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拉美,中国发展之镜鉴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3/29 10:04:34
<P>对中国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拉美化之忧正在中国的企业界、学术界和高层官员中迅速扩散。这种担忧像冲击波一样一次次强烈地冲击着国人,让他们破天荒地将目光聚焦在那块陌生、遥远的大陆上。 </P>
<P>    就绝大多数的中国公民而言,对位于大洋彼岸的拉丁美洲的认识可能仅限于那里曾产生过贝利和马拉多纳这样的世界级足球巨星上。与其北部邻国美国和加拿大相比,中国人对拉美的了解可谓是知之甚少。但就在最近的一年里,他们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思索、深层次地探讨这个地区的发展模式以及对其产生深刻影响的各种因素。 </P>
<P>    这种思索和探讨并非事出无因。看世界是为了看中国,看他人是为了看自己,中国人的习惯思维方式从来就是不断地寻求一些外在的参考系,并以此来对照自己的所作所为。50年代末期的苏联、80年代初期的波兰工潮、90年代后期的亚洲金融危机……它们就像是警钟长鸣一样贯穿于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之中。进入21世纪的第四个年头,远在大洋彼岸的拉丁美洲开始走进中国人的视野。 </P>
<P>    一种正在广为流传的观点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可能会出现这样两种前途:一种是进入“黄金发展期”,即保持一段较长时间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实现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明显提高,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另一种是出现所谓的“拉美现象”,即面对各种矛盾凸现,处理不当,结果走向贫富悬殊、失业激增、分配两极化、社会矛盾激化,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倒退。 </P>
<P>    显然,中国正站在这样的十字路口上,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2003年,中国人均GDP首次突破了1000美元。 </P>
<P>    中国将走向何方? </P>
<P>    对中国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拉美化之忧正在中国的企业界、学术界和高层官员中迅速扩散。这种担忧像冲击波一样一次次强烈地冲击着国人,让他们破天荒地将目光聚焦在那块陌生、遥远的大陆上。 </P>
<P>    2004,中国第一次将目光投向了拉美。 </P>
<P>    “拉美现象”与“东亚现象” </P>
<P>    对拉美现象的研究在西方从事政治经济学和发展社会学研究的学者中已经进行了20多年。 </P>
<P>    一直在环太平洋诸国从事比较现代化研究和教学的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说,西方学者在进行这一研究时,经常把拉美现象和东亚现象联系在一起进行比较。所谓东亚,除了指日本、亚洲四小龙外,还包括中国东南沿海的一些省份和泰国、马来西亚这些发展得比较好的东南亚国家。 </P>
<P>    “上世纪50、60年代,从事发展政治学、发展经济学和发展社会学研究的西方学者普遍不看好东亚的发展。他们认为拉美在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很多东亚无可比拟的优势。譬如拉美靠近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国家连在一起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市场经济体系,而且这些国家又是高科技、高等教育强有力的输出国。此外,拉美国家的自然资源非常丰富,所以从可能性方面来讲,拉美应该更有可能较早地脱贫,并进入到可持续发展状态。” </P>
<P>    但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和东亚相比,拉美的现代化进程明显地落后了几个档次。 </P>
<P>    “从那时起,拉美现象就成为国际比较研究中一个比较典型的负面案例。” </P>
<P>    丁学良说,拉美是从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走向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轨道的。在一段时间里,拉美的有些国家譬如巴西、阿根廷等的现代化进程推进得比较顺利,而另外一些国家则从来就没有认真地走向过工业化的发展道路。从总体上来说,拉美在工业化、现代化道路上走得非常不稳定、不持续。有时候是走两步退一步,有时候则是走一步退三步。 </P>
<P>    这当中出现的剧烈社会冲突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个人对整个社会的损失都很明显。 </P>
<P>    一种普遍的看法是,拉美诸国政府素质过低导致了它们现代化进程的中断。 </P>
<P>    “这里所说的素质太低不完全是指政府官员的文化程度低,而是指他们没能发挥对公共利益维护和管理的最基本的功能。”丁学良说。 </P>
<P>    丁学良认为,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开始起步的时候,它的政府就应该考虑建立一些相应的、很重要的公共政策,这些公共政策制定得好不好是政府治理素质的一个体现,而这些公共政策能不能落到实处又是政府治理素质的另一种表现。拉美诸国政府在这两方面的表现都不尽如人意。 </P>
<P>    丁学良进一步解释道,公共政策的内容很多,与可持续发展最相关的有这样几项内容:一是反对政府官员滥用权力和腐败的公共政策。拉美很多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政府中间有些官员和有些部门包括执法部门、军队、缉私部队出现大面积的腐败和执法违法的行为,而这些国家并没有制定相应的公共政策制约、规范他们的行为。二是与公共福利、公共卫生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有关的公共政策。这些公共政策直接牵涉到一个国家的贫穷人口数量的减少是否能与该国的经济发展相对应。拉美国家在这方面的公共政策始终没有跟上去,这导致了在政府官员严重腐败的情况下,社会中的贫困人口的相对数字和绝对数字都在增长,并且这些贫困人口不断地继续贫困化。这就造成了社会严重的分配不公,这种分配不公反过来促使社会的犯罪现象日趋严重以及黑社会利用贩毒、贩卖人口、贩卖军火等方式对社会进行报复。而由于拉美很多国家的公共政策缺乏对官员特别是执法人员的约束,使得这些人能够同黑社会互相勾结一同进行贩毒等犯罪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出现社会的严重冲突和动荡。 </P>
<P>    华盛顿共识:拉美现代化受挫的“祸水” </P>
<P>    对于那些试图对拉美现象进行归因的学者来说,拉美国家在过去的10多年里将新自由主义理论作为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政策规范,而具体实施过程中的效果又不如人意,是导致拉美国家现代进程受挫的又一种得到普遍认同的看法。 </P>
<P>    新自由主义理论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传入拉美。在此前的20多年里,拉美经济实行的是封闭式的、国家干预式的进口替代模式。当这种极端的经济模式走进死胡同的时候,美国和欧洲正在推行新自由主义。 </P>
<P>    新自由主义理论强调经济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和一体化,认为市场是完善的、万能的,它推崇自由市场经济理念。全力推行经济自由化,主张国家最小化并退出经济领域,将行动限于一些社会领域。 </P>
<P>    新自由主义理论是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要求的产物,是为当代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追求利益最大化服务的。美国为了敲开拉美的大门,在拉美经济转型时期不遗余力地在拉美国家推行这个理论,以便扩张美国的垄断资本。 </P>
<P>    致力于经济转型的拉美国家并没有形成自己的经济改革理论,80年代初,拉美爆发了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这两次危机迫使拉美国家在理论上寻求摆脱危机的出路,加上在80年代民主化浪潮中脱颖而出的“新一代领导人”大都有过在西方接受教育的经历,因而比较容易接受市场经济理论和西方经济学的主张,以及美国政府、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拉美国家施加压力等因素,所以从80年代后期开始,新自由主义理论在整个拉美地区迅速传播和扩散,并成为那一时期拉美国家经济和社会实践的理论指导。 </P>
<P>    新自由主义理论最完整的形态是“华盛顿共识”。 </P>
<P>    1989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讨论80年代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的研讨会。出席会议的有拉美国家的政府官员、美国财政部等部门的官员、金融界和企业界人士以及世界上若干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经济学家。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面向拉美的美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的代表也参加了会议。在会议的最后阶段,该研究所前所长约翰·威廉姆逊说,经过讨论,与会者在拉美国家已经采用和将要采用的10个政策工具方面取得了较为一致的看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由于上述国际机构的总部和美国财政部都在华盛顿,加之会议也是在华盛顿召开的,因此这一共识可以被称作“华盛顿共识”。 </P>
<P>“华盛顿共识”是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政治纲领、经济模式以及在拉美政策“体系化”的标志。它系统地提出了指导拉美国家经济改革的10条政策,在其指导下,拉美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改革,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拉美国家以私有化为主线,进行经济结构和产权结构的改革,纷纷出售国有企业。与此同时,它们还推行市场化、贸易自由化和金融体制的改革。在整个90年代,私有化是拉美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措施之一。 </P>
<P>    资深拉美问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所长江时学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说,“华盛顿共识”片面强调市场机制的功能和作用,轻视国家干预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导致拉美国家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等问题越来越严重。此外,“华盛顿共识”还片面强调开放市场,忽视保护市场的重要性。因此,在拉美和其他一些地区,不敌外来竞争的民族企业纷纷倒闭,国民经济外资化现象越来越严重。 </P>
<P>    以“华盛顿共识”为指导的拉美经济改革对拉美国家经济的推动作用不太明显,改革以后,拉美经济增长率一直处于低水平上。“华盛顿共识”因此被相当一部分研究拉美问题的学者认为是导致拉美现代进程受挫的“祸水”。 </P>
<P>    拉美现象的泛化之忧 </P>
<P>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上世纪70年代末起,中国和拉美开始在转换发展模式方面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先是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是80年代末拉美拉开了经济改革的帷幕。虽然在发展过程中两者所处的环境极为不同,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今天的中国与80年代中后期的拉美有许多相似之处。 </P>
<P>    事实上,拉美现象不仅仅发生在拉美地区,靠近中国的亚洲国家――印度尼西亚,在1960―1980年的20年间,其人民在苏哈托的领导下,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把一个几近于半原始社会的国家带入到了工业化的初步阶段。但由于印度尼西亚没有很好地解决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没有对严重的贫富不均的公共政策进行及时的调整,所以1997年,在全球化带来的金融冲击面前,印度尼西亚只在短短几个星期的时间里便将20年的成果毁于一旦。 </P>
<P>    丁学良认为,中国虽然在过去改革开放25年的时间里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但绝不能认为中国就可以高枕无忧。 </P>
<P>    “因为在中国的局部地区、有些部门有着非常类似于拉美的令人担忧的现象。 </P>
<P>    虽然中国的这些现象目前还没有拉美那样普遍,但如果政府不给予高度的重视并通过良性的公共政策加以扭转,后果也不堪设想。” </P>
<P>    江时学说:“可以这样认为,今天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在拉美始终存在:两极分化、腐败、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农村发展缓慢以及地区差别扩大等等。此外,如何处理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的关系,如何对待对外开放与保护国内市场的关系,以及如何协调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关系,也是我们与拉美共同面临的难题。” </P>
<P>    江时学进一步解释道:“外资在拉美和中国的发展模式中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02年,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额首次突破500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外商直接投资国。而拉美地区从90年代起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额的数量便不断地上升,1999年这一数字更是高达702亿美元。 </P>
<P>    “外资的大量流入一方面使拉美受益匪浅,使该地区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另一方面,受国际资本流动起伏不定的影响,一旦有风吹草动,国内政治稳定得不到保障,大量外资就会撤走,这时候国民经济就陷入了危机。” </P>
<P>    江时学说,中国和拉美国家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都很丰富,按照经济学原理,这样的国家或地区在发展经济时应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大力出口初级产品。但一味将产业结构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而不是依靠科学技术提升产业结构,那么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上,其产品就会失去竞争力。 </P>
<P>    “50年代,拉美占世界出口总额的12.5%,到了90年代,这一比重下降到3.5%,为百年以来的最低点。” </P>
<P>    中国与拉美的另一个相似之处是,两者都是传统的农业国。然而,在推动工业化的过程中,中国和一些拉美国家都曾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农业部门的发展。 </P>
<P>    据江时学介绍,70年代以前,拉美国家把有限的财政收入中的绝大部分投入到了工业部门,同时提高工业品价格,压低农产品价格。这使得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不断扩大,从而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由于政府对农业的投入得不到长足的增长,农业发展明显滞后于制造业,粮食生产增长缓慢,基本食品不时出现短缺的现象。此外,由于农村贫困加重,大批农民流入城市,加大了城市就业的压力。 </P>
<P>    “农业的停滞不前不仅影响了制造业,也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稳步发展。 </P>
<P>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曾说过,从长期看,决定经济发展成功与否的关键只能是农业部门。” </P>
<P>    除此之外,江时学说,中国和拉美在发展过程中都面临着如何处理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 </P>
<P>    在上世纪50、60年代,拉美国家实行的是保护主义政策和国家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广泛干预。很多学者认为,国家的过度干预是导致那一时期拉美发展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 </P>
<P>    80年代初期以后,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拉美国家政府从生产、社会服务各领域中全面退出,这又导致相应的政府干预体制陷于瘫痪。虽然各国情况有所不同,但拉美各国实施的“国家改革”,却在一定程度上使政府放弃了许多只能由政府行使的职能,特别是丧失了解决长期以来拉美社会面临的贫困和不平等问题的体制条件。 </P>
<P>    江时学认为,脱胎于计划经济的中国经济改革目前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一方面要减少国家干预,另一方面又要加强国家在社会发展领域里的干预。 </P>
<P>    “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P>
<P>    中国发展之镜鉴 </P>
<P>    拉美现象对中国发展的启示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拉美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诸多弊病,在所有发展中国家近20年的改革进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出现过,中国只有对自身发展过程中暴露出的类似现象保持高度的警惕,才能避免重蹈覆辙。 </P>
<P>    江时学认为,拉美现象为中国提供了这样几点有益的启示。 </P>
<P>    首先是必须正确处理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P>
<P>    如何在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注重人的发展,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都要面临的一个难题。必须清楚地意识到,发展的目标归根结底是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因此,尽管发展的目标有时似乎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为重要的无疑是“以人为本”。 </P>
<P>    分析拉美的发展模式,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实现“以人为本”必须高度重视社会公正,其中公正的收入分配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在拉美的发展过程中,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始终未能被均衡地分配给全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很多拉美国家的基尼系数始终在0.5以上。 </P>
<P>    收入分配不公的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制约了国内市场的扩大,影响了国内储蓄率的提高,也使社会稳定面临着巨大的威胁。所以说,收入分配问题的重要性已超出了单纯的经济领域。 </P>
<P>    二是必须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政治条件,保持经济改革开放中的稳定局面。 </P>
<P>政治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分析拉美经济发展中的危机与风险,其中一个重要的诱因是一些国家政府更迭频繁,政局不稳,破坏了投资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干扰甚至阻断了储蓄向投资的转化过程,并使投资的结构更趋短期化。政局不稳加剧了社会动荡,社会动荡又加快了政府的更迭,这导致每一届政府都处于疲于应付危机四伏的政治环境的状态中,根本无暇顾及深层次的经济结构调整,对于保持宏观经济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P>
<P>    三是必须正确处理工业化与农业发展之间的关系。 </P>
<P>    如何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过渡,是发展中国家始终面临着的历史任务。因此,任何一种发展模式都与工业和农业部门有关,正确处理这两个部门之间的关系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至关重要的问题。 </P>
<P>    拉美国家在进行经济结构性改革过程中,重工轻农政策使农业部门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农业边缘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强。尽管在许多拉美国家中,农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并不高,但仍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同样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拉美国家实行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结构性改革,使广大农民失去了政府的保护,同时又面临着外部市场的激烈竞争,因此大多数农民不是改革的受益者而是改革代价的承担者,并最终成为经济改革中的弱势群体。 </P>
<P>    四是正确处理政府干预与市场经济机制两者之间的关系。 </P>
<P>    事实上,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所发挥的作用并不在于其干预的程度如何,而是如何干预。中国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要规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行为,另外一方面又不能完全不要政府的干预。 </P>
<P>    五是正确处理利用外资与提高国内储蓄率两者之间的关系。 </P>
<P>    战后,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将利用外资作为弥补内部资本积累不足的重要手段。但在全球化趋势加速发展和国际资本大量流动的今天,过度依赖外资特别是短期外资并非上策。发展中国家在积极引进外资的同时,还应该努力提高国内储蓄率,以减少对外资的依赖。拉美国家的资本积累能力很低,这导致它不得不大量依赖外资,大量引进跨国公司的投资,大量向外国商业银行借债,一旦外资撤走,国民经济就陷入危机。 </P>
<P>    六是正确处理发挥本国资源比较优势和提高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换言之,发展中国家必须通过改善产业结构和提高科技水平等途径来强化自身的竞争力。 </P><P>对中国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拉美化之忧正在中国的企业界、学术界和高层官员中迅速扩散。这种担忧像冲击波一样一次次强烈地冲击着国人,让他们破天荒地将目光聚焦在那块陌生、遥远的大陆上。 </P>
<P>    就绝大多数的中国公民而言,对位于大洋彼岸的拉丁美洲的认识可能仅限于那里曾产生过贝利和马拉多纳这样的世界级足球巨星上。与其北部邻国美国和加拿大相比,中国人对拉美的了解可谓是知之甚少。但就在最近的一年里,他们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思索、深层次地探讨这个地区的发展模式以及对其产生深刻影响的各种因素。 </P>
<P>    这种思索和探讨并非事出无因。看世界是为了看中国,看他人是为了看自己,中国人的习惯思维方式从来就是不断地寻求一些外在的参考系,并以此来对照自己的所作所为。50年代末期的苏联、80年代初期的波兰工潮、90年代后期的亚洲金融危机……它们就像是警钟长鸣一样贯穿于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之中。进入21世纪的第四个年头,远在大洋彼岸的拉丁美洲开始走进中国人的视野。 </P>
<P>    一种正在广为流传的观点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可能会出现这样两种前途:一种是进入“黄金发展期”,即保持一段较长时间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实现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明显提高,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另一种是出现所谓的“拉美现象”,即面对各种矛盾凸现,处理不当,结果走向贫富悬殊、失业激增、分配两极化、社会矛盾激化,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倒退。 </P>
<P>    显然,中国正站在这样的十字路口上,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2003年,中国人均GDP首次突破了1000美元。 </P>
<P>    中国将走向何方? </P>
<P>    对中国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拉美化之忧正在中国的企业界、学术界和高层官员中迅速扩散。这种担忧像冲击波一样一次次强烈地冲击着国人,让他们破天荒地将目光聚焦在那块陌生、遥远的大陆上。 </P>
<P>    2004,中国第一次将目光投向了拉美。 </P>
<P>    “拉美现象”与“东亚现象” </P>
<P>    对拉美现象的研究在西方从事政治经济学和发展社会学研究的学者中已经进行了20多年。 </P>
<P>    一直在环太平洋诸国从事比较现代化研究和教学的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说,西方学者在进行这一研究时,经常把拉美现象和东亚现象联系在一起进行比较。所谓东亚,除了指日本、亚洲四小龙外,还包括中国东南沿海的一些省份和泰国、马来西亚这些发展得比较好的东南亚国家。 </P>
<P>    “上世纪50、60年代,从事发展政治学、发展经济学和发展社会学研究的西方学者普遍不看好东亚的发展。他们认为拉美在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很多东亚无可比拟的优势。譬如拉美靠近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国家连在一起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市场经济体系,而且这些国家又是高科技、高等教育强有力的输出国。此外,拉美国家的自然资源非常丰富,所以从可能性方面来讲,拉美应该更有可能较早地脱贫,并进入到可持续发展状态。” </P>
<P>    但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和东亚相比,拉美的现代化进程明显地落后了几个档次。 </P>
<P>    “从那时起,拉美现象就成为国际比较研究中一个比较典型的负面案例。” </P>
<P>    丁学良说,拉美是从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走向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轨道的。在一段时间里,拉美的有些国家譬如巴西、阿根廷等的现代化进程推进得比较顺利,而另外一些国家则从来就没有认真地走向过工业化的发展道路。从总体上来说,拉美在工业化、现代化道路上走得非常不稳定、不持续。有时候是走两步退一步,有时候则是走一步退三步。 </P>
<P>    这当中出现的剧烈社会冲突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个人对整个社会的损失都很明显。 </P>
<P>    一种普遍的看法是,拉美诸国政府素质过低导致了它们现代化进程的中断。 </P>
<P>    “这里所说的素质太低不完全是指政府官员的文化程度低,而是指他们没能发挥对公共利益维护和管理的最基本的功能。”丁学良说。 </P>
<P>    丁学良认为,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开始起步的时候,它的政府就应该考虑建立一些相应的、很重要的公共政策,这些公共政策制定得好不好是政府治理素质的一个体现,而这些公共政策能不能落到实处又是政府治理素质的另一种表现。拉美诸国政府在这两方面的表现都不尽如人意。 </P>
<P>    丁学良进一步解释道,公共政策的内容很多,与可持续发展最相关的有这样几项内容:一是反对政府官员滥用权力和腐败的公共政策。拉美很多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政府中间有些官员和有些部门包括执法部门、军队、缉私部队出现大面积的腐败和执法违法的行为,而这些国家并没有制定相应的公共政策制约、规范他们的行为。二是与公共福利、公共卫生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有关的公共政策。这些公共政策直接牵涉到一个国家的贫穷人口数量的减少是否能与该国的经济发展相对应。拉美国家在这方面的公共政策始终没有跟上去,这导致了在政府官员严重腐败的情况下,社会中的贫困人口的相对数字和绝对数字都在增长,并且这些贫困人口不断地继续贫困化。这就造成了社会严重的分配不公,这种分配不公反过来促使社会的犯罪现象日趋严重以及黑社会利用贩毒、贩卖人口、贩卖军火等方式对社会进行报复。而由于拉美很多国家的公共政策缺乏对官员特别是执法人员的约束,使得这些人能够同黑社会互相勾结一同进行贩毒等犯罪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出现社会的严重冲突和动荡。 </P>
<P>    华盛顿共识:拉美现代化受挫的“祸水” </P>
<P>    对于那些试图对拉美现象进行归因的学者来说,拉美国家在过去的10多年里将新自由主义理论作为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政策规范,而具体实施过程中的效果又不如人意,是导致拉美国家现代进程受挫的又一种得到普遍认同的看法。 </P>
<P>    新自由主义理论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传入拉美。在此前的20多年里,拉美经济实行的是封闭式的、国家干预式的进口替代模式。当这种极端的经济模式走进死胡同的时候,美国和欧洲正在推行新自由主义。 </P>
<P>    新自由主义理论强调经济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和一体化,认为市场是完善的、万能的,它推崇自由市场经济理念。全力推行经济自由化,主张国家最小化并退出经济领域,将行动限于一些社会领域。 </P>
<P>    新自由主义理论是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要求的产物,是为当代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追求利益最大化服务的。美国为了敲开拉美的大门,在拉美经济转型时期不遗余力地在拉美国家推行这个理论,以便扩张美国的垄断资本。 </P>
<P>    致力于经济转型的拉美国家并没有形成自己的经济改革理论,80年代初,拉美爆发了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这两次危机迫使拉美国家在理论上寻求摆脱危机的出路,加上在80年代民主化浪潮中脱颖而出的“新一代领导人”大都有过在西方接受教育的经历,因而比较容易接受市场经济理论和西方经济学的主张,以及美国政府、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拉美国家施加压力等因素,所以从80年代后期开始,新自由主义理论在整个拉美地区迅速传播和扩散,并成为那一时期拉美国家经济和社会实践的理论指导。 </P>
<P>    新自由主义理论最完整的形态是“华盛顿共识”。 </P>
<P>    1989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讨论80年代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的研讨会。出席会议的有拉美国家的政府官员、美国财政部等部门的官员、金融界和企业界人士以及世界上若干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经济学家。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面向拉美的美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的代表也参加了会议。在会议的最后阶段,该研究所前所长约翰·威廉姆逊说,经过讨论,与会者在拉美国家已经采用和将要采用的10个政策工具方面取得了较为一致的看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由于上述国际机构的总部和美国财政部都在华盛顿,加之会议也是在华盛顿召开的,因此这一共识可以被称作“华盛顿共识”。 </P>
<P>“华盛顿共识”是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政治纲领、经济模式以及在拉美政策“体系化”的标志。它系统地提出了指导拉美国家经济改革的10条政策,在其指导下,拉美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改革,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拉美国家以私有化为主线,进行经济结构和产权结构的改革,纷纷出售国有企业。与此同时,它们还推行市场化、贸易自由化和金融体制的改革。在整个90年代,私有化是拉美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措施之一。 </P>
<P>    资深拉美问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所长江时学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说,“华盛顿共识”片面强调市场机制的功能和作用,轻视国家干预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导致拉美国家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等问题越来越严重。此外,“华盛顿共识”还片面强调开放市场,忽视保护市场的重要性。因此,在拉美和其他一些地区,不敌外来竞争的民族企业纷纷倒闭,国民经济外资化现象越来越严重。 </P>
<P>    以“华盛顿共识”为指导的拉美经济改革对拉美国家经济的推动作用不太明显,改革以后,拉美经济增长率一直处于低水平上。“华盛顿共识”因此被相当一部分研究拉美问题的学者认为是导致拉美现代进程受挫的“祸水”。 </P>
<P>    拉美现象的泛化之忧 </P>
<P>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上世纪70年代末起,中国和拉美开始在转换发展模式方面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先是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是80年代末拉美拉开了经济改革的帷幕。虽然在发展过程中两者所处的环境极为不同,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今天的中国与80年代中后期的拉美有许多相似之处。 </P>
<P>    事实上,拉美现象不仅仅发生在拉美地区,靠近中国的亚洲国家――印度尼西亚,在1960―1980年的20年间,其人民在苏哈托的领导下,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把一个几近于半原始社会的国家带入到了工业化的初步阶段。但由于印度尼西亚没有很好地解决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没有对严重的贫富不均的公共政策进行及时的调整,所以1997年,在全球化带来的金融冲击面前,印度尼西亚只在短短几个星期的时间里便将20年的成果毁于一旦。 </P>
<P>    丁学良认为,中国虽然在过去改革开放25年的时间里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但绝不能认为中国就可以高枕无忧。 </P>
<P>    “因为在中国的局部地区、有些部门有着非常类似于拉美的令人担忧的现象。 </P>
<P>    虽然中国的这些现象目前还没有拉美那样普遍,但如果政府不给予高度的重视并通过良性的公共政策加以扭转,后果也不堪设想。” </P>
<P>    江时学说:“可以这样认为,今天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在拉美始终存在:两极分化、腐败、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农村发展缓慢以及地区差别扩大等等。此外,如何处理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的关系,如何对待对外开放与保护国内市场的关系,以及如何协调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关系,也是我们与拉美共同面临的难题。” </P>
<P>    江时学进一步解释道:“外资在拉美和中国的发展模式中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02年,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额首次突破500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外商直接投资国。而拉美地区从90年代起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额的数量便不断地上升,1999年这一数字更是高达702亿美元。 </P>
<P>    “外资的大量流入一方面使拉美受益匪浅,使该地区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另一方面,受国际资本流动起伏不定的影响,一旦有风吹草动,国内政治稳定得不到保障,大量外资就会撤走,这时候国民经济就陷入了危机。” </P>
<P>    江时学说,中国和拉美国家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都很丰富,按照经济学原理,这样的国家或地区在发展经济时应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大力出口初级产品。但一味将产业结构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而不是依靠科学技术提升产业结构,那么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上,其产品就会失去竞争力。 </P>
<P>    “50年代,拉美占世界出口总额的12.5%,到了90年代,这一比重下降到3.5%,为百年以来的最低点。” </P>
<P>    中国与拉美的另一个相似之处是,两者都是传统的农业国。然而,在推动工业化的过程中,中国和一些拉美国家都曾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农业部门的发展。 </P>
<P>    据江时学介绍,70年代以前,拉美国家把有限的财政收入中的绝大部分投入到了工业部门,同时提高工业品价格,压低农产品价格。这使得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不断扩大,从而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由于政府对农业的投入得不到长足的增长,农业发展明显滞后于制造业,粮食生产增长缓慢,基本食品不时出现短缺的现象。此外,由于农村贫困加重,大批农民流入城市,加大了城市就业的压力。 </P>
<P>    “农业的停滞不前不仅影响了制造业,也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稳步发展。 </P>
<P>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曾说过,从长期看,决定经济发展成功与否的关键只能是农业部门。” </P>
<P>    除此之外,江时学说,中国和拉美在发展过程中都面临着如何处理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 </P>
<P>    在上世纪50、60年代,拉美国家实行的是保护主义政策和国家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广泛干预。很多学者认为,国家的过度干预是导致那一时期拉美发展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 </P>
<P>    80年代初期以后,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拉美国家政府从生产、社会服务各领域中全面退出,这又导致相应的政府干预体制陷于瘫痪。虽然各国情况有所不同,但拉美各国实施的“国家改革”,却在一定程度上使政府放弃了许多只能由政府行使的职能,特别是丧失了解决长期以来拉美社会面临的贫困和不平等问题的体制条件。 </P>
<P>    江时学认为,脱胎于计划经济的中国经济改革目前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一方面要减少国家干预,另一方面又要加强国家在社会发展领域里的干预。 </P>
<P>    “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P>
<P>    中国发展之镜鉴 </P>
<P>    拉美现象对中国发展的启示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拉美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诸多弊病,在所有发展中国家近20年的改革进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出现过,中国只有对自身发展过程中暴露出的类似现象保持高度的警惕,才能避免重蹈覆辙。 </P>
<P>    江时学认为,拉美现象为中国提供了这样几点有益的启示。 </P>
<P>    首先是必须正确处理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P>
<P>    如何在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注重人的发展,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都要面临的一个难题。必须清楚地意识到,发展的目标归根结底是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因此,尽管发展的目标有时似乎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为重要的无疑是“以人为本”。 </P>
<P>    分析拉美的发展模式,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实现“以人为本”必须高度重视社会公正,其中公正的收入分配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在拉美的发展过程中,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始终未能被均衡地分配给全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很多拉美国家的基尼系数始终在0.5以上。 </P>
<P>    收入分配不公的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制约了国内市场的扩大,影响了国内储蓄率的提高,也使社会稳定面临着巨大的威胁。所以说,收入分配问题的重要性已超出了单纯的经济领域。 </P>
<P>    二是必须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政治条件,保持经济改革开放中的稳定局面。 </P>
<P>政治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分析拉美经济发展中的危机与风险,其中一个重要的诱因是一些国家政府更迭频繁,政局不稳,破坏了投资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干扰甚至阻断了储蓄向投资的转化过程,并使投资的结构更趋短期化。政局不稳加剧了社会动荡,社会动荡又加快了政府的更迭,这导致每一届政府都处于疲于应付危机四伏的政治环境的状态中,根本无暇顾及深层次的经济结构调整,对于保持宏观经济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P>
<P>    三是必须正确处理工业化与农业发展之间的关系。 </P>
<P>    如何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过渡,是发展中国家始终面临着的历史任务。因此,任何一种发展模式都与工业和农业部门有关,正确处理这两个部门之间的关系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至关重要的问题。 </P>
<P>    拉美国家在进行经济结构性改革过程中,重工轻农政策使农业部门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农业边缘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强。尽管在许多拉美国家中,农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并不高,但仍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同样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拉美国家实行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结构性改革,使广大农民失去了政府的保护,同时又面临着外部市场的激烈竞争,因此大多数农民不是改革的受益者而是改革代价的承担者,并最终成为经济改革中的弱势群体。 </P>
<P>    四是正确处理政府干预与市场经济机制两者之间的关系。 </P>
<P>    事实上,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所发挥的作用并不在于其干预的程度如何,而是如何干预。中国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要规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行为,另外一方面又不能完全不要政府的干预。 </P>
<P>    五是正确处理利用外资与提高国内储蓄率两者之间的关系。 </P>
<P>    战后,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将利用外资作为弥补内部资本积累不足的重要手段。但在全球化趋势加速发展和国际资本大量流动的今天,过度依赖外资特别是短期外资并非上策。发展中国家在积极引进外资的同时,还应该努力提高国内储蓄率,以减少对外资的依赖。拉美国家的资本积累能力很低,这导致它不得不大量依赖外资,大量引进跨国公司的投资,大量向外国商业银行借债,一旦外资撤走,国民经济就陷入危机。 </P>
<P>    六是正确处理发挥本国资源比较优势和提高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换言之,发展中国家必须通过改善产业结构和提高科技水平等途径来强化自身的竞争力。 </P>
转贴的,不过还有重要的一环作者没有提到: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问题与发展的关系。最近的大闸蟹事件就是冰山一角。
<B>以下是引用<I>山海经</I>在2004-8-30 10:12:00的发言:</B>

<P>“这里所说的素质太低不完全是指政府官员的文化程度低,而是指他们没能发挥对公共利益维护和管理的最基本的功能。”</P>

<P>无持续发展战略,缺乏长远目标及规划也是个问题</P>
<P>不错,是有一定的可比性。</P><P>可是我们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这点不是拉美现象中突出的一点,但是在中国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有多少政策一旦到了执行就全乱了。</P><P>何时上下统一一盘棋了,何时中国就强大了!</P>
<P>目前中国的地方行政问题太大了,特别是地方政府权力过大,中央架空,苦的是百姓。</P><P>目前公安部拥有中国最庞大的武装力量(武警和警察)。可是地方公安机关的人事权都在地方行政长官,缺少必要的相互制衡,而中央的控制能力也不足。</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