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裁政府为何长命百岁?----介绍和解读西方的相关理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19 06:28:08
作者:方绍伟
人类的政治经济史上有两个非常令人困惑的现象:一是,为什么某些毫无效率的经济制度能够长期持续地存在?二是,为什么独裁统治总是去了又来、经久不衰?我们中国人常说,好人没好命,坏人总当道,如果民间格言是一种经验的智慧总结,那么,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人性是不是有什么致命的弱点?为什么象北朝鲜那样的独裁政权居然能持续这么长时间?不是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吗?为什么独裁政府就是完蛋不了?
1, 问题的理论背景
仔细算起来,人类经济的停滞要比经济的繁荣时间长得多,专制的历史也要比民主的历史长得多(见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和费纳《政府史》)。无论是就整体而言还是就国别而言,这两种情况大体上都成立(例外主要是美国之类的殖民地国家)。劣币和良币并行流通,会导致良币转化为收藏而退出市场,在经济学里,这种情况叫“劣币驱良币定律”或“格雷欣法则”。在英国的格雷欣于1559年提出之前,中国西汉时期的思想家贾谊也注意到“奸钱日繁,正钱日亡”的类似现象。难道真的是停滞驱繁荣?专制驱民主?
对于第一个问题,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提出过很好的解释。诺斯认为,一种经济制度虽然从多数人利益的角度看是无效率的,但它却可能非常符合统治者的利益,因此,只要统治者仍然掌握着权力,并受不完全信息、主观主义、相对价格的变化、既得利益和“路径依赖”的约束,那么,这种低效制度就会长期存在(见《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和诺斯后来的三部著作)。
可是,诺斯还是没有直接回答,统治者、特别是独裁统治者为什么能够长期掌握着权力?以诺斯为领袖人物的新制度经济学,已经很好地把经济分析注入了政治领域,但掌权毕竟是个政治问题,再说政治与经济的彻底结合也确实太难。在这方面,最有成效的还真只有“公共选择理论”,这个对政治分析做出最大贡献的经济理论至少有六个分支(四大逻辑加两大理论):
一是“集体决策的逻辑”,包括安东尼·唐斯1957年的《民主的经济理论》、布坎南与图洛克1962年的《同意的计算》,当然还有肯尼斯·阿罗1951年的《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正是这些书使人们对经济学刮目相看。
二是“集体行动的逻辑”,曼瑟尔·奥尔森1965年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博得了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罗伯特·梭罗盛誉:“我们大多数人都相当类似,认识其中一个就等于认识了全部。但曼瑟尔不同,他别具一格”。我曾在《中国热》的卷首语引用奥尔森的话说:“正如杰出的战士寻找的是对手的要害之处,杰出的科学家寻找的是充满成见但却可能取得突破的研究领域”。
三是“政治生存的逻辑”,主要集中在布鲁斯·梅斯基塔2003年的《政治生存的逻辑》一书中(与阿拉斯泰尔·史密斯,伦道夫·史莫森,詹姆斯·莫罗合著),这是本文的重点。
四是“集体信仰的逻辑”,不读布赖恩·卡普兰2007年的《理性选民的神话》,很多人会不敢说他知道什么叫“选举民主”。
五是由图洛克和布坎南发展起来的“寻租理论”,这个理论精彩到足以使其它所有腐败问题的讨论变得苍白无力,有人喜欢罗列中国的腐败现象,但罗列不是理解,不懂“寻租理论”不可能真正理解腐败(最新的文献见康格尔顿2008年的《寻租理论40年》)。
六是布坎南“一手带大”的“立宪经济学”,这个理论把西方政治哲学的“规范传统”推向了最高峰,以致于任何宪政分析都不得不涉及它;布坎南的很多观点比罗尔斯要早和深得多(除《同意的计算》外,还有布伦南、布坎南1985年的《宪政经济学》和布坎南1991年的《立宪经济学》)。目前,“立宪经济学”最尖端的问题是“平衡财政立宪”的可能性与“公共选择逻辑”的矛盾问题,明眼人都知道这个矛盾是“选举民主”最困难的问题。
2,“政治生存的逻辑”
“独裁统治为何长命?”这个问题由“政治生存的逻辑”作出了最直接同时也是最出人意料的回答。梅斯基塔的《政治生存的逻辑》在美国还没有象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那么出名,在中国知道的人就更少,他2000年那本《繁荣的治理之道》已有中文本,其中对“政治生存的逻辑”也有介绍。梅斯基塔现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他另有自己的公司专门进行博弈论政治预测,他曾经对香港和中国的未来作过分析,美国《外交政策》杂志2009年世界百名顶尖思想家中,梅斯基塔排第60名。
对“独裁政府为何长命?”这个问题,梅斯基塔所用的方法与布坎南、奥尔森的方法特别相似,即都是从政治决策的“个人成本”和“集体规模”的关系入手。下面的讨论有些抽象,但我后面会用汪精卫和蒋介石的例子把理论简单化。
“政治生存的逻辑”建立在“执政同盟”(winning coalition)和支撑“执政同盟”的“遴选集团”(selectorate)的相对规模上。在任何政权中,维持“执政同盟”的忠诚是执政者的生存之道,维持忠诚的相对有效性,则取决于“执政同盟”和“遴选集团”的相对规模。各国政治之所以不同,根本的原因是规定“执政同盟”和“遴选集团”相对规模的制度有所不同,而不在于统治者的个人秉性或被统治者的民族个性(所以,千万别以为北韩人怂)。
在民主制里,“执政同盟”是参加竞选的政党,“遴选集团”则是全体选民,“执政同盟”规模大而“遴选集团”规模则更大;这决定了“执政同盟”只能向“遴选集团”提供“公共品”来争取支持,因为通过“私人品”来换取政治忠诚往往由于规模和费用而无法实现;也正由于运用“私人品”换取支持上的限制(如拉选票时的小恩小惠和当选后的政策回报),“遴选集团”绝大多数成员的忠诚度都很低,意识形态的作用也较弱。因此,挑战者对执政者的政治威胁度就非常高,政党和民主领袖的掌权期也就相对较短和不连续。
在君主制里,“遴选集团”的规模小而“执政同盟”的规模也小,“执政同盟”的小规模使执政者很容易通过“私人品”来换取政治忠诚;但是,挑战者对执政者的政治威胁度却较高,因为“遴选集团”的成员进入“执政同盟”的比例较大,挑战者一但成功,原“执政同盟”的成员留任新“执政同盟”的概率也较大;这些决定了“遴选集团”和“执政同盟”的成员比民主制的有更高的叛逆倾向,也解释了王朝内部对皇位的激烈争夺常态。
在独裁制里,“遴选集团”的规模较大而“执政同盟”的规模则很小,这时,挑战者无法对执政者形成较高的政治威胁,因为“遴选集团”的很多成员希望进入“执政同盟”,“执政同盟”的成员竞争度高,也容易被替换,故“执政同盟”成员的叛逆倾向比民主制和君主制的要低很多(这是要害);与此同时,“执政同盟”的小规模使执政者很容易通过“私人品”来换取政治忠诚,“执政同盟”成员的获利份额也相对较高(叛逆代价因此也较高);这两个方面的有利结构,使独裁者往往比君主和民主领袖有更长的政治生存期。
3,解读独裁统治:一个例子
又是“公共品”,又是“私人品”;又是政治忠诚,又是获利份额,这个“政治生存的逻辑”到底说了什么?举个例子就清楚了。
当年孙中山去世后,汪精卫和蒋介石开始争权,可论资历和威望,蒋介石根本无法与汪精卫相比。但是,汪精卫的最大问题是清廉。清廉?清廉怎么成了最大问题?是最大问题。都以为“好人有好报”、“好人一生平安”,可“政治生存的逻辑”是:“水至清则无鱼”。什么叫“水至清则无鱼”?“水至清则无鱼”当然就是廉洁、秉公循法、不结党营私;也就是上面说的以“公共品”和“公心”去待人待事,而不是以“私人品”和“私心”去扶植党羽、笼络人心。简单的说,汪精卫的最大问题是“太讲理”。
结果,当然是蒋介石独裁成功,因为“私人品”比“公共品”更有利于收买亲信随从和政治忠诚,更有利于确立强有力的“执政同盟”。政治忠诚的最大秘密是“获利份额”,小集团从“私人品”里得到的“获利份额”高,而从“公共品”里获利的大众,其相对获利和相对“获利份额”就太低了。政治忠诚是拼命的事,好处和坏处的比例不大,谁为你拼命?人还就偏偏不是靠正义感生存的动物,而中国人还偏偏就是只有“小忠”而没有“大忠”的民族。“大忠”太抽象,有奶就是娘的“小忠”说出来不好听,但这就是“实惠至上”的中国人(当年操办“湘勇”的曾文公就深通此道)。
日本人一来,蒋介石就开始丧地辱国,为什么他“外战外行”?因为“国”是“公共品”,“党”和“中央军”才是他的“留得青山在”和“私人品”,所以国可丧而党不可亡。汪精卫明明是从日本人那里收回蒋介石丢掉的“公共品”国土,结果没有一个人不说他卖国。可汪精卫的逻辑是,国已经让蒋介石丢掉了,他拿什么卖国?国人的逻辑却是,与敌人合作就是“汉奸”,屈从保国也是一种卖国。这个“卖国之争”已经进行了多年,背后的逻辑就是“公共品”和“私人品”的“忠诚效应”:汪精卫心有“公共品”,所以是争权失败、汉奸卖国和身败名裂;蒋介石心有“私人品”,所以是独裁成功、抗战领袖和党国灵魂。人性之险恶,莫过于这个“政治生存的逻辑”。一般老百姓最多只知道“汉奸逻辑”,谁能理解这个逻辑背后的玄机?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学者马基雅弗利的《君王论》堪称“权谋”之极品,可与中国先秦的法家韩非的“法术”相比,竟然足足晚了1800年。韩非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融为一体,难怪“法术权谋”的鼻祖非他莫属。可蒋介石的“法术权谋”再炉火纯青,最后还是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比蒋介石的高明之处是,他知道不能只运用“私人品”,或者说,他更懂得什么时候应该把“公共品”也当成“私人品”来用。至于后果,毛泽东心里没有后果,只有尼采所说的“权力意志”,那个“公共品”也就跟着倒霉了;但妙就妙在,至今还有一些“被公共品者”发自内心地认为不倒霉。
4,解读独裁统治:进一步的分析
理解“政治生存的逻辑”的一个关键是,某个制度内的政治行为特征,总是相对于其它制度的政治行为特征而言的。在三种不同的政治制度里,“遴选集团”和“执政同盟”的相对规模,既决定了政府政策是“私人导向”还是“公共导向”,又决定了支持者的政治忠诚度,并最终决定执政者面临挑战的大小和政治生存期的长短。政治忠诚度有两个侧面,一是“忠诚供给方面”由“人数竞争度”导致的叛逆倾向,二是“忠诚需求方面”由“人数规模”决定的“私品换取忠诚”的难度。
在民主制里,执政者对公共品的依赖则导致了叛逆代价的最小化,政治忠诚的沦丧度也就更高;在独裁制和君主制里,执政者对私人品的依赖导致了腐败和寻租更加普遍。都知道“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殊不知,在独裁制里,腐败才是常态,不腐败才要亡党亡国,这就是完全推翻常识的“政治生存的逻辑”。
在独裁制里,给“执政同盟”和“遴选集团”的恩惠比给普通大众的恩惠更有利于巩固政权。正是由于执政者的政治生存取决于直接随从者的支持,有利于社会繁荣的执政者未必能更长久,而有利于个别得力的利益集团的执政者,则反而能“长治于不安”。这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有利于大众的政权更长久”等信念或“骗人鬼话”恰好完全相反。残酷的现实是,坏人总是当道,因为坏人总有制度优势。独裁制里“执政同盟”的小规模和“遴选集团”的大规模,绝不是一种偶然,因为“执政同盟”与“遴选集团”的比率越小,独裁统治就越容易成功。顺便指出,印度民主问题较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恰恰是“执政同盟”的规模太小,种族、宗教和利益裙带关系太普遍。如果你追随权威,认为印度会因为民主而“有较好的后势”,那你就已经上当了。
很多人对独裁制里的“假民主”大有反感,但其“遴选集团”表面的“民主伪装”决不仅仅是为了骗人的,它有一种“彩票效应”,它提供了一种向上流动的激励,它能使独裁统治获得更多的支持和更大的合法性。只有这样,独裁制才能比“向上流动性”小的君主制更有吸引力,也只有这样,独裁制才能与“向上流动性”大的民主制竞争。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每一次的民主浪潮之后,总是出现一次独裁的回潮。这里,说民主有制度弱点不是对民主的一种批评,自由主义者无须在这个地方反驳说“哪一种制度没有问题”,说民主有制度弱点,实际上是独裁制对民主制的嘲讽,独裁制利用的正是民主制之下人性弱点的袒露无遗,因为民主不仅导致“政治忠诚”大幅度贬值,还导致有“权力意志”的人获利份额的大幅下降。
所以,有“权力意志”的人最喜欢独裁制,因为只有独裁制的制度结构对他最有利,只有独裁制的制度结构最能使他逃脱坏政策的责任追究。尼克松有独裁的野心,可惜却投错了胎,民主制不能容忍坏政策和独裁者;民主制对政客的“忠诚短缺”实际上是一种“自我忠诚”,民主制只能容忍对“不在场”的别人和后人实行坏政策,不能容忍对选民主体的坏政策,所以赤字公债是“在场者”兴高采烈的“社会祸害”。企图给独裁统治出谋划策的人,企图使独裁统治向民主方向发展的人,如果他不理解这个逻辑,他就会枉费心机,是“无才不遇”而不是“怀才不遇”。
由此可见,仅仅看到社会的动荡和腐败就轻言“失道寡助”和“政权长不了”,显然是极其肤浅和一厢情愿的。在这里,“集体行动的逻辑”正好有助于“政治生存的逻辑”的分析,因为,社会大众与独裁统治对抗时,在行动和偏好的协调两方面都存在严重的成本问题,而统治者在统一行动和瓦解大众偏好上,正好有极大的成本优势。独裁的长命来自于“集体行动的逻辑”,而这个逻辑又基于“政治生存的逻辑”;所以不是独裁压迫的力量太强,而是压迫的制度太有逻辑优势。只要不象希特勒那么疯狂、太过分不“讲理”、太侵略自毁,独裁者的坏政策就是好政治,而独裁者的好政策则反而会是坏政治,因为他只需要收买强势支持者的人心而不是弱者的人心。在“长治于不安”的逻辑里,弱者不需要特意的收买,只需要偶然的施舍。
5,“政治生存逻辑”的缺陷与必然
“政治生存的逻辑”尽管头头是道、大大超越了汉娜·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刨析,但它所依赖的政权分类,却存在着“传统智慧”的缺陷,它对权力交接的制度安排和“产权时间效应”缺少分析(我在别的场合另外分析了独裁者为什么因此变得特别残暴),对限任制与“执政同盟”与“遴选集团”比率的逻辑关系也缺乏交代,在政治和经济的分离度上沿用了单一的分析法,还缺乏对“政治文化”和“好政策”的“外部性”分析,这五个方面,共同导致了该理论难以用于更有效地解读当前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
关于政权分类,我在“产权国家论”里区别了古典贵族制、绝对君主制、现代独裁制、一党立宪制、多党民主制,还分析了权力交接的“基因悲剧”,因为不分析“权力继承”问题,就不可能彻底完成“政治生存的逻辑”。关于政治和经济的分离度,政治经济制度的设计和实施,有偏向利益集团的“非中性”的一面,也有普遍有效的“中性”的一面,而且,“非中性制度”也可能扩散为“中性制度”,政治经济并不必然是死板一块。例如,一个社会中经济机会的大量存在,会使高政治竞争度导致的叛逆倾向由低变高(所以美国内阁内外的那些政客里不时也会出现一些反叛者),而在“政治生存的逻辑”框架里,政治经济机会的同一化处理显得太呆板了。
对一般的中国读者来说,由于知识范围和思维定势的原因,公共选择的逻辑可能特别难以理解。例如,关于选举民主与赤字公债的关系,在公共选择理论里是常识得不能更常识的老生常谈(见布坎南的《赤字中的民主》),但许多人依然对此常识大有抵触。“公共选择”的主体理论是铁打的逻辑。有个叫伊恩·夏皮罗的政治学家不服,曾写过一本书叫《理性选择理论的病理分析》,对抗的结果还是事与愿违、大败而归。
如果你相信多党民主是当今世界的潮流,你可能会有这样一个苦恼:为什么许多新兴民主国家会长期处于混乱和不发展状态?“不够民主”或“法治缺位”能够把这个问题打发掉,但“民主导致政治忠诚大幅度贬值”和“民主导致利益裙带对立公开化”却有助于理解动荡的现实(如血腥中的泰国)。不过,更大的苦恼可能是:一个看上去“病入膏肓”和“腐败不堪”的政权,为什么会权力牢固、并且还能继续发展?这时,“政治生存的逻辑”就派上用场了。“长治久安”是口号和理想,但“长治于不安”却是更加常态的现实。一句话,当“遴选集团”和“执政同盟”的相对规模使“私人物品”换取“政治忠诚”可行时,坏的政策就可以成为好的政治,独裁统治就可以“长命百岁”。
对于那些喜欢让感官沉溺于具体材料、同时又蔑视理论的人,“政治生存的逻辑”对独裁的解释是震撼的一课。没有正确的理论,具体材料再生动也只能给出偏见;放纵于生动是人性的致命弱点,也是偏见的温床。在信息过剩的网络时代,许多具体材料“要么等待理论的整理,要么只能一把火烧掉”。
总之,要理解现实,“该怎样”的“规范冲动”永远没有“是什么”的“冷酷实证”来得重要。在“政治生存的逻辑”里,“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失民心者失天下”永远是天真的愿望。独裁是一种邪恶的力量,更是一种“长治于不安”的人性现实和制度逻辑。这个道理令人讨厌,但事实就是事实。现实永远不好,可不理解现实,却永远无法使现实变得更好。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作者:方绍伟
人类的政治经济史上有两个非常令人困惑的现象:一是,为什么某些毫无效率的经济制度能够长期持续地存在?二是,为什么独裁统治总是去了又来、经久不衰?我们中国人常说,好人没好命,坏人总当道,如果民间格言是一种经验的智慧总结,那么,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人性是不是有什么致命的弱点?为什么象北朝鲜那样的独裁政权居然能持续这么长时间?不是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吗?为什么独裁政府就是完蛋不了?
1, 问题的理论背景
仔细算起来,人类经济的停滞要比经济的繁荣时间长得多,专制的历史也要比民主的历史长得多(见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和费纳《政府史》)。无论是就整体而言还是就国别而言,这两种情况大体上都成立(例外主要是美国之类的殖民地国家)。劣币和良币并行流通,会导致良币转化为收藏而退出市场,在经济学里,这种情况叫“劣币驱良币定律”或“格雷欣法则”。在英国的格雷欣于1559年提出之前,中国西汉时期的思想家贾谊也注意到“奸钱日繁,正钱日亡”的类似现象。难道真的是停滞驱繁荣?专制驱民主?
对于第一个问题,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提出过很好的解释。诺斯认为,一种经济制度虽然从多数人利益的角度看是无效率的,但它却可能非常符合统治者的利益,因此,只要统治者仍然掌握着权力,并受不完全信息、主观主义、相对价格的变化、既得利益和“路径依赖”的约束,那么,这种低效制度就会长期存在(见《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和诺斯后来的三部著作)。
可是,诺斯还是没有直接回答,统治者、特别是独裁统治者为什么能够长期掌握着权力?以诺斯为领袖人物的新制度经济学,已经很好地把经济分析注入了政治领域,但掌权毕竟是个政治问题,再说政治与经济的彻底结合也确实太难。在这方面,最有成效的还真只有“公共选择理论”,这个对政治分析做出最大贡献的经济理论至少有六个分支(四大逻辑加两大理论):
一是“集体决策的逻辑”,包括安东尼·唐斯1957年的《民主的经济理论》、布坎南与图洛克1962年的《同意的计算》,当然还有肯尼斯·阿罗1951年的《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正是这些书使人们对经济学刮目相看。
二是“集体行动的逻辑”,曼瑟尔·奥尔森1965年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博得了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罗伯特·梭罗盛誉:“我们大多数人都相当类似,认识其中一个就等于认识了全部。但曼瑟尔不同,他别具一格”。我曾在《中国热》的卷首语引用奥尔森的话说:“正如杰出的战士寻找的是对手的要害之处,杰出的科学家寻找的是充满成见但却可能取得突破的研究领域”。
三是“政治生存的逻辑”,主要集中在布鲁斯·梅斯基塔2003年的《政治生存的逻辑》一书中(与阿拉斯泰尔·史密斯,伦道夫·史莫森,詹姆斯·莫罗合著),这是本文的重点。
四是“集体信仰的逻辑”,不读布赖恩·卡普兰2007年的《理性选民的神话》,很多人会不敢说他知道什么叫“选举民主”。
五是由图洛克和布坎南发展起来的“寻租理论”,这个理论精彩到足以使其它所有腐败问题的讨论变得苍白无力,有人喜欢罗列中国的腐败现象,但罗列不是理解,不懂“寻租理论”不可能真正理解腐败(最新的文献见康格尔顿2008年的《寻租理论40年》)。
六是布坎南“一手带大”的“立宪经济学”,这个理论把西方政治哲学的“规范传统”推向了最高峰,以致于任何宪政分析都不得不涉及它;布坎南的很多观点比罗尔斯要早和深得多(除《同意的计算》外,还有布伦南、布坎南1985年的《宪政经济学》和布坎南1991年的《立宪经济学》)。目前,“立宪经济学”最尖端的问题是“平衡财政立宪”的可能性与“公共选择逻辑”的矛盾问题,明眼人都知道这个矛盾是“选举民主”最困难的问题。
2,“政治生存的逻辑”
“独裁统治为何长命?”这个问题由“政治生存的逻辑”作出了最直接同时也是最出人意料的回答。梅斯基塔的《政治生存的逻辑》在美国还没有象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那么出名,在中国知道的人就更少,他2000年那本《繁荣的治理之道》已有中文本,其中对“政治生存的逻辑”也有介绍。梅斯基塔现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他另有自己的公司专门进行博弈论政治预测,他曾经对香港和中国的未来作过分析,美国《外交政策》杂志2009年世界百名顶尖思想家中,梅斯基塔排第60名。
对“独裁政府为何长命?”这个问题,梅斯基塔所用的方法与布坎南、奥尔森的方法特别相似,即都是从政治决策的“个人成本”和“集体规模”的关系入手。下面的讨论有些抽象,但我后面会用汪精卫和蒋介石的例子把理论简单化。
“政治生存的逻辑”建立在“执政同盟”(winning coalition)和支撑“执政同盟”的“遴选集团”(selectorate)的相对规模上。在任何政权中,维持“执政同盟”的忠诚是执政者的生存之道,维持忠诚的相对有效性,则取决于“执政同盟”和“遴选集团”的相对规模。各国政治之所以不同,根本的原因是规定“执政同盟”和“遴选集团”相对规模的制度有所不同,而不在于统治者的个人秉性或被统治者的民族个性(所以,千万别以为北韩人怂)。
在民主制里,“执政同盟”是参加竞选的政党,“遴选集团”则是全体选民,“执政同盟”规模大而“遴选集团”规模则更大;这决定了“执政同盟”只能向“遴选集团”提供“公共品”来争取支持,因为通过“私人品”来换取政治忠诚往往由于规模和费用而无法实现;也正由于运用“私人品”换取支持上的限制(如拉选票时的小恩小惠和当选后的政策回报),“遴选集团”绝大多数成员的忠诚度都很低,意识形态的作用也较弱。因此,挑战者对执政者的政治威胁度就非常高,政党和民主领袖的掌权期也就相对较短和不连续。
在君主制里,“遴选集团”的规模小而“执政同盟”的规模也小,“执政同盟”的小规模使执政者很容易通过“私人品”来换取政治忠诚;但是,挑战者对执政者的政治威胁度却较高,因为“遴选集团”的成员进入“执政同盟”的比例较大,挑战者一但成功,原“执政同盟”的成员留任新“执政同盟”的概率也较大;这些决定了“遴选集团”和“执政同盟”的成员比民主制的有更高的叛逆倾向,也解释了王朝内部对皇位的激烈争夺常态。
在独裁制里,“遴选集团”的规模较大而“执政同盟”的规模则很小,这时,挑战者无法对执政者形成较高的政治威胁,因为“遴选集团”的很多成员希望进入“执政同盟”,“执政同盟”的成员竞争度高,也容易被替换,故“执政同盟”成员的叛逆倾向比民主制和君主制的要低很多(这是要害);与此同时,“执政同盟”的小规模使执政者很容易通过“私人品”来换取政治忠诚,“执政同盟”成员的获利份额也相对较高(叛逆代价因此也较高);这两个方面的有利结构,使独裁者往往比君主和民主领袖有更长的政治生存期。
3,解读独裁统治:一个例子
又是“公共品”,又是“私人品”;又是政治忠诚,又是获利份额,这个“政治生存的逻辑”到底说了什么?举个例子就清楚了。
当年孙中山去世后,汪精卫和蒋介石开始争权,可论资历和威望,蒋介石根本无法与汪精卫相比。但是,汪精卫的最大问题是清廉。清廉?清廉怎么成了最大问题?是最大问题。都以为“好人有好报”、“好人一生平安”,可“政治生存的逻辑”是:“水至清则无鱼”。什么叫“水至清则无鱼”?“水至清则无鱼”当然就是廉洁、秉公循法、不结党营私;也就是上面说的以“公共品”和“公心”去待人待事,而不是以“私人品”和“私心”去扶植党羽、笼络人心。简单的说,汪精卫的最大问题是“太讲理”。
结果,当然是蒋介石独裁成功,因为“私人品”比“公共品”更有利于收买亲信随从和政治忠诚,更有利于确立强有力的“执政同盟”。政治忠诚的最大秘密是“获利份额”,小集团从“私人品”里得到的“获利份额”高,而从“公共品”里获利的大众,其相对获利和相对“获利份额”就太低了。政治忠诚是拼命的事,好处和坏处的比例不大,谁为你拼命?人还就偏偏不是靠正义感生存的动物,而中国人还偏偏就是只有“小忠”而没有“大忠”的民族。“大忠”太抽象,有奶就是娘的“小忠”说出来不好听,但这就是“实惠至上”的中国人(当年操办“湘勇”的曾文公就深通此道)。
日本人一来,蒋介石就开始丧地辱国,为什么他“外战外行”?因为“国”是“公共品”,“党”和“中央军”才是他的“留得青山在”和“私人品”,所以国可丧而党不可亡。汪精卫明明是从日本人那里收回蒋介石丢掉的“公共品”国土,结果没有一个人不说他卖国。可汪精卫的逻辑是,国已经让蒋介石丢掉了,他拿什么卖国?国人的逻辑却是,与敌人合作就是“汉奸”,屈从保国也是一种卖国。这个“卖国之争”已经进行了多年,背后的逻辑就是“公共品”和“私人品”的“忠诚效应”:汪精卫心有“公共品”,所以是争权失败、汉奸卖国和身败名裂;蒋介石心有“私人品”,所以是独裁成功、抗战领袖和党国灵魂。人性之险恶,莫过于这个“政治生存的逻辑”。一般老百姓最多只知道“汉奸逻辑”,谁能理解这个逻辑背后的玄机?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学者马基雅弗利的《君王论》堪称“权谋”之极品,可与中国先秦的法家韩非的“法术”相比,竟然足足晚了1800年。韩非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融为一体,难怪“法术权谋”的鼻祖非他莫属。可蒋介石的“法术权谋”再炉火纯青,最后还是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比蒋介石的高明之处是,他知道不能只运用“私人品”,或者说,他更懂得什么时候应该把“公共品”也当成“私人品”来用。至于后果,毛泽东心里没有后果,只有尼采所说的“权力意志”,那个“公共品”也就跟着倒霉了;但妙就妙在,至今还有一些“被公共品者”发自内心地认为不倒霉。
4,解读独裁统治:进一步的分析
理解“政治生存的逻辑”的一个关键是,某个制度内的政治行为特征,总是相对于其它制度的政治行为特征而言的。在三种不同的政治制度里,“遴选集团”和“执政同盟”的相对规模,既决定了政府政策是“私人导向”还是“公共导向”,又决定了支持者的政治忠诚度,并最终决定执政者面临挑战的大小和政治生存期的长短。政治忠诚度有两个侧面,一是“忠诚供给方面”由“人数竞争度”导致的叛逆倾向,二是“忠诚需求方面”由“人数规模”决定的“私品换取忠诚”的难度。
在民主制里,执政者对公共品的依赖则导致了叛逆代价的最小化,政治忠诚的沦丧度也就更高;在独裁制和君主制里,执政者对私人品的依赖导致了腐败和寻租更加普遍。都知道“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殊不知,在独裁制里,腐败才是常态,不腐败才要亡党亡国,这就是完全推翻常识的“政治生存的逻辑”。
在独裁制里,给“执政同盟”和“遴选集团”的恩惠比给普通大众的恩惠更有利于巩固政权。正是由于执政者的政治生存取决于直接随从者的支持,有利于社会繁荣的执政者未必能更长久,而有利于个别得力的利益集团的执政者,则反而能“长治于不安”。这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有利于大众的政权更长久”等信念或“骗人鬼话”恰好完全相反。残酷的现实是,坏人总是当道,因为坏人总有制度优势。独裁制里“执政同盟”的小规模和“遴选集团”的大规模,绝不是一种偶然,因为“执政同盟”与“遴选集团”的比率越小,独裁统治就越容易成功。顺便指出,印度民主问题较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恰恰是“执政同盟”的规模太小,种族、宗教和利益裙带关系太普遍。如果你追随权威,认为印度会因为民主而“有较好的后势”,那你就已经上当了。
很多人对独裁制里的“假民主”大有反感,但其“遴选集团”表面的“民主伪装”决不仅仅是为了骗人的,它有一种“彩票效应”,它提供了一种向上流动的激励,它能使独裁统治获得更多的支持和更大的合法性。只有这样,独裁制才能比“向上流动性”小的君主制更有吸引力,也只有这样,独裁制才能与“向上流动性”大的民主制竞争。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每一次的民主浪潮之后,总是出现一次独裁的回潮。这里,说民主有制度弱点不是对民主的一种批评,自由主义者无须在这个地方反驳说“哪一种制度没有问题”,说民主有制度弱点,实际上是独裁制对民主制的嘲讽,独裁制利用的正是民主制之下人性弱点的袒露无遗,因为民主不仅导致“政治忠诚”大幅度贬值,还导致有“权力意志”的人获利份额的大幅下降。
所以,有“权力意志”的人最喜欢独裁制,因为只有独裁制的制度结构对他最有利,只有独裁制的制度结构最能使他逃脱坏政策的责任追究。尼克松有独裁的野心,可惜却投错了胎,民主制不能容忍坏政策和独裁者;民主制对政客的“忠诚短缺”实际上是一种“自我忠诚”,民主制只能容忍对“不在场”的别人和后人实行坏政策,不能容忍对选民主体的坏政策,所以赤字公债是“在场者”兴高采烈的“社会祸害”。企图给独裁统治出谋划策的人,企图使独裁统治向民主方向发展的人,如果他不理解这个逻辑,他就会枉费心机,是“无才不遇”而不是“怀才不遇”。
由此可见,仅仅看到社会的动荡和腐败就轻言“失道寡助”和“政权长不了”,显然是极其肤浅和一厢情愿的。在这里,“集体行动的逻辑”正好有助于“政治生存的逻辑”的分析,因为,社会大众与独裁统治对抗时,在行动和偏好的协调两方面都存在严重的成本问题,而统治者在统一行动和瓦解大众偏好上,正好有极大的成本优势。独裁的长命来自于“集体行动的逻辑”,而这个逻辑又基于“政治生存的逻辑”;所以不是独裁压迫的力量太强,而是压迫的制度太有逻辑优势。只要不象希特勒那么疯狂、太过分不“讲理”、太侵略自毁,独裁者的坏政策就是好政治,而独裁者的好政策则反而会是坏政治,因为他只需要收买强势支持者的人心而不是弱者的人心。在“长治于不安”的逻辑里,弱者不需要特意的收买,只需要偶然的施舍。
5,“政治生存逻辑”的缺陷与必然
“政治生存的逻辑”尽管头头是道、大大超越了汉娜·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刨析,但它所依赖的政权分类,却存在着“传统智慧”的缺陷,它对权力交接的制度安排和“产权时间效应”缺少分析(我在别的场合另外分析了独裁者为什么因此变得特别残暴),对限任制与“执政同盟”与“遴选集团”比率的逻辑关系也缺乏交代,在政治和经济的分离度上沿用了单一的分析法,还缺乏对“政治文化”和“好政策”的“外部性”分析,这五个方面,共同导致了该理论难以用于更有效地解读当前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
关于政权分类,我在“产权国家论”里区别了古典贵族制、绝对君主制、现代独裁制、一党立宪制、多党民主制,还分析了权力交接的“基因悲剧”,因为不分析“权力继承”问题,就不可能彻底完成“政治生存的逻辑”。关于政治和经济的分离度,政治经济制度的设计和实施,有偏向利益集团的“非中性”的一面,也有普遍有效的“中性”的一面,而且,“非中性制度”也可能扩散为“中性制度”,政治经济并不必然是死板一块。例如,一个社会中经济机会的大量存在,会使高政治竞争度导致的叛逆倾向由低变高(所以美国内阁内外的那些政客里不时也会出现一些反叛者),而在“政治生存的逻辑”框架里,政治经济机会的同一化处理显得太呆板了。
对一般的中国读者来说,由于知识范围和思维定势的原因,公共选择的逻辑可能特别难以理解。例如,关于选举民主与赤字公债的关系,在公共选择理论里是常识得不能更常识的老生常谈(见布坎南的《赤字中的民主》),但许多人依然对此常识大有抵触。“公共选择”的主体理论是铁打的逻辑。有个叫伊恩·夏皮罗的政治学家不服,曾写过一本书叫《理性选择理论的病理分析》,对抗的结果还是事与愿违、大败而归。
如果你相信多党民主是当今世界的潮流,你可能会有这样一个苦恼:为什么许多新兴民主国家会长期处于混乱和不发展状态?“不够民主”或“法治缺位”能够把这个问题打发掉,但“民主导致政治忠诚大幅度贬值”和“民主导致利益裙带对立公开化”却有助于理解动荡的现实(如血腥中的泰国)。不过,更大的苦恼可能是:一个看上去“病入膏肓”和“腐败不堪”的政权,为什么会权力牢固、并且还能继续发展?这时,“政治生存的逻辑”就派上用场了。“长治久安”是口号和理想,但“长治于不安”却是更加常态的现实。一句话,当“遴选集团”和“执政同盟”的相对规模使“私人物品”换取“政治忠诚”可行时,坏的政策就可以成为好的政治,独裁统治就可以“长命百岁”。
对于那些喜欢让感官沉溺于具体材料、同时又蔑视理论的人,“政治生存的逻辑”对独裁的解释是震撼的一课。没有正确的理论,具体材料再生动也只能给出偏见;放纵于生动是人性的致命弱点,也是偏见的温床。在信息过剩的网络时代,许多具体材料“要么等待理论的整理,要么只能一把火烧掉”。
总之,要理解现实,“该怎样”的“规范冲动”永远没有“是什么”的“冷酷实证”来得重要。在“政治生存的逻辑”里,“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失民心者失天下”永远是天真的愿望。独裁是一种邪恶的力量,更是一种“长治于不安”的人性现实和制度逻辑。这个道理令人讨厌,但事实就是事实。现实永远不好,可不理解现实,却永远无法使现实变得更好。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人类的政治经济史上有两个非常令人困惑的现象:一是,为什么某些毫无效率的经济制度能够长期持续地存在?二是,为什么独裁统治总是去了又来、经久不衰?我们中国人常说,好人没好命,坏人总当道,如果民间格言是一种经验的智慧总结,那么,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人性是不是有什么致命的弱点?为什么象北朝鲜那样的独裁政权居然能持续这么长时间?不是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吗?为什么独裁政府就是完蛋不了?
1, 问题的理论背景
仔细算起来,人类经济的停滞要比经济的繁荣时间长得多,专制的历史也要比民主的历史长得多(见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和费纳《政府史》)。无论是就整体而言还是就国别而言,这两种情况大体上都成立(例外主要是美国之类的殖民地国家)。劣币和良币并行流通,会导致良币转化为收藏而退出市场,在经济学里,这种情况叫“劣币驱良币定律”或“格雷欣法则”。在英国的格雷欣于1559年提出之前,中国西汉时期的思想家贾谊也注意到“奸钱日繁,正钱日亡”的类似现象。难道真的是停滞驱繁荣?专制驱民主?
对于第一个问题,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提出过很好的解释。诺斯认为,一种经济制度虽然从多数人利益的角度看是无效率的,但它却可能非常符合统治者的利益,因此,只要统治者仍然掌握着权力,并受不完全信息、主观主义、相对价格的变化、既得利益和“路径依赖”的约束,那么,这种低效制度就会长期存在(见《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和诺斯后来的三部著作)。
可是,诺斯还是没有直接回答,统治者、特别是独裁统治者为什么能够长期掌握着权力?以诺斯为领袖人物的新制度经济学,已经很好地把经济分析注入了政治领域,但掌权毕竟是个政治问题,再说政治与经济的彻底结合也确实太难。在这方面,最有成效的还真只有“公共选择理论”,这个对政治分析做出最大贡献的经济理论至少有六个分支(四大逻辑加两大理论):
一是“集体决策的逻辑”,包括安东尼·唐斯1957年的《民主的经济理论》、布坎南与图洛克1962年的《同意的计算》,当然还有肯尼斯·阿罗1951年的《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正是这些书使人们对经济学刮目相看。
二是“集体行动的逻辑”,曼瑟尔·奥尔森1965年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博得了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罗伯特·梭罗盛誉:“我们大多数人都相当类似,认识其中一个就等于认识了全部。但曼瑟尔不同,他别具一格”。我曾在《中国热》的卷首语引用奥尔森的话说:“正如杰出的战士寻找的是对手的要害之处,杰出的科学家寻找的是充满成见但却可能取得突破的研究领域”。
三是“政治生存的逻辑”,主要集中在布鲁斯·梅斯基塔2003年的《政治生存的逻辑》一书中(与阿拉斯泰尔·史密斯,伦道夫·史莫森,詹姆斯·莫罗合著),这是本文的重点。
四是“集体信仰的逻辑”,不读布赖恩·卡普兰2007年的《理性选民的神话》,很多人会不敢说他知道什么叫“选举民主”。
五是由图洛克和布坎南发展起来的“寻租理论”,这个理论精彩到足以使其它所有腐败问题的讨论变得苍白无力,有人喜欢罗列中国的腐败现象,但罗列不是理解,不懂“寻租理论”不可能真正理解腐败(最新的文献见康格尔顿2008年的《寻租理论40年》)。
六是布坎南“一手带大”的“立宪经济学”,这个理论把西方政治哲学的“规范传统”推向了最高峰,以致于任何宪政分析都不得不涉及它;布坎南的很多观点比罗尔斯要早和深得多(除《同意的计算》外,还有布伦南、布坎南1985年的《宪政经济学》和布坎南1991年的《立宪经济学》)。目前,“立宪经济学”最尖端的问题是“平衡财政立宪”的可能性与“公共选择逻辑”的矛盾问题,明眼人都知道这个矛盾是“选举民主”最困难的问题。
2,“政治生存的逻辑”
“独裁统治为何长命?”这个问题由“政治生存的逻辑”作出了最直接同时也是最出人意料的回答。梅斯基塔的《政治生存的逻辑》在美国还没有象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那么出名,在中国知道的人就更少,他2000年那本《繁荣的治理之道》已有中文本,其中对“政治生存的逻辑”也有介绍。梅斯基塔现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他另有自己的公司专门进行博弈论政治预测,他曾经对香港和中国的未来作过分析,美国《外交政策》杂志2009年世界百名顶尖思想家中,梅斯基塔排第60名。
对“独裁政府为何长命?”这个问题,梅斯基塔所用的方法与布坎南、奥尔森的方法特别相似,即都是从政治决策的“个人成本”和“集体规模”的关系入手。下面的讨论有些抽象,但我后面会用汪精卫和蒋介石的例子把理论简单化。
“政治生存的逻辑”建立在“执政同盟”(winning coalition)和支撑“执政同盟”的“遴选集团”(selectorate)的相对规模上。在任何政权中,维持“执政同盟”的忠诚是执政者的生存之道,维持忠诚的相对有效性,则取决于“执政同盟”和“遴选集团”的相对规模。各国政治之所以不同,根本的原因是规定“执政同盟”和“遴选集团”相对规模的制度有所不同,而不在于统治者的个人秉性或被统治者的民族个性(所以,千万别以为北韩人怂)。
在民主制里,“执政同盟”是参加竞选的政党,“遴选集团”则是全体选民,“执政同盟”规模大而“遴选集团”规模则更大;这决定了“执政同盟”只能向“遴选集团”提供“公共品”来争取支持,因为通过“私人品”来换取政治忠诚往往由于规模和费用而无法实现;也正由于运用“私人品”换取支持上的限制(如拉选票时的小恩小惠和当选后的政策回报),“遴选集团”绝大多数成员的忠诚度都很低,意识形态的作用也较弱。因此,挑战者对执政者的政治威胁度就非常高,政党和民主领袖的掌权期也就相对较短和不连续。
在君主制里,“遴选集团”的规模小而“执政同盟”的规模也小,“执政同盟”的小规模使执政者很容易通过“私人品”来换取政治忠诚;但是,挑战者对执政者的政治威胁度却较高,因为“遴选集团”的成员进入“执政同盟”的比例较大,挑战者一但成功,原“执政同盟”的成员留任新“执政同盟”的概率也较大;这些决定了“遴选集团”和“执政同盟”的成员比民主制的有更高的叛逆倾向,也解释了王朝内部对皇位的激烈争夺常态。
在独裁制里,“遴选集团”的规模较大而“执政同盟”的规模则很小,这时,挑战者无法对执政者形成较高的政治威胁,因为“遴选集团”的很多成员希望进入“执政同盟”,“执政同盟”的成员竞争度高,也容易被替换,故“执政同盟”成员的叛逆倾向比民主制和君主制的要低很多(这是要害);与此同时,“执政同盟”的小规模使执政者很容易通过“私人品”来换取政治忠诚,“执政同盟”成员的获利份额也相对较高(叛逆代价因此也较高);这两个方面的有利结构,使独裁者往往比君主和民主领袖有更长的政治生存期。
3,解读独裁统治:一个例子
又是“公共品”,又是“私人品”;又是政治忠诚,又是获利份额,这个“政治生存的逻辑”到底说了什么?举个例子就清楚了。
当年孙中山去世后,汪精卫和蒋介石开始争权,可论资历和威望,蒋介石根本无法与汪精卫相比。但是,汪精卫的最大问题是清廉。清廉?清廉怎么成了最大问题?是最大问题。都以为“好人有好报”、“好人一生平安”,可“政治生存的逻辑”是:“水至清则无鱼”。什么叫“水至清则无鱼”?“水至清则无鱼”当然就是廉洁、秉公循法、不结党营私;也就是上面说的以“公共品”和“公心”去待人待事,而不是以“私人品”和“私心”去扶植党羽、笼络人心。简单的说,汪精卫的最大问题是“太讲理”。
结果,当然是蒋介石独裁成功,因为“私人品”比“公共品”更有利于收买亲信随从和政治忠诚,更有利于确立强有力的“执政同盟”。政治忠诚的最大秘密是“获利份额”,小集团从“私人品”里得到的“获利份额”高,而从“公共品”里获利的大众,其相对获利和相对“获利份额”就太低了。政治忠诚是拼命的事,好处和坏处的比例不大,谁为你拼命?人还就偏偏不是靠正义感生存的动物,而中国人还偏偏就是只有“小忠”而没有“大忠”的民族。“大忠”太抽象,有奶就是娘的“小忠”说出来不好听,但这就是“实惠至上”的中国人(当年操办“湘勇”的曾文公就深通此道)。
日本人一来,蒋介石就开始丧地辱国,为什么他“外战外行”?因为“国”是“公共品”,“党”和“中央军”才是他的“留得青山在”和“私人品”,所以国可丧而党不可亡。汪精卫明明是从日本人那里收回蒋介石丢掉的“公共品”国土,结果没有一个人不说他卖国。可汪精卫的逻辑是,国已经让蒋介石丢掉了,他拿什么卖国?国人的逻辑却是,与敌人合作就是“汉奸”,屈从保国也是一种卖国。这个“卖国之争”已经进行了多年,背后的逻辑就是“公共品”和“私人品”的“忠诚效应”:汪精卫心有“公共品”,所以是争权失败、汉奸卖国和身败名裂;蒋介石心有“私人品”,所以是独裁成功、抗战领袖和党国灵魂。人性之险恶,莫过于这个“政治生存的逻辑”。一般老百姓最多只知道“汉奸逻辑”,谁能理解这个逻辑背后的玄机?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学者马基雅弗利的《君王论》堪称“权谋”之极品,可与中国先秦的法家韩非的“法术”相比,竟然足足晚了1800年。韩非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融为一体,难怪“法术权谋”的鼻祖非他莫属。可蒋介石的“法术权谋”再炉火纯青,最后还是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比蒋介石的高明之处是,他知道不能只运用“私人品”,或者说,他更懂得什么时候应该把“公共品”也当成“私人品”来用。至于后果,毛泽东心里没有后果,只有尼采所说的“权力意志”,那个“公共品”也就跟着倒霉了;但妙就妙在,至今还有一些“被公共品者”发自内心地认为不倒霉。
4,解读独裁统治:进一步的分析
理解“政治生存的逻辑”的一个关键是,某个制度内的政治行为特征,总是相对于其它制度的政治行为特征而言的。在三种不同的政治制度里,“遴选集团”和“执政同盟”的相对规模,既决定了政府政策是“私人导向”还是“公共导向”,又决定了支持者的政治忠诚度,并最终决定执政者面临挑战的大小和政治生存期的长短。政治忠诚度有两个侧面,一是“忠诚供给方面”由“人数竞争度”导致的叛逆倾向,二是“忠诚需求方面”由“人数规模”决定的“私品换取忠诚”的难度。
在民主制里,执政者对公共品的依赖则导致了叛逆代价的最小化,政治忠诚的沦丧度也就更高;在独裁制和君主制里,执政者对私人品的依赖导致了腐败和寻租更加普遍。都知道“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殊不知,在独裁制里,腐败才是常态,不腐败才要亡党亡国,这就是完全推翻常识的“政治生存的逻辑”。
在独裁制里,给“执政同盟”和“遴选集团”的恩惠比给普通大众的恩惠更有利于巩固政权。正是由于执政者的政治生存取决于直接随从者的支持,有利于社会繁荣的执政者未必能更长久,而有利于个别得力的利益集团的执政者,则反而能“长治于不安”。这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有利于大众的政权更长久”等信念或“骗人鬼话”恰好完全相反。残酷的现实是,坏人总是当道,因为坏人总有制度优势。独裁制里“执政同盟”的小规模和“遴选集团”的大规模,绝不是一种偶然,因为“执政同盟”与“遴选集团”的比率越小,独裁统治就越容易成功。顺便指出,印度民主问题较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恰恰是“执政同盟”的规模太小,种族、宗教和利益裙带关系太普遍。如果你追随权威,认为印度会因为民主而“有较好的后势”,那你就已经上当了。
很多人对独裁制里的“假民主”大有反感,但其“遴选集团”表面的“民主伪装”决不仅仅是为了骗人的,它有一种“彩票效应”,它提供了一种向上流动的激励,它能使独裁统治获得更多的支持和更大的合法性。只有这样,独裁制才能比“向上流动性”小的君主制更有吸引力,也只有这样,独裁制才能与“向上流动性”大的民主制竞争。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每一次的民主浪潮之后,总是出现一次独裁的回潮。这里,说民主有制度弱点不是对民主的一种批评,自由主义者无须在这个地方反驳说“哪一种制度没有问题”,说民主有制度弱点,实际上是独裁制对民主制的嘲讽,独裁制利用的正是民主制之下人性弱点的袒露无遗,因为民主不仅导致“政治忠诚”大幅度贬值,还导致有“权力意志”的人获利份额的大幅下降。
所以,有“权力意志”的人最喜欢独裁制,因为只有独裁制的制度结构对他最有利,只有独裁制的制度结构最能使他逃脱坏政策的责任追究。尼克松有独裁的野心,可惜却投错了胎,民主制不能容忍坏政策和独裁者;民主制对政客的“忠诚短缺”实际上是一种“自我忠诚”,民主制只能容忍对“不在场”的别人和后人实行坏政策,不能容忍对选民主体的坏政策,所以赤字公债是“在场者”兴高采烈的“社会祸害”。企图给独裁统治出谋划策的人,企图使独裁统治向民主方向发展的人,如果他不理解这个逻辑,他就会枉费心机,是“无才不遇”而不是“怀才不遇”。
由此可见,仅仅看到社会的动荡和腐败就轻言“失道寡助”和“政权长不了”,显然是极其肤浅和一厢情愿的。在这里,“集体行动的逻辑”正好有助于“政治生存的逻辑”的分析,因为,社会大众与独裁统治对抗时,在行动和偏好的协调两方面都存在严重的成本问题,而统治者在统一行动和瓦解大众偏好上,正好有极大的成本优势。独裁的长命来自于“集体行动的逻辑”,而这个逻辑又基于“政治生存的逻辑”;所以不是独裁压迫的力量太强,而是压迫的制度太有逻辑优势。只要不象希特勒那么疯狂、太过分不“讲理”、太侵略自毁,独裁者的坏政策就是好政治,而独裁者的好政策则反而会是坏政治,因为他只需要收买强势支持者的人心而不是弱者的人心。在“长治于不安”的逻辑里,弱者不需要特意的收买,只需要偶然的施舍。
5,“政治生存逻辑”的缺陷与必然
“政治生存的逻辑”尽管头头是道、大大超越了汉娜·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刨析,但它所依赖的政权分类,却存在着“传统智慧”的缺陷,它对权力交接的制度安排和“产权时间效应”缺少分析(我在别的场合另外分析了独裁者为什么因此变得特别残暴),对限任制与“执政同盟”与“遴选集团”比率的逻辑关系也缺乏交代,在政治和经济的分离度上沿用了单一的分析法,还缺乏对“政治文化”和“好政策”的“外部性”分析,这五个方面,共同导致了该理论难以用于更有效地解读当前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
关于政权分类,我在“产权国家论”里区别了古典贵族制、绝对君主制、现代独裁制、一党立宪制、多党民主制,还分析了权力交接的“基因悲剧”,因为不分析“权力继承”问题,就不可能彻底完成“政治生存的逻辑”。关于政治和经济的分离度,政治经济制度的设计和实施,有偏向利益集团的“非中性”的一面,也有普遍有效的“中性”的一面,而且,“非中性制度”也可能扩散为“中性制度”,政治经济并不必然是死板一块。例如,一个社会中经济机会的大量存在,会使高政治竞争度导致的叛逆倾向由低变高(所以美国内阁内外的那些政客里不时也会出现一些反叛者),而在“政治生存的逻辑”框架里,政治经济机会的同一化处理显得太呆板了。
对一般的中国读者来说,由于知识范围和思维定势的原因,公共选择的逻辑可能特别难以理解。例如,关于选举民主与赤字公债的关系,在公共选择理论里是常识得不能更常识的老生常谈(见布坎南的《赤字中的民主》),但许多人依然对此常识大有抵触。“公共选择”的主体理论是铁打的逻辑。有个叫伊恩·夏皮罗的政治学家不服,曾写过一本书叫《理性选择理论的病理分析》,对抗的结果还是事与愿违、大败而归。
如果你相信多党民主是当今世界的潮流,你可能会有这样一个苦恼:为什么许多新兴民主国家会长期处于混乱和不发展状态?“不够民主”或“法治缺位”能够把这个问题打发掉,但“民主导致政治忠诚大幅度贬值”和“民主导致利益裙带对立公开化”却有助于理解动荡的现实(如血腥中的泰国)。不过,更大的苦恼可能是:一个看上去“病入膏肓”和“腐败不堪”的政权,为什么会权力牢固、并且还能继续发展?这时,“政治生存的逻辑”就派上用场了。“长治久安”是口号和理想,但“长治于不安”却是更加常态的现实。一句话,当“遴选集团”和“执政同盟”的相对规模使“私人物品”换取“政治忠诚”可行时,坏的政策就可以成为好的政治,独裁统治就可以“长命百岁”。
对于那些喜欢让感官沉溺于具体材料、同时又蔑视理论的人,“政治生存的逻辑”对独裁的解释是震撼的一课。没有正确的理论,具体材料再生动也只能给出偏见;放纵于生动是人性的致命弱点,也是偏见的温床。在信息过剩的网络时代,许多具体材料“要么等待理论的整理,要么只能一把火烧掉”。
总之,要理解现实,“该怎样”的“规范冲动”永远没有“是什么”的“冷酷实证”来得重要。在“政治生存的逻辑”里,“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失民心者失天下”永远是天真的愿望。独裁是一种邪恶的力量,更是一种“长治于不安”的人性现实和制度逻辑。这个道理令人讨厌,但事实就是事实。现实永远不好,可不理解现实,却永远无法使现实变得更好。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作者:方绍伟
人类的政治经济史上有两个非常令人困惑的现象:一是,为什么某些毫无效率的经济制度能够长期持续地存在?二是,为什么独裁统治总是去了又来、经久不衰?我们中国人常说,好人没好命,坏人总当道,如果民间格言是一种经验的智慧总结,那么,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人性是不是有什么致命的弱点?为什么象北朝鲜那样的独裁政权居然能持续这么长时间?不是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吗?为什么独裁政府就是完蛋不了?
1, 问题的理论背景
仔细算起来,人类经济的停滞要比经济的繁荣时间长得多,专制的历史也要比民主的历史长得多(见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和费纳《政府史》)。无论是就整体而言还是就国别而言,这两种情况大体上都成立(例外主要是美国之类的殖民地国家)。劣币和良币并行流通,会导致良币转化为收藏而退出市场,在经济学里,这种情况叫“劣币驱良币定律”或“格雷欣法则”。在英国的格雷欣于1559年提出之前,中国西汉时期的思想家贾谊也注意到“奸钱日繁,正钱日亡”的类似现象。难道真的是停滞驱繁荣?专制驱民主?
对于第一个问题,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提出过很好的解释。诺斯认为,一种经济制度虽然从多数人利益的角度看是无效率的,但它却可能非常符合统治者的利益,因此,只要统治者仍然掌握着权力,并受不完全信息、主观主义、相对价格的变化、既得利益和“路径依赖”的约束,那么,这种低效制度就会长期存在(见《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和诺斯后来的三部著作)。
可是,诺斯还是没有直接回答,统治者、特别是独裁统治者为什么能够长期掌握着权力?以诺斯为领袖人物的新制度经济学,已经很好地把经济分析注入了政治领域,但掌权毕竟是个政治问题,再说政治与经济的彻底结合也确实太难。在这方面,最有成效的还真只有“公共选择理论”,这个对政治分析做出最大贡献的经济理论至少有六个分支(四大逻辑加两大理论):
一是“集体决策的逻辑”,包括安东尼·唐斯1957年的《民主的经济理论》、布坎南与图洛克1962年的《同意的计算》,当然还有肯尼斯·阿罗1951年的《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正是这些书使人们对经济学刮目相看。
二是“集体行动的逻辑”,曼瑟尔·奥尔森1965年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博得了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罗伯特·梭罗盛誉:“我们大多数人都相当类似,认识其中一个就等于认识了全部。但曼瑟尔不同,他别具一格”。我曾在《中国热》的卷首语引用奥尔森的话说:“正如杰出的战士寻找的是对手的要害之处,杰出的科学家寻找的是充满成见但却可能取得突破的研究领域”。
三是“政治生存的逻辑”,主要集中在布鲁斯·梅斯基塔2003年的《政治生存的逻辑》一书中(与阿拉斯泰尔·史密斯,伦道夫·史莫森,詹姆斯·莫罗合著),这是本文的重点。
四是“集体信仰的逻辑”,不读布赖恩·卡普兰2007年的《理性选民的神话》,很多人会不敢说他知道什么叫“选举民主”。
五是由图洛克和布坎南发展起来的“寻租理论”,这个理论精彩到足以使其它所有腐败问题的讨论变得苍白无力,有人喜欢罗列中国的腐败现象,但罗列不是理解,不懂“寻租理论”不可能真正理解腐败(最新的文献见康格尔顿2008年的《寻租理论40年》)。
六是布坎南“一手带大”的“立宪经济学”,这个理论把西方政治哲学的“规范传统”推向了最高峰,以致于任何宪政分析都不得不涉及它;布坎南的很多观点比罗尔斯要早和深得多(除《同意的计算》外,还有布伦南、布坎南1985年的《宪政经济学》和布坎南1991年的《立宪经济学》)。目前,“立宪经济学”最尖端的问题是“平衡财政立宪”的可能性与“公共选择逻辑”的矛盾问题,明眼人都知道这个矛盾是“选举民主”最困难的问题。
2,“政治生存的逻辑”
“独裁统治为何长命?”这个问题由“政治生存的逻辑”作出了最直接同时也是最出人意料的回答。梅斯基塔的《政治生存的逻辑》在美国还没有象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那么出名,在中国知道的人就更少,他2000年那本《繁荣的治理之道》已有中文本,其中对“政治生存的逻辑”也有介绍。梅斯基塔现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他另有自己的公司专门进行博弈论政治预测,他曾经对香港和中国的未来作过分析,美国《外交政策》杂志2009年世界百名顶尖思想家中,梅斯基塔排第60名。
对“独裁政府为何长命?”这个问题,梅斯基塔所用的方法与布坎南、奥尔森的方法特别相似,即都是从政治决策的“个人成本”和“集体规模”的关系入手。下面的讨论有些抽象,但我后面会用汪精卫和蒋介石的例子把理论简单化。
“政治生存的逻辑”建立在“执政同盟”(winning coalition)和支撑“执政同盟”的“遴选集团”(selectorate)的相对规模上。在任何政权中,维持“执政同盟”的忠诚是执政者的生存之道,维持忠诚的相对有效性,则取决于“执政同盟”和“遴选集团”的相对规模。各国政治之所以不同,根本的原因是规定“执政同盟”和“遴选集团”相对规模的制度有所不同,而不在于统治者的个人秉性或被统治者的民族个性(所以,千万别以为北韩人怂)。
在民主制里,“执政同盟”是参加竞选的政党,“遴选集团”则是全体选民,“执政同盟”规模大而“遴选集团”规模则更大;这决定了“执政同盟”只能向“遴选集团”提供“公共品”来争取支持,因为通过“私人品”来换取政治忠诚往往由于规模和费用而无法实现;也正由于运用“私人品”换取支持上的限制(如拉选票时的小恩小惠和当选后的政策回报),“遴选集团”绝大多数成员的忠诚度都很低,意识形态的作用也较弱。因此,挑战者对执政者的政治威胁度就非常高,政党和民主领袖的掌权期也就相对较短和不连续。
在君主制里,“遴选集团”的规模小而“执政同盟”的规模也小,“执政同盟”的小规模使执政者很容易通过“私人品”来换取政治忠诚;但是,挑战者对执政者的政治威胁度却较高,因为“遴选集团”的成员进入“执政同盟”的比例较大,挑战者一但成功,原“执政同盟”的成员留任新“执政同盟”的概率也较大;这些决定了“遴选集团”和“执政同盟”的成员比民主制的有更高的叛逆倾向,也解释了王朝内部对皇位的激烈争夺常态。
在独裁制里,“遴选集团”的规模较大而“执政同盟”的规模则很小,这时,挑战者无法对执政者形成较高的政治威胁,因为“遴选集团”的很多成员希望进入“执政同盟”,“执政同盟”的成员竞争度高,也容易被替换,故“执政同盟”成员的叛逆倾向比民主制和君主制的要低很多(这是要害);与此同时,“执政同盟”的小规模使执政者很容易通过“私人品”来换取政治忠诚,“执政同盟”成员的获利份额也相对较高(叛逆代价因此也较高);这两个方面的有利结构,使独裁者往往比君主和民主领袖有更长的政治生存期。
3,解读独裁统治:一个例子
又是“公共品”,又是“私人品”;又是政治忠诚,又是获利份额,这个“政治生存的逻辑”到底说了什么?举个例子就清楚了。
当年孙中山去世后,汪精卫和蒋介石开始争权,可论资历和威望,蒋介石根本无法与汪精卫相比。但是,汪精卫的最大问题是清廉。清廉?清廉怎么成了最大问题?是最大问题。都以为“好人有好报”、“好人一生平安”,可“政治生存的逻辑”是:“水至清则无鱼”。什么叫“水至清则无鱼”?“水至清则无鱼”当然就是廉洁、秉公循法、不结党营私;也就是上面说的以“公共品”和“公心”去待人待事,而不是以“私人品”和“私心”去扶植党羽、笼络人心。简单的说,汪精卫的最大问题是“太讲理”。
结果,当然是蒋介石独裁成功,因为“私人品”比“公共品”更有利于收买亲信随从和政治忠诚,更有利于确立强有力的“执政同盟”。政治忠诚的最大秘密是“获利份额”,小集团从“私人品”里得到的“获利份额”高,而从“公共品”里获利的大众,其相对获利和相对“获利份额”就太低了。政治忠诚是拼命的事,好处和坏处的比例不大,谁为你拼命?人还就偏偏不是靠正义感生存的动物,而中国人还偏偏就是只有“小忠”而没有“大忠”的民族。“大忠”太抽象,有奶就是娘的“小忠”说出来不好听,但这就是“实惠至上”的中国人(当年操办“湘勇”的曾文公就深通此道)。
日本人一来,蒋介石就开始丧地辱国,为什么他“外战外行”?因为“国”是“公共品”,“党”和“中央军”才是他的“留得青山在”和“私人品”,所以国可丧而党不可亡。汪精卫明明是从日本人那里收回蒋介石丢掉的“公共品”国土,结果没有一个人不说他卖国。可汪精卫的逻辑是,国已经让蒋介石丢掉了,他拿什么卖国?国人的逻辑却是,与敌人合作就是“汉奸”,屈从保国也是一种卖国。这个“卖国之争”已经进行了多年,背后的逻辑就是“公共品”和“私人品”的“忠诚效应”:汪精卫心有“公共品”,所以是争权失败、汉奸卖国和身败名裂;蒋介石心有“私人品”,所以是独裁成功、抗战领袖和党国灵魂。人性之险恶,莫过于这个“政治生存的逻辑”。一般老百姓最多只知道“汉奸逻辑”,谁能理解这个逻辑背后的玄机?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学者马基雅弗利的《君王论》堪称“权谋”之极品,可与中国先秦的法家韩非的“法术”相比,竟然足足晚了1800年。韩非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融为一体,难怪“法术权谋”的鼻祖非他莫属。可蒋介石的“法术权谋”再炉火纯青,最后还是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比蒋介石的高明之处是,他知道不能只运用“私人品”,或者说,他更懂得什么时候应该把“公共品”也当成“私人品”来用。至于后果,毛泽东心里没有后果,只有尼采所说的“权力意志”,那个“公共品”也就跟着倒霉了;但妙就妙在,至今还有一些“被公共品者”发自内心地认为不倒霉。
4,解读独裁统治:进一步的分析
理解“政治生存的逻辑”的一个关键是,某个制度内的政治行为特征,总是相对于其它制度的政治行为特征而言的。在三种不同的政治制度里,“遴选集团”和“执政同盟”的相对规模,既决定了政府政策是“私人导向”还是“公共导向”,又决定了支持者的政治忠诚度,并最终决定执政者面临挑战的大小和政治生存期的长短。政治忠诚度有两个侧面,一是“忠诚供给方面”由“人数竞争度”导致的叛逆倾向,二是“忠诚需求方面”由“人数规模”决定的“私品换取忠诚”的难度。
在民主制里,执政者对公共品的依赖则导致了叛逆代价的最小化,政治忠诚的沦丧度也就更高;在独裁制和君主制里,执政者对私人品的依赖导致了腐败和寻租更加普遍。都知道“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殊不知,在独裁制里,腐败才是常态,不腐败才要亡党亡国,这就是完全推翻常识的“政治生存的逻辑”。
在独裁制里,给“执政同盟”和“遴选集团”的恩惠比给普通大众的恩惠更有利于巩固政权。正是由于执政者的政治生存取决于直接随从者的支持,有利于社会繁荣的执政者未必能更长久,而有利于个别得力的利益集团的执政者,则反而能“长治于不安”。这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有利于大众的政权更长久”等信念或“骗人鬼话”恰好完全相反。残酷的现实是,坏人总是当道,因为坏人总有制度优势。独裁制里“执政同盟”的小规模和“遴选集团”的大规模,绝不是一种偶然,因为“执政同盟”与“遴选集团”的比率越小,独裁统治就越容易成功。顺便指出,印度民主问题较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恰恰是“执政同盟”的规模太小,种族、宗教和利益裙带关系太普遍。如果你追随权威,认为印度会因为民主而“有较好的后势”,那你就已经上当了。
很多人对独裁制里的“假民主”大有反感,但其“遴选集团”表面的“民主伪装”决不仅仅是为了骗人的,它有一种“彩票效应”,它提供了一种向上流动的激励,它能使独裁统治获得更多的支持和更大的合法性。只有这样,独裁制才能比“向上流动性”小的君主制更有吸引力,也只有这样,独裁制才能与“向上流动性”大的民主制竞争。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每一次的民主浪潮之后,总是出现一次独裁的回潮。这里,说民主有制度弱点不是对民主的一种批评,自由主义者无须在这个地方反驳说“哪一种制度没有问题”,说民主有制度弱点,实际上是独裁制对民主制的嘲讽,独裁制利用的正是民主制之下人性弱点的袒露无遗,因为民主不仅导致“政治忠诚”大幅度贬值,还导致有“权力意志”的人获利份额的大幅下降。
所以,有“权力意志”的人最喜欢独裁制,因为只有独裁制的制度结构对他最有利,只有独裁制的制度结构最能使他逃脱坏政策的责任追究。尼克松有独裁的野心,可惜却投错了胎,民主制不能容忍坏政策和独裁者;民主制对政客的“忠诚短缺”实际上是一种“自我忠诚”,民主制只能容忍对“不在场”的别人和后人实行坏政策,不能容忍对选民主体的坏政策,所以赤字公债是“在场者”兴高采烈的“社会祸害”。企图给独裁统治出谋划策的人,企图使独裁统治向民主方向发展的人,如果他不理解这个逻辑,他就会枉费心机,是“无才不遇”而不是“怀才不遇”。
由此可见,仅仅看到社会的动荡和腐败就轻言“失道寡助”和“政权长不了”,显然是极其肤浅和一厢情愿的。在这里,“集体行动的逻辑”正好有助于“政治生存的逻辑”的分析,因为,社会大众与独裁统治对抗时,在行动和偏好的协调两方面都存在严重的成本问题,而统治者在统一行动和瓦解大众偏好上,正好有极大的成本优势。独裁的长命来自于“集体行动的逻辑”,而这个逻辑又基于“政治生存的逻辑”;所以不是独裁压迫的力量太强,而是压迫的制度太有逻辑优势。只要不象希特勒那么疯狂、太过分不“讲理”、太侵略自毁,独裁者的坏政策就是好政治,而独裁者的好政策则反而会是坏政治,因为他只需要收买强势支持者的人心而不是弱者的人心。在“长治于不安”的逻辑里,弱者不需要特意的收买,只需要偶然的施舍。
5,“政治生存逻辑”的缺陷与必然
“政治生存的逻辑”尽管头头是道、大大超越了汉娜·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刨析,但它所依赖的政权分类,却存在着“传统智慧”的缺陷,它对权力交接的制度安排和“产权时间效应”缺少分析(我在别的场合另外分析了独裁者为什么因此变得特别残暴),对限任制与“执政同盟”与“遴选集团”比率的逻辑关系也缺乏交代,在政治和经济的分离度上沿用了单一的分析法,还缺乏对“政治文化”和“好政策”的“外部性”分析,这五个方面,共同导致了该理论难以用于更有效地解读当前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
关于政权分类,我在“产权国家论”里区别了古典贵族制、绝对君主制、现代独裁制、一党立宪制、多党民主制,还分析了权力交接的“基因悲剧”,因为不分析“权力继承”问题,就不可能彻底完成“政治生存的逻辑”。关于政治和经济的分离度,政治经济制度的设计和实施,有偏向利益集团的“非中性”的一面,也有普遍有效的“中性”的一面,而且,“非中性制度”也可能扩散为“中性制度”,政治经济并不必然是死板一块。例如,一个社会中经济机会的大量存在,会使高政治竞争度导致的叛逆倾向由低变高(所以美国内阁内外的那些政客里不时也会出现一些反叛者),而在“政治生存的逻辑”框架里,政治经济机会的同一化处理显得太呆板了。
对一般的中国读者来说,由于知识范围和思维定势的原因,公共选择的逻辑可能特别难以理解。例如,关于选举民主与赤字公债的关系,在公共选择理论里是常识得不能更常识的老生常谈(见布坎南的《赤字中的民主》),但许多人依然对此常识大有抵触。“公共选择”的主体理论是铁打的逻辑。有个叫伊恩·夏皮罗的政治学家不服,曾写过一本书叫《理性选择理论的病理分析》,对抗的结果还是事与愿违、大败而归。
如果你相信多党民主是当今世界的潮流,你可能会有这样一个苦恼:为什么许多新兴民主国家会长期处于混乱和不发展状态?“不够民主”或“法治缺位”能够把这个问题打发掉,但“民主导致政治忠诚大幅度贬值”和“民主导致利益裙带对立公开化”却有助于理解动荡的现实(如血腥中的泰国)。不过,更大的苦恼可能是:一个看上去“病入膏肓”和“腐败不堪”的政权,为什么会权力牢固、并且还能继续发展?这时,“政治生存的逻辑”就派上用场了。“长治久安”是口号和理想,但“长治于不安”却是更加常态的现实。一句话,当“遴选集团”和“执政同盟”的相对规模使“私人物品”换取“政治忠诚”可行时,坏的政策就可以成为好的政治,独裁统治就可以“长命百岁”。
对于那些喜欢让感官沉溺于具体材料、同时又蔑视理论的人,“政治生存的逻辑”对独裁的解释是震撼的一课。没有正确的理论,具体材料再生动也只能给出偏见;放纵于生动是人性的致命弱点,也是偏见的温床。在信息过剩的网络时代,许多具体材料“要么等待理论的整理,要么只能一把火烧掉”。
总之,要理解现实,“该怎样”的“规范冲动”永远没有“是什么”的“冷酷实证”来得重要。在“政治生存的逻辑”里,“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失民心者失天下”永远是天真的愿望。独裁是一种邪恶的力量,更是一种“长治于不安”的人性现实和制度逻辑。这个道理令人讨厌,但事实就是事实。现实永远不好,可不理解现实,却永远无法使现实变得更好。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专门来抹黑委员长的?:D
原来是给汪先生报不平的.
原来是替汪道德来洗地的。
把汪精卫说成屈从保国,作者方绍伟去吃屎吧。
绝对的形而上学,企图靠把简单的博弈论套在短期的、小范围的事件上来解释历史,完全无视事件背后长期的、大范围的历史和经济背景。最悲剧的是这种人还经常能自圆其说,以为自己已经掌握了真理,把别人都当傻瓜。
偶孤陋寡闻,竟然第一次听说汪先生从倭奴那里收回了国土,惭愧啊
独裁者现今的市场越来越小,
民主与自由是历史的发展方向。
民主与自由是历史的发展方向。
谬论!
转别人的作品。。\
忆蒋公
曲线救国美名扬,
壮丁千万为谁亡?
八月十五丢外蒙,
景明楼里飞虎狂.
琉球有意归无计,
一多咆哮大学堂.
大陆金银藏孤岛,
星条旗下啃狗粮.
忆蒋公
曲线救国美名扬,
壮丁千万为谁亡?
八月十五丢外蒙,
景明楼里飞虎狂.
琉球有意归无计,
一多咆哮大学堂.
大陆金银藏孤岛,
星条旗下啃狗粮.
自由民主才几年啊。。。
不着急结果,过300年再来看。
一样会有独裁。
不着急结果,过300年再来看。
一样会有独裁。
杀倭灭日 发表于 2011-5-26 13:47
客观上日本消灭了租界
客观上日本消灭了租界
喷农药的苏27 发表于 2011-5-26 18:33
倭奴那是为中国做的吗?有一个强盗冲入你家抢劫,为独占财物把其他几个来抢劫的也砍了,莫非你就要感谢他?
倭奴那是为中国做的吗?有一个强盗冲入你家抢劫,为独占财物把其他几个来抢劫的也砍了,莫非你就要感谢他?
因为现代民主制度从出现到完善最多只有三百年。另外北棒的案例无效,短短60多年,历史上更长的王朝数不盛数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出来了
杀倭灭日 发表于 2011-5-26 20:55
无意中做的好事也是好事,只是不可以当功劳而已。还有别那么愤青
无意中做的好事也是好事,只是不可以当功劳而已。还有别那么愤青
回复 16# 喷农药的苏27
这是好事吗?你的财产没被被强盗甲抢了,而是被强盗乙抢了,你就会去感谢强盗乙?
这是好事吗?你的财产没被被强盗甲抢了,而是被强盗乙抢了,你就会去感谢强盗乙?
学过中级宏观经济学都知道,政府收税然后浪费掉会使均衡移动,降低福利和闲暇的同时增加就业和生产。
而无业游民是最大的政治不稳定因素,所以越让社会疲于奔命的统治越稳定,所谓“按揭治国”。
学过中级宏观经济学都知道,政府收税然后浪费掉会使均衡移动,降低福利和闲暇的同时增加就业和生产。
而无业游民是最大的政治不稳定因素,所以越让社会疲于奔命的统治越稳定,所谓“按揭治国”。
放屁的逻辑
用博弈来证明“曲线救国”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