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大家怎么看待何应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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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3月底，何主持的陆军总司令部策定打通广州到海口的计划，遭到日军破坏；何即从4月初开始组织湘西战役，首先督率第四方面军王耀武部阻敌于雪峰山，命第二方面军汤恩伯部攻击日军侧背。5月初，又令陆军全线反攻。6月2日，湘西会战结束，歼敌万余。同时，他令二、三方面军向广西进军， (左四)何应钦芷江受降仪式后与众将领交谈
5月收复南宁、河池，6月克柳州，7月克龙州，复桂林。何在此期间曾飞赴前线各要点考察部队情况，将陆军总司令部由昆明推进到柳州，在南宁设指挥所。当何在南宁行署按计划向广州和雷州半岛进军时，8月10日，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
8月12日，何由南宁飞赴昆明与美军作战司令麦克鲁交换处理日军投降意见；13日飞赴重庆，参加中美最高幕僚会议，听取对中国战区接受日军投降计划及意见，其后核定有关事项并对各部队下达准备出发命令；20日飞抵湖南芷江四方面军王耀武部；翌日，日军投降代表今井武夫到达芷江，接受何给予的有关投降事宜备忘录。27日，何令前进指挥所人员飞往南京，何亦乘飞机到恩施、安康、西安、遂川、南城等地视察，并对各战区司令长官指示处理受降事宜。
1945年9月8日上午9时，由8架战机护航，何应钦乘坐“美龄号”飞机从湖南芷江飞临南京。 何应钦下飞机后，在第一战区空军司令孙桐岗的陪同下，乘车径赴设在南京中央军校内的中国陆军总部指挥所。何应钦一到住地后，马上着手布置第二天的受降仪式。由谁来主持这次中国战区的受降仪式，蒋介石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当时不少人建议，受降仪式大典应由蒋介石来主持。理由是，蒋是国民政府的委员长，也是中国军队的最高统帅，他主持这个仪式责无旁贷。蒋介石再三考虑后，没有同意，而决定由何应钦代表他来南京主持。
为什么让何应钦来南京，蒋出于四点考虑：
第一，代表日本投降的冈村宁次，军阶只是大将，并非日军最高首脑。而自己身为中国统帅、特级上将，主持受降，会有失身份；
第二，何应钦是中国战区陆军司令，一级上将，职务与军阶与冈村宁次相似，外交上对等；
第三，在抗战一结束，蒋介石即提出对日军要不念旧恶“以德报怨”，而何应钦对此理解最深。何与冈村宁次是老朋友，在办理有关投降交接事务时，比较方便。
第四，让何应钦主持受降仪式，可为他重树九一八以来对日妥协、代己受过的形象。
基于以上几点，蒋决定由何应钦主持这次全世界都非常关注的受降大典。
第二天上午9时9分，在南京原军校大礼堂举行“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按照国际惯例及当时规定，受降仪式上，冈村宁次等降将应在中国军队押送下带指挥刀入场，亲手交何，象征缴械投降。但何却在头一天派人到冈村住的地方，告诉冈村，在受降大典时可以带军刀，也可以不带军刀。如果是要带军刀必须在礼堂内当众缴呈给何应钦。日本军人将军刀视为自己的灵魂，有的人宁死不缴刀。冈村听说后，对何应钦的关照心存感激，在投降仪式上当然就不会带上军刀了。全中国人民都等待着、期盼着，他们想看一看日本侵略军头子冈村，在受降仪式上，是怎样低头认罪，向中国人民缴上自己的军刀，举手投降。然而，他们失望了。投降仪式上，并没有出现这激动人心的一幕。
受降仪式开始时，坐在受降席上方的是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及陆、海、空军上将顾祝同、陈绍宽、张廷孟等5人；下方投降位置上是日本驻华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大将，参谋长小林线太郎中将，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和舰队司令官福田中将等人；东西两侧观察席上有美国军官和中外记者，中国官员汤恩伯、李明扬、郑洞国、廖耀湘、谷正纲等人。日军参谋长把日军的编制、人数、装备、驻地等清册双手捧交给何的参谋长肖毅肃。肖用一只手接过清册。接着是冈村宁次向何应钦递交投降书，冈村两腿立正，弯腰低头，双手将降书送到何手里。
事前规定，日军投降代表前后应向何敬礼三次，何不必还礼。但冈村向何交降书时，何禁不住起身还礼，使在场的中外记者及有关人员瞠目结舌。何当时是故意而为之，还是情不自禁地站起来还礼，这就不得而知了。当时任中国陆军总司令的何应钦，不但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而且也代表东南亚战区盟军，包括苏、越、朝、缅、泰等国接受冈村代表日本政府投降。这是何一生中最值得炫耀出尽风头的事，是他一生中的顶点。此后，他在国民党中的官运就日渐式微，开始走下坡路了。
在主持日军投降大典之后，何应钦忠实执行蒋介石的“以德报怨”方针，尽可能地少刺激日本战犯和战俘，以便能拉拢日本政界。如日俘回国，按照盟军惯例，每俘只能携带15公斤的行李。可是何应钦主动提出增至50公斤。最后，由于反法西斯阵营的干预，才减为30公斤。当时从上海上船的日俘，除武器外，什么东西都可以带，包括从中国战场上掠夺的无数金银财宝、古董文物。对此，当时的舆论界也有不少议论。 对如何惩治这些在中国土地上犯下滔天罪行的刽子手，何应钦也一再主张宽大，对他们不按国际法处置。头号战犯冈村宁次竟成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长官”。全部侵华日军中，只有145人被处死刑，400余人判徒刑。
在何应钦的宽容下，制裁日军战犯就这样走了过场。
1946年6月何应钦被任命为联合国安理会参谋团中国代表团团长，赴美前他专门给刚上台的国防部部长白崇禧打了一通电话，在电话中他对白崇禧说：“冈村对共产党很有研究，对他要宽大处理，我们以后对付共产党，他是很有用的人物。”在何应钦的庇护下，1949年1月31日，南京军事法庭宣判，冈村宁次无条件释放。国民党政府即将垮台时，何又不顾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一致反对与抗议，将冈村送上了逃往美国的轮船。冈村宁次在何应钦等人的保护下，逃脱了历史的惩罚。
因病去职
1946年5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成国防部，何受陈诚等排挤，失去了参谋总长和陆军总司令两个重要职务，而由陈诚和白崇禧分任参谋总长和国防部长，何仅任小小的重庆行营主任一职。 何应钦
10月18日，被蒋派往美国，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军事参谋团中国代表团团长，一年多后，因国内反共战场吃紧，何奉召回国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1948年5月31日，改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强大攻势打击下，以翁文灏为首的国民政府内阁总辞职，何抱着“大厦将倾，独木难支”的痛苦心情，不顾蒋和黄埔系的挽留，住到上海江湾陆军医院割痔疮去了。
1948年底到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组织的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直逼南京。蒋介石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任代总统。何考虑到如跟李在南京，势必引起蒋的疑虑，遂以“避寿”为名去杭州。蒋深为感动，于3月12日何60岁生日前夕，派亲信张群，携其亲手题写的“安危同仗，甘苦共尝”寿轴，及一封情辞恳切的亲笔信交何，要何出任李宗仁政府行政院长，以便牵掣桂系。何感激涕零，明知临危受命组阁无异于跳火坑，但为报蒋“知遇之恩”，于3月23日当上了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
何当上行政院长后，提出了先签停战协定再行和谈的主张，以便依托长江天堑隔江而治，保持江南半壁河山苟延残喘。由于蒋暗中操纵，李宗仁政府没有和谈诚意，致使国共和谈破裂。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政府的灭亡。5月13日，何应钦内阁在广州集体辞职，把烂摊子甩给了阎锡山的“战时内阁”，他自己则先到香港，后到台湾。
晚年冷落
何随国民党残兵败将逃到台湾后，寓居台北牯岭街，自称“闭门思过”，不闻政事。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又当上了“总统”。何备受冷落，被排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只任一席中央评议委员；军队中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 一顶大而空的高帽子。
何应钦题词
官场失意，但他仍以“民间”方式继续为蒋效力。他发起组织了“中日文化经济协会”，当了几年常任委，便一直任会长；他又恢复了“中国童子军”总会，一直挂副会长头衔（会长为蒋介石）；他又是台湾“道德重整会”会长，前后十次出国进行“国民外交”。八十年代后，他还当上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主任委员。
何晚年的“公事”无非是开会应景，发表讲话，参加证婚、剪彩、葬礼等。其余大部分时间是打桥牌、打猎、打高尔夫球、栽花种树等。随着年迈体衰，特别是“反攻大陆”的希望破灭，何的注意力也逐渐从军事转移到台湾经济文化建设上，提出不少建议，对台湾经济文化繁荣非常关心。 何比其他去台湾的国民党元老们好的地方是生活不愁、家景不错、心情乐观豁达。他一生无子女，只过继其弟何辑五之女丽珠为后。他的夫人王文湘，1917年在贵阳与其成婚后，双方感情一直不错。王于1952年被医生诊断患有乳癌，发现时已属晚期，病情恶化，无法进行手术治疗，每年求医都奔赴日本，直到1978年4月病逝。何政坛无事，正好忙家，自己动手搞家务，对病妻尽丈夫之责，对独女尽父亲之责。在国民党上层圈中，有人称他是“中国第一好丈夫”。
何晚年反共之志不改，对大陆诬蔑仍不绝口，顽固坚持“三不”政策。
其妻病故后，他更茕茕孑立，形影相吊。1980年4月90大寿时，著名国画家张大千根据他平日的描述，精心画了一幅《泥凼风景图》作寿礼相赠。在众多或华贵、或荣耀的礼品中，他甚爱这幅少小记忆里的山水图。1986年4月，何应钦中风，被送进医院。1987年10月21日上午，何应钦寿终正寝，年97岁。1945年3月底，何主持的陆军总司令部策定打通广州到海口的计划，遭到日军破坏；何即从4月初开始组织湘西战役，首先督率第四方面军王耀武部阻敌于雪峰山，命第二方面军汤恩伯部攻击日军侧背。5月初，又令陆军全线反攻。6月2日，湘西会战结束，歼敌万余。同时，他令二、三方面军向广西进军， (左四)何应钦芷江受降仪式后与众将领交谈
5月收复南宁、河池，6月克柳州，7月克龙州，复桂林。何在此期间曾飞赴前线各要点考察部队情况，将陆军总司令部由昆明推进到柳州，在南宁设指挥所。当何在南宁行署按计划向广州和雷州半岛进军时，8月10日，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
8月12日，何由南宁飞赴昆明与美军作战司令麦克鲁交换处理日军投降意见；13日飞赴重庆，参加中美最高幕僚会议，听取对中国战区接受日军投降计划及意见，其后核定有关事项并对各部队下达准备出发命令；20日飞抵湖南芷江四方面军王耀武部；翌日，日军投降代表今井武夫到达芷江，接受何给予的有关投降事宜备忘录。27日，何令前进指挥所人员飞往南京，何亦乘飞机到恩施、安康、西安、遂川、南城等地视察，并对各战区司令长官指示处理受降事宜。
1945年9月8日上午9时，由8架战机护航，何应钦乘坐“美龄号”飞机从湖南芷江飞临南京。 何应钦下飞机后，在第一战区空军司令孙桐岗的陪同下，乘车径赴设在南京中央军校内的中国陆军总部指挥所。何应钦一到住地后，马上着手布置第二天的受降仪式。由谁来主持这次中国战区的受降仪式，蒋介石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当时不少人建议，受降仪式大典应由蒋介石来主持。理由是，蒋是国民政府的委员长，也是中国军队的最高统帅，他主持这个仪式责无旁贷。蒋介石再三考虑后，没有同意，而决定由何应钦代表他来南京主持。
为什么让何应钦来南京，蒋出于四点考虑：
第一，代表日本投降的冈村宁次，军阶只是大将，并非日军最高首脑。而自己身为中国统帅、特级上将，主持受降，会有失身份；
第二，何应钦是中国战区陆军司令，一级上将，职务与军阶与冈村宁次相似，外交上对等；
第三，在抗战一结束，蒋介石即提出对日军要不念旧恶“以德报怨”，而何应钦对此理解最深。何与冈村宁次是老朋友，在办理有关投降交接事务时，比较方便。
第四，让何应钦主持受降仪式，可为他重树九一八以来对日妥协、代己受过的形象。
基于以上几点，蒋决定由何应钦主持这次全世界都非常关注的受降大典。
第二天上午9时9分，在南京原军校大礼堂举行“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按照国际惯例及当时规定，受降仪式上，冈村宁次等降将应在中国军队押送下带指挥刀入场，亲手交何，象征缴械投降。但何却在头一天派人到冈村住的地方，告诉冈村，在受降大典时可以带军刀，也可以不带军刀。如果是要带军刀必须在礼堂内当众缴呈给何应钦。日本军人将军刀视为自己的灵魂，有的人宁死不缴刀。冈村听说后，对何应钦的关照心存感激，在投降仪式上当然就不会带上军刀了。全中国人民都等待着、期盼着，他们想看一看日本侵略军头子冈村，在受降仪式上，是怎样低头认罪，向中国人民缴上自己的军刀，举手投降。然而，他们失望了。投降仪式上，并没有出现这激动人心的一幕。
受降仪式开始时，坐在受降席上方的是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及陆、海、空军上将顾祝同、陈绍宽、张廷孟等5人；下方投降位置上是日本驻华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大将，参谋长小林线太郎中将，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和舰队司令官福田中将等人；东西两侧观察席上有美国军官和中外记者，中国官员汤恩伯、李明扬、郑洞国、廖耀湘、谷正纲等人。日军参谋长把日军的编制、人数、装备、驻地等清册双手捧交给何的参谋长肖毅肃。肖用一只手接过清册。接着是冈村宁次向何应钦递交投降书，冈村两腿立正，弯腰低头，双手将降书送到何手里。
事前规定，日军投降代表前后应向何敬礼三次，何不必还礼。但冈村向何交降书时，何禁不住起身还礼，使在场的中外记者及有关人员瞠目结舌。何当时是故意而为之，还是情不自禁地站起来还礼，这就不得而知了。当时任中国陆军总司令的何应钦，不但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而且也代表东南亚战区盟军，包括苏、越、朝、缅、泰等国接受冈村代表日本政府投降。这是何一生中最值得炫耀出尽风头的事，是他一生中的顶点。此后，他在国民党中的官运就日渐式微，开始走下坡路了。
在主持日军投降大典之后，何应钦忠实执行蒋介石的“以德报怨”方针，尽可能地少刺激日本战犯和战俘，以便能拉拢日本政界。如日俘回国，按照盟军惯例，每俘只能携带15公斤的行李。可是何应钦主动提出增至50公斤。最后，由于反法西斯阵营的干预，才减为30公斤。当时从上海上船的日俘，除武器外，什么东西都可以带，包括从中国战场上掠夺的无数金银财宝、古董文物。对此，当时的舆论界也有不少议论。 对如何惩治这些在中国土地上犯下滔天罪行的刽子手，何应钦也一再主张宽大，对他们不按国际法处置。头号战犯冈村宁次竟成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长官”。全部侵华日军中，只有145人被处死刑，400余人判徒刑。
在何应钦的宽容下，制裁日军战犯就这样走了过场。
1946年6月何应钦被任命为联合国安理会参谋团中国代表团团长，赴美前他专门给刚上台的国防部部长白崇禧打了一通电话，在电话中他对白崇禧说：“冈村对共产党很有研究，对他要宽大处理，我们以后对付共产党，他是很有用的人物。”在何应钦的庇护下，1949年1月31日，南京军事法庭宣判，冈村宁次无条件释放。国民党政府即将垮台时，何又不顾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一致反对与抗议，将冈村送上了逃往美国的轮船。冈村宁次在何应钦等人的保护下，逃脱了历史的惩罚。
因病去职
1946年5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成国防部，何受陈诚等排挤，失去了参谋总长和陆军总司令两个重要职务，而由陈诚和白崇禧分任参谋总长和国防部长，何仅任小小的重庆行营主任一职。 何应钦
10月18日，被蒋派往美国，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军事参谋团中国代表团团长，一年多后，因国内反共战场吃紧，何奉召回国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1948年5月31日，改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强大攻势打击下，以翁文灏为首的国民政府内阁总辞职，何抱着“大厦将倾，独木难支”的痛苦心情，不顾蒋和黄埔系的挽留，住到上海江湾陆军医院割痔疮去了。
1948年底到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组织的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直逼南京。蒋介石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任代总统。何考虑到如跟李在南京，势必引起蒋的疑虑，遂以“避寿”为名去杭州。蒋深为感动，于3月12日何60岁生日前夕，派亲信张群，携其亲手题写的“安危同仗，甘苦共尝”寿轴，及一封情辞恳切的亲笔信交何，要何出任李宗仁政府行政院长，以便牵掣桂系。何感激涕零，明知临危受命组阁无异于跳火坑，但为报蒋“知遇之恩”，于3月23日当上了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
何当上行政院长后，提出了先签停战协定再行和谈的主张，以便依托长江天堑隔江而治，保持江南半壁河山苟延残喘。由于蒋暗中操纵，李宗仁政府没有和谈诚意，致使国共和谈破裂。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政府的灭亡。5月13日，何应钦内阁在广州集体辞职，把烂摊子甩给了阎锡山的“战时内阁”，他自己则先到香港，后到台湾。
晚年冷落
何随国民党残兵败将逃到台湾后，寓居台北牯岭街，自称“闭门思过”，不闻政事。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又当上了“总统”。何备受冷落，被排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只任一席中央评议委员；军队中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 一顶大而空的高帽子。
何应钦题词
官场失意，但他仍以“民间”方式继续为蒋效力。他发起组织了“中日文化经济协会”，当了几年常任委，便一直任会长；他又恢复了“中国童子军”总会，一直挂副会长头衔（会长为蒋介石）；他又是台湾“道德重整会”会长，前后十次出国进行“国民外交”。八十年代后，他还当上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主任委员。
何晚年的“公事”无非是开会应景，发表讲话，参加证婚、剪彩、葬礼等。其余大部分时间是打桥牌、打猎、打高尔夫球、栽花种树等。随着年迈体衰，特别是“反攻大陆”的希望破灭，何的注意力也逐渐从军事转移到台湾经济文化建设上，提出不少建议，对台湾经济文化繁荣非常关心。 何比其他去台湾的国民党元老们好的地方是生活不愁、家景不错、心情乐观豁达。他一生无子女，只过继其弟何辑五之女丽珠为后。他的夫人王文湘，1917年在贵阳与其成婚后，双方感情一直不错。王于1952年被医生诊断患有乳癌，发现时已属晚期，病情恶化，无法进行手术治疗，每年求医都奔赴日本，直到1978年4月病逝。何政坛无事，正好忙家，自己动手搞家务，对病妻尽丈夫之责，对独女尽父亲之责。在国民党上层圈中，有人称他是“中国第一好丈夫”。
何晚年反共之志不改，对大陆诬蔑仍不绝口，顽固坚持“三不”政策。
其妻病故后，他更茕茕孑立，形影相吊。1980年4月90大寿时，著名国画家张大千根据他平日的描述，精心画了一幅《泥凼风景图》作寿礼相赠。在众多或华贵、或荣耀的礼品中，他甚爱这幅少小记忆里的山水图。1986年4月，何应钦中风，被送进医院。1987年10月21日上午，何应钦寿终正寝，年97岁。
5月收复南宁、河池，6月克柳州，7月克龙州，复桂林。何在此期间曾飞赴前线各要点考察部队情况，将陆军总司令部由昆明推进到柳州，在南宁设指挥所。当何在南宁行署按计划向广州和雷州半岛进军时，8月10日，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
8月12日，何由南宁飞赴昆明与美军作战司令麦克鲁交换处理日军投降意见；13日飞赴重庆，参加中美最高幕僚会议，听取对中国战区接受日军投降计划及意见，其后核定有关事项并对各部队下达准备出发命令；20日飞抵湖南芷江四方面军王耀武部；翌日，日军投降代表今井武夫到达芷江，接受何给予的有关投降事宜备忘录。27日，何令前进指挥所人员飞往南京，何亦乘飞机到恩施、安康、西安、遂川、南城等地视察，并对各战区司令长官指示处理受降事宜。
1945年9月8日上午9时，由8架战机护航，何应钦乘坐“美龄号”飞机从湖南芷江飞临南京。 何应钦下飞机后，在第一战区空军司令孙桐岗的陪同下，乘车径赴设在南京中央军校内的中国陆军总部指挥所。何应钦一到住地后，马上着手布置第二天的受降仪式。由谁来主持这次中国战区的受降仪式，蒋介石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当时不少人建议，受降仪式大典应由蒋介石来主持。理由是，蒋是国民政府的委员长，也是中国军队的最高统帅，他主持这个仪式责无旁贷。蒋介石再三考虑后，没有同意，而决定由何应钦代表他来南京主持。
为什么让何应钦来南京，蒋出于四点考虑：
第一，代表日本投降的冈村宁次，军阶只是大将，并非日军最高首脑。而自己身为中国统帅、特级上将，主持受降，会有失身份；
第二，何应钦是中国战区陆军司令，一级上将，职务与军阶与冈村宁次相似，外交上对等；
第三，在抗战一结束，蒋介石即提出对日军要不念旧恶“以德报怨”，而何应钦对此理解最深。何与冈村宁次是老朋友，在办理有关投降交接事务时，比较方便。
第四，让何应钦主持受降仪式，可为他重树九一八以来对日妥协、代己受过的形象。
基于以上几点，蒋决定由何应钦主持这次全世界都非常关注的受降大典。
第二天上午9时9分，在南京原军校大礼堂举行“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按照国际惯例及当时规定，受降仪式上，冈村宁次等降将应在中国军队押送下带指挥刀入场，亲手交何，象征缴械投降。但何却在头一天派人到冈村住的地方，告诉冈村，在受降大典时可以带军刀，也可以不带军刀。如果是要带军刀必须在礼堂内当众缴呈给何应钦。日本军人将军刀视为自己的灵魂，有的人宁死不缴刀。冈村听说后，对何应钦的关照心存感激，在投降仪式上当然就不会带上军刀了。全中国人民都等待着、期盼着，他们想看一看日本侵略军头子冈村，在受降仪式上，是怎样低头认罪，向中国人民缴上自己的军刀，举手投降。然而，他们失望了。投降仪式上，并没有出现这激动人心的一幕。
受降仪式开始时，坐在受降席上方的是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及陆、海、空军上将顾祝同、陈绍宽、张廷孟等5人；下方投降位置上是日本驻华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大将，参谋长小林线太郎中将，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和舰队司令官福田中将等人；东西两侧观察席上有美国军官和中外记者，中国官员汤恩伯、李明扬、郑洞国、廖耀湘、谷正纲等人。日军参谋长把日军的编制、人数、装备、驻地等清册双手捧交给何的参谋长肖毅肃。肖用一只手接过清册。接着是冈村宁次向何应钦递交投降书，冈村两腿立正，弯腰低头，双手将降书送到何手里。
事前规定，日军投降代表前后应向何敬礼三次，何不必还礼。但冈村向何交降书时，何禁不住起身还礼，使在场的中外记者及有关人员瞠目结舌。何当时是故意而为之，还是情不自禁地站起来还礼，这就不得而知了。当时任中国陆军总司令的何应钦，不但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而且也代表东南亚战区盟军，包括苏、越、朝、缅、泰等国接受冈村代表日本政府投降。这是何一生中最值得炫耀出尽风头的事，是他一生中的顶点。此后，他在国民党中的官运就日渐式微，开始走下坡路了。
在主持日军投降大典之后，何应钦忠实执行蒋介石的“以德报怨”方针，尽可能地少刺激日本战犯和战俘，以便能拉拢日本政界。如日俘回国，按照盟军惯例，每俘只能携带15公斤的行李。可是何应钦主动提出增至50公斤。最后，由于反法西斯阵营的干预，才减为30公斤。当时从上海上船的日俘，除武器外，什么东西都可以带，包括从中国战场上掠夺的无数金银财宝、古董文物。对此，当时的舆论界也有不少议论。 对如何惩治这些在中国土地上犯下滔天罪行的刽子手，何应钦也一再主张宽大，对他们不按国际法处置。头号战犯冈村宁次竟成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长官”。全部侵华日军中，只有145人被处死刑，400余人判徒刑。
在何应钦的宽容下，制裁日军战犯就这样走了过场。
1946年6月何应钦被任命为联合国安理会参谋团中国代表团团长，赴美前他专门给刚上台的国防部部长白崇禧打了一通电话，在电话中他对白崇禧说：“冈村对共产党很有研究，对他要宽大处理，我们以后对付共产党，他是很有用的人物。”在何应钦的庇护下，1949年1月31日，南京军事法庭宣判，冈村宁次无条件释放。国民党政府即将垮台时，何又不顾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一致反对与抗议，将冈村送上了逃往美国的轮船。冈村宁次在何应钦等人的保护下，逃脱了历史的惩罚。
因病去职
1946年5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成国防部，何受陈诚等排挤，失去了参谋总长和陆军总司令两个重要职务，而由陈诚和白崇禧分任参谋总长和国防部长，何仅任小小的重庆行营主任一职。 何应钦
10月18日，被蒋派往美国，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军事参谋团中国代表团团长，一年多后，因国内反共战场吃紧，何奉召回国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1948年5月31日，改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强大攻势打击下，以翁文灏为首的国民政府内阁总辞职，何抱着“大厦将倾，独木难支”的痛苦心情，不顾蒋和黄埔系的挽留，住到上海江湾陆军医院割痔疮去了。
1948年底到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组织的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直逼南京。蒋介石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任代总统。何考虑到如跟李在南京，势必引起蒋的疑虑，遂以“避寿”为名去杭州。蒋深为感动，于3月12日何60岁生日前夕，派亲信张群，携其亲手题写的“安危同仗，甘苦共尝”寿轴，及一封情辞恳切的亲笔信交何，要何出任李宗仁政府行政院长，以便牵掣桂系。何感激涕零，明知临危受命组阁无异于跳火坑，但为报蒋“知遇之恩”，于3月23日当上了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
何当上行政院长后，提出了先签停战协定再行和谈的主张，以便依托长江天堑隔江而治，保持江南半壁河山苟延残喘。由于蒋暗中操纵，李宗仁政府没有和谈诚意，致使国共和谈破裂。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政府的灭亡。5月13日，何应钦内阁在广州集体辞职，把烂摊子甩给了阎锡山的“战时内阁”，他自己则先到香港，后到台湾。
晚年冷落
何随国民党残兵败将逃到台湾后，寓居台北牯岭街，自称“闭门思过”，不闻政事。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又当上了“总统”。何备受冷落，被排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只任一席中央评议委员；军队中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 一顶大而空的高帽子。
何应钦题词
官场失意，但他仍以“民间”方式继续为蒋效力。他发起组织了“中日文化经济协会”，当了几年常任委，便一直任会长；他又恢复了“中国童子军”总会，一直挂副会长头衔（会长为蒋介石）；他又是台湾“道德重整会”会长，前后十次出国进行“国民外交”。八十年代后，他还当上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主任委员。
何晚年的“公事”无非是开会应景，发表讲话，参加证婚、剪彩、葬礼等。其余大部分时间是打桥牌、打猎、打高尔夫球、栽花种树等。随着年迈体衰，特别是“反攻大陆”的希望破灭，何的注意力也逐渐从军事转移到台湾经济文化建设上，提出不少建议，对台湾经济文化繁荣非常关心。 何比其他去台湾的国民党元老们好的地方是生活不愁、家景不错、心情乐观豁达。他一生无子女，只过继其弟何辑五之女丽珠为后。他的夫人王文湘，1917年在贵阳与其成婚后，双方感情一直不错。王于1952年被医生诊断患有乳癌，发现时已属晚期，病情恶化，无法进行手术治疗，每年求医都奔赴日本，直到1978年4月病逝。何政坛无事，正好忙家，自己动手搞家务，对病妻尽丈夫之责，对独女尽父亲之责。在国民党上层圈中，有人称他是“中国第一好丈夫”。
何晚年反共之志不改，对大陆诬蔑仍不绝口，顽固坚持“三不”政策。
其妻病故后，他更茕茕孑立，形影相吊。1980年4月90大寿时，著名国画家张大千根据他平日的描述，精心画了一幅《泥凼风景图》作寿礼相赠。在众多或华贵、或荣耀的礼品中，他甚爱这幅少小记忆里的山水图。1986年4月，何应钦中风，被送进医院。1987年10月21日上午，何应钦寿终正寝，年97岁。1945年3月底，何主持的陆军总司令部策定打通广州到海口的计划，遭到日军破坏；何即从4月初开始组织湘西战役，首先督率第四方面军王耀武部阻敌于雪峰山，命第二方面军汤恩伯部攻击日军侧背。5月初，又令陆军全线反攻。6月2日，湘西会战结束，歼敌万余。同时，他令二、三方面军向广西进军， (左四)何应钦芷江受降仪式后与众将领交谈
5月收复南宁、河池，6月克柳州，7月克龙州，复桂林。何在此期间曾飞赴前线各要点考察部队情况，将陆军总司令部由昆明推进到柳州，在南宁设指挥所。当何在南宁行署按计划向广州和雷州半岛进军时，8月10日，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
8月12日，何由南宁飞赴昆明与美军作战司令麦克鲁交换处理日军投降意见；13日飞赴重庆，参加中美最高幕僚会议，听取对中国战区接受日军投降计划及意见，其后核定有关事项并对各部队下达准备出发命令；20日飞抵湖南芷江四方面军王耀武部；翌日，日军投降代表今井武夫到达芷江，接受何给予的有关投降事宜备忘录。27日，何令前进指挥所人员飞往南京，何亦乘飞机到恩施、安康、西安、遂川、南城等地视察，并对各战区司令长官指示处理受降事宜。
1945年9月8日上午9时，由8架战机护航，何应钦乘坐“美龄号”飞机从湖南芷江飞临南京。 何应钦下飞机后，在第一战区空军司令孙桐岗的陪同下，乘车径赴设在南京中央军校内的中国陆军总部指挥所。何应钦一到住地后，马上着手布置第二天的受降仪式。由谁来主持这次中国战区的受降仪式，蒋介石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当时不少人建议，受降仪式大典应由蒋介石来主持。理由是，蒋是国民政府的委员长，也是中国军队的最高统帅，他主持这个仪式责无旁贷。蒋介石再三考虑后，没有同意，而决定由何应钦代表他来南京主持。
为什么让何应钦来南京，蒋出于四点考虑：
第一，代表日本投降的冈村宁次，军阶只是大将，并非日军最高首脑。而自己身为中国统帅、特级上将，主持受降，会有失身份；
第二，何应钦是中国战区陆军司令，一级上将，职务与军阶与冈村宁次相似，外交上对等；
第三，在抗战一结束，蒋介石即提出对日军要不念旧恶“以德报怨”，而何应钦对此理解最深。何与冈村宁次是老朋友，在办理有关投降交接事务时，比较方便。
第四，让何应钦主持受降仪式，可为他重树九一八以来对日妥协、代己受过的形象。
基于以上几点，蒋决定由何应钦主持这次全世界都非常关注的受降大典。
第二天上午9时9分，在南京原军校大礼堂举行“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按照国际惯例及当时规定，受降仪式上，冈村宁次等降将应在中国军队押送下带指挥刀入场，亲手交何，象征缴械投降。但何却在头一天派人到冈村住的地方，告诉冈村，在受降大典时可以带军刀，也可以不带军刀。如果是要带军刀必须在礼堂内当众缴呈给何应钦。日本军人将军刀视为自己的灵魂，有的人宁死不缴刀。冈村听说后，对何应钦的关照心存感激，在投降仪式上当然就不会带上军刀了。全中国人民都等待着、期盼着，他们想看一看日本侵略军头子冈村，在受降仪式上，是怎样低头认罪，向中国人民缴上自己的军刀，举手投降。然而，他们失望了。投降仪式上，并没有出现这激动人心的一幕。
受降仪式开始时，坐在受降席上方的是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及陆、海、空军上将顾祝同、陈绍宽、张廷孟等5人；下方投降位置上是日本驻华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大将，参谋长小林线太郎中将，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和舰队司令官福田中将等人；东西两侧观察席上有美国军官和中外记者，中国官员汤恩伯、李明扬、郑洞国、廖耀湘、谷正纲等人。日军参谋长把日军的编制、人数、装备、驻地等清册双手捧交给何的参谋长肖毅肃。肖用一只手接过清册。接着是冈村宁次向何应钦递交投降书，冈村两腿立正，弯腰低头，双手将降书送到何手里。
事前规定，日军投降代表前后应向何敬礼三次，何不必还礼。但冈村向何交降书时，何禁不住起身还礼，使在场的中外记者及有关人员瞠目结舌。何当时是故意而为之，还是情不自禁地站起来还礼，这就不得而知了。当时任中国陆军总司令的何应钦，不但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而且也代表东南亚战区盟军，包括苏、越、朝、缅、泰等国接受冈村代表日本政府投降。这是何一生中最值得炫耀出尽风头的事，是他一生中的顶点。此后，他在国民党中的官运就日渐式微，开始走下坡路了。
在主持日军投降大典之后，何应钦忠实执行蒋介石的“以德报怨”方针，尽可能地少刺激日本战犯和战俘，以便能拉拢日本政界。如日俘回国，按照盟军惯例，每俘只能携带15公斤的行李。可是何应钦主动提出增至50公斤。最后，由于反法西斯阵营的干预，才减为30公斤。当时从上海上船的日俘，除武器外，什么东西都可以带，包括从中国战场上掠夺的无数金银财宝、古董文物。对此，当时的舆论界也有不少议论。 对如何惩治这些在中国土地上犯下滔天罪行的刽子手，何应钦也一再主张宽大，对他们不按国际法处置。头号战犯冈村宁次竟成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长官”。全部侵华日军中，只有145人被处死刑，400余人判徒刑。
在何应钦的宽容下，制裁日军战犯就这样走了过场。
1946年6月何应钦被任命为联合国安理会参谋团中国代表团团长，赴美前他专门给刚上台的国防部部长白崇禧打了一通电话，在电话中他对白崇禧说：“冈村对共产党很有研究，对他要宽大处理，我们以后对付共产党，他是很有用的人物。”在何应钦的庇护下，1949年1月31日，南京军事法庭宣判，冈村宁次无条件释放。国民党政府即将垮台时，何又不顾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一致反对与抗议，将冈村送上了逃往美国的轮船。冈村宁次在何应钦等人的保护下，逃脱了历史的惩罚。
因病去职
1946年5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成国防部，何受陈诚等排挤，失去了参谋总长和陆军总司令两个重要职务，而由陈诚和白崇禧分任参谋总长和国防部长，何仅任小小的重庆行营主任一职。 何应钦
10月18日，被蒋派往美国，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军事参谋团中国代表团团长，一年多后，因国内反共战场吃紧，何奉召回国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1948年5月31日，改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强大攻势打击下，以翁文灏为首的国民政府内阁总辞职，何抱着“大厦将倾，独木难支”的痛苦心情，不顾蒋和黄埔系的挽留，住到上海江湾陆军医院割痔疮去了。
1948年底到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组织的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直逼南京。蒋介石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任代总统。何考虑到如跟李在南京，势必引起蒋的疑虑，遂以“避寿”为名去杭州。蒋深为感动，于3月12日何60岁生日前夕，派亲信张群，携其亲手题写的“安危同仗，甘苦共尝”寿轴，及一封情辞恳切的亲笔信交何，要何出任李宗仁政府行政院长，以便牵掣桂系。何感激涕零，明知临危受命组阁无异于跳火坑，但为报蒋“知遇之恩”，于3月23日当上了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
何当上行政院长后，提出了先签停战协定再行和谈的主张，以便依托长江天堑隔江而治，保持江南半壁河山苟延残喘。由于蒋暗中操纵，李宗仁政府没有和谈诚意，致使国共和谈破裂。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政府的灭亡。5月13日，何应钦内阁在广州集体辞职，把烂摊子甩给了阎锡山的“战时内阁”，他自己则先到香港，后到台湾。
晚年冷落
何随国民党残兵败将逃到台湾后，寓居台北牯岭街，自称“闭门思过”，不闻政事。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又当上了“总统”。何备受冷落，被排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只任一席中央评议委员；军队中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 一顶大而空的高帽子。
何应钦题词
官场失意，但他仍以“民间”方式继续为蒋效力。他发起组织了“中日文化经济协会”，当了几年常任委，便一直任会长；他又恢复了“中国童子军”总会，一直挂副会长头衔（会长为蒋介石）；他又是台湾“道德重整会”会长，前后十次出国进行“国民外交”。八十年代后，他还当上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主任委员。
何晚年的“公事”无非是开会应景，发表讲话，参加证婚、剪彩、葬礼等。其余大部分时间是打桥牌、打猎、打高尔夫球、栽花种树等。随着年迈体衰，特别是“反攻大陆”的希望破灭，何的注意力也逐渐从军事转移到台湾经济文化建设上，提出不少建议，对台湾经济文化繁荣非常关心。 何比其他去台湾的国民党元老们好的地方是生活不愁、家景不错、心情乐观豁达。他一生无子女，只过继其弟何辑五之女丽珠为后。他的夫人王文湘，1917年在贵阳与其成婚后，双方感情一直不错。王于1952年被医生诊断患有乳癌，发现时已属晚期，病情恶化，无法进行手术治疗，每年求医都奔赴日本，直到1978年4月病逝。何政坛无事，正好忙家，自己动手搞家务，对病妻尽丈夫之责，对独女尽父亲之责。在国民党上层圈中，有人称他是“中国第一好丈夫”。
何晚年反共之志不改，对大陆诬蔑仍不绝口，顽固坚持“三不”政策。
其妻病故后，他更茕茕孑立，形影相吊。1980年4月90大寿时，著名国画家张大千根据他平日的描述，精心画了一幅《泥凼风景图》作寿礼相赠。在众多或华贵、或荣耀的礼品中，他甚爱这幅少小记忆里的山水图。1986年4月，何应钦中风，被送进医院。1987年10月21日上午，何应钦寿终正寝，年9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