以极其必要，因为我们当前没有其它路可走。在“9.11”事件之后布什总统已经试图向我们这个国家灌输了这样一种思想：不同意他的看法就是不爱国。
需要强调的是，这两种设想——美国霸权和美国作为开放社会的领导者——并不是泾渭分明的。事实上，它们之间联系如此紧密，以致于我担心一旦美国谋求霸权失败(这也是注定会失败的)，追求国际开放社会的努力也会被放弃。所以明确区分两者至关重要。
这两种设想都承认美国的主导地位；两者都同意美国应在国际事务中起积极的领导作用，两者都支持先发制人的行动。那么，两者的区别之处在哪里呢？在于美国应采取什么形式的先发制人行动。全球开放社会要求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正面的行动，而布什的方式却局限于惩罚性的行动。在开放社会的设想中，人们无法作到对危机的足够早的防范，也无法预测哪儿的不满和抱怨情绪会最终发展成流血事件——当我们知道时为时已晚，所以避免冲突的最好的方法是培育建立开放社会。
布什政府声称进攻伊拉克也是出于培育民主的需要，但是民主是不能从外部强加的。我知道我现在在说些什么，因为通过我的基金会我已致力于在不少国家建立开放社会。就我的经验而言，我决不会选择伊拉克来建设开放社会。
军事占领本身并不费劲，随后而来的才是真正的问题。我们仍能像在阿富汗一样被作为解放者而受到欢迎，但是伊拉克内部的紧张局势和与其邻国土耳其、伊朗之间的紧张关系，会使得在那里建立一个民主政权极其困难，而建立一个类似麦克阿瑟将军当年在日本的军事政权则将招致灾难性的后果。
在阿富汗取得胜利无疑要容易得多，因为无论是塔利班还是基地组织都是这个国家外来的压迫者。而在军事上取得了彻底胜利之后，我们依旧没能完成一个国家的建立。拉姆斯菲尔德部长反对联合国在喀布尔以外的地区进行维和，结果在首都之外，法律和秩序仍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卡尔扎伊总统仍需要美国保镖，他的政府推进缓慢，而借解放的动力重建社会的历史性机遇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对伊拉克作战，对于在其他国家建立开放社会也没有什么帮助。在我们忙于拉拢盟友和在联合国拉投票之际，我们却忽略了那些国家的内部情况。俄罗斯、巴基斯坦和所有中亚的那些共和国情况都差不多，更不用提非洲的安哥拉和喀麦隆。声称我们进攻伊拉克是为了民主只是一个幌子，世界上其他人也看到这一点了。我们的北大西洋盟友在严重分裂，北约和欧盟也处于涣散之中。
解除伊拉克的武装是一个正确的目标，但提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伊拉克并不是今日的头号敌人。相形之下，朝鲜显得更为危险，而且可以这样说，正是布什总统加剧了当前的危机。在此之前，朝鲜的核计划或多或少还是控制在1994年克林顿政府达成的“框架协议”的范围之内。同时，韩国总统金大中推行的“阳光政策”已经开始有所成效。两国在扫除边境地雷方面取得不少进展，同时南北铁路直通也在实现之际。朝鲜的领导者们看来他已日益意识到进行经济改革的必要性。
韩国总统来到华盛顿——他也是第一位会见布什总统的外国首脑——以谋取布什总统对“阳光政策”的支持。他获得了科林·鲍威尔的支持，而布什总统却以相当粗暴和公开的方式驳斥了他。布什认为“阳光政策”只是对朝鲜的绥靖，他急于在政策制定上显示出他与克林顿政府的不同。同时他也需要通过冻结朝鲜来为其实现美国霸权战略中关键的一步——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的第一阶段找到理由，之后就有了“邪恶轴心”一说。然后当朝鲜出人意料地承认了正在进行铀浓缩项目时(严格的说，这并未违反“框架协议”，协议中只对钚做出了限定)，布什总统切断了对朝鲜的燃油供应，朝鲜对此报之以各种各样的挑衅行为。
依现在的形势，朝鲜将会在一个月的时间之内开始制造核弹。他们急于同美国进行双边谈判，而美国则拒绝在核威胁前做出让步。更糟的是，现在韩国同美国之间的关系有了裂痕，他们把美国看成是和朝鲜一样的侵略者，这使我们的处境尤为艰难。
我们可以看出布什政府的政策带了许多我们不愿看到的不利后果。确实，在过去两三年间，政治、经济状况恶化的速度历史上鲜有。
但是游戏尚未结束。一场在伊拉克的没有多少人员伤亡的快速胜利，将给整个局势带来剧烈的转变。油价可能下跌，股市会受到激励，消费者克服了他们对未来的焦虑，消费会随之增长，商业也会随着资本投入的增加而活跃起来。美国可以不再依赖沙特阿拉伯，巴以和谈也会变得不那么棘手，在不是非常丢面子的情况下还可以开始同朝鲜的谈判。这些就是布什政府的如意算盘。
但是无论伊拉克战争的结局如何，我敢预言布什的方式最终会失败，因为他们都是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之上的。而我的预言，则是建立在我的反射理论和我对金融市场的盛衰过程或者说是泡沫的研究之上的。
泡沫不是从虚无中产生的，它们扎根于现实，但是现实常常会被人们判断出现偏差所扭曲。就目前的情况而言，美国的支配地位是现实，对美国霸权的追逐则是判断的偏差。在一段时间之内，判断的偏差可能反被现实加强，但最终必走向破灭。在自我加强的阶段，这种偏差似乎是无法抗拒的，但是除非它能被尽早更正，否则，剧烈的逆转将是不可避免的，这种逆转发生的越晚，带来的后果越严重。事件的进程看来具有不可动摇的规律，当然，盛衰的过程在任何一个阶段也都有可能中断。许多股票市场的繁荣在牛市远未达到顶点之时就已中断了，其实这情形发生得越早越好。我对布什主义就是这样看的。
我始终坚信布什总统正将美国和世界领入歧途。恐怖分子的袭击使得这个国家毫不怀疑地追随着他们的总统，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悲剧。布什政府的执政方针是建立在市场原教旨主义和美国霸权相结合的无根据和最终无法延续的意识形态之上的。在“9.11”事件之前，因为缺乏一个清晰的指令和明确定义的敌人，这种思想不会有什么市场。“9.11”事件改变了这一切，恐怖主义的袭击给这一思想扫清了道路。
将恐怖主义视为敌人的理想之处在于它是无形的，所以永远不会消失。树立一个能造成实实在在的和被广泛感受到威胁的敌人形象，是有利于将整个国家团结在一起的。当主流意识建立在恬不知耻的追求自利的基础上时，这一方法尤其奏效。通过对恐怖主义宣战，布什总统获得了他原本正缺乏的用于实现其目标的授权。布什政府在刻意地制造恐慌，因为这将使整个国家都紧紧地追随在总统身后。罗斯福总统曾说过“惟一值得我们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显然现在我们已经走过头了。
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包括对伊战争——不能作为我们外交政策的引导原则。如果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决定了世界日程的那个国家——只着眼于自我保护的话，这个世界将变成什么样？如果人类要取得进步，美国就必须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作为全球开放社会的领导者并不能保护美国免受恐怖主义的袭击。但是承担起一个建设性的角色将会使我们受到世界的尊重和支持，这将使打击恐怖主义的任务变得简单。
布什关于美国霸权的设想不仅是无根据和难于存续的，而且也是同美国的价值观相抵触的。我们是开放社会，开放社会的原则体现在独立宣言之中。我们的民主机构受到宪法的保护。我们的行政部门中存在着极右思想的事实并不会将我们转变成集权主义的独裁国家。我们的制度中存在着各种约束和均衡机制，总统必须获得人民的支持。我寄希望于我们的人民。但是最后必须指出，开放社会的存续有赖于生活在其中的人坚信开放社会的理念。
(本文是索罗斯先生2003年3月7日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奈兹高等国际研究学院所做的演讲。作者授权本刊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发表。)
译者注：约瑟夫·奈，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曾担任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软权力”是指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通过吸引而非强制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的能力，即“罗致行为能力”，是约瑟夫·奈在《注定领导：美国力量变化了的特性》一书中提出的。我绝对赞成推翻萨达姆政权，我个人认为萨达姆是比米洛舍维奇更危险的独裁者，因为他手中握有生化武器。我也乐意在其他许多类似的地方看到政权的更迭。
然而，我强烈反对布什政府的政策，而且不仅仅是在伊拉克问题上。我对布什政府的
意见要比对克林顿政府大得多，我坚信布什政府正在把美国和世界引向歧途。过去，我的捐助主要致力于帮助前苏联国家由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现在，恕我直言，即使在美国，人们也需要为建立全球开放社会而斗争。
所以我非常高兴能有机会来阐明我的立场并尽量使大家相信：美国应在世界上扮演一个与他今日所作所为大不相同的角色。
因为开放社会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我在阐述这一概念时，将从抽象和笼统开始然后在逐步具体化和细节化。“开放社会”的概念是由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在其1944年出版的著作中首次提出的。在这本著作中，他提出集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例如法西斯主义——是对开放社会的威胁，因为这些意识形态都声称自己找到了最终的解决途径。但是终极真理是超出人们的能力的，声称拥有终极真理的人只是在说谎，他们只能通过高压政治和压迫来强制推行他们所谓的真理。所以，波普尔基于人类认知的可证伪性来阐述自由和民主的原则——也是布什总统在上周对伊拉克问题的讲话中声称要捍卫的原则。
这将我们带到了问题的核心。布什总统决不容许“可证伪性”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他也不能容忍反对意见。他认为“如果你不同意我们那就是同我们作对”。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斥责在伊拉克问题上与他有分歧的欧洲盟友，并对国际合作有着本能的反感，不管是和北约还是和联合国在阿富汗的维和人员，约翰·阿什克罗夫特则谴责《爱国者法案》的反对者是在给敌人以援助和安慰。这些都是极端主义者的看法，开放社会的赞同者不会这样。也许是由于我的背景的缘故，我对所有这一切都觉得不太舒服。令我感到惊讶和奇怪的是，绝大部分公众对此都没有什么反应。当然，这跟“9.11”事件有很大关系。
但是问题正在变得更为严重。这不仅仅是布什政府的政策或许错了，而是他们确实错了——我进一步说，他们注定是错的，因为他们是基于一种错误的观念上。布什政府中的主导派们认为国际关系即权力之间的关系，既然我们是毋庸置疑的最强有力者，那么理所当然地我们就具有将自身的意志强加于他国的权力。这种态度蕴藏在布什主义之中，最先体现在2002年7月西点军校的总统演讲中，然后在2002年9月被注入国家安全战略。
布什主义建立在两个支柱上：第一，美国将会动用一切力量来保证其自身的军事霸权；第二，美国拥有采取行动的先发制人权力。这两大支柱结合到一块将支持两类统治权：美国凌驾于国际条约和责任之上的统治权；对臣服于布什主义的国家的统治权。这就像是乔治·奥威尔在《动物庄园》中所描述的：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为平等。
当然，布什主义没说得这么露骨，它的主旨隐藏在奥威尔式的欺人之谈中。做欺人之谈是必要的，因为布什政府自由、民主的概念和开放社会的原则之间存在着矛盾。在开放社会中，人们对自由和民主都有着自己的理解，但是布什政府却声称我们已经找到了终极真理。最近的国家安全战略开篇第一句话这样写道：“20世纪自由与集权主义的伟大斗争以自由力量的决定性胜利而告终，并向人们显示了一个国家成功的惟一可延续的模式：自由、民主与自由企业。”这段话有两个错误之处。首先，并不存在着国家成功的惟一的可延续的模式；第二，我们成功的模式并不适用于他国，因为我们的成功极大地依赖于我们在国际资本体系中的支配性地位，而其他国家并不具备这种地位。
据现在主导着布什政府的极右派理论家们的看法，美国模式的成功来源于经济上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与国际关系中对军事霸权的追求这两者的结合。这两个目标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融于一个一致的观念中——这一观念的内部一致却与现实或开放社会的原则不甚协调。这是一种原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者基于竞争求得生存而不是基于合作。在经济上，这种竞争存在于公司之间；在国际关系上，这种竞争存在于国家之间。合作则显得没有必要，因为假设中的那只无形的手在起作用：在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社会的共同利益也达到了。这种观念是错误的，即使只局限于经济层面也是如此。我很遗憾地指出，金融市场若只靠自身机制运转，并不会实现资源最优分配的均衡，有效市场和理性预期的理论是经不起严格检验的。但是现在这些理论存在并被广泛接受。
没有相似的理论可以被用来合理解释国际关系方面的问题。被人们广为熟知的地缘政治学认为国家只有利益而没有原则，但是没有人可以否认超越国家利益的共同利益的存在。
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相互依赖的社会。由于技术的进步，我们控制自然的力量有了飞跃的增长。我们必须明智地使用这种力量，否则将面临环境与文明俱焚的危险境地。这并不是空话，恐怖主义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蔓延，预示着我们面前潜伏的危险。人们对一个更合理的世界秩序的诉求在“9.11”事件之前就已存在，现在恐怖主义的威胁使国际间的合作变得更加重要了。
而布什政府却不是这样看待世界的。他们的视角并不是完全错误，但是却只强调了现实的某一个方面而置其它方面于不顾。他们所强调的只是力量特别是军事力量，但是军事力量并不是惟一的力量；没有一个帝国能够只靠军事力量而实现统一。约瑟夫·奈在他最近的书中提到了“软权力”这一概念，并将其引入了国内的讨论。［注］
请容我作进一步说明，将力量的概念引入人类事务本身所存在的问题。在物理学领域，力控制着物体的运动；而对人类事务来说这却是两回事。人们有自己的意志，他们或许会被军事力量或其他压迫力量吓倒，但这决不能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合理的原则。力量并不意味着真理。
然而“力量即真理”却是指引布什政府行动的向导。以色列总理沙龙显然也持有这种信仰，看看那儿的情况吧。“力量即真理”是与开放社会的理念不相容的，所以才有了奥威尔式的欺人之谈。
解除萨达姆的武装是一个正确的目标，但是我不能苟同美国政府采取的方式，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世界上反对的声音如此之多以及在国内与日俱增的反战倾向。这也是为什么我反对布什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的做法，即使这样能够成功地如我所愿地解除萨达姆的武装。
我想基于开放社会的概念提出一个关于美国在世界上应扮演的角色的设想。
我认为当今的世界秩序是国际开放社会一个扭曲的形式。之所以是一种扭曲的形式，是因为我们有全球市场却没有全球政治机构。结果，我们在提供私人物品方面比在照料诸如维护和平、保护环境、确保经济稳定、进步和社会公正等所有公共方面更富有效率。这并不是偶然现象。
全球化——我所指的是金融市场的全球化——是一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工程，而美国则是这项工程的总建筑师。我们也是主要的受益者，我们是今日世界毫无疑问的主导力量。我们的主导地位不仅体现在经济和金融上，也体现在军事和科技上，没有哪个国家堪与我们匹敌。
这也将我们推到了具有特殊责任的地位上。其他国家需要响应美国的政策，而美国则处在挑选这些政策的地位上，我们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具有更大的自主权来决定采取哪些将会改变世界面貌的措施。因此，美国仅保持对其他国家的统治权是不够的，它必须在考虑自身利害得失的同时考量整个世界的良性发展。早在“9·11”事件之前，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就存在严重的紧张局势，从那以后，这种情况愈演愈烈。我们必须努力消除这种紧张局势，保持这种体系的稳定和公正，这样，我们才能在其中保持我们的领导地位。
这是我们尚未承担起来的责任，更糟的是，布什政府甚至不承认我们担负着这样的责任，他把我们的支配地位归因于美国模式在同其他国家进行公平竞争时取得的成功，但这是自欺欺人。
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信条相反，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并没有提供一个公平的游戏场所，在经济和金融方面，经济中心地带和边缘地区所处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至于军事方面，由于欧盟(不同于其成员国)甚至不谋求成为一个军事存在，世界其他地区和美国也不处在同一个量级上。不平等充斥着我们的世界，而我们缺少减弱这种不平等的机制。因此，我们需要加强我们的国际政治机构以适应日益全球化的市场。只有美国才能领导这一事业，因为缺少美国的参与，国际合作是不会有多大建树的。
正如我前面所说的，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有着全球化的市场，而我们的政治机构却是建立在国家主权的基础之上的。当世界变得日益相互依赖时，建立在一国主权之上的世界秩序就不利于维护人类的共同利益。那些恶劣的政府——压迫、腐败的政权和失败的国家，是当今世界贫穷和悲剧的主要来源。而在国际事务中干预这些国家的事务是困难的，因为有主权原则做他们的挡箭牌。
解决问题的一个途径是为其提供积极诱导，使这些国家转变为开放社会，这也正是当今世界秩序所缺乏的因素。我们有着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贸易制裁到军事干预等一系列对不良行为的惩罚措施，对良好的行为却缺乏足够的激励因素和增强措施。全球开放社会可以通过提供援助来帮助人们达到其标准，而那些违反了标准的人则将受到被驱逐出开放社会的惩罚——奖励和惩罚之间将能建立起一个更加平衡的机制。在全球开放社会下，每一个国家都将因为置身其中而受益，发展中国家能够通过WTO更好地与市场接轨；边缘国家，例如巴西，只要他们采取合理的政策就能从IMF得到足够的信贷。这个世界也将真正朝着联合国的千禧年目标前进。
仅仅提供诱导并不足以创造全球开放社会。不是所有国家的政府都喜欢开放社会，萨达姆之类的流氓政权的存在对世界构成了威胁，全球开放社会必须有能力捍卫自身。但是不到最后一步，就不要诉诸武力。美国不能只靠自身就建立起全球开放社会，没有一个国家能充当起世界警察或全球恩人的角色。但是，世界也离不开美国的领导，这意味着美国必须加入到世界合作中。它必须愿意遵守自己想要其他国家遵守的规则，承担起自己的那一份负担，更重要的，是接纳与自己持有不同意见的国家，接受其他国家的自我利益捍卫权。这是开放社会的原则所要求的，也不会构成对美国主权的侵害，尤其是当美国由于其自身的实力和重要性总会拥有否决权时。
这是对美国在世界上应扮演的角色的另一种设想，它设想着美国把世界引向开放社会。这种设想之所以极其必要，因为我们当前没有其它路可走。在“9.11”事件之后布什总统已经试图向我们这个国家灌输了这样一种思想：不同意他的看法就是不爱国。
需要强调的是，这两种设想——美国霸权和美国作为开放社会的领导者——并不是泾渭分明的。事实上，它们之间联系如此紧密，以致于我担心一旦美国谋求霸权失败(这也是注定会失败的)，追求国际开放社会的努力也会被放弃。所以明确区分两者至关重要。
这两种设想都承认美国的主导地位；两者都同意美国应在国际事务中起积极的领导作用，两者都支持先发制人的行动。那么，两者的区别之处在哪里呢？在于美国应采取什么形式的先发制人行动。全球开放社会要求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正面的行动，而布什的方式却局限于惩罚性的行动。在开放社会的设想中，人们无法作到对危机的足够早的防范，也无法预测哪儿的不满和抱怨情绪会最终发展成流血事件——当我们知道时为时已晚，所以避免冲突的最好的方法是培育建立开放社会。
布什政府声称进攻伊拉克也是出于培育民主的需要，但是民主是不能从外部强加的。我知道我现在在说些什么，因为通过我的基金会我已致力于在不少国家建立开放社会。就我的经验而言，我决不会选择伊拉克来建设开放社会。
军事占领本身并不费劲，随后而来的才是真正的问题。我们仍能像在阿富汗一样被作为解放者而受到欢迎，但是伊拉克内部的紧张局势和与其邻国土耳其、伊朗之间的紧张关系，会使得在那里建立一个民主政权极其困难，而建立一个类似麦克阿瑟将军当年在日本的军事政权则将招致灾难性的后果。
在阿富汗取得胜利无疑要容易得多，因为无论是塔利班还是基地组织都是这个国家外来的压迫者。而在军事上取得了彻底胜利之后，我们依旧没能完成一个国家的建立。拉姆斯菲尔德部长反对联合国在喀布尔以外的地区进行维和，结果在首都之外，法律和秩序仍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卡尔扎伊总统仍需要美国保镖，他的政府推进缓慢，而借解放的动力重建社会的历史性机遇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对伊拉克作战，对于在其他国家建立开放社会也没有什么帮助。在我们忙于拉拢盟友和在联合国拉投票之际，我们却忽略了那些国家的内部情况。俄罗斯、巴基斯坦和所有中亚的那些共和国情况都差不多，更不用提非洲的安哥拉和喀麦隆。声称我们进攻伊拉克是为了民主只是一个幌子，世界上其他人也看到这一点了。我们的北大西洋盟友在严重分裂，北约和欧盟也处于涣散之中。
解除伊拉克的武装是一个正确的目标，但提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伊拉克并不是今日的头号敌人。相形之下，朝鲜显得更为危险，而且可以这样说，正是布什总统加剧了当前的危机。在此之前，朝鲜的核计划或多或少还是控制在1994年克林顿政府达成的“框架协议”的范围之内。同时，韩国总统金大中推行的“阳光政策”已经开始有所成效。两国在扫除边境地雷方面取得不少进展，同时南北铁路直通也在实现之际。朝鲜的领导者们看来他已日益意识到进行经济改革的必要性。
韩国总统来到华盛顿——他也是第一位会见布什总统的外国首脑——以谋取布什总统对“阳光政策”的支持。他获得了科林·鲍威尔的支持，而布什总统却以相当粗暴和公开的方式驳斥了他。布什认为“阳光政策”只是对朝鲜的绥靖，他急于在政策制定上显示出他与克林顿政府的不同。同时他也需要通过冻结朝鲜来为其实现美国霸权战略中关键的一步——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的第一阶段找到理由，之后就有了“邪恶轴心”一说。然后当朝鲜出人意料地承认了正在进行铀浓缩项目时(严格的说，这并未违反“框架协议”，协议中只对钚做出了限定)，布什总统切断了对朝鲜的燃油供应，朝鲜对此报之以各种各样的挑衅行为。
依现在的形势，朝鲜将会在一个月的时间之内开始制造核弹。他们急于同美国进行双边谈判，而美国则拒绝在核威胁前做出让步。更糟的是，现在韩国同美国之间的关系有了裂痕，他们把美国看成是和朝鲜一样的侵略者，这使我们的处境尤为艰难。
我们可以看出布什政府的政策带了许多我们不愿看到的不利后果。确实，在过去两三年间，政治、经济状况恶化的速度历史上鲜有。
但是游戏尚未结束。一场在伊拉克的没有多少人员伤亡的快速胜利，将给整个局势带来剧烈的转变。油价可能下跌，股市会受到激励，消费者克服了他们对未来的焦虑，消费会随之增长，商业也会随着资本投入的增加而活跃起来。美国可以不再依赖沙特阿拉伯，巴以和谈也会变得不那么棘手，在不是非常丢面子的情况下还可以开始同朝鲜的谈判。这些就是布什政府的如意算盘。
但是无论伊拉克战争的结局如何，我敢预言布什的方式最终会失败，因为他们都是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之上的。而我的预言，则是建立在我的反射理论和我对金融市场的盛衰过程或者说是泡沫的研究之上的。
泡沫不是从虚无中产生的，它们扎根于现实，但是现实常常会被人们判断出现偏差所扭曲。就目前的情况而言，美国的支配地位是现实，对美国霸权的追逐则是判断的偏差。在一段时间之内，判断的偏差可能反被现实加强，但最终必走向破灭。在自我加强的阶段，这种偏差似乎是无法抗拒的，但是除非它能被尽早更正，否则，剧烈的逆转将是不可避免的，这种逆转发生的越晚，带来的后果越严重。事件的进程看来具有不可动摇的规律，当然，盛衰的过程在任何一个阶段也都有可能中断。许多股票市场的繁荣在牛市远未达到顶点之时就已中断了，其实这情形发生得越早越好。我对布什主义就是这样看的。
我始终坚信布什总统正将美国和世界领入歧途。恐怖分子的袭击使得这个国家毫不怀疑地追随着他们的总统，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悲剧。布什政府的执政方针是建立在市场原教旨主义和美国霸权相结合的无根据和最终无法延续的意识形态之上的。在“9.11”事件之前，因为缺乏一个清晰的指令和明确定义的敌人，这种思想不会有什么市场。“9.11”事件改变了这一切，恐怖主义的袭击给这一思想扫清了道路。
将恐怖主义视为敌人的理想之处在于它是无形的，所以永远不会消失。树立一个能造成实实在在的和被广泛感受到威胁的敌人形象，是有利于将整个国家团结在一起的。当主流意识建立在恬不知耻的追求自利的基础上时，这一方法尤其奏效。通过对恐怖主义宣战，布什总统获得了他原本正缺乏的用于实现其目标的授权。布什政府在刻意地制造恐慌，因为这将使整个国家都紧紧地追随在总统身后。罗斯福总统曾说过“惟一值得我们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显然现在我们已经走过头了。
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包括对伊战争——不能作为我们外交政策的引导原则。如果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决定了世界日程的那个国家——只着眼于自我保护的话，这个世界将变成什么样？如果人类要取得进步，美国就必须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作为全球开放社会的领导者并不能保护美国免受恐怖主义的袭击。但是承担起一个建设性的角色将会使我们受到世界的尊重和支持，这将使打击恐怖主义的任务变得简单。
布什关于美国霸权的设想不仅是无根据和难于存续的，而且也是同美国的价值观相抵触的。我们是开放社会，开放社会的原则体现在独立宣言之中。我们的民主机构受到宪法的保护。我们的行政部门中存在着极右思想的事实并不会将我们转变成集权主义的独裁国家。我们的制度中存在着各种约束和均衡机制，总统必须获得人民的支持。我寄希望于我们的人民。但是最后必须指出，开放社会的存续有赖于生活在其中的人坚信开放社会的理念。
(本文是索罗斯先生2003年3月7日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奈兹高等国际研究学院所做的演讲。作者授权本刊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发表。)
译者注：约瑟夫·奈，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曾担任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软权力”是指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通过吸引而非强制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的能力，即“罗致行为能力”，是约瑟夫·奈在《注定领导：美国力量变化了的特性》一书中提出的。
然而，我强烈反对布什政府的政策，而且不仅仅是在伊拉克问题上。我对布什政府的
意见要比对克林顿政府大得多，我坚信布什政府正在把美国和世界引向歧途。过去，我的捐助主要致力于帮助前苏联国家由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现在，恕我直言，即使在美国，人们也需要为建立全球开放社会而斗争。
所以我非常高兴能有机会来阐明我的立场并尽量使大家相信：美国应在世界上扮演一个与他今日所作所为大不相同的角色。
因为开放社会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我在阐述这一概念时，将从抽象和笼统开始然后在逐步具体化和细节化。“开放社会”的概念是由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在其1944年出版的著作中首次提出的。在这本著作中，他提出集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例如法西斯主义——是对开放社会的威胁，因为这些意识形态都声称自己找到了最终的解决途径。但是终极真理是超出人们的能力的，声称拥有终极真理的人只是在说谎，他们只能通过高压政治和压迫来强制推行他们所谓的真理。所以，波普尔基于人类认知的可证伪性来阐述自由和民主的原则——也是布什总统在上周对伊拉克问题的讲话中声称要捍卫的原则。
这将我们带到了问题的核心。布什总统决不容许“可证伪性”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他也不能容忍反对意见。他认为“如果你不同意我们那就是同我们作对”。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斥责在伊拉克问题上与他有分歧的欧洲盟友，并对国际合作有着本能的反感，不管是和北约还是和联合国在阿富汗的维和人员，约翰·阿什克罗夫特则谴责《爱国者法案》的反对者是在给敌人以援助和安慰。这些都是极端主义者的看法，开放社会的赞同者不会这样。也许是由于我的背景的缘故，我对所有这一切都觉得不太舒服。令我感到惊讶和奇怪的是，绝大部分公众对此都没有什么反应。当然，这跟“9.11”事件有很大关系。
但是问题正在变得更为严重。这不仅仅是布什政府的政策或许错了，而是他们确实错了——我进一步说，他们注定是错的，因为他们是基于一种错误的观念上。布什政府中的主导派们认为国际关系即权力之间的关系，既然我们是毋庸置疑的最强有力者，那么理所当然地我们就具有将自身的意志强加于他国的权力。这种态度蕴藏在布什主义之中，最先体现在2002年7月西点军校的总统演讲中，然后在2002年9月被注入国家安全战略。
布什主义建立在两个支柱上：第一，美国将会动用一切力量来保证其自身的军事霸权；第二，美国拥有采取行动的先发制人权力。这两大支柱结合到一块将支持两类统治权：美国凌驾于国际条约和责任之上的统治权；对臣服于布什主义的国家的统治权。这就像是乔治·奥威尔在《动物庄园》中所描述的：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为平等。
当然，布什主义没说得这么露骨，它的主旨隐藏在奥威尔式的欺人之谈中。做欺人之谈是必要的，因为布什政府自由、民主的概念和开放社会的原则之间存在着矛盾。在开放社会中，人们对自由和民主都有着自己的理解，但是布什政府却声称我们已经找到了终极真理。最近的国家安全战略开篇第一句话这样写道：“20世纪自由与集权主义的伟大斗争以自由力量的决定性胜利而告终，并向人们显示了一个国家成功的惟一可延续的模式：自由、民主与自由企业。”这段话有两个错误之处。首先，并不存在着国家成功的惟一的可延续的模式；第二，我们成功的模式并不适用于他国，因为我们的成功极大地依赖于我们在国际资本体系中的支配性地位，而其他国家并不具备这种地位。
据现在主导着布什政府的极右派理论家们的看法，美国模式的成功来源于经济上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与国际关系中对军事霸权的追求这两者的结合。这两个目标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融于一个一致的观念中——这一观念的内部一致却与现实或开放社会的原则不甚协调。这是一种原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者基于竞争求得生存而不是基于合作。在经济上，这种竞争存在于公司之间；在国际关系上，这种竞争存在于国家之间。合作则显得没有必要，因为假设中的那只无形的手在起作用：在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社会的共同利益也达到了。这种观念是错误的，即使只局限于经济层面也是如此。我很遗憾地指出，金融市场若只靠自身机制运转，并不会实现资源最优分配的均衡，有效市场和理性预期的理论是经不起严格检验的。但是现在这些理论存在并被广泛接受。
没有相似的理论可以被用来合理解释国际关系方面的问题。被人们广为熟知的地缘政治学认为国家只有利益而没有原则，但是没有人可以否认超越国家利益的共同利益的存在。
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相互依赖的社会。由于技术的进步，我们控制自然的力量有了飞跃的增长。我们必须明智地使用这种力量，否则将面临环境与文明俱焚的危险境地。这并不是空话，恐怖主义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蔓延，预示着我们面前潜伏的危险。人们对一个更合理的世界秩序的诉求在“9.11”事件之前就已存在，现在恐怖主义的威胁使国际间的合作变得更加重要了。
而布什政府却不是这样看待世界的。他们的视角并不是完全错误，但是却只强调了现实的某一个方面而置其它方面于不顾。他们所强调的只是力量特别是军事力量，但是军事力量并不是惟一的力量；没有一个帝国能够只靠军事力量而实现统一。约瑟夫·奈在他最近的书中提到了“软权力”这一概念，并将其引入了国内的讨论。［注］
请容我作进一步说明，将力量的概念引入人类事务本身所存在的问题。在物理学领域，力控制着物体的运动；而对人类事务来说这却是两回事。人们有自己的意志，他们或许会被军事力量或其他压迫力量吓倒，但这决不能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合理的原则。力量并不意味着真理。
然而“力量即真理”却是指引布什政府行动的向导。以色列总理沙龙显然也持有这种信仰，看看那儿的情况吧。“力量即真理”是与开放社会的理念不相容的，所以才有了奥威尔式的欺人之谈。
解除萨达姆的武装是一个正确的目标，但是我不能苟同美国政府采取的方式，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世界上反对的声音如此之多以及在国内与日俱增的反战倾向。这也是为什么我反对布什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的做法，即使这样能够成功地如我所愿地解除萨达姆的武装。
我想基于开放社会的概念提出一个关于美国在世界上应扮演的角色的设想。
我认为当今的世界秩序是国际开放社会一个扭曲的形式。之所以是一种扭曲的形式，是因为我们有全球市场却没有全球政治机构。结果，我们在提供私人物品方面比在照料诸如维护和平、保护环境、确保经济稳定、进步和社会公正等所有公共方面更富有效率。这并不是偶然现象。
全球化——我所指的是金融市场的全球化——是一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工程，而美国则是这项工程的总建筑师。我们也是主要的受益者，我们是今日世界毫无疑问的主导力量。我们的主导地位不仅体现在经济和金融上，也体现在军事和科技上，没有哪个国家堪与我们匹敌。
这也将我们推到了具有特殊责任的地位上。其他国家需要响应美国的政策，而美国则处在挑选这些政策的地位上，我们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具有更大的自主权来决定采取哪些将会改变世界面貌的措施。因此，美国仅保持对其他国家的统治权是不够的，它必须在考虑自身利害得失的同时考量整个世界的良性发展。早在“9·11”事件之前，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就存在严重的紧张局势，从那以后，这种情况愈演愈烈。我们必须努力消除这种紧张局势，保持这种体系的稳定和公正，这样，我们才能在其中保持我们的领导地位。
这是我们尚未承担起来的责任，更糟的是，布什政府甚至不承认我们担负着这样的责任，他把我们的支配地位归因于美国模式在同其他国家进行公平竞争时取得的成功，但这是自欺欺人。
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信条相反，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并没有提供一个公平的游戏场所，在经济和金融方面，经济中心地带和边缘地区所处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至于军事方面，由于欧盟(不同于其成员国)甚至不谋求成为一个军事存在，世界其他地区和美国也不处在同一个量级上。不平等充斥着我们的世界，而我们缺少减弱这种不平等的机制。因此，我们需要加强我们的国际政治机构以适应日益全球化的市场。只有美国才能领导这一事业，因为缺少美国的参与，国际合作是不会有多大建树的。
正如我前面所说的，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有着全球化的市场，而我们的政治机构却是建立在国家主权的基础之上的。当世界变得日益相互依赖时，建立在一国主权之上的世界秩序就不利于维护人类的共同利益。那些恶劣的政府——压迫、腐败的政权和失败的国家，是当今世界贫穷和悲剧的主要来源。而在国际事务中干预这些国家的事务是困难的，因为有主权原则做他们的挡箭牌。
解决问题的一个途径是为其提供积极诱导，使这些国家转变为开放社会，这也正是当今世界秩序所缺乏的因素。我们有着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贸易制裁到军事干预等一系列对不良行为的惩罚措施，对良好的行为却缺乏足够的激励因素和增强措施。全球开放社会可以通过提供援助来帮助人们达到其标准，而那些违反了标准的人则将受到被驱逐出开放社会的惩罚——奖励和惩罚之间将能建立起一个更加平衡的机制。在全球开放社会下，每一个国家都将因为置身其中而受益，发展中国家能够通过WTO更好地与市场接轨；边缘国家，例如巴西，只要他们采取合理的政策就能从IMF得到足够的信贷。这个世界也将真正朝着联合国的千禧年目标前进。
仅仅提供诱导并不足以创造全球开放社会。不是所有国家的政府都喜欢开放社会，萨达姆之类的流氓政权的存在对世界构成了威胁，全球开放社会必须有能力捍卫自身。但是不到最后一步，就不要诉诸武力。美国不能只靠自身就建立起全球开放社会，没有一个国家能充当起世界警察或全球恩人的角色。但是，世界也离不开美国的领导，这意味着美国必须加入到世界合作中。它必须愿意遵守自己想要其他国家遵守的规则，承担起自己的那一份负担，更重要的，是接纳与自己持有不同意见的国家，接受其他国家的自我利益捍卫权。这是开放社会的原则所要求的，也不会构成对美国主权的侵害，尤其是当美国由于其自身的实力和重要性总会拥有否决权时。
这是对美国在世界上应扮演的角色的另一种设想，它设想着美国把世界引向开放社会。这种设想之所以极其必要，因为我们当前没有其它路可走。在“9.11”事件之后布什总统已经试图向我们这个国家灌输了这样一种思想：不同意他的看法就是不爱国。
需要强调的是，这两种设想——美国霸权和美国作为开放社会的领导者——并不是泾渭分明的。事实上，它们之间联系如此紧密，以致于我担心一旦美国谋求霸权失败(这也是注定会失败的)，追求国际开放社会的努力也会被放弃。所以明确区分两者至关重要。
这两种设想都承认美国的主导地位；两者都同意美国应在国际事务中起积极的领导作用，两者都支持先发制人的行动。那么，两者的区别之处在哪里呢？在于美国应采取什么形式的先发制人行动。全球开放社会要求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正面的行动，而布什的方式却局限于惩罚性的行动。在开放社会的设想中，人们无法作到对危机的足够早的防范，也无法预测哪儿的不满和抱怨情绪会最终发展成流血事件——当我们知道时为时已晚，所以避免冲突的最好的方法是培育建立开放社会。
布什政府声称进攻伊拉克也是出于培育民主的需要，但是民主是不能从外部强加的。我知道我现在在说些什么，因为通过我的基金会我已致力于在不少国家建立开放社会。就我的经验而言，我决不会选择伊拉克来建设开放社会。
军事占领本身并不费劲，随后而来的才是真正的问题。我们仍能像在阿富汗一样被作为解放者而受到欢迎，但是伊拉克内部的紧张局势和与其邻国土耳其、伊朗之间的紧张关系，会使得在那里建立一个民主政权极其困难，而建立一个类似麦克阿瑟将军当年在日本的军事政权则将招致灾难性的后果。
在阿富汗取得胜利无疑要容易得多，因为无论是塔利班还是基地组织都是这个国家外来的压迫者。而在军事上取得了彻底胜利之后，我们依旧没能完成一个国家的建立。拉姆斯菲尔德部长反对联合国在喀布尔以外的地区进行维和，结果在首都之外，法律和秩序仍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卡尔扎伊总统仍需要美国保镖，他的政府推进缓慢，而借解放的动力重建社会的历史性机遇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对伊拉克作战，对于在其他国家建立开放社会也没有什么帮助。在我们忙于拉拢盟友和在联合国拉投票之际，我们却忽略了那些国家的内部情况。俄罗斯、巴基斯坦和所有中亚的那些共和国情况都差不多，更不用提非洲的安哥拉和喀麦隆。声称我们进攻伊拉克是为了民主只是一个幌子，世界上其他人也看到这一点了。我们的北大西洋盟友在严重分裂，北约和欧盟也处于涣散之中。
解除伊拉克的武装是一个正确的目标，但提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伊拉克并不是今日的头号敌人。相形之下，朝鲜显得更为危险，而且可以这样说，正是布什总统加剧了当前的危机。在此之前，朝鲜的核计划或多或少还是控制在1994年克林顿政府达成的“框架协议”的范围之内。同时，韩国总统金大中推行的“阳光政策”已经开始有所成效。两国在扫除边境地雷方面取得不少进展，同时南北铁路直通也在实现之际。朝鲜的领导者们看来他已日益意识到进行经济改革的必要性。
韩国总统来到华盛顿——他也是第一位会见布什总统的外国首脑——以谋取布什总统对“阳光政策”的支持。他获得了科林·鲍威尔的支持，而布什总统却以相当粗暴和公开的方式驳斥了他。布什认为“阳光政策”只是对朝鲜的绥靖，他急于在政策制定上显示出他与克林顿政府的不同。同时他也需要通过冻结朝鲜来为其实现美国霸权战略中关键的一步——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的第一阶段找到理由，之后就有了“邪恶轴心”一说。然后当朝鲜出人意料地承认了正在进行铀浓缩项目时(严格的说，这并未违反“框架协议”，协议中只对钚做出了限定)，布什总统切断了对朝鲜的燃油供应，朝鲜对此报之以各种各样的挑衅行为。
依现在的形势，朝鲜将会在一个月的时间之内开始制造核弹。他们急于同美国进行双边谈判，而美国则拒绝在核威胁前做出让步。更糟的是，现在韩国同美国之间的关系有了裂痕，他们把美国看成是和朝鲜一样的侵略者，这使我们的处境尤为艰难。
我们可以看出布什政府的政策带了许多我们不愿看到的不利后果。确实，在过去两三年间，政治、经济状况恶化的速度历史上鲜有。
但是游戏尚未结束。一场在伊拉克的没有多少人员伤亡的快速胜利，将给整个局势带来剧烈的转变。油价可能下跌，股市会受到激励，消费者克服了他们对未来的焦虑，消费会随之增长，商业也会随着资本投入的增加而活跃起来。美国可以不再依赖沙特阿拉伯，巴以和谈也会变得不那么棘手，在不是非常丢面子的情况下还可以开始同朝鲜的谈判。这些就是布什政府的如意算盘。
但是无论伊拉克战争的结局如何，我敢预言布什的方式最终会失败，因为他们都是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之上的。而我的预言，则是建立在我的反射理论和我对金融市场的盛衰过程或者说是泡沫的研究之上的。
泡沫不是从虚无中产生的，它们扎根于现实，但是现实常常会被人们判断出现偏差所扭曲。就目前的情况而言，美国的支配地位是现实，对美国霸权的追逐则是判断的偏差。在一段时间之内，判断的偏差可能反被现实加强，但最终必走向破灭。在自我加强的阶段，这种偏差似乎是无法抗拒的，但是除非它能被尽早更正，否则，剧烈的逆转将是不可避免的，这种逆转发生的越晚，带来的后果越严重。事件的进程看来具有不可动摇的规律，当然，盛衰的过程在任何一个阶段也都有可能中断。许多股票市场的繁荣在牛市远未达到顶点之时就已中断了，其实这情形发生得越早越好。我对布什主义就是这样看的。
我始终坚信布什总统正将美国和世界领入歧途。恐怖分子的袭击使得这个国家毫不怀疑地追随着他们的总统，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悲剧。布什政府的执政方针是建立在市场原教旨主义和美国霸权相结合的无根据和最终无法延续的意识形态之上的。在“9.11”事件之前，因为缺乏一个清晰的指令和明确定义的敌人，这种思想不会有什么市场。“9.11”事件改变了这一切，恐怖主义的袭击给这一思想扫清了道路。
将恐怖主义视为敌人的理想之处在于它是无形的，所以永远不会消失。树立一个能造成实实在在的和被广泛感受到威胁的敌人形象，是有利于将整个国家团结在一起的。当主流意识建立在恬不知耻的追求自利的基础上时，这一方法尤其奏效。通过对恐怖主义宣战，布什总统获得了他原本正缺乏的用于实现其目标的授权。布什政府在刻意地制造恐慌，因为这将使整个国家都紧紧地追随在总统身后。罗斯福总统曾说过“惟一值得我们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显然现在我们已经走过头了。
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包括对伊战争——不能作为我们外交政策的引导原则。如果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决定了世界日程的那个国家——只着眼于自我保护的话，这个世界将变成什么样？如果人类要取得进步，美国就必须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作为全球开放社会的领导者并不能保护美国免受恐怖主义的袭击。但是承担起一个建设性的角色将会使我们受到世界的尊重和支持，这将使打击恐怖主义的任务变得简单。
布什关于美国霸权的设想不仅是无根据和难于存续的，而且也是同美国的价值观相抵触的。我们是开放社会，开放社会的原则体现在独立宣言之中。我们的民主机构受到宪法的保护。我们的行政部门中存在着极右思想的事实并不会将我们转变成集权主义的独裁国家。我们的制度中存在着各种约束和均衡机制，总统必须获得人民的支持。我寄希望于我们的人民。但是最后必须指出，开放社会的存续有赖于生活在其中的人坚信开放社会的理念。
(本文是索罗斯先生2003年3月7日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奈兹高等国际研究学院所做的演讲。作者授权本刊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发表。)
译者注：约瑟夫·奈，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曾担任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软权力”是指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通过吸引而非强制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的能力，即“罗致行为能力”，是约瑟夫·奈在《注定领导：美国力量变化了的特性》一书中提出的。我绝对赞成推翻萨达姆政权，我个人认为萨达姆是比米洛舍维奇更危险的独裁者，因为他手中握有生化武器。我也乐意在其他许多类似的地方看到政权的更迭。
然而，我强烈反对布什政府的政策，而且不仅仅是在伊拉克问题上。我对布什政府的
意见要比对克林顿政府大得多，我坚信布什政府正在把美国和世界引向歧途。过去，我的捐助主要致力于帮助前苏联国家由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现在，恕我直言，即使在美国，人们也需要为建立全球开放社会而斗争。
所以我非常高兴能有机会来阐明我的立场并尽量使大家相信：美国应在世界上扮演一个与他今日所作所为大不相同的角色。
因为开放社会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我在阐述这一概念时，将从抽象和笼统开始然后在逐步具体化和细节化。“开放社会”的概念是由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在其1944年出版的著作中首次提出的。在这本著作中，他提出集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例如法西斯主义——是对开放社会的威胁，因为这些意识形态都声称自己找到了最终的解决途径。但是终极真理是超出人们的能力的，声称拥有终极真理的人只是在说谎，他们只能通过高压政治和压迫来强制推行他们所谓的真理。所以，波普尔基于人类认知的可证伪性来阐述自由和民主的原则——也是布什总统在上周对伊拉克问题的讲话中声称要捍卫的原则。
这将我们带到了问题的核心。布什总统决不容许“可证伪性”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他也不能容忍反对意见。他认为“如果你不同意我们那就是同我们作对”。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斥责在伊拉克问题上与他有分歧的欧洲盟友，并对国际合作有着本能的反感，不管是和北约还是和联合国在阿富汗的维和人员，约翰·阿什克罗夫特则谴责《爱国者法案》的反对者是在给敌人以援助和安慰。这些都是极端主义者的看法，开放社会的赞同者不会这样。也许是由于我的背景的缘故，我对所有这一切都觉得不太舒服。令我感到惊讶和奇怪的是，绝大部分公众对此都没有什么反应。当然，这跟“9.11”事件有很大关系。
但是问题正在变得更为严重。这不仅仅是布什政府的政策或许错了，而是他们确实错了——我进一步说，他们注定是错的，因为他们是基于一种错误的观念上。布什政府中的主导派们认为国际关系即权力之间的关系，既然我们是毋庸置疑的最强有力者，那么理所当然地我们就具有将自身的意志强加于他国的权力。这种态度蕴藏在布什主义之中，最先体现在2002年7月西点军校的总统演讲中，然后在2002年9月被注入国家安全战略。
布什主义建立在两个支柱上：第一，美国将会动用一切力量来保证其自身的军事霸权；第二，美国拥有采取行动的先发制人权力。这两大支柱结合到一块将支持两类统治权：美国凌驾于国际条约和责任之上的统治权；对臣服于布什主义的国家的统治权。这就像是乔治·奥威尔在《动物庄园》中所描述的：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为平等。
当然，布什主义没说得这么露骨，它的主旨隐藏在奥威尔式的欺人之谈中。做欺人之谈是必要的，因为布什政府自由、民主的概念和开放社会的原则之间存在着矛盾。在开放社会中，人们对自由和民主都有着自己的理解，但是布什政府却声称我们已经找到了终极真理。最近的国家安全战略开篇第一句话这样写道：“20世纪自由与集权主义的伟大斗争以自由力量的决定性胜利而告终，并向人们显示了一个国家成功的惟一可延续的模式：自由、民主与自由企业。”这段话有两个错误之处。首先，并不存在着国家成功的惟一的可延续的模式；第二，我们成功的模式并不适用于他国，因为我们的成功极大地依赖于我们在国际资本体系中的支配性地位，而其他国家并不具备这种地位。
据现在主导着布什政府的极右派理论家们的看法，美国模式的成功来源于经济上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与国际关系中对军事霸权的追求这两者的结合。这两个目标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融于一个一致的观念中——这一观念的内部一致却与现实或开放社会的原则不甚协调。这是一种原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者基于竞争求得生存而不是基于合作。在经济上，这种竞争存在于公司之间；在国际关系上，这种竞争存在于国家之间。合作则显得没有必要，因为假设中的那只无形的手在起作用：在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社会的共同利益也达到了。这种观念是错误的，即使只局限于经济层面也是如此。我很遗憾地指出，金融市场若只靠自身机制运转，并不会实现资源最优分配的均衡，有效市场和理性预期的理论是经不起严格检验的。但是现在这些理论存在并被广泛接受。
没有相似的理论可以被用来合理解释国际关系方面的问题。被人们广为熟知的地缘政治学认为国家只有利益而没有原则，但是没有人可以否认超越国家利益的共同利益的存在。
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相互依赖的社会。由于技术的进步，我们控制自然的力量有了飞跃的增长。我们必须明智地使用这种力量，否则将面临环境与文明俱焚的危险境地。这并不是空话，恐怖主义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蔓延，预示着我们面前潜伏的危险。人们对一个更合理的世界秩序的诉求在“9.11”事件之前就已存在，现在恐怖主义的威胁使国际间的合作变得更加重要了。
而布什政府却不是这样看待世界的。他们的视角并不是完全错误，但是却只强调了现实的某一个方面而置其它方面于不顾。他们所强调的只是力量特别是军事力量，但是军事力量并不是惟一的力量；没有一个帝国能够只靠军事力量而实现统一。约瑟夫·奈在他最近的书中提到了“软权力”这一概念，并将其引入了国内的讨论。［注］
请容我作进一步说明，将力量的概念引入人类事务本身所存在的问题。在物理学领域，力控制着物体的运动；而对人类事务来说这却是两回事。人们有自己的意志，他们或许会被军事力量或其他压迫力量吓倒，但这决不能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合理的原则。力量并不意味着真理。
然而“力量即真理”却是指引布什政府行动的向导。以色列总理沙龙显然也持有这种信仰，看看那儿的情况吧。“力量即真理”是与开放社会的理念不相容的，所以才有了奥威尔式的欺人之谈。
解除萨达姆的武装是一个正确的目标，但是我不能苟同美国政府采取的方式，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世界上反对的声音如此之多以及在国内与日俱增的反战倾向。这也是为什么我反对布什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的做法，即使这样能够成功地如我所愿地解除萨达姆的武装。
我想基于开放社会的概念提出一个关于美国在世界上应扮演的角色的设想。
我认为当今的世界秩序是国际开放社会一个扭曲的形式。之所以是一种扭曲的形式，是因为我们有全球市场却没有全球政治机构。结果，我们在提供私人物品方面比在照料诸如维护和平、保护环境、确保经济稳定、进步和社会公正等所有公共方面更富有效率。这并不是偶然现象。
全球化——我所指的是金融市场的全球化——是一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工程，而美国则是这项工程的总建筑师。我们也是主要的受益者，我们是今日世界毫无疑问的主导力量。我们的主导地位不仅体现在经济和金融上，也体现在军事和科技上，没有哪个国家堪与我们匹敌。
这也将我们推到了具有特殊责任的地位上。其他国家需要响应美国的政策，而美国则处在挑选这些政策的地位上，我们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具有更大的自主权来决定采取哪些将会改变世界面貌的措施。因此，美国仅保持对其他国家的统治权是不够的，它必须在考虑自身利害得失的同时考量整个世界的良性发展。早在“9·11”事件之前，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就存在严重的紧张局势，从那以后，这种情况愈演愈烈。我们必须努力消除这种紧张局势，保持这种体系的稳定和公正，这样，我们才能在其中保持我们的领导地位。
这是我们尚未承担起来的责任，更糟的是，布什政府甚至不承认我们担负着这样的责任，他把我们的支配地位归因于美国模式在同其他国家进行公平竞争时取得的成功，但这是自欺欺人。
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信条相反，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并没有提供一个公平的游戏场所，在经济和金融方面，经济中心地带和边缘地区所处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至于军事方面，由于欧盟(不同于其成员国)甚至不谋求成为一个军事存在，世界其他地区和美国也不处在同一个量级上。不平等充斥着我们的世界，而我们缺少减弱这种不平等的机制。因此，我们需要加强我们的国际政治机构以适应日益全球化的市场。只有美国才能领导这一事业，因为缺少美国的参与，国际合作是不会有多大建树的。
正如我前面所说的，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有着全球化的市场，而我们的政治机构却是建立在国家主权的基础之上的。当世界变得日益相互依赖时，建立在一国主权之上的世界秩序就不利于维护人类的共同利益。那些恶劣的政府——压迫、腐败的政权和失败的国家，是当今世界贫穷和悲剧的主要来源。而在国际事务中干预这些国家的事务是困难的，因为有主权原则做他们的挡箭牌。
解决问题的一个途径是为其提供积极诱导，使这些国家转变为开放社会，这也正是当今世界秩序所缺乏的因素。我们有着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贸易制裁到军事干预等一系列对不良行为的惩罚措施，对良好的行为却缺乏足够的激励因素和增强措施。全球开放社会可以通过提供援助来帮助人们达到其标准，而那些违反了标准的人则将受到被驱逐出开放社会的惩罚——奖励和惩罚之间将能建立起一个更加平衡的机制。在全球开放社会下，每一个国家都将因为置身其中而受益，发展中国家能够通过WTO更好地与市场接轨；边缘国家，例如巴西，只要他们采取合理的政策就能从IMF得到足够的信贷。这个世界也将真正朝着联合国的千禧年目标前进。
仅仅提供诱导并不足以创造全球开放社会。不是所有国家的政府都喜欢开放社会，萨达姆之类的流氓政权的存在对世界构成了威胁，全球开放社会必须有能力捍卫自身。但是不到最后一步，就不要诉诸武力。美国不能只靠自身就建立起全球开放社会，没有一个国家能充当起世界警察或全球恩人的角色。但是，世界也离不开美国的领导，这意味着美国必须加入到世界合作中。它必须愿意遵守自己想要其他国家遵守的规则，承担起自己的那一份负担，更重要的，是接纳与自己持有不同意见的国家，接受其他国家的自我利益捍卫权。这是开放社会的原则所要求的，也不会构成对美国主权的侵害，尤其是当美国由于其自身的实力和重要性总会拥有否决权时。
这是对美国在世界上应扮演的角色的另一种设想，它设想着美国把世界引向开放社会。这种设想之所以极其必要，因为我们当前没有其它路可走。在“9.11”事件之后布什总统已经试图向我们这个国家灌输了这样一种思想：不同意他的看法就是不爱国。
需要强调的是，这两种设想——美国霸权和美国作为开放社会的领导者——并不是泾渭分明的。事实上，它们之间联系如此紧密，以致于我担心一旦美国谋求霸权失败(这也是注定会失败的)，追求国际开放社会的努力也会被放弃。所以明确区分两者至关重要。
这两种设想都承认美国的主导地位；两者都同意美国应在国际事务中起积极的领导作用，两者都支持先发制人的行动。那么，两者的区别之处在哪里呢？在于美国应采取什么形式的先发制人行动。全球开放社会要求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正面的行动，而布什的方式却局限于惩罚性的行动。在开放社会的设想中，人们无法作到对危机的足够早的防范，也无法预测哪儿的不满和抱怨情绪会最终发展成流血事件——当我们知道时为时已晚，所以避免冲突的最好的方法是培育建立开放社会。
布什政府声称进攻伊拉克也是出于培育民主的需要，但是民主是不能从外部强加的。我知道我现在在说些什么，因为通过我的基金会我已致力于在不少国家建立开放社会。就我的经验而言，我决不会选择伊拉克来建设开放社会。
军事占领本身并不费劲，随后而来的才是真正的问题。我们仍能像在阿富汗一样被作为解放者而受到欢迎，但是伊拉克内部的紧张局势和与其邻国土耳其、伊朗之间的紧张关系，会使得在那里建立一个民主政权极其困难，而建立一个类似麦克阿瑟将军当年在日本的军事政权则将招致灾难性的后果。
在阿富汗取得胜利无疑要容易得多，因为无论是塔利班还是基地组织都是这个国家外来的压迫者。而在军事上取得了彻底胜利之后，我们依旧没能完成一个国家的建立。拉姆斯菲尔德部长反对联合国在喀布尔以外的地区进行维和，结果在首都之外，法律和秩序仍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卡尔扎伊总统仍需要美国保镖，他的政府推进缓慢，而借解放的动力重建社会的历史性机遇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对伊拉克作战，对于在其他国家建立开放社会也没有什么帮助。在我们忙于拉拢盟友和在联合国拉投票之际，我们却忽略了那些国家的内部情况。俄罗斯、巴基斯坦和所有中亚的那些共和国情况都差不多，更不用提非洲的安哥拉和喀麦隆。声称我们进攻伊拉克是为了民主只是一个幌子，世界上其他人也看到这一点了。我们的北大西洋盟友在严重分裂，北约和欧盟也处于涣散之中。
解除伊拉克的武装是一个正确的目标，但提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伊拉克并不是今日的头号敌人。相形之下，朝鲜显得更为危险，而且可以这样说，正是布什总统加剧了当前的危机。在此之前，朝鲜的核计划或多或少还是控制在1994年克林顿政府达成的“框架协议”的范围之内。同时，韩国总统金大中推行的“阳光政策”已经开始有所成效。两国在扫除边境地雷方面取得不少进展，同时南北铁路直通也在实现之际。朝鲜的领导者们看来他已日益意识到进行经济改革的必要性。
韩国总统来到华盛顿——他也是第一位会见布什总统的外国首脑——以谋取布什总统对“阳光政策”的支持。他获得了科林·鲍威尔的支持，而布什总统却以相当粗暴和公开的方式驳斥了他。布什认为“阳光政策”只是对朝鲜的绥靖，他急于在政策制定上显示出他与克林顿政府的不同。同时他也需要通过冻结朝鲜来为其实现美国霸权战略中关键的一步——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的第一阶段找到理由，之后就有了“邪恶轴心”一说。然后当朝鲜出人意料地承认了正在进行铀浓缩项目时(严格的说，这并未违反“框架协议”，协议中只对钚做出了限定)，布什总统切断了对朝鲜的燃油供应，朝鲜对此报之以各种各样的挑衅行为。
依现在的形势，朝鲜将会在一个月的时间之内开始制造核弹。他们急于同美国进行双边谈判，而美国则拒绝在核威胁前做出让步。更糟的是，现在韩国同美国之间的关系有了裂痕，他们把美国看成是和朝鲜一样的侵略者，这使我们的处境尤为艰难。
我们可以看出布什政府的政策带了许多我们不愿看到的不利后果。确实，在过去两三年间，政治、经济状况恶化的速度历史上鲜有。
但是游戏尚未结束。一场在伊拉克的没有多少人员伤亡的快速胜利，将给整个局势带来剧烈的转变。油价可能下跌，股市会受到激励，消费者克服了他们对未来的焦虑，消费会随之增长，商业也会随着资本投入的增加而活跃起来。美国可以不再依赖沙特阿拉伯，巴以和谈也会变得不那么棘手，在不是非常丢面子的情况下还可以开始同朝鲜的谈判。这些就是布什政府的如意算盘。
但是无论伊拉克战争的结局如何，我敢预言布什的方式最终会失败，因为他们都是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之上的。而我的预言，则是建立在我的反射理论和我对金融市场的盛衰过程或者说是泡沫的研究之上的。
泡沫不是从虚无中产生的，它们扎根于现实，但是现实常常会被人们判断出现偏差所扭曲。就目前的情况而言，美国的支配地位是现实，对美国霸权的追逐则是判断的偏差。在一段时间之内，判断的偏差可能反被现实加强，但最终必走向破灭。在自我加强的阶段，这种偏差似乎是无法抗拒的，但是除非它能被尽早更正，否则，剧烈的逆转将是不可避免的，这种逆转发生的越晚，带来的后果越严重。事件的进程看来具有不可动摇的规律，当然，盛衰的过程在任何一个阶段也都有可能中断。许多股票市场的繁荣在牛市远未达到顶点之时就已中断了，其实这情形发生得越早越好。我对布什主义就是这样看的。
我始终坚信布什总统正将美国和世界领入歧途。恐怖分子的袭击使得这个国家毫不怀疑地追随着他们的总统，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悲剧。布什政府的执政方针是建立在市场原教旨主义和美国霸权相结合的无根据和最终无法延续的意识形态之上的。在“9.11”事件之前，因为缺乏一个清晰的指令和明确定义的敌人，这种思想不会有什么市场。“9.11”事件改变了这一切，恐怖主义的袭击给这一思想扫清了道路。
将恐怖主义视为敌人的理想之处在于它是无形的，所以永远不会消失。树立一个能造成实实在在的和被广泛感受到威胁的敌人形象，是有利于将整个国家团结在一起的。当主流意识建立在恬不知耻的追求自利的基础上时，这一方法尤其奏效。通过对恐怖主义宣战，布什总统获得了他原本正缺乏的用于实现其目标的授权。布什政府在刻意地制造恐慌，因为这将使整个国家都紧紧地追随在总统身后。罗斯福总统曾说过“惟一值得我们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显然现在我们已经走过头了。
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包括对伊战争——不能作为我们外交政策的引导原则。如果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决定了世界日程的那个国家——只着眼于自我保护的话，这个世界将变成什么样？如果人类要取得进步，美国就必须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作为全球开放社会的领导者并不能保护美国免受恐怖主义的袭击。但是承担起一个建设性的角色将会使我们受到世界的尊重和支持，这将使打击恐怖主义的任务变得简单。
布什关于美国霸权的设想不仅是无根据和难于存续的，而且也是同美国的价值观相抵触的。我们是开放社会，开放社会的原则体现在独立宣言之中。我们的民主机构受到宪法的保护。我们的行政部门中存在着极右思想的事实并不会将我们转变成集权主义的独裁国家。我们的制度中存在着各种约束和均衡机制，总统必须获得人民的支持。我寄希望于我们的人民。但是最后必须指出，开放社会的存续有赖于生活在其中的人坚信开放社会的理念。
(本文是索罗斯先生2003年3月7日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奈兹高等国际研究学院所做的演讲。作者授权本刊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发表。)
译者注：约瑟夫·奈，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曾担任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软权力”是指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通过吸引而非强制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的能力，即“罗致行为能力”，是约瑟夫·奈在《注定领导：美国力量变化了的特性》一书中提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