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社科院专家：央行一定是疯了 人民币应大幅升值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0 11:33:38
社科院专家：央行一定是疯了 人民币应大幅升值
2011年05月22日
来源：中国经营网 作者：刘晓午
5月18日，央行年内第五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至此，大型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升至21%的历史高位。
存款准备金率为何屡屡上调？如何看待当前的货币紧缩和宏观调控？地方融资平台是否受到较大冲击？就上述热点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王松奇。
《中国经营报》：货币政策有多种手段，一直以来，为什么屡屡通过存款准备金率回收流动性呢？
王松奇：在强制结售汇制度下，国际收支失衡才是金融体系流动性过剩的真正原因。国际收支双顺差生成了一个金融怪圈，即美元大量流入，央行被迫购入投放基础货币，导致商业银行流动性过剩，最后促使央行用央票和提升存款准备金率回收流动性。
这个金融怪圈之外，还有一个经济怪圈，即中国政府和企业在国民收入分配中份额过大，地方政府和企业有足够的投资冲动和能力，这加大产能过剩、导致结构失衡加剧，随着经济高速成长，政府和企业拿走得更多，这两个怪圈之间既存在差异又存在某种联系。在通胀压力不断加大的背景下，政府目前所依赖的宏观调节手段只是升息、提升存款准备金率和贷款规模控制，但由于形成两个怪圈的背后因素没有消除，因此，中央银行在动用政策工具时总有所顾忌。例如，CPI不断走高时，国际公认的调节手段是升息，但提升利率又会加剧国际资本流入，因此，央行可自由裁量频繁使用的手段只剩下提升存款准备金率。
《中国经营报》：你如何评价目前的宏观调控？
王松奇：中国自1985年“巴山轮会议”引入宏观调控理念以来，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运用方面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可以概括为一句话，那就是：逆对经济风向、相机抉择、突出预见性，同时在调节力度上力图温和平滑，以避免挫伤实体经济。
现在回过头来看，为应对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中央当时出台4万亿元投资计划虽然十分必要，但从2010年以来中央对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的清理力度及2011年货币政策的动向看，2009年我们的危机应对似乎有“反应过度”的嫌疑。现在中央银行频频出招以“稳健”之名行“紧缩”之实的货币政策，正是印证了2009年拉动内需政策的“反应过度”。
中国的经济本质上仍旧是命令经济
《中国经营报》：为什么说当前的宏观调控有“反应过度”之嫌？
王松奇：从2010年第四季度以来，中国一直面临物价上涨威胁。但无论是与新兴市场国家相比，还是与自身历史相比，当前中国5%左右的通胀还是比较温和的物价上涨。从外部助推因素看，粮食涨价、大宗产品涨价是全球化的结果；从内部生成原因看，2010年的旱灾以及城市化对城市菜篮子的影响以及农业生产因素的成本推动是导致中国CPI走高的长期结构性原因。因此，中国的通胀成因无论从外部和内部因素似乎都很难用所谓“央行货币超发”来做简单解释。
那么，2011年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上以收缩银行体系流动性为目的频繁动作，特别是把存款准备金提升至吓人高度的调节措施，就有些让人难以理解。现在存款准备金已升至21%，坊间有传言说还可能升至23%甚至25%，若果真如此，那我们的中央银行一定是疯了！我前一段时间在南方几个省通过调研了解到，现在大多数银行已经没钱可贷，甚至一个支行行长在跟我同车时电话响个不停，他当时说“不接了，都是中小企业要贷款的，没钱”。
按照一般逻辑，2009年的中国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可称为之需求管理政策，在周期性的调控转变中，需求管理政策过后应当是供给管理政策，即用增长实体经济的供给能力来应对前一周期阶段的过多需求，但我们的货币政策当局并没有这样做，而是用需求管理政策的另一方面来间接压缩实体经济的供给能力，这着实令人费解。中央银行既要为实体经济服务也要为商业银行体系服务，如果央行大量抽走商业银行的可贷资金，那就是间接损害了实体经济的供给能力增长，最终会从另一个方面加重供求矛盾。
《中国经营报》：今年以来，由于银根紧缩，目前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也较缺钱，你如何评价这种状况？
王松奇：金融危机之后，4万亿元刺激计划的最大受益者是地方政府，在外需萎缩和外需相关产业、企业已不能提供足够需求的情况下，刺激性货币资金的支持重点自然而然地要转向地方政府的几千个融资平台公司。这些公司主要为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服务，而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的基础设施投资欠账又使货币投向这公司既符合短期政策逻辑，又符合长期发展逻辑。
但问题在于这几千家融资平台公司良莠不齐，个别还明显存在假项目、项目资金挪用及有些项目投资已远超出地方政府承载能力的情况。因此，在危机过后的2010年中央定下的清理方针无疑是正确的。但在执行中，却出现了明显的一刀切现象，即这些公司无论其现状如何、现金流是否健康都一概停贷，这种硬着陆式调控实际上是将盆子里的孩子和脏水一起泼了出去。
这些公司的贷款大都为长期贷款，所支持的项目也只有在保证资金不断裂情况下才能取得预期收益，如果突然出现资金链条中断，使原本一些好项目成为半拉子工程，既影响地方经济发展，也会使商业银行自身形成新的不良资产。
从2009年的强力刺激到2010年的强制刹车，这反映了中国的经济本质上仍旧是命令经济，而命令经济的致命弊端就是常常违背经济规律，这已在改革开放及以后近30年的发展实践中得到证明。
人民币应该大幅升值
《中国经营报》：能不能在中国现阶段找到一种兼顾中国短中长期问题解决的有效调节办法呢？
王松奇：我认为，目前中国的宏观管理者们可以解放思想，大胆启用汇率工具。我从2004年以来一直呼吁，人民币要与美元脱钩、要重视汇率工具的运用，让汇率成为调结构的有力工具。
现今世界上不仅美、欧、日认为人民币币值低估，就是新兴市场国家也大都持此看法，所以将经济问题政治化完全没有必要。没有谁想通过压迫人民币升值来搞垮中国，世界上也没有哪个国家有此能耐。相反，人民币一旦大幅升值，从目前的国际国内形势说，对中国肯定会利大于弊。
首先，国际收支失衡状况会迅速得到矫正，一旦升值幅度足够且宣布几年之内币值不动，国际热钱的流入就会自动停止。双顺差终结的最大好处之一是中央银行再不用这么累地去建这个“池子”那个“池子”了。
其次，我国的进口成本会大幅下降，中国的对外贸易条件会明显改善，一个单位的出口商品会在国际市场换来更多的东西。再次，能在控制通胀预期上发挥积极作用，大量商品包括生活用品相对变得更便宜会提高中国工资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水平。
同时，大幅提升人民币汇率可以消除中国金融怪圈和经济怪圈。可以认为，只要人民币汇率提升到一定程度，国际收支双顺差局面会立即改观，金融怪圈会消解于无形。同时，也能够促进消解由地方政府和企业投资形成的产能过剩怪圈。原因在于对那些在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有瑕疵的投资项目，由于人民币大幅升值导致同类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更便宜，因而很难再被地方政府接纳。最后，人民币大幅升值对出口企业会产生震撼冲击，那些生产低附加值产品的企业会自动进行升级性结构调整，转向生产出口高附加值产品。这样的行为普遍化后，中国的转变发展方式就不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了。
所以，中国目前无论从短中长期哪个角度都应考虑对现在的宏观调控方式进行改善，改善的重点是将汇率当成控制通胀和结构调整的政策工具。![]()
更多>>农业
http://finance.ifeng.com/news/20110522/4053385.shtml社科院专家：央行一定是疯了 人民币应大幅升值
2011年05月22日
来源：中国经营网 作者：刘晓午
5月18日，央行年内第五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至此，大型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升至21%的历史高位。
存款准备金率为何屡屡上调？如何看待当前的货币紧缩和宏观调控？地方融资平台是否受到较大冲击？就上述热点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王松奇。
《中国经营报》：货币政策有多种手段，一直以来，为什么屡屡通过存款准备金率回收流动性呢？
王松奇：在强制结售汇制度下，国际收支失衡才是金融体系流动性过剩的真正原因。国际收支双顺差生成了一个金融怪圈，即美元大量流入，央行被迫购入投放基础货币，导致商业银行流动性过剩，最后促使央行用央票和提升存款准备金率回收流动性。
这个金融怪圈之外，还有一个经济怪圈，即中国政府和企业在国民收入分配中份额过大，地方政府和企业有足够的投资冲动和能力，这加大产能过剩、导致结构失衡加剧，随着经济高速成长，政府和企业拿走得更多，这两个怪圈之间既存在差异又存在某种联系。在通胀压力不断加大的背景下，政府目前所依赖的宏观调节手段只是升息、提升存款准备金率和贷款规模控制，但由于形成两个怪圈的背后因素没有消除，因此，中央银行在动用政策工具时总有所顾忌。例如，CPI不断走高时，国际公认的调节手段是升息，但提升利率又会加剧国际资本流入，因此，央行可自由裁量频繁使用的手段只剩下提升存款准备金率。
《中国经营报》：你如何评价目前的宏观调控？
王松奇：中国自1985年“巴山轮会议”引入宏观调控理念以来，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运用方面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可以概括为一句话，那就是：逆对经济风向、相机抉择、突出预见性，同时在调节力度上力图温和平滑，以避免挫伤实体经济。
现在回过头来看，为应对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中央当时出台4万亿元投资计划虽然十分必要，但从2010年以来中央对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的清理力度及2011年货币政策的动向看，2009年我们的危机应对似乎有“反应过度”的嫌疑。现在中央银行频频出招以“稳健”之名行“紧缩”之实的货币政策，正是印证了2009年拉动内需政策的“反应过度”。
中国的经济本质上仍旧是命令经济
《中国经营报》：为什么说当前的宏观调控有“反应过度”之嫌？
王松奇：从2010年第四季度以来，中国一直面临物价上涨威胁。但无论是与新兴市场国家相比，还是与自身历史相比，当前中国5%左右的通胀还是比较温和的物价上涨。从外部助推因素看，粮食涨价、大宗产品涨价是全球化的结果；从内部生成原因看，2010年的旱灾以及城市化对城市菜篮子的影响以及农业生产因素的成本推动是导致中国CPI走高的长期结构性原因。因此，中国的通胀成因无论从外部和内部因素似乎都很难用所谓“央行货币超发”来做简单解释。
那么，2011年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上以收缩银行体系流动性为目的频繁动作，特别是把存款准备金提升至吓人高度的调节措施，就有些让人难以理解。现在存款准备金已升至21%，坊间有传言说还可能升至23%甚至25%，若果真如此，那我们的中央银行一定是疯了！我前一段时间在南方几个省通过调研了解到，现在大多数银行已经没钱可贷，甚至一个支行行长在跟我同车时电话响个不停，他当时说“不接了，都是中小企业要贷款的，没钱”。
按照一般逻辑，2009年的中国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可称为之需求管理政策，在周期性的调控转变中，需求管理政策过后应当是供给管理政策，即用增长实体经济的供给能力来应对前一周期阶段的过多需求，但我们的货币政策当局并没有这样做，而是用需求管理政策的另一方面来间接压缩实体经济的供给能力，这着实令人费解。中央银行既要为实体经济服务也要为商业银行体系服务，如果央行大量抽走商业银行的可贷资金，那就是间接损害了实体经济的供给能力增长，最终会从另一个方面加重供求矛盾。
《中国经营报》：今年以来，由于银根紧缩，目前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也较缺钱，你如何评价这种状况？
王松奇：金融危机之后，4万亿元刺激计划的最大受益者是地方政府，在外需萎缩和外需相关产业、企业已不能提供足够需求的情况下，刺激性货币资金的支持重点自然而然地要转向地方政府的几千个融资平台公司。这些公司主要为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服务，而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的基础设施投资欠账又使货币投向这公司既符合短期政策逻辑，又符合长期发展逻辑。
但问题在于这几千家融资平台公司良莠不齐，个别还明显存在假项目、项目资金挪用及有些项目投资已远超出地方政府承载能力的情况。因此，在危机过后的2010年中央定下的清理方针无疑是正确的。但在执行中，却出现了明显的一刀切现象，即这些公司无论其现状如何、现金流是否健康都一概停贷，这种硬着陆式调控实际上是将盆子里的孩子和脏水一起泼了出去。
这些公司的贷款大都为长期贷款，所支持的项目也只有在保证资金不断裂情况下才能取得预期收益，如果突然出现资金链条中断，使原本一些好项目成为半拉子工程，既影响地方经济发展，也会使商业银行自身形成新的不良资产。
从2009年的强力刺激到2010年的强制刹车，这反映了中国的经济本质上仍旧是命令经济，而命令经济的致命弊端就是常常违背经济规律，这已在改革开放及以后近30年的发展实践中得到证明。
人民币应该大幅升值
《中国经营报》：能不能在中国现阶段找到一种兼顾中国短中长期问题解决的有效调节办法呢？
王松奇：我认为，目前中国的宏观管理者们可以解放思想，大胆启用汇率工具。我从2004年以来一直呼吁，人民币要与美元脱钩、要重视汇率工具的运用，让汇率成为调结构的有力工具。
现今世界上不仅美、欧、日认为人民币币值低估，就是新兴市场国家也大都持此看法，所以将经济问题政治化完全没有必要。没有谁想通过压迫人民币升值来搞垮中国，世界上也没有哪个国家有此能耐。相反，人民币一旦大幅升值，从目前的国际国内形势说，对中国肯定会利大于弊。
首先，国际收支失衡状况会迅速得到矫正，一旦升值幅度足够且宣布几年之内币值不动，国际热钱的流入就会自动停止。双顺差终结的最大好处之一是中央银行再不用这么累地去建这个“池子”那个“池子”了。
其次，我国的进口成本会大幅下降，中国的对外贸易条件会明显改善，一个单位的出口商品会在国际市场换来更多的东西。再次，能在控制通胀预期上发挥积极作用，大量商品包括生活用品相对变得更便宜会提高中国工资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水平。
同时，大幅提升人民币汇率可以消除中国金融怪圈和经济怪圈。可以认为，只要人民币汇率提升到一定程度，国际收支双顺差局面会立即改观，金融怪圈会消解于无形。同时，也能够促进消解由地方政府和企业投资形成的产能过剩怪圈。原因在于对那些在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有瑕疵的投资项目，由于人民币大幅升值导致同类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更便宜，因而很难再被地方政府接纳。最后，人民币大幅升值对出口企业会产生震撼冲击，那些生产低附加值产品的企业会自动进行升级性结构调整，转向生产出口高附加值产品。这样的行为普遍化后，中国的转变发展方式就不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了。
所以，中国目前无论从短中长期哪个角度都应考虑对现在的宏观调控方式进行改善，改善的重点是将汇率当成控制通胀和结构调整的政策工具。![]()
更多>>农业名次名称最新涨幅1新疆天业13.300.91%2敦煌种业25.43-0.24%3北大荒14.11-0.42%4顺鑫农业18.38-0.76%5丰乐种业16.79-0.83%
名次名称最新跌幅1*ST大地12.78-2.89%2登海种业22.90-2.80%3新赛股份12.85-2.50%4ST香梨12.66-2.16%5海南橡胶11.28-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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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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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央行年内第五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至此，大型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升至21%的历史高位。
存款准备金率为何屡屡上调？如何看待当前的货币紧缩和宏观调控？地方融资平台是否受到较大冲击？就上述热点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王松奇。
两个金融怪圈导致“提准”
《中国经营报》：货币政策有多种手段，一直以来，为什么屡屡通过存款准备金率回收流动性呢？
王松奇：在强制结售汇制度下，国际收支失衡才是金融体系流动性过剩的真正原因。国际收支双顺差生成了一个金融怪圈，即美元大量流入，央行被迫购入投放基础货币，导致商业银行流动性过剩，最后促使央行用央票和提升存款准备金率回收流动性。
这个金融怪圈之外，还有一个经济怪圈，即中国政府和企业在国民收入分配中份额过大，地方政府和企业有足够的投资冲动和能力，这加大产能过剩、导致结构失衡加剧，随着经济高速成长，政府和企业拿走得更多，这两个怪圈之间既存在差异又存在某种联系。在通胀压力不断加大的背景下，政府目前所依赖的宏观调节手段只是升息、提升存款准备金率和贷款规模控制，但由于形成两个怪圈的背后因素没有消除，因此，中央银行在动用政策工具时总有所顾忌。例如，CPI不断走高时，国际公认的调节手段是升息，但提升利率又会加剧国际资本流入，因此，央行可自由裁量频繁使用的手段只剩下提升存款准备金率。
《中国经营报》：你如何评价目前的宏观调控？
王松奇：中国自1985年“巴山轮会议”引入宏观调控理念以来，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运用方面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可以概括为一句话，那就是：逆对经济风向、相机抉择、突出预见性，同时在调节力度上力图温和平滑，以避免挫伤实体经济。
现在回过头来看，为应对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中央当时出台4万亿元投资计划虽然十分必要，但从2010年以来中央对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的清理力度及2011年货币政策的动向看，2009年我们的危机应对似乎有“反应过度”的嫌疑。现在中央银行频频出招以“稳健”之名行“紧缩”之实的货币政策，正是印证了2009年拉动内需政策的“反应过度”。
中国的经济本质上仍旧是命令经济
《中国经营报》：为什么说当前的宏观调控有“反应过度”之嫌？
王松奇：从2010年第四季度以来，中国一直面临物价上涨威胁。但无论是与新兴市场国家相比，还是与自身历史相比，当前中国5%左右的通胀还是比较温和的物价上涨。从外部助推因素看，粮食涨价、大宗产品涨价是全球化的结果；从内部生成原因看，2010年的旱灾以及城市化对城市菜篮子的影响以及农业生产因素的成本推动是导致中国CPI走高的长期结构性原因。因此，中国的通胀成因无论从外部和内部因素似乎都很难用所谓“央行货币超发”来做简单解释。
那么，2011年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上以收缩银行体系流动性为目的频繁动作，特别是把存款准备金提升至吓人高度的调节措施，就有些让人难以理解。现在存款准备金已升至21%，坊间有传言说还可能升至23%甚至25%，若果真如此，那我们的中央银行一定是疯了！我前一段时间在南方几个省通过调研了解到，现在大多数银行已经没钱可贷，甚至一个支行行长在跟我同车时电话响个不停，他当时说“不接了，都是中小企业要贷款的，没钱”。
按照一般逻辑，2009年的中国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可称为之需求管理政策，在周期性的调控转变中，需求管理政策过后应当是供给管理政策，即用增长实体经济的供给能力来应对前一周期阶段的过多需求，但我们的货币政策当局并没有这样做，而是用需求管理政策的另一方面来间接压缩实体经济的供给能力，这着实令人费解。中央银行既要为实体经济服务也要为商业银行体系服务，如果央行大量抽走商业银行的可贷资金，那就是间接损害了实体经济的供给能力增长，最终会从另一个方面加重供求矛盾。
《中国经营报》：今年以来，由于银根紧缩，目前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也较缺钱，你如何评价这种状况？
王松奇：金融危机之后，4万亿元刺激计划的最大受益者是地方政府，在外需萎缩和外需相关产业、企业已不能提供足够需求的情况下，刺激性货币资金的支持重点自然而然地要转向地方政府的几千个融资平台公司。这些公司主要为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服务，而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的基础设施投资欠账又使货币投向这公司既符合短期政策逻辑，又符合长期发展逻辑。
但问题在于这几千家融资平台公司良莠不齐，个别还明显存在假项目、项目资金挪用及有些项目投资已远超出地方政府承载能力的情况。因此，在危机过后的2010年中央定下的清理方针无疑是正确的。但在执行中，却出现了明显的一刀切现象，即这些公司无论其现状如何、现金流是否健康都一概停贷，这种硬着陆式调控实际上是将盆子里的孩子和脏水一起泼了出去。
这些公司的贷款大都为长期贷款，所支持的项目也只有在保证资金不断裂情况下才能取得预期收益，如果突然出现资金链条中断，使原本一些好项目成为半拉子工程，既影响地方经济发展，也会使商业银行自身形成新的不良资产。
从2009年的强力刺激到2010年的强制刹车，这反映了中国的经济本质上仍旧是命令经济，而命令经济的致命弊端就是常常违背经济规律，这已在改革开放及以后近30年的发展实践中得到证明。
人民币应该大幅升值
《中国经营报》：能不能在中国现阶段找到一种兼顾中国短中长期问题解决的有效调节办法呢？
王松奇：我认为，目前中国的宏观管理者们可以解放思想，大胆启用汇率工具。我从2004年以来一直呼吁，人民币要与美元脱钩、要重视汇率工具的运用，让汇率成为调结构的有力工具。
现今世界上不仅美、欧、日认为人民币币值低估，就是新兴市场国家也大都持此看法，所以将经济问题政治化完全没有必要。没有谁想通过压迫人民币升值来搞垮中国，世界上也没有哪个国家有此能耐。相反，人民币一旦大幅升值，从目前的国际国内形势说，对中国肯定会利大于弊。
首先，国际收支失衡状况会迅速得到矫正，一旦升值幅度足够且宣布几年之内币值不动，国际热钱的流入就会自动停止。双顺差终结的最大好处之一是中央银行再不用这么累地去建这个“池子”那个“池子”了。
其次，我国的进口成本会大幅下降，中国的对外贸易条件会明显改善，一个单位的出口商品会在国际市场换来更多的东西。再次，能在控制通胀预期上发挥积极作用，大量商品包括生活用品相对变得更便宜会提高中国工资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水平。
同时，大幅提升人民币汇率可以消除中国金融怪圈和经济怪圈。可以认为，只要人民币汇率提升到一定程度，国际收支双顺差局面会立即改观，金融怪圈会消解于无形。同时，也能够促进消解由地方政府和企业投资形成的产能过剩怪圈。原因在于对那些在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有瑕疵的投资项目，由于人民币大幅升值导致同类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更便宜，因而很难再被地方政府接纳。最后，人民币大幅升值对出口企业会产生震撼冲击，那些生产低附加值产品的企业会自动进行升级性结构调整，转向生产出口高附加值产品。这样的行为普遍化后，中国的转变发展方式就不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了。
所以，中国目前无论从短中长期哪个角度都应考虑对现在的宏观调控方式进行改善，改善的重点是将汇率当成控制通胀和结构调整的政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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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次 | 名称 | 最新 | 涨幅 |
| 1 | 新疆天业 | 13.30 | 0.91% |
| 2 | 敦煌种业 | 25.43 | -0.24% |
| 3 | 北大荒 | 14.11 | -0.42% |
| 4 | 顺鑫农业 | 18.38 | -0.76% |
| 5 | 丰乐种业 | 16.79 | -0.83% |
| 名次 | 名称 | 最新 | 跌幅 |
| 1 | *ST大地 | 12.78 | -2.89% |
| 2 | 登海种业 | 22.90 | -2.80% |
| 3 | 新赛股份 | 12.85 | -2.50% |
| 4 | ST香梨 | 12.66 | -2.16% |
| 5 | 海南橡胶 | 11.28 | -1.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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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5月22日
来源：中国经营网 作者：刘晓午
点击图片查看详细数据
5月18日，央行年内第五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至此，大型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升至21%的历史高位。
存款准备金率为何屡屡上调？如何看待当前的货币紧缩和宏观调控？地方融资平台是否受到较大冲击？就上述热点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王松奇。
两个金融怪圈导致“提准”
《中国经营报》：货币政策有多种手段，一直以来，为什么屡屡通过存款准备金率回收流动性呢？
王松奇：在强制结售汇制度下，国际收支失衡才是金融体系流动性过剩的真正原因。国际收支双顺差生成了一个金融怪圈，即美元大量流入，央行被迫购入投放基础货币，导致商业银行流动性过剩，最后促使央行用央票和提升存款准备金率回收流动性。
这个金融怪圈之外，还有一个经济怪圈，即中国政府和企业在国民收入分配中份额过大，地方政府和企业有足够的投资冲动和能力，这加大产能过剩、导致结构失衡加剧，随着经济高速成长，政府和企业拿走得更多，这两个怪圈之间既存在差异又存在某种联系。在通胀压力不断加大的背景下，政府目前所依赖的宏观调节手段只是升息、提升存款准备金率和贷款规模控制，但由于形成两个怪圈的背后因素没有消除，因此，中央银行在动用政策工具时总有所顾忌。例如，CPI不断走高时，国际公认的调节手段是升息，但提升利率又会加剧国际资本流入，因此，央行可自由裁量频繁使用的手段只剩下提升存款准备金率。
《中国经营报》：你如何评价目前的宏观调控？
王松奇：中国自1985年“巴山轮会议”引入宏观调控理念以来，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运用方面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可以概括为一句话，那就是：逆对经济风向、相机抉择、突出预见性，同时在调节力度上力图温和平滑，以避免挫伤实体经济。
现在回过头来看，为应对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中央当时出台4万亿元投资计划虽然十分必要，但从2010年以来中央对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的清理力度及2011年货币政策的动向看，2009年我们的危机应对似乎有“反应过度”的嫌疑。现在中央银行频频出招以“稳健”之名行“紧缩”之实的货币政策，正是印证了2009年拉动内需政策的“反应过度”。
中国的经济本质上仍旧是命令经济
《中国经营报》：为什么说当前的宏观调控有“反应过度”之嫌？
王松奇：从2010年第四季度以来，中国一直面临物价上涨威胁。但无论是与新兴市场国家相比，还是与自身历史相比，当前中国5%左右的通胀还是比较温和的物价上涨。从外部助推因素看，粮食涨价、大宗产品涨价是全球化的结果；从内部生成原因看，2010年的旱灾以及城市化对城市菜篮子的影响以及农业生产因素的成本推动是导致中国CPI走高的长期结构性原因。因此，中国的通胀成因无论从外部和内部因素似乎都很难用所谓“央行货币超发”来做简单解释。
那么，2011年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上以收缩银行体系流动性为目的频繁动作，特别是把存款准备金提升至吓人高度的调节措施，就有些让人难以理解。现在存款准备金已升至21%，坊间有传言说还可能升至23%甚至25%，若果真如此，那我们的中央银行一定是疯了！我前一段时间在南方几个省通过调研了解到，现在大多数银行已经没钱可贷，甚至一个支行行长在跟我同车时电话响个不停，他当时说“不接了，都是中小企业要贷款的，没钱”。
按照一般逻辑，2009年的中国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可称为之需求管理政策，在周期性的调控转变中，需求管理政策过后应当是供给管理政策，即用增长实体经济的供给能力来应对前一周期阶段的过多需求，但我们的货币政策当局并没有这样做，而是用需求管理政策的另一方面来间接压缩实体经济的供给能力，这着实令人费解。中央银行既要为实体经济服务也要为商业银行体系服务，如果央行大量抽走商业银行的可贷资金，那就是间接损害了实体经济的供给能力增长，最终会从另一个方面加重供求矛盾。
《中国经营报》：今年以来，由于银根紧缩，目前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也较缺钱，你如何评价这种状况？
王松奇：金融危机之后，4万亿元刺激计划的最大受益者是地方政府，在外需萎缩和外需相关产业、企业已不能提供足够需求的情况下，刺激性货币资金的支持重点自然而然地要转向地方政府的几千个融资平台公司。这些公司主要为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服务，而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的基础设施投资欠账又使货币投向这公司既符合短期政策逻辑，又符合长期发展逻辑。
但问题在于这几千家融资平台公司良莠不齐，个别还明显存在假项目、项目资金挪用及有些项目投资已远超出地方政府承载能力的情况。因此，在危机过后的2010年中央定下的清理方针无疑是正确的。但在执行中，却出现了明显的一刀切现象，即这些公司无论其现状如何、现金流是否健康都一概停贷，这种硬着陆式调控实际上是将盆子里的孩子和脏水一起泼了出去。
这些公司的贷款大都为长期贷款，所支持的项目也只有在保证资金不断裂情况下才能取得预期收益，如果突然出现资金链条中断，使原本一些好项目成为半拉子工程，既影响地方经济发展，也会使商业银行自身形成新的不良资产。
从2009年的强力刺激到2010年的强制刹车，这反映了中国的经济本质上仍旧是命令经济，而命令经济的致命弊端就是常常违背经济规律，这已在改革开放及以后近30年的发展实践中得到证明。
人民币应该大幅升值
《中国经营报》：能不能在中国现阶段找到一种兼顾中国短中长期问题解决的有效调节办法呢？
王松奇：我认为，目前中国的宏观管理者们可以解放思想，大胆启用汇率工具。我从2004年以来一直呼吁，人民币要与美元脱钩、要重视汇率工具的运用，让汇率成为调结构的有力工具。
现今世界上不仅美、欧、日认为人民币币值低估，就是新兴市场国家也大都持此看法，所以将经济问题政治化完全没有必要。没有谁想通过压迫人民币升值来搞垮中国，世界上也没有哪个国家有此能耐。相反，人民币一旦大幅升值，从目前的国际国内形势说，对中国肯定会利大于弊。
首先，国际收支失衡状况会迅速得到矫正，一旦升值幅度足够且宣布几年之内币值不动，国际热钱的流入就会自动停止。双顺差终结的最大好处之一是中央银行再不用这么累地去建这个“池子”那个“池子”了。
其次，我国的进口成本会大幅下降，中国的对外贸易条件会明显改善，一个单位的出口商品会在国际市场换来更多的东西。再次，能在控制通胀预期上发挥积极作用，大量商品包括生活用品相对变得更便宜会提高中国工资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水平。
同时，大幅提升人民币汇率可以消除中国金融怪圈和经济怪圈。可以认为，只要人民币汇率提升到一定程度，国际收支双顺差局面会立即改观，金融怪圈会消解于无形。同时，也能够促进消解由地方政府和企业投资形成的产能过剩怪圈。原因在于对那些在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有瑕疵的投资项目，由于人民币大幅升值导致同类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更便宜，因而很难再被地方政府接纳。最后，人民币大幅升值对出口企业会产生震撼冲击，那些生产低附加值产品的企业会自动进行升级性结构调整，转向生产出口高附加值产品。这样的行为普遍化后，中国的转变发展方式就不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了。
所以，中国目前无论从短中长期哪个角度都应考虑对现在的宏观调控方式进行改善，改善的重点是将汇率当成控制通胀和结构调整的政策工具。
更多>>农业名次名称最新涨幅1新疆天业13.300.91%2敦煌种业25.43-0.24%3北大荒14.11-0.42%4顺鑫农业18.38-0.76%5丰乐种业16.79-0.83%
名次名称最新跌幅1*ST大地12.78-2.89%2登海种业22.90-2.80%3新赛股份12.85-2.50%4ST香梨12.66-2.16%5海南橡胶11.28-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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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ifeng.com/news/20110522/4053385.shtml
王松奇 男 1952年3月出生 吉林省前郭县人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党委书记兼副所长，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北京市创业投资协会理事长，1990年起任第四届中国金融学会理事全国中青年金融研究会会长，现任第六届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银行家》杂志主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学历：
分别于1982年、1985年、1988年在吉林财贸学院、天津财经学院、中国人民大学获经济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
工作经历：
1968年－1970年 吉林省前郭县创业公社 下乡知青
1970年－1972年 吉林省前郭县木器厂 木工
1972年－197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军北海舰队服兵役 潜水员
1977年－1978年 吉林省前郭县木材公司工作 政工
1978年10月－1982年7月 吉林财贸学院金融系 本科生
1982年9月－1985年7月 天津财经学院金融系 硕士生
1985年9月－1988年7月 中国人民大学财经系 博士生
1988年8月－1995年12月 中国人民大学财经系 金融教研室主任
1996年1月至今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金融研究中心 研究员
研究领域：
近年来，主要研究宏观经济货币政策、金融改革、银行不良资产、创业投资研究以及加入WTO对中国金融业的影响等问题,主持参与了多个重点课题的研究。
1998年7月，负责主持国家软科学研究项目“建立中国风险投资体系实施方案研究”，课题研究成果《中国创业投资体系研究》（刊于《财贸经济》1999年1－2期）为若干文件采纳，这些文件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关于建立我国科技创业投资机制的报告》（社会称“中央七部委文件” ）。主笔的《金融学》获2001年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教育科研一等奖。
http://ifb.cass.cn/show_news.asp?id=29129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党委书记兼副所长，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北京市创业投资协会理事长，1990年起任第四届中国金融学会理事全国中青年金融研究会会长，现任第六届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银行家》杂志主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学历：
分别于1982年、1985年、1988年在吉林财贸学院、天津财经学院、中国人民大学获经济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
工作经历：
1968年－1970年 吉林省前郭县创业公社 下乡知青
1970年－1972年 吉林省前郭县木器厂 木工
1972年－197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军北海舰队服兵役 潜水员
1977年－1978年 吉林省前郭县木材公司工作 政工
1978年10月－1982年7月 吉林财贸学院金融系 本科生
1982年9月－1985年7月 天津财经学院金融系 硕士生
1985年9月－1988年7月 中国人民大学财经系 博士生
1988年8月－1995年12月 中国人民大学财经系 金融教研室主任
1996年1月至今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金融研究中心 研究员
研究领域：
近年来，主要研究宏观经济货币政策、金融改革、银行不良资产、创业投资研究以及加入WTO对中国金融业的影响等问题,主持参与了多个重点课题的研究。
1998年7月，负责主持国家软科学研究项目“建立中国风险投资体系实施方案研究”，课题研究成果《中国创业投资体系研究》（刊于《财贸经济》1999年1－2期）为若干文件采纳，这些文件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关于建立我国科技创业投资机制的报告》（社会称“中央七部委文件” ）。主笔的《金融学》获2001年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教育科研一等奖。
http://ifb.cass.cn/show_news.asp?id=29129
这样好啊，可以把哪些制造业驱逐出去，砸门搞高端的金融业。
人民币应该大幅升值
幅度多少不是问题。重要的问题是升值速率的多少。
幅度多少不是问题。重要的问题是升值速率的多少。
{:qiliang:}考虑的长三角、珠三角的工厂，过快升值对他们是毁灭性的打击
何况人民币升值，对欧美消费市场也是打击，成品增加了，短期内有那个国家或地区能替代中国呢
何况人民币升值，对欧美消费市场也是打击，成品增加了，短期内有那个国家或地区能替代中国呢
现在不但是发达国家而且新兴国家也认为人民币低估，国际贸易是双向的，不是你中国说没低估就可以解决问题的。
不太懂这个，就是感觉升值对出口影响比较大。
不懂咱们就不评论
人民币缓慢稳定升值对中国有利。
纯个人观点：2011年到2020年人民币兑美元从6.5升到5就可以了。
纯个人观点：2011年到2020年人民币兑美元从6.5升到5就可以了。
技术流？哎，这真不好说。
说个自己的实例吧，老婆看到别人炒股票赚了点钱，老嚷着要买点，终于没办法了。俺比较胆小，恶补了点基础知识，然后通宵研究一些别人推荐的个股的基本面，出手买都是破净的，应该比较保险吧？
谁知道，还是亏不少，呵呵。
说个自己的实例吧，老婆看到别人炒股票赚了点钱，老嚷着要买点，终于没办法了。俺比较胆小，恶补了点基础知识，然后通宵研究一些别人推荐的个股的基本面，出手买都是破净的，应该比较保险吧？
谁知道，还是亏不少，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