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煦生 进入现代的两种模式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3/29 18:49:24
进入现代的两种模式

从世界文明史角度来看,“现代”出现在十五六世纪的西方。在欧洲,这个“现代”的出现有一些背景,比如说哥伦布的环球航行、航海大发现。比如说欧洲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但在那个时候,欧洲并没有任何一个大一统的中央政府突然有这种觉悟开始考虑应该进入现代了,更没有考虑要通过某种社会动员进行现代化。

倒过来说,西方“现代”的出现是若干世界史大事件的偶然凑合而导致的自然而然的进程,没有任何人想过或者没有一个政府会设置一套总体计划,也不会通过行政手段、政治手段来搞一个大运动。我们要注意这一点,这就是世界史上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化,第一,“现代”在西方出现的过程里并没有任何人为的自觉意识,第二,并没有行政尤其从政府意志层面上的自觉,第三,并没有通过动员的社会手段达到。

在非欧世界,“现代”观念出现得很晚,而现代化运动作为一种普遍的自觉,在20世纪中叶才真正变成一种明晰的概念。非欧世界的现代化运动在19世纪中叶陆陆续续出现,比如在中国、日本这些国家。所以我们在谈论现代问题时,有一个特殊的背景。在中国,作为国家自觉意识的现代化口号是1965年由周恩来在当时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在这之前,中国有过100年的现代化努力,但并没有用政府的方式,这个问题是我们很重要的背景。

为什么这么说?在非欧地区尤其在亚洲地区,比如在日本、中国,这种现代化运动都带有非常强烈的国家意志色彩,并且是通过社会动员的方式来达到的。日本的现代化运动也就是脱亚入欧的过程,也就是明治维新到后来各种各样的救国主义运动;中国是在另外一种形式下,开始了这么一个现代化运动。

中国进入现代的激情,是因为在世界史进程之中突然被拉进去了,被西方炮舰逼迫。

正是因为非欧地区的现代化运动带有强烈的自觉,强烈的国家意志色彩,并且获得社会各个阶层的共识,用社会总动员的方式实现,所以我们不断给“现代”注进这样那样的要素,我们总是很自觉地设计现代生活、现代社会各种各样的结构,即所谓的制度建设。

古今关系的两种模式

如果我们考察了100年的中国历史就会发现,中国进入现代的模式跟欧洲不一样。我们刚才提到了欧洲进入现代的模式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文艺复兴是针对1000年的黑暗中世纪,基督教在获得罗马国教地位之后,基督教在两千年中分裂了两次,第一次是公元14世纪东正教与西方教会的分裂,形成今天东正教跟天主教世界的分立。500年前,欧洲宗教改革若干地区脱离天主教会的统治而形成了众多的新教教派,最有影响的是路德教派,给人印象深刻的是英国清教、国教等,清教的教派究竟有多少,神学家、宗教学家从来没有把握。

如果各位朋友对马克斯·韦伯著作比较熟悉的话,那么我们知道宗教改革导致新教精神崛起,最后导致资本主义的崛起。

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这些大的历史事件都带有一定的断裂性,但文艺复兴是继承性的,也就是说,反对天主教世界,把健康的希腊和健康的罗马继承下来。尽管希腊罗马经典文本是通过阿拉伯世界进入欧洲地区的,应该感谢阿拉伯世界保存下来的经典,但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个继承的过程。

而我们中国进入现代的方式是断裂性的:第一,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开始,今年刚好是100年,这里面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即民族问题:驱除鞑虏。驱除鞑虏必须跟清王朝传统的王朝社会彻底决裂;另一方面,从鸦片战争开始,后发生洋务运动,一直到五四时期,这中间有一个动荡时期即甲午战争,这前后中国的思想界一直在动荡,到五四时期,五四的整个取向是跟传统切割,在切割之中,我们突然有了一些新的文化因素。

奇特的五四

为了定向未来,我们首先要回顾我们的历史。中华文明是各大古老文明中唯一保持连续性的文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乌托邦,都是很浪漫的,对孔子来说,乌托邦是周公时期的社会;对庄子来说,是混沌未开的原始状态;对陶渊明来说,乌托邦是近在身边的好去处,并不是遥远的,不需要艰难跋涉。

中国的乌托邦意识,从时间上来讲是向后的。时间向前这是基督教的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时间是循环的。在五四时期中国人有了一种类似于未来乌托邦的东西。从梁启超的少年中国到新青年,还有最典型的一个是鲁迅,鲁迅坚信未来要比现在美好,在五四时期我们开始有一种未来乌托邦,对传统有了从来没有过的切割。

从孙中山到五四诸贤时,中国人出现了另外一种意识,就是我们可以跟传统进行切割,为了进入现代,必须跟过去做一种彻底的切割,这是很少有的事,我们看其它国家,日本恨不得引进欧洲种。这在中国有过一点曲折的回应,比如,陈独秀提倡“兽性主义”,陈独秀是这样解释的,“兽性之特长谓何,曰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也;曰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也;曰信赖本能,不依他为活也;曰顺性率真,不饰伪自文也。”翻译成今天的意思是奥林匹克精神。

http://view.news.qq.com/a/20110420/000040_1.htm进入现代的两种模式

从世界文明史角度来看,“现代”出现在十五六世纪的西方。在欧洲,这个“现代”的出现有一些背景,比如说哥伦布的环球航行、航海大发现。比如说欧洲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但在那个时候,欧洲并没有任何一个大一统的中央政府突然有这种觉悟开始考虑应该进入现代了,更没有考虑要通过某种社会动员进行现代化。

倒过来说,西方“现代”的出现是若干世界史大事件的偶然凑合而导致的自然而然的进程,没有任何人想过或者没有一个政府会设置一套总体计划,也不会通过行政手段、政治手段来搞一个大运动。我们要注意这一点,这就是世界史上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化,第一,“现代”在西方出现的过程里并没有任何人为的自觉意识,第二,并没有行政尤其从政府意志层面上的自觉,第三,并没有通过动员的社会手段达到。

在非欧世界,“现代”观念出现得很晚,而现代化运动作为一种普遍的自觉,在20世纪中叶才真正变成一种明晰的概念。非欧世界的现代化运动在19世纪中叶陆陆续续出现,比如在中国、日本这些国家。所以我们在谈论现代问题时,有一个特殊的背景。在中国,作为国家自觉意识的现代化口号是1965年由周恩来在当时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在这之前,中国有过100年的现代化努力,但并没有用政府的方式,这个问题是我们很重要的背景。

为什么这么说?在非欧地区尤其在亚洲地区,比如在日本、中国,这种现代化运动都带有非常强烈的国家意志色彩,并且是通过社会动员的方式来达到的。日本的现代化运动也就是脱亚入欧的过程,也就是明治维新到后来各种各样的救国主义运动;中国是在另外一种形式下,开始了这么一个现代化运动。

中国进入现代的激情,是因为在世界史进程之中突然被拉进去了,被西方炮舰逼迫。

正是因为非欧地区的现代化运动带有强烈的自觉,强烈的国家意志色彩,并且获得社会各个阶层的共识,用社会总动员的方式实现,所以我们不断给“现代”注进这样那样的要素,我们总是很自觉地设计现代生活、现代社会各种各样的结构,即所谓的制度建设。

古今关系的两种模式

如果我们考察了100年的中国历史就会发现,中国进入现代的模式跟欧洲不一样。我们刚才提到了欧洲进入现代的模式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文艺复兴是针对1000年的黑暗中世纪,基督教在获得罗马国教地位之后,基督教在两千年中分裂了两次,第一次是公元14世纪东正教与西方教会的分裂,形成今天东正教跟天主教世界的分立。500年前,欧洲宗教改革若干地区脱离天主教会的统治而形成了众多的新教教派,最有影响的是路德教派,给人印象深刻的是英国清教、国教等,清教的教派究竟有多少,神学家、宗教学家从来没有把握。

如果各位朋友对马克斯·韦伯著作比较熟悉的话,那么我们知道宗教改革导致新教精神崛起,最后导致资本主义的崛起。

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这些大的历史事件都带有一定的断裂性,但文艺复兴是继承性的,也就是说,反对天主教世界,把健康的希腊和健康的罗马继承下来。尽管希腊罗马经典文本是通过阿拉伯世界进入欧洲地区的,应该感谢阿拉伯世界保存下来的经典,但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个继承的过程。

而我们中国进入现代的方式是断裂性的:第一,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开始,今年刚好是100年,这里面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即民族问题:驱除鞑虏。驱除鞑虏必须跟清王朝传统的王朝社会彻底决裂;另一方面,从鸦片战争开始,后发生洋务运动,一直到五四时期,这中间有一个动荡时期即甲午战争,这前后中国的思想界一直在动荡,到五四时期,五四的整个取向是跟传统切割,在切割之中,我们突然有了一些新的文化因素。

奇特的五四

为了定向未来,我们首先要回顾我们的历史。中华文明是各大古老文明中唯一保持连续性的文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乌托邦,都是很浪漫的,对孔子来说,乌托邦是周公时期的社会;对庄子来说,是混沌未开的原始状态;对陶渊明来说,乌托邦是近在身边的好去处,并不是遥远的,不需要艰难跋涉。

中国的乌托邦意识,从时间上来讲是向后的。时间向前这是基督教的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时间是循环的。在五四时期中国人有了一种类似于未来乌托邦的东西。从梁启超的少年中国到新青年,还有最典型的一个是鲁迅,鲁迅坚信未来要比现在美好,在五四时期我们开始有一种未来乌托邦,对传统有了从来没有过的切割。

从孙中山到五四诸贤时,中国人出现了另外一种意识,就是我们可以跟传统进行切割,为了进入现代,必须跟过去做一种彻底的切割,这是很少有的事,我们看其它国家,日本恨不得引进欧洲种。这在中国有过一点曲折的回应,比如,陈独秀提倡“兽性主义”,陈独秀是这样解释的,“兽性之特长谓何,曰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也;曰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也;曰信赖本能,不依他为活也;曰顺性率真,不饰伪自文也。”翻译成今天的意思是奥林匹克精神。

http://view.news.qq.com/a/20110420/000040_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