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因逐利而堕落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0 05:54:04
<P>
<P>
公共知识分子与公共利益
从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开始，中国社会逐渐发生了一种结构性的全面转型。严格说来，这种转型其实应当说始于清末民初，但百年间的政治割据、社会分裂和战争、锁国、专制等等，使得“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步履不仅显得分外沉重，而且还时时发生逆转。百余年前的转型迟至百余年后，仍未实现其基本目标。换个角度说，正因为百年来中国社会转型发展的迟滞，使得转型过程中的一些基本矛盾和冲突还没有足够的机会得以爆发。因此，最近二十年间重新启动的转型，在某种程度上便是前溯百年历史进程的一种逻辑化结果，它必须承载转型过程中所必然会爆发的矛盾、冲突及其引发的社会阵痛乃至危机。再往大里说，中国千百年来所形成的社会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必须依靠我们的当代智慧予以解决，或加以缓解。这其实也就是我们当代所面临的一种最大的“公共利益”问题。
大凡处于转型过程中的社会，都会面对这样两种基本问题。一是原先的社会价值系统(包括其中的核心信仰)瓦解了、崩溃了，但新的价值观又并未在全社会普遍而牢固地建立起来，故此，社会状态趋于因失范无序而导致的混乱。二是社会利益面临重新分配，竞争因此日趋激烈甚至残酷，特别是由于缺乏足够的法律和道德约束，功利性的或不择手段的竞争，往往置社会整体利益于不顾，演化成对社会利益的疯狂掠夺，这必然导致社会矛盾的危机化。此时此刻，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道德正义为使命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就成了社会公共空间中的中流砥柱。―――但是，问题随之产生，中国的现实中有没有以公共利益为价值信仰的公共知识分子呢？
市侩的公共知识分子
在公共媒体平台上的姿态―――选择性的亮相或沉默，使人不能不对当代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德操和信仰产生怀疑。
举几个远近不一的学术文化界的例子来说明。在持续多年的“余秋雨现象”论争中，虽然论争的意义已完全超出了余秋雨个人的范畴，而具有了关于知识分子人格和对(“文革”)历史的当代思考含义，但我们至今并未看到几个自诩或被视为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言论，他们有意回避了这个牵涉具体个人的公共话题。然而，前不久，当有人似乎是在“文革”的话题中“冒犯”了巴金，立即群情大愤，众口围剿。我无意判断这一个案是非，但这种现象却不能不使我想到选择沉默或发言的背后动机―――余秋雨毕竟还是一个有着明显文化和社会权利的人(俗谓之强势人物)，而且，余氏的影响和地位正与许多“圈内人”的利益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勾连，但冒犯巴金的人则是一个带有“文革”污点、现今又无多少话语权特别是没有任何利益影响力和支配权的弱势人物，于是，人们正可毫无顾虑地用他来祭刀。孤立地看，我这是诛心之论，但把几件事联系起来看，我想是很足以令人怀疑所谓“正义之士”的内心真诚性。
还有一件近事同样如此，那就是北大招博风波。事件本身的曲折不予置评，我想提及的是，正如有人已经公开质疑的，在这样一个已经明显属于关涉制度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问题上，鲜见有哪几个“公共知识分子”对此展开讨论或表明自己的立场。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们都到哪里去了？这种现象同样不能不使人怀疑“沉默”的隐衷：是否有利益共同体的原因而使那些公共知识分子封了口？
那么，中国现今的公共知识分子们最踊跃发言的是哪类话题呢？很明白，如“9・11”，如伊拉克战争……对此，网上签名发表宣言，搞得不亦乐乎。确实，这也是巨大的公共利益话题。但是，也正因为有了这种对比，我愈发怀疑中国当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对于公共利益关怀的真正动机和信仰。为什么个人利益一旦与公共利益发生了直接的利害关系就导致了“公共知识分子”的不同说话姿态呢？沉默可以回避尴尬甚至敌对，开口则必须显示崇高、正义和道德。每个人固然都有选择权，但如果是基于个人利益的选择，那就不必再为自己贴上维护“公共利益”的伪善标签，因为充其量这不过是市侩所擅长的机会主义和功利主义。
中国其实到目前为止还并不具备形成一种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的条件。只要转型社会中的两个基本问题没有得到相对圆满的解决，对公共利益的关心就可能只会是选择性的。这两个基本问题就是上述的：新的价值观的牢固确立和社会利益制度化重新分配的基本完成。特别是在权利问题没有得到基本解决以前的社会结构中，期盼出现一个完全以公共利益为价值轴心或取向的自觉而成熟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我想是不现实的。现实中的每个人，说到底，其言行最根本的必须受制于他的个人利益动机。极端点说，个人利益其实是最真实的“第一推动力”。否则，我们只能抛下肉体而专注于精神的飞升了。但，这并不可能。
不过，话还是应当再说回来。虽然我对中国当下的“公共知识分子”表现出悲观，但并无碍于仍然要对公共知识分子精神的提倡和强调。特别是在公共领域，有时也可以并不追究“公共言论”的背后动机，只要符合基本的公共利益，那么哪怕是出自市侩知识分子之口，也不必漠视其社会价值。但是，当你要确认某个公共知识分子的真实社会身份时，动机必须得到追究―――因为这也牵涉到我们对社会真相和公共利益的准确判断。
批评家和文学批评因逐利而堕落
最后还要对笔者专业的文学批评说几句话。无论怎么说，文学批评关乎社会公共利益而并非仅是批评家个人的行为。文学批评含有批评家个人对于最根本的文学利益的思考。在这里，所谓文学利益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公共利益。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和困难程度又正表现在此。作为具体的、特定的文学(利益)现象，它实际上早已被具体的、特定的利益代表(集团)所染指；在我们的文学生活中，除了抽象的公共文学利益，任何具体、特定的文学(利益)现象事实上将由各方利益代表(集团)所分割、支配和占有。这种利益归属的竞争不能不影响甚至支配(批评家个人的)文学批评。特别常见的是，在文学的利益共同体内部，作为公共利益的文学现象，往往会沦为各方利益分配的筹码。文学批评必须为其自身利益说话，同时又能充分兼顾或保证共同体其他各方利益的满足。违反这种约定俗成的“行规”或“潜规则”的批评家，大多会被视为“另类”―――另类，也同样必有其利益追逐之所在，或许只是手段或方式不同而已。好像也很难完全否认视文学为公共利益的文学批评和批评家的存在，但在文学利益共同体内部，比如说，期待一个批评家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我想是有点近乎痴人说梦的。只有当批评家(文学批评)的利益由作为公共利益的文学而非特定利益的文学现象予以充分保护的前提下，文学批评的公共利益价值信仰才有可能牢固确立。但文学的公共利益并不能提供这种保护，而相反的力量则又过于强大，两者极不对称，所以，批评家和文学批评因逐利而堕落的现象，与前述诸种表现一样，几乎是必然的。也就是说，我对理想的文学批评的精神可以怀有敬意，但对实际的文学批评状态则丝毫不敢表示乐观。否则，就是自欺欺人的虚伪了。
好像我把一切过错和不满都推向、归因于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和社会环境了。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人人都可以做这个时代的推动者和社会的改良者。就看你愿意作出何种牺牲或承担。
</P></P><P>
<P>
公共知识分子与公共利益
从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开始，中国社会逐渐发生了一种结构性的全面转型。严格说来，这种转型其实应当说始于清末民初，但百年间的政治割据、社会分裂和战争、锁国、专制等等，使得“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步履不仅显得分外沉重，而且还时时发生逆转。百余年前的转型迟至百余年后，仍未实现其基本目标。换个角度说，正因为百年来中国社会转型发展的迟滞，使得转型过程中的一些基本矛盾和冲突还没有足够的机会得以爆发。因此，最近二十年间重新启动的转型，在某种程度上便是前溯百年历史进程的一种逻辑化结果，它必须承载转型过程中所必然会爆发的矛盾、冲突及其引发的社会阵痛乃至危机。再往大里说，中国千百年来所形成的社会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必须依靠我们的当代智慧予以解决，或加以缓解。这其实也就是我们当代所面临的一种最大的“公共利益”问题。
大凡处于转型过程中的社会，都会面对这样两种基本问题。一是原先的社会价值系统(包括其中的核心信仰)瓦解了、崩溃了，但新的价值观又并未在全社会普遍而牢固地建立起来，故此，社会状态趋于因失范无序而导致的混乱。二是社会利益面临重新分配，竞争因此日趋激烈甚至残酷，特别是由于缺乏足够的法律和道德约束，功利性的或不择手段的竞争，往往置社会整体利益于不顾，演化成对社会利益的疯狂掠夺，这必然导致社会矛盾的危机化。此时此刻，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道德正义为使命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就成了社会公共空间中的中流砥柱。―――但是，问题随之产生，中国的现实中有没有以公共利益为价值信仰的公共知识分子呢？
市侩的公共知识分子
在公共媒体平台上的姿态―――选择性的亮相或沉默，使人不能不对当代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德操和信仰产生怀疑。
举几个远近不一的学术文化界的例子来说明。在持续多年的“余秋雨现象”论争中，虽然论争的意义已完全超出了余秋雨个人的范畴，而具有了关于知识分子人格和对(“文革”)历史的当代思考含义，但我们至今并未看到几个自诩或被视为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言论，他们有意回避了这个牵涉具体个人的公共话题。然而，前不久，当有人似乎是在“文革”的话题中“冒犯”了巴金，立即群情大愤，众口围剿。我无意判断这一个案是非，但这种现象却不能不使我想到选择沉默或发言的背后动机―――余秋雨毕竟还是一个有着明显文化和社会权利的人(俗谓之强势人物)，而且，余氏的影响和地位正与许多“圈内人”的利益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勾连，但冒犯巴金的人则是一个带有“文革”污点、现今又无多少话语权特别是没有任何利益影响力和支配权的弱势人物，于是，人们正可毫无顾虑地用他来祭刀。孤立地看，我这是诛心之论，但把几件事联系起来看，我想是很足以令人怀疑所谓“正义之士”的内心真诚性。
还有一件近事同样如此，那就是北大招博风波。事件本身的曲折不予置评，我想提及的是，正如有人已经公开质疑的，在这样一个已经明显属于关涉制度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问题上，鲜见有哪几个“公共知识分子”对此展开讨论或表明自己的立场。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们都到哪里去了？这种现象同样不能不使人怀疑“沉默”的隐衷：是否有利益共同体的原因而使那些公共知识分子封了口？
那么，中国现今的公共知识分子们最踊跃发言的是哪类话题呢？很明白，如“9・11”，如伊拉克战争……对此，网上签名发表宣言，搞得不亦乐乎。确实，这也是巨大的公共利益话题。但是，也正因为有了这种对比，我愈发怀疑中国当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对于公共利益关怀的真正动机和信仰。为什么个人利益一旦与公共利益发生了直接的利害关系就导致了“公共知识分子”的不同说话姿态呢？沉默可以回避尴尬甚至敌对，开口则必须显示崇高、正义和道德。每个人固然都有选择权，但如果是基于个人利益的选择，那就不必再为自己贴上维护“公共利益”的伪善标签，因为充其量这不过是市侩所擅长的机会主义和功利主义。
中国其实到目前为止还并不具备形成一种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的条件。只要转型社会中的两个基本问题没有得到相对圆满的解决，对公共利益的关心就可能只会是选择性的。这两个基本问题就是上述的：新的价值观的牢固确立和社会利益制度化重新分配的基本完成。特别是在权利问题没有得到基本解决以前的社会结构中，期盼出现一个完全以公共利益为价值轴心或取向的自觉而成熟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我想是不现实的。现实中的每个人，说到底，其言行最根本的必须受制于他的个人利益动机。极端点说，个人利益其实是最真实的“第一推动力”。否则，我们只能抛下肉体而专注于精神的飞升了。但，这并不可能。
不过，话还是应当再说回来。虽然我对中国当下的“公共知识分子”表现出悲观，但并无碍于仍然要对公共知识分子精神的提倡和强调。特别是在公共领域，有时也可以并不追究“公共言论”的背后动机，只要符合基本的公共利益，那么哪怕是出自市侩知识分子之口，也不必漠视其社会价值。但是，当你要确认某个公共知识分子的真实社会身份时，动机必须得到追究―――因为这也牵涉到我们对社会真相和公共利益的准确判断。
批评家和文学批评因逐利而堕落
最后还要对笔者专业的文学批评说几句话。无论怎么说，文学批评关乎社会公共利益而并非仅是批评家个人的行为。文学批评含有批评家个人对于最根本的文学利益的思考。在这里，所谓文学利益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公共利益。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和困难程度又正表现在此。作为具体的、特定的文学(利益)现象，它实际上早已被具体的、特定的利益代表(集团)所染指；在我们的文学生活中，除了抽象的公共文学利益，任何具体、特定的文学(利益)现象事实上将由各方利益代表(集团)所分割、支配和占有。这种利益归属的竞争不能不影响甚至支配(批评家个人的)文学批评。特别常见的是，在文学的利益共同体内部，作为公共利益的文学现象，往往会沦为各方利益分配的筹码。文学批评必须为其自身利益说话，同时又能充分兼顾或保证共同体其他各方利益的满足。违反这种约定俗成的“行规”或“潜规则”的批评家，大多会被视为“另类”―――另类，也同样必有其利益追逐之所在，或许只是手段或方式不同而已。好像也很难完全否认视文学为公共利益的文学批评和批评家的存在，但在文学利益共同体内部，比如说，期待一个批评家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我想是有点近乎痴人说梦的。只有当批评家(文学批评)的利益由作为公共利益的文学而非特定利益的文学现象予以充分保护的前提下，文学批评的公共利益价值信仰才有可能牢固确立。但文学的公共利益并不能提供这种保护，而相反的力量则又过于强大，两者极不对称，所以，批评家和文学批评因逐利而堕落的现象，与前述诸种表现一样，几乎是必然的。也就是说，我对理想的文学批评的精神可以怀有敬意，但对实际的文学批评状态则丝毫不敢表示乐观。否则，就是自欺欺人的虚伪了。
好像我把一切过错和不满都推向、归因于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和社会环境了。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人人都可以做这个时代的推动者和社会的改良者。就看你愿意作出何种牺牲或承担。
</P></P>
<P>
公共知识分子与公共利益
从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开始，中国社会逐渐发生了一种结构性的全面转型。严格说来，这种转型其实应当说始于清末民初，但百年间的政治割据、社会分裂和战争、锁国、专制等等，使得“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步履不仅显得分外沉重，而且还时时发生逆转。百余年前的转型迟至百余年后，仍未实现其基本目标。换个角度说，正因为百年来中国社会转型发展的迟滞，使得转型过程中的一些基本矛盾和冲突还没有足够的机会得以爆发。因此，最近二十年间重新启动的转型，在某种程度上便是前溯百年历史进程的一种逻辑化结果，它必须承载转型过程中所必然会爆发的矛盾、冲突及其引发的社会阵痛乃至危机。再往大里说，中国千百年来所形成的社会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必须依靠我们的当代智慧予以解决，或加以缓解。这其实也就是我们当代所面临的一种最大的“公共利益”问题。
大凡处于转型过程中的社会，都会面对这样两种基本问题。一是原先的社会价值系统(包括其中的核心信仰)瓦解了、崩溃了，但新的价值观又并未在全社会普遍而牢固地建立起来，故此，社会状态趋于因失范无序而导致的混乱。二是社会利益面临重新分配，竞争因此日趋激烈甚至残酷，特别是由于缺乏足够的法律和道德约束，功利性的或不择手段的竞争，往往置社会整体利益于不顾，演化成对社会利益的疯狂掠夺，这必然导致社会矛盾的危机化。此时此刻，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道德正义为使命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就成了社会公共空间中的中流砥柱。―――但是，问题随之产生，中国的现实中有没有以公共利益为价值信仰的公共知识分子呢？
市侩的公共知识分子
在公共媒体平台上的姿态―――选择性的亮相或沉默，使人不能不对当代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德操和信仰产生怀疑。
举几个远近不一的学术文化界的例子来说明。在持续多年的“余秋雨现象”论争中，虽然论争的意义已完全超出了余秋雨个人的范畴，而具有了关于知识分子人格和对(“文革”)历史的当代思考含义，但我们至今并未看到几个自诩或被视为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言论，他们有意回避了这个牵涉具体个人的公共话题。然而，前不久，当有人似乎是在“文革”的话题中“冒犯”了巴金，立即群情大愤，众口围剿。我无意判断这一个案是非，但这种现象却不能不使我想到选择沉默或发言的背后动机―――余秋雨毕竟还是一个有着明显文化和社会权利的人(俗谓之强势人物)，而且，余氏的影响和地位正与许多“圈内人”的利益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勾连，但冒犯巴金的人则是一个带有“文革”污点、现今又无多少话语权特别是没有任何利益影响力和支配权的弱势人物，于是，人们正可毫无顾虑地用他来祭刀。孤立地看，我这是诛心之论，但把几件事联系起来看，我想是很足以令人怀疑所谓“正义之士”的内心真诚性。
还有一件近事同样如此，那就是北大招博风波。事件本身的曲折不予置评，我想提及的是，正如有人已经公开质疑的，在这样一个已经明显属于关涉制度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问题上，鲜见有哪几个“公共知识分子”对此展开讨论或表明自己的立场。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们都到哪里去了？这种现象同样不能不使人怀疑“沉默”的隐衷：是否有利益共同体的原因而使那些公共知识分子封了口？
那么，中国现今的公共知识分子们最踊跃发言的是哪类话题呢？很明白，如“9・11”，如伊拉克战争……对此，网上签名发表宣言，搞得不亦乐乎。确实，这也是巨大的公共利益话题。但是，也正因为有了这种对比，我愈发怀疑中国当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对于公共利益关怀的真正动机和信仰。为什么个人利益一旦与公共利益发生了直接的利害关系就导致了“公共知识分子”的不同说话姿态呢？沉默可以回避尴尬甚至敌对，开口则必须显示崇高、正义和道德。每个人固然都有选择权，但如果是基于个人利益的选择，那就不必再为自己贴上维护“公共利益”的伪善标签，因为充其量这不过是市侩所擅长的机会主义和功利主义。
中国其实到目前为止还并不具备形成一种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的条件。只要转型社会中的两个基本问题没有得到相对圆满的解决，对公共利益的关心就可能只会是选择性的。这两个基本问题就是上述的：新的价值观的牢固确立和社会利益制度化重新分配的基本完成。特别是在权利问题没有得到基本解决以前的社会结构中，期盼出现一个完全以公共利益为价值轴心或取向的自觉而成熟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我想是不现实的。现实中的每个人，说到底，其言行最根本的必须受制于他的个人利益动机。极端点说，个人利益其实是最真实的“第一推动力”。否则，我们只能抛下肉体而专注于精神的飞升了。但，这并不可能。
不过，话还是应当再说回来。虽然我对中国当下的“公共知识分子”表现出悲观，但并无碍于仍然要对公共知识分子精神的提倡和强调。特别是在公共领域，有时也可以并不追究“公共言论”的背后动机，只要符合基本的公共利益，那么哪怕是出自市侩知识分子之口，也不必漠视其社会价值。但是，当你要确认某个公共知识分子的真实社会身份时，动机必须得到追究―――因为这也牵涉到我们对社会真相和公共利益的准确判断。
批评家和文学批评因逐利而堕落
最后还要对笔者专业的文学批评说几句话。无论怎么说，文学批评关乎社会公共利益而并非仅是批评家个人的行为。文学批评含有批评家个人对于最根本的文学利益的思考。在这里，所谓文学利益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公共利益。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和困难程度又正表现在此。作为具体的、特定的文学(利益)现象，它实际上早已被具体的、特定的利益代表(集团)所染指；在我们的文学生活中，除了抽象的公共文学利益，任何具体、特定的文学(利益)现象事实上将由各方利益代表(集团)所分割、支配和占有。这种利益归属的竞争不能不影响甚至支配(批评家个人的)文学批评。特别常见的是，在文学的利益共同体内部，作为公共利益的文学现象，往往会沦为各方利益分配的筹码。文学批评必须为其自身利益说话，同时又能充分兼顾或保证共同体其他各方利益的满足。违反这种约定俗成的“行规”或“潜规则”的批评家，大多会被视为“另类”―――另类，也同样必有其利益追逐之所在，或许只是手段或方式不同而已。好像也很难完全否认视文学为公共利益的文学批评和批评家的存在，但在文学利益共同体内部，比如说，期待一个批评家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我想是有点近乎痴人说梦的。只有当批评家(文学批评)的利益由作为公共利益的文学而非特定利益的文学现象予以充分保护的前提下，文学批评的公共利益价值信仰才有可能牢固确立。但文学的公共利益并不能提供这种保护，而相反的力量则又过于强大，两者极不对称，所以，批评家和文学批评因逐利而堕落的现象，与前述诸种表现一样，几乎是必然的。也就是说，我对理想的文学批评的精神可以怀有敬意，但对实际的文学批评状态则丝毫不敢表示乐观。否则，就是自欺欺人的虚伪了。
好像我把一切过错和不满都推向、归因于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和社会环境了。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人人都可以做这个时代的推动者和社会的改良者。就看你愿意作出何种牺牲或承担。
</P></P><P>
<P>
公共知识分子与公共利益
从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开始，中国社会逐渐发生了一种结构性的全面转型。严格说来，这种转型其实应当说始于清末民初，但百年间的政治割据、社会分裂和战争、锁国、专制等等，使得“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步履不仅显得分外沉重，而且还时时发生逆转。百余年前的转型迟至百余年后，仍未实现其基本目标。换个角度说，正因为百年来中国社会转型发展的迟滞，使得转型过程中的一些基本矛盾和冲突还没有足够的机会得以爆发。因此，最近二十年间重新启动的转型，在某种程度上便是前溯百年历史进程的一种逻辑化结果，它必须承载转型过程中所必然会爆发的矛盾、冲突及其引发的社会阵痛乃至危机。再往大里说，中国千百年来所形成的社会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必须依靠我们的当代智慧予以解决，或加以缓解。这其实也就是我们当代所面临的一种最大的“公共利益”问题。
大凡处于转型过程中的社会，都会面对这样两种基本问题。一是原先的社会价值系统(包括其中的核心信仰)瓦解了、崩溃了，但新的价值观又并未在全社会普遍而牢固地建立起来，故此，社会状态趋于因失范无序而导致的混乱。二是社会利益面临重新分配，竞争因此日趋激烈甚至残酷，特别是由于缺乏足够的法律和道德约束，功利性的或不择手段的竞争，往往置社会整体利益于不顾，演化成对社会利益的疯狂掠夺，这必然导致社会矛盾的危机化。此时此刻，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道德正义为使命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就成了社会公共空间中的中流砥柱。―――但是，问题随之产生，中国的现实中有没有以公共利益为价值信仰的公共知识分子呢？
市侩的公共知识分子
在公共媒体平台上的姿态―――选择性的亮相或沉默，使人不能不对当代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德操和信仰产生怀疑。
举几个远近不一的学术文化界的例子来说明。在持续多年的“余秋雨现象”论争中，虽然论争的意义已完全超出了余秋雨个人的范畴，而具有了关于知识分子人格和对(“文革”)历史的当代思考含义，但我们至今并未看到几个自诩或被视为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言论，他们有意回避了这个牵涉具体个人的公共话题。然而，前不久，当有人似乎是在“文革”的话题中“冒犯”了巴金，立即群情大愤，众口围剿。我无意判断这一个案是非，但这种现象却不能不使我想到选择沉默或发言的背后动机―――余秋雨毕竟还是一个有着明显文化和社会权利的人(俗谓之强势人物)，而且，余氏的影响和地位正与许多“圈内人”的利益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勾连，但冒犯巴金的人则是一个带有“文革”污点、现今又无多少话语权特别是没有任何利益影响力和支配权的弱势人物，于是，人们正可毫无顾虑地用他来祭刀。孤立地看，我这是诛心之论，但把几件事联系起来看，我想是很足以令人怀疑所谓“正义之士”的内心真诚性。
还有一件近事同样如此，那就是北大招博风波。事件本身的曲折不予置评，我想提及的是，正如有人已经公开质疑的，在这样一个已经明显属于关涉制度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问题上，鲜见有哪几个“公共知识分子”对此展开讨论或表明自己的立场。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们都到哪里去了？这种现象同样不能不使人怀疑“沉默”的隐衷：是否有利益共同体的原因而使那些公共知识分子封了口？
那么，中国现今的公共知识分子们最踊跃发言的是哪类话题呢？很明白，如“9・11”，如伊拉克战争……对此，网上签名发表宣言，搞得不亦乐乎。确实，这也是巨大的公共利益话题。但是，也正因为有了这种对比，我愈发怀疑中国当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对于公共利益关怀的真正动机和信仰。为什么个人利益一旦与公共利益发生了直接的利害关系就导致了“公共知识分子”的不同说话姿态呢？沉默可以回避尴尬甚至敌对，开口则必须显示崇高、正义和道德。每个人固然都有选择权，但如果是基于个人利益的选择，那就不必再为自己贴上维护“公共利益”的伪善标签，因为充其量这不过是市侩所擅长的机会主义和功利主义。
中国其实到目前为止还并不具备形成一种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的条件。只要转型社会中的两个基本问题没有得到相对圆满的解决，对公共利益的关心就可能只会是选择性的。这两个基本问题就是上述的：新的价值观的牢固确立和社会利益制度化重新分配的基本完成。特别是在权利问题没有得到基本解决以前的社会结构中，期盼出现一个完全以公共利益为价值轴心或取向的自觉而成熟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我想是不现实的。现实中的每个人，说到底，其言行最根本的必须受制于他的个人利益动机。极端点说，个人利益其实是最真实的“第一推动力”。否则，我们只能抛下肉体而专注于精神的飞升了。但，这并不可能。
不过，话还是应当再说回来。虽然我对中国当下的“公共知识分子”表现出悲观，但并无碍于仍然要对公共知识分子精神的提倡和强调。特别是在公共领域，有时也可以并不追究“公共言论”的背后动机，只要符合基本的公共利益，那么哪怕是出自市侩知识分子之口，也不必漠视其社会价值。但是，当你要确认某个公共知识分子的真实社会身份时，动机必须得到追究―――因为这也牵涉到我们对社会真相和公共利益的准确判断。
批评家和文学批评因逐利而堕落
最后还要对笔者专业的文学批评说几句话。无论怎么说，文学批评关乎社会公共利益而并非仅是批评家个人的行为。文学批评含有批评家个人对于最根本的文学利益的思考。在这里，所谓文学利益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公共利益。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和困难程度又正表现在此。作为具体的、特定的文学(利益)现象，它实际上早已被具体的、特定的利益代表(集团)所染指；在我们的文学生活中，除了抽象的公共文学利益，任何具体、特定的文学(利益)现象事实上将由各方利益代表(集团)所分割、支配和占有。这种利益归属的竞争不能不影响甚至支配(批评家个人的)文学批评。特别常见的是，在文学的利益共同体内部，作为公共利益的文学现象，往往会沦为各方利益分配的筹码。文学批评必须为其自身利益说话，同时又能充分兼顾或保证共同体其他各方利益的满足。违反这种约定俗成的“行规”或“潜规则”的批评家，大多会被视为“另类”―――另类，也同样必有其利益追逐之所在，或许只是手段或方式不同而已。好像也很难完全否认视文学为公共利益的文学批评和批评家的存在，但在文学利益共同体内部，比如说，期待一个批评家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我想是有点近乎痴人说梦的。只有当批评家(文学批评)的利益由作为公共利益的文学而非特定利益的文学现象予以充分保护的前提下，文学批评的公共利益价值信仰才有可能牢固确立。但文学的公共利益并不能提供这种保护，而相反的力量则又过于强大，两者极不对称，所以，批评家和文学批评因逐利而堕落的现象，与前述诸种表现一样，几乎是必然的。也就是说，我对理想的文学批评的精神可以怀有敬意，但对实际的文学批评状态则丝毫不敢表示乐观。否则，就是自欺欺人的虚伪了。
好像我把一切过错和不满都推向、归因于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和社会环境了。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人人都可以做这个时代的推动者和社会的改良者。就看你愿意作出何种牺牲或承担。
</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