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孕妈妈 所有失去的都将加倍补偿

他们知道自己对现在孩子的爱近乎神经质。但是，无法遏制。
    对这个孩子，妈妈的感情都很复杂。刚开始都想要一个和失去的一模一样的，孩子出生了也以为是哥哥(姐姐)回来了，可是随着孩子逐渐长大，才发现脾气一点都不一样。
    5月8日，一直到晚上10点钟，有记者打电话过来，刘小玲才记起当天是母亲节。
    一切都遵循着往常的轨迹。早上8点就挨家挨户去送报纸，一直到下午2点，700份报纸才送完，下班就赶紧回家带儿子，忙到晚上快11点，1岁8个月的儿子建鸿还闹着不肯睡觉，丈夫老向又喝了酒，心情不好，一直在唠叨旧事，弄得她更加心烦意乱。
    3年前，在母亲节后的第四天，都江堰新建小学四年级2班的向鑫和27名同班同学，一起被掩埋在废墟里。刘小玲从此成为都江堰809个丧子母亲中的一位。而在整个汶川地震中，这个数字接近4000。
    地震前，老向曾多次想让儿子向鑫转学到离家近的另外一所小学读书，刘小玲却因担心儿子转学不适应迟迟没有动作，直到儿子永埋废墟。这件事成为老向和刘小玲心目中永远不能过去的一个坎“他喝了酒就天天埋怨我害死了儿子，我也永远不能原谅自己。”
    据统计，仅2009年，震后第一年就有1/3的妈妈再孕或者再育。2010年，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一半多。之所以选择这么快生下新的孩子，并不是因为遗忘，而是因为现实的压力。年龄不饶人，这些妈妈绝大多数都已超过35岁，如果再不怀孕，意味着以后的几率会越来越低。
    新生的狂喜与养育的愁
    2009年9月9日，当护士把新生儿抱到刘小玲面前的时候，刘小玲看着孩子粉嫩的似曾相识的小脸，流下了眼泪，在那一刹那，她和老向都有了一个强烈的感觉“向鑫回来了。”
    然而短暂的狂喜逐渐被现实的压力所代替。孩子生下来后没有母乳吃，每6天就要消耗一罐奶粉，每个月光吃奶粉就要1000多元，而此时的老向和刘小玲在震后一年多的日子已经没有一分钱收入了。
    怎么养活这个刚刚落地的婴儿成为当务之急。小儿子建鸿半岁，刘小玲就重新上班送报纸了，平时就由46岁的老向担起了奶爸任务。即便如此，刘小玲每个月的八九百元工资还不够小儿子的奶粉钱。
    刘小玲，正是都江堰这些丧子母亲再孕后生活的缩影。地震带走了他们的孩子和幸福，也几乎摧毁了他们的家庭经济。
    震后第一个试管婴儿再孕妈妈马军因地震留下后遗症而身体不好，夫妻双方都留在家里带孩子，家庭收入为零。
    向鑫去世后，政府补偿给每个孩子8万元。自从建鸿出生后，8万元已经花得七七八八。“现在就是哥哥的钱，在养弟弟。”刘小玲无奈地说。据了解，这样的家庭不在少数。也有妈妈执拗地不肯花这8万元。马军就是其中之一。分了安居房，需要简单装修才能入住，马军甚至四处借了两万多元，也不愿意动大儿子的一分钱。“如果用了，感觉就是在用哥哥的命。”
    对这批孩子的入托入园和入学，目前政府还没有出台任何特殊补助措施。就像许多遭遇地震的家庭那样，他们在现实的夹缝中跋涉向前。
    近乎神经质的爱无法遏制
    2011年春节到来前，丧子的妈妈们被分散到了都江堰的各个小区里，或者通过抽签住进了刚建好的安居房，或者住进政府提供的廉租房。
    在新邻居眼中，这些明显年龄偏大的妈妈更像是普通的二胎妈妈，妈妈们也尘封了自己的过去，不会随意向人提起那个失去的孩子。
    “你们家老大呢？”经常有不知情的邻居这么问。“到成都上学去了。”马军这么回答。与怜悯相比，她们更需要对方平静的目光。与刘小玲相比，马军的小儿子牛牛更加得来不易。自然怀孕未果，2009年，马军接受试管婴儿技术，才成功怀上了牛牛，成为震后第一个试管婴儿再孕妈妈。
    然而，她们跟其他妈妈是不一样的。一个再育妈妈告诉南都记者，小区里的年轻妈妈都是喜欢凑在一起聊天，让自己的孩子在一边自由玩耍，而她们，却对孩子亦步亦趋：“哪怕是不小心摔倒撞到头，都会紧张半天。”马军在地震中伤了腰椎，走路都会隐痛，一岁多的牛牛喜欢在小区里四处奔跑，马军就在后面不停地追，满头大汗。
    几乎所有的妈妈都提到，以前的孩子都是老人帮着带的，而现在她们更希望陪在孩子身边，对孩子的哺育和教育都倾注了更多的心血。(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所有错过的，所有失去的，都想在这个孩子身上去加倍补偿，虽然知道这个永远代替不了过去的那一个。但是几乎所有妈妈，经常还是下意识地，会把孩子的名字叫成哥哥(姐姐)的名字。(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赵小青这样描述自己患得患失的心情：女儿不小心摔倒，她会害怕摔到脑壳留下后遗症，有个头疼脑热，她会联系到某种可怕的疾病。甚至前几天带女儿去市场买菜，无意中发现女儿在咀嚼着什么东西，她以为女儿吃下了什么不该吃的东西，立刻发狂似的尖声大叫，让女儿马上吐出来。女儿被她吓哭了，把嘴巴里的东西吐出来，原来是一边的摊贩奶奶好心给了她一截莴笋头吃。
    刘小玲的丈夫老向则比刘小玲更加紧张孩子，前几天孩子发烧到40℃，医生说要输液治疗，老向担心1岁8个月的儿子输液会出意外事故，拒不执行医生的治疗意见，竟和医生吵了一架。
    他们知道自己的爱近乎神经质。但是，无法遏制。
    对这个孩子，妈妈的感情都很复杂。刚开始都想要一个和失去的一模一样的，孩子出生了也以为是哥哥(姐姐)回来了，可是随着孩子逐渐长大，才发现脾气一点都不一样。
    或许，拿活着的去与逝去者比较，结果只能是输。这是妈妈们不得不承认的不公平。活着的或许能一部分代替死去的，却终究不能弥补逝者留下的巨大哀伤和空白。
    高龄妈妈们的漫漫求子路
    生了的，在愁养育问题，没生的，则加倍渴望新生命的到来。
    2009年和2010年两年，叶红梅感觉自己一直在路上。2009年8月，当时已经41岁的她感觉自己等不起了，踏上了去成都做试管婴儿的道路。
    考虑到这些再孕有困难的家庭的情况，根据有关规定，她们可以在华西医院或九妇院等四家医院免费做两次试管婴儿辅助生育。
    第一次去都江堰医疗中心妇产科做试管婴儿之前的检查，王慧兰医生发现那天叶红梅正值排卵期，正是理想的受孕时间：“卵子发育刚刚好。”王慧兰惊喜地叫起来，让叶红梅马上和老公打出租车回家：“先用苏打水坐浴，然后马上同床。”叶红梅说，两个人马上就慌忙回家造人，由于过分紧张，整个过程就像一场尴尬的闹剧。(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如此折腾，结果还是失望。最后，只能转战成都九妇院，做试管婴儿，但还是失败了。最后一次，在得到确切的消息后，叶红梅和同去的另外一个妈妈刘江琴抱头痛哭。她还亲眼看到一个妈妈在两次试管婴儿失败后，把别人送来的旧婴儿车砸了个稀烂。
    叶红梅用了几个月才能消化这个结果，慢慢地，她开始接受抱养一个孩子的想法。一些亲戚甚至开始帮她积极联系，看看有没有孩子需要领养。
    2010年10月初，她发现月经超期了，抱有一线希望，她去药店买了一张验孕试纸，住在板房里，没有合适的容器盛测试尿液，她找到了老公废弃的一个破酒杯。没想到，试纸刷地一下变成了两条杠。“第一个反应就是是不是因为我用了酒杯测试的，里面残留的酒精让试纸起了化学反应。”去医院检查后，医生确定叶红梅已孕的消息让叶红梅笑了又哭，哭了又笑。孩子，就以这样近乎奇迹的方式来到了她的生活里，哗地一下，把她未来的日子重新点燃了。
    漫漫求子路上，叶红梅已经快游到岸边，她的好朋友刘江琴依然在路上。
    刘江琴2009年取过一次卵子，并在当年和2010年各自植入过一次，两次都失败了。后来因为有子宫肌瘤，刘江琴于去年7月做了手术，医生说手术后一年才能再次做试管，所以她正在一边吃中药调理身体，一边焦灼地等待着一年期满。
    基本上，这次机会也是41岁的她最后的受孕机会了。一天天流逝的时光，日益衰退的身体，意味着再次成为妈妈的希望正一天天变得更加渺茫。
    与叶红梅不同的是，刘江琴并不想抱养孩子。“如果这次再失败，我也不要孩子了。”她说，接受不了抱养的孩子，她担心自己没有办法投入感情，因为在他(她)身上找不到儿子汪昊夫的影子。“这样，对这个孩子来说，也是不公平的。”
    无子母亲：最需要帮助的一群
    与仍然在努力的妈妈们相比，还有一群是灾区心理援助者刘猛需要定期去查访的妈妈，她们已经基本确定不会再生育，事实上，不停有妈妈再育的消息刺痛她们的神经，慢慢地，她们与其他人联系越来越少。
    这是刘猛认定的最危险的一群。随着时间的流逝，再孕的愈发不可能性，表示她们将来不得不逐渐适应无子母亲的角色。“无子母亲”这个名词是刘猛发明的。这是个奇怪的名词，但似乎没有更合适的标签来代表这个特殊的群体。怎样让她们能够适应这个角色？刘猛认为，让她们用从事公益事业来转移自己的情感可能会更好。所以他注册了“一天公益”这个公益组织，试图让这些妈妈们加入进来，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

http://gcontent.oeeee.com/e/92/e ... log/f56/e07be6.html他们知道自己对现在孩子的爱近乎神经质。但是，无法遏制。
    对这个孩子，妈妈的感情都很复杂。刚开始都想要一个和失去的一模一样的，孩子出生了也以为是哥哥(姐姐)回来了，可是随着孩子逐渐长大，才发现脾气一点都不一样。
    5月8日，一直到晚上10点钟，有记者打电话过来，刘小玲才记起当天是母亲节。
    一切都遵循着往常的轨迹。早上8点就挨家挨户去送报纸，一直到下午2点，700份报纸才送完，下班就赶紧回家带儿子，忙到晚上快11点，1岁8个月的儿子建鸿还闹着不肯睡觉，丈夫老向又喝了酒，心情不好，一直在唠叨旧事，弄得她更加心烦意乱。
    3年前，在母亲节后的第四天，都江堰新建小学四年级2班的向鑫和27名同班同学，一起被掩埋在废墟里。刘小玲从此成为都江堰809个丧子母亲中的一位。而在整个汶川地震中，这个数字接近4000。
    地震前，老向曾多次想让儿子向鑫转学到离家近的另外一所小学读书，刘小玲却因担心儿子转学不适应迟迟没有动作，直到儿子永埋废墟。这件事成为老向和刘小玲心目中永远不能过去的一个坎“他喝了酒就天天埋怨我害死了儿子，我也永远不能原谅自己。”
    据统计，仅2009年，震后第一年就有1/3的妈妈再孕或者再育。2010年，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一半多。之所以选择这么快生下新的孩子，并不是因为遗忘，而是因为现实的压力。年龄不饶人，这些妈妈绝大多数都已超过35岁，如果再不怀孕，意味着以后的几率会越来越低。
    新生的狂喜与养育的愁
    2009年9月9日，当护士把新生儿抱到刘小玲面前的时候，刘小玲看着孩子粉嫩的似曾相识的小脸，流下了眼泪，在那一刹那，她和老向都有了一个强烈的感觉“向鑫回来了。”
    然而短暂的狂喜逐渐被现实的压力所代替。孩子生下来后没有母乳吃，每6天就要消耗一罐奶粉，每个月光吃奶粉就要1000多元，而此时的老向和刘小玲在震后一年多的日子已经没有一分钱收入了。
    怎么养活这个刚刚落地的婴儿成为当务之急。小儿子建鸿半岁，刘小玲就重新上班送报纸了，平时就由46岁的老向担起了奶爸任务。即便如此，刘小玲每个月的八九百元工资还不够小儿子的奶粉钱。
    刘小玲，正是都江堰这些丧子母亲再孕后生活的缩影。地震带走了他们的孩子和幸福，也几乎摧毁了他们的家庭经济。
    震后第一个试管婴儿再孕妈妈马军因地震留下后遗症而身体不好，夫妻双方都留在家里带孩子，家庭收入为零。
    向鑫去世后，政府补偿给每个孩子8万元。自从建鸿出生后，8万元已经花得七七八八。“现在就是哥哥的钱，在养弟弟。”刘小玲无奈地说。据了解，这样的家庭不在少数。也有妈妈执拗地不肯花这8万元。马军就是其中之一。分了安居房，需要简单装修才能入住，马军甚至四处借了两万多元，也不愿意动大儿子的一分钱。“如果用了，感觉就是在用哥哥的命。”
    对这批孩子的入托入园和入学，目前政府还没有出台任何特殊补助措施。就像许多遭遇地震的家庭那样，他们在现实的夹缝中跋涉向前。
    近乎神经质的爱无法遏制
    2011年春节到来前，丧子的妈妈们被分散到了都江堰的各个小区里，或者通过抽签住进了刚建好的安居房，或者住进政府提供的廉租房。
    在新邻居眼中，这些明显年龄偏大的妈妈更像是普通的二胎妈妈，妈妈们也尘封了自己的过去，不会随意向人提起那个失去的孩子。
    “你们家老大呢？”经常有不知情的邻居这么问。“到成都上学去了。”马军这么回答。与怜悯相比，她们更需要对方平静的目光。与刘小玲相比，马军的小儿子牛牛更加得来不易。自然怀孕未果，2009年，马军接受试管婴儿技术，才成功怀上了牛牛，成为震后第一个试管婴儿再孕妈妈。
    然而，她们跟其他妈妈是不一样的。一个再育妈妈告诉南都记者，小区里的年轻妈妈都是喜欢凑在一起聊天，让自己的孩子在一边自由玩耍，而她们，却对孩子亦步亦趋：“哪怕是不小心摔倒撞到头，都会紧张半天。”马军在地震中伤了腰椎，走路都会隐痛，一岁多的牛牛喜欢在小区里四处奔跑，马军就在后面不停地追，满头大汗。
    几乎所有的妈妈都提到，以前的孩子都是老人帮着带的，而现在她们更希望陪在孩子身边，对孩子的哺育和教育都倾注了更多的心血。(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所有错过的，所有失去的，都想在这个孩子身上去加倍补偿，虽然知道这个永远代替不了过去的那一个。但是几乎所有妈妈，经常还是下意识地，会把孩子的名字叫成哥哥(姐姐)的名字。(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赵小青这样描述自己患得患失的心情：女儿不小心摔倒，她会害怕摔到脑壳留下后遗症，有个头疼脑热，她会联系到某种可怕的疾病。甚至前几天带女儿去市场买菜，无意中发现女儿在咀嚼着什么东西，她以为女儿吃下了什么不该吃的东西，立刻发狂似的尖声大叫，让女儿马上吐出来。女儿被她吓哭了，把嘴巴里的东西吐出来，原来是一边的摊贩奶奶好心给了她一截莴笋头吃。
    刘小玲的丈夫老向则比刘小玲更加紧张孩子，前几天孩子发烧到40℃，医生说要输液治疗，老向担心1岁8个月的儿子输液会出意外事故，拒不执行医生的治疗意见，竟和医生吵了一架。
    他们知道自己的爱近乎神经质。但是，无法遏制。
    对这个孩子，妈妈的感情都很复杂。刚开始都想要一个和失去的一模一样的，孩子出生了也以为是哥哥(姐姐)回来了，可是随着孩子逐渐长大，才发现脾气一点都不一样。
    或许，拿活着的去与逝去者比较，结果只能是输。这是妈妈们不得不承认的不公平。活着的或许能一部分代替死去的，却终究不能弥补逝者留下的巨大哀伤和空白。
    高龄妈妈们的漫漫求子路
    生了的，在愁养育问题，没生的，则加倍渴望新生命的到来。
    2009年和2010年两年，叶红梅感觉自己一直在路上。2009年8月，当时已经41岁的她感觉自己等不起了，踏上了去成都做试管婴儿的道路。
    考虑到这些再孕有困难的家庭的情况，根据有关规定，她们可以在华西医院或九妇院等四家医院免费做两次试管婴儿辅助生育。
    第一次去都江堰医疗中心妇产科做试管婴儿之前的检查，王慧兰医生发现那天叶红梅正值排卵期，正是理想的受孕时间：“卵子发育刚刚好。”王慧兰惊喜地叫起来，让叶红梅马上和老公打出租车回家：“先用苏打水坐浴，然后马上同床。”叶红梅说，两个人马上就慌忙回家造人，由于过分紧张，整个过程就像一场尴尬的闹剧。(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如此折腾，结果还是失望。最后，只能转战成都九妇院，做试管婴儿，但还是失败了。最后一次，在得到确切的消息后，叶红梅和同去的另外一个妈妈刘江琴抱头痛哭。她还亲眼看到一个妈妈在两次试管婴儿失败后，把别人送来的旧婴儿车砸了个稀烂。
    叶红梅用了几个月才能消化这个结果，慢慢地，她开始接受抱养一个孩子的想法。一些亲戚甚至开始帮她积极联系，看看有没有孩子需要领养。
    2010年10月初，她发现月经超期了，抱有一线希望，她去药店买了一张验孕试纸，住在板房里，没有合适的容器盛测试尿液，她找到了老公废弃的一个破酒杯。没想到，试纸刷地一下变成了两条杠。“第一个反应就是是不是因为我用了酒杯测试的，里面残留的酒精让试纸起了化学反应。”去医院检查后，医生确定叶红梅已孕的消息让叶红梅笑了又哭，哭了又笑。孩子，就以这样近乎奇迹的方式来到了她的生活里，哗地一下，把她未来的日子重新点燃了。
    漫漫求子路上，叶红梅已经快游到岸边，她的好朋友刘江琴依然在路上。
    刘江琴2009年取过一次卵子，并在当年和2010年各自植入过一次，两次都失败了。后来因为有子宫肌瘤，刘江琴于去年7月做了手术，医生说手术后一年才能再次做试管，所以她正在一边吃中药调理身体，一边焦灼地等待着一年期满。
    基本上，这次机会也是41岁的她最后的受孕机会了。一天天流逝的时光，日益衰退的身体，意味着再次成为妈妈的希望正一天天变得更加渺茫。
    与叶红梅不同的是，刘江琴并不想抱养孩子。“如果这次再失败，我也不要孩子了。”她说，接受不了抱养的孩子，她担心自己没有办法投入感情，因为在他(她)身上找不到儿子汪昊夫的影子。“这样，对这个孩子来说，也是不公平的。”
    无子母亲：最需要帮助的一群
    与仍然在努力的妈妈们相比，还有一群是灾区心理援助者刘猛需要定期去查访的妈妈，她们已经基本确定不会再生育，事实上，不停有妈妈再育的消息刺痛她们的神经，慢慢地，她们与其他人联系越来越少。
    这是刘猛认定的最危险的一群。随着时间的流逝，再孕的愈发不可能性，表示她们将来不得不逐渐适应无子母亲的角色。“无子母亲”这个名词是刘猛发明的。这是个奇怪的名词，但似乎没有更合适的标签来代表这个特殊的群体。怎样让她们能够适应这个角色？刘猛认为，让她们用从事公益事业来转移自己的情感可能会更好。所以他注册了“一天公益”这个公益组织，试图让这些妈妈们加入进来，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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