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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发言人理念变革:以公开为常态应对"全民记者"
2011年03月07日 10:17 来源：齐鲁晚报 参与互动(1) 【字体：↑大 ↓小】
“只做不说，等于没做；未说未听，没有发生；不说等于有鬼，沉默等于默认；多做善说，说也是在做”。
2月21日至23日，全国党委新闻发言人首次培训班在北京举办。这是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以来，对全国党委新闻发言人进行的第一次集中培训。
培训的主题是：学习如何与媒体打交道。
在这个信息发达“全民记者”、网络民意瞬间升腾的年代，“天下媒体一网收，上天入地遍地球”，新闻发言人制度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
从过去的“基本不说”到现在的“基本都说”，从过去的“以公开为特例”到今天的“以公开为常态”，此次培训授课人之一、公安部宣传局局长、新闻发言人武和平认为“这是理念的巨大变革”。
分管宣传的中央领导都参加了
在参加此次培训的济南市委外宣办主任、济南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周明的笔记本上，记录着这样一些内容：
面对突发新闻事件时，党委发言人要：
不做不说 瞒天过海 ×
只做不说 行胜于言 ×
先做后说 后发制人 ×
边做边说 透明公正 √
这是周明在参加全国党委新闻发言人集中培训时所做的笔记。
2月21日至23日，中纪委、中组部、ZXB等13个中央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的党委新闻发言人和新闻发布工作团队责任人共二百余人参加了培训。
记者就此事联系青岛外宣办提出采访申请时，对方要求提交一份书面采访提纲，而这也是培训课里的一项内容：党委新闻发言人对电话采访慎之又慎。
周明对这次培训的总结是“既隆重又简单”。“隆重”是因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任委李长春会见了全体学员并讲话，“可见党中央对这次培训是多么重视”；“简单”是因为没有开幕仪式，也没有主持人，就像在学校上课一样，老师上台就开讲。
“几乎所有分管宣传的中央领导都参加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清华大学公共关系与战略传播研究所所长董关鹏如此评价这次培训的规格。
在这次培训中，多名授课老师提到，“无可奉告”是新闻发言人的忌讳词。
中央外宣办一局局长郭卫民认为，党委和政府部门要正确认识媒体，妥善对待媒体，不要敌视或轻视媒体。要积极主动与媒体打交道，积极回应媒体，不要漠视他们的采访要求，不要用“无可奉告”去回绝媒体的提问。
从“基本不说”到“基本都说”
从过去的“基本不说”到现在的“基本都说”，从过去的“以公开为特例”到今天的“以公开为常态”，公安部宣传局局长、新闻发言人武和平认为“这是理念的巨大变革”。
董关鹏告诉本报记者，其实从2001年美国“9·11事件”发生后，中央政府就组织专家研究国外是如何应对突发事件的，然后分析国内遇到突发事件是如何处置的，当时发现一个问题是：新闻发布做得不够。
当时，中央还举办了一期全球传播高级研讨班，学员全是高级领导。
2003年中国非典，培训的成果得到了印证，“当时有不少学员半夜打电话，说感觉以前学的东西没用，现在用上了，并且索要当年讲课课件。”
就在同一年，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诞生。之后，由中央到地方，都在培训政府新闻发言人。
“2007年，我们又发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如何与外媒打交道，向世界说个明白，于是，我们又专门进行这方面的培训。”董关鹏一直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2010年6月30日，中央外宣办举办中共中央部门新闻发言人中外记者见面会，11位新闻发言人首次集体亮相。
“我看到了这10年来党和政府在满足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搞好党务、政府公开、透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等方面所做的努力。”董关鹏说，党和政府已经拿出了很好的姿态。
以前有种说法是“做做说说，说说做做，多做少说，只做不说，做等于说了”。在如今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武和平认为应该把这句话改为“只做不说，等于没做；未说未听，没有发生；不说等于有鬼，沉默等于默认；多做善说，说也是在做”。
没有坏问题只有不好的回答
在培训过程中，发生了一件让学员们感觉“很有意思”的事：模拟演练。
一共演练了三个主题，其中一个是“组织部招考公务员”的新闻发布会。
尽管这只是一场普通的新闻发布会，可是当新闻发言人介绍完情况后，在自由提问环节，还是遭遇了“记者”的炮轰。
“记者都是教师团队和学员们客串的，问题都很尖锐。”周明说，“比如，有人问‘是否存在走后门’、‘是否有以人定岗现象’等等。”
然后，学员们回答，教师再进行点评。
“对于这些尖锐问题，不能张口就承认‘有’，但是也不能一口否认没有，过去的，我们不能妄下结论，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表态：‘以后，我们是必须杜绝的。’”
周明说，有个学员是这样回答的：“对于您说的这种情况，我们绝对不会允许它发生在这次招考中。如果有，发现一个查处一个，决不姑息。同时，也希望你们媒体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如果发现有违规现象向我们举报，让我们的招考在阳光下进行。谢谢。”这个回答得到了好评。
“新闻发言人在召开新闻发布会之前，必须先把自己假想成一个记者，换位思考，才能把问题想得到位、全面，才能有所准备，被提问时才会不慌不乱。”周明说，没有坏问题，只有不好的回答。
政策性较强、敏感度高、热点、负面问题的答问都是党委发言人在召开新闻发布会之前应该重点准备的。“新闻发言人不能说无可奉告，更不能说不知道。”
“应该积极坦然应对敏感问题，不紧张，也不要被激怒，应该把它看做一个阐释我们政策的良好时机。这才是一个合格的新闻发言人所应该具备的素质。”周明根据个人工作经验，认为党委新闻发言人应该做到五懂：懂政治、懂政策、懂业务、懂媒体及懂表达。
“你不讲话，谣言就讲话了”
新闻发言人除了介绍党和政府制定的重要法规、出台的重大方针和重要举措等日常工作发布外，更重要的一项职能是：辟谣。
“你不讲话，谣言就讲话了。”董关鹏说。
在培训中，他提到了美国学者发明的“谣言公式”：谣言(的产生与传播)=(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
根据这个公式，谣言产生的几率与事件的模糊性和重要性成正比关系，事件越模糊且越重要，谣言产生的几率和效应也就越大。
“谣言产生之后，在网络发达的时代，很快会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遇到这种情况新闻发言人应该怎么办？”董关鹏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首先应该在第一时间出来澄清，将模糊性降到最低。”
董关鹏总结了新闻发言人5种错误的态度：“主观上不愿意说，行动上不主动说，时间上不及时说，内容上不真实说，态度上不端正说。”
“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是：过时的文化观、错误的媒体观、落后的群众观、虚假的政绩观、狭隘的荣辱观及缺失的责任观。”董关鹏得出结论。
去年2月份，《纽约时报》爆料“蓝翔黑了谷歌”。这则消息给读者的印象是：蓝翔技校是戒备森严的神秘机构，有军队背景且为军队培养计算机科技人才，具备发起网络攻击的环境和技术。
在网上陷入一片迷沌时，有一天，周明的电话响了，从上海打来的，对方说着流利的汉语，自称是《纽约时报》的记者，想让他以济南市“新闻发言人”的身份对此事表态。
周明态度诚恳地向对方说明三点：“首先，我不能以官方新闻发言人的身份来回答您的问题，因为我无法核实您的身份，我们有正规的采访程序；其次，谷歌是否被蓝翔所黑，应该有法律认定程序，不能轻易随便下结论；再次，蓝翔技校只是一个普通的民营学校，不带有任何官方色彩。”
“事件越重要，党委和政府表态要越清楚。”周明说，但是哪些话该说，哪些不该说，该说的应该如何说，都应该把握好，“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互联网时代没有话语可以收回。”
董关鹏认为，对于“杭州11·15地铁塌陷事故”，当地政府处置就比较成功，理由是：“第一时间建立新闻中心，受理所有采访需求；24小时内召开多场发布会，更多内容跟进；对到场记者登记造册，全面服务；互联网随时更新，电视广播滚动直播；本级政府守土有责，不缺位，不越位；积极关注舆情，不断预测问题。”
“记者是你的挑战者”
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赵启正曾把发言人与记者关系概括为五句话：记者不是你的部下，不是你的学生，不是你的朋友，也不是你的敌人，他是你的挑战者。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谢春涛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新闻发言人和媒体之间的关系既是合作又有博弈。
谢春涛认为，新闻发言人掌握信息源，需要媒体传播，而媒体也需要获取信息，从这点上讲，两者是一种合作关系；有时候，新闻发言人提供的信息不全面，或者不愿透露，比如一些“丑事”，新闻发言人是不会主动提供这些信息的，那么记者就会撇开新闻发言人自己去调查，所以两者有时候又是博弈关系。
此前媒体报道，在温州钱云会之死事件中，虽然新闻发言人发布了信息，但还是遭到了网友的质疑，政府遭遇“信任危机”；而在“我爸是李刚”事件中，虽然李刚泪流满面地站出来解释，但还是被“口水”淹没。
对于这种“网灾”事件，谢春涛建议，通过新闻发布会来澄清一些流言，最好避开直接利益者，涉及政府的，应由上一级政府来调查、发布。“比如说县里出现责任事故，常理来讲，这种丑事可能会被掩盖，可能会想办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人家当然有理由不相信你，有理由去怀疑你在为自己开脱，但如果省里、市里经过调查然后出来发布，就比县里讲，效果好得多。”
当初政府发言人制度建立时，就曾遭到一些人的质疑，担心政府是“报喜不报忧”，设立制度是在作秀。
谢春涛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他解释说，“因为现在很多‘忧’不是政府报出来的，而是媒体报道的，党委和政府设立发言人，是勇敢站出来面对媒体监督，而不是选择沉默。”
中央明确提出要善用媒体，善待媒体，善管媒体，是党委与媒体之间的关系的最好概括。
在江苏响水县大奔逃事件发生后，全国媒体聚焦响水县。但与此同时，关于当地政府应对记者采访的“响水经验”的陈年旧账再次被网上热炒。文章以官方口吻，总结了2007年陈家港化工园联化科技有限公司发生爆炸后，当地宣传部门阻碍记者采访的“成功经验”。
“新闻发言人应该以服务来获得舆论支持，但是这种服务的内容是：讲真话，提供高信息量的素材，贴近记者需求和需要的内容。”董关鹏说，“但服务不是对付。”(记者 鲁超国 刘玉彩)http://www.chinanews.com/gn/2011/03-07/2887800.shtml
新闻发言人理念变革:以公开为常态应对"全民记者"
2011年03月07日 10:17 来源：齐鲁晚报 参与互动(1) 【字体：↑大 ↓小】
“只做不说，等于没做；未说未听，没有发生；不说等于有鬼，沉默等于默认；多做善说，说也是在做”。
2月21日至23日，全国党委新闻发言人首次培训班在北京举办。这是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以来，对全国党委新闻发言人进行的第一次集中培训。
培训的主题是：学习如何与媒体打交道。
在这个信息发达“全民记者”、网络民意瞬间升腾的年代，“天下媒体一网收，上天入地遍地球”，新闻发言人制度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
从过去的“基本不说”到现在的“基本都说”，从过去的“以公开为特例”到今天的“以公开为常态”，此次培训授课人之一、公安部宣传局局长、新闻发言人武和平认为“这是理念的巨大变革”。
分管宣传的中央领导都参加了
在参加此次培训的济南市委外宣办主任、济南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周明的笔记本上，记录着这样一些内容：
面对突发新闻事件时，党委发言人要：
不做不说 瞒天过海 ×
只做不说 行胜于言 ×
先做后说 后发制人 ×
边做边说 透明公正 √
这是周明在参加全国党委新闻发言人集中培训时所做的笔记。
2月21日至23日，中纪委、中组部、ZXB等13个中央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的党委新闻发言人和新闻发布工作团队责任人共二百余人参加了培训。
记者就此事联系青岛外宣办提出采访申请时，对方要求提交一份书面采访提纲，而这也是培训课里的一项内容：党委新闻发言人对电话采访慎之又慎。
周明对这次培训的总结是“既隆重又简单”。“隆重”是因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任委李长春会见了全体学员并讲话，“可见党中央对这次培训是多么重视”；“简单”是因为没有开幕仪式，也没有主持人，就像在学校上课一样，老师上台就开讲。
“几乎所有分管宣传的中央领导都参加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清华大学公共关系与战略传播研究所所长董关鹏如此评价这次培训的规格。
在这次培训中，多名授课老师提到，“无可奉告”是新闻发言人的忌讳词。
中央外宣办一局局长郭卫民认为，党委和政府部门要正确认识媒体，妥善对待媒体，不要敌视或轻视媒体。要积极主动与媒体打交道，积极回应媒体，不要漠视他们的采访要求，不要用“无可奉告”去回绝媒体的提问。
从“基本不说”到“基本都说”
从过去的“基本不说”到现在的“基本都说”，从过去的“以公开为特例”到今天的“以公开为常态”，公安部宣传局局长、新闻发言人武和平认为“这是理念的巨大变革”。
董关鹏告诉本报记者，其实从2001年美国“9·11事件”发生后，中央政府就组织专家研究国外是如何应对突发事件的，然后分析国内遇到突发事件是如何处置的，当时发现一个问题是：新闻发布做得不够。
当时，中央还举办了一期全球传播高级研讨班，学员全是高级领导。
2003年中国非典，培训的成果得到了印证，“当时有不少学员半夜打电话，说感觉以前学的东西没用，现在用上了，并且索要当年讲课课件。”
就在同一年，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诞生。之后，由中央到地方，都在培训政府新闻发言人。
“2007年，我们又发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如何与外媒打交道，向世界说个明白，于是，我们又专门进行这方面的培训。”董关鹏一直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2010年6月30日，中央外宣办举办中共中央部门新闻发言人中外记者见面会，11位新闻发言人首次集体亮相。
“我看到了这10年来党和政府在满足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搞好党务、政府公开、透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等方面所做的努力。”董关鹏说，党和政府已经拿出了很好的姿态。
以前有种说法是“做做说说，说说做做，多做少说，只做不说，做等于说了”。在如今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武和平认为应该把这句话改为“只做不说，等于没做；未说未听，没有发生；不说等于有鬼，沉默等于默认；多做善说，说也是在做”。
没有坏问题只有不好的回答
在培训过程中，发生了一件让学员们感觉“很有意思”的事：模拟演练。
一共演练了三个主题，其中一个是“组织部招考公务员”的新闻发布会。
尽管这只是一场普通的新闻发布会，可是当新闻发言人介绍完情况后，在自由提问环节，还是遭遇了“记者”的炮轰。
“记者都是教师团队和学员们客串的，问题都很尖锐。”周明说，“比如，有人问‘是否存在走后门’、‘是否有以人定岗现象’等等。”
然后，学员们回答，教师再进行点评。
“对于这些尖锐问题，不能张口就承认‘有’，但是也不能一口否认没有，过去的，我们不能妄下结论，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表态：‘以后，我们是必须杜绝的。’”
周明说，有个学员是这样回答的：“对于您说的这种情况，我们绝对不会允许它发生在这次招考中。如果有，发现一个查处一个，决不姑息。同时，也希望你们媒体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如果发现有违规现象向我们举报，让我们的招考在阳光下进行。谢谢。”这个回答得到了好评。
“新闻发言人在召开新闻发布会之前，必须先把自己假想成一个记者，换位思考，才能把问题想得到位、全面，才能有所准备，被提问时才会不慌不乱。”周明说，没有坏问题，只有不好的回答。
政策性较强、敏感度高、热点、负面问题的答问都是党委发言人在召开新闻发布会之前应该重点准备的。“新闻发言人不能说无可奉告，更不能说不知道。”
“应该积极坦然应对敏感问题，不紧张，也不要被激怒，应该把它看做一个阐释我们政策的良好时机。这才是一个合格的新闻发言人所应该具备的素质。”周明根据个人工作经验，认为党委新闻发言人应该做到五懂：懂政治、懂政策、懂业务、懂媒体及懂表达。
“你不讲话，谣言就讲话了”
新闻发言人除了介绍党和政府制定的重要法规、出台的重大方针和重要举措等日常工作发布外，更重要的一项职能是：辟谣。
“你不讲话，谣言就讲话了。”董关鹏说。
在培训中，他提到了美国学者发明的“谣言公式”：谣言(的产生与传播)=(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
根据这个公式，谣言产生的几率与事件的模糊性和重要性成正比关系，事件越模糊且越重要，谣言产生的几率和效应也就越大。
“谣言产生之后，在网络发达的时代，很快会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遇到这种情况新闻发言人应该怎么办？”董关鹏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首先应该在第一时间出来澄清，将模糊性降到最低。”
董关鹏总结了新闻发言人5种错误的态度：“主观上不愿意说，行动上不主动说，时间上不及时说，内容上不真实说，态度上不端正说。”
“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是：过时的文化观、错误的媒体观、落后的群众观、虚假的政绩观、狭隘的荣辱观及缺失的责任观。”董关鹏得出结论。
去年2月份，《纽约时报》爆料“蓝翔黑了谷歌”。这则消息给读者的印象是：蓝翔技校是戒备森严的神秘机构，有军队背景且为军队培养计算机科技人才，具备发起网络攻击的环境和技术。
在网上陷入一片迷沌时，有一天，周明的电话响了，从上海打来的，对方说着流利的汉语，自称是《纽约时报》的记者，想让他以济南市“新闻发言人”的身份对此事表态。
周明态度诚恳地向对方说明三点：“首先，我不能以官方新闻发言人的身份来回答您的问题，因为我无法核实您的身份，我们有正规的采访程序；其次，谷歌是否被蓝翔所黑，应该有法律认定程序，不能轻易随便下结论；再次，蓝翔技校只是一个普通的民营学校，不带有任何官方色彩。”
“事件越重要，党委和政府表态要越清楚。”周明说，但是哪些话该说，哪些不该说，该说的应该如何说，都应该把握好，“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互联网时代没有话语可以收回。”
董关鹏认为，对于“杭州11·15地铁塌陷事故”，当地政府处置就比较成功，理由是：“第一时间建立新闻中心，受理所有采访需求；24小时内召开多场发布会，更多内容跟进；对到场记者登记造册，全面服务；互联网随时更新，电视广播滚动直播；本级政府守土有责，不缺位，不越位；积极关注舆情，不断预测问题。”
“记者是你的挑战者”
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赵启正曾把发言人与记者关系概括为五句话：记者不是你的部下，不是你的学生，不是你的朋友，也不是你的敌人，他是你的挑战者。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谢春涛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新闻发言人和媒体之间的关系既是合作又有博弈。
谢春涛认为，新闻发言人掌握信息源，需要媒体传播，而媒体也需要获取信息，从这点上讲，两者是一种合作关系；有时候，新闻发言人提供的信息不全面，或者不愿透露，比如一些“丑事”，新闻发言人是不会主动提供这些信息的，那么记者就会撇开新闻发言人自己去调查，所以两者有时候又是博弈关系。
此前媒体报道，在温州钱云会之死事件中，虽然新闻发言人发布了信息，但还是遭到了网友的质疑，政府遭遇“信任危机”；而在“我爸是李刚”事件中，虽然李刚泪流满面地站出来解释，但还是被“口水”淹没。
对于这种“网灾”事件，谢春涛建议，通过新闻发布会来澄清一些流言，最好避开直接利益者，涉及政府的，应由上一级政府来调查、发布。“比如说县里出现责任事故，常理来讲，这种丑事可能会被掩盖，可能会想办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人家当然有理由不相信你，有理由去怀疑你在为自己开脱，但如果省里、市里经过调查然后出来发布，就比县里讲，效果好得多。”
当初政府发言人制度建立时，就曾遭到一些人的质疑，担心政府是“报喜不报忧”，设立制度是在作秀。
谢春涛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他解释说，“因为现在很多‘忧’不是政府报出来的，而是媒体报道的，党委和政府设立发言人，是勇敢站出来面对媒体监督，而不是选择沉默。”
中央明确提出要善用媒体，善待媒体，善管媒体，是党委与媒体之间的关系的最好概括。
在江苏响水县大奔逃事件发生后，全国媒体聚焦响水县。但与此同时，关于当地政府应对记者采访的“响水经验”的陈年旧账再次被网上热炒。文章以官方口吻，总结了2007年陈家港化工园联化科技有限公司发生爆炸后，当地宣传部门阻碍记者采访的“成功经验”。
“新闻发言人应该以服务来获得舆论支持，但是这种服务的内容是：讲真话，提供高信息量的素材，贴近记者需求和需要的内容。”董关鹏说，“但服务不是对付。”(记者 鲁超国 刘玉彩)
新闻发言人理念变革:以公开为常态应对"全民记者"
2011年03月07日 10:17 来源：齐鲁晚报 参与互动(1) 【字体：↑大 ↓小】
“只做不说，等于没做；未说未听，没有发生；不说等于有鬼，沉默等于默认；多做善说，说也是在做”。
2月21日至23日，全国党委新闻发言人首次培训班在北京举办。这是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以来，对全国党委新闻发言人进行的第一次集中培训。
培训的主题是：学习如何与媒体打交道。
在这个信息发达“全民记者”、网络民意瞬间升腾的年代，“天下媒体一网收，上天入地遍地球”，新闻发言人制度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
从过去的“基本不说”到现在的“基本都说”，从过去的“以公开为特例”到今天的“以公开为常态”，此次培训授课人之一、公安部宣传局局长、新闻发言人武和平认为“这是理念的巨大变革”。
分管宣传的中央领导都参加了
在参加此次培训的济南市委外宣办主任、济南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周明的笔记本上，记录着这样一些内容：
面对突发新闻事件时，党委发言人要：
不做不说 瞒天过海 ×
只做不说 行胜于言 ×
先做后说 后发制人 ×
边做边说 透明公正 √
这是周明在参加全国党委新闻发言人集中培训时所做的笔记。
2月21日至23日，中纪委、中组部、ZXB等13个中央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的党委新闻发言人和新闻发布工作团队责任人共二百余人参加了培训。
记者就此事联系青岛外宣办提出采访申请时，对方要求提交一份书面采访提纲，而这也是培训课里的一项内容：党委新闻发言人对电话采访慎之又慎。
周明对这次培训的总结是“既隆重又简单”。“隆重”是因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任委李长春会见了全体学员并讲话，“可见党中央对这次培训是多么重视”；“简单”是因为没有开幕仪式，也没有主持人，就像在学校上课一样，老师上台就开讲。
“几乎所有分管宣传的中央领导都参加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清华大学公共关系与战略传播研究所所长董关鹏如此评价这次培训的规格。
在这次培训中，多名授课老师提到，“无可奉告”是新闻发言人的忌讳词。
中央外宣办一局局长郭卫民认为，党委和政府部门要正确认识媒体，妥善对待媒体，不要敌视或轻视媒体。要积极主动与媒体打交道，积极回应媒体，不要漠视他们的采访要求，不要用“无可奉告”去回绝媒体的提问。
从“基本不说”到“基本都说”
从过去的“基本不说”到现在的“基本都说”，从过去的“以公开为特例”到今天的“以公开为常态”，公安部宣传局局长、新闻发言人武和平认为“这是理念的巨大变革”。
董关鹏告诉本报记者，其实从2001年美国“9·11事件”发生后，中央政府就组织专家研究国外是如何应对突发事件的，然后分析国内遇到突发事件是如何处置的，当时发现一个问题是：新闻发布做得不够。
当时，中央还举办了一期全球传播高级研讨班，学员全是高级领导。
2003年中国非典，培训的成果得到了印证，“当时有不少学员半夜打电话，说感觉以前学的东西没用，现在用上了，并且索要当年讲课课件。”
就在同一年，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诞生。之后，由中央到地方，都在培训政府新闻发言人。
“2007年，我们又发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如何与外媒打交道，向世界说个明白，于是，我们又专门进行这方面的培训。”董关鹏一直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2010年6月30日，中央外宣办举办中共中央部门新闻发言人中外记者见面会，11位新闻发言人首次集体亮相。
“我看到了这10年来党和政府在满足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搞好党务、政府公开、透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等方面所做的努力。”董关鹏说，党和政府已经拿出了很好的姿态。
以前有种说法是“做做说说，说说做做，多做少说，只做不说，做等于说了”。在如今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武和平认为应该把这句话改为“只做不说，等于没做；未说未听，没有发生；不说等于有鬼，沉默等于默认；多做善说，说也是在做”。
没有坏问题只有不好的回答
在培训过程中，发生了一件让学员们感觉“很有意思”的事：模拟演练。
一共演练了三个主题，其中一个是“组织部招考公务员”的新闻发布会。
尽管这只是一场普通的新闻发布会，可是当新闻发言人介绍完情况后，在自由提问环节，还是遭遇了“记者”的炮轰。
“记者都是教师团队和学员们客串的，问题都很尖锐。”周明说，“比如，有人问‘是否存在走后门’、‘是否有以人定岗现象’等等。”
然后，学员们回答，教师再进行点评。
“对于这些尖锐问题，不能张口就承认‘有’，但是也不能一口否认没有，过去的，我们不能妄下结论，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表态：‘以后，我们是必须杜绝的。’”
周明说，有个学员是这样回答的：“对于您说的这种情况，我们绝对不会允许它发生在这次招考中。如果有，发现一个查处一个，决不姑息。同时，也希望你们媒体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如果发现有违规现象向我们举报，让我们的招考在阳光下进行。谢谢。”这个回答得到了好评。
“新闻发言人在召开新闻发布会之前，必须先把自己假想成一个记者，换位思考，才能把问题想得到位、全面，才能有所准备，被提问时才会不慌不乱。”周明说，没有坏问题，只有不好的回答。
政策性较强、敏感度高、热点、负面问题的答问都是党委发言人在召开新闻发布会之前应该重点准备的。“新闻发言人不能说无可奉告，更不能说不知道。”
“应该积极坦然应对敏感问题，不紧张，也不要被激怒，应该把它看做一个阐释我们政策的良好时机。这才是一个合格的新闻发言人所应该具备的素质。”周明根据个人工作经验，认为党委新闻发言人应该做到五懂：懂政治、懂政策、懂业务、懂媒体及懂表达。
“你不讲话，谣言就讲话了”
新闻发言人除了介绍党和政府制定的重要法规、出台的重大方针和重要举措等日常工作发布外，更重要的一项职能是：辟谣。
“你不讲话，谣言就讲话了。”董关鹏说。
在培训中，他提到了美国学者发明的“谣言公式”：谣言(的产生与传播)=(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
根据这个公式，谣言产生的几率与事件的模糊性和重要性成正比关系，事件越模糊且越重要，谣言产生的几率和效应也就越大。
“谣言产生之后，在网络发达的时代，很快会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遇到这种情况新闻发言人应该怎么办？”董关鹏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首先应该在第一时间出来澄清，将模糊性降到最低。”
董关鹏总结了新闻发言人5种错误的态度：“主观上不愿意说，行动上不主动说，时间上不及时说，内容上不真实说，态度上不端正说。”
“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是：过时的文化观、错误的媒体观、落后的群众观、虚假的政绩观、狭隘的荣辱观及缺失的责任观。”董关鹏得出结论。
去年2月份，《纽约时报》爆料“蓝翔黑了谷歌”。这则消息给读者的印象是：蓝翔技校是戒备森严的神秘机构，有军队背景且为军队培养计算机科技人才，具备发起网络攻击的环境和技术。
在网上陷入一片迷沌时，有一天，周明的电话响了，从上海打来的，对方说着流利的汉语，自称是《纽约时报》的记者，想让他以济南市“新闻发言人”的身份对此事表态。
周明态度诚恳地向对方说明三点：“首先，我不能以官方新闻发言人的身份来回答您的问题，因为我无法核实您的身份，我们有正规的采访程序；其次，谷歌是否被蓝翔所黑，应该有法律认定程序，不能轻易随便下结论；再次，蓝翔技校只是一个普通的民营学校，不带有任何官方色彩。”
“事件越重要，党委和政府表态要越清楚。”周明说，但是哪些话该说，哪些不该说，该说的应该如何说，都应该把握好，“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互联网时代没有话语可以收回。”
董关鹏认为，对于“杭州11·15地铁塌陷事故”，当地政府处置就比较成功，理由是：“第一时间建立新闻中心，受理所有采访需求；24小时内召开多场发布会，更多内容跟进；对到场记者登记造册，全面服务；互联网随时更新，电视广播滚动直播；本级政府守土有责，不缺位，不越位；积极关注舆情，不断预测问题。”
“记者是你的挑战者”
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赵启正曾把发言人与记者关系概括为五句话：记者不是你的部下，不是你的学生，不是你的朋友，也不是你的敌人，他是你的挑战者。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谢春涛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新闻发言人和媒体之间的关系既是合作又有博弈。
谢春涛认为，新闻发言人掌握信息源，需要媒体传播，而媒体也需要获取信息，从这点上讲，两者是一种合作关系；有时候，新闻发言人提供的信息不全面，或者不愿透露，比如一些“丑事”，新闻发言人是不会主动提供这些信息的，那么记者就会撇开新闻发言人自己去调查，所以两者有时候又是博弈关系。
此前媒体报道，在温州钱云会之死事件中，虽然新闻发言人发布了信息，但还是遭到了网友的质疑，政府遭遇“信任危机”；而在“我爸是李刚”事件中，虽然李刚泪流满面地站出来解释，但还是被“口水”淹没。
对于这种“网灾”事件，谢春涛建议，通过新闻发布会来澄清一些流言，最好避开直接利益者，涉及政府的，应由上一级政府来调查、发布。“比如说县里出现责任事故，常理来讲，这种丑事可能会被掩盖，可能会想办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人家当然有理由不相信你，有理由去怀疑你在为自己开脱，但如果省里、市里经过调查然后出来发布，就比县里讲，效果好得多。”
当初政府发言人制度建立时，就曾遭到一些人的质疑，担心政府是“报喜不报忧”，设立制度是在作秀。
谢春涛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他解释说，“因为现在很多‘忧’不是政府报出来的，而是媒体报道的，党委和政府设立发言人，是勇敢站出来面对媒体监督，而不是选择沉默。”
中央明确提出要善用媒体，善待媒体，善管媒体，是党委与媒体之间的关系的最好概括。
在江苏响水县大奔逃事件发生后，全国媒体聚焦响水县。但与此同时，关于当地政府应对记者采访的“响水经验”的陈年旧账再次被网上热炒。文章以官方口吻，总结了2007年陈家港化工园联化科技有限公司发生爆炸后，当地宣传部门阻碍记者采访的“成功经验”。
“新闻发言人应该以服务来获得舆论支持，但是这种服务的内容是：讲真话，提供高信息量的素材，贴近记者需求和需要的内容。”董关鹏说，“但服务不是对付。”(记者 鲁超国 刘玉彩)http://www.chinanews.com/gn/2011/03-07/2887800.shtml
新闻发言人理念变革:以公开为常态应对"全民记者"
2011年03月07日 10:17 来源：齐鲁晚报 参与互动(1) 【字体：↑大 ↓小】
“只做不说，等于没做；未说未听，没有发生；不说等于有鬼，沉默等于默认；多做善说，说也是在做”。
2月21日至23日，全国党委新闻发言人首次培训班在北京举办。这是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以来，对全国党委新闻发言人进行的第一次集中培训。
培训的主题是：学习如何与媒体打交道。
在这个信息发达“全民记者”、网络民意瞬间升腾的年代，“天下媒体一网收，上天入地遍地球”，新闻发言人制度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
从过去的“基本不说”到现在的“基本都说”，从过去的“以公开为特例”到今天的“以公开为常态”，此次培训授课人之一、公安部宣传局局长、新闻发言人武和平认为“这是理念的巨大变革”。
分管宣传的中央领导都参加了
在参加此次培训的济南市委外宣办主任、济南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周明的笔记本上，记录着这样一些内容：
面对突发新闻事件时，党委发言人要：
不做不说 瞒天过海 ×
只做不说 行胜于言 ×
先做后说 后发制人 ×
边做边说 透明公正 √
这是周明在参加全国党委新闻发言人集中培训时所做的笔记。
2月21日至23日，中纪委、中组部、ZXB等13个中央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的党委新闻发言人和新闻发布工作团队责任人共二百余人参加了培训。
记者就此事联系青岛外宣办提出采访申请时，对方要求提交一份书面采访提纲，而这也是培训课里的一项内容：党委新闻发言人对电话采访慎之又慎。
周明对这次培训的总结是“既隆重又简单”。“隆重”是因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任委李长春会见了全体学员并讲话，“可见党中央对这次培训是多么重视”；“简单”是因为没有开幕仪式，也没有主持人，就像在学校上课一样，老师上台就开讲。
“几乎所有分管宣传的中央领导都参加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清华大学公共关系与战略传播研究所所长董关鹏如此评价这次培训的规格。
在这次培训中，多名授课老师提到，“无可奉告”是新闻发言人的忌讳词。
中央外宣办一局局长郭卫民认为，党委和政府部门要正确认识媒体，妥善对待媒体，不要敌视或轻视媒体。要积极主动与媒体打交道，积极回应媒体，不要漠视他们的采访要求，不要用“无可奉告”去回绝媒体的提问。
从“基本不说”到“基本都说”
从过去的“基本不说”到现在的“基本都说”，从过去的“以公开为特例”到今天的“以公开为常态”，公安部宣传局局长、新闻发言人武和平认为“这是理念的巨大变革”。
董关鹏告诉本报记者，其实从2001年美国“9·11事件”发生后，中央政府就组织专家研究国外是如何应对突发事件的，然后分析国内遇到突发事件是如何处置的，当时发现一个问题是：新闻发布做得不够。
当时，中央还举办了一期全球传播高级研讨班，学员全是高级领导。
2003年中国非典，培训的成果得到了印证，“当时有不少学员半夜打电话，说感觉以前学的东西没用，现在用上了，并且索要当年讲课课件。”
就在同一年，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诞生。之后，由中央到地方，都在培训政府新闻发言人。
“2007年，我们又发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如何与外媒打交道，向世界说个明白，于是，我们又专门进行这方面的培训。”董关鹏一直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2010年6月30日，中央外宣办举办中共中央部门新闻发言人中外记者见面会，11位新闻发言人首次集体亮相。
“我看到了这10年来党和政府在满足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搞好党务、政府公开、透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等方面所做的努力。”董关鹏说，党和政府已经拿出了很好的姿态。
以前有种说法是“做做说说，说说做做，多做少说，只做不说，做等于说了”。在如今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武和平认为应该把这句话改为“只做不说，等于没做；未说未听，没有发生；不说等于有鬼，沉默等于默认；多做善说，说也是在做”。
没有坏问题只有不好的回答
在培训过程中，发生了一件让学员们感觉“很有意思”的事：模拟演练。
一共演练了三个主题，其中一个是“组织部招考公务员”的新闻发布会。
尽管这只是一场普通的新闻发布会，可是当新闻发言人介绍完情况后，在自由提问环节，还是遭遇了“记者”的炮轰。
“记者都是教师团队和学员们客串的，问题都很尖锐。”周明说，“比如，有人问‘是否存在走后门’、‘是否有以人定岗现象’等等。”
然后，学员们回答，教师再进行点评。
“对于这些尖锐问题，不能张口就承认‘有’，但是也不能一口否认没有，过去的，我们不能妄下结论，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表态：‘以后，我们是必须杜绝的。’”
周明说，有个学员是这样回答的：“对于您说的这种情况，我们绝对不会允许它发生在这次招考中。如果有，发现一个查处一个，决不姑息。同时，也希望你们媒体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如果发现有违规现象向我们举报，让我们的招考在阳光下进行。谢谢。”这个回答得到了好评。
“新闻发言人在召开新闻发布会之前，必须先把自己假想成一个记者，换位思考，才能把问题想得到位、全面，才能有所准备，被提问时才会不慌不乱。”周明说，没有坏问题，只有不好的回答。
政策性较强、敏感度高、热点、负面问题的答问都是党委发言人在召开新闻发布会之前应该重点准备的。“新闻发言人不能说无可奉告，更不能说不知道。”
“应该积极坦然应对敏感问题，不紧张，也不要被激怒，应该把它看做一个阐释我们政策的良好时机。这才是一个合格的新闻发言人所应该具备的素质。”周明根据个人工作经验，认为党委新闻发言人应该做到五懂：懂政治、懂政策、懂业务、懂媒体及懂表达。
“你不讲话，谣言就讲话了”
新闻发言人除了介绍党和政府制定的重要法规、出台的重大方针和重要举措等日常工作发布外，更重要的一项职能是：辟谣。
“你不讲话，谣言就讲话了。”董关鹏说。
在培训中，他提到了美国学者发明的“谣言公式”：谣言(的产生与传播)=(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
根据这个公式，谣言产生的几率与事件的模糊性和重要性成正比关系，事件越模糊且越重要，谣言产生的几率和效应也就越大。
“谣言产生之后，在网络发达的时代，很快会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遇到这种情况新闻发言人应该怎么办？”董关鹏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首先应该在第一时间出来澄清，将模糊性降到最低。”
董关鹏总结了新闻发言人5种错误的态度：“主观上不愿意说，行动上不主动说，时间上不及时说，内容上不真实说，态度上不端正说。”
“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是：过时的文化观、错误的媒体观、落后的群众观、虚假的政绩观、狭隘的荣辱观及缺失的责任观。”董关鹏得出结论。
去年2月份，《纽约时报》爆料“蓝翔黑了谷歌”。这则消息给读者的印象是：蓝翔技校是戒备森严的神秘机构，有军队背景且为军队培养计算机科技人才，具备发起网络攻击的环境和技术。
在网上陷入一片迷沌时，有一天，周明的电话响了，从上海打来的，对方说着流利的汉语，自称是《纽约时报》的记者，想让他以济南市“新闻发言人”的身份对此事表态。
周明态度诚恳地向对方说明三点：“首先，我不能以官方新闻发言人的身份来回答您的问题，因为我无法核实您的身份，我们有正规的采访程序；其次，谷歌是否被蓝翔所黑，应该有法律认定程序，不能轻易随便下结论；再次，蓝翔技校只是一个普通的民营学校，不带有任何官方色彩。”
“事件越重要，党委和政府表态要越清楚。”周明说，但是哪些话该说，哪些不该说，该说的应该如何说，都应该把握好，“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互联网时代没有话语可以收回。”
董关鹏认为，对于“杭州11·15地铁塌陷事故”，当地政府处置就比较成功，理由是：“第一时间建立新闻中心，受理所有采访需求；24小时内召开多场发布会，更多内容跟进；对到场记者登记造册，全面服务；互联网随时更新，电视广播滚动直播；本级政府守土有责，不缺位，不越位；积极关注舆情，不断预测问题。”
“记者是你的挑战者”
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赵启正曾把发言人与记者关系概括为五句话：记者不是你的部下，不是你的学生，不是你的朋友，也不是你的敌人，他是你的挑战者。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谢春涛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新闻发言人和媒体之间的关系既是合作又有博弈。
谢春涛认为，新闻发言人掌握信息源，需要媒体传播，而媒体也需要获取信息，从这点上讲，两者是一种合作关系；有时候，新闻发言人提供的信息不全面，或者不愿透露，比如一些“丑事”，新闻发言人是不会主动提供这些信息的，那么记者就会撇开新闻发言人自己去调查，所以两者有时候又是博弈关系。
此前媒体报道，在温州钱云会之死事件中，虽然新闻发言人发布了信息，但还是遭到了网友的质疑，政府遭遇“信任危机”；而在“我爸是李刚”事件中，虽然李刚泪流满面地站出来解释，但还是被“口水”淹没。
对于这种“网灾”事件，谢春涛建议，通过新闻发布会来澄清一些流言，最好避开直接利益者，涉及政府的，应由上一级政府来调查、发布。“比如说县里出现责任事故，常理来讲，这种丑事可能会被掩盖，可能会想办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人家当然有理由不相信你，有理由去怀疑你在为自己开脱，但如果省里、市里经过调查然后出来发布，就比县里讲，效果好得多。”
当初政府发言人制度建立时，就曾遭到一些人的质疑，担心政府是“报喜不报忧”，设立制度是在作秀。
谢春涛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他解释说，“因为现在很多‘忧’不是政府报出来的，而是媒体报道的，党委和政府设立发言人，是勇敢站出来面对媒体监督，而不是选择沉默。”
中央明确提出要善用媒体，善待媒体，善管媒体，是党委与媒体之间的关系的最好概括。
在江苏响水县大奔逃事件发生后，全国媒体聚焦响水县。但与此同时，关于当地政府应对记者采访的“响水经验”的陈年旧账再次被网上热炒。文章以官方口吻，总结了2007年陈家港化工园联化科技有限公司发生爆炸后，当地宣传部门阻碍记者采访的“成功经验”。
“新闻发言人应该以服务来获得舆论支持，但是这种服务的内容是：讲真话，提供高信息量的素材，贴近记者需求和需要的内容。”董关鹏说，“但服务不是对付。”(记者 鲁超国 刘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