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金鸿视点】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之我见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0 13:0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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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网络大侠在谈“官二代”、“富二代”的问题，媒体也不时爆出他们令人不可思议的“酷”行，但很少有人去探讨这背后的更深层次的东西，什么“二代”虽然很热，但更重要的是要知道“一代”是怎么形成的，这就是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与固化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处理得好，和谐社会；否则，必然最终导致社会分裂，如同泰国之红衫军、黄衫军，你方唱罢我登场，所以还是有必要说几句。
研究社会分层的源头有两派，一是马克思的生产关系理论，由此社会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具备剥削他人劳动的能力）两大阶层，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则要与工农结合，这基本就是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对社会阶层的划分办法，“阶级敌人”很多；韦伯的观点则不仅仅局限于生产领域，认为衡量阶层地位的三个标准是：权力、财富和社会声望。
客观的说，改革开放前的划分标准过于简单，政治斗争不去说它，至少解释不了中国的现实，比如知识分子随着专业化分工的越来越细，也存在分化，并非具备一致性利益的群体，有的进入体制内，有的在体制外；有的进入了市场，有的被边缘化。举个名人做例子，何新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可以说是属于体制内的人，而且是大红人，可以上达天听，在某些场合是可以代表国家形象的。那个时候我对何老也是很敬佩的，喜欢看他的文章和书，尤其是他接受某美国著名媒体人专访和到古巴访问后的观点，印象深刻，那时侯他是很具有“改革开放”精神的；后来似乎被体制外了，其观点和文风都发生了“巨变”，几乎是“逢府必否”，政府做什么都是不对的，而且观点是语出惊人，令晚辈我很纳闷也很失望，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他那个时候的文章，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国内对社会阶层的研究大体上是韦伯理论的演化，比如十大社会阶层理论、断裂社会理论、利益集团理论等等。理论的东西就不说了，有兴趣的朋友自己翻书即可。我关心的是中国现在社会阶层的分化是如何形成的，将向何处去。
一般来说，没有大的社会政治变革，社会结构是比较稳定的，在计划经济时代，基本上是农民的子女是农民、工人的子女是工人、军官的子女是军人，城里人的子女是城里人，社会阶层是很稳定的。当然，因为政治运动而直上直下的也不少，所谓知识青年，尤其是所谓“三种人”，绝对数目也不小，但这种社会阶层的激活成本是很高的，也不符合“择优录取”的选人原则。所以文革结束后，竟无干部尤其是中高级干部可用，被迫“年轻化、知识化”突击火箭式提拔了大批干部，基本形成了现在的高官政治生态格局。有位对官场文化比较了解的朋友说过：几十年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后，有“坚强信念”的左派右派都被打倒了，剩下的只能是中间派了，稳健、平衡有余，魄力、勇气不够。只能说是玩笑话了。
80年代双轨制价格改革创造了利用行政资源获利的机会，虽然出现了部分“官倒”现象，作为获利主要群体的是“撑死胆大”的个体工商户，时为“投机倒把”现为“物流”吧，因为当时的社会整体认识保守，官员中敢干的不普及，由此刺激了90年代初的第一批官员下海潮。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1992年以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激发的巨大活力，在创造了举世无双的财富的同时，也终结了改革初期普遍受益的格局，原有的社会阶层在利益格局中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发展至今，已经成为事关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了。特别是，已经初步成型的既得利益阶层已经具有了对抗政策得力量，政策取向不仅对阶层分化进行优化困难，甚至任何“好”的政策都成了既得利益阶层反而获利的好机会。
1992年开始的市场经济改革，理念上是利用市场力量冲击政府过大的权利和政治意志对社会的捆绑，但由于这种转变是由政府推动，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随着财富的迅速增加，权力的价值也大大增加了，特别是以当时大连最先提出的“经营城市”以及土地批租在全国的普及，其中蕴涵的巨大财富使腐败和寻租无论从量上还是质上都有了极大的飞跃。所以，有学者将“国家、社会管理阶层”列为中国社会之首，公务员招考的火热也说明了其吸引力。但实际上只有占有组织资源或者说权力的部分官员能够得到“溢价”，普通公务员生活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提高，但买官卖官的需求必然强烈了。
知识分子曾经是臭老九，可谓一无所有，连钱学森都去扫地了，显然该同志干这个比不上家庭妇女，改革开放后，知识分子重新得到了尊重，获得了声望资源，但“脑体倒挂”严重，在市场经济转轨提供的机遇和现实对理想的打击双重刺激下，社会责任或者说知识分子的良知被许多人放弃了，以将知识转变为资本为“己任”。十几年下来，知识分子整体富裕了，但失去了社会声望，尤其是教育产业化使社会良知最后的“守护地”——大学和学术界严重庸俗化、功利化、行政化，“叫兽”“砖家”比比皆是。
其次是商业、民营企业主的社会地位提升幅度是最大的，财富已经成了评价成功的最大标准，即使高干子女也大部分弃从政而从商，特别是资本市场尤其是PE的巨大利益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根正苗红的世家子弟，同时，以上阶层大量进入人大、政协，获得了组织资源。可以这么说，目前中国的官学商一体化联盟已基本形成，赢家通吃！其力量已经可以阻碍甚至扭曲改革了，即使一些出台初衷是改善弱势群体、中低群体利益分配的改革措施也往往变形，使利益流向既得利益群体。
与上述既得利益阶层（我指的是整体上的）对应，在改革之初，农民收入增加，城乡差距缩小，城市居民利益未受损，但随着改革以城市为中心，农村的资源向城市集中，资金、人力、土地三大最核心的生产要素都是如此，农村必然出问题，三农问题尖锐化了。约2亿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也就从农民中分化出了农民工，第二代农民工不会种田，回不去了，实际上是产业工人的主体；但又没有融入城市，成为市民，风险在酝酿。
其次，工人原意是指国营企业的职工，改革开放前，收入不错，保障齐全，一个企业一个小社会，虽不富裕但很安逸。有朋友问：以前国有企业什么都包了，生老病死，子女上学就业等等，邻里关系也很密切，为什么后来都没了呢？的确这种小社会给很多现在40岁以上的人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回忆，但问题是，市场经济后，没有计划的保障，企业比的是产品质量、价格，自负盈亏，企业背着这么大的负担无法竞争，生存困难，所以才有了一系列的国企改革尝试，承包制、厂长负责制等等。90年代以来，国有企业大量破产改制，首先付出代价的是国有银行，巨大的不良贷款随之产生后再剥离，如此决策得失在此不论。关键是由于当时几乎没有任何保障体系，对许多工人来说，只能是便宜买断、下岗，特别是中年工人再就业困难、生活艰难，利益损失严重。
总之吧，80年代社会活力极大释放，社会阶层变动很大，但阶层间的通道开放，主要是普惠大众的改革，即使某阶层有失也必有得，没有人能够通吃。但90年代以后的改革，逐渐形成了政治、经济、文化精英群体的同盟化、一体化，获取了几乎所有改革措施的好处，而农民、传统的工人也就是现在城市的一般市民在很大程度上被边缘化。
而社会阶层是可以继承的，富人可以制造“富二代”，官员和知识精英本来难度比较大，但随着教育产业化和高校的疯狂扩招，以及海外教育的简便化，他们有能力使后代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在走向社会时，可以利用自己的资源为子女提供好的工作和发展机会。在中国的历史上，教育是改变个人出身和所属阶层最好的甚至唯一的机遇，在高校是“天之娇子”阶段，农村孩子只要能上大学就意味着上升通道被打开，记得我当年上大学时，因为家兄的熏陶，象棋、围棋、羽毛球在班里无对手，足球是系队，篮球是班队，虽然来自农村，虽然穷点，一块红烧肉可以让我两眼发绿光，但与乖巧或物质生活相对优越的城里同学相比却很有心理优势，因为，虽然付出的多一些，农村小孩能来到城市站在一个起点上，表明本身比你优秀，而任何城市最优秀的群体都基本上是外地人，典型的年少轻狂和无知，但时代给了我们这一代人很多机遇，可以改正错误重新开始。现在很难了，因为大学的扩招，来自农村的孩子相对比例大幅减少，而大学的快速贬值，上学即贫困、毕业即失业使绝大多数农村孩子无法通过教育改变所属阶层。
目前，中国的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宽越来越深，利益受损群体或者说普通百姓家庭的子女想向上走的难度越来越大、机会很少，阶层划分趋于固化，近些年来的大量政策包括农业税全免、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等都无法对社会阶层的分化形成冲击和改善，只能是让利益受损的弱势群体有个扶手不会掉下山崖，而离起点公平、机会公平差之甚远。
社会不公平的阶层分化和固化，必然导致大多数底层群体和上层群体之间的对立情绪，群体性事件必然越来越多，手段也可能越来越暴力；从中长远看，这种经济发展、政治基础的链条也很脆弱，不可持续，社会隐患在发笑。那么这个结果是否可以避免呢？当然可以但为时已晚，现在的关键是这个不公平的社会阶层分化能否结构优化，特别是阻碍社会进步的官学商联盟能否被打破！这就涉及到中国下一步发展的方向了，也就是说，中国通过市场经济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惊人的财富，但中国也从一个虽贫穷但相当平均的国家发展成为相当不平等的国家，改革初期的万众一心已经被今天的利益严重分化、心态对立所取代，不断激化的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在考验中国向何处去！
目前主要有两种思潮，一是简单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惹的祸，应该推倒重来，回到毛时代，回到计划经济时代，很多既得利益群体也对此推波助澜；一种认为中国的问题是由于市场经济不成熟、市场机制作用不充分，贫富分化不是因为市场经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是因为市场化过程中，因为权力之手的介入，让有些人以牺牲普通大众为代价暴富，这恰恰是旧体制的弊端造成的，应该进一步深化改革。
中国目前市场经济的框架已基本建立，但最重要的三大经济要素：土地、资本、劳动力仍属国家控制，而在现实中，政府仍然是资源配置的决定者、投资活动的组织者，本来应该由市场配置的资源，很多还是由政府部门事实上相关官员来配置，由此在很多时候资源配置权被异化为官场经济下的权力寻租。因此，市场主体，无论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或者个人，能够获得经济资源的多少和优劣，很大程度上依赖与与权力的关系远近和密切程度，最终就形成了以权力为核心的利益分配格局。
市场经济的完善和成熟，必须建立在法治和民主的基础上，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产生，力量很强大，他们既害怕民主，因为不愿人民来制约其行为、分享其利益；又需要市场的遮羞布来抵御政府出于社会公平和百姓压力的干预，每当政府出台类似政策时，总有代言人站出来为他们定义的“市场”辩护，最后使政策走样、变异，实在不行，就抬出为了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的帽子压人。由此，官学商利益联盟得以形成，越来越难以攻破，前国资委李大员离职时对自己的评价是“忠臣”，并说自己在央企负责时，也是需要送礼的，其意值得玩味乎？
其实，今天中国的问题，不是要市场还是计划的问题，而是政府权力的合法边界和义务问题，后者是建立市场经济的法治环境（不是停留在纸上的法制）和照顾弱势群体，比如国企改革和拆迁，要补偿到位，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包括现在的保障房建设不能市场化，不能推给社会；前者是要从市场领域清除权力之手，政治决策进程对人民开放，使民众能参与改革，制约权力滥用。显然这离不开政治体制改革，因为不如此，利益集团打不破，真正的市场经济无法建立，或者说，如果中国消除不了特权、垄断以及不劳而获的根源，让社会的特权阶层可以继续依靠权力和资源来对内掠夺财富，普通百姓没有机会在法律的保护下，按照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和获得财富，中国的前景并不光明，我想这也是温相一再呼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因吧，无奈乎。
最近，广东省一把手提出“增忧患意识比歌颂更重要”，佩服这位国家领导人的政治勇气，包括他应对金融危机的方略所带来的争议。有人说：要让老百姓从心里喊我党万岁。我也佩服其强烈的主人意识，能代表我党接受人民的膜拜。正如我党宗旨所言，我坚信我党是没有任何私利的执政党，惟有TG有能力带领中国走向国强民富，TG的历史使命是什么？就是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奋斗，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这个使命相比，能否万岁是次要的，毕竟人类不过几千年的历史，从原始社会发展到了地球不堪其负的今天，一万年的东西还没有，一万年以后会怎么样？留给历史吧，我相信我们的党能做好自己的事，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当然首先要逐步解决目前中国的突出矛盾，抬头看天、低头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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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网络大侠在谈“官二代”、“富二代”的问题，媒体也不时爆出他们令人不可思议的“酷”行，但很少有人去探讨这背后的更深层次的东西，什么“二代”虽然很热，但更重要的是要知道“一代”是怎么形成的，这就是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与固化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处理得好，和谐社会；否则，必然最终导致社会分裂，如同泰国之红衫军、黄衫军，你方唱罢我登场，所以还是有必要说几句。
研究社会分层的源头有两派，一是马克思的生产关系理论，由此社会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具备剥削他人劳动的能力）两大阶层，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则要与工农结合，这基本就是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对社会阶层的划分办法，“阶级敌人”很多；韦伯的观点则不仅仅局限于生产领域，认为衡量阶层地位的三个标准是：权力、财富和社会声望。
客观的说，改革开放前的划分标准过于简单，政治斗争不去说它，至少解释不了中国的现实，比如知识分子随着专业化分工的越来越细，也存在分化，并非具备一致性利益的群体，有的进入体制内，有的在体制外；有的进入了市场，有的被边缘化。举个名人做例子，何新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可以说是属于体制内的人，而且是大红人，可以上达天听，在某些场合是可以代表国家形象的。那个时候我对何老也是很敬佩的，喜欢看他的文章和书，尤其是他接受某美国著名媒体人专访和到古巴访问后的观点，印象深刻，那时侯他是很具有“改革开放”精神的；后来似乎被体制外了，其观点和文风都发生了“巨变”，几乎是“逢府必否”，政府做什么都是不对的，而且观点是语出惊人，令晚辈我很纳闷也很失望，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他那个时候的文章，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国内对社会阶层的研究大体上是韦伯理论的演化，比如十大社会阶层理论、断裂社会理论、利益集团理论等等。理论的东西就不说了，有兴趣的朋友自己翻书即可。我关心的是中国现在社会阶层的分化是如何形成的，将向何处去。
一般来说，没有大的社会政治变革，社会结构是比较稳定的，在计划经济时代，基本上是农民的子女是农民、工人的子女是工人、军官的子女是军人，城里人的子女是城里人，社会阶层是很稳定的。当然，因为政治运动而直上直下的也不少，所谓知识青年，尤其是所谓“三种人”，绝对数目也不小，但这种社会阶层的激活成本是很高的，也不符合“择优录取”的选人原则。所以文革结束后，竟无干部尤其是中高级干部可用，被迫“年轻化、知识化”突击火箭式提拔了大批干部，基本形成了现在的高官政治生态格局。有位对官场文化比较了解的朋友说过：几十年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后，有“坚强信念”的左派右派都被打倒了，剩下的只能是中间派了，稳健、平衡有余，魄力、勇气不够。只能说是玩笑话了。
80年代双轨制价格改革创造了利用行政资源获利的机会，虽然出现了部分“官倒”现象，作为获利主要群体的是“撑死胆大”的个体工商户，时为“投机倒把”现为“物流”吧，因为当时的社会整体认识保守，官员中敢干的不普及，由此刺激了90年代初的第一批官员下海潮。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1992年以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激发的巨大活力，在创造了举世无双的财富的同时，也终结了改革初期普遍受益的格局，原有的社会阶层在利益格局中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发展至今，已经成为事关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了。特别是，已经初步成型的既得利益阶层已经具有了对抗政策得力量，政策取向不仅对阶层分化进行优化困难，甚至任何“好”的政策都成了既得利益阶层反而获利的好机会。
1992年开始的市场经济改革，理念上是利用市场力量冲击政府过大的权利和政治意志对社会的捆绑，但由于这种转变是由政府推动，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随着财富的迅速增加，权力的价值也大大增加了，特别是以当时大连最先提出的“经营城市”以及土地批租在全国的普及，其中蕴涵的巨大财富使腐败和寻租无论从量上还是质上都有了极大的飞跃。所以，有学者将“国家、社会管理阶层”列为中国社会之首，公务员招考的火热也说明了其吸引力。但实际上只有占有组织资源或者说权力的部分官员能够得到“溢价”，普通公务员生活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提高，但买官卖官的需求必然强烈了。
知识分子曾经是臭老九，可谓一无所有，连钱学森都去扫地了，显然该同志干这个比不上家庭妇女，改革开放后，知识分子重新得到了尊重，获得了声望资源，但“脑体倒挂”严重，在市场经济转轨提供的机遇和现实对理想的打击双重刺激下，社会责任或者说知识分子的良知被许多人放弃了，以将知识转变为资本为“己任”。十几年下来，知识分子整体富裕了，但失去了社会声望，尤其是教育产业化使社会良知最后的“守护地”——大学和学术界严重庸俗化、功利化、行政化，“叫兽”“砖家”比比皆是。
其次是商业、民营企业主的社会地位提升幅度是最大的，财富已经成了评价成功的最大标准，即使高干子女也大部分弃从政而从商，特别是资本市场尤其是PE的巨大利益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根正苗红的世家子弟，同时，以上阶层大量进入人大、政协，获得了组织资源。可以这么说，目前中国的官学商一体化联盟已基本形成，赢家通吃！其力量已经可以阻碍甚至扭曲改革了，即使一些出台初衷是改善弱势群体、中低群体利益分配的改革措施也往往变形，使利益流向既得利益群体。
与上述既得利益阶层（我指的是整体上的）对应，在改革之初，农民收入增加，城乡差距缩小，城市居民利益未受损，但随着改革以城市为中心，农村的资源向城市集中，资金、人力、土地三大最核心的生产要素都是如此，农村必然出问题，三农问题尖锐化了。约2亿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也就从农民中分化出了农民工，第二代农民工不会种田，回不去了，实际上是产业工人的主体；但又没有融入城市，成为市民，风险在酝酿。
其次，工人原意是指国营企业的职工，改革开放前，收入不错，保障齐全，一个企业一个小社会，虽不富裕但很安逸。有朋友问：以前国有企业什么都包了，生老病死，子女上学就业等等，邻里关系也很密切，为什么后来都没了呢？的确这种小社会给很多现在40岁以上的人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回忆，但问题是，市场经济后，没有计划的保障，企业比的是产品质量、价格，自负盈亏，企业背着这么大的负担无法竞争，生存困难，所以才有了一系列的国企改革尝试，承包制、厂长负责制等等。90年代以来，国有企业大量破产改制，首先付出代价的是国有银行，巨大的不良贷款随之产生后再剥离，如此决策得失在此不论。关键是由于当时几乎没有任何保障体系，对许多工人来说，只能是便宜买断、下岗，特别是中年工人再就业困难、生活艰难，利益损失严重。
总之吧，80年代社会活力极大释放，社会阶层变动很大，但阶层间的通道开放，主要是普惠大众的改革，即使某阶层有失也必有得，没有人能够通吃。但90年代以后的改革，逐渐形成了政治、经济、文化精英群体的同盟化、一体化，获取了几乎所有改革措施的好处，而农民、传统的工人也就是现在城市的一般市民在很大程度上被边缘化。
而社会阶层是可以继承的，富人可以制造“富二代”，官员和知识精英本来难度比较大，但随着教育产业化和高校的疯狂扩招，以及海外教育的简便化，他们有能力使后代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在走向社会时，可以利用自己的资源为子女提供好的工作和发展机会。在中国的历史上，教育是改变个人出身和所属阶层最好的甚至唯一的机遇，在高校是“天之娇子”阶段，农村孩子只要能上大学就意味着上升通道被打开，记得我当年上大学时，因为家兄的熏陶，象棋、围棋、羽毛球在班里无对手，足球是系队，篮球是班队，虽然来自农村，虽然穷点，一块红烧肉可以让我两眼发绿光，但与乖巧或物质生活相对优越的城里同学相比却很有心理优势，因为，虽然付出的多一些，农村小孩能来到城市站在一个起点上，表明本身比你优秀，而任何城市最优秀的群体都基本上是外地人，典型的年少轻狂和无知，但时代给了我们这一代人很多机遇，可以改正错误重新开始。现在很难了，因为大学的扩招，来自农村的孩子相对比例大幅减少，而大学的快速贬值，上学即贫困、毕业即失业使绝大多数农村孩子无法通过教育改变所属阶层。
目前，中国的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宽越来越深，利益受损群体或者说普通百姓家庭的子女想向上走的难度越来越大、机会很少，阶层划分趋于固化，近些年来的大量政策包括农业税全免、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等都无法对社会阶层的分化形成冲击和改善，只能是让利益受损的弱势群体有个扶手不会掉下山崖，而离起点公平、机会公平差之甚远。
社会不公平的阶层分化和固化，必然导致大多数底层群体和上层群体之间的对立情绪，群体性事件必然越来越多，手段也可能越来越暴力；从中长远看，这种经济发展、政治基础的链条也很脆弱，不可持续，社会隐患在发笑。那么这个结果是否可以避免呢？当然可以但为时已晚，现在的关键是这个不公平的社会阶层分化能否结构优化，特别是阻碍社会进步的官学商联盟能否被打破！这就涉及到中国下一步发展的方向了，也就是说，中国通过市场经济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惊人的财富，但中国也从一个虽贫穷但相当平均的国家发展成为相当不平等的国家，改革初期的万众一心已经被今天的利益严重分化、心态对立所取代，不断激化的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在考验中国向何处去！
目前主要有两种思潮，一是简单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惹的祸，应该推倒重来，回到毛时代，回到计划经济时代，很多既得利益群体也对此推波助澜；一种认为中国的问题是由于市场经济不成熟、市场机制作用不充分，贫富分化不是因为市场经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是因为市场化过程中，因为权力之手的介入，让有些人以牺牲普通大众为代价暴富，这恰恰是旧体制的弊端造成的，应该进一步深化改革。
中国目前市场经济的框架已基本建立，但最重要的三大经济要素：土地、资本、劳动力仍属国家控制，而在现实中，政府仍然是资源配置的决定者、投资活动的组织者，本来应该由市场配置的资源，很多还是由政府部门事实上相关官员来配置，由此在很多时候资源配置权被异化为官场经济下的权力寻租。因此，市场主体，无论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或者个人，能够获得经济资源的多少和优劣，很大程度上依赖与与权力的关系远近和密切程度，最终就形成了以权力为核心的利益分配格局。
市场经济的完善和成熟，必须建立在法治和民主的基础上，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产生，力量很强大，他们既害怕民主，因为不愿人民来制约其行为、分享其利益；又需要市场的遮羞布来抵御政府出于社会公平和百姓压力的干预，每当政府出台类似政策时，总有代言人站出来为他们定义的“市场”辩护，最后使政策走样、变异，实在不行，就抬出为了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的帽子压人。由此，官学商利益联盟得以形成，越来越难以攻破，前国资委李大员离职时对自己的评价是“忠臣”，并说自己在央企负责时，也是需要送礼的，其意值得玩味乎？
其实，今天中国的问题，不是要市场还是计划的问题，而是政府权力的合法边界和义务问题，后者是建立市场经济的法治环境（不是停留在纸上的法制）和照顾弱势群体，比如国企改革和拆迁，要补偿到位，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包括现在的保障房建设不能市场化，不能推给社会；前者是要从市场领域清除权力之手，政治决策进程对人民开放，使民众能参与改革，制约权力滥用。显然这离不开政治体制改革，因为不如此，利益集团打不破，真正的市场经济无法建立，或者说，如果中国消除不了特权、垄断以及不劳而获的根源，让社会的特权阶层可以继续依靠权力和资源来对内掠夺财富，普通百姓没有机会在法律的保护下，按照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和获得财富，中国的前景并不光明，我想这也是温相一再呼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因吧，无奈乎。
最近，广东省一把手提出“增忧患意识比歌颂更重要”，佩服这位国家领导人的政治勇气，包括他应对金融危机的方略所带来的争议。有人说：要让老百姓从心里喊我党万岁。我也佩服其强烈的主人意识，能代表我党接受人民的膜拜。正如我党宗旨所言，我坚信我党是没有任何私利的执政党，惟有TG有能力带领中国走向国强民富，TG的历史使命是什么？就是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奋斗，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这个使命相比，能否万岁是次要的，毕竟人类不过几千年的历史，从原始社会发展到了地球不堪其负的今天，一万年的东西还没有，一万年以后会怎么样？留给历史吧，我相信我们的党能做好自己的事，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当然首先要逐步解决目前中国的突出矛盾，抬头看天、低头看路。
最近，有网络大侠在谈“官二代”、“富二代”的问题，媒体也不时爆出他们令人不可思议的“酷”行，但很少有人去探讨这背后的更深层次的东西，什么“二代”虽然很热，但更重要的是要知道“一代”是怎么形成的，这就是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与固化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处理得好，和谐社会；否则，必然最终导致社会分裂，如同泰国之红衫军、黄衫军，你方唱罢我登场，所以还是有必要说几句。
研究社会分层的源头有两派，一是马克思的生产关系理论，由此社会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具备剥削他人劳动的能力）两大阶层，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则要与工农结合，这基本就是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对社会阶层的划分办法，“阶级敌人”很多；韦伯的观点则不仅仅局限于生产领域，认为衡量阶层地位的三个标准是：权力、财富和社会声望。
客观的说，改革开放前的划分标准过于简单，政治斗争不去说它，至少解释不了中国的现实，比如知识分子随着专业化分工的越来越细，也存在分化，并非具备一致性利益的群体，有的进入体制内，有的在体制外；有的进入了市场，有的被边缘化。举个名人做例子，何新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可以说是属于体制内的人，而且是大红人，可以上达天听，在某些场合是可以代表国家形象的。那个时候我对何老也是很敬佩的，喜欢看他的文章和书，尤其是他接受某美国著名媒体人专访和到古巴访问后的观点，印象深刻，那时侯他是很具有“改革开放”精神的；后来似乎被体制外了，其观点和文风都发生了“巨变”，几乎是“逢府必否”，政府做什么都是不对的，而且观点是语出惊人，令晚辈我很纳闷也很失望，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他那个时候的文章，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国内对社会阶层的研究大体上是韦伯理论的演化，比如十大社会阶层理论、断裂社会理论、利益集团理论等等。理论的东西就不说了，有兴趣的朋友自己翻书即可。我关心的是中国现在社会阶层的分化是如何形成的，将向何处去。
一般来说，没有大的社会政治变革，社会结构是比较稳定的，在计划经济时代，基本上是农民的子女是农民、工人的子女是工人、军官的子女是军人，城里人的子女是城里人，社会阶层是很稳定的。当然，因为政治运动而直上直下的也不少，所谓知识青年，尤其是所谓“三种人”，绝对数目也不小，但这种社会阶层的激活成本是很高的，也不符合“择优录取”的选人原则。所以文革结束后，竟无干部尤其是中高级干部可用，被迫“年轻化、知识化”突击火箭式提拔了大批干部，基本形成了现在的高官政治生态格局。有位对官场文化比较了解的朋友说过：几十年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后，有“坚强信念”的左派右派都被打倒了，剩下的只能是中间派了，稳健、平衡有余，魄力、勇气不够。只能说是玩笑话了。
80年代双轨制价格改革创造了利用行政资源获利的机会，虽然出现了部分“官倒”现象，作为获利主要群体的是“撑死胆大”的个体工商户，时为“投机倒把”现为“物流”吧，因为当时的社会整体认识保守，官员中敢干的不普及，由此刺激了90年代初的第一批官员下海潮。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1992年以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激发的巨大活力，在创造了举世无双的财富的同时，也终结了改革初期普遍受益的格局，原有的社会阶层在利益格局中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发展至今，已经成为事关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了。特别是，已经初步成型的既得利益阶层已经具有了对抗政策得力量，政策取向不仅对阶层分化进行优化困难，甚至任何“好”的政策都成了既得利益阶层反而获利的好机会。
1992年开始的市场经济改革，理念上是利用市场力量冲击政府过大的权利和政治意志对社会的捆绑，但由于这种转变是由政府推动，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随着财富的迅速增加，权力的价值也大大增加了，特别是以当时大连最先提出的“经营城市”以及土地批租在全国的普及，其中蕴涵的巨大财富使腐败和寻租无论从量上还是质上都有了极大的飞跃。所以，有学者将“国家、社会管理阶层”列为中国社会之首，公务员招考的火热也说明了其吸引力。但实际上只有占有组织资源或者说权力的部分官员能够得到“溢价”，普通公务员生活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提高，但买官卖官的需求必然强烈了。
知识分子曾经是臭老九，可谓一无所有，连钱学森都去扫地了，显然该同志干这个比不上家庭妇女，改革开放后，知识分子重新得到了尊重，获得了声望资源，但“脑体倒挂”严重，在市场经济转轨提供的机遇和现实对理想的打击双重刺激下，社会责任或者说知识分子的良知被许多人放弃了，以将知识转变为资本为“己任”。十几年下来，知识分子整体富裕了，但失去了社会声望，尤其是教育产业化使社会良知最后的“守护地”——大学和学术界严重庸俗化、功利化、行政化，“叫兽”“砖家”比比皆是。
其次是商业、民营企业主的社会地位提升幅度是最大的，财富已经成了评价成功的最大标准，即使高干子女也大部分弃从政而从商，特别是资本市场尤其是PE的巨大利益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根正苗红的世家子弟，同时，以上阶层大量进入人大、政协，获得了组织资源。可以这么说，目前中国的官学商一体化联盟已基本形成，赢家通吃！其力量已经可以阻碍甚至扭曲改革了，即使一些出台初衷是改善弱势群体、中低群体利益分配的改革措施也往往变形，使利益流向既得利益群体。
与上述既得利益阶层（我指的是整体上的）对应，在改革之初，农民收入增加，城乡差距缩小，城市居民利益未受损，但随着改革以城市为中心，农村的资源向城市集中，资金、人力、土地三大最核心的生产要素都是如此，农村必然出问题，三农问题尖锐化了。约2亿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也就从农民中分化出了农民工，第二代农民工不会种田，回不去了，实际上是产业工人的主体；但又没有融入城市，成为市民，风险在酝酿。
其次，工人原意是指国营企业的职工，改革开放前，收入不错，保障齐全，一个企业一个小社会，虽不富裕但很安逸。有朋友问：以前国有企业什么都包了，生老病死，子女上学就业等等，邻里关系也很密切，为什么后来都没了呢？的确这种小社会给很多现在40岁以上的人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回忆，但问题是，市场经济后，没有计划的保障，企业比的是产品质量、价格，自负盈亏，企业背着这么大的负担无法竞争，生存困难，所以才有了一系列的国企改革尝试，承包制、厂长负责制等等。90年代以来，国有企业大量破产改制，首先付出代价的是国有银行，巨大的不良贷款随之产生后再剥离，如此决策得失在此不论。关键是由于当时几乎没有任何保障体系，对许多工人来说，只能是便宜买断、下岗，特别是中年工人再就业困难、生活艰难，利益损失严重。
总之吧，80年代社会活力极大释放，社会阶层变动很大，但阶层间的通道开放，主要是普惠大众的改革，即使某阶层有失也必有得，没有人能够通吃。但90年代以后的改革，逐渐形成了政治、经济、文化精英群体的同盟化、一体化，获取了几乎所有改革措施的好处，而农民、传统的工人也就是现在城市的一般市民在很大程度上被边缘化。
而社会阶层是可以继承的，富人可以制造“富二代”，官员和知识精英本来难度比较大，但随着教育产业化和高校的疯狂扩招，以及海外教育的简便化，他们有能力使后代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在走向社会时，可以利用自己的资源为子女提供好的工作和发展机会。在中国的历史上，教育是改变个人出身和所属阶层最好的甚至唯一的机遇，在高校是“天之娇子”阶段，农村孩子只要能上大学就意味着上升通道被打开，记得我当年上大学时，因为家兄的熏陶，象棋、围棋、羽毛球在班里无对手，足球是系队，篮球是班队，虽然来自农村，虽然穷点，一块红烧肉可以让我两眼发绿光，但与乖巧或物质生活相对优越的城里同学相比却很有心理优势，因为，虽然付出的多一些，农村小孩能来到城市站在一个起点上，表明本身比你优秀，而任何城市最优秀的群体都基本上是外地人，典型的年少轻狂和无知，但时代给了我们这一代人很多机遇，可以改正错误重新开始。现在很难了，因为大学的扩招，来自农村的孩子相对比例大幅减少，而大学的快速贬值，上学即贫困、毕业即失业使绝大多数农村孩子无法通过教育改变所属阶层。
目前，中国的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宽越来越深，利益受损群体或者说普通百姓家庭的子女想向上走的难度越来越大、机会很少，阶层划分趋于固化，近些年来的大量政策包括农业税全免、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等都无法对社会阶层的分化形成冲击和改善，只能是让利益受损的弱势群体有个扶手不会掉下山崖，而离起点公平、机会公平差之甚远。
社会不公平的阶层分化和固化，必然导致大多数底层群体和上层群体之间的对立情绪，群体性事件必然越来越多，手段也可能越来越暴力；从中长远看，这种经济发展、政治基础的链条也很脆弱，不可持续，社会隐患在发笑。那么这个结果是否可以避免呢？当然可以但为时已晚，现在的关键是这个不公平的社会阶层分化能否结构优化，特别是阻碍社会进步的官学商联盟能否被打破！这就涉及到中国下一步发展的方向了，也就是说，中国通过市场经济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惊人的财富，但中国也从一个虽贫穷但相当平均的国家发展成为相当不平等的国家，改革初期的万众一心已经被今天的利益严重分化、心态对立所取代，不断激化的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在考验中国向何处去！
目前主要有两种思潮，一是简单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惹的祸，应该推倒重来，回到毛时代，回到计划经济时代，很多既得利益群体也对此推波助澜；一种认为中国的问题是由于市场经济不成熟、市场机制作用不充分，贫富分化不是因为市场经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是因为市场化过程中，因为权力之手的介入，让有些人以牺牲普通大众为代价暴富，这恰恰是旧体制的弊端造成的，应该进一步深化改革。
中国目前市场经济的框架已基本建立，但最重要的三大经济要素：土地、资本、劳动力仍属国家控制，而在现实中，政府仍然是资源配置的决定者、投资活动的组织者，本来应该由市场配置的资源，很多还是由政府部门事实上相关官员来配置，由此在很多时候资源配置权被异化为官场经济下的权力寻租。因此，市场主体，无论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或者个人，能够获得经济资源的多少和优劣，很大程度上依赖与与权力的关系远近和密切程度，最终就形成了以权力为核心的利益分配格局。
市场经济的完善和成熟，必须建立在法治和民主的基础上，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产生，力量很强大，他们既害怕民主，因为不愿人民来制约其行为、分享其利益；又需要市场的遮羞布来抵御政府出于社会公平和百姓压力的干预，每当政府出台类似政策时，总有代言人站出来为他们定义的“市场”辩护，最后使政策走样、变异，实在不行，就抬出为了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的帽子压人。由此，官学商利益联盟得以形成，越来越难以攻破，前国资委李大员离职时对自己的评价是“忠臣”，并说自己在央企负责时，也是需要送礼的，其意值得玩味乎？
其实，今天中国的问题，不是要市场还是计划的问题，而是政府权力的合法边界和义务问题，后者是建立市场经济的法治环境（不是停留在纸上的法制）和照顾弱势群体，比如国企改革和拆迁，要补偿到位，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包括现在的保障房建设不能市场化，不能推给社会；前者是要从市场领域清除权力之手，政治决策进程对人民开放，使民众能参与改革，制约权力滥用。显然这离不开政治体制改革，因为不如此，利益集团打不破，真正的市场经济无法建立，或者说，如果中国消除不了特权、垄断以及不劳而获的根源，让社会的特权阶层可以继续依靠权力和资源来对内掠夺财富，普通百姓没有机会在法律的保护下，按照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和获得财富，中国的前景并不光明，我想这也是温相一再呼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因吧，无奈乎。
最近，广东省一把手提出“增忧患意识比歌颂更重要”，佩服这位国家领导人的政治勇气，包括他应对金融危机的方略所带来的争议。有人说：要让老百姓从心里喊我党万岁。我也佩服其强烈的主人意识，能代表我党接受人民的膜拜。正如我党宗旨所言，我坚信我党是没有任何私利的执政党，惟有TG有能力带领中国走向国强民富，TG的历史使命是什么？就是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奋斗，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这个使命相比，能否万岁是次要的，毕竟人类不过几千年的历史，从原始社会发展到了地球不堪其负的今天，一万年的东西还没有，一万年以后会怎么样？留给历史吧，我相信我们的党能做好自己的事，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当然首先要逐步解决目前中国的突出矛盾，抬头看天、低头看路。
http://blog.sina.com.cn/s/blog_3fe443f701017rd5.html
最近，有网络大侠在谈“官二代”、“富二代”的问题，媒体也不时爆出他们令人不可思议的“酷”行，但很少有人去探讨这背后的更深层次的东西，什么“二代”虽然很热，但更重要的是要知道“一代”是怎么形成的，这就是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与固化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处理得好，和谐社会；否则，必然最终导致社会分裂，如同泰国之红衫军、黄衫军，你方唱罢我登场，所以还是有必要说几句。
研究社会分层的源头有两派，一是马克思的生产关系理论，由此社会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具备剥削他人劳动的能力）两大阶层，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则要与工农结合，这基本就是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对社会阶层的划分办法，“阶级敌人”很多；韦伯的观点则不仅仅局限于生产领域，认为衡量阶层地位的三个标准是：权力、财富和社会声望。
客观的说，改革开放前的划分标准过于简单，政治斗争不去说它，至少解释不了中国的现实，比如知识分子随着专业化分工的越来越细，也存在分化，并非具备一致性利益的群体，有的进入体制内，有的在体制外；有的进入了市场，有的被边缘化。举个名人做例子，何新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可以说是属于体制内的人，而且是大红人，可以上达天听，在某些场合是可以代表国家形象的。那个时候我对何老也是很敬佩的，喜欢看他的文章和书，尤其是他接受某美国著名媒体人专访和到古巴访问后的观点，印象深刻，那时侯他是很具有“改革开放”精神的；后来似乎被体制外了，其观点和文风都发生了“巨变”，几乎是“逢府必否”，政府做什么都是不对的，而且观点是语出惊人，令晚辈我很纳闷也很失望，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他那个时候的文章，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国内对社会阶层的研究大体上是韦伯理论的演化，比如十大社会阶层理论、断裂社会理论、利益集团理论等等。理论的东西就不说了，有兴趣的朋友自己翻书即可。我关心的是中国现在社会阶层的分化是如何形成的，将向何处去。
一般来说，没有大的社会政治变革，社会结构是比较稳定的，在计划经济时代，基本上是农民的子女是农民、工人的子女是工人、军官的子女是军人，城里人的子女是城里人，社会阶层是很稳定的。当然，因为政治运动而直上直下的也不少，所谓知识青年，尤其是所谓“三种人”，绝对数目也不小，但这种社会阶层的激活成本是很高的，也不符合“择优录取”的选人原则。所以文革结束后，竟无干部尤其是中高级干部可用，被迫“年轻化、知识化”突击火箭式提拔了大批干部，基本形成了现在的高官政治生态格局。有位对官场文化比较了解的朋友说过：几十年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后，有“坚强信念”的左派右派都被打倒了，剩下的只能是中间派了，稳健、平衡有余，魄力、勇气不够。只能说是玩笑话了。
80年代双轨制价格改革创造了利用行政资源获利的机会，虽然出现了部分“官倒”现象，作为获利主要群体的是“撑死胆大”的个体工商户，时为“投机倒把”现为“物流”吧，因为当时的社会整体认识保守，官员中敢干的不普及，由此刺激了90年代初的第一批官员下海潮。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1992年以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激发的巨大活力，在创造了举世无双的财富的同时，也终结了改革初期普遍受益的格局，原有的社会阶层在利益格局中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发展至今，已经成为事关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了。特别是，已经初步成型的既得利益阶层已经具有了对抗政策得力量，政策取向不仅对阶层分化进行优化困难，甚至任何“好”的政策都成了既得利益阶层反而获利的好机会。
1992年开始的市场经济改革，理念上是利用市场力量冲击政府过大的权利和政治意志对社会的捆绑，但由于这种转变是由政府推动，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随着财富的迅速增加，权力的价值也大大增加了，特别是以当时大连最先提出的“经营城市”以及土地批租在全国的普及，其中蕴涵的巨大财富使腐败和寻租无论从量上还是质上都有了极大的飞跃。所以，有学者将“国家、社会管理阶层”列为中国社会之首，公务员招考的火热也说明了其吸引力。但实际上只有占有组织资源或者说权力的部分官员能够得到“溢价”，普通公务员生活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提高，但买官卖官的需求必然强烈了。
知识分子曾经是臭老九，可谓一无所有，连钱学森都去扫地了，显然该同志干这个比不上家庭妇女，改革开放后，知识分子重新得到了尊重，获得了声望资源，但“脑体倒挂”严重，在市场经济转轨提供的机遇和现实对理想的打击双重刺激下，社会责任或者说知识分子的良知被许多人放弃了，以将知识转变为资本为“己任”。十几年下来，知识分子整体富裕了，但失去了社会声望，尤其是教育产业化使社会良知最后的“守护地”——大学和学术界严重庸俗化、功利化、行政化，“叫兽”“砖家”比比皆是。
其次是商业、民营企业主的社会地位提升幅度是最大的，财富已经成了评价成功的最大标准，即使高干子女也大部分弃从政而从商，特别是资本市场尤其是PE的巨大利益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根正苗红的世家子弟，同时，以上阶层大量进入人大、政协，获得了组织资源。可以这么说，目前中国的官学商一体化联盟已基本形成，赢家通吃！其力量已经可以阻碍甚至扭曲改革了，即使一些出台初衷是改善弱势群体、中低群体利益分配的改革措施也往往变形，使利益流向既得利益群体。
与上述既得利益阶层（我指的是整体上的）对应，在改革之初，农民收入增加，城乡差距缩小，城市居民利益未受损，但随着改革以城市为中心，农村的资源向城市集中，资金、人力、土地三大最核心的生产要素都是如此，农村必然出问题，三农问题尖锐化了。约2亿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也就从农民中分化出了农民工，第二代农民工不会种田，回不去了，实际上是产业工人的主体；但又没有融入城市，成为市民，风险在酝酿。
其次，工人原意是指国营企业的职工，改革开放前，收入不错，保障齐全，一个企业一个小社会，虽不富裕但很安逸。有朋友问：以前国有企业什么都包了，生老病死，子女上学就业等等，邻里关系也很密切，为什么后来都没了呢？的确这种小社会给很多现在40岁以上的人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回忆，但问题是，市场经济后，没有计划的保障，企业比的是产品质量、价格，自负盈亏，企业背着这么大的负担无法竞争，生存困难，所以才有了一系列的国企改革尝试，承包制、厂长负责制等等。90年代以来，国有企业大量破产改制，首先付出代价的是国有银行，巨大的不良贷款随之产生后再剥离，如此决策得失在此不论。关键是由于当时几乎没有任何保障体系，对许多工人来说，只能是便宜买断、下岗，特别是中年工人再就业困难、生活艰难，利益损失严重。
总之吧，80年代社会活力极大释放，社会阶层变动很大，但阶层间的通道开放，主要是普惠大众的改革，即使某阶层有失也必有得，没有人能够通吃。但90年代以后的改革，逐渐形成了政治、经济、文化精英群体的同盟化、一体化，获取了几乎所有改革措施的好处，而农民、传统的工人也就是现在城市的一般市民在很大程度上被边缘化。
而社会阶层是可以继承的，富人可以制造“富二代”，官员和知识精英本来难度比较大，但随着教育产业化和高校的疯狂扩招，以及海外教育的简便化，他们有能力使后代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在走向社会时，可以利用自己的资源为子女提供好的工作和发展机会。在中国的历史上，教育是改变个人出身和所属阶层最好的甚至唯一的机遇，在高校是“天之娇子”阶段，农村孩子只要能上大学就意味着上升通道被打开，记得我当年上大学时，因为家兄的熏陶，象棋、围棋、羽毛球在班里无对手，足球是系队，篮球是班队，虽然来自农村，虽然穷点，一块红烧肉可以让我两眼发绿光，但与乖巧或物质生活相对优越的城里同学相比却很有心理优势，因为，虽然付出的多一些，农村小孩能来到城市站在一个起点上，表明本身比你优秀，而任何城市最优秀的群体都基本上是外地人，典型的年少轻狂和无知，但时代给了我们这一代人很多机遇，可以改正错误重新开始。现在很难了，因为大学的扩招，来自农村的孩子相对比例大幅减少，而大学的快速贬值，上学即贫困、毕业即失业使绝大多数农村孩子无法通过教育改变所属阶层。
目前，中国的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宽越来越深，利益受损群体或者说普通百姓家庭的子女想向上走的难度越来越大、机会很少，阶层划分趋于固化，近些年来的大量政策包括农业税全免、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等都无法对社会阶层的分化形成冲击和改善，只能是让利益受损的弱势群体有个扶手不会掉下山崖，而离起点公平、机会公平差之甚远。
社会不公平的阶层分化和固化，必然导致大多数底层群体和上层群体之间的对立情绪，群体性事件必然越来越多，手段也可能越来越暴力；从中长远看，这种经济发展、政治基础的链条也很脆弱，不可持续，社会隐患在发笑。那么这个结果是否可以避免呢？当然可以但为时已晚，现在的关键是这个不公平的社会阶层分化能否结构优化，特别是阻碍社会进步的官学商联盟能否被打破！这就涉及到中国下一步发展的方向了，也就是说，中国通过市场经济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惊人的财富，但中国也从一个虽贫穷但相当平均的国家发展成为相当不平等的国家，改革初期的万众一心已经被今天的利益严重分化、心态对立所取代，不断激化的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在考验中国向何处去！
目前主要有两种思潮，一是简单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惹的祸，应该推倒重来，回到毛时代，回到计划经济时代，很多既得利益群体也对此推波助澜；一种认为中国的问题是由于市场经济不成熟、市场机制作用不充分，贫富分化不是因为市场经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是因为市场化过程中，因为权力之手的介入，让有些人以牺牲普通大众为代价暴富，这恰恰是旧体制的弊端造成的，应该进一步深化改革。
中国目前市场经济的框架已基本建立，但最重要的三大经济要素：土地、资本、劳动力仍属国家控制，而在现实中，政府仍然是资源配置的决定者、投资活动的组织者，本来应该由市场配置的资源，很多还是由政府部门事实上相关官员来配置，由此在很多时候资源配置权被异化为官场经济下的权力寻租。因此，市场主体，无论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或者个人，能够获得经济资源的多少和优劣，很大程度上依赖与与权力的关系远近和密切程度，最终就形成了以权力为核心的利益分配格局。
市场经济的完善和成熟，必须建立在法治和民主的基础上，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产生，力量很强大，他们既害怕民主，因为不愿人民来制约其行为、分享其利益；又需要市场的遮羞布来抵御政府出于社会公平和百姓压力的干预，每当政府出台类似政策时，总有代言人站出来为他们定义的“市场”辩护，最后使政策走样、变异，实在不行，就抬出为了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的帽子压人。由此，官学商利益联盟得以形成，越来越难以攻破，前国资委李大员离职时对自己的评价是“忠臣”，并说自己在央企负责时，也是需要送礼的，其意值得玩味乎？
其实，今天中国的问题，不是要市场还是计划的问题，而是政府权力的合法边界和义务问题，后者是建立市场经济的法治环境（不是停留在纸上的法制）和照顾弱势群体，比如国企改革和拆迁，要补偿到位，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包括现在的保障房建设不能市场化，不能推给社会；前者是要从市场领域清除权力之手，政治决策进程对人民开放，使民众能参与改革，制约权力滥用。显然这离不开政治体制改革，因为不如此，利益集团打不破，真正的市场经济无法建立，或者说，如果中国消除不了特权、垄断以及不劳而获的根源，让社会的特权阶层可以继续依靠权力和资源来对内掠夺财富，普通百姓没有机会在法律的保护下，按照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和获得财富，中国的前景并不光明，我想这也是温相一再呼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因吧，无奈乎。
最近，广东省一把手提出“增忧患意识比歌颂更重要”，佩服这位国家领导人的政治勇气，包括他应对金融危机的方略所带来的争议。有人说：要让老百姓从心里喊我党万岁。我也佩服其强烈的主人意识，能代表我党接受人民的膜拜。正如我党宗旨所言，我坚信我党是没有任何私利的执政党，惟有TG有能力带领中国走向国强民富，TG的历史使命是什么？就是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奋斗，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这个使命相比，能否万岁是次要的，毕竟人类不过几千年的历史，从原始社会发展到了地球不堪其负的今天，一万年的东西还没有，一万年以后会怎么样？留给历史吧，我相信我们的党能做好自己的事，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当然首先要逐步解决目前中国的突出矛盾，抬头看天、低头看路。
http://blog.sina.com.cn/s/blog_3fe443f701017rqj.html
【金鸿视点】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之我见（续）
前几天应邀在“金鸿视点”发了一篇小文，有点罗嗦、有点晦涩，引起了些许争议，在此选择一部分有针对性的问题回答一下。
有朋友问：我是否认为应该最核心的三个生产力要素：土地、资本、劳动力应该市场化？这个问题提的非常好！因为这实际上涉及到国体问题。我个人觉得是否可以这么看：
劳动力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步结束，劳动力不再是一个成本问题，而应该是人力资源问题，不是成本而是资源，观念必须尽快转变，因此，劳动力是应该市场化的，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才能实现国强民富，才能可持续。“劳动力”国家是控制不了的，人有迁徙的自由，人往高处走人要流动，如何控制？但政府并非无作为，中国沿海发达地区特别是广东，一个重大的失误就是在上世纪末期乃至前些年，没有真正意识到外地务工人员的价值和中国发展的大势，只注重了短期利益，没有创造条件让外来务工人员融入当地，化入所工作的城市，所以渐渐引发了竞争力的下降和系列的社会问题。当然不仅仅是沿海，只是广东问题尤为严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各种问题的逐渐显现，国家层面已经开始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保障房就是其中之一。从中长期来看，因为中国人口结构的深刻变化和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提升，中国必须通过技术创新、产业转型升级、人力资本积累和劳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应对包括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带来的严峻挑战和通胀压力。政府要做的是：积极而稳妥的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尽快建立完善覆盖城乡无差别化的社会保障体系，给予外来务工人员真正的市民待遇，否则中国将来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城市化会不仅难以为继，而且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需要强调的是，在建国的过程中、建国以来所取得的成就中，中国的农民是几代人做出了极其巨大的牺牲的，在战争年代牺牲的不说，建国以后，工业化体系的建立、改革开放的前期，没有农民兄弟们的巨大付出和利益的损失是不可能实现的，现在，到了回馈农民的时候了，难道在经济发展的蛋糕中多分配给他们一些不是天经地义吗？从道德上来讲，这不是恩赐而是良心，从国家民族大局来讲，农村问题解决不好、农民富不起来，中国就成不了真正的发达国家。
资本问题，因为资本来源很多，国家想控制是控制不了的，我在《中国货币到底有多少》一文中详细分析过社会融资总量的问题，仅仅控制贷款规模解决不了流动性过剩问题，今年截止到五月底，通过信托和理财的表外融资超过3万亿，是应该加强风险监控了。但有一点必须坚持，作为经济的核心，金融是必须控制在国家手里，尤其是作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必须国家绝对控股。我对中国的大型商业银行纷纷到境外上市，包括当年引入所谓战投的规模（初期有必要）、由外资审计机构负责国有大银行的审计是有保留看法的，这方面交的学费是不小。应该说，这一块整体上做的还不错，需要进一步推进的是：如何让我们自己的金融机构拥有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问题，能否制定一个大的战略呢？美国在二战后的做法是值得借鉴的。另外，就是人民币国际化问题，这个以前说过，就不再重复了。
最敏感的是土地问题。我坚信社会主义是人类目前最好的制度，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是有不同观点的，我以前也分析过，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土地私有化问题现在有很多不同的说法，结合我们中国的历史和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土地我个人认为是应该国有化或者说由国家完全控制的，没有这一条，社会主义的根基不稳、政权不稳，至于国有经济的比例是多少才能保持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前些年有不少说法，似乎有一个30%的“标准”，个人觉得，这个比例并不重要，因为经济总量增加很快，控制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政府需要控制的最核心的资源就是土地，有此，社会主义就不会变天。当然有些方面是否可以有所突破，说实话，我也不确定，提出来，大家可以讨论：比如农民的宅基地是否应该私有化呢？要拆迁可以，给予足够的补偿，让农民能真正“进城”住得下来、生活有保障、工作有着落；承包的地可以流转（否则农业无法做大做强和集约性发展农业），但土地国有性质不得改变，农民流转的土地不得出售，可以以类股份的方式参与利益分配，中国绝对不能再出现大地主；城市的住宅建设用地应该零地价价出让，但每年缴纳一定比例的“土地税”或“无业税”（当然不同的房子比例不一样，比如公租房可以免缴），存量的房子在到期后再采取这种模式，现在的所谓“房产税”法理上是有缺陷的，而且容易弄成剪羊毛的恶税。
结合执政党成立90周年再说几句，以前我说过，中国现在处于十字路口，下一步何处去？十分关键，所以这次认真看了胡的讲话，应该说在目前的时事背景下，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文献性文件，有新意，回答了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基本确立了中国的发展方向，我想应该是没有太大的争议的，TG带领中华民族取得的的巨大成就无可质疑，对现在面临的严峻挑战认识清醒，对未来的发展理性客观。
令人关注和有新意的是，在90周年之际，除了中央的讲话，各地方官员近期对党内党外的问题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据媒体报道，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最近表示：“那些硬要把‘打黑’说成‘黑打’，是心怀敌意，不必理会，中国真要出了什么大问题，他们是要喝酒的。”他还说，“重庆‘唱红’得到愈来愈多的理解和支援，说唱这些歌就是回到文革，是无稽之谈。”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前日召开党庆大会时，以5个“清醒看到”的排比句，指出当前党内外存在的问题，警告要增强忧患意识。他告诫与会者，“不要让鲜花掌声淹没群众意见，不要让成绩数字掩盖存在问题，不要让太平盛世麻痹忧患意识。务必居安思危，高度警惕，不断增强忧患意识、危机意识、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他还表示，对一个成熟的执政党，增强忧患意识比只是歌颂辉煌更重要、有利长期执政。新疆自治区书记张春贤在当地的党庆大会上也指出，“在历史的演进中，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在充满挑战的今天，成绩只能代表过去。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断研究新问题、适应新形势，与时俱进。”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则在上海的党庆大会上表示，“追求发展不能以牺牲部分民众的合理合法利益为代价，不能以扩大社会矛盾为代价，不能以牺牲环境和浪费资源为代价。”
因为这几位都不是普通的地方大员，其说法大家都会有自己的解读，个人认为，关键是看几年后甚至十年后的结果。打黑没人反对，但这只能是抓治安的一种手段，适当“唱红”（虽然什么叫红歌有待讨论，呵呵）没人反对，是否是黑打，关键是看打的过程中是否依法，是否有违法打的情况，如果律师眨了几下眼睛、有人在网上骂了打黑领导都要抓起来都可以定罪的话就值得探讨了，更重要的是，如果把打黑唱红作为“社会治理的模式”（请注意我的用词）来推广、常态化的话，坦率的讲，决非幸事也不会长久，至于说黑打的人就是心怀敌意，希望中国出大问题的人也就是“汉奸”，呵呵，这话可能过了，看法不同很正常，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自信的时候是不怕人批评的，即使批评是错误的。广东的情况最复杂，社会分化和社会矛盾最激烈，又面对港澳，危机意识自然更强，虽然没有高调反腐，但也抓了几个省级干部和地市一把手，据说政府机构改革的力度也很大，我不生活在广东，不了解真实情况。我只是觉得值得肯定的是，广东的产业结构调整是必须的，留给中国经济调整的时间不多了，广东和沿海必须先行，但为什么推动很难？因为这会影响GDP的增长和领导的政绩，阻力大，不成功的可能性大，成功了自己任期内看不见，环保问题解决难同样如此，但如果广东不能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体制改革方面继续走在中国的前列，就愧对历史，对中国也非幸事。至于有朋友说那边想搞联邦制，这个玩笑有点大了，呵呵，不知有何依据？台湾都要一国两制，回归是大势。谁敢如此大逆不道？
有朋友对我的政治倾向表示质疑，甚至认为我被“南方系”收买了，呵呵，严重了，本人没有任何政治倾向，只是就事论事，如果说利益趋向，我站在弱势群体，尤其是农民一边，因为我的根在那里，多少次梦回故乡，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留恋之心越重，同时，我也希望中产阶级不要被剪羊毛，因为这个阶层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基本上都是工薪阶层，普通百姓，往上走难、往下走却很容易，一个意外就可能重新至贫；至于“南方系”是什么，我还真不知道，我写博客本身是自娱自乐，水平有限，点击率很低，我想对任何人都没有什么吸引力和收买的价值吧？有人认为我在歌颂什么人、贬低什么人，说实话，这对我就有些看贬了，呵呵，我不会歌颂任何政治人物，评价一个地方领导，关键看其所做的事是着眼于长期利益还是短期利益，是追求轰动效应还是着眼于治本。中国有句古话：盖棺定论，其实很多时候盖棺也定不了，历史上这种事太多了，所以武则天很聪明的搞了一个无字碑，而且很奇迹的没被挖出来。就中国近代的领导人来说，从人格方面、政治品德方面，我佩服的有两个人：赵和胡，两者个人和家人的清廉自不必说，前者是中国早期改革真正的设计师（当然不是拍板的董事长），特别是只要“认个错”就有机会重新出山而不是被“隔离”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后者平反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包括曾经整过他后来反过他的人。本来不愿意评价政治人物，因为政客善变，难以定论，但鉴于有些朋友似乎很注重站队，就坦率的说几句，尽管拍砖，呵呵，但不要以口号压人。人生短暂、体验有限，要看明现实，必须读史。
有朋友说，看我的东西郁闷，呵呵，真的很抱歉，因为主要是分析国内时事，所谓爱之切自然有些苛求之，谈成绩少谈问题多，因为主流媒体歌颂的多，少量批评议政的才更有意义，何况小小的博客；加上本人水平有限，又要避免被和谐，往往晦涩难读，真实意思有时不会直接说出来或者表达不清。但郁闷大可不必，以前说过，从大历史看，中国的成就举世无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面临最好的历史机遇而且大势所趋，以后，也会说说重大成就方面的浅见，大家一起乐和乐和。
【金鸿视点】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之我见（续）
前几天应邀在“金鸿视点”发了一篇小文，有点罗嗦、有点晦涩，引起了些许争议，在此选择一部分有针对性的问题回答一下。
有朋友问：我是否认为应该最核心的三个生产力要素：土地、资本、劳动力应该市场化？这个问题提的非常好！因为这实际上涉及到国体问题。我个人觉得是否可以这么看：
劳动力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步结束，劳动力不再是一个成本问题，而应该是人力资源问题，不是成本而是资源，观念必须尽快转变，因此，劳动力是应该市场化的，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才能实现国强民富，才能可持续。“劳动力”国家是控制不了的，人有迁徙的自由，人往高处走人要流动，如何控制？但政府并非无作为，中国沿海发达地区特别是广东，一个重大的失误就是在上世纪末期乃至前些年，没有真正意识到外地务工人员的价值和中国发展的大势，只注重了短期利益，没有创造条件让外来务工人员融入当地，化入所工作的城市，所以渐渐引发了竞争力的下降和系列的社会问题。当然不仅仅是沿海，只是广东问题尤为严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各种问题的逐渐显现，国家层面已经开始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保障房就是其中之一。从中长期来看，因为中国人口结构的深刻变化和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提升，中国必须通过技术创新、产业转型升级、人力资本积累和劳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应对包括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带来的严峻挑战和通胀压力。政府要做的是：积极而稳妥的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尽快建立完善覆盖城乡无差别化的社会保障体系，给予外来务工人员真正的市民待遇，否则中国将来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城市化会不仅难以为继，而且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需要强调的是，在建国的过程中、建国以来所取得的成就中，中国的农民是几代人做出了极其巨大的牺牲的，在战争年代牺牲的不说，建国以后，工业化体系的建立、改革开放的前期，没有农民兄弟们的巨大付出和利益的损失是不可能实现的，现在，到了回馈农民的时候了，难道在经济发展的蛋糕中多分配给他们一些不是天经地义吗？从道德上来讲，这不是恩赐而是良心，从国家民族大局来讲，农村问题解决不好、农民富不起来，中国就成不了真正的发达国家。
资本问题，因为资本来源很多，国家想控制是控制不了的，我在《中国货币到底有多少》一文中详细分析过社会融资总量的问题，仅仅控制贷款规模解决不了流动性过剩问题，今年截止到五月底，通过信托和理财的表外融资超过3万亿，是应该加强风险监控了。但有一点必须坚持，作为经济的核心，金融是必须控制在国家手里，尤其是作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必须国家绝对控股。我对中国的大型商业银行纷纷到境外上市，包括当年引入所谓战投的规模（初期有必要）、由外资审计机构负责国有大银行的审计是有保留看法的，这方面交的学费是不小。应该说，这一块整体上做的还不错，需要进一步推进的是：如何让我们自己的金融机构拥有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问题，能否制定一个大的战略呢？美国在二战后的做法是值得借鉴的。另外，就是人民币国际化问题，这个以前说过，就不再重复了。
最敏感的是土地问题。我坚信社会主义是人类目前最好的制度，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是有不同观点的，我以前也分析过，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土地私有化问题现在有很多不同的说法，结合我们中国的历史和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土地我个人认为是应该国有化或者说由国家完全控制的，没有这一条，社会主义的根基不稳、政权不稳，至于国有经济的比例是多少才能保持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前些年有不少说法，似乎有一个30%的“标准”，个人觉得，这个比例并不重要，因为经济总量增加很快，控制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政府需要控制的最核心的资源就是土地，有此，社会主义就不会变天。当然有些方面是否可以有所突破，说实话，我也不确定，提出来，大家可以讨论：比如农民的宅基地是否应该私有化呢？要拆迁可以，给予足够的补偿，让农民能真正“进城”住得下来、生活有保障、工作有着落；承包的地可以流转（否则农业无法做大做强和集约性发展农业），但土地国有性质不得改变，农民流转的土地不得出售，可以以类股份的方式参与利益分配，中国绝对不能再出现大地主；城市的住宅建设用地应该零地价价出让，但每年缴纳一定比例的“土地税”或“无业税”（当然不同的房子比例不一样，比如公租房可以免缴），存量的房子在到期后再采取这种模式，现在的所谓“房产税”法理上是有缺陷的，而且容易弄成剪羊毛的恶税。
结合执政党成立90周年再说几句，以前我说过，中国现在处于十字路口，下一步何处去？十分关键，所以这次认真看了胡的讲话，应该说在目前的时事背景下，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文献性文件，有新意，回答了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基本确立了中国的发展方向，我想应该是没有太大的争议的，TG带领中华民族取得的的巨大成就无可质疑，对现在面临的严峻挑战认识清醒，对未来的发展理性客观。
令人关注和有新意的是，在90周年之际，除了中央的讲话，各地方官员近期对党内党外的问题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据媒体报道，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最近表示：“那些硬要把‘打黑’说成‘黑打’，是心怀敌意，不必理会，中国真要出了什么大问题，他们是要喝酒的。”他还说，“重庆‘唱红’得到愈来愈多的理解和支援，说唱这些歌就是回到文革，是无稽之谈。”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前日召开党庆大会时，以5个“清醒看到”的排比句，指出当前党内外存在的问题，警告要增强忧患意识。他告诫与会者，“不要让鲜花掌声淹没群众意见，不要让成绩数字掩盖存在问题，不要让太平盛世麻痹忧患意识。务必居安思危，高度警惕，不断增强忧患意识、危机意识、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他还表示，对一个成熟的执政党，增强忧患意识比只是歌颂辉煌更重要、有利长期执政。新疆自治区书记张春贤在当地的党庆大会上也指出，“在历史的演进中，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在充满挑战的今天，成绩只能代表过去。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断研究新问题、适应新形势，与时俱进。”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则在上海的党庆大会上表示，“追求发展不能以牺牲部分民众的合理合法利益为代价，不能以扩大社会矛盾为代价，不能以牺牲环境和浪费资源为代价。”
因为这几位都不是普通的地方大员，其说法大家都会有自己的解读，个人认为，关键是看几年后甚至十年后的结果。打黑没人反对，但这只能是抓治安的一种手段，适当“唱红”（虽然什么叫红歌有待讨论，呵呵）没人反对，是否是黑打，关键是看打的过程中是否依法，是否有违法打的情况，如果律师眨了几下眼睛、有人在网上骂了打黑领导都要抓起来都可以定罪的话就值得探讨了，更重要的是，如果把打黑唱红作为“社会治理的模式”（请注意我的用词）来推广、常态化的话，坦率的讲，决非幸事也不会长久，至于说黑打的人就是心怀敌意，希望中国出大问题的人也就是“汉奸”，呵呵，这话可能过了，看法不同很正常，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自信的时候是不怕人批评的，即使批评是错误的。广东的情况最复杂，社会分化和社会矛盾最激烈，又面对港澳，危机意识自然更强，虽然没有高调反腐，但也抓了几个省级干部和地市一把手，据说政府机构改革的力度也很大，我不生活在广东，不了解真实情况。我只是觉得值得肯定的是，广东的产业结构调整是必须的，留给中国经济调整的时间不多了，广东和沿海必须先行，但为什么推动很难？因为这会影响GDP的增长和领导的政绩，阻力大，不成功的可能性大，成功了自己任期内看不见，环保问题解决难同样如此，但如果广东不能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体制改革方面继续走在中国的前列，就愧对历史，对中国也非幸事。至于有朋友说那边想搞联邦制，这个玩笑有点大了，呵呵，不知有何依据？台湾都要一国两制，回归是大势。谁敢如此大逆不道？
有朋友对我的政治倾向表示质疑，甚至认为我被“南方系”收买了，呵呵，严重了，本人没有任何政治倾向，只是就事论事，如果说利益趋向，我站在弱势群体，尤其是农民一边，因为我的根在那里，多少次梦回故乡，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留恋之心越重，同时，我也希望中产阶级不要被剪羊毛，因为这个阶层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基本上都是工薪阶层，普通百姓，往上走难、往下走却很容易，一个意外就可能重新至贫；至于“南方系”是什么，我还真不知道，我写博客本身是自娱自乐，水平有限，点击率很低，我想对任何人都没有什么吸引力和收买的价值吧？有人认为我在歌颂什么人、贬低什么人，说实话，这对我就有些看贬了，呵呵，我不会歌颂任何政治人物，评价一个地方领导，关键看其所做的事是着眼于长期利益还是短期利益，是追求轰动效应还是着眼于治本。中国有句古话：盖棺定论，其实很多时候盖棺也定不了，历史上这种事太多了，所以武则天很聪明的搞了一个无字碑，而且很奇迹的没被挖出来。就中国近代的领导人来说，从人格方面、政治品德方面，我佩服的有两个人：赵和胡，两者个人和家人的清廉自不必说，前者是中国早期改革真正的设计师（当然不是拍板的董事长），特别是只要“认个错”就有机会重新出山而不是被“隔离”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后者平反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包括曾经整过他后来反过他的人。本来不愿意评价政治人物，因为政客善变，难以定论，但鉴于有些朋友似乎很注重站队，就坦率的说几句，尽管拍砖，呵呵，但不要以口号压人。人生短暂、体验有限，要看明现实，必须读史。
有朋友说，看我的东西郁闷，呵呵，真的很抱歉，因为主要是分析国内时事，所谓爱之切自然有些苛求之，谈成绩少谈问题多，因为主流媒体歌颂的多，少量批评议政的才更有意义，何况小小的博客；加上本人水平有限，又要避免被和谐，往往晦涩难读，真实意思有时不会直接说出来或者表达不清。但郁闷大可不必，以前说过，从大历史看，中国的成就举世无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面临最好的历史机遇而且大势所趋，以后，也会说说重大成就方面的浅见，大家一起乐和乐和。
好文章
可惜木有人顶啊
最近看到不少雄文，转来跟CD的达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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