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時期在「滿洲」的台灣人

http://www.taiwan123.com.tw/read/goodbookdetail.asp?g_num=13讀：從口述歷史談到台灣人的身份認同

一、 口述歷史

凡走過的必留下痕跡，這道理於人生經歷可作如是觀，於口述紀錄亦可作如是觀。

世界上的各民族都有口傳的傳統，《史記》之撰寫亦有司馬遷參考金匱石室之外的口訪資料。漢書藝文志說「左史記言，右史記行」，雖然僅是傳說，無經典為證，但人類記載自己活動的紀錄確實早就開始。只是什麼是值得記載的，在於王朝時代，朝政大事、問卜、星曆等，都屬之，甲骨文就是殷商諸王問卜的歷史紀錄。

近代史學學科建立後，東方的史學記載也學習西方的「記事本末體」，中國傳統史書上的「列傳體」倒是受到忽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在第二次大戰之後推動口述歷史計畫，針對當代重要人物進行訪談，以為歷史留下紀錄，這讓人看到歷史記載逐漸回到「人」的傳統。中研院近史所在首任所長郭廷以的倡議下，亦於1959年10月從事口述歷史的訪問與紀錄，進行至1972年9月時因故停止。至1984年，該所又重新恢復口述歷史的工作，迄今未輟，留下了豐富的記載。由機關、團體或民間組織所從事的訪問，也日見增多，如各縣市文化中心成立，其要務之一就是對轄境內耆老、人物進行訪談，將之記錄出版。中研院台史所籌備處、國史館等機構也都成立了口述史組（室），凡此都讓我們看見口述歷史活潑多元的能量。目前地方文史工作者也多有投入口述歷史採擷工作，人文學者所做的田野調查中，對各當地人物的訪談也往往是重要的研究資料來源。

正因為口述歷史的蓬勃發展，近年來書肆中出了不少回憶錄和口述訪問的書籍，拈來一看就會順著口述者的說法經歷他們的一生。究竟人的真實故事就會令人好奇的吧，一本書，一段時間就讓我們活在異時空的魅力之中。

但「口述歷史」雖可帶給讀者一段活色生香的歷史，卻並非無可挑剔，比如說口述者記憶的模糊或倒錯等等，口述出來的事情不見得都真確。但是這點並不使口述歷史失色，對於口述中錯誤的部分，使用這份資料的人可利用史學方法中許多辯證的方法找出事實的真相，史家也可以把自己工具箱裡的每樣傢伙都亮出來，讓虛假和錯誤現身。

二、《日治時期在「滿洲」的台灣人》一書之特色

一般說來，口述歷史殆可分為專題訪問和個人全傳式的訪問，《日治時期在「滿洲」的台灣人》一書結合專題和全傳兩者，讓我們在綜覽日治時期到滿洲的台灣人的經歷時，也對各位受訪者的一生有所理解。

該書由厚達628頁，算是本大書，但它是由26篇口述短篇所組成，一個個故事讀來並不費力。受訪的26個主角所述說的不只是26個故事，而是以口述者為核心，旁及親朋好友和各自的人生經歷。這些人都是日治時期到滿洲求發展的台灣人，當時他們或是剛從學校畢業，或是業醫、作生意、任公職，或攜家帶眷，或獨身而往，26人間大抵都有親戚朋友關係，同鄉情誼濃厚。

這26個故事，代表的是客觀上可以尋訪的飛鴻指爪，雖非全部，但可以部分再現歷史，填補了某些空白。

日治時期台灣人的腳步隨著日本勢力到達中國大陸的華南、華北、東北、南洋，也有人自願跟隨國民黨到中國大陸各省，或甚至隨共產黨做二萬五千里長征到陝北，足見日治時期台灣人的「海外」經驗堪稱多元。戰後，在政治正確的主調因地而異：在島內，台灣人的海外經瞼，只有跟隨國民黨者能獲得正面評價；而留在大陸的台灣人，其政治正確則是成為「共產黨員」。在這種因後來的政治情勢而有不同的評價的情形下，台灣人在日治時期隨日本勢力發展的海外經驗無法適切呈現。一直等到解嚴，這段可能埋沒的歷史才有了出土的可能。錢穆認為吾人對國史要懷有「溫情與敬意」，秉此看待台灣人的歷史經驗，理當多些理解與寬容，如果只以後世的情勢或基於單一的國族觀念來衡量歷史，恐無法體會台灣人所處歷史環境之複雜。

「今天不做，明天就會後悔」，把這一辭應用到保存活史料這項工作上，是我們面對無情的時間沖刷歷史的積極因應作法。當歷史人物一一凋零，如果我們只徒發「浪花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的感慨，而缺乏具體作為，那麼連歷史的灰塵也都留不下來。讀著搶救留下的歷史見證—《日治時期在「滿洲」的台灣人》一書，「得來不易」之感充塞胸臆，也感謝為我們留下故事的人。

三、飛鴻雖颺，泥上指爪顯跡

（1）歷史的補白者

試將書中26名主人翁資料簡列如下表：
編號/姓名 出生年 出生地 在滿洲時之職業 留滿時間（年/期間） 出處頁碼/備註
1/施義德 1916-2000 鹿港 醫 12/1931-1943 3
2/劉建止 1916- 台中新社 醫 12/1936-1948 13
3/余錫乾 1917- 台北泰山 醫 10/1936-1946 25
4/葉鳴岡 1922- 花蓮 醫 7/1941-1948 43
5/李晏 1896-1967 彰化 醫 1924之後前後3年 65/留在大陸，侄李定記述
6/石林玉燦 1909-1981 岡山 醫 10/1936-1946 77/留在大陸，妻侯金魚口述
7/翁通逢 1910- 嘉義 醫 2/1944-1946 101
8/劉萬 1910- 彰化花壇 醫 15/1933-1948 123/妻葉彩屏口述
9/林錦文 1921- 嘉義 軍醫 1/1945-1946 137/妻林黃麗淑口述
10/何金生 1912- 台中頂橋仔頭 教師 8/1938-1946 153
11/陳登財 1909- 台北 助手 1/1940-1941 219/與妻林彬合述
12/徐水德 1905- 桃園 經濟部參事官 14/1932-1946 231/附有〈光復日記〉
13/黃清塗 1912- 基隆 大使館高等官 5/1941-1946 281/妻陳波雲口述
14/陳亭卿 1914- 台中 經濟部參事官 11/1935-1936 291/與妻洪月桂合述
15/洪在明 1915- 台北 任職於國務院營繕品局機械科 2/1935年後前後2年 309
16/李謀華 1920- 雲林 任職於國務院建築局設備科 4/1940-1944 327
17/林永倉 1921- 基隆瑞芳 交通部土木總局牡丹江工程處 7/1939-1946 347
18/張世城 1912 台中豐原 財政部榷運署 8/1933-1941 359/妻林更妹口述
19/許鶴年 1904-1969 台南 任職專賣署/創辦協和染廠 16/1931-1947 401/子許文華口述
20/李訓忠 1921- 台北 任職大陸科學院 1/1941-1942 423
21/楊藏嶽 1917- 台南縣 任職大陸科學院 7/1939-1946 437
22/翁通楹 1920- 嘉義 任職大陸科學院 2/1944-1946 457
23/陳永祥 1914？ 台南縣 任職滿洲電信電話公司 13/1935-1948 485
24/陳嘉樹 1909- 台南 任職滿洲電氣化學會社 11/1935-1946 505/與妻高絃、子陳正德合述
25/傅慶騰 1912-2002 高雄美濃 任職南滿洲電氣株式會社 12/1934-1946 547/由其自撰之回憶錄中譯
26/許長卿 1924 台北 任職台人的日新鐵工廠 1/1945-1946 585
說明：備註部分未註明者為自述且回台者

以上表中所列諸人的出生年，用今年「2002」年減除，就可知道這些人現在的年齡。據本書主訪者許雪姬指稱，自1992年她已開始從事有關滿洲經驗者的訪談，相關成果分別刊載於《口述歷史》第5、6期。後來她再度於1999年展開訪談，此時她「感慨良多，因為1992年受訪者已有半數以上不在人間。」可見採擷口述歷史是個和時間競賽的工作，有及時的訪談，也才能保留這段即將消逝、遺忘的歷史。

日本治台50年，經歷明治（1895-1911）、大正（1912-1926）、昭和（1926-1945）三個天皇，所以日治時期出生的長輩都自稱明治人、大正人、昭和人。書中這批主角，大多出生於大正時期，也有少數人是明治時期出生者。至2002年，明治人多已不存，尚常見的是昭和人。這三個不同時段出生的人，實也有不同的代溝，因為他們所經歷的大變局不全然相同。大正人到1930年代正趨青壯，人生的理想或是冒險企圖都比較可能出現，因此或由老師、朋友引介、親人相攜，尤其滿洲國外交部長謝介名是新竹人，因此不少新竹人前往滿洲任官求職，可是上表中並沒有太多新竹人或與謝介石有關係者。據稱當時赴滿台人約五千人，本書只能訪問到26人，已是十分難得。

表中也顯示，編號5/李晏於1924年最早到東北，當時仍是張作霖的天下，所以李晏和張也相熟。此外的25名台灣人都是1930年之後才到滿洲的，這當然是和滿洲國於1932年3月1日成立有關。台灣知識份子在1930年代後像是有了新的出路，他們到滿洲習醫學工，脫離在台灣受殖民差別待遇、無法有出路的鬱悶。

從他們所從事的職業來看，醫生有9名，佔了不小比例，台灣人愛當醫生應與自由執業不受日本人差別待遇有關。滿洲人雖然不知台灣實情，但認為台灣是個「醫生島」，因為在滿洲的台灣醫生真不少。此外，在滿洲國公家機關和日本在滿洲之國策會社「吃頭路」的人也不少。

（2）戰後在滿洲台灣人眼中的國共鬥爭
再由這群人停留在滿洲的時間來看，1945年之後才回到台灣的，都經歷過蘇聯在東北的洗劫和國共鬥爭，看著他們口述的故事，在東北的這一段中國現代史就更加鮮活了。據稱國共鬥爭時，如果未聽見子彈聲就知道時屆中午12時，雙方休兵，各自埋鍋造飯，午後一時，再繼續交戰；如果家中的雞被偷了，就知道是國民黨打勝仗了，他們會趁機搜刮，而共產黨為收攬人心，多半並不擾民。

還有幾個例子也對國民黨提出了批評。一是戰後國共鬥爭時，有國民黨軍官養好幾個姨太太，錢打那兒來？賣美國資助的武器或是報空缺，名目上三萬人的軍隊，實際只有一萬人，其他兩萬人的糧餉落入自己口袋，校點時，軍隊到街上抓夫充抵之。二是國民黨接收東北時，有的接收者將日產出售，錢放入自己口袋。肉必自腐而後蟲生，國民黨在大陸時腐敗在先，在國共鬥爭中焉有不潰敗之理？ （3）台灣人眼中的蘇聯士兵
1945年8月9日蘇聯進入滿洲時，當時在滿洲的台灣人，都不約而同的指出蘇聯士兵之愛搶手錶和鋼筆，因為窮苦的蘇聯兵沒見過這些新鮮玩意兒，甚至把搶來的手錶掛滿整個胳臂，或是紀念，或是帶回家鄉出售。也有滿洲人用錶和筆與蘇聯大兵交換他們管守的麻醉藥品－－鴉片，雙方皆大歡喜。當時一袋煙土30公斤，在黑市裡價值不斐。而蘇聯軍隊之所以能將滿洲洗劫得乾乾淨淨，是因為有白俄的帶領。白俄位處滿洲國社會底層，平時安份的做做小工，但蘇聯軍隊來到東北之後，因為語言相通，就成了最好的嚮導。白俄所做的巧克力令這些去滿洲的台灣人懷念。這些台灣人的口述也指出，蘇聯軍隊個性狡詐，蘇聯先第一輪去搶戰敗的日本人；到滿洲人動手搶第二輪時，蘇聯人就開始拍照，所以照片只留下滿洲人搶劫的證據。

蘇聯大兵也到處找女人，據稱日本女人的遭遇很淒慘。當時在滿洲的女人大都將頭髮理成男生的樣子以求避禍。不過，有時候如果有孩子哭，蘇聯大兵也會放過女人，所以台灣人碰到蘇聯大兵時，多半把孩子捏哭，讓孩子的聲哭救女人。這是在滿洲的台灣人的自保之法。 我們在中國現代史的書中約略知道蘇聯軍隊對滿洲東北的搶奪，其中傅慶騰的回憶錄詳載如何與蘇聯司令談判，和為蘇聯軍隊拆解阜新發電廠機械之過程。由於語言不通，傅在工作過程表現傑出，俄軍要他遠赴莫斯科。到了工作的尾聲，蘇聯士兵一直對傅叫著「莫斯科，莫斯科」。在紛亂的時代，技術人員都是各方需要的人才。

（4）台灣人眼中戰敗的日本人
日本戰敗後，很多男人被送往西伯利亞，如此蘇聯人才有勞役可供使喚。沒有日本男人保護的日本女人，如前所述境況淒慘。在滿洲也有許多日本人被打死，致血流成行。本書多位口述者都提及到滿洲開墾的「開拓團」，參加此團的多是日本窮人，該團有27萬人，死了8萬人。也有日本人在逃難時放棄自己的小孩或賣小孩以籌措旅費，這些被留在滿洲的小孩，看到台灣人也會叫著說，「おじちやん つれていつて」（伯父，請帶我走）。也有不能生育的一對台灣夫婦帶回來一個滿洲日本小孩，但不敢讓這孩子知道自己真正的身世。在本書中提及，在滿洲長大成人的日本小孩，後來有「歸故里」的尋親活動。

戰爭引發的苦難後果，令人鼻酸，所以口述者也反省到戰爭之殘酷，提及戰爭真的是不能打。

四、 有感於台灣人曖昧的雙重性

據研究，在福建的台灣籍民（也有中國人冒籍，可享有和日本人一樣的治外法權）只開煙館、賭場和妓院，形象甚差，所以被稱為「台灣歹狗」。但到滿洲的台灣人則和在閩者大不相同，大抵都是程度、素質不錯的人，學歷多半是高等學校以上畢業，甚至帝大畢業的也不少。台灣人和滿洲人也相處得不錯，所以戰後有許多在滿洲的朝鮮人（多任警察與軍隊通譯）挨當地人毆打，台灣人卻多數倖免。或許，也和去滿洲的台灣人多屬漢族有關。

在滿洲的台灣人因為會雙語－－日語、滿洲語而獲重用，精通雙語的特性替台灣人開拓任職之路，故也被稱為「兩流人」。此外，戰後台灣人原來在東北的投資或是生意，都只能放棄，只要能平安回到台灣，已是莫大的幸運，如在大連開博愛醫院的孟天成，就因為娶了日本太太，經漢奸審判，所有資產充公。

戰後因為台灣人的身份由日本籍變成中國籍，所以台灣人從滿洲回台灣時，是由國際救濟總署提供川資，台灣人組自救團體在國際援助下歸台。經歷過逃難，他們多半感慨戰爭之可怕，而對於自己國籍身份改變的心理調適，口述者多半未提及，只有1931年出生的許文華直指自己內心所受的文化衝擊。也有人指出，他們那一代受日本教育，只能跟在日本人後做事，到了跟中國人做事的時代，讀日本書的人就沒有用了。這是因為戰後的遊戲規則變了。不過也有未受影響者，這些人多半是技術人員，如翁通楹任職於台大機槭系，傅慶騰任職於台電等，但是任職於礦務局的李忠訓就直指外省籍同事對台人之歧視。

台灣人身份具曖昧的雙重性，戰後由日本殖民子民轉為中國人，在滿洲的台灣人回到台灣後，也為符應中國人這個新身分，而必須重新學習講北京話。也因此，即使是高學歷的台灣人，因為執政者制定新的語言規則，台灣人實力雖好，若未能流利使用中文，便未能獲重用，此時他們又再度體會到殖民時代早已銘感的差別待遇。這是對受過殖民的台灣人的懲罰？曾任滿洲國駐新義州副總領事的台灣人吳左金被以漢奸審判在濟南關了279天，吳回台後對國民政府死了心，其職業就是「在家帶孫子」。

中國戰後的漢奸審判被形容為「有條有理」—有金條就有道理，沒金條就有罪。，依據漢奸審判條例，曾在汪精衛、華北政權、滿洲國之下擔任過縣長職以上者就屬漢奸。在台灣曾在皇民奉公會任職的人也都屬漢奸，所以台灣人的滿洲經驗，更是在「漢奸」罪名的威嚇下湮沒不聞。解嚴之後，這些深藏於心中的禁忌才有機會重見天日。

在滿洲國有所謂的「大同學院」，專門訓練通過考試的大學程度以上學員成為滿洲國的文官，有些滿洲人也曾參加這個學院。他們來到台灣後，因政治環境的氣氛，不想提及「大同學院」的經歷，所以有人先和相熟的台灣人打招呼，說彼此裝作不認識比較好。可是事實上還是有人的名字，經由口述者不經意流傳下來，隱而不顯人心的幽暗面就會浮現。我們也了解到，當國家用民族大義清算國民的忠誠度時，那可是開啟了另一個精神和人格試煉的戰場。

參考資料：
1許雪姬訪問，許雪姬、鄭鳳凰、王美雪、蔡說麗紀錄，《日治時期在「滿洲」的台灣人》，（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3月）
2《口述歷史》第5期—日據時期台灣人赴大陸經驗（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6月）


http://www.taiwan123.com.tw/read/goodbookdetail.asp?g_num=13讀：從口述歷史談到台灣人的身份認同

一、 口述歷史

凡走過的必留下痕跡，這道理於人生經歷可作如是觀，於口述紀錄亦可作如是觀。

世界上的各民族都有口傳的傳統，《史記》之撰寫亦有司馬遷參考金匱石室之外的口訪資料。漢書藝文志說「左史記言，右史記行」，雖然僅是傳說，無經典為證，但人類記載自己活動的紀錄確實早就開始。只是什麼是值得記載的，在於王朝時代，朝政大事、問卜、星曆等，都屬之，甲骨文就是殷商諸王問卜的歷史紀錄。

近代史學學科建立後，東方的史學記載也學習西方的「記事本末體」，中國傳統史書上的「列傳體」倒是受到忽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在第二次大戰之後推動口述歷史計畫，針對當代重要人物進行訪談，以為歷史留下紀錄，這讓人看到歷史記載逐漸回到「人」的傳統。中研院近史所在首任所長郭廷以的倡議下，亦於1959年10月從事口述歷史的訪問與紀錄，進行至1972年9月時因故停止。至1984年，該所又重新恢復口述歷史的工作，迄今未輟，留下了豐富的記載。由機關、團體或民間組織所從事的訪問，也日見增多，如各縣市文化中心成立，其要務之一就是對轄境內耆老、人物進行訪談，將之記錄出版。中研院台史所籌備處、國史館等機構也都成立了口述史組（室），凡此都讓我們看見口述歷史活潑多元的能量。目前地方文史工作者也多有投入口述歷史採擷工作，人文學者所做的田野調查中，對各當地人物的訪談也往往是重要的研究資料來源。

正因為口述歷史的蓬勃發展，近年來書肆中出了不少回憶錄和口述訪問的書籍，拈來一看就會順著口述者的說法經歷他們的一生。究竟人的真實故事就會令人好奇的吧，一本書，一段時間就讓我們活在異時空的魅力之中。

但「口述歷史」雖可帶給讀者一段活色生香的歷史，卻並非無可挑剔，比如說口述者記憶的模糊或倒錯等等，口述出來的事情不見得都真確。但是這點並不使口述歷史失色，對於口述中錯誤的部分，使用這份資料的人可利用史學方法中許多辯證的方法找出事實的真相，史家也可以把自己工具箱裡的每樣傢伙都亮出來，讓虛假和錯誤現身。

二、《日治時期在「滿洲」的台灣人》一書之特色

一般說來，口述歷史殆可分為專題訪問和個人全傳式的訪問，《日治時期在「滿洲」的台灣人》一書結合專題和全傳兩者，讓我們在綜覽日治時期到滿洲的台灣人的經歷時，也對各位受訪者的一生有所理解。

該書由厚達628頁，算是本大書，但它是由26篇口述短篇所組成，一個個故事讀來並不費力。受訪的26個主角所述說的不只是26個故事，而是以口述者為核心，旁及親朋好友和各自的人生經歷。這些人都是日治時期到滿洲求發展的台灣人，當時他們或是剛從學校畢業，或是業醫、作生意、任公職，或攜家帶眷，或獨身而往，26人間大抵都有親戚朋友關係，同鄉情誼濃厚。

這26個故事，代表的是客觀上可以尋訪的飛鴻指爪，雖非全部，但可以部分再現歷史，填補了某些空白。

日治時期台灣人的腳步隨著日本勢力到達中國大陸的華南、華北、東北、南洋，也有人自願跟隨國民黨到中國大陸各省，或甚至隨共產黨做二萬五千里長征到陝北，足見日治時期台灣人的「海外」經驗堪稱多元。戰後，在政治正確的主調因地而異：在島內，台灣人的海外經瞼，只有跟隨國民黨者能獲得正面評價；而留在大陸的台灣人，其政治正確則是成為「共產黨員」。在這種因後來的政治情勢而有不同的評價的情形下，台灣人在日治時期隨日本勢力發展的海外經驗無法適切呈現。一直等到解嚴，這段可能埋沒的歷史才有了出土的可能。錢穆認為吾人對國史要懷有「溫情與敬意」，秉此看待台灣人的歷史經驗，理當多些理解與寬容，如果只以後世的情勢或基於單一的國族觀念來衡量歷史，恐無法體會台灣人所處歷史環境之複雜。

「今天不做，明天就會後悔」，把這一辭應用到保存活史料這項工作上，是我們面對無情的時間沖刷歷史的積極因應作法。當歷史人物一一凋零，如果我們只徒發「浪花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的感慨，而缺乏具體作為，那麼連歷史的灰塵也都留不下來。讀著搶救留下的歷史見證—《日治時期在「滿洲」的台灣人》一書，「得來不易」之感充塞胸臆，也感謝為我們留下故事的人。

三、飛鴻雖颺，泥上指爪顯跡

（1）歷史的補白者

試將書中26名主人翁資料簡列如下表：
編號/姓名 出生年 出生地 在滿洲時之職業 留滿時間（年/期間） 出處頁碼/備註
1/施義德 1916-2000 鹿港 醫 12/1931-1943 3
2/劉建止 1916- 台中新社 醫 12/1936-1948 13
3/余錫乾 1917- 台北泰山 醫 10/1936-1946 25
4/葉鳴岡 1922- 花蓮 醫 7/1941-1948 43
5/李晏 1896-1967 彰化 醫 1924之後前後3年 65/留在大陸，侄李定記述
6/石林玉燦 1909-1981 岡山 醫 10/1936-1946 77/留在大陸，妻侯金魚口述
7/翁通逢 1910- 嘉義 醫 2/1944-1946 101
8/劉萬 1910- 彰化花壇 醫 15/1933-1948 123/妻葉彩屏口述
9/林錦文 1921- 嘉義 軍醫 1/1945-1946 137/妻林黃麗淑口述
10/何金生 1912- 台中頂橋仔頭 教師 8/1938-1946 153
11/陳登財 1909- 台北 助手 1/1940-1941 219/與妻林彬合述
12/徐水德 1905- 桃園 經濟部參事官 14/1932-1946 231/附有〈光復日記〉
13/黃清塗 1912- 基隆 大使館高等官 5/1941-1946 281/妻陳波雲口述
14/陳亭卿 1914- 台中 經濟部參事官 11/1935-1936 291/與妻洪月桂合述
15/洪在明 1915- 台北 任職於國務院營繕品局機械科 2/1935年後前後2年 309
16/李謀華 1920- 雲林 任職於國務院建築局設備科 4/1940-1944 327
17/林永倉 1921- 基隆瑞芳 交通部土木總局牡丹江工程處 7/1939-1946 347
18/張世城 1912 台中豐原 財政部榷運署 8/1933-1941 359/妻林更妹口述
19/許鶴年 1904-1969 台南 任職專賣署/創辦協和染廠 16/1931-1947 401/子許文華口述
20/李訓忠 1921- 台北 任職大陸科學院 1/1941-1942 423
21/楊藏嶽 1917- 台南縣 任職大陸科學院 7/1939-1946 437
22/翁通楹 1920- 嘉義 任職大陸科學院 2/1944-1946 457
23/陳永祥 1914？ 台南縣 任職滿洲電信電話公司 13/1935-1948 485
24/陳嘉樹 1909- 台南 任職滿洲電氣化學會社 11/1935-1946 505/與妻高絃、子陳正德合述
25/傅慶騰 1912-2002 高雄美濃 任職南滿洲電氣株式會社 12/1934-1946 547/由其自撰之回憶錄中譯
26/許長卿 1924 台北 任職台人的日新鐵工廠 1/1945-1946 585
說明：備註部分未註明者為自述且回台者

以上表中所列諸人的出生年，用今年「2002」年減除，就可知道這些人現在的年齡。據本書主訪者許雪姬指稱，自1992年她已開始從事有關滿洲經驗者的訪談，相關成果分別刊載於《口述歷史》第5、6期。後來她再度於1999年展開訪談，此時她「感慨良多，因為1992年受訪者已有半數以上不在人間。」可見採擷口述歷史是個和時間競賽的工作，有及時的訪談，也才能保留這段即將消逝、遺忘的歷史。

日本治台50年，經歷明治（1895-1911）、大正（1912-1926）、昭和（1926-1945）三個天皇，所以日治時期出生的長輩都自稱明治人、大正人、昭和人。書中這批主角，大多出生於大正時期，也有少數人是明治時期出生者。至2002年，明治人多已不存，尚常見的是昭和人。這三個不同時段出生的人，實也有不同的代溝，因為他們所經歷的大變局不全然相同。大正人到1930年代正趨青壯，人生的理想或是冒險企圖都比較可能出現，因此或由老師、朋友引介、親人相攜，尤其滿洲國外交部長謝介名是新竹人，因此不少新竹人前往滿洲任官求職，可是上表中並沒有太多新竹人或與謝介石有關係者。據稱當時赴滿台人約五千人，本書只能訪問到26人，已是十分難得。

表中也顯示，編號5/李晏於1924年最早到東北，當時仍是張作霖的天下，所以李晏和張也相熟。此外的25名台灣人都是1930年之後才到滿洲的，這當然是和滿洲國於1932年3月1日成立有關。台灣知識份子在1930年代後像是有了新的出路，他們到滿洲習醫學工，脫離在台灣受殖民差別待遇、無法有出路的鬱悶。

從他們所從事的職業來看，醫生有9名，佔了不小比例，台灣人愛當醫生應與自由執業不受日本人差別待遇有關。滿洲人雖然不知台灣實情，但認為台灣是個「醫生島」，因為在滿洲的台灣醫生真不少。此外，在滿洲國公家機關和日本在滿洲之國策會社「吃頭路」的人也不少。

（2）戰後在滿洲台灣人眼中的國共鬥爭
再由這群人停留在滿洲的時間來看，1945年之後才回到台灣的，都經歷過蘇聯在東北的洗劫和國共鬥爭，看著他們口述的故事，在東北的這一段中國現代史就更加鮮活了。據稱國共鬥爭時，如果未聽見子彈聲就知道時屆中午12時，雙方休兵，各自埋鍋造飯，午後一時，再繼續交戰；如果家中的雞被偷了，就知道是國民黨打勝仗了，他們會趁機搜刮，而共產黨為收攬人心，多半並不擾民。

還有幾個例子也對國民黨提出了批評。一是戰後國共鬥爭時，有國民黨軍官養好幾個姨太太，錢打那兒來？賣美國資助的武器或是報空缺，名目上三萬人的軍隊，實際只有一萬人，其他兩萬人的糧餉落入自己口袋，校點時，軍隊到街上抓夫充抵之。二是國民黨接收東北時，有的接收者將日產出售，錢放入自己口袋。肉必自腐而後蟲生，國民黨在大陸時腐敗在先，在國共鬥爭中焉有不潰敗之理？ （3）台灣人眼中的蘇聯士兵
1945年8月9日蘇聯進入滿洲時，當時在滿洲的台灣人，都不約而同的指出蘇聯士兵之愛搶手錶和鋼筆，因為窮苦的蘇聯兵沒見過這些新鮮玩意兒，甚至把搶來的手錶掛滿整個胳臂，或是紀念，或是帶回家鄉出售。也有滿洲人用錶和筆與蘇聯大兵交換他們管守的麻醉藥品－－鴉片，雙方皆大歡喜。當時一袋煙土30公斤，在黑市裡價值不斐。而蘇聯軍隊之所以能將滿洲洗劫得乾乾淨淨，是因為有白俄的帶領。白俄位處滿洲國社會底層，平時安份的做做小工，但蘇聯軍隊來到東北之後，因為語言相通，就成了最好的嚮導。白俄所做的巧克力令這些去滿洲的台灣人懷念。這些台灣人的口述也指出，蘇聯軍隊個性狡詐，蘇聯先第一輪去搶戰敗的日本人；到滿洲人動手搶第二輪時，蘇聯人就開始拍照，所以照片只留下滿洲人搶劫的證據。

蘇聯大兵也到處找女人，據稱日本女人的遭遇很淒慘。當時在滿洲的女人大都將頭髮理成男生的樣子以求避禍。不過，有時候如果有孩子哭，蘇聯大兵也會放過女人，所以台灣人碰到蘇聯大兵時，多半把孩子捏哭，讓孩子的聲哭救女人。這是在滿洲的台灣人的自保之法。 我們在中國現代史的書中約略知道蘇聯軍隊對滿洲東北的搶奪，其中傅慶騰的回憶錄詳載如何與蘇聯司令談判，和為蘇聯軍隊拆解阜新發電廠機械之過程。由於語言不通，傅在工作過程表現傑出，俄軍要他遠赴莫斯科。到了工作的尾聲，蘇聯士兵一直對傅叫著「莫斯科，莫斯科」。在紛亂的時代，技術人員都是各方需要的人才。

（4）台灣人眼中戰敗的日本人
日本戰敗後，很多男人被送往西伯利亞，如此蘇聯人才有勞役可供使喚。沒有日本男人保護的日本女人，如前所述境況淒慘。在滿洲也有許多日本人被打死，致血流成行。本書多位口述者都提及到滿洲開墾的「開拓團」，參加此團的多是日本窮人，該團有27萬人，死了8萬人。也有日本人在逃難時放棄自己的小孩或賣小孩以籌措旅費，這些被留在滿洲的小孩，看到台灣人也會叫著說，「おじちやん つれていつて」（伯父，請帶我走）。也有不能生育的一對台灣夫婦帶回來一個滿洲日本小孩，但不敢讓這孩子知道自己真正的身世。在本書中提及，在滿洲長大成人的日本小孩，後來有「歸故里」的尋親活動。

戰爭引發的苦難後果，令人鼻酸，所以口述者也反省到戰爭之殘酷，提及戰爭真的是不能打。

四、 有感於台灣人曖昧的雙重性

據研究，在福建的台灣籍民（也有中國人冒籍，可享有和日本人一樣的治外法權）只開煙館、賭場和妓院，形象甚差，所以被稱為「台灣歹狗」。但到滿洲的台灣人則和在閩者大不相同，大抵都是程度、素質不錯的人，學歷多半是高等學校以上畢業，甚至帝大畢業的也不少。台灣人和滿洲人也相處得不錯，所以戰後有許多在滿洲的朝鮮人（多任警察與軍隊通譯）挨當地人毆打，台灣人卻多數倖免。或許，也和去滿洲的台灣人多屬漢族有關。

在滿洲的台灣人因為會雙語－－日語、滿洲語而獲重用，精通雙語的特性替台灣人開拓任職之路，故也被稱為「兩流人」。此外，戰後台灣人原來在東北的投資或是生意，都只能放棄，只要能平安回到台灣，已是莫大的幸運，如在大連開博愛醫院的孟天成，就因為娶了日本太太，經漢奸審判，所有資產充公。

戰後因為台灣人的身份由日本籍變成中國籍，所以台灣人從滿洲回台灣時，是由國際救濟總署提供川資，台灣人組自救團體在國際援助下歸台。經歷過逃難，他們多半感慨戰爭之可怕，而對於自己國籍身份改變的心理調適，口述者多半未提及，只有1931年出生的許文華直指自己內心所受的文化衝擊。也有人指出，他們那一代受日本教育，只能跟在日本人後做事，到了跟中國人做事的時代，讀日本書的人就沒有用了。這是因為戰後的遊戲規則變了。不過也有未受影響者，這些人多半是技術人員，如翁通楹任職於台大機槭系，傅慶騰任職於台電等，但是任職於礦務局的李忠訓就直指外省籍同事對台人之歧視。

台灣人身份具曖昧的雙重性，戰後由日本殖民子民轉為中國人，在滿洲的台灣人回到台灣後，也為符應中國人這個新身分，而必須重新學習講北京話。也因此，即使是高學歷的台灣人，因為執政者制定新的語言規則，台灣人實力雖好，若未能流利使用中文，便未能獲重用，此時他們又再度體會到殖民時代早已銘感的差別待遇。這是對受過殖民的台灣人的懲罰？曾任滿洲國駐新義州副總領事的台灣人吳左金被以漢奸審判在濟南關了279天，吳回台後對國民政府死了心，其職業就是「在家帶孫子」。

中國戰後的漢奸審判被形容為「有條有理」—有金條就有道理，沒金條就有罪。，依據漢奸審判條例，曾在汪精衛、華北政權、滿洲國之下擔任過縣長職以上者就屬漢奸。在台灣曾在皇民奉公會任職的人也都屬漢奸，所以台灣人的滿洲經驗，更是在「漢奸」罪名的威嚇下湮沒不聞。解嚴之後，這些深藏於心中的禁忌才有機會重見天日。

在滿洲國有所謂的「大同學院」，專門訓練通過考試的大學程度以上學員成為滿洲國的文官，有些滿洲人也曾參加這個學院。他們來到台灣後，因政治環境的氣氛，不想提及「大同學院」的經歷，所以有人先和相熟的台灣人打招呼，說彼此裝作不認識比較好。可是事實上還是有人的名字，經由口述者不經意流傳下來，隱而不顯人心的幽暗面就會浮現。我們也了解到，當國家用民族大義清算國民的忠誠度時，那可是開啟了另一個精神和人格試煉的戰場。

參考資料：
1許雪姬訪問，許雪姬、鄭鳳凰、王美雪、蔡說麗紀錄，《日治時期在「滿洲」的台灣人》，（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3月）
2《口述歷史》第5期—日據時期台灣人赴大陸經驗（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