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缴获的毒品已占世界毒品缴获量的50%以上--聚焦中国 ...

来源：百度文库编辑：超级军网时间：2024/04/25 15:30:29

http://news.sina.com.cn/c/2004-09-24/ba4415895.shtml
聚焦中国西部毒品死亡游戏毒贩渗入政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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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9月24日15:18 瞭望东方周刊西部毒品死亡游戏
　　中国缴获的毒品已占世界毒品缴获量的50%以上


　　中国累计登记在册吸毒人员达105万人，35岁以下的吸毒人口占72.2%
　　中国西部地区人口占全国人口的28%，但吸毒人口占全国的52%
　　不解决西部毒品问题，就无以根治中国毒患
　　“要是弄不好，我们就都得死。”线人老臧(化名)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
　　2004年7月9日,从兰州出发,经过20个小时长达700余公里车程的颠簸，《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跟随老臧来到了位于甘南高原的一处山区村落。
　　事先，经老臧再三要求，记者答应不披露其真实姓名和毒品具体种植地点──这是一条规则。
　　“这里，只要有山林的地方就有罂粟。具体地点并不重要，但说出去了，对我的人身安全却很要紧。”到达要去的村落后，老臧指着绵延不断的群山说。
　　一个多月前，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西部地区毒品犯罪对全国禁毒工作的影响研究》报告经数年努力，终告完成。报告披露了西部贩毒的种种“游戏规则”。《瞭望东方周刊》遂决定前往毒害重灾区甘肃采访。
　　“落了单就会被灭口”
　　7月10日清晨6时，老臧和另一位向导背着一天的干粮和水带领记者上山。
　　山路逼仄,下方即是沟深水急的白龙江峡谷，让人望而生畏。经过8个小时在山林中的艰难攀爬，下午2时许，终于在接近山顶的地方找到了种毒者用枯枝铺成的休息地，这表明，罂粟地就在附近。
　　此地海拔高度超过4000米，记者因为高原反应而大口喘气，双臂也被森林荆棘划破。老臧说:“兰州或者县上来查毒的官员有多少人能冒着危险吃这份苦呢?何况他们根本不知道路，在山里几天几夜也找不着。”
　　“有一次缉毒队曾试图上山，种毒的人从山上扔几块石头就把他们吓回去了。从此，就在下面村子里开个会，吃顿饭，传达精神就完事了。”
　　越过种毒者用伐倒的树干设置的藩篱，一块近一亩的罂粟地便一览无余地展现在眼前。除了一片地刚刚出苗以外，其余长满了半米多高的罂粟。向导说，这些罂粟还要过半个月才能开花，一个月后就能收割生浆，用来制鸦片。
　　向导说:“像这样的地，在整个甘南的山区少说也有1000亩。这都算小的。”
　　记者取出相机正要拍照，罂粟地的另一头忽然有一个人影蹿动。老臧赶紧让记者趴下，他和向导用当地话向对方大声呼喊，直到动静消失。
　　“刚才好险，本来以为这个时候种罂粟的人应该不在。真是一场虚惊。他可能把你的相机套误认为枪套了，我们大声叫嚷才把他吓跑了。”
　　老臧说，“今天如果你落了单，就会被他灭口。深山里死一个人，没人会知道的。”老臧说，这些种毒者都有枪，来源就在本县的地下非法枪支加工厂。
　　在接下来的半小时里,《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又接连发现了两块半亩大小的罂粟地。怕再生变故,记者决定在天黑前下山。
　　一天时间里所能调查的,不过是冰山一角。难以尽数的山巅在视野中环峙,如果不是身临其境,很难想像,当年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如今已成为罂粟种植的渊薮。
　　“离我们这10多公里的邻村，那时候才厉害，生产队长带着全村人种植，光队长一家就种了6亩地，整个村子有上百亩，这样大规模地连续种植了4年，而且就种在离公路仅几百米的山沟里。”
　　“前年有个队长带着他卖鸦片挣下的几百万元逃跑了，公安来抓人的时候，整个村的男丁几乎都被抓走了。”一位村民对记者说。
　　《西部地区毒品犯罪对全国禁毒工作的影响研究》报告称，甘肃、内蒙古、新疆、云南、四川等省区非法种植罂粟、大麻等毒品原植物的情况非常严重。据统计，甘肃省在1988年发现有6个县市非法种植罂粟，到1996年发现有14个县市非法种植罂粟，而内蒙古非法种植的罂粟面积在高峰期间竟然高达5000亩。
　　报告称，据统计，1999年全国共铲除非法种植的罂粟1547.6万株，比1998年增加了1.64倍。2002年甘肃全省查处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案件37起，铲除毒品原植物89387株。
　　“千万不能照相,否则我们一个都出不去”
　　2004年7月20日,甘肃省省会兰州市。
　　5年前，当《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认识“大黄”的时候，他还只是兰州市城关区一个不太入流的毒贩。“大黄”大专毕业没几年，找不到称心工作，开始贩毒。
　　5年后，“大黄”身边已经有“小弟”了。圈内人说，“这几年大黄做毒品发了。现在查得这么紧，他手上居然还有‘货’。”
　　然而，这个时候有“货”不一定是件好事，特别是一旦让别人知道了。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大黄”一反常态，开始“教育”记者:“我也知道你想从我这儿了解一些情况。但毒品害人害己害社会啊!我早就不干了，这几年从来不沾。”
　　“你不知道吧，政府打得再厉害，就算从现在1克毒品都不进来，兰州的存量依然能维持这个市场3年。”不经意间，大黄仍然透露出他对兰州毒品市场的熟稔，他提醒道，“毒品的事，比你想像的要复杂得多，深得多，你最好别碰!我是出于你的安全考虑。”
　　临走时，“大黄”扔下一句狠话，“要是你还不识时务，你就继续调查吧，会有人把你做得冰冰的(兰州话:把你弄死)!”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将“大黄”关于兰州毒品储量的说法向多位专家求证，专家说:“兰州的贩毒网，网络广，根基深，为害久。有一点可以肯定，缴获的毒品只占市场流通毒品的少数。”
　　随后，记者通过关系，被领到一个黑社会毒枭的家中。记者装成是到兰州来旅游的，想搞点毒品玩玩。此人负责向兰州好几个场子提供毒品。但他回答说:“最近不能出货，得过几天。”
　　兰州市和省内其他几个城市的一些公共娱乐场所，特别是一些“酒吧”、“迪吧”和“夜总会”，均发现了摇头丸、K粉等新型毒品。它们大有取代海洛因等传统毒品的趋势。
　　7月20日晚，兰州公安系统的3位干警带着《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来到城关区一家有名的夜总会。进门前，他们特地关照记者把相机放入包中，“这家夜总会很有背景，我们去年专项整治时，都不能端掉它。你千万不能照相，否则我们4个一个都出不去!”
　　尽管记者对兰州市诸多夜总会贩卖毒品大胆猖獗早有耳闻，但是此话由公安人员说出，仍让人吃惊。
　　坐定后，就发现有可疑人员跟着坐在我们后面的桌子。“他是这个夜总会看场子的，在监视我们。可能发现你不像普通客人，他们产生了怀疑。”公安耳语指点。
　　12点，大厅表演的节目结束后，全场开始劲歌热舞。“这个时候，就是摇头丸等毒品吸食的高发时段。吸食完的客人可以这样high(兴奋)一晚上。”公安说。
　　记者并没有观察到毒品买卖的异常情况。借假装酒醉上厕所由服务生搀扶之机，记者试探询问。服务生在接过小费后告诉记者:“现在风声紧，我们这里不是熟客是不卖的。先生不如开个包房，里头的服务就多了。”
　　由于担心已经暴露，公安带着记者转移到兰州市工人文化宫附近的另一家夜总会。一位自称是经理的女子表示，“一般我们是不卖的，但是如果你们消费到2000元，我们可以提供(毒品)。”
　　《西部地区毒品犯罪对全国禁毒工作的影响研究》报告称，西部5个省(区)、9个县(区)被国家禁毒委员会和公安部确定为毒品犯罪重点整治地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地方存在非常突出的吸、制、贩毒品问题，并且严重妨碍了全国的禁毒工作。
　　三甲集:中国最大毒品集散地之一
　　2004年7月6日，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广河县三甲集镇。
　　三甲集距离兰州86公里,是兰州通往四川、青海的交通要道,号称“西北第一集”,是西北重要的茶叶、皮毛和牲畜交易之地。
　　临夏回族自治州的东乡县和广河县都已被国家禁毒委员会和公安部列为全国毒品问题重点整治地区。三甲集镇曾被美国《时代》周刊称为中国最大的毒品集散地之一。三甲集的毒品吞吐量一度是非常惊人的，以车皮而非人次计算。
　　“上世纪90年代去三甲集卧底抓毒贩，看样品时，毒贩随便就从口袋里拿出一大包。”张立峰回忆道，“现在大有改观，但毒情还是很复杂。”张立峰是临夏州康乐县缉毒大队大队长，刚被授予“五一”劳动奖章。
　　广河县政法委的官员介绍说，今年5月三甲集抓了9个毒贩，这和以前比起来已经是“少得可怜了”。
　　如今，临夏的贩毒活动更为隐蔽，走私贩运大宗毒品的案件时有发生，而毒品消费市场则转以零包贩卖为主。
　　“如果是外人，在三甲集一眼就被认出了，根本打不进去。”曾经和当地毒贩交锋过的张立峰说。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由于受经费和机制限制，临夏的缉毒工作至今未形成有效情报获取渠道。
　　值得注意的是，毒品地下销售网络仍然没有被摧毁,大的毒枭和贩毒团伙没有得到伤筋动骨的打击。最近,在北京、上海、江苏、新疆等地破获的多起贩卖“公斤级”海洛因的案件,都与临夏籍毒贩有关。
　　“外省破获的贩毒特大案件，凡是那些姓马的大毒枭，十有八九是我们临夏人。”临夏州禁毒委官员马小龙说。今年6月25日，制造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市最大贩毒案的年轻女毒枭马秀琴被执行死刑。马即是临夏东乡人。
　　甘肃政法学院公安分院副院长李波阳教授是《西部地区毒品犯罪对全国禁毒工作的影响研究》报告的执笔者。他说，近年来，为了逃避公安机关的缉查，毒品犯罪分子通过亲情、乡情和内部帮规组成了更为严密的贩毒组织，“枪毒同流”，“毒黑交织”，对抗侦查打击的能力不断提高;毒贩充分利用航空、铁路、公路等进行立体式贩毒;在贩毒方法上，采用伪装身份、人货分离、雇人携带、遥控指挥，藏毒方式非常隐秘，伎俩不断翻新。
　　“杀了老子儿子干，杀了丈夫妻子干”
　　无论临夏的三甲集、甘南毒品种植地或者兰州，都只是甘肃和中国西部毒品犯罪的一个缩影。
　　甘肃与新疆、宁夏、内蒙三个自治区及陕西、四川、青海三省接界，并与蒙古共和国接壤。从阿拉伯“金新月”毒品产地往中国东部地区的毒品贸易路线，从印度经过西藏的部分毒品，从云南及“金三角”经欧亚大陆桥的毒品都经过甘肃。
　　“其实，甘肃在解放前就是国际国内贩毒的重要通道，河西走廊当时已从丝绸之路沦为鸦片之路，我太爷爷那时就是玉门首屈一指的毒枭。有些毒贩家族几代就是干这个的。”一位当地人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甘肃地区地处北纬30度至50度之间,属于干旱半干旱地区,非常适合罂粟和麻黄草等毒品原植物的生长。由于历史渊源,种植、吸食毒品在甘肃及其周边青海、四川、宁夏、内蒙等地的许多山区代代相承。
　　初步估算，在甘南和临夏，一亩地能够种近1万株罂粟，这里的收购价为1亩地2万-3万元。甘南得益于得天独厚的气候和地理因素，罂粟一年能产3季。也就是说，只要村民一年种上一亩三分地的罂粟，就能进账10万元，这对于年人均收入只有1000元的当地村民来说无疑是一种难以抗拒的诱惑。
　　知情人向《瞭望东方周刊》透露，甘南的罂粟主要由临夏人到甘南山区当地收购，然后和临夏产的罂粟一起卖到甘谷县和岷县再加工成粗制海洛因，俗称“黄皮”，然后销往全省各地，部分贩卖到其他省份。据说，陕西铜川一带和内蒙一些地方的隐君子一直爱抽甘肃产的“黄皮”，戏称为“绿色食品”。
　　一些毒贩发财之后，“荣归故里”、“大宴宾客”，成了当地农村的“英雄”、“榜样”，使无数贫困农民蹈其覆辙。而吸毒则又导致贫困。
　　临夏当地流传“下云南上前线(东部)，一来一去几十万，杀了脑袋也情愿”的说法，甚至出现了“杀了老子儿子干，杀了丈夫妻子干”的家族性贩毒现象。-
　　死神徘徊在伊宁街头
　　新疆伊宁市琼库勒克街道办事处辖区是毒情重灾区。在街道办南面山坡上有近千亩的坟地，杂草丛生的坟场间丢弃的注射器不时可见。
　　琼库勒克街道办事处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有530多名，辖区内因吸毒感染艾滋病毒者有600多人，3年间已累计死亡79人。
　　在伊宁市胜利街三巷79号，《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吸毒者古丽纳尔家看到:昏暗的屋里恶臭难闻，躺在炕上的女吸毒者形容枯槁，不停地抽搐，其年迈的母亲和6岁的女儿惊恐地守在一边。
　　琼库勒克街道办事处政法书记谢明称，粗略估算，社区内每一个登记在册的吸毒者后面就有6个没有登记的吸毒者，而且因为共用注射器和性传播，吸毒者中大多数感染了艾滋病毒。
　　当地居民告诉记者，在巴哈尔街、吉拉街、墩街交叉路口，每到傍晚就成了吸毒、贩毒人员的交易市场，现场近乎半公开。
　　受父亲影响，拜和提居委会15岁的阿不都拉既吸毒又贩毒;幸福街8巷48号的铁力瓦尔地不仅自己贩毒，还指使上小学的14岁儿子参与贩毒。
　　今年初，伊宁市3个主要毒品危害区开始实施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合作项目，主要是向吸毒者发放和回收注射器，以减少交叉感染。在幸福大街的一个发放点，自3月26日至6月中旬，发出针管1300多个，收回的却多达1万个。
　　伊宁市公安局今年2月组建了缉毒大队，缉毒专案人员增加到12人，但他们要对付的毒贩和吸毒人员却多达数千名。《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曹恒志／新疆伊宁报道
消除中国毒患的关键
　　　　中国严峻的禁毒形势主要是受到西部地区毒品违法犯罪问题的严重影响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部地区毒品犯罪对全国禁毒工作的影响研究》报告最近由甘肃政法学院和甘肃省公安厅、重庆市公安局、昆明市公安局、贵阳市公安局共同完成。
　　　　这份报告,经历数年调查和研究,是目前中国关于西部毒患的第一个详尽报告。
　　　　报告的完成，对于根治西部毒害，对于中国实现全面禁毒、安顿西部、维护国家统一、实现全面小康，以及促进国际禁毒事业、维护世界和平，有着重要的意义。
　　　　中国面临异常严峻的禁毒形势
　　　　2002年，中国涉毒县(市、区)有2148个，占全国2863个县(市、区)的75%，比2001年增加了97个。
　　　　2003年,全国累计登记在册吸毒人员达105万人。青少年、社会闲散人员和流动人口已成为中国吸毒的高危人群。全国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中,35岁以下的占72.2%。
　　　　如果全国人口按13亿计算,则2003年中国累计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占全国人口的0.81‰;如果按吸毒人员显隐比例1∶4至1∶7推算，估计中国目前的吸毒者数量可能在420万至735万之间，占全国人口的3.2‰至5.7‰。
　　　　2003年,中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9.4万起,比去年下降22%;抓获毒品犯罪分子6.37万名，比去年下降29%;缴获海洛因9535公斤,比去年上升2.5%,鸦片905.4公斤,同比下降25.8%,冰毒5830公斤，同比上升82.76%,摇头丸40.9万粒,同比下降86.3%,易制毒化学品72.8吨,同比下降75.7%;阻止企图非法出口的易制毒化学品3490.8吨,比上年增长52.56%;铲除非法种植罂粟703万余株，大麻355万余株。
　　　　中国严峻的禁毒形势主要是受到西部地区毒品违法犯罪问题的严重影响。要根治中国毒患，解决西部毒品问题，便成为了关键。
　　　　西部基本毒情
　　　　本项目的西部地区是指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所包含的大西部，即广西壮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5个民族自治区和云南省、贵州省、四川省、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6个省以及重庆直辖市共12个省、市、自治区。
　　　　西部地区人口3.48亿，约占全国人口的28.6%，土地面积686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土地面积的71.4%。
　　　　一度被国家禁毒委员会确定为毒品危害严重的6个省区中西部地区占了5个(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四川省、甘肃省)，被国家禁毒委员会和公安部确定为毒品问题重点整治的13个地区中，西部地区占了8个(云南省的巍山县、贵州省的六盘水市、四川省的凉山州、甘肃省的临夏州东乡县和广河县、陕西省的潼关县和西安市的新城区、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同心县)。
　　　　西部毒情有以下几个特点:
　　　　●吸毒人员多,涉毒案件多。据统计,2002年1月1日至11月30日,全国累计收戒吸毒人员252597名,而西部诸省区累计收戒吸毒人员(未统计西藏自治区)132187名,超过全国吸毒人数的52%;全国破获毒品刑事案件112900起，而西部诸省区破获毒品刑事案件48443起，占全国破获案件的43%;全国缴获毒品海洛因8685.46公斤，而西部地区缴获的毒品海洛因为7258.69公斤，占全国缴获总量的84%。
　　　　●走私出境麻黄素和其他易制毒化学品活动猖獗。麻黄素是制造冰毒的主要原料，可从天然植物麻黄草中提炼而成。中国西部地区的内蒙古、新疆、甘肃、宁夏、青海等处在北纬30度至50度之间的干旱、半干旱地区，是麻黄草的主要产地。受国际毒情变化的影响，近年来从中国西部地区向“金三角”地区、“金新月”地区以及东南沿海地区走私易制毒化学品的犯罪活动都非常严重，而且还出现了国外企业以合法贸易手段骗购中国易制毒化学品的案件。
　　　　●一些地区沦为毒品过境和消费的集散地、中转站。一方面，西部地区处在“金三角”和“金新月”地区的毒品向东部地区乃至海外地区走私贩运的前沿阵地，“过境型”贩毒活动有增无减;另一方面，这种毒源地、消费地“两头在外”，“借道中国”的贩毒活动不仅导致中国毒品犯罪数量的增加，而且导致已被中国禁绝的吸毒现象死灰复燃，致使中国的毒品犯罪类型由原来单一的“过境型”变为“生产”、“过境”、“消费”并存。
　　　　●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的主要地区。内蒙古、新疆、云南、四川、甘肃等省区非法种植罂粟、大麻等毒品原植物的情况都非常严重。
　　　　西部毒品犯罪泛滥的七大原因
　　　　●历史原因
　　　　中国毒品犯罪危害严重的西南、西北地区恰恰是历史上烟毒危害最烈的地区。从目前毒品违法犯罪严重泛滥的地区来看，大都是旧社会毒品盛行的地区。在一些偏远、落后的地区，种植、吸食毒品相沿成习，毒品违法犯罪现象始终没有根除，甚至有部分人认为种植、贩卖毒品是上辈传下来维持生计的本领而不是犯罪。
　　　　●国际原因
　　　　20世纪80年代，国际毒潮再度泛滥，“金三角”地区的毒品销往中国港、澳地区及欧、美的海上通道和空中走廊受阻，而此时中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国际贩毒集团和贩毒分子趁机向中国西部渗透，开辟所谓的“中国通道”，将毒品销往香港、澳门、欧洲、美洲等地，使得西部地区成为毒品犯罪的重灾区。
　　　　●经济原因
　　　　贩毒、制毒、种植毒品原植物、走私贩运易制毒化学品均有暴利可图，是刺激毒品犯罪滋长蔓延的一个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西北地区的深层次问题──贫穷,是导致西北地区毒品犯罪上升的原因之一。西北地区经济落后,而毒品问题严重地区又多为西北的贫困地区,人民群众长期被贫困困扰,一些人把贩毒作为脱贫致富的出路,形成了“贫困──贩毒──吸毒──再贫困──再贩毒”的怪圈。
　　　　●地理原因
　　　　世界毒品生产主要集中在“金三角”、“金新月”、“银三角”三个地区，而与西北地区地理距离较近的就有两个，即“金三角”和“金新月”，这两个地区生产的海洛因，几乎垄断了全球的海洛因非法贸易市场。中国的云南、广西紧邻“金三角”地区，新疆紧邻“金新月”地区，西藏与尼泊尔和印度在地理距离上联系密切，由于这种特殊的地缘关系，致使“金三角”、“金新月”地区的毒品绝大多数从中国西南、西北陆地边境进入而后转销境外。
　　　　●法律原因
　　　　经过上世纪50年代的禁毒运动，中国毒品犯罪基本上被消灭，国家原有的禁毒机构也相应撤销。从此，对毒品犯罪的监控就一直处于既无专项资金，又无专门机构的状态。
　　　　直到1990年11月，中国才成立了由18个部委参加组成的国家禁毒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国的禁毒工作，12月28日七届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禁毒的决定》，颁布了有关毒品犯罪的专门立法。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毒品犯罪有了较为完善的规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对毒品违法犯罪活动的“重点整治”工作，但仍然存在打击不力、刑事处罚不严的情况。
　　　　另一方面，没有从根本上摧毁从事贩毒活动的经济基础。在司法实践中，在判处犯罪分子死刑时，虽然并处没收财产，但一般不写明没收财产的数额;在判处犯罪分子徒刑时，虽并处罚金，但未写明罚金数额。这些情况造成犯罪分子的财产如存款、房子、车辆等未得到彻底罚没，致使一些人产生了“杀了我一个，幸福全家人，甚至几代人”的念头。
　　　　●文化原因
　　　　被国家禁毒委员会和公安部确定为毒品问题重点整治的西部省区，大多经济、文化落后，群众受教育程度低，法律意识淡薄，部分群众对盗窃、抢劫等犯罪深恶痛绝，但对贩毒行为不以为然;还有一些人认为只有贩毒，才是惟一的生财之道;许多贩毒者还存在一定的侥幸心理。
　　　　●经费原因
　　　　被国家禁毒委员会和公安部确定为毒品问题重点整治的地区财力都十分困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经费不足的问题，禁毒装备及设施不足和落后，远远不能满足禁毒工作的需要;民警长期超负荷工作，疲于应付日益繁重的禁毒任务，缉毒队伍未得到有计划的培训和轮训，技战术水平相对滞后，这些都严重制约和影响了禁毒工作的效率。
　　　　解决西部毒品问题的对策设计
　　　　●加强西部地区与周边国家的禁毒合作
　　　　中国西部邻国和地区毒源地的大量存在，决定了中国西部地区乃至全国毒品犯罪的复杂性，若只单一地采取国内禁毒措施，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要使国内的禁毒工作成就明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加强国际禁毒合作，将境外“除源断流”工作和国内“堵源截流”工作结合起来，在“四禁并举”、“标本兼治”、“严格执法”的禁毒方针下，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毒品犯罪问题。
　　　　●构建西部地区禁吸戒毒网络
　　　　从“包头模式”到“外循环转内循环”的农场式康复化新思路，抓住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建设西部地区特色戒毒场所，彻底减少社会面上的吸毒人员数量，并且力争做到社会面上无失控吸毒人员，最大限度地实现萎缩毒品消费市场的目的;加强预防教育，提高全民防毒拒毒意识，并重点针对那些易染毒的高危人群，组织、动员各方面力量采取相应的管理、帮教等措施，杜绝新吸毒人员的滋生;规范禁吸戒毒体制，加大戒吸力度;全面进行综合治理，遏制毒品犯罪，清除毒品的卖方市场。
　　　　●加强西部各省区的禁毒协作，加大惩治力度
　　　　要突出禁毒情报协作，加强公开查缉力度，提高公开查缉的效率，加大缉禁毒工作的人力投入和科技投入，扩大情报线索来源，提高对毒品犯罪的发现能力，建立人力、缉毒犬、仪器设备、情报信息等有机结合的查缉体系。
　　　　●落实“禁种、禁制”工作
　　　　既要严格查禁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对违法种植重点地区要组织力量进行彻底的铲毒活动，又要对制毒犯罪活动进行坚决打击。将宣传教育、替代种植、惩罚打击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对西部各省区易制毒化学品的生产、使用状况的调查，建立完善的规章制度，严格掌握控制易制毒化学品、麻黄素以及精神药品和麻醉品的产、供、销环节，从中发现案件线索，做到“露头就打、一查到底”，绝不允许制毒活动在各省区内出现。文／李波阳
从“金三角”到“金新月”
　　　　“金三角”地区和“金新月”两大毒源地的存在已成为影响中国西部乃至全国毒品违法犯罪起伏变化的主要原因


　　　　西部地区的云南、甘肃两省和广西、西藏、新疆、内蒙古4个民族自治区与周边国家有着17571公里的陆地边界线，占全国陆地边界线总长的80%，沿界与14个国家接壤。
　　　　与西部省区毗邻的“金三角”地区和“金新月”两大毒源地的存在，已成为影响中国西部乃至全国毒品违法犯罪起伏变化的主要原因。
　　　　至此，古代历史上从云南到中原内地以茶叶贸易著名的“茶马古道”，以及横跨欧亚大陆、绵延7000余公里以丝绸贸易著名的“丝绸之路”，都终究未能逃出毒品的魔爪。
　　　　“金三角”危害最为严重
　　　http://news.sina.com.cn/c/2004-09-24/ba4415895.shtml
聚焦中国西部毒品死亡游戏毒贩渗入政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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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9月24日15:18 瞭望东方周刊西部毒品死亡游戏
　　中国缴获的毒品已占世界毒品缴获量的50%以上


　　中国累计登记在册吸毒人员达105万人，35岁以下的吸毒人口占72.2%
　　中国西部地区人口占全国人口的28%，但吸毒人口占全国的52%
　　不解决西部毒品问题，就无以根治中国毒患
　　“要是弄不好，我们就都得死。”线人老臧(化名)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
　　2004年7月9日,从兰州出发,经过20个小时长达700余公里车程的颠簸，《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跟随老臧来到了位于甘南高原的一处山区村落。
　　事先，经老臧再三要求，记者答应不披露其真实姓名和毒品具体种植地点──这是一条规则。
　　“这里，只要有山林的地方就有罂粟。具体地点并不重要，但说出去了，对我的人身安全却很要紧。”到达要去的村落后，老臧指着绵延不断的群山说。
　　一个多月前，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西部地区毒品犯罪对全国禁毒工作的影响研究》报告经数年努力，终告完成。报告披露了西部贩毒的种种“游戏规则”。《瞭望东方周刊》遂决定前往毒害重灾区甘肃采访。
　　“落了单就会被灭口”
　　7月10日清晨6时，老臧和另一位向导背着一天的干粮和水带领记者上山。
　　山路逼仄,下方即是沟深水急的白龙江峡谷，让人望而生畏。经过8个小时在山林中的艰难攀爬，下午2时许，终于在接近山顶的地方找到了种毒者用枯枝铺成的休息地，这表明，罂粟地就在附近。
　　此地海拔高度超过4000米，记者因为高原反应而大口喘气，双臂也被森林荆棘划破。老臧说:“兰州或者县上来查毒的官员有多少人能冒着危险吃这份苦呢?何况他们根本不知道路，在山里几天几夜也找不着。”
　　“有一次缉毒队曾试图上山，种毒的人从山上扔几块石头就把他们吓回去了。从此，就在下面村子里开个会，吃顿饭，传达精神就完事了。”
　　越过种毒者用伐倒的树干设置的藩篱，一块近一亩的罂粟地便一览无余地展现在眼前。除了一片地刚刚出苗以外，其余长满了半米多高的罂粟。向导说，这些罂粟还要过半个月才能开花，一个月后就能收割生浆，用来制鸦片。
　　向导说:“像这样的地，在整个甘南的山区少说也有1000亩。这都算小的。”
　　记者取出相机正要拍照，罂粟地的另一头忽然有一个人影蹿动。老臧赶紧让记者趴下，他和向导用当地话向对方大声呼喊，直到动静消失。
　　“刚才好险，本来以为这个时候种罂粟的人应该不在。真是一场虚惊。他可能把你的相机套误认为枪套了，我们大声叫嚷才把他吓跑了。”
　　老臧说，“今天如果你落了单，就会被他灭口。深山里死一个人，没人会知道的。”老臧说，这些种毒者都有枪，来源就在本县的地下非法枪支加工厂。
　　在接下来的半小时里,《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又接连发现了两块半亩大小的罂粟地。怕再生变故,记者决定在天黑前下山。
　　一天时间里所能调查的,不过是冰山一角。难以尽数的山巅在视野中环峙,如果不是身临其境,很难想像,当年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如今已成为罂粟种植的渊薮。
　　“离我们这10多公里的邻村，那时候才厉害，生产队长带着全村人种植，光队长一家就种了6亩地，整个村子有上百亩，这样大规模地连续种植了4年，而且就种在离公路仅几百米的山沟里。”
　　“前年有个队长带着他卖鸦片挣下的几百万元逃跑了，公安来抓人的时候，整个村的男丁几乎都被抓走了。”一位村民对记者说。
　　《西部地区毒品犯罪对全国禁毒工作的影响研究》报告称，甘肃、内蒙古、新疆、云南、四川等省区非法种植罂粟、大麻等毒品原植物的情况非常严重。据统计，甘肃省在1988年发现有6个县市非法种植罂粟，到1996年发现有14个县市非法种植罂粟，而内蒙古非法种植的罂粟面积在高峰期间竟然高达5000亩。
　　报告称，据统计，1999年全国共铲除非法种植的罂粟1547.6万株，比1998年增加了1.64倍。2002年甘肃全省查处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案件37起，铲除毒品原植物89387株。
　　“千万不能照相,否则我们一个都出不去”
　　2004年7月20日,甘肃省省会兰州市。
　　5年前，当《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认识“大黄”的时候，他还只是兰州市城关区一个不太入流的毒贩。“大黄”大专毕业没几年，找不到称心工作，开始贩毒。
　　5年后，“大黄”身边已经有“小弟”了。圈内人说，“这几年大黄做毒品发了。现在查得这么紧，他手上居然还有‘货’。”
　　然而，这个时候有“货”不一定是件好事，特别是一旦让别人知道了。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大黄”一反常态，开始“教育”记者:“我也知道你想从我这儿了解一些情况。但毒品害人害己害社会啊!我早就不干了，这几年从来不沾。”
　　“你不知道吧，政府打得再厉害，就算从现在1克毒品都不进来，兰州的存量依然能维持这个市场3年。”不经意间，大黄仍然透露出他对兰州毒品市场的熟稔，他提醒道，“毒品的事，比你想像的要复杂得多，深得多，你最好别碰!我是出于你的安全考虑。”
　　临走时，“大黄”扔下一句狠话，“要是你还不识时务，你就继续调查吧，会有人把你做得冰冰的(兰州话:把你弄死)!”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将“大黄”关于兰州毒品储量的说法向多位专家求证，专家说:“兰州的贩毒网，网络广，根基深，为害久。有一点可以肯定，缴获的毒品只占市场流通毒品的少数。”
　　随后，记者通过关系，被领到一个黑社会毒枭的家中。记者装成是到兰州来旅游的，想搞点毒品玩玩。此人负责向兰州好几个场子提供毒品。但他回答说:“最近不能出货，得过几天。”
　　兰州市和省内其他几个城市的一些公共娱乐场所，特别是一些“酒吧”、“迪吧”和“夜总会”，均发现了摇头丸、K粉等新型毒品。它们大有取代海洛因等传统毒品的趋势。
　　7月20日晚，兰州公安系统的3位干警带着《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来到城关区一家有名的夜总会。进门前，他们特地关照记者把相机放入包中，“这家夜总会很有背景，我们去年专项整治时，都不能端掉它。你千万不能照相，否则我们4个一个都出不去!”
　　尽管记者对兰州市诸多夜总会贩卖毒品大胆猖獗早有耳闻，但是此话由公安人员说出，仍让人吃惊。
　　坐定后，就发现有可疑人员跟着坐在我们后面的桌子。“他是这个夜总会看场子的，在监视我们。可能发现你不像普通客人，他们产生了怀疑。”公安耳语指点。
　　12点，大厅表演的节目结束后，全场开始劲歌热舞。“这个时候，就是摇头丸等毒品吸食的高发时段。吸食完的客人可以这样high(兴奋)一晚上。”公安说。
　　记者并没有观察到毒品买卖的异常情况。借假装酒醉上厕所由服务生搀扶之机，记者试探询问。服务生在接过小费后告诉记者:“现在风声紧，我们这里不是熟客是不卖的。先生不如开个包房，里头的服务就多了。”
　　由于担心已经暴露，公安带着记者转移到兰州市工人文化宫附近的另一家夜总会。一位自称是经理的女子表示，“一般我们是不卖的，但是如果你们消费到2000元，我们可以提供(毒品)。”
　　《西部地区毒品犯罪对全国禁毒工作的影响研究》报告称，西部5个省(区)、9个县(区)被国家禁毒委员会和公安部确定为毒品犯罪重点整治地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地方存在非常突出的吸、制、贩毒品问题，并且严重妨碍了全国的禁毒工作。
　　三甲集:中国最大毒品集散地之一
　　2004年7月6日，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广河县三甲集镇。
　　三甲集距离兰州86公里,是兰州通往四川、青海的交通要道,号称“西北第一集”,是西北重要的茶叶、皮毛和牲畜交易之地。
　　临夏回族自治州的东乡县和广河县都已被国家禁毒委员会和公安部列为全国毒品问题重点整治地区。三甲集镇曾被美国《时代》周刊称为中国最大的毒品集散地之一。三甲集的毒品吞吐量一度是非常惊人的，以车皮而非人次计算。
　　“上世纪90年代去三甲集卧底抓毒贩，看样品时，毒贩随便就从口袋里拿出一大包。”张立峰回忆道，“现在大有改观，但毒情还是很复杂。”张立峰是临夏州康乐县缉毒大队大队长，刚被授予“五一”劳动奖章。
　　广河县政法委的官员介绍说，今年5月三甲集抓了9个毒贩，这和以前比起来已经是“少得可怜了”。
　　如今，临夏的贩毒活动更为隐蔽，走私贩运大宗毒品的案件时有发生，而毒品消费市场则转以零包贩卖为主。
　　“如果是外人，在三甲集一眼就被认出了，根本打不进去。”曾经和当地毒贩交锋过的张立峰说。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由于受经费和机制限制，临夏的缉毒工作至今未形成有效情报获取渠道。
　　值得注意的是，毒品地下销售网络仍然没有被摧毁,大的毒枭和贩毒团伙没有得到伤筋动骨的打击。最近,在北京、上海、江苏、新疆等地破获的多起贩卖“公斤级”海洛因的案件,都与临夏籍毒贩有关。
　　“外省破获的贩毒特大案件，凡是那些姓马的大毒枭，十有八九是我们临夏人。”临夏州禁毒委官员马小龙说。今年6月25日，制造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市最大贩毒案的年轻女毒枭马秀琴被执行死刑。马即是临夏东乡人。
　　甘肃政法学院公安分院副院长李波阳教授是《西部地区毒品犯罪对全国禁毒工作的影响研究》报告的执笔者。他说，近年来，为了逃避公安机关的缉查，毒品犯罪分子通过亲情、乡情和内部帮规组成了更为严密的贩毒组织，“枪毒同流”，“毒黑交织”，对抗侦查打击的能力不断提高;毒贩充分利用航空、铁路、公路等进行立体式贩毒;在贩毒方法上，采用伪装身份、人货分离、雇人携带、遥控指挥，藏毒方式非常隐秘，伎俩不断翻新。
　　“杀了老子儿子干，杀了丈夫妻子干”
　　无论临夏的三甲集、甘南毒品种植地或者兰州，都只是甘肃和中国西部毒品犯罪的一个缩影。
　　甘肃与新疆、宁夏、内蒙三个自治区及陕西、四川、青海三省接界，并与蒙古共和国接壤。从阿拉伯“金新月”毒品产地往中国东部地区的毒品贸易路线，从印度经过西藏的部分毒品，从云南及“金三角”经欧亚大陆桥的毒品都经过甘肃。
　　“其实，甘肃在解放前就是国际国内贩毒的重要通道，河西走廊当时已从丝绸之路沦为鸦片之路，我太爷爷那时就是玉门首屈一指的毒枭。有些毒贩家族几代就是干这个的。”一位当地人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甘肃地区地处北纬30度至50度之间,属于干旱半干旱地区,非常适合罂粟和麻黄草等毒品原植物的生长。由于历史渊源,种植、吸食毒品在甘肃及其周边青海、四川、宁夏、内蒙等地的许多山区代代相承。
　　初步估算，在甘南和临夏，一亩地能够种近1万株罂粟，这里的收购价为1亩地2万-3万元。甘南得益于得天独厚的气候和地理因素，罂粟一年能产3季。也就是说，只要村民一年种上一亩三分地的罂粟，就能进账10万元，这对于年人均收入只有1000元的当地村民来说无疑是一种难以抗拒的诱惑。
　　知情人向《瞭望东方周刊》透露，甘南的罂粟主要由临夏人到甘南山区当地收购，然后和临夏产的罂粟一起卖到甘谷县和岷县再加工成粗制海洛因，俗称“黄皮”，然后销往全省各地，部分贩卖到其他省份。据说，陕西铜川一带和内蒙一些地方的隐君子一直爱抽甘肃产的“黄皮”，戏称为“绿色食品”。
　　一些毒贩发财之后，“荣归故里”、“大宴宾客”，成了当地农村的“英雄”、“榜样”，使无数贫困农民蹈其覆辙。而吸毒则又导致贫困。
　　临夏当地流传“下云南上前线(东部)，一来一去几十万，杀了脑袋也情愿”的说法，甚至出现了“杀了老子儿子干，杀了丈夫妻子干”的家族性贩毒现象。-
　　死神徘徊在伊宁街头
　　新疆伊宁市琼库勒克街道办事处辖区是毒情重灾区。在街道办南面山坡上有近千亩的坟地，杂草丛生的坟场间丢弃的注射器不时可见。
　　琼库勒克街道办事处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有530多名，辖区内因吸毒感染艾滋病毒者有600多人，3年间已累计死亡79人。
　　在伊宁市胜利街三巷79号，《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吸毒者古丽纳尔家看到:昏暗的屋里恶臭难闻，躺在炕上的女吸毒者形容枯槁，不停地抽搐，其年迈的母亲和6岁的女儿惊恐地守在一边。
　　琼库勒克街道办事处政法书记谢明称，粗略估算，社区内每一个登记在册的吸毒者后面就有6个没有登记的吸毒者，而且因为共用注射器和性传播，吸毒者中大多数感染了艾滋病毒。
　　当地居民告诉记者，在巴哈尔街、吉拉街、墩街交叉路口，每到傍晚就成了吸毒、贩毒人员的交易市场，现场近乎半公开。
　　受父亲影响，拜和提居委会15岁的阿不都拉既吸毒又贩毒;幸福街8巷48号的铁力瓦尔地不仅自己贩毒，还指使上小学的14岁儿子参与贩毒。
　　今年初，伊宁市3个主要毒品危害区开始实施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合作项目，主要是向吸毒者发放和回收注射器，以减少交叉感染。在幸福大街的一个发放点，自3月26日至6月中旬，发出针管1300多个，收回的却多达1万个。
　　伊宁市公安局今年2月组建了缉毒大队，缉毒专案人员增加到12人，但他们要对付的毒贩和吸毒人员却多达数千名。《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曹恒志／新疆伊宁报道
消除中国毒患的关键
　　　　中国严峻的禁毒形势主要是受到西部地区毒品违法犯罪问题的严重影响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部地区毒品犯罪对全国禁毒工作的影响研究》报告最近由甘肃政法学院和甘肃省公安厅、重庆市公安局、昆明市公安局、贵阳市公安局共同完成。
　　　　这份报告,经历数年调查和研究,是目前中国关于西部毒患的第一个详尽报告。
　　　　报告的完成，对于根治西部毒害，对于中国实现全面禁毒、安顿西部、维护国家统一、实现全面小康，以及促进国际禁毒事业、维护世界和平，有着重要的意义。
　　　　中国面临异常严峻的禁毒形势
　　　　2002年，中国涉毒县(市、区)有2148个，占全国2863个县(市、区)的75%，比2001年增加了97个。
　　　　2003年,全国累计登记在册吸毒人员达105万人。青少年、社会闲散人员和流动人口已成为中国吸毒的高危人群。全国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中,35岁以下的占72.2%。
　　　　如果全国人口按13亿计算,则2003年中国累计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占全国人口的0.81‰;如果按吸毒人员显隐比例1∶4至1∶7推算，估计中国目前的吸毒者数量可能在420万至735万之间，占全国人口的3.2‰至5.7‰。
　　　　2003年,中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9.4万起,比去年下降22%;抓获毒品犯罪分子6.37万名，比去年下降29%;缴获海洛因9535公斤,比去年上升2.5%,鸦片905.4公斤,同比下降25.8%,冰毒5830公斤，同比上升82.76%,摇头丸40.9万粒,同比下降86.3%,易制毒化学品72.8吨,同比下降75.7%;阻止企图非法出口的易制毒化学品3490.8吨,比上年增长52.56%;铲除非法种植罂粟703万余株，大麻355万余株。
　　　　中国严峻的禁毒形势主要是受到西部地区毒品违法犯罪问题的严重影响。要根治中国毒患，解决西部毒品问题，便成为了关键。
　　　　西部基本毒情
　　　　本项目的西部地区是指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所包含的大西部，即广西壮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5个民族自治区和云南省、贵州省、四川省、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6个省以及重庆直辖市共12个省、市、自治区。
　　　　西部地区人口3.48亿，约占全国人口的28.6%，土地面积686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土地面积的71.4%。
　　　　一度被国家禁毒委员会确定为毒品危害严重的6个省区中西部地区占了5个(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四川省、甘肃省)，被国家禁毒委员会和公安部确定为毒品问题重点整治的13个地区中，西部地区占了8个(云南省的巍山县、贵州省的六盘水市、四川省的凉山州、甘肃省的临夏州东乡县和广河县、陕西省的潼关县和西安市的新城区、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同心县)。
　　　　西部毒情有以下几个特点:
　　　　●吸毒人员多,涉毒案件多。据统计,2002年1月1日至11月30日,全国累计收戒吸毒人员252597名,而西部诸省区累计收戒吸毒人员(未统计西藏自治区)132187名,超过全国吸毒人数的52%;全国破获毒品刑事案件112900起，而西部诸省区破获毒品刑事案件48443起，占全国破获案件的43%;全国缴获毒品海洛因8685.46公斤，而西部地区缴获的毒品海洛因为7258.69公斤，占全国缴获总量的84%。
　　　　●走私出境麻黄素和其他易制毒化学品活动猖獗。麻黄素是制造冰毒的主要原料，可从天然植物麻黄草中提炼而成。中国西部地区的内蒙古、新疆、甘肃、宁夏、青海等处在北纬30度至50度之间的干旱、半干旱地区，是麻黄草的主要产地。受国际毒情变化的影响，近年来从中国西部地区向“金三角”地区、“金新月”地区以及东南沿海地区走私易制毒化学品的犯罪活动都非常严重，而且还出现了国外企业以合法贸易手段骗购中国易制毒化学品的案件。
　　　　●一些地区沦为毒品过境和消费的集散地、中转站。一方面，西部地区处在“金三角”和“金新月”地区的毒品向东部地区乃至海外地区走私贩运的前沿阵地，“过境型”贩毒活动有增无减;另一方面，这种毒源地、消费地“两头在外”，“借道中国”的贩毒活动不仅导致中国毒品犯罪数量的增加，而且导致已被中国禁绝的吸毒现象死灰复燃，致使中国的毒品犯罪类型由原来单一的“过境型”变为“生产”、“过境”、“消费”并存。
　　　　●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的主要地区。内蒙古、新疆、云南、四川、甘肃等省区非法种植罂粟、大麻等毒品原植物的情况都非常严重。
　　　　西部毒品犯罪泛滥的七大原因
　　　　●历史原因
　　　　中国毒品犯罪危害严重的西南、西北地区恰恰是历史上烟毒危害最烈的地区。从目前毒品违法犯罪严重泛滥的地区来看，大都是旧社会毒品盛行的地区。在一些偏远、落后的地区，种植、吸食毒品相沿成习，毒品违法犯罪现象始终没有根除，甚至有部分人认为种植、贩卖毒品是上辈传下来维持生计的本领而不是犯罪。
　　　　●国际原因
　　　　20世纪80年代，国际毒潮再度泛滥，“金三角”地区的毒品销往中国港、澳地区及欧、美的海上通道和空中走廊受阻，而此时中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国际贩毒集团和贩毒分子趁机向中国西部渗透，开辟所谓的“中国通道”，将毒品销往香港、澳门、欧洲、美洲等地，使得西部地区成为毒品犯罪的重灾区。
　　　　●经济原因
　　　　贩毒、制毒、种植毒品原植物、走私贩运易制毒化学品均有暴利可图，是刺激毒品犯罪滋长蔓延的一个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西北地区的深层次问题──贫穷,是导致西北地区毒品犯罪上升的原因之一。西北地区经济落后,而毒品问题严重地区又多为西北的贫困地区,人民群众长期被贫困困扰,一些人把贩毒作为脱贫致富的出路,形成了“贫困──贩毒──吸毒──再贫困──再贩毒”的怪圈。
　　　　●地理原因
　　　　世界毒品生产主要集中在“金三角”、“金新月”、“银三角”三个地区，而与西北地区地理距离较近的就有两个，即“金三角”和“金新月”，这两个地区生产的海洛因，几乎垄断了全球的海洛因非法贸易市场。中国的云南、广西紧邻“金三角”地区，新疆紧邻“金新月”地区，西藏与尼泊尔和印度在地理距离上联系密切，由于这种特殊的地缘关系，致使“金三角”、“金新月”地区的毒品绝大多数从中国西南、西北陆地边境进入而后转销境外。
　　　　●法律原因
　　　　经过上世纪50年代的禁毒运动，中国毒品犯罪基本上被消灭，国家原有的禁毒机构也相应撤销。从此，对毒品犯罪的监控就一直处于既无专项资金，又无专门机构的状态。
　　　　直到1990年11月，中国才成立了由18个部委参加组成的国家禁毒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国的禁毒工作，12月28日七届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禁毒的决定》，颁布了有关毒品犯罪的专门立法。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毒品犯罪有了较为完善的规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对毒品违法犯罪活动的“重点整治”工作，但仍然存在打击不力、刑事处罚不严的情况。
　　　　另一方面，没有从根本上摧毁从事贩毒活动的经济基础。在司法实践中，在判处犯罪分子死刑时，虽然并处没收财产，但一般不写明没收财产的数额;在判处犯罪分子徒刑时，虽并处罚金，但未写明罚金数额。这些情况造成犯罪分子的财产如存款、房子、车辆等未得到彻底罚没，致使一些人产生了“杀了我一个，幸福全家人，甚至几代人”的念头。
　　　　●文化原因
　　　　被国家禁毒委员会和公安部确定为毒品问题重点整治的西部省区，大多经济、文化落后，群众受教育程度低，法律意识淡薄，部分群众对盗窃、抢劫等犯罪深恶痛绝，但对贩毒行为不以为然;还有一些人认为只有贩毒，才是惟一的生财之道;许多贩毒者还存在一定的侥幸心理。
　　　　●经费原因
　　　　被国家禁毒委员会和公安部确定为毒品问题重点整治的地区财力都十分困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经费不足的问题，禁毒装备及设施不足和落后，远远不能满足禁毒工作的需要;民警长期超负荷工作，疲于应付日益繁重的禁毒任务，缉毒队伍未得到有计划的培训和轮训，技战术水平相对滞后，这些都严重制约和影响了禁毒工作的效率。
　　　　解决西部毒品问题的对策设计
　　　　●加强西部地区与周边国家的禁毒合作
　　　　中国西部邻国和地区毒源地的大量存在，决定了中国西部地区乃至全国毒品犯罪的复杂性，若只单一地采取国内禁毒措施，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要使国内的禁毒工作成就明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加强国际禁毒合作，将境外“除源断流”工作和国内“堵源截流”工作结合起来，在“四禁并举”、“标本兼治”、“严格执法”的禁毒方针下，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毒品犯罪问题。
　　　　●构建西部地区禁吸戒毒网络
　　　　从“包头模式”到“外循环转内循环”的农场式康复化新思路，抓住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建设西部地区特色戒毒场所，彻底减少社会面上的吸毒人员数量，并且力争做到社会面上无失控吸毒人员，最大限度地实现萎缩毒品消费市场的目的;加强预防教育，提高全民防毒拒毒意识，并重点针对那些易染毒的高危人群，组织、动员各方面力量采取相应的管理、帮教等措施，杜绝新吸毒人员的滋生;规范禁吸戒毒体制，加大戒吸力度;全面进行综合治理，遏制毒品犯罪，清除毒品的卖方市场。
　　　　●加强西部各省区的禁毒协作，加大惩治力度
　　　　要突出禁毒情报协作，加强公开查缉力度，提高公开查缉的效率，加大缉禁毒工作的人力投入和科技投入，扩大情报线索来源，提高对毒品犯罪的发现能力，建立人力、缉毒犬、仪器设备、情报信息等有机结合的查缉体系。
　　　　●落实“禁种、禁制”工作
　　　　既要严格查禁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对违法种植重点地区要组织力量进行彻底的铲毒活动，又要对制毒犯罪活动进行坚决打击。将宣传教育、替代种植、惩罚打击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对西部各省区易制毒化学品的生产、使用状况的调查，建立完善的规章制度，严格掌握控制易制毒化学品、麻黄素以及精神药品和麻醉品的产、供、销环节，从中发现案件线索，做到“露头就打、一查到底”，绝不允许制毒活动在各省区内出现。文／李波阳
从“金三角”到“金新月”
　　　　“金三角”地区和“金新月”两大毒源地的存在已成为影响中国西部乃至全国毒品违法犯罪起伏变化的主要原因


　　　　西部地区的云南、甘肃两省和广西、西藏、新疆、内蒙古4个民族自治区与周边国家有着17571公里的陆地边界线，占全国陆地边界线总长的80%，沿界与14个国家接壤。
　　　　与西部省区毗邻的“金三角”地区和“金新月”两大毒源地的存在，已成为影响中国西部乃至全国毒品违法犯罪起伏变化的主要原因。
　　　　至此，古代历史上从云南到中原内地以茶叶贸易著名的“茶马古道”，以及横跨欧亚大陆、绵延7000余公里以丝绸贸易著名的“丝绸之路”，都终究未能逃出毒品的魔爪。
　　　　“金三角”危害最为严重

“金三角”毗邻中国西南边境，地处缅、泰、老三国交界地区，总面积约15万-20万平方公里。泰国政府在这三国交界点竖立一座刻有“金三角”的纪念碑，故这一带被称为“金三角”。　　　　“金三角”是世界上最大的鸦片、海洛因类毒品生产基地，种植面积在100万亩以上，年产鸦片2650吨至2800吨，年产海洛因约200吨左右。在泰国、缅甸边境地区有50多个“冰毒”加工厂，每年可制6亿粒“冰毒”片剂。　　　　从“金三角”地区毒品的贩运路线分析，过去从该地区运往泰国后再转运到欧美和世界各地的毒品，现在已有40%经由中国转口，其转运路线主要有3条:第一条是从东缅甸至昆明至南宁至香港;第二条是从东缅甸至昆明至西部(乌鲁木齐)至哈萨克斯坦;第三条是从缅甸、老挝至越南北部(凭祥)至中国。　　　　2003年中国查获万克以上贩卖海洛因案件156起，缴获的4130公斤海洛因全部来自“金三角”地区。据亚太地区禁毒执法机构2001年的统计，中国缴获的海洛因从1995年的2375公斤增长到2001年的13200公斤，其中95%以上来自“金三角”地区。　　　　“金三角”地区是对中国威胁最大、影响最深、危害最重的境外毒源地。　　　　“金新月”威胁国家安全　　　　“金新月”毗邻中国西北部边境地区,位于西南亚的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三国交界地带,亦称“金半月湾”。由于该地区形状像一轮弯弯的月亮,故称“金新月”。　　　　“金新月”是继“金三角”之后,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一个新的毒品产地。1999年，“金新月”地区的鸦片总产量达到4600吨，占到了全球总产量的75%，一跃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鸦片产地。阿富汗成为世界鸦片生产第一大国。　　　　1997年以来，中国公安机关和海关在新疆的红旗拉甫、霍尔果斯等口岸共查获走私出境至“金新月”地区的醋酸酐66吨，而乌鲁木齐海关自1998年以来查获走私入境大麻4113克、海洛因3139克。　　　　“金新月”地区的毒品对中国的威胁将越来越严重。新疆的民族分裂势力、极端宗教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开始参与贩毒活动，潜在危害很大。　　　　印度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向中国输出鸦片的国家。印度也是世界上被允许种植罂粟的极少数国家之一，年产鸦片量约占联合国批准的世界总量的一半。　　　　印度鸦片有一部分迂回进入中国，也有直接经过尼泊尔进入中国西藏地区的。2002年，中国曾摧毁了一条从尼泊尔经西藏、成都、深圳再到日本的贩毒通道。文／李波阳
毒品贸易下的政治安全　　　　现在不把贩毒、吸毒的问题解决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涉及中华民族兴亡的问题──江泽民

　　　　天空仍然晦暗。清晨4点一过，悠扬辽远的唱经声从老城中上百个清真寺里一齐涌出，飘荡在城市的上空。　　　　这便是有“小麦加”之称的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　　　　临夏有回、汉、东乡、保安、撒拉、土、藏等民族，总人口190万，其中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56.41%，多数人信仰伊斯兰教。　　　　而当地还有另一个关于人口的比例。甘肃省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口占到全省人口的比例为1.6‰,而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临夏的吸毒人口超过20‰,局部地区还远高于此。　　　　“谁都知道临夏是全中国毒情最严重的地区。但很少有人真正了解具体情况,因为牵扯到民族和宗教等‘敏感’问题。”一位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的知情人说。　　　　恐怖分子以毒养战　　　　让临夏州康乐县缉毒大队大队长张立峰最为忧虑的是，以“东突”为首的分裂势力正在民族地区贩毒，利润被用来资助恐怖和分裂活动。　　　　张立峰向《瞭望东方周刊》透露，历史上从甘肃临夏迁往新疆的回族中，有一部分与新疆维吾尔族的“东突”分子联系紧密，这些人经常来往临夏和新疆之间。　　　　在2002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一次禁毒会议上，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周声涛确认，“东突”恐怖势力正在利用贩卖毒品获取的暴利筹集活动经费。　　　　长期研究跨国犯罪问题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石刚说，“9·11”之前，“东突”80%的资金来源为“基地”等境外恐怖组织;而“9·11”之后，“基地”和塔利班遭到严重打击，“东突”失去了在财政上的靠山。　　　　“贩毒及其他犯罪活动所募集的资金由原来只占20%，猛增到现在的一半以上，其中贩毒所得是大头。”他说。　　　　石刚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虽然“金新月”的毒品种植发展迅猛,但由于很难从中阿边境走私入境,“东突”分子往往不惜长途跋涉从云南或“金三角”一带走私毒品。　　　　他说:“在中国的毒品走私中，‘金三角’的毒品占了80%，其中大约有10%到20%走西线运到了新疆。”　　　　在云南，伊斯兰教主要分布在昆明、玉溪、大理、曲靖等州市，而这又多是毒情严重的地区。张立峰说，“我以前在云南搞缉毒工作时，就曾发现来自新疆‘东突’组织的毒贩。”　　　　“民族分裂势力、极端宗教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三种力量开始参与贩毒活动，对中国构成了新的威胁。”《西部地区毒品犯罪对全国禁毒工作的影响研究》的执笔者李波阳指出。　　　　毒贩渗入政治结构　　　　如果将甘肃的毒品犯罪比喻为人身上难以治愈的脓疮，那么，已经有人担心毒素会进一步渗透到它的政治骨架中。　　　　张立峰对此深有体会,“康乐县的很多楼都是一些大毒贩盖的。这些人已经完成了最初的原始积累。他们形成一定的经济势力后,必定会进一步建构他们的政治势力。一旦这种情况出现,我们这些人就危险了。”　　　　“有时候，在县城的大街上见到毒贩，我都要上去和他们握手。我们只能在前期采取韧性的斗争，直到有机会彻底消灭他们。”张立峰说。　　　　临夏公安局的一位警官说，毒贩政经勾结的苗头已经出现，“1999年，我们曾破获一起3公斤的大案，幕后主使竟然是康乐县信用社的主任。”更令人不解的是，该案犯竟然至今没有被枪决。“有时候，感觉组织不是站在我们这一边。”　　　　兰州市公安局禁毒处处长吴锦林也有这样的担心。据他透露，部分甘肃籍毒枭已有了正当的职业和合法的身份，他举例说了兰州某著名手抓店和其他企业主的名字，这些人身披“企业家、慈善家、政协委员”等光环，他们利用合法身份疯狂洗钱，进行更高层次的贩毒活动。　　　　要高度重视穷人吸毒现象　　　　“以前，我们认为在一些富裕的地方或圈子，吸毒现象才比较严重，但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兰州大学法律系俞树屹教授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记者在兰州接触到的吸毒者多为收入不高的工薪阶层，还有很多是社会闲散青年、下岗工人、小商贩乃至大学生。俞教授说，正是由于兰州穷人吸毒者众多，才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贩毒网。　　　　“在安宁和西固的一些厂区，很多工厂效益不好或是倒闭，不少下岗工人和家属吸上了毒。这里有深刻的社会问题。” 俞树屹说，当社会成员面临挫折、贫穷，又受到诱惑时，吸毒、贩毒往往在所难免。　　　　《西部地区毒品犯罪对全国禁毒工作的影响研究》报告称，由于毒品价格昂贵，吸毒者不胜负担,极易造成倾家荡产、妻离子散,也诱发了盗窃、贪污、抢劫、诈骗、绑架、盗窃枪支弹药等大量刑事犯罪活动。　　　　据有关部门统计，大凡吸毒者，男的80%靠偷、抢、骗，女的80%靠卖淫。　　　　报告还称,临夏回族自治州8县市有7个国家级贫困县,那里的一些人把贩毒作为脱贫致富的出路,形成了贫困──贩毒──吸毒──再贫困──再贩毒的怪圈。　　　　“有些人只是大毒贩的马仔,他们真的不想去贩毒,但他们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一般又是家里的顶梁柱，有些人家里只有一张凉席，连被子都没有！去年我们枪毙了一个马仔，他贩毒是为了给家里瞎媳妇看病，我们看了都不忍心！”张立峰说。　　　　危及全面小康的政治问题　　　　中共十六大提出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一个基本的考虑，就是要逐步解决中国东西部和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西部毒害就成为了一个十分重大的政治问题。　　　　对此,新一届中央政府高度重视,禁毒力度不断加大。中国利用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与缅甸、老挝、泰国、越南、柬埔寨、印度、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墨西哥、美国等国签署的一系列禁毒备忘录、合作协议和行动计划,推动东南亚次区域禁毒谅解备忘录、东盟和中国禁毒行动计划的进一步实施,努力减少“金三角”毒品的威胁。　　　　同时，中国在国内采取“四禁并举”、“标本兼治”、“堵源截流”、“严格执法”的措施，提高全民禁毒意识，坚持相信和依靠基层组织、相信和依靠广大干部群众的工作方针，以村组街道社区为重点，创造了不少新的禁毒经验。　　　　然而，毒品问题不同于一般的社会问题，涉及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社会、地理、生理和心理因素。“速胜论”已经被实践否定。　　　　从中国毒品犯罪的发展趋势分析，仍没有越过扩展蔓延的最高峰，在2003年至2006年还可能有一段继续膨胀期，在2010年前后增势有可能减缓，但不会是直线式的回落，很可能是曲折反复。　　　　中国的目标是，以“持久战”的思想开展禁毒工作，以创建“无毒住宅小区”、“无毒社区”、“无毒村镇”、“无毒市(县)”为载体，积小胜为大胜，经过十年、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艰苦努力，力争将中国的毒品问题解决在最低限度内。《瞭望东方周刊》见习记者穆撒／甘肃临夏、兰州报道

这么厉害呀？/这个记录不应该是美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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