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八”抗战蒋介石消极抗日说法值得商榷

凤凰网资讯 > 历史 > 史学苑 > 正文2011年06月09日 08:19
来源：历史学家茶座 作者：赵晖
http://news.ifeng.com/history/sh ... /09/6902996_0.shtml
核心提示：在获悉日军大举增援后，军政部根据蒋的指示于14日正式命令将八十七、八十八师和中央军校教导队及在上海的两个税警团编成第五军，调赴淞沪战场，归属十九路军统一指挥。蒋介石在2月17日复电第五军军长张治中，要其“督率所部努力奋斗，为党国争光也”。



128抗战期间的十九路军（资料图）

文章摘自《历史学家茶座》2010年第2辑 作者：赵晖 原题为《蒋介石与“一·二八”抗战》

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向驻守在上海的十九路军悍然发起进攻，遭到中国军队的英勇抵抗，“一二八”淞沪抗战就此爆发。

在这场延续数月之久的局部抗战行动中，当时国民政府的主要领导人蒋介石起了怎样的作用，他对淞沪抗战究竟持何看法，是研究这段抗战历史时需要加以重点考察的问题之一。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人们根据十九路军领导者蒋光鼐、蔡廷锴等人的回忆，认为蒋介石和他领导的国民政府对于十九路军在上海的艰苦抗战不仅“按兵不动、坐视不援”，还“克扣军饷，截留捐款”等等(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第12~13页)。但随着相关档案资料的逐步开放和解密，上述回忆材料的可靠性也受到研究者越来越多的质疑。本文仅依据目前已经开放的各种资料，对于蒋介石与“一二八”抗战的复杂关系作一梳理，并提出自己的一些粗浅看法，希望得到方家的多多指正。

“一二八”抗战爆发前后蒋介石对日策略的转变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虽然对于张学良采取的不抵抗主义持默认的态度，但在对日交涉、坚守锦州等问题上，其对日态度明显较张学良强硬。而对于其统治区域的腹心之地上海之安危，他也十分重视。1931年10月初，日军在侵略东北之际，又派出陆战队开赴上海，试图威压胁迫国民政府。蒋介石闻讯后即发电指示上海市长张群:“日本军队如果至华界挑衅，我军警应预定一防御线，集中配备，俟其进攻，即行抵抗。”(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一卷，第290页。)可见其武力保卫上海之决心。

1931年12月中旬，蒋介石在内外压力下不得不第二次通电下野。但在不久后，他在杭州与汪精卫会晤，并达成合作协议。1932年1月下旬，已基本达成合作协议的蒋介石和汪精卫联袂入京;25日，孙科辞去行政院长职务赴沪;27日，中政会议决定由陈铭枢暂代行政院长;28日，蒋介石主持临时中政会，决议推选汪精卫为行政院长，孙科改任立法院长，罗文干接任外长。(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3册，第308、311、312页。)

在蒋汪合作安排国民政府人事之际，日方在上海挑起事端。最初蒋汪都主张息事宁人，派张静江等赴上海传达中央意见，要求上海方面在对日交涉中应“避免冲突”、“保全上海”(台湾“国史馆”藏《蒋档事略稿本》第13册，第82页)。上海市政府因此在1月27日下令市公安局查封“上海市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28日下午2时又答复日方，称中方已接受日本全部要求，愿意尽快取缔各抗日团体，赔偿日方人员物资损失，限期缉拿“凶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二]，第664页)。

虽然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对于中方的上述表态表示“满意”(《中华民国大事记》第3册，第312页)，但日本军方却不肯罢休。日本海军第三外遣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在28日深夜11时25分通知上海市政府和公安局，要中国军队立即由闸北撤退，该地改由日军防卫。(《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二]，第666页。)5分钟后，日军从占领的天通庵车站向中国军队发动袭击，随后发起全面进攻。

面对日军的武装进犯，驻防的十九路军此前早已有所准备，该军在1月23日已召开军部紧急会议应对上海局势，会议议决以决死之心进行抵抗，死守上海，“拼完为算”。随后即下达紧急备战密令。1月28日夜，十九路军所部奋起抵抗日军的武力侵犯，揭开了淞沪抗战的序幕。(《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五]，第469~474页。)
在指示上海方面和平解决中日纠纷的同时，蒋介石对于日本可能以武力进攻上海也有所准备。1月26日，他致电八十八师(前国民政府警卫军第二师)师长俞济时，命其速将该师所属的两个山炮连调赴上海归淞沪警备司令戴戟指挥。1月28日下午，因上海事端日趋严重，蒋介石与汪精卫初步商定了“积极抵抗，预备交涉”的外交方针。(《蒋档事略稿本》第13册，第80、87页。)

29日拂晓时分，蒋介石接到吴淞要塞司令邓振铨急电，得知中日军队在上海发生武力冲突的情况。面对日寇的再一次武力侵略，他深感震惊，此前中方采取对日妥协方针，忍辱接受日方全部无理要求，但此后日军仍悍然进犯，凸显其欲壑难填的侵略野心。在此种状况下，改变不抵抗政策已势在必行。正如他在日记中所言“倭寇必欲再侵略我东南乎，我亦唯有决一死战而已”( 《蒋档事略稿本》第13册，第90页)。

1月29日中政会召开紧急会议，蒋与中政委员讨论竟日，最后决定实施前一天所确定“外交方针之积极抵抗者，先迁移政府于洛阳，免受炮舰之威胁，与之决战，并为长期抗战之策”。迁都之目的，正如蒋在当日日记中所言，在于避免首都遭受日军炮火威胁，被日方胁迫“作城下之盟”(《蒋档事略稿本》第13册，第96、98页)。中政会议同时还议决组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推选蒋介石、冯玉祥、何应钦、朱培德、李宗仁为常委，军委会由蒋实际主持。在对日政策上，蒋介石于当日手订《对日交涉的原则与方法》，确定了“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的原则，在交涉方法和程度上亦作出明确规定:“方法:一、交涉开始以前，对国联与九国公约国先与接洽，及至交涉开始时，同时向九国公约国声明。二、对日本先用非正式名义与之接洽，必须得悉其最大限度。”“程度:交涉必须定一最后防线与最大限度，此限度至少不妨碍行政与领土完整，即不损害《九国公约》之精神与不丧失国权也。如果超此限度，退让至不能忍受之防线时，即与之决战，虽至战败而亡，亦所不惜。必具此决心与精神，而后方可言交涉也。”(《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一卷，第431页。)以避免给日方在外交上有可乘之机。此一原则的确定，实际上宣告了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南京政府和蒋介石“军事上取不抵抗”立场的告终。

“积极抵抗”的各项军事部署和作战指导

在决定进行军队抵抗之后，蒋介石在对日军事上开始进行部署和安排，他首先制定了《京沪防卫与军政部署》，决定由十九路军全力守上海，前警卫军(八十七、八十八师)全力守南京。命军政部长何应钦、交通部长陈铭枢留守南京，南京各机关概归何应钦指挥，宋子文驻沪，统一指挥沪上各机关。为防止日军扩大战火，蒋在29日还急电武汉方面，要求其密切监视游弋于武汉九江江面的日本海军舰队，“严密戒备自卫，万勿为其所屈”(《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一卷，第431~432页)。

同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对淞沪事变宣言》，严正声明中方“为执行中国主权上应有之权利，不得不采取自卫手段，并对于日本武装军队之攻击，当继续严予抵抗”(《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一卷，第433页)。29日中政会议结束后，蒋即命何应钦、朱培德致电嘉慰十九路军将领，电文中明确指示抵抗日军的侵略行动:“此时固宜避免冲突，惟若日人恃强相欺、无理侵犯、应即不惜任何牺牲竭力抵抗、以尽守土卫国之天责为要。”(《蒋档事略稿本》第13册，第96页。)

30日，国民政府外交部致电国联和《九国公约》签字国，指出日本的侵略行为“违反华府会议九国公约，危害中国主权与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要求国联和《九国公约》签字诸国“速采有效之手段，严正制止日本在中国领土内之一切军事行动，以及违反该公约之一切其他行为”。蒋介石也在同日发表《告全国将士书》通电，电文怒斥日寇“悍然相逼，一再向我上海防军突击，轰炸民房，掷弹街衢”。蒋氏在电文中明确支持十九路军对日抗战，申言“同胞惨遭蹂躏，国亡即在目前，凡有血气，宁能再忍。我十九路军将士既起而为忠勇之自卫，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迫燃眉之际，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与此破坏和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蒋自己则“今虽身在野，犹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一卷，第434~435页。)

2月1日，蒋在徐州主持召开军事委员会会议，商讨对日作战计划。会议认为沪战有发展为中日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决定将全国划分为四大防卫区，任命张学良、蒋介石(兼)、何应钦、陈济棠分任第一、二、三、四防卫区司令官，规定防卫区各司令长官除酌留部队绥靖地方外，均应将防区内兵力集结，以便对日寇之侵略进行抵抗。同时命令川湘黔赣鄂陕豫各省亦须调动兵力，担任总预备队。(《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五]，第487页。)同日，蒋致电何应钦，命令中国空军参与淞沪战事。(《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一卷，第445页。)

2月上旬，日军在上海进攻不利，于是开始从国内调兵增援淞沪战场。蒋介石判断战事有可能扩大。为加强首都防御并增援淞沪战场，蒋在2月初开始筹划相应对策。他先后命令驻在杭州和五夫等处的八十八师于5日前集结苏州、昆山待命，驻河南归德的八十七师主力回调南京，并计划以此两部加入淞沪战场。2月4日，他致电陈铭枢，要京沪一带部队作好大规模作战准备，陆空军间应加强配合。“如倭以两师以上陆军登陆参战，则我方应另定计划与之正式作战，飞机与陆军须预定协同作战计划，突然进攻使敌猝不及防也。”5日，两度致电何应钦，指示空军参与淞沪战役方略。8日，命何应钦调山炮部队一营归十九路军指挥，以加强其炮兵实力。(《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一卷，第446~448、451页。)同日，致电熊式辉、朱绍良，“告以暴日居心叵测，京沪战事，须有充实准备，江北部队、已难调动、惟有由江西先行抽调两师移驻浙西，以便进援京沪”。9日，又致电刘峙、胡宗南，命驻郑州的第一师东调南京，准备参加对日作战。(《蒋档事略稿本》第13册，第165~166、173页)。

在抽调部队进援上海的同时，蒋介石还致电汪精卫、何应钦、陈铭枢指示调整淞沪战场我军之作战方针，“如日陆军既加入参战，则我军应即缩短战线，重新布置，必立于进可战或退可守之地，且使无论和战皆不失于被动地位为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一卷，第451页)。
在获悉日军大举增援后，军政部根据蒋的指示于14日正式命令将八十七、八十八师和中央军校教导队及在上海的两个税警团编成第五军，调赴淞沪战场，归属十九路军统一指挥。蒋介石在2月17日复电第五军军长张治中，要其“督率所部努力奋斗，为党国争光也”(《蒋档事略稿本》第13册，第227页)。

由于蒋介石及时派第五军增援上海，使十九路军得以集中兵力于战线右翼。在2月下旬成功挫败日军在2月中旬大举向上海增兵后发动的新一轮攻势。(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上册，第173~175页。)

除了抽调中央军精锐部队直接增援淞沪战场之外，蒋介石还十分担心日军利用海上优势，在中国沿海地区登陆另辟战场。他为此在沿海地区调兵遣将，尽力加固沿海的防守力量。早在1月31日，蒋就指示何应钦，“将海军舰队集结于相当地点，以便抗战，同时敷设水雷及障碍物，以便制止敌舰之任意活动”。2月初，命梁冠英部加强海州、盐阜、东台等沿海地区防务，又致电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命其加强山东防务，防止日军乘虚而入。(《蒋档事略稿本》第13册，第110、128、148页。)

综上所述，蒋介石在确定武力抵抗日军进犯的方针之后，在调整全国军事部署、分派部队增援上海战场、拟定对日作战战略、战术等诸多方面颇为尽心尽力，以往那种指责蒋对于十九路军抗战“按兵不动、坐视不援”的说法实在是无稽之谈。

蒋介石对于中日外交交涉的复杂态度与淞沪停战协定的签署

在中日于战场上兵戎相见的同时，双方之间的外交交涉也仍在进行中。在上海这一国际都市拥有巨大利益的欧美列强也积极居间调停，希望尽快解决中日战事。

1月31日，驻沪英美领事首先出面调停上海战事，建议双方停战，日本军队退入租界，中国军队由现有防地后撤2公里，缓冲区由中立国军队负责巡逻。中方表示接受，日领则表示需请示本国政府训令，仅同意停战三天。2月2日，日方通知接东京训令拒绝英美提议，战事再起。(《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 第一编“外交”[二]，第667页、669~671页。)

2月2日，美驻华公使詹森向中日双方提出停战新方案，主张双方立即停战，两军间设中立地带，由第三国军队驻扎，中日双方在停止冲突后进行外交谈判以解决交涉中日间一切争端，中日交涉应在列强参与下进行。(《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二)，第668页)。

美方建议主张一次性解决中日间悬案，自然得到中方的欢迎，而日方则坚决反对列强参与中日交涉，使美方此次调停仍无功而返。2月6日，宋子文在上海寓所会见前来调停中日战事的英国海军司令克莱。克氏提出新的调停提议，内容为中日军队分别撤退，由第三国军队防守。这一调停新主张只谈停战，回避了解决中日间其他悬案这一关键问题。对于是否接受这一方案，在沪的外交委员会委员们意见纷纭，有些人主张先解决上海问题，而以顾维钧为首的一批委员则认为应抓住英美积极出面调停之机，“当乘机谋得中日问题之总解决;沪案虽关重要，不宜分开单独解决，致英、美对沈案以日方反对而袖手旁观”。虽然外委会最终决议原则上赞成英方调停意见，但仍坚持尽快由中日及有关国家代表开会商议解决中日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所有争端。次日，英美方面与日本接洽，日方要求中方军队先行退出15至20英里，英美认为日本并无接受调停的诚意，“调停之议只能罢论”(《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二]，第673~675页)。

对于驻上海外委们在中日交涉上所持的强硬态度，主政的蒋汪表示有限度的同意。蒋介石在2月8日电宋子文，同意顾维钧所主张的“沪案不能单独解决，以免英美冷淡”。但蒋在电文中也明确指出中日交涉之关键应“明瞭美国是否预备即刻或过一时以武装调停，俾我方得以应付日本”。2月13日他在与何应钦、陈铭枢谈话时又详细分析欧美列强对日态度，在蒋看来，其虽“不肯与日开战”，但日本侵华，损害列强在华利益，其“亦不肯使日单独得志”。基于此种状况，蒋介石决定坚决以武力抵抗日方侵略，“淞沪战事，必死力一拼”，但对战事范围又应加以控制，“惟期不扩大，使不可收拾耳”。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在淞沪开战之初，他就与汪精卫商定交涉方针，认为“只要不丧国权、不失寸土、日寇不提难以忍受之条件，则我方即可乘英美干涉之机，与之交涉，不可以各国干涉而我反以强硬致生不利影响也”(《蒋档事略稿本》第13册，第164、196、198、142页)。

2月中旬，在得知英美等列强提出新的调停方案后，蒋介石通过何应钦向上海的十九路军诸将领转达他对于上海战事的意见，主张十九路军在上海战事尚处于相持的状态下，应趁此收手，避免再与日军决战。如果日方确实无侵占闸北企图，双方应立即接洽停战。在停战条件上，双方均须撤退至相当地点，而中方军队撤出地点治安由中国警察维持。很显然，蒋的意见是主张尽快在英美调停下结束上海战事。但十九路军将领对此不以为然，其复电称:“日方连日增兵，和平并无诚意。如能和平，当屈从之，但敌欲维持其强国之威风，非终求一胜不可。我军只好准备与之一决。”(《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二]，第682~683页)

而日本方面更是步步进逼。在抽调大批增援部队到达上海后，日方即向中方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中方接受一系列极其苛刻的停战条件。其内容包括:中方立即停止战斗行动，并在2月20日前从浦东、浦西交战区域分别后撤约20公里，撤退区域内的各种中方军事设施须一律解除，并且不得重行修筑。中方需负责保护上海附近日人的生命财产，严禁各种排日运动。日军可用飞机侦察华军撤退情形，可派有护卫兵之调查员赴中方撤退区域内视察。在确认中国军队完成撤退行动后，日军将撤至包含虹口公园及北四川路方面越界筑路区域内。日方还在最后通牒中声言，如果中方不接受，“日本军队将有自由行动之事实”(《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二]，第685~686、687~688页)。
对于日方的上述无理要求，蒋介石十分愤慨。他在当日日记中称:“何物倭寇，其不知中国尚有人耳。”随即致电陈铭枢:“观倭寇今日要求，可知和平无望。”电中要陈转告十九路军将领，双方战事再起，日军可能由龙华方面抄袭我军后路，应对此切实注意。随后又致函汪精卫，表示与倭寇决战之意。经蒋再三劝说，汪精卫最终同意拒绝日方通牒。随后中方回复日方，明确拒绝日本的苛刻要求。蒋介石在当日日记中认为我方复牒“辞婉而意严，理直气壮”，“但恣睢如倭寇，必不能忍，此后惟有督率全国军队与之周旋而已”(《蒋档事略稿本》第13册，第239~240、254页)。20日7时30分，日方以中方拒绝撤退为由，动用海陆空军发起全面进攻，英美调停再度受挫。

中日战事再起后，蒋介石鉴于日方在此前几次调停中的恶劣表现，考虑与日军战事可能长期化，决心出任全军统帅，并亲自在南京督战。同时，先后抽调九、十、八十三师和三十六旅到浙北和沪杭铁路沿线，以应付淞沪战事之扩大。(《蒋档事略稿本》第13册，第254~256、260~261页。)

2月底，英国驻沪海军司令克雷出面邀请中日方面再度谈判，双方会商三小时后，达成五项协议，内容主要为双方无条件停战撤兵。中方随后即正式答复英方表示赞成。但日方因在浏河登陆成功，迫使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后撤至第二防线，于是又出尔反尔。3月3日晚，日方通过克雷传递新的四项条件，完全推翻此前的五点协议，令此次调停再度失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 第一编 外交(二)，第693、695页。)

由于日军在浏河登陆，威胁我军后方，十九路军和第五军不得不全线后撤。为了阻止日军继续进攻，蒋介石先后命第四十七师、第一师加入战场，并制定第二期抵抗作战计划方案，该方案判断日军有可能借停战之机为将来之攻击作积极准备，其军事目的“不外占领南京控制长江流域”，由于战场区域扩大，我军“非再有多量援兵不可”。因此须在常熟、苏州、常州、无锡和浙江的嘉兴、沪杭沿线部署大批军队;如日军以南京为进攻目标，则由十九路军、第五军等部队在苏南依托阵地防守，而浙江方面部队全力向日军弱点攻击;如日军攻浙江，则以十九路军和第五军等部队出击其侧背。(《蒋档事略稿本》第13册，第387、389~390页。)

日军虽然在3月3日发布停战令，中日双方随后又都表示接受国联于3月5日通过的停战协议，但前线的交火并没有完全停止。在淞沪战场取得局部胜利后，日军仍试图继续扩大军事行动以获取更多的利益。但中方从各地抽调的后援军队已在3月上旬相继到达上海附近，面对严阵以待的大批中国军队，继续作战胜败难料。而长期胶着于上海区域作战对于日本并无好处，也极可能招致欧美列强的干涉。日军最终不得不决定停止作战行动，与中方进行停战谈判。

3月下旬，中日双方在上海举行停战会议。因日方态度蛮横，谈判极其艰苦。在撤退时限、暂住区域等问题上，日方多有反复。此外，日方还提出所谓创设上海自由港、扩充租界、设立缓冲区等无理要求，均遭中方反对。中方一面在谈判桌上折冲斡旋，一面强化上海周边的军事力量，以此为后盾，终于在5月达成中日上海停战及日方撤军协定。其主要内容包括:双方正式停战，中国军队留驻现防地;日本军队撤退至公共租界及虹口越界筑路区域;设立公共委员会协助布置撤退日军与负责接管任务的中国警察之间的移交事宜。协定附件第二号明确规定，日军向公共租界及虹口越界筑路区域及其毗连地方的撤退行动，于协定生效后一星期内开始，在四星期内撤完。在作出一定程度上有损主权的让步后，国民政府终于迫使日本答应撤军。(《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二]，第700~703、754、751~753页。)

在停战协定签署前后，日方便逐步从上海撤走部分兵力。其第十一、十四师团，于3、4月间先后返回日本，到停战协定签字时，日军留沪部队仅有第九师团、宪兵和海军陆战队。从5月9日起，第九师团也开始撤回日本，到5月底，日本陆军部队均已撤离上海，部分宪兵和海军陆战队则撤入“一二八”战事爆发前的原驻地。(《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五]，第535页。)“一二八”淞沪抗战最终以日军撤离而告终。

结语

梳理“一二八”抗战时期的史料，我们大致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看法:

1 蒋介石在“一二八”战事爆发后，和汪精卫一起主导了国民政府对日策略的重要转变，放弃了此前“军事上的不抵抗主义”，转为“积极抵抗，预备交涉”的方针，这标志着耻辱的不抵抗主义基本告终，而中国国民政府主导的局部抗战阶段就此开始。

2 在“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整个过程中，蒋介石作为最高统帅，主持制定对日作战方略、妥善调整各地军事部署，并抽调精锐部队支援十九路军，在近一个月中成功阻遏了日军的多次攻势。在日军于淞沪战场取得局部胜利后，蒋介石又制定了第二期抵抗作战方案，并在上海周边投入了大批军队，最终迫使日军接受停战撤退回国。

3 蒋汪合作制定的“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对日策略方针，反映了当时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层虽已不甘于向日方不断作出一系列的屈辱让步，决心以武力抵御侵略。但受制于各方面的复杂因素，这种政策更多表现为一种国力不足状态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部应付手段，最终也难以有效阻遏日本的侵略活动。

4 在内外交困的复杂局面下，蒋介石曾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一直以来，史学界对该方针的评价多为负面，甚至视其为对外妥协投降的同义语。但梳理史料可以看到，这一方针的提出，与当时复杂的历史状况息息相关。对此方针的内涵和实际执行状况，仍应以史实为依据细加分析为妥。

值得注意的是，蒋氏对该方针中安内和攘外何者优先的实际运用往往以内外患的烈度为转移，“一二八”抗战期间，蒋氏虽仍坚持剿共方略，主张“不安定不能抗日也”。但为应对日本在上海发动之战事，仍然抽调其驻扎在江西的部分剿共部队转移赣东浙江，并陆续将其投入抗日战场。他还一度考虑“如果局势紧张，或不能不放弃剿匪计划”(《蒋档事略稿本》第13册，第146、154、223页)。反映出他虽坚持反共立场，但在国家危亡关头，仍能以卫国为重。这也为其最后与中共逐步和解，共同抗日埋下了伏笔。
凤凰网资讯 > 历史 > 史学苑 > 正文2011年06月09日 08:19
来源：历史学家茶座 作者：赵晖
http://news.ifeng.com/history/sh ... /09/6902996_0.shtml
核心提示：在获悉日军大举增援后，军政部根据蒋的指示于14日正式命令将八十七、八十八师和中央军校教导队及在上海的两个税警团编成第五军，调赴淞沪战场，归属十九路军统一指挥。蒋介石在2月17日复电第五军军长张治中，要其“督率所部努力奋斗，为党国争光也”。



128抗战期间的十九路军（资料图）

文章摘自《历史学家茶座》2010年第2辑 作者：赵晖 原题为《蒋介石与“一·二八”抗战》

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向驻守在上海的十九路军悍然发起进攻，遭到中国军队的英勇抵抗，“一二八”淞沪抗战就此爆发。

在这场延续数月之久的局部抗战行动中，当时国民政府的主要领导人蒋介石起了怎样的作用，他对淞沪抗战究竟持何看法，是研究这段抗战历史时需要加以重点考察的问题之一。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人们根据十九路军领导者蒋光鼐、蔡廷锴等人的回忆，认为蒋介石和他领导的国民政府对于十九路军在上海的艰苦抗战不仅“按兵不动、坐视不援”，还“克扣军饷，截留捐款”等等(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第12~13页)。但随着相关档案资料的逐步开放和解密，上述回忆材料的可靠性也受到研究者越来越多的质疑。本文仅依据目前已经开放的各种资料，对于蒋介石与“一二八”抗战的复杂关系作一梳理，并提出自己的一些粗浅看法，希望得到方家的多多指正。

“一二八”抗战爆发前后蒋介石对日策略的转变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虽然对于张学良采取的不抵抗主义持默认的态度，但在对日交涉、坚守锦州等问题上，其对日态度明显较张学良强硬。而对于其统治区域的腹心之地上海之安危，他也十分重视。1931年10月初，日军在侵略东北之际，又派出陆战队开赴上海，试图威压胁迫国民政府。蒋介石闻讯后即发电指示上海市长张群:“日本军队如果至华界挑衅，我军警应预定一防御线，集中配备，俟其进攻，即行抵抗。”(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一卷，第290页。)可见其武力保卫上海之决心。

1931年12月中旬，蒋介石在内外压力下不得不第二次通电下野。但在不久后，他在杭州与汪精卫会晤，并达成合作协议。1932年1月下旬，已基本达成合作协议的蒋介石和汪精卫联袂入京;25日，孙科辞去行政院长职务赴沪;27日，中政会议决定由陈铭枢暂代行政院长;28日，蒋介石主持临时中政会，决议推选汪精卫为行政院长，孙科改任立法院长，罗文干接任外长。(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3册，第308、311、312页。)

在蒋汪合作安排国民政府人事之际，日方在上海挑起事端。最初蒋汪都主张息事宁人，派张静江等赴上海传达中央意见，要求上海方面在对日交涉中应“避免冲突”、“保全上海”(台湾“国史馆”藏《蒋档事略稿本》第13册，第82页)。上海市政府因此在1月27日下令市公安局查封“上海市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28日下午2时又答复日方，称中方已接受日本全部要求，愿意尽快取缔各抗日团体，赔偿日方人员物资损失，限期缉拿“凶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二]，第664页)。

虽然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对于中方的上述表态表示“满意”(《中华民国大事记》第3册，第312页)，但日本军方却不肯罢休。日本海军第三外遣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在28日深夜11时25分通知上海市政府和公安局，要中国军队立即由闸北撤退，该地改由日军防卫。(《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二]，第666页。)5分钟后，日军从占领的天通庵车站向中国军队发动袭击，随后发起全面进攻。

面对日军的武装进犯，驻防的十九路军此前早已有所准备，该军在1月23日已召开军部紧急会议应对上海局势，会议议决以决死之心进行抵抗，死守上海，“拼完为算”。随后即下达紧急备战密令。1月28日夜，十九路军所部奋起抵抗日军的武力侵犯，揭开了淞沪抗战的序幕。(《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五]，第469~474页。)
在指示上海方面和平解决中日纠纷的同时，蒋介石对于日本可能以武力进攻上海也有所准备。1月26日，他致电八十八师(前国民政府警卫军第二师)师长俞济时，命其速将该师所属的两个山炮连调赴上海归淞沪警备司令戴戟指挥。1月28日下午，因上海事端日趋严重，蒋介石与汪精卫初步商定了“积极抵抗，预备交涉”的外交方针。(《蒋档事略稿本》第13册，第80、87页。)

29日拂晓时分，蒋介石接到吴淞要塞司令邓振铨急电，得知中日军队在上海发生武力冲突的情况。面对日寇的再一次武力侵略，他深感震惊，此前中方采取对日妥协方针，忍辱接受日方全部无理要求，但此后日军仍悍然进犯，凸显其欲壑难填的侵略野心。在此种状况下，改变不抵抗政策已势在必行。正如他在日记中所言“倭寇必欲再侵略我东南乎，我亦唯有决一死战而已”( 《蒋档事略稿本》第13册，第90页)。

1月29日中政会召开紧急会议，蒋与中政委员讨论竟日，最后决定实施前一天所确定“外交方针之积极抵抗者，先迁移政府于洛阳，免受炮舰之威胁，与之决战，并为长期抗战之策”。迁都之目的，正如蒋在当日日记中所言，在于避免首都遭受日军炮火威胁，被日方胁迫“作城下之盟”(《蒋档事略稿本》第13册，第96、98页)。中政会议同时还议决组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推选蒋介石、冯玉祥、何应钦、朱培德、李宗仁为常委，军委会由蒋实际主持。在对日政策上，蒋介石于当日手订《对日交涉的原则与方法》，确定了“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的原则，在交涉方法和程度上亦作出明确规定:“方法:一、交涉开始以前，对国联与九国公约国先与接洽，及至交涉开始时，同时向九国公约国声明。二、对日本先用非正式名义与之接洽，必须得悉其最大限度。”“程度:交涉必须定一最后防线与最大限度，此限度至少不妨碍行政与领土完整，即不损害《九国公约》之精神与不丧失国权也。如果超此限度，退让至不能忍受之防线时，即与之决战，虽至战败而亡，亦所不惜。必具此决心与精神，而后方可言交涉也。”(《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一卷，第431页。)以避免给日方在外交上有可乘之机。此一原则的确定，实际上宣告了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南京政府和蒋介石“军事上取不抵抗”立场的告终。

“积极抵抗”的各项军事部署和作战指导

在决定进行军队抵抗之后，蒋介石在对日军事上开始进行部署和安排，他首先制定了《京沪防卫与军政部署》，决定由十九路军全力守上海，前警卫军(八十七、八十八师)全力守南京。命军政部长何应钦、交通部长陈铭枢留守南京，南京各机关概归何应钦指挥，宋子文驻沪，统一指挥沪上各机关。为防止日军扩大战火，蒋在29日还急电武汉方面，要求其密切监视游弋于武汉九江江面的日本海军舰队，“严密戒备自卫，万勿为其所屈”(《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一卷，第431~432页)。

同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对淞沪事变宣言》，严正声明中方“为执行中国主权上应有之权利，不得不采取自卫手段，并对于日本武装军队之攻击，当继续严予抵抗”(《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一卷，第433页)。29日中政会议结束后，蒋即命何应钦、朱培德致电嘉慰十九路军将领，电文中明确指示抵抗日军的侵略行动:“此时固宜避免冲突，惟若日人恃强相欺、无理侵犯、应即不惜任何牺牲竭力抵抗、以尽守土卫国之天责为要。”(《蒋档事略稿本》第13册，第96页。)

30日，国民政府外交部致电国联和《九国公约》签字国，指出日本的侵略行为“违反华府会议九国公约，危害中国主权与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要求国联和《九国公约》签字诸国“速采有效之手段，严正制止日本在中国领土内之一切军事行动，以及违反该公约之一切其他行为”。蒋介石也在同日发表《告全国将士书》通电，电文怒斥日寇“悍然相逼，一再向我上海防军突击，轰炸民房，掷弹街衢”。蒋氏在电文中明确支持十九路军对日抗战，申言“同胞惨遭蹂躏，国亡即在目前，凡有血气，宁能再忍。我十九路军将士既起而为忠勇之自卫，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迫燃眉之际，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与此破坏和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蒋自己则“今虽身在野，犹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一卷，第434~435页。)

2月1日，蒋在徐州主持召开军事委员会会议，商讨对日作战计划。会议认为沪战有发展为中日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决定将全国划分为四大防卫区，任命张学良、蒋介石(兼)、何应钦、陈济棠分任第一、二、三、四防卫区司令官，规定防卫区各司令长官除酌留部队绥靖地方外，均应将防区内兵力集结，以便对日寇之侵略进行抵抗。同时命令川湘黔赣鄂陕豫各省亦须调动兵力，担任总预备队。(《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五]，第487页。)同日，蒋致电何应钦，命令中国空军参与淞沪战事。(《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一卷，第445页。)

2月上旬，日军在上海进攻不利，于是开始从国内调兵增援淞沪战场。蒋介石判断战事有可能扩大。为加强首都防御并增援淞沪战场，蒋在2月初开始筹划相应对策。他先后命令驻在杭州和五夫等处的八十八师于5日前集结苏州、昆山待命，驻河南归德的八十七师主力回调南京，并计划以此两部加入淞沪战场。2月4日，他致电陈铭枢，要京沪一带部队作好大规模作战准备，陆空军间应加强配合。“如倭以两师以上陆军登陆参战，则我方应另定计划与之正式作战，飞机与陆军须预定协同作战计划，突然进攻使敌猝不及防也。”5日，两度致电何应钦，指示空军参与淞沪战役方略。8日，命何应钦调山炮部队一营归十九路军指挥，以加强其炮兵实力。(《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一卷，第446~448、451页。)同日，致电熊式辉、朱绍良，“告以暴日居心叵测，京沪战事，须有充实准备，江北部队、已难调动、惟有由江西先行抽调两师移驻浙西，以便进援京沪”。9日，又致电刘峙、胡宗南，命驻郑州的第一师东调南京，准备参加对日作战。(《蒋档事略稿本》第13册，第165~166、173页)。

在抽调部队进援上海的同时，蒋介石还致电汪精卫、何应钦、陈铭枢指示调整淞沪战场我军之作战方针，“如日陆军既加入参战，则我军应即缩短战线，重新布置，必立于进可战或退可守之地，且使无论和战皆不失于被动地位为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一卷，第451页)。
在获悉日军大举增援后，军政部根据蒋的指示于14日正式命令将八十七、八十八师和中央军校教导队及在上海的两个税警团编成第五军，调赴淞沪战场，归属十九路军统一指挥。蒋介石在2月17日复电第五军军长张治中，要其“督率所部努力奋斗，为党国争光也”(《蒋档事略稿本》第13册，第227页)。

由于蒋介石及时派第五军增援上海，使十九路军得以集中兵力于战线右翼。在2月下旬成功挫败日军在2月中旬大举向上海增兵后发动的新一轮攻势。(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上册，第173~175页。)

除了抽调中央军精锐部队直接增援淞沪战场之外，蒋介石还十分担心日军利用海上优势，在中国沿海地区登陆另辟战场。他为此在沿海地区调兵遣将，尽力加固沿海的防守力量。早在1月31日，蒋就指示何应钦，“将海军舰队集结于相当地点，以便抗战，同时敷设水雷及障碍物，以便制止敌舰之任意活动”。2月初，命梁冠英部加强海州、盐阜、东台等沿海地区防务，又致电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命其加强山东防务，防止日军乘虚而入。(《蒋档事略稿本》第13册，第110、128、148页。)

综上所述，蒋介石在确定武力抵抗日军进犯的方针之后，在调整全国军事部署、分派部队增援上海战场、拟定对日作战战略、战术等诸多方面颇为尽心尽力，以往那种指责蒋对于十九路军抗战“按兵不动、坐视不援”的说法实在是无稽之谈。

蒋介石对于中日外交交涉的复杂态度与淞沪停战协定的签署

在中日于战场上兵戎相见的同时，双方之间的外交交涉也仍在进行中。在上海这一国际都市拥有巨大利益的欧美列强也积极居间调停，希望尽快解决中日战事。

1月31日，驻沪英美领事首先出面调停上海战事，建议双方停战，日本军队退入租界，中国军队由现有防地后撤2公里，缓冲区由中立国军队负责巡逻。中方表示接受，日领则表示需请示本国政府训令，仅同意停战三天。2月2日，日方通知接东京训令拒绝英美提议，战事再起。(《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 第一编“外交”[二]，第667页、669~671页。)

2月2日，美驻华公使詹森向中日双方提出停战新方案，主张双方立即停战，两军间设中立地带，由第三国军队驻扎，中日双方在停止冲突后进行外交谈判以解决交涉中日间一切争端，中日交涉应在列强参与下进行。(《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二)，第668页)。

美方建议主张一次性解决中日间悬案，自然得到中方的欢迎，而日方则坚决反对列强参与中日交涉，使美方此次调停仍无功而返。2月6日，宋子文在上海寓所会见前来调停中日战事的英国海军司令克莱。克氏提出新的调停提议，内容为中日军队分别撤退，由第三国军队防守。这一调停新主张只谈停战，回避了解决中日间其他悬案这一关键问题。对于是否接受这一方案，在沪的外交委员会委员们意见纷纭，有些人主张先解决上海问题，而以顾维钧为首的一批委员则认为应抓住英美积极出面调停之机，“当乘机谋得中日问题之总解决;沪案虽关重要，不宜分开单独解决，致英、美对沈案以日方反对而袖手旁观”。虽然外委会最终决议原则上赞成英方调停意见，但仍坚持尽快由中日及有关国家代表开会商议解决中日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所有争端。次日，英美方面与日本接洽，日方要求中方军队先行退出15至20英里，英美认为日本并无接受调停的诚意，“调停之议只能罢论”(《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二]，第673~675页)。

对于驻上海外委们在中日交涉上所持的强硬态度，主政的蒋汪表示有限度的同意。蒋介石在2月8日电宋子文，同意顾维钧所主张的“沪案不能单独解决，以免英美冷淡”。但蒋在电文中也明确指出中日交涉之关键应“明瞭美国是否预备即刻或过一时以武装调停，俾我方得以应付日本”。2月13日他在与何应钦、陈铭枢谈话时又详细分析欧美列强对日态度，在蒋看来，其虽“不肯与日开战”，但日本侵华，损害列强在华利益，其“亦不肯使日单独得志”。基于此种状况，蒋介石决定坚决以武力抵抗日方侵略，“淞沪战事，必死力一拼”，但对战事范围又应加以控制，“惟期不扩大，使不可收拾耳”。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在淞沪开战之初，他就与汪精卫商定交涉方针，认为“只要不丧国权、不失寸土、日寇不提难以忍受之条件，则我方即可乘英美干涉之机，与之交涉，不可以各国干涉而我反以强硬致生不利影响也”(《蒋档事略稿本》第13册，第164、196、198、142页)。

2月中旬，在得知英美等列强提出新的调停方案后，蒋介石通过何应钦向上海的十九路军诸将领转达他对于上海战事的意见，主张十九路军在上海战事尚处于相持的状态下，应趁此收手，避免再与日军决战。如果日方确实无侵占闸北企图，双方应立即接洽停战。在停战条件上，双方均须撤退至相当地点，而中方军队撤出地点治安由中国警察维持。很显然，蒋的意见是主张尽快在英美调停下结束上海战事。但十九路军将领对此不以为然，其复电称:“日方连日增兵，和平并无诚意。如能和平，当屈从之，但敌欲维持其强国之威风，非终求一胜不可。我军只好准备与之一决。”(《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二]，第682~683页)

而日本方面更是步步进逼。在抽调大批增援部队到达上海后，日方即向中方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中方接受一系列极其苛刻的停战条件。其内容包括:中方立即停止战斗行动，并在2月20日前从浦东、浦西交战区域分别后撤约20公里，撤退区域内的各种中方军事设施须一律解除，并且不得重行修筑。中方需负责保护上海附近日人的生命财产，严禁各种排日运动。日军可用飞机侦察华军撤退情形，可派有护卫兵之调查员赴中方撤退区域内视察。在确认中国军队完成撤退行动后，日军将撤至包含虹口公园及北四川路方面越界筑路区域内。日方还在最后通牒中声言，如果中方不接受，“日本军队将有自由行动之事实”(《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二]，第685~686、687~688页)。
对于日方的上述无理要求，蒋介石十分愤慨。他在当日日记中称:“何物倭寇，其不知中国尚有人耳。”随即致电陈铭枢:“观倭寇今日要求，可知和平无望。”电中要陈转告十九路军将领，双方战事再起，日军可能由龙华方面抄袭我军后路，应对此切实注意。随后又致函汪精卫，表示与倭寇决战之意。经蒋再三劝说，汪精卫最终同意拒绝日方通牒。随后中方回复日方，明确拒绝日本的苛刻要求。蒋介石在当日日记中认为我方复牒“辞婉而意严，理直气壮”，“但恣睢如倭寇，必不能忍，此后惟有督率全国军队与之周旋而已”(《蒋档事略稿本》第13册，第239~240、254页)。20日7时30分，日方以中方拒绝撤退为由，动用海陆空军发起全面进攻，英美调停再度受挫。

中日战事再起后，蒋介石鉴于日方在此前几次调停中的恶劣表现，考虑与日军战事可能长期化，决心出任全军统帅，并亲自在南京督战。同时，先后抽调九、十、八十三师和三十六旅到浙北和沪杭铁路沿线，以应付淞沪战事之扩大。(《蒋档事略稿本》第13册，第254~256、260~261页。)

2月底，英国驻沪海军司令克雷出面邀请中日方面再度谈判，双方会商三小时后，达成五项协议，内容主要为双方无条件停战撤兵。中方随后即正式答复英方表示赞成。但日方因在浏河登陆成功，迫使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后撤至第二防线，于是又出尔反尔。3月3日晚，日方通过克雷传递新的四项条件，完全推翻此前的五点协议，令此次调停再度失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 第一编 外交(二)，第693、695页。)

由于日军在浏河登陆，威胁我军后方，十九路军和第五军不得不全线后撤。为了阻止日军继续进攻，蒋介石先后命第四十七师、第一师加入战场，并制定第二期抵抗作战计划方案，该方案判断日军有可能借停战之机为将来之攻击作积极准备，其军事目的“不外占领南京控制长江流域”，由于战场区域扩大，我军“非再有多量援兵不可”。因此须在常熟、苏州、常州、无锡和浙江的嘉兴、沪杭沿线部署大批军队;如日军以南京为进攻目标，则由十九路军、第五军等部队在苏南依托阵地防守，而浙江方面部队全力向日军弱点攻击;如日军攻浙江，则以十九路军和第五军等部队出击其侧背。(《蒋档事略稿本》第13册，第387、389~390页。)

日军虽然在3月3日发布停战令，中日双方随后又都表示接受国联于3月5日通过的停战协议，但前线的交火并没有完全停止。在淞沪战场取得局部胜利后，日军仍试图继续扩大军事行动以获取更多的利益。但中方从各地抽调的后援军队已在3月上旬相继到达上海附近，面对严阵以待的大批中国军队，继续作战胜败难料。而长期胶着于上海区域作战对于日本并无好处，也极可能招致欧美列强的干涉。日军最终不得不决定停止作战行动，与中方进行停战谈判。

3月下旬，中日双方在上海举行停战会议。因日方态度蛮横，谈判极其艰苦。在撤退时限、暂住区域等问题上，日方多有反复。此外，日方还提出所谓创设上海自由港、扩充租界、设立缓冲区等无理要求，均遭中方反对。中方一面在谈判桌上折冲斡旋，一面强化上海周边的军事力量，以此为后盾，终于在5月达成中日上海停战及日方撤军协定。其主要内容包括:双方正式停战，中国军队留驻现防地;日本军队撤退至公共租界及虹口越界筑路区域;设立公共委员会协助布置撤退日军与负责接管任务的中国警察之间的移交事宜。协定附件第二号明确规定，日军向公共租界及虹口越界筑路区域及其毗连地方的撤退行动，于协定生效后一星期内开始，在四星期内撤完。在作出一定程度上有损主权的让步后，国民政府终于迫使日本答应撤军。(《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二]，第700~703、754、751~753页。)

在停战协定签署前后，日方便逐步从上海撤走部分兵力。其第十一、十四师团，于3、4月间先后返回日本，到停战协定签字时，日军留沪部队仅有第九师团、宪兵和海军陆战队。从5月9日起，第九师团也开始撤回日本，到5月底，日本陆军部队均已撤离上海，部分宪兵和海军陆战队则撤入“一二八”战事爆发前的原驻地。(《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五]，第535页。)“一二八”淞沪抗战最终以日军撤离而告终。

结语

梳理“一二八”抗战时期的史料，我们大致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看法:

1 蒋介石在“一二八”战事爆发后，和汪精卫一起主导了国民政府对日策略的重要转变，放弃了此前“军事上的不抵抗主义”，转为“积极抵抗，预备交涉”的方针，这标志着耻辱的不抵抗主义基本告终，而中国国民政府主导的局部抗战阶段就此开始。

2 在“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整个过程中，蒋介石作为最高统帅，主持制定对日作战方略、妥善调整各地军事部署，并抽调精锐部队支援十九路军，在近一个月中成功阻遏了日军的多次攻势。在日军于淞沪战场取得局部胜利后，蒋介石又制定了第二期抵抗作战方案，并在上海周边投入了大批军队，最终迫使日军接受停战撤退回国。

3 蒋汪合作制定的“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对日策略方针，反映了当时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层虽已不甘于向日方不断作出一系列的屈辱让步，决心以武力抵御侵略。但受制于各方面的复杂因素，这种政策更多表现为一种国力不足状态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部应付手段，最终也难以有效阻遏日本的侵略活动。

4 在内外交困的复杂局面下，蒋介石曾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一直以来，史学界对该方针的评价多为负面，甚至视其为对外妥协投降的同义语。但梳理史料可以看到，这一方针的提出，与当时复杂的历史状况息息相关。对此方针的内涵和实际执行状况，仍应以史实为依据细加分析为妥。

值得注意的是，蒋氏对该方针中安内和攘外何者优先的实际运用往往以内外患的烈度为转移，“一二八”抗战期间，蒋氏虽仍坚持剿共方略，主张“不安定不能抗日也”。但为应对日本在上海发动之战事，仍然抽调其驻扎在江西的部分剿共部队转移赣东浙江，并陆续将其投入抗日战场。他还一度考虑“如果局势紧张，或不能不放弃剿匪计划”(《蒋档事略稿本》第13册，第146、154、223页)。反映出他虽坚持反共立场，但在国家危亡关头，仍能以卫国为重。这也为其最后与中共逐步和解，共同抗日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