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谁给普及一下“忠义救国军”？（八年血路——抗战中的忠 ...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19 16:5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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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血路——抗战中的忠义救国军
黄埔男儿
北京娱乐信报报道的《阿庆嫂戏说变成“风流女”》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读者对小说《沙家浜》创作者将阿庆嫂戏说成“风流成性，可以令人丧失理智”的女人表示不理解。而笔者以为小说的不足却在于它和样板戏《沙家浜》一样，是不符合历史环境的精神产品，把当时活动在江南地区的国民政府忠义救国军部队说得一无是处，严重违背了历史的真实。
一、 八年血路
忠义救国军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其始于1937年八·一三中日淞沪会战，止于1945年“八·一五”抗战胜利，在抗战八年中，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忠义救国军这支受过特别训练的帮会、特务武装，和当时中国大地上的所有“不愿做忘国奴”的武装集团一样，为了抗击日本侵略，为了人类的幸福和进步，在挽救民族危亡的旗帜下，在江浙敌后抗日战场上浴血奋战，前赴后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动荡不安的局势里，他们也是中流砥柱；在民族大义面前，他们同样甘舍一切，决不含糊。作为后人，我们难道可以因为意识形态或者别的什么原因而忘记他们的丰功伟绩吗？
笔者以为，忠义救国军在抗战八年的血路历程中，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37年八·一三中日淞沪会战到1938年1月皖南祁门改编；第二阶段是从1938年1月皖南祁门改编到1940年孝丰整编；第三阶段是从1940年孝丰整编到1945年“八·一五”抗战胜利。下文愿为各位详述之。
第一阶段：从1937年八·一三中日淞沪会战到1938年1月皖南祁门改编。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蒋介石派戴笠到上海，找杜月笙、向海潜、王晓籁、钱新之等人商议策动帮会力量组成别动队。9月4日，蒋介石在南京向戴笠发出电报，令戴笠与杜月笙合作，限一月内组成一万人的武装游击部队，任务是配合国军作战，在上海近郊牵制阻击日军，并协同保安部队，严防和肃活敌谍、汉奸的骚扰活动，并给予这支部队以“苏浙行动委员会淞沪别动队”的名义，直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这支“军委会苏浙行动委员会淞沪别动队”也就是后来的“忠义救国军”的前身。1937年9月上旬，杜月笙即派其门生陆京士联络青红帮及江湖豪客，拉起武装，当时上海及苏州、松江、嘉兴等地的工人、学生、店员、教师有不少人曾参加该部队抗战。爱国人士朱学范、章乃器都曾介绍知识分子、青年工人参加。不久，苏浙行动委员会成立，委员有杜月笙、戴笠、俞鸿钧（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广东省政府主席）、贝祖贻、钱新之（均为上海金融业界代表）、吉章简、蔡劲军（上海军警界代表）、刘志陆（在野军官）、宋子文（财政部长）、俞作柏、张治中（军方代表）、张啸林、杨虎和向海潜。以杜月笙、戴笠、刘志陆三人为常任委，杜月笙任主任委员，戴笠为书记长，杜门弟子汪曼云为该会少将参议。委员会下设机要、总务、侦谍、军事、技术、调查、变通、宣传八个组，由戴笠派特务骨干陈旭东、江祖华、谢力公、余乐醒等人分任组长。
苏浙行动委员会下设动员部和游击总指挥部，淞沪别动队归游击总指挥部管辖。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刘志陆原属桂系陆荣廷部，后投奔蒋介石。被刘珍年打败后，他便到上海作了寓公。刘志陆与杜月笙关系甚好，游击总指挥部总参谋长杨仲华也是杜月笙的门生。新建立的别动队下辖五个支队，其中的有半数是杜月笙的门徒。第一支队经向海潜提名，由脚跨青洪两帮的军统何行建（即何天风）任队长。第二、第三支队的队长均由杜月笙提名，分别由恒社骨干陆京士和朱学范担任。第四支队队长张业、第五支队队长陶一珊均为戴笠部下。各支队编制为一千五百人，下设三个中队，各中队下设三个区队，各区队下设三个分队。别动队组建后分布于浦东、奉贤、南汇和上海县等地，接替国民党正规军驻防。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９日，第一、二、三支队开始投入阻挡日军精锐的猛攻，第三、第五支队配合国民党正规军五十师某旅坚守南市三天。１１月１１日，日军在金山卫登陆后，第三支队第九大队在国民党军撤退的情况下，在青浦阻击过日军，但因敌我力量对比悬殊，被敌击溃。上海失陷后，别动队除四支队在苏州河北岸全部阵亡，五支队化整为零转入地下外，一、二支队开赴浦东打游击。三支队一部撤回租界搞地下抗日工作。根据当时担任苏浙行动委员会人事科科长的文强先生的统计，在1937年八·一三中日淞沪会战中，别动队官兵牺牲1500人以上，受伤的人数在500人左右。
第二阶段：从皖南祁门改编到１９４０年孝丰整编。
为了适应1937年年底南京失陷以后的江浙皖沪抗日战场的局势，最大限度地动员这个地区的抗日力量投入抗战，1938年1月，军统局负责人戴笠在皖南祁门宣布，将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从淞沪战场上撤出的佘山教导团和五支队残部整编为“忠义救国军”教导一团（亦称“第一支队”）。戴笠自兼团长，俞作柏（一则）任副团长。同年3月，戴笠又在汉口宣布成立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由戴笠和俞作柏分任正副总指挥，参谋长是徐光英。忠救军教导一团则由俞作柏兼团长，原别动队在江西、浙江的部队改编为忠救军教导二团（亦称“第二支队”），由王春晖担任团长，别动队在上海的残部后改为忠义救国军淞沪区指挥部，何行建任总指挥，后改任副总指挥兼第一纵队司令。武汉失守后，总指挥部移设浙江孝丰，戴笠辞去总指挥兼职，派副总指挥俞作拍接任，参谋长也改由尚望担任。改编以后的忠义救国军，其主要任务是在华东敌后收容、整训国民政府正规军被日伪打散击溃的部队，并在敌后袭击、骚扰日伪军。
在抗日民众的大力支持下，这时候的忠义救国军，就象燎原的火种一样，迅速在江浙皖沪敌后发展起来，由于部队收容、整训了大批江浙皖沪抗日战场上溃退的正规军官兵，加上国民政府为这支部队派来了俞作柏、戴笠、周伟龙、阮清源等受过正规训练的高级军官，战斗力有了提高。例如1938年秋，日军上海派遣军一部进攻金山县韩家坞（当时属江苏管辖），忠义救国军第九支队第四大队姚杏林部500余人与敌激战一昼夜，日军死伤多人后撤退。翌年春，日军炮艇3艘途经泖桥，被姚杏林部击沉2艘，日军死伤数十人。日军进行报复，姚部撤到钱圩李家廊下，联合田峋山、沈俊生部，击毙日军30余人（《无锡市志·大事记·民国二十七、二十八年》）。至1939年春，忠义救国军已发展到拥有十六个支队，四个直属大队、两个教导总队，号称五万人。http://club.pchome.net/thread_1_15_5177656.html
八年血路——抗战中的忠义救国军
黄埔男儿
北京娱乐信报报道的《阿庆嫂戏说变成“风流女”》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读者对小说《沙家浜》创作者将阿庆嫂戏说成“风流成性，可以令人丧失理智”的女人表示不理解。而笔者以为小说的不足却在于它和样板戏《沙家浜》一样，是不符合历史环境的精神产品，把当时活动在江南地区的国民政府忠义救国军部队说得一无是处，严重违背了历史的真实。
一、 八年血路
忠义救国军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其始于1937年八·一三中日淞沪会战，止于1945年“八·一五”抗战胜利，在抗战八年中，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忠义救国军这支受过特别训练的帮会、特务武装，和当时中国大地上的所有“不愿做忘国奴”的武装集团一样，为了抗击日本侵略，为了人类的幸福和进步，在挽救民族危亡的旗帜下，在江浙敌后抗日战场上浴血奋战，前赴后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动荡不安的局势里，他们也是中流砥柱；在民族大义面前，他们同样甘舍一切，决不含糊。作为后人，我们难道可以因为意识形态或者别的什么原因而忘记他们的丰功伟绩吗？
笔者以为，忠义救国军在抗战八年的血路历程中，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37年八·一三中日淞沪会战到1938年1月皖南祁门改编；第二阶段是从1938年1月皖南祁门改编到1940年孝丰整编；第三阶段是从1940年孝丰整编到1945年“八·一五”抗战胜利。下文愿为各位详述之。
第一阶段：从1937年八·一三中日淞沪会战到1938年1月皖南祁门改编。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蒋介石派戴笠到上海，找杜月笙、向海潜、王晓籁、钱新之等人商议策动帮会力量组成别动队。9月4日，蒋介石在南京向戴笠发出电报，令戴笠与杜月笙合作，限一月内组成一万人的武装游击部队，任务是配合国军作战，在上海近郊牵制阻击日军，并协同保安部队，严防和肃活敌谍、汉奸的骚扰活动，并给予这支部队以“苏浙行动委员会淞沪别动队”的名义，直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这支“军委会苏浙行动委员会淞沪别动队”也就是后来的“忠义救国军”的前身。1937年9月上旬，杜月笙即派其门生陆京士联络青红帮及江湖豪客，拉起武装，当时上海及苏州、松江、嘉兴等地的工人、学生、店员、教师有不少人曾参加该部队抗战。爱国人士朱学范、章乃器都曾介绍知识分子、青年工人参加。不久，苏浙行动委员会成立，委员有杜月笙、戴笠、俞鸿钧（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广东省政府主席）、贝祖贻、钱新之（均为上海金融业界代表）、吉章简、蔡劲军（上海军警界代表）、刘志陆（在野军官）、宋子文（财政部长）、俞作柏、张治中（军方代表）、张啸林、杨虎和向海潜。以杜月笙、戴笠、刘志陆三人为常任委，杜月笙任主任委员，戴笠为书记长，杜门弟子汪曼云为该会少将参议。委员会下设机要、总务、侦谍、军事、技术、调查、变通、宣传八个组，由戴笠派特务骨干陈旭东、江祖华、谢力公、余乐醒等人分任组长。
苏浙行动委员会下设动员部和游击总指挥部，淞沪别动队归游击总指挥部管辖。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刘志陆原属桂系陆荣廷部，后投奔蒋介石。被刘珍年打败后，他便到上海作了寓公。刘志陆与杜月笙关系甚好，游击总指挥部总参谋长杨仲华也是杜月笙的门生。新建立的别动队下辖五个支队，其中的有半数是杜月笙的门徒。第一支队经向海潜提名，由脚跨青洪两帮的军统何行建（即何天风）任队长。第二、第三支队的队长均由杜月笙提名，分别由恒社骨干陆京士和朱学范担任。第四支队队长张业、第五支队队长陶一珊均为戴笠部下。各支队编制为一千五百人，下设三个中队，各中队下设三个区队，各区队下设三个分队。别动队组建后分布于浦东、奉贤、南汇和上海县等地，接替国民党正规军驻防。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９日，第一、二、三支队开始投入阻挡日军精锐的猛攻，第三、第五支队配合国民党正规军五十师某旅坚守南市三天。１１月１１日，日军在金山卫登陆后，第三支队第九大队在国民党军撤退的情况下，在青浦阻击过日军，但因敌我力量对比悬殊，被敌击溃。上海失陷后，别动队除四支队在苏州河北岸全部阵亡，五支队化整为零转入地下外，一、二支队开赴浦东打游击。三支队一部撤回租界搞地下抗日工作。根据当时担任苏浙行动委员会人事科科长的文强先生的统计，在1937年八·一三中日淞沪会战中，别动队官兵牺牲1500人以上，受伤的人数在500人左右。
第二阶段：从皖南祁门改编到１９４０年孝丰整编。
为了适应1937年年底南京失陷以后的江浙皖沪抗日战场的局势，最大限度地动员这个地区的抗日力量投入抗战，1938年1月，军统局负责人戴笠在皖南祁门宣布，将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从淞沪战场上撤出的佘山教导团和五支队残部整编为“忠义救国军”教导一团（亦称“第一支队”）。戴笠自兼团长，俞作柏（一则）任副团长。同年3月，戴笠又在汉口宣布成立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由戴笠和俞作柏分任正副总指挥，参谋长是徐光英。忠救军教导一团则由俞作柏兼团长，原别动队在江西、浙江的部队改编为忠救军教导二团（亦称“第二支队”），由王春晖担任团长，别动队在上海的残部后改为忠义救国军淞沪区指挥部，何行建任总指挥，后改任副总指挥兼第一纵队司令。武汉失守后，总指挥部移设浙江孝丰，戴笠辞去总指挥兼职，派副总指挥俞作拍接任，参谋长也改由尚望担任。改编以后的忠义救国军，其主要任务是在华东敌后收容、整训国民政府正规军被日伪打散击溃的部队，并在敌后袭击、骚扰日伪军。
在抗日民众的大力支持下，这时候的忠义救国军，就象燎原的火种一样，迅速在江浙皖沪敌后发展起来，由于部队收容、整训了大批江浙皖沪抗日战场上溃退的正规军官兵，加上国民政府为这支部队派来了俞作柏、戴笠、周伟龙、阮清源等受过正规训练的高级军官，战斗力有了提高。例如1938年秋，日军上海派遣军一部进攻金山县韩家坞（当时属江苏管辖），忠义救国军第九支队第四大队姚杏林部500余人与敌激战一昼夜，日军死伤多人后撤退。翌年春，日军炮艇3艘途经泖桥，被姚杏林部击沉2艘，日军死伤数十人。日军进行报复，姚部撤到钱圩李家廊下，联合田峋山、沈俊生部，击毙日军30余人（《无锡市志·大事记·民国二十七、二十八年》）。至1939年春，忠义救国军已发展到拥有十六个支队，四个直属大队、两个教导总队，号称五万人。
八年血路——抗战中的忠义救国军
黄埔男儿
北京娱乐信报报道的《阿庆嫂戏说变成“风流女”》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读者对小说《沙家浜》创作者将阿庆嫂戏说成“风流成性，可以令人丧失理智”的女人表示不理解。而笔者以为小说的不足却在于它和样板戏《沙家浜》一样，是不符合历史环境的精神产品，把当时活动在江南地区的国民政府忠义救国军部队说得一无是处，严重违背了历史的真实。
一、 八年血路
忠义救国军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其始于1937年八·一三中日淞沪会战，止于1945年“八·一五”抗战胜利，在抗战八年中，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忠义救国军这支受过特别训练的帮会、特务武装，和当时中国大地上的所有“不愿做忘国奴”的武装集团一样，为了抗击日本侵略，为了人类的幸福和进步，在挽救民族危亡的旗帜下，在江浙敌后抗日战场上浴血奋战，前赴后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动荡不安的局势里，他们也是中流砥柱；在民族大义面前，他们同样甘舍一切，决不含糊。作为后人，我们难道可以因为意识形态或者别的什么原因而忘记他们的丰功伟绩吗？
笔者以为，忠义救国军在抗战八年的血路历程中，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37年八·一三中日淞沪会战到1938年1月皖南祁门改编；第二阶段是从1938年1月皖南祁门改编到1940年孝丰整编；第三阶段是从1940年孝丰整编到1945年“八·一五”抗战胜利。下文愿为各位详述之。
第一阶段：从1937年八·一三中日淞沪会战到1938年1月皖南祁门改编。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蒋介石派戴笠到上海，找杜月笙、向海潜、王晓籁、钱新之等人商议策动帮会力量组成别动队。9月4日，蒋介石在南京向戴笠发出电报，令戴笠与杜月笙合作，限一月内组成一万人的武装游击部队，任务是配合国军作战，在上海近郊牵制阻击日军，并协同保安部队，严防和肃活敌谍、汉奸的骚扰活动，并给予这支部队以“苏浙行动委员会淞沪别动队”的名义，直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这支“军委会苏浙行动委员会淞沪别动队”也就是后来的“忠义救国军”的前身。1937年9月上旬，杜月笙即派其门生陆京士联络青红帮及江湖豪客，拉起武装，当时上海及苏州、松江、嘉兴等地的工人、学生、店员、教师有不少人曾参加该部队抗战。爱国人士朱学范、章乃器都曾介绍知识分子、青年工人参加。不久，苏浙行动委员会成立，委员有杜月笙、戴笠、俞鸿钧（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广东省政府主席）、贝祖贻、钱新之（均为上海金融业界代表）、吉章简、蔡劲军（上海军警界代表）、刘志陆（在野军官）、宋子文（财政部长）、俞作柏、张治中（军方代表）、张啸林、杨虎和向海潜。以杜月笙、戴笠、刘志陆三人为常任委，杜月笙任主任委员，戴笠为书记长，杜门弟子汪曼云为该会少将参议。委员会下设机要、总务、侦谍、军事、技术、调查、变通、宣传八个组，由戴笠派特务骨干陈旭东、江祖华、谢力公、余乐醒等人分任组长。
苏浙行动委员会下设动员部和游击总指挥部，淞沪别动队归游击总指挥部管辖。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刘志陆原属桂系陆荣廷部，后投奔蒋介石。被刘珍年打败后，他便到上海作了寓公。刘志陆与杜月笙关系甚好，游击总指挥部总参谋长杨仲华也是杜月笙的门生。新建立的别动队下辖五个支队，其中的有半数是杜月笙的门徒。第一支队经向海潜提名，由脚跨青洪两帮的军统何行建（即何天风）任队长。第二、第三支队的队长均由杜月笙提名，分别由恒社骨干陆京士和朱学范担任。第四支队队长张业、第五支队队长陶一珊均为戴笠部下。各支队编制为一千五百人，下设三个中队，各中队下设三个区队，各区队下设三个分队。别动队组建后分布于浦东、奉贤、南汇和上海县等地，接替国民党正规军驻防。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９日，第一、二、三支队开始投入阻挡日军精锐的猛攻，第三、第五支队配合国民党正规军五十师某旅坚守南市三天。１１月１１日，日军在金山卫登陆后，第三支队第九大队在国民党军撤退的情况下，在青浦阻击过日军，但因敌我力量对比悬殊，被敌击溃。上海失陷后，别动队除四支队在苏州河北岸全部阵亡，五支队化整为零转入地下外，一、二支队开赴浦东打游击。三支队一部撤回租界搞地下抗日工作。根据当时担任苏浙行动委员会人事科科长的文强先生的统计，在1937年八·一三中日淞沪会战中，别动队官兵牺牲1500人以上，受伤的人数在500人左右。
第二阶段：从皖南祁门改编到１９４０年孝丰整编。
为了适应1937年年底南京失陷以后的江浙皖沪抗日战场的局势，最大限度地动员这个地区的抗日力量投入抗战，1938年1月，军统局负责人戴笠在皖南祁门宣布，将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从淞沪战场上撤出的佘山教导团和五支队残部整编为“忠义救国军”教导一团（亦称“第一支队”）。戴笠自兼团长，俞作柏（一则）任副团长。同年3月，戴笠又在汉口宣布成立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由戴笠和俞作柏分任正副总指挥，参谋长是徐光英。忠救军教导一团则由俞作柏兼团长，原别动队在江西、浙江的部队改编为忠救军教导二团（亦称“第二支队”），由王春晖担任团长，别动队在上海的残部后改为忠义救国军淞沪区指挥部，何行建任总指挥，后改任副总指挥兼第一纵队司令。武汉失守后，总指挥部移设浙江孝丰，戴笠辞去总指挥兼职，派副总指挥俞作拍接任，参谋长也改由尚望担任。改编以后的忠义救国军，其主要任务是在华东敌后收容、整训国民政府正规军被日伪打散击溃的部队，并在敌后袭击、骚扰日伪军。
在抗日民众的大力支持下，这时候的忠义救国军，就象燎原的火种一样，迅速在江浙皖沪敌后发展起来，由于部队收容、整训了大批江浙皖沪抗日战场上溃退的正规军官兵，加上国民政府为这支部队派来了俞作柏、戴笠、周伟龙、阮清源等受过正规训练的高级军官，战斗力有了提高。例如1938年秋，日军上海派遣军一部进攻金山县韩家坞（当时属江苏管辖），忠义救国军第九支队第四大队姚杏林部500余人与敌激战一昼夜，日军死伤多人后撤退。翌年春，日军炮艇3艘途经泖桥，被姚杏林部击沉2艘，日军死伤数十人。日军进行报复，姚部撤到钱圩李家廊下，联合田峋山、沈俊生部，击毙日军30余人（《无锡市志·大事记·民国二十七、二十八年》）。至1939年春，忠义救国军已发展到拥有十六个支队，四个直属大队、两个教导总队，号称五万人。http://club.pchome.net/thread_1_15_5177656.html
八年血路——抗战中的忠义救国军
黄埔男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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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八年血路
忠义救国军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其始于1937年八·一三中日淞沪会战，止于1945年“八·一五”抗战胜利，在抗战八年中，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忠义救国军这支受过特别训练的帮会、特务武装，和当时中国大地上的所有“不愿做忘国奴”的武装集团一样，为了抗击日本侵略，为了人类的幸福和进步，在挽救民族危亡的旗帜下，在江浙敌后抗日战场上浴血奋战，前赴后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动荡不安的局势里，他们也是中流砥柱；在民族大义面前，他们同样甘舍一切，决不含糊。作为后人，我们难道可以因为意识形态或者别的什么原因而忘记他们的丰功伟绩吗？
笔者以为，忠义救国军在抗战八年的血路历程中，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37年八·一三中日淞沪会战到1938年1月皖南祁门改编；第二阶段是从1938年1月皖南祁门改编到1940年孝丰整编；第三阶段是从1940年孝丰整编到1945年“八·一五”抗战胜利。下文愿为各位详述之。
第一阶段：从1937年八·一三中日淞沪会战到1938年1月皖南祁门改编。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蒋介石派戴笠到上海，找杜月笙、向海潜、王晓籁、钱新之等人商议策动帮会力量组成别动队。9月4日，蒋介石在南京向戴笠发出电报，令戴笠与杜月笙合作，限一月内组成一万人的武装游击部队，任务是配合国军作战，在上海近郊牵制阻击日军，并协同保安部队，严防和肃活敌谍、汉奸的骚扰活动，并给予这支部队以“苏浙行动委员会淞沪别动队”的名义，直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这支“军委会苏浙行动委员会淞沪别动队”也就是后来的“忠义救国军”的前身。1937年9月上旬，杜月笙即派其门生陆京士联络青红帮及江湖豪客，拉起武装，当时上海及苏州、松江、嘉兴等地的工人、学生、店员、教师有不少人曾参加该部队抗战。爱国人士朱学范、章乃器都曾介绍知识分子、青年工人参加。不久，苏浙行动委员会成立，委员有杜月笙、戴笠、俞鸿钧（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广东省政府主席）、贝祖贻、钱新之（均为上海金融业界代表）、吉章简、蔡劲军（上海军警界代表）、刘志陆（在野军官）、宋子文（财政部长）、俞作柏、张治中（军方代表）、张啸林、杨虎和向海潜。以杜月笙、戴笠、刘志陆三人为常任委，杜月笙任主任委员，戴笠为书记长，杜门弟子汪曼云为该会少将参议。委员会下设机要、总务、侦谍、军事、技术、调查、变通、宣传八个组，由戴笠派特务骨干陈旭东、江祖华、谢力公、余乐醒等人分任组长。
苏浙行动委员会下设动员部和游击总指挥部，淞沪别动队归游击总指挥部管辖。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刘志陆原属桂系陆荣廷部，后投奔蒋介石。被刘珍年打败后，他便到上海作了寓公。刘志陆与杜月笙关系甚好，游击总指挥部总参谋长杨仲华也是杜月笙的门生。新建立的别动队下辖五个支队，其中的有半数是杜月笙的门徒。第一支队经向海潜提名，由脚跨青洪两帮的军统何行建（即何天风）任队长。第二、第三支队的队长均由杜月笙提名，分别由恒社骨干陆京士和朱学范担任。第四支队队长张业、第五支队队长陶一珊均为戴笠部下。各支队编制为一千五百人，下设三个中队，各中队下设三个区队，各区队下设三个分队。别动队组建后分布于浦东、奉贤、南汇和上海县等地，接替国民党正规军驻防。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９日，第一、二、三支队开始投入阻挡日军精锐的猛攻，第三、第五支队配合国民党正规军五十师某旅坚守南市三天。１１月１１日，日军在金山卫登陆后，第三支队第九大队在国民党军撤退的情况下，在青浦阻击过日军，但因敌我力量对比悬殊，被敌击溃。上海失陷后，别动队除四支队在苏州河北岸全部阵亡，五支队化整为零转入地下外，一、二支队开赴浦东打游击。三支队一部撤回租界搞地下抗日工作。根据当时担任苏浙行动委员会人事科科长的文强先生的统计，在1937年八·一三中日淞沪会战中，别动队官兵牺牲1500人以上，受伤的人数在500人左右。
第二阶段：从皖南祁门改编到１９４０年孝丰整编。
为了适应1937年年底南京失陷以后的江浙皖沪抗日战场的局势，最大限度地动员这个地区的抗日力量投入抗战，1938年1月，军统局负责人戴笠在皖南祁门宣布，将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从淞沪战场上撤出的佘山教导团和五支队残部整编为“忠义救国军”教导一团（亦称“第一支队”）。戴笠自兼团长，俞作柏（一则）任副团长。同年3月，戴笠又在汉口宣布成立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由戴笠和俞作柏分任正副总指挥，参谋长是徐光英。忠救军教导一团则由俞作柏兼团长，原别动队在江西、浙江的部队改编为忠救军教导二团（亦称“第二支队”），由王春晖担任团长，别动队在上海的残部后改为忠义救国军淞沪区指挥部，何行建任总指挥，后改任副总指挥兼第一纵队司令。武汉失守后，总指挥部移设浙江孝丰，戴笠辞去总指挥兼职，派副总指挥俞作拍接任，参谋长也改由尚望担任。改编以后的忠义救国军，其主要任务是在华东敌后收容、整训国民政府正规军被日伪打散击溃的部队，并在敌后袭击、骚扰日伪军。
在抗日民众的大力支持下，这时候的忠义救国军，就象燎原的火种一样，迅速在江浙皖沪敌后发展起来，由于部队收容、整训了大批江浙皖沪抗日战场上溃退的正规军官兵，加上国民政府为这支部队派来了俞作柏、戴笠、周伟龙、阮清源等受过正规训练的高级军官，战斗力有了提高。例如1938年秋，日军上海派遣军一部进攻金山县韩家坞（当时属江苏管辖），忠义救国军第九支队第四大队姚杏林部500余人与敌激战一昼夜，日军死伤多人后撤退。翌年春，日军炮艇3艘途经泖桥，被姚杏林部击沉2艘，日军死伤数十人。日军进行报复，姚部撤到钱圩李家廊下，联合田峋山、沈俊生部，击毙日军30余人（《无锡市志·大事记·民国二十七、二十八年》）。至1939年春，忠义救国军已发展到拥有十六个支队，四个直属大队、两个教导总队，号称五万人。
第三阶段：从1940年孝丰整编到1945年“八·一五”抗战胜利。
1940年春，忠义救国军在浙江孝丰进行整编，以周伟龙为总指挥（1942年1月，周调重庆中英特种技术合作所、总指挥一职由阮清源代理）、尚望为参谋长，保留四个教导团（后发展到六个）和两个训导队，其余改编为小型的行动队（或别动队），任务除在华东敌后收容、整训各类抗日地方武装部队外，还专门从事情报收集、暗杀、爆破等敌后工作。
这里，还有这样一段小插曲。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一直在上海遭到日本人监视的英国驻华情报首脑门德内哥罗来到重庆（此人的逃离上海就是忠义救国军的杰作之一），他以英国大使馆商务参赞的名义提出与中国合组中英特种技术合作所，并表示愿意援助武器装备和派专家帮助中国组建、训练一支敌后游击部队。于是，军统局在1941年9月进行了研究，即在重庆近郊沙坪坝红槽房建立起了中英特种技术合作所，1942年1月又在沙坪坝小龙坎成立了军统局属下的别动军司令部，将忠义救国军改名为“军事委员会别动忠义救国军”，中英合作所主任及别动军司令均由前忠义救国军总指挥周伟龙担任。戴笠以忠义救国军为基础，又在汤恩伯、李仙洲等集团军中挑选了部分官兵，组成了七个纵队的别动军。后来，军统局在援助及训练等问题上与英方意见严重分歧，这一合作于同年4月夭折（据蒋介石侍从室情报组组长唐纵1942年4月日记中记载：“英国与我国特务工作之合作，我始终认为英国另有企图……其目的在取得我特务工作之掩护，以便各地活动。周伟龙得我指示后，已渐渐发觉其真面目矣。英人想在第三战区设立爆破训练班，已令顾长官制止。别动军之工作，已严令约束英人不得自由活动……”）。
1941年1月，“皖南事变”以后，忠义救国军分四路重回宁沪杭沦陷区，第一路苏嘉沪区挺进纵队，以第三支队阮清源部及淞沪行动总队为基干，由孝丰附近向太湖以东的苏州、嘉兴与上海之间的地区活动；第二路澄锡虞区挺进纵队，以第一支队郭墨涛部为基干，由孝丰向阳澄湖、常熟、昆山之间的地区行进；第三路锡武宜区挺进纵队，以第二支队文德部为基干，由广德沿太湖西岸向宜兴、无锡、苏州、江阴之间的地区行进；第四路京丹溧区挺进纵队以南京行动总队（总队长管容德）为基干，进出南京、江浦、丹阳等地。但由于其时日伪大力开展“清乡”活动，部分忠救军官兵叛变投敌，再加之共产党武装多次袭击忠救军，忠义救国军屡败屡战，其在沦陷区的活动能力大为削弱，不得不于1942年底前后退回浙江天目山游击区整训，任务除继续从事情报收集、暗杀、爆破等特务工作而外，主要负责游击区的防务安全（翁养正：《我所知道的忠义救国军》）。1943年，国民党和美国海军创建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以后，军统局负责人戴笠报请蒋介石，请求扩大和强化江南敌后的忠义救国军。在得到蒋首肯以后，他调代理总指挥阮清源少将去将官班受训，请黄埔一期的马志超中将(甘肃平凉人)出任忠救军总指挥，派郭履州少将（黄埔六期，浙江宁海人）为参谋长。同时还加强了官兵战技教练及政训，轮流抽调各部员兵到皖南雄村军统特训班接受美、中教官的特种训练，学习爆破、擒拿、情报、电讯等技术；对所收编的地方游击支队派去副指挥或参谋长，建立政训室。其时，总部先驻安徽广德县王岭，后移浙江昌化河桥，不久又加派王春晖少将为副总指挥。到1944年春，忠义救国军共拥有三个纵队，五个行动总队、若干地方支队独立大队，官兵三万一千余人。由于忠义救国军在戴笠的精心组织之下，获得了美式装备和整训、学习的机会，官兵的素质和装备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其时，在浙西天目山游击区流传着这样的民谣：“挺伯伯，忠爷爷，28军小兄弟”，可见忠救军在当时浙西民众中的地位。
1944年，忠救军的活动地区在长江以南以京沪杭金三角为重点的苏南、浙江敌后地区，这一地区在当时是国民党的第三战区辖地，因而，忠救军也受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节制。当时日本败象已露，美军曾计划在我东南沿海登陆，为策应美军，1944年末，中美双方商定对忠救军作强势备战部署，主要任务是确保京沪铁路、沪杭铁路沿线以及杭甬路西段交通安全，控制浙赣铁路北段，并在江、浙一带对日军进行情报收集、暗杀、爆破之类的特种战争。其主要方案为：一、在浙江于潜县方元铺设忠救军前进指挥所，由马志超坐镇，指挥所部对日军作战，确保苏南、浙江铁路沿线交通安全。二、在浙江瑞安县玉壶设忠救军温台指挥部，派郭履州(忠救军少将参谋长)为指挥官，张为邦(忠救军浦东行动总队长)为副指挥官，在浙东、浦东、崇明对日军进行特种战争。三、在浙江分水县合村设忠救军淞沪指挥部，派阮清源为指挥官，指挥淞沪附近地区游击队防堵日军。四、在浙江桐庐设立忠救军鄞杭指挥部，派鲍步超(忠救军第三纵队少将司令，黄埔六期，浙江淳安人)为指挥官，在富春江及杭州湾一带防堵日军。五、以上温台、淞沪、鄞杭三个指挥部统一归总指挥马志超指挥。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戴笠正偕美国梅乐斯将军在浙江前线视察，听到消息即电告马志超：“日本投降，战事结束。但国内问题很多，一时尚难解决。吾人责任，尚异常艰巨！”并对忠救军下达如下命令：一、淞沪指挥部部队，担任警戒上海近郊的浦东，防堵不明部队(指中共武装)向上海郊区渗入；二、第三纵队立即挺进富阳、杭州；三、京沪行动总队负责维护京沪铁路沿线交通畅通和安全；四、沪杭行动总队负责维护沪杭铁路沿线交通畅通和安全；五、第二纵队、第五纵队仍遵照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命令，防守与维护天目山区的治安，保护当地民众安全。在戴笠的命令之下，忠义救国军鲍步超部开进杭州市，郭履州部光复了温州和海门；“被不明部队包围”的崇明岛，则由张为邦派兵解围。在上海，国军尚未抵沪前，阮清源把淞沪指挥部所属部队部署在沪郊。
抗日胜利后，忠义救国军以及军委会别动军（总司令周伟龙）、交通巡察部队、中美合作编练的教导营以及汪伪税警总团，合并成立了交通警察总局，编成十八个交警总队（特种团），进驻铁道、公路等部门，维护交通。另有一部分不愿离乡背井的忠义救国军官兵就地转业，自谋生计（大部被编入当地的保安团、队）。至于后来在三年国共内战当中，马志超和郭履州（郭已任交警副总局长）率五个交警总队参加国共淞沪大战，上海及江苏、浙江沦陷后，忠救军旧部成立“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
1940年春，忠义救国军在浙江孝丰进行整编，以周伟龙为总指挥（1942年1月，周调重庆中英特种技术合作所、总指挥一职由阮清源代理）、尚望为参谋长，保留四个教导团（后发展到六个）和两个训导队，其余改编为小型的行动队（或别动队），任务除在华东敌后收容、整训各类抗日地方武装部队外，还专门从事情报收集、暗杀、爆破等敌后工作。
这里，还有这样一段小插曲。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一直在上海遭到日本人监视的英国驻华情报首脑门德内哥罗来到重庆（此人的逃离上海就是忠义救国军的杰作之一），他以英国大使馆商务参赞的名义提出与中国合组中英特种技术合作所，并表示愿意援助武器装备和派专家帮助中国组建、训练一支敌后游击部队。于是，军统局在1941年9月进行了研究，即在重庆近郊沙坪坝红槽房建立起了中英特种技术合作所，1942年1月又在沙坪坝小龙坎成立了军统局属下的别动军司令部，将忠义救国军改名为“军事委员会别动忠义救国军”，中英合作所主任及别动军司令均由前忠义救国军总指挥周伟龙担任。戴笠以忠义救国军为基础，又在汤恩伯、李仙洲等集团军中挑选了部分官兵，组成了七个纵队的别动军。后来，军统局在援助及训练等问题上与英方意见严重分歧，这一合作于同年4月夭折（据蒋介石侍从室情报组组长唐纵1942年4月日记中记载：“英国与我国特务工作之合作，我始终认为英国另有企图……其目的在取得我特务工作之掩护，以便各地活动。周伟龙得我指示后，已渐渐发觉其真面目矣。英人想在第三战区设立爆破训练班，已令顾长官制止。别动军之工作，已严令约束英人不得自由活动……”）。
1941年1月，“皖南事变”以后，忠义救国军分四路重回宁沪杭沦陷区，第一路苏嘉沪区挺进纵队，以第三支队阮清源部及淞沪行动总队为基干，由孝丰附近向太湖以东的苏州、嘉兴与上海之间的地区活动；第二路澄锡虞区挺进纵队，以第一支队郭墨涛部为基干，由孝丰向阳澄湖、常熟、昆山之间的地区行进；第三路锡武宜区挺进纵队，以第二支队文德部为基干，由广德沿太湖西岸向宜兴、无锡、苏州、江阴之间的地区行进；第四路京丹溧区挺进纵队以南京行动总队（总队长管容德）为基干，进出南京、江浦、丹阳等地。但由于其时日伪大力开展“清乡”活动，部分忠救军官兵叛变投敌，再加之共产党武装多次袭击忠救军，忠义救国军屡败屡战，其在沦陷区的活动能力大为削弱，不得不于1942年底前后退回浙江天目山游击区整训，任务除继续从事情报收集、暗杀、爆破等特务工作而外，主要负责游击区的防务安全（翁养正：《我所知道的忠义救国军》）。1943年，国民党和美国海军创建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以后，军统局负责人戴笠报请蒋介石，请求扩大和强化江南敌后的忠义救国军。在得到蒋首肯以后，他调代理总指挥阮清源少将去将官班受训，请黄埔一期的马志超中将(甘肃平凉人)出任忠救军总指挥，派郭履州少将（黄埔六期，浙江宁海人）为参谋长。同时还加强了官兵战技教练及政训，轮流抽调各部员兵到皖南雄村军统特训班接受美、中教官的特种训练，学习爆破、擒拿、情报、电讯等技术；对所收编的地方游击支队派去副指挥或参谋长，建立政训室。其时，总部先驻安徽广德县王岭，后移浙江昌化河桥，不久又加派王春晖少将为副总指挥。到1944年春，忠义救国军共拥有三个纵队，五个行动总队、若干地方支队独立大队，官兵三万一千余人。由于忠义救国军在戴笠的精心组织之下，获得了美式装备和整训、学习的机会，官兵的素质和装备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其时，在浙西天目山游击区流传着这样的民谣：“挺伯伯，忠爷爷，28军小兄弟”，可见忠救军在当时浙西民众中的地位。
1944年，忠救军的活动地区在长江以南以京沪杭金三角为重点的苏南、浙江敌后地区，这一地区在当时是国民党的第三战区辖地，因而，忠救军也受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节制。当时日本败象已露，美军曾计划在我东南沿海登陆，为策应美军，1944年末，中美双方商定对忠救军作强势备战部署，主要任务是确保京沪铁路、沪杭铁路沿线以及杭甬路西段交通安全，控制浙赣铁路北段，并在江、浙一带对日军进行情报收集、暗杀、爆破之类的特种战争。其主要方案为：一、在浙江于潜县方元铺设忠救军前进指挥所，由马志超坐镇，指挥所部对日军作战，确保苏南、浙江铁路沿线交通安全。二、在浙江瑞安县玉壶设忠救军温台指挥部，派郭履州(忠救军少将参谋长)为指挥官，张为邦(忠救军浦东行动总队长)为副指挥官，在浙东、浦东、崇明对日军进行特种战争。三、在浙江分水县合村设忠救军淞沪指挥部，派阮清源为指挥官，指挥淞沪附近地区游击队防堵日军。四、在浙江桐庐设立忠救军鄞杭指挥部，派鲍步超(忠救军第三纵队少将司令，黄埔六期，浙江淳安人)为指挥官，在富春江及杭州湾一带防堵日军。五、以上温台、淞沪、鄞杭三个指挥部统一归总指挥马志超指挥。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戴笠正偕美国梅乐斯将军在浙江前线视察，听到消息即电告马志超：“日本投降，战事结束。但国内问题很多，一时尚难解决。吾人责任，尚异常艰巨！”并对忠救军下达如下命令：一、淞沪指挥部部队，担任警戒上海近郊的浦东，防堵不明部队(指中共武装)向上海郊区渗入；二、第三纵队立即挺进富阳、杭州；三、京沪行动总队负责维护京沪铁路沿线交通畅通和安全；四、沪杭行动总队负责维护沪杭铁路沿线交通畅通和安全；五、第二纵队、第五纵队仍遵照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命令，防守与维护天目山区的治安，保护当地民众安全。在戴笠的命令之下，忠义救国军鲍步超部开进杭州市，郭履州部光复了温州和海门；“被不明部队包围”的崇明岛，则由张为邦派兵解围。在上海，国军尚未抵沪前，阮清源把淞沪指挥部所属部队部署在沪郊。
抗日胜利后，忠义救国军以及军委会别动军（总司令周伟龙）、交通巡察部队、中美合作编练的教导营以及汪伪税警总团，合并成立了交通警察总局，编成十八个交警总队（特种团），进驻铁道、公路等部门，维护交通。另有一部分不愿离乡背井的忠义救国军官兵就地转业，自谋生计（大部被编入当地的保安团、队）。至于后来在三年国共内战当中，马志超和郭履州（郭已任交警副总局长）率五个交警总队参加国共淞沪大战，上海及江苏、浙江沦陷后，忠救军旧部成立“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
二、 在抗击日伪的战场上毫不逊色
抗战时期的忠义救国军，从八·一三中日淞沪会战刚刚结束的1937年11月，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他们的存在，已经成为国民政府打进沦陷区的契子，他们的存在，困扰了日军的后方，构成了对日军的严重威胁；对于配合正面战场，支持长期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维系沦陷区的民心，佐助国民政府恢复沦陷区的政权也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忠义救国军是一支受过特别训练的带有浓厚帮会色彩的特务武装，其成份非常复杂，主要是散兵游勇、破产农民和流氓无产者，这些人讲义气，够“哥们”，孔武有力，社会经验丰富，且大多土生土长，善于利用当地的地形地物和人际关系进行作战，被日本军队称之为“猴子军”，在八年抗战当中，这支部队就是用猴子般的狡狤和灵巧，在美丽的江南水乡演出了一幕幕暗杀、爆破、破袭、策反的活剧，搅得日寇不得安宁。
1938年3月下旬，忠救军淞沪特遣支队五支队王寿生、宿元博部在武进至宜兴公路上一夜之间拆毁公路桥21座，把整个武宜公路烧得如同白昼（《常州文史资料》）。
1938年夏，忠救军别动总队淞沪特遣支队熊剑东部在江苏常熟荡口曾夜袭日军营地，击毙日军30余人。同年11月中旬，别动总队淞沪特遣支队十二梯团王士兰部设下鸿门宴，捕获日伪太仓县知事黄颂声，并送别动总队淞沪特遣支队支队长熊剑东处枪毙（《常熟文史资料》第14辑）。
同年10月29日，忠救军第十支队第3大队副兼除奸团团长尤国桢带领20名团员袭击伪无锡县县公署特务警察大队部，击毙伪警班长陈鸿寿等3人（《无锡市志·大事记·民国二十七、二十八年》）。
1939年1月28日，忠救军第十支队除奸团在苏州观前街击毙伪无锡县公署政务警长吴正荣(外号沙壳子)。1月9日，伪无锡县知事杨寿桐被“忠救军”抗日游击队击毙（《无锡市志·大事记·民国二十七、二十八年》）。
1940年6-7月份，忠救军二支队阮清源部在浙江嘉善西塘里韩厅茶馆击毙下乡查“良民证”的日军小队长林青（《吴县文史资料辑存·第7辑》）。
1942年1月14日（旧历大年除夕夜），由军统局负责人戴笠亲自指挥，忠救军在上海市区和郊区进行了一次针对日伪军的突然袭击。是日晚9时，忠救军苏嘉沪区挺进纵队阮清源部遵命组织了纵火、爆破、惊扰、袭击四个队（每队数十人至百人不等）同时行动。纵火、惊扰两队人员事前潜入市区，化装成置办年货的市民，携带汽油及各种爆炸物，分散到市区各个场所纵火、引燃和燃放鞭炮，造成市内秩序大乱。爆破队则分作两组，一组在真如和南翔之间炸断了京沪铁路路轨，另一组在梅家场和萃庄之间炸毁了沪杭铁路路基。而集中了该部神枪手的袭击队，则袭击了日军驻沪西的一个炮兵大队，打死打伤日军数人，驮马多匹。这次“除夕攻沪市”的行动，可以说是震惊中外，当时著名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称这次行动“是一次很有效的扰乱行动”，显示着“上海以外的广大地区都为蒋委员长的部队所控制”（翁养正：《我所知道的忠义救国军》）。
蒋介石曾经在《庐山抗战声明》中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在那国难当头，民不聊生之际，广大民众献财献力；全国人民忍受艰苦，修建铁路、公路， 抢运物资； 妇女也参加战斗； 大学迁至南方在炮火中授课……。这等等的一切，充份体现了中国人的民族魂，证明了中国人顽强的生存力。这不能不说是辛亥革命以来进步的表现。而象“忠义救国军”这样的忠勇战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塹，有死无退，阵地化為灰烬，军心仍坚如铁石，陷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以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
1942年年初，日军从驻苏州广野十三师团，驻杭州土桥二十一师团及淞沪警备旅等部中抽调共三个旅的兵力，由植田大将指挥，在苏嘉沪地区开展大规模“扫荡”，“延续达一个多月，杀死杀伤我军民一万多人”忠义救国军苏嘉沪挺进纵队几乎遭全军覆没的危险。（翁养正：《我所知道的忠义救国军》）。
1944年春，“忠救军”奉命配合×××师（番号记不起了），进袭浙江南陵一带日寇。总指挥马志超即派第一纵队指挥官李骧，率领所属3个团担负这一战斗任务。虽曾一度占领南陵县城，略获小胜，但日寇随即调动一个联队以上兵力驰赴增援，我军在日寇陆空配合反击下，节节溃退。随后放弃全部阵地，退守泾县、宣城之线。是役先后1个星期，我方兵员伤亡人数约占1／5，随即返回宁国境内整补。（翁养正：《我所知道的忠义救国军》）。
1941年春夏之交，忠义救国军第二路澄锡虞区挺进纵队正在江苏焦溪整补，其时，正值日伪军在苏(州)常(州)太(仓)地区大肆“清乡”，日军以一个联队和一个伪军团的兵力向焦溪发起进攻。澄锡虞区挺进纵队处境十分危急，幸得第三路锡武宜挺进纵队赶到救援，与第二路联合夹击，将敌团中中队歼灭。日军遭受损失，立即增调一个师团的兵力，采取分进合击态势，疯狂反扑。这两路忠义救国军只得且战且退，北渡长江（夏光：《从阳澄湖畔到淮宝地区》）。
1945年8月11日——13日，驻浙江日军纠集第六、第十三师团各一部及伪军一千余人进攻忠义救国军总部所在地浙江昌化，与忠义救国军第三纵队鲍志超部激战于浙江昌化的河桥；是役，忠义救国军指挥所被袭，官兵死伤约三百余人。新一团副团长俞万金被敌寇子弹击中胸口，壮烈牺牲。（《杭州文史资料》）要奋斗就要有牺牲，而无数英烈牺牲换来的结果就是抗战的胜利。然而，如前所述，忠义救国军是一支带有浓厚帮会色彩的武装，其成份非常复杂，主要是散兵游勇、破产农民和流氓无产者，这些人文化不高，目光短浅，讲义气，够“哥们”，对中国历史上许多“英雄”和“哥们”的故事耳熟能详。的确，在承平之时，他们只知寻求一己的个人利益，对国家、民族之类的抽象概念并不关心，而且还有鱼肉乡里、横行霸道的情形发生。但是当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在中国土地上肆意蹂躏，破坏了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的时候，他们的内心就变成了只要一粒火种就能点着的干柴，此时此刻，只要有人登高一呼，他们立刻就会蜂拥而起，抵抗外侮。而蒋介石及其所领导的国民政府正是这样顺应了历史的潮流，迎合了广大民众抗日救国的愿望，以“忠义”为号召，以“救国”为目标，唤醒了这些人内心深处埋藏着的民族精神，使之成为抗日前线的英勇战士。
今天我们在半个多世纪以后再来回顾已经成为历史的忠义救国军，该如何去评论其功过呢？英国民间有句谚语说的得好：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哈姆雷特是英国著名文豪莎士比亚同名戏剧作品中的主人公）。当然，我们也相信各位治史方家和读者诸君自会作出公允的评判。而把散落在茫茫书海中的相关史料汇集在这里的时候，我最深的体会就是：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每当出现外敌入侵时，中华儿女都能够万众一心，共御外侮。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凝聚力又得到进一步增强。中华儿女清醒地认识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整个民族都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
当时在中国大地上，不仅有几百万国军在同日本侵略军拼死厮杀，而且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处处都涌动着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一首《松花江上》唱出了东北人民打击日寇、早日收复家园的强烈愿望；一首《满江红》唱出了全国人民痛恨日寇、志灭日寇的决心。回顾忠义救国军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的壮大和发展，在八年抗战中英勇献身的忠义救国军先烈们永垂不朽！
抗战时期的忠义救国军，从八·一三中日淞沪会战刚刚结束的1937年11月，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他们的存在，已经成为国民政府打进沦陷区的契子，他们的存在，困扰了日军的后方，构成了对日军的严重威胁；对于配合正面战场，支持长期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维系沦陷区的民心，佐助国民政府恢复沦陷区的政权也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忠义救国军是一支受过特别训练的带有浓厚帮会色彩的特务武装，其成份非常复杂，主要是散兵游勇、破产农民和流氓无产者，这些人讲义气，够“哥们”，孔武有力，社会经验丰富，且大多土生土长，善于利用当地的地形地物和人际关系进行作战，被日本军队称之为“猴子军”，在八年抗战当中，这支部队就是用猴子般的狡狤和灵巧，在美丽的江南水乡演出了一幕幕暗杀、爆破、破袭、策反的活剧，搅得日寇不得安宁。
1938年3月下旬，忠救军淞沪特遣支队五支队王寿生、宿元博部在武进至宜兴公路上一夜之间拆毁公路桥21座，把整个武宜公路烧得如同白昼（《常州文史资料》）。
1938年夏，忠救军别动总队淞沪特遣支队熊剑东部在江苏常熟荡口曾夜袭日军营地，击毙日军30余人。同年11月中旬，别动总队淞沪特遣支队十二梯团王士兰部设下鸿门宴，捕获日伪太仓县知事黄颂声，并送别动总队淞沪特遣支队支队长熊剑东处枪毙（《常熟文史资料》第14辑）。
同年10月29日，忠救军第十支队第3大队副兼除奸团团长尤国桢带领20名团员袭击伪无锡县县公署特务警察大队部，击毙伪警班长陈鸿寿等3人（《无锡市志·大事记·民国二十七、二十八年》）。
1939年1月28日，忠救军第十支队除奸团在苏州观前街击毙伪无锡县公署政务警长吴正荣(外号沙壳子)。1月9日，伪无锡县知事杨寿桐被“忠救军”抗日游击队击毙（《无锡市志·大事记·民国二十七、二十八年》）。
1940年6-7月份，忠救军二支队阮清源部在浙江嘉善西塘里韩厅茶馆击毙下乡查“良民证”的日军小队长林青（《吴县文史资料辑存·第7辑》）。
1942年1月14日（旧历大年除夕夜），由军统局负责人戴笠亲自指挥，忠救军在上海市区和郊区进行了一次针对日伪军的突然袭击。是日晚9时，忠救军苏嘉沪区挺进纵队阮清源部遵命组织了纵火、爆破、惊扰、袭击四个队（每队数十人至百人不等）同时行动。纵火、惊扰两队人员事前潜入市区，化装成置办年货的市民，携带汽油及各种爆炸物，分散到市区各个场所纵火、引燃和燃放鞭炮，造成市内秩序大乱。爆破队则分作两组，一组在真如和南翔之间炸断了京沪铁路路轨，另一组在梅家场和萃庄之间炸毁了沪杭铁路路基。而集中了该部神枪手的袭击队，则袭击了日军驻沪西的一个炮兵大队，打死打伤日军数人，驮马多匹。这次“除夕攻沪市”的行动，可以说是震惊中外，当时著名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称这次行动“是一次很有效的扰乱行动”，显示着“上海以外的广大地区都为蒋委员长的部队所控制”（翁养正：《我所知道的忠义救国军》）。
蒋介石曾经在《庐山抗战声明》中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在那国难当头，民不聊生之际，广大民众献财献力；全国人民忍受艰苦，修建铁路、公路， 抢运物资； 妇女也参加战斗； 大学迁至南方在炮火中授课……。这等等的一切，充份体现了中国人的民族魂，证明了中国人顽强的生存力。这不能不说是辛亥革命以来进步的表现。而象“忠义救国军”这样的忠勇战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塹，有死无退，阵地化為灰烬，军心仍坚如铁石，陷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以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
1942年年初，日军从驻苏州广野十三师团，驻杭州土桥二十一师团及淞沪警备旅等部中抽调共三个旅的兵力，由植田大将指挥，在苏嘉沪地区开展大规模“扫荡”，“延续达一个多月，杀死杀伤我军民一万多人”忠义救国军苏嘉沪挺进纵队几乎遭全军覆没的危险。（翁养正：《我所知道的忠义救国军》）。
1944年春，“忠救军”奉命配合×××师（番号记不起了），进袭浙江南陵一带日寇。总指挥马志超即派第一纵队指挥官李骧，率领所属3个团担负这一战斗任务。虽曾一度占领南陵县城，略获小胜，但日寇随即调动一个联队以上兵力驰赴增援，我军在日寇陆空配合反击下，节节溃退。随后放弃全部阵地，退守泾县、宣城之线。是役先后1个星期，我方兵员伤亡人数约占1／5，随即返回宁国境内整补。（翁养正：《我所知道的忠义救国军》）。
1941年春夏之交，忠义救国军第二路澄锡虞区挺进纵队正在江苏焦溪整补，其时，正值日伪军在苏(州)常(州)太(仓)地区大肆“清乡”，日军以一个联队和一个伪军团的兵力向焦溪发起进攻。澄锡虞区挺进纵队处境十分危急，幸得第三路锡武宜挺进纵队赶到救援，与第二路联合夹击，将敌团中中队歼灭。日军遭受损失，立即增调一个师团的兵力，采取分进合击态势，疯狂反扑。这两路忠义救国军只得且战且退，北渡长江（夏光：《从阳澄湖畔到淮宝地区》）。
1945年8月11日——13日，驻浙江日军纠集第六、第十三师团各一部及伪军一千余人进攻忠义救国军总部所在地浙江昌化，与忠义救国军第三纵队鲍志超部激战于浙江昌化的河桥；是役，忠义救国军指挥所被袭，官兵死伤约三百余人。新一团副团长俞万金被敌寇子弹击中胸口，壮烈牺牲。（《杭州文史资料》）要奋斗就要有牺牲，而无数英烈牺牲换来的结果就是抗战的胜利。然而，如前所述，忠义救国军是一支带有浓厚帮会色彩的武装，其成份非常复杂，主要是散兵游勇、破产农民和流氓无产者，这些人文化不高，目光短浅，讲义气，够“哥们”，对中国历史上许多“英雄”和“哥们”的故事耳熟能详。的确，在承平之时，他们只知寻求一己的个人利益，对国家、民族之类的抽象概念并不关心，而且还有鱼肉乡里、横行霸道的情形发生。但是当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在中国土地上肆意蹂躏，破坏了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的时候，他们的内心就变成了只要一粒火种就能点着的干柴，此时此刻，只要有人登高一呼，他们立刻就会蜂拥而起，抵抗外侮。而蒋介石及其所领导的国民政府正是这样顺应了历史的潮流，迎合了广大民众抗日救国的愿望，以“忠义”为号召，以“救国”为目标，唤醒了这些人内心深处埋藏着的民族精神，使之成为抗日前线的英勇战士。
今天我们在半个多世纪以后再来回顾已经成为历史的忠义救国军，该如何去评论其功过呢？英国民间有句谚语说的得好：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哈姆雷特是英国著名文豪莎士比亚同名戏剧作品中的主人公）。当然，我们也相信各位治史方家和读者诸君自会作出公允的评判。而把散落在茫茫书海中的相关史料汇集在这里的时候，我最深的体会就是：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每当出现外敌入侵时，中华儿女都能够万众一心，共御外侮。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凝聚力又得到进一步增强。中华儿女清醒地认识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整个民族都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
当时在中国大地上，不仅有几百万国军在同日本侵略军拼死厮杀，而且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处处都涌动着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一首《松花江上》唱出了东北人民打击日寇、早日收复家园的强烈愿望；一首《满江红》唱出了全国人民痛恨日寇、志灭日寇的决心。回顾忠义救国军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的壮大和发展，在八年抗战中英勇献身的忠义救国军先烈们永垂不朽！
附录：忠义救国军序列（1937——1945）
A、1937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淞沪别动队(忠义救国军前身） 序列（1937年9月·上海）
苏浙行动委员会主任委员：杜月笙 书记长：戴笠
常务委员：杜月笙、戴笠、刘志陆 委员：杜月笙、戴笠、俞鸿钧（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广东省政府主席）、贝祖贻、钱新之（均为上海金融业界代表）、吉章简、蔡劲军（上海军警界代表）、刘志陆（在野军官）、宋子文（财政部长）、俞作柏、张治中（军方代表）、张啸林、杨虎和向海潜（帮会代表）。汪曼云为该会少将参议。
动员部前方办事处主任 文强
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 刘志陆 总参谋长杨仲华
第一支队支队长 何行建
第二支队支队长 陆京士
第三支队支队长 朱学范
第四支队支队长 张 业
第五支队支队长 陶一珊
各支队编制为一千五百人，下设三个中队，各中队下设三个区队，各区队下设三个分队。
B、1938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忠义救国军序列（1938年3月·汉 口）
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 总指挥 戴笠 副总指挥 俞作柏、杨蔚（1939） 参谋长 徐光英 政训处主任 文强
抗日爱国儿童团团长 刘人奎
第一纵队司令 俞作柏
第二纵队司令 阮清源
教导一团（亦称“第一支队”）团长俞作柏（兼）、汤毅生
教导二团（亦称“第二支队”）团长王春晖
第三支队 支队长 （不详）
第四支队 支队长 许雷生
第五支队 支队长 朱松寿、袁亚承
第六、七支队 支队长（ 不 详）
第八支队 支队长 丁锡山
第九支队 支队长（不 详）
第十支队 支队长 周振纲
江北独立支队 支队长 陈文
淞沪区指挥部总指挥 何行健 副总指挥 杨蔚 淞沪行动总队 总队长 亢祖周、杨蔚
C、1940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忠义救国军序列（1940年春·浙江孝丰）
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 总指挥周伟龙、阮清源（代理） 参谋长 尚望
第一团团长 王春晖 副团长 汪浩然 王力忠
第二团团长 罗国熙 副团长 薛涤愁 李 骧
第三团团长 阮清源 副团长 亢祖周 李 风
第四团团长 文 德（未编成）
第五团团长 黄 龙（1941年夏编成）
第六团团长 黄天存（1941年夏编成）
淞沪行动总队 总队长阮清源（兼）
南京行动总队 总队长管庆德
苏常行动总队 总队长梅卓夫
浙东行动总队 总队长相强伟
浙西行动总队 总队长（不详）
干部训练班 主任周伟龙 副主任兼教育长周有为 总教官孙为雨
第一队（军官队）队长薛涤愁
第二队（政工队）队长汪瑞文
第三队（技术队）队长言中倍
第四队（军士队）队长钟祥祯
干部教导队队长周伟龙 副队长刘伟
D、1941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忠义救国军序列（1941年春·浙江孝丰）
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 总指挥阮清源（代理） 参谋长 尚望
第一路苏嘉沪区挺进纵队 队长阮清源（兼） （活动于太湖以东的苏州、嘉兴与上海之间的地区）
第二路澄锡虞区挺进纵队 队长梅卓夫 （活动于阳澄湖、常熟、昆山之间的地区）
第三路锡武宜区挺进纵队 队长刘伟（1941年春夏之交在无锡牺牲） （活动于宜兴、无锡、苏州、江阴之间的地区）
第四路京丹溧区挺进纵队 （队长不详） （活动于南京、江浦、丹阳等地）
E、1942——1944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忠义救国军序列（1942年夏·安徽广德——1944年底·浙江昌化）
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 总指挥 阮清源、马志超 副总指挥 王春晖（1944） 参谋长 尚望、郭履州（1943）
淞沪区指挥部 总指挥 阮清源（兼）、副总指挥 顾伟
淞沪行动总队 总队长 顾伟（兼）
太湖行动总队 总队长 殷丹田、赵安民（1944）
浦东行动总队 总队长 张为邦
教导总队 总队长 翁养正
独二支队 支队长 朱超平
新一团 团长 安我华
新二团 团长 （不详）
第一纵队 司令 李 骧
第一团团长王力忠
第二团团长薛涤愁
第三团团长艾庆章
第二纵队 司令 汪浩然、余万选
第一团团长文 德
第二团团长亢祖周
第三团团长黄天存
第三纵队 司令 鲍步超
护航纵队 司令 黄八妹
修械所 所长 王 忠 指导员 苏绍槐
野战重伤医院院长 汪春瑞 副院长 李宗亮、白拉克（美籍）
F、1945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忠义救国军序列（1945年·浙江昌化）
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 总指挥 马志超 副总指挥 王春晖 参谋长 郭履州
淞沪区指挥部 总指挥 阮清源 副总指挥 顾伟
淞沪行动总队 总队长 顾伟（兼）
太湖行动总队 总队长 殷丹田、赵安民（1944）
浦东行动总队 总队长 张为邦
教导总队 总队长 翁养正
独二支队 支队长 朱超平
新一团 团长 安我华
新二团 团长 （不详）
第一纵队 司令 李 骧
第一团团长王力忠
第二团团长薛涤愁
第三团团长艾庆章
第二纵队 司令 余万选
第一团团长文 德
第二团团长亢祖周
第三团团长黄天存
第三纵队 司令 鲍步超
护航纵队 司令 黄八妹
修械所 所长 王 忠 指导员 苏绍槐
野战重伤医院院长 汪春瑞 副院长 李宗亮、白拉克（美籍）
————————————————————————————————————————
抗战时期的国、共、日、伪的部队编制、序列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说它复杂，是因为这个时期各部队番号庞杂，不易梳理；说它重要，是因为在一切军战史的研究当中，部队的编制、序列几乎是很多课题的基础和开端。此次本人翻阅了大量的史料，也只能将忠义救国军的序列理出个大概来，但其中一些小小的心得，到也有趣，故贡献出来和同好一起分享，并请各位方家指正。
主要参考文献：
王国林：《天目抗日之一 东南抗战前哨》
朱亚民：《我和埔东抗日游击战》
沈醉：《“军统”内幕》
沈醉、文强：《戴笠其人》
《浙江文史集粹—政治军事卷》
以及江苏、浙江、上海等地的各种文史资料、党史资料、地方志资料。
A、1937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淞沪别动队(忠义救国军前身） 序列（1937年9月·上海）
苏浙行动委员会主任委员：杜月笙 书记长：戴笠
常务委员：杜月笙、戴笠、刘志陆 委员：杜月笙、戴笠、俞鸿钧（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广东省政府主席）、贝祖贻、钱新之（均为上海金融业界代表）、吉章简、蔡劲军（上海军警界代表）、刘志陆（在野军官）、宋子文（财政部长）、俞作柏、张治中（军方代表）、张啸林、杨虎和向海潜（帮会代表）。汪曼云为该会少将参议。
动员部前方办事处主任 文强
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 刘志陆 总参谋长杨仲华
第一支队支队长 何行建
第二支队支队长 陆京士
第三支队支队长 朱学范
第四支队支队长 张 业
第五支队支队长 陶一珊
各支队编制为一千五百人，下设三个中队，各中队下设三个区队，各区队下设三个分队。
B、1938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忠义救国军序列（1938年3月·汉 口）
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 总指挥 戴笠 副总指挥 俞作柏、杨蔚（1939） 参谋长 徐光英 政训处主任 文强
抗日爱国儿童团团长 刘人奎
第一纵队司令 俞作柏
第二纵队司令 阮清源
教导一团（亦称“第一支队”）团长俞作柏（兼）、汤毅生
教导二团（亦称“第二支队”）团长王春晖
第三支队 支队长 （不详）
第四支队 支队长 许雷生
第五支队 支队长 朱松寿、袁亚承
第六、七支队 支队长（ 不 详）
第八支队 支队长 丁锡山
第九支队 支队长（不 详）
第十支队 支队长 周振纲
江北独立支队 支队长 陈文
淞沪区指挥部总指挥 何行健 副总指挥 杨蔚 淞沪行动总队 总队长 亢祖周、杨蔚
C、1940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忠义救国军序列（1940年春·浙江孝丰）
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 总指挥周伟龙、阮清源（代理） 参谋长 尚望
第一团团长 王春晖 副团长 汪浩然 王力忠
第二团团长 罗国熙 副团长 薛涤愁 李 骧
第三团团长 阮清源 副团长 亢祖周 李 风
第四团团长 文 德（未编成）
第五团团长 黄 龙（1941年夏编成）
第六团团长 黄天存（1941年夏编成）
淞沪行动总队 总队长阮清源（兼）
南京行动总队 总队长管庆德
苏常行动总队 总队长梅卓夫
浙东行动总队 总队长相强伟
浙西行动总队 总队长（不详）
干部训练班 主任周伟龙 副主任兼教育长周有为 总教官孙为雨
第一队（军官队）队长薛涤愁
第二队（政工队）队长汪瑞文
第三队（技术队）队长言中倍
第四队（军士队）队长钟祥祯
干部教导队队长周伟龙 副队长刘伟
D、1941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忠义救国军序列（1941年春·浙江孝丰）
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 总指挥阮清源（代理） 参谋长 尚望
第一路苏嘉沪区挺进纵队 队长阮清源（兼） （活动于太湖以东的苏州、嘉兴与上海之间的地区）
第二路澄锡虞区挺进纵队 队长梅卓夫 （活动于阳澄湖、常熟、昆山之间的地区）
第三路锡武宜区挺进纵队 队长刘伟（1941年春夏之交在无锡牺牲） （活动于宜兴、无锡、苏州、江阴之间的地区）
第四路京丹溧区挺进纵队 （队长不详） （活动于南京、江浦、丹阳等地）
E、1942——1944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忠义救国军序列（1942年夏·安徽广德——1944年底·浙江昌化）
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 总指挥 阮清源、马志超 副总指挥 王春晖（1944） 参谋长 尚望、郭履州（1943）
淞沪区指挥部 总指挥 阮清源（兼）、副总指挥 顾伟
淞沪行动总队 总队长 顾伟（兼）
太湖行动总队 总队长 殷丹田、赵安民（1944）
浦东行动总队 总队长 张为邦
教导总队 总队长 翁养正
独二支队 支队长 朱超平
新一团 团长 安我华
新二团 团长 （不详）
第一纵队 司令 李 骧
第一团团长王力忠
第二团团长薛涤愁
第三团团长艾庆章
第二纵队 司令 汪浩然、余万选
第一团团长文 德
第二团团长亢祖周
第三团团长黄天存
第三纵队 司令 鲍步超
护航纵队 司令 黄八妹
修械所 所长 王 忠 指导员 苏绍槐
野战重伤医院院长 汪春瑞 副院长 李宗亮、白拉克（美籍）
F、1945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忠义救国军序列（1945年·浙江昌化）
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 总指挥 马志超 副总指挥 王春晖 参谋长 郭履州
淞沪区指挥部 总指挥 阮清源 副总指挥 顾伟
淞沪行动总队 总队长 顾伟（兼）
太湖行动总队 总队长 殷丹田、赵安民（1944）
浦东行动总队 总队长 张为邦
教导总队 总队长 翁养正
独二支队 支队长 朱超平
新一团 团长 安我华
新二团 团长 （不详）
第一纵队 司令 李 骧
第一团团长王力忠
第二团团长薛涤愁
第三团团长艾庆章
第二纵队 司令 余万选
第一团团长文 德
第二团团长亢祖周
第三团团长黄天存
第三纵队 司令 鲍步超
护航纵队 司令 黄八妹
修械所 所长 王 忠 指导员 苏绍槐
野战重伤医院院长 汪春瑞 副院长 李宗亮、白拉克（美籍）
————————————————————————————————————————
抗战时期的国、共、日、伪的部队编制、序列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说它复杂，是因为这个时期各部队番号庞杂，不易梳理；说它重要，是因为在一切军战史的研究当中，部队的编制、序列几乎是很多课题的基础和开端。此次本人翻阅了大量的史料，也只能将忠义救国军的序列理出个大概来，但其中一些小小的心得，到也有趣，故贡献出来和同好一起分享，并请各位方家指正。
主要参考文献：
王国林：《天目抗日之一 东南抗战前哨》
朱亚民：《我和埔东抗日游击战》
沈醉：《“军统”内幕》
沈醉、文强：《戴笠其人》
《浙江文史集粹—政治军事卷》
以及江苏、浙江、上海等地的各种文史资料、党史资料、地方志资料。
忠义救国军是抗日战争时期，由戴笠控制的活跃于江南地区的国民党特务游击武装。现代京剧《沙家洪》中有一段唱词曾对忠义救国军作了形象的概
括：“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勾挂三方来闯荡，老蒋鬼子青红帮。”确如唱词所言，忠义救国军起于中日战争的乱世，其骨干分子为军统特工和青红帮会员。《沙家洪》艺术地再现了忠义救国军的重要特征，但忠义救国军远比剧中描写的要复杂得多。它绝非是“十几个兄弟七八条枪”的草寇，忠义救国军发展到顶峰时有20多个支队，号称10万大军。在江南敌后存在达8年之久的这样一支颇具规模的武装，其性质和作用是值得分析和研究的。
一、纷然杂陈的聚合
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上海形势危急。此时，不甘久居政坛幕后从事特工活动的戴笠，想乘机抓支军队作为政治本钱，于是便向蒋介石建议，在上海组建一支民众武装，利用上海帮会等方面的力量作为别动队，以配合国军抵御日军的进攻。在得到蒋的允准后，8月15日，戴笠拜会上海青帮舵
把子杜月笙，提出在上海组建一支万人的武装队伍。杜虽觉突然，但也感到这是扩充势力的好机会，于是双方一拍即合。经过一番谋划，由杜月笙出面网罗组织起“苏浙行动委员会”。杜为主任委员，戴笠兼任书记长，武装队伍定名为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双方商定，这支队伍的领导各占一半。这样，上海很快拉起一支由青红帮分子、军统特工、工会成员以及青年学生组成的别动队，共10800人，编成5个支队和1个特务大队。
第一支队长是杜月笙的门徒何行健，成员主要是由青红帮分子组成，共2000多人。第四支队由戴笠在京沪一带的特工组成，特务骨干张业任支队长。别动队组建后，戴笠还在青浦和松江成立两个训练班，在佘山成立教导团，由余乐醒等人突击轮训骨干，教以侦探、破坏和暗杀等技能和方法。这支队伍的装备一部分由蒋介石拨给，另一部分则是戴笠命人从三洋、三凌洋行抢来，胡宗南也援助了一部分。
抗战初期，别动队在打击日寇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如1937年11月9日，中国军队大部后撤，在上海南市仅留下第五十五师的一个旅，可朱学范
率领的第三支队工人队伍和陶一珊领导的第五支队学生队伍，却与日军鏖战“历时三天，誓死不退”，后被租界当局解除武装。由特工组成的第四支队在苏州河畔掩护中国军队撤退中，也遭受惨重伤亡。
上海失守后，别动队基本瓦解。戴笠逃入法租界海格路，后化装逃至香港再回长沙，而派周泉收容残部。残剩的特务大队、青浦松江训练班及第五支队残部共1700多人，经苏州、漂水、九江撤退至安徽祁门县历口，后整编为教导第一团。由何行健率领的一支队，在浙江与毛森的游击干部训练班等部合编为教导第二团。别动队总指挥部改为教导团总部，戴笠兼任总团长，俞作柏任副总团长，负实际责任。
鉴于沪宁杭三角区的特殊地位，1938年3月，戴笠奉蒋介石之命：“收容整编流散浦东及京沪、沪杭沿线的国军，加强敌后游击工作”。随即指派人，
协助留在敌后的别动队活动。到4月底，流窜在浦东、太湖等地的武装土匪马伯生、张阿六等部被收编，加上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共编成5个支队，一个直属大队，一个南京行动总队，连同教导团，总人数又达到了1万余人。这年5月，戴笠呈准军事委员会，将别动队改名为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设在汉
口。武汉沦陷后，总部移设浙江孝丰。戴辞去总指挥兼职，由副总指挥俞作柏接任，但戴牢牢控制这支部队。抗战期间，他曾数度从重庆潜往浙江和江苏漂阳等地指挥。
忠义救国军属第三战区顾祝同的序列。1939年3月，戴笠在上海设立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派忠救军副总指挥杨蔚兼指挥官。1940年夏，改调黄埔第4期学生、上海军统特工区长周伟龙任忠救军总指挥，迁总部于安徽广德金山里。此时，忠救军辖5个总队：教导第一、二总队、淞沪行动总队、南京行动
总队、苏常行动总队，张惠芳、文德、阮清源、徐禧等任总队长；三个教导团，汪浩然、汤毅生、阮清源等先后任团长。后来周伟龙与总队长阮清源内部不和，戴笠求援于胡宗南，1943年改调高级特工马志超接任总指挥。这时忠救军扩充成立3个纵队，以鲍步超、汪浩然、张光为纵队指挥官，共辖9个团和4个地区指挥部(淞沪指挥部、澄锡虞指挥部、鄞杭指挥部、温台指挥部)，先后成立9个行动总队和若干办事处。
在蒋介石的棋局中，忠义救国军占有重要的份量，其总指挥领中将衔者先后有俞作柏、阮清源(代)、郭履洲(代)、周伟龙、马志超等。
括：“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勾挂三方来闯荡，老蒋鬼子青红帮。”确如唱词所言，忠义救国军起于中日战争的乱世，其骨干分子为军统特工和青红帮会员。《沙家洪》艺术地再现了忠义救国军的重要特征，但忠义救国军远比剧中描写的要复杂得多。它绝非是“十几个兄弟七八条枪”的草寇，忠义救国军发展到顶峰时有20多个支队，号称10万大军。在江南敌后存在达8年之久的这样一支颇具规模的武装，其性质和作用是值得分析和研究的。
一、纷然杂陈的聚合
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上海形势危急。此时，不甘久居政坛幕后从事特工活动的戴笠，想乘机抓支军队作为政治本钱，于是便向蒋介石建议，在上海组建一支民众武装，利用上海帮会等方面的力量作为别动队，以配合国军抵御日军的进攻。在得到蒋的允准后，8月15日，戴笠拜会上海青帮舵
把子杜月笙，提出在上海组建一支万人的武装队伍。杜虽觉突然，但也感到这是扩充势力的好机会，于是双方一拍即合。经过一番谋划，由杜月笙出面网罗组织起“苏浙行动委员会”。杜为主任委员，戴笠兼任书记长，武装队伍定名为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双方商定，这支队伍的领导各占一半。这样，上海很快拉起一支由青红帮分子、军统特工、工会成员以及青年学生组成的别动队，共10800人，编成5个支队和1个特务大队。
第一支队长是杜月笙的门徒何行健，成员主要是由青红帮分子组成，共2000多人。第四支队由戴笠在京沪一带的特工组成，特务骨干张业任支队长。别动队组建后，戴笠还在青浦和松江成立两个训练班，在佘山成立教导团，由余乐醒等人突击轮训骨干，教以侦探、破坏和暗杀等技能和方法。这支队伍的装备一部分由蒋介石拨给，另一部分则是戴笠命人从三洋、三凌洋行抢来，胡宗南也援助了一部分。
抗战初期，别动队在打击日寇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如1937年11月9日，中国军队大部后撤，在上海南市仅留下第五十五师的一个旅，可朱学范
率领的第三支队工人队伍和陶一珊领导的第五支队学生队伍，却与日军鏖战“历时三天，誓死不退”，后被租界当局解除武装。由特工组成的第四支队在苏州河畔掩护中国军队撤退中，也遭受惨重伤亡。
上海失守后，别动队基本瓦解。戴笠逃入法租界海格路，后化装逃至香港再回长沙，而派周泉收容残部。残剩的特务大队、青浦松江训练班及第五支队残部共1700多人，经苏州、漂水、九江撤退至安徽祁门县历口，后整编为教导第一团。由何行健率领的一支队，在浙江与毛森的游击干部训练班等部合编为教导第二团。别动队总指挥部改为教导团总部，戴笠兼任总团长，俞作柏任副总团长，负实际责任。
鉴于沪宁杭三角区的特殊地位，1938年3月，戴笠奉蒋介石之命：“收容整编流散浦东及京沪、沪杭沿线的国军，加强敌后游击工作”。随即指派人，
协助留在敌后的别动队活动。到4月底，流窜在浦东、太湖等地的武装土匪马伯生、张阿六等部被收编，加上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共编成5个支队，一个直属大队，一个南京行动总队，连同教导团，总人数又达到了1万余人。这年5月，戴笠呈准军事委员会，将别动队改名为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设在汉
口。武汉沦陷后，总部移设浙江孝丰。戴辞去总指挥兼职，由副总指挥俞作柏接任，但戴牢牢控制这支部队。抗战期间，他曾数度从重庆潜往浙江和江苏漂阳等地指挥。
忠义救国军属第三战区顾祝同的序列。1939年3月，戴笠在上海设立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派忠救军副总指挥杨蔚兼指挥官。1940年夏，改调黄埔第4期学生、上海军统特工区长周伟龙任忠救军总指挥，迁总部于安徽广德金山里。此时，忠救军辖5个总队：教导第一、二总队、淞沪行动总队、南京行动
总队、苏常行动总队，张惠芳、文德、阮清源、徐禧等任总队长；三个教导团，汪浩然、汤毅生、阮清源等先后任团长。后来周伟龙与总队长阮清源内部不和，戴笠求援于胡宗南，1943年改调高级特工马志超接任总指挥。这时忠救军扩充成立3个纵队，以鲍步超、汪浩然、张光为纵队指挥官，共辖9个团和4个地区指挥部(淞沪指挥部、澄锡虞指挥部、鄞杭指挥部、温台指挥部)，先后成立9个行动总队和若干办事处。
在蒋介石的棋局中，忠义救国军占有重要的份量，其总指挥领中将衔者先后有俞作柏、阮清源(代)、郭履洲(代)、周伟龙、马志超等。
全贴贴不上来，超大要审核，这篇文章是无意中从宽带山看到的，忠义救国军，从名字上看就有着浓重的帮会色彩。沙家浜上，胡司令的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的队伍就是忠义救国军，是彻彻底底地反派，只是知道搜捕新四军的伤员，其他一无是处被阿庆嫂耍的团团转。但是从这个文章上看，似乎忠义救国军也不是一无是处的。我想他后来在TG的地盘上臭名远扬的原因是：忠义救国军千不该万不该改了个名字“反共救国军”这就是该死了、而看看人家斧头帮以及斧头帮铁血锄奸团和四川重庆的袍哥就会站队的站的好多了。而且袍哥更是羽化成仙进化成了“中国致公党”了，斧头帮和铁血锄奸团虽然树倒猢狲散，但是其骨干成员也多有成为共和国开国功臣的。如果上述文章属实的话，只能可惜，忠义救国军的创始人不对，后期站队更是错的厉害，即便活到今天也只能沦为在香港和台湾这俩渔村或者于乡里所不容者的地方混生活了，而不能蜕变成为政党或者与国一体的社团组织。
落花流水的结局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京沪杭地区已处在新四军包围的态势之中。国民党为了抢占胜利果实，1945年夏派戴笠赶到东南，作抢先接收京沪杭的种种准备。他的安排是：1.、派忠救军温台区指挥郭履洲率部进占崇明、浦东，扼守上海前方；淞沪指挥官阮清源部由太湖沿岸进至吴淞一带，以固上海侧背；忠救军一部进入市区；2、.军统京沪行动总队配属忠救军一部推进南京近郊，监视中共部队活动；3.、忠救军杭鄞指挥官鲍步超部，至杭州近郊设防；一、二纵队沿天目山布防，监视浙西新四军，相机支援杭州，第三纵队占领沪杭线，必要时推进上海市区。
在获悉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后，戴笠一面委任周佛海等伪军阻止新四军前进，一面命各路忠救军星夜驰赴上海、杭州。8月10日，河桥忠救军调查室主任刘方雄受命，“用忠义救国军名义，印制仿绸委任令一百张，携往京沪杭沿线，无论伪军与游杂部队，一律视其枪支人数，委以相当职衔”。8月15日
夜，阮清源部徒步赶到上海市郊，与周佛海联系“维持上海秩序”。8月17日，温台区副指挥张惠芳率大队赶到川沙县。这天忠救军1个团与伪税警总团熊剑东部合流，围攻沪西七宝镇新四军松江支队顾复生部，致使顾部损失二三百人。8月18日，忠救军先头部队阮清源、郭履洲、刘方雄、徐展等部及毛森总队进入上海，完成了抢先“劫收”。在地方上，江阴忠救军苏沂山部抢占胜利果实受挫，在章家村被新四军击溃。8月13日，忠救军京沪路行动总队长兼国民党江阴县长包汉生，召集军事头目以及无锡、常熟的国民党地下县长在顾山召开会议，商讨抢占县城的“复兴计划”。
1945年10月，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蒋介石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签订《双十协定》。该协定不得不同意人民方面提出的取消特务机关的正义要求。当时忠救军及其他特务武装有5万多人，戴笠与毛人凤密商，决定将特务武装改头换面，或化整为零合法化。11月初，戴笠向蒋介石请示撤销交通巡警队，成立“交通誓察总局”，将忠救军等武装编入，11月7日获蒋介石批准。戴笠甚至想在美国的帮助下，把这些特务武装改编为海军陆战队，由戴自己当海军部长。谁知1946年3月17日，戴笠从青岛飞往上海时撞死在南京近郊岱山。嗣后，忠救军及其他特务武装编入交警总队，编成18个总队，郭履洲、张国梁、鲍步超、汤毅生等人分任总队队长。吉简章、周伟龙、马志超先后任交警总局局长，名义上划归交通部主管，而实际上仍掌握在军统手中。
这支武装因装备精良，调动灵活，又受过特工训练，所以很受蒋介石器重。除了利用它担任铁路、公路警卫工作，并多次把它投入反共内战的重要战役中。在1946年苏中七战七捷中，解放军粟裕部队就歼灭了由忠救军改编的两个交警总队。忠救军汤毅生的一个交警总队，在东北战场北宁路被歼。1949年春，蒋介石“下野”后，还特别指调几个交警总队到宁波奉化“保驾”。这支部队比其他反动部队更顽固、更凶残，对人民的危害也更大。它不仅配合国民党正规军担任攻守，还担任后方骚扰与破坏交通及屠杀革命志士的活动。然而，它终究逃脱不了覆灭的下场。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它相继被歼。最后只剩下周文新等两三个总队仓惶逃到台湾。于是，这样一支长期从事反共反人民活动的国民党特务武装，也就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原载《民国春秋》1999年第4期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京沪杭地区已处在新四军包围的态势之中。国民党为了抢占胜利果实，1945年夏派戴笠赶到东南，作抢先接收京沪杭的种种准备。他的安排是：1.、派忠救军温台区指挥郭履洲率部进占崇明、浦东，扼守上海前方；淞沪指挥官阮清源部由太湖沿岸进至吴淞一带，以固上海侧背；忠救军一部进入市区；2、.军统京沪行动总队配属忠救军一部推进南京近郊，监视中共部队活动；3.、忠救军杭鄞指挥官鲍步超部，至杭州近郊设防；一、二纵队沿天目山布防，监视浙西新四军，相机支援杭州，第三纵队占领沪杭线，必要时推进上海市区。
在获悉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后，戴笠一面委任周佛海等伪军阻止新四军前进，一面命各路忠救军星夜驰赴上海、杭州。8月10日，河桥忠救军调查室主任刘方雄受命，“用忠义救国军名义，印制仿绸委任令一百张，携往京沪杭沿线，无论伪军与游杂部队，一律视其枪支人数，委以相当职衔”。8月15日
夜，阮清源部徒步赶到上海市郊，与周佛海联系“维持上海秩序”。8月17日，温台区副指挥张惠芳率大队赶到川沙县。这天忠救军1个团与伪税警总团熊剑东部合流，围攻沪西七宝镇新四军松江支队顾复生部，致使顾部损失二三百人。8月18日，忠救军先头部队阮清源、郭履洲、刘方雄、徐展等部及毛森总队进入上海，完成了抢先“劫收”。在地方上，江阴忠救军苏沂山部抢占胜利果实受挫，在章家村被新四军击溃。8月13日，忠救军京沪路行动总队长兼国民党江阴县长包汉生，召集军事头目以及无锡、常熟的国民党地下县长在顾山召开会议，商讨抢占县城的“复兴计划”。
1945年10月，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蒋介石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签订《双十协定》。该协定不得不同意人民方面提出的取消特务机关的正义要求。当时忠救军及其他特务武装有5万多人，戴笠与毛人凤密商，决定将特务武装改头换面，或化整为零合法化。11月初，戴笠向蒋介石请示撤销交通巡警队，成立“交通誓察总局”，将忠救军等武装编入，11月7日获蒋介石批准。戴笠甚至想在美国的帮助下，把这些特务武装改编为海军陆战队，由戴自己当海军部长。谁知1946年3月17日，戴笠从青岛飞往上海时撞死在南京近郊岱山。嗣后，忠救军及其他特务武装编入交警总队，编成18个总队，郭履洲、张国梁、鲍步超、汤毅生等人分任总队队长。吉简章、周伟龙、马志超先后任交警总局局长，名义上划归交通部主管，而实际上仍掌握在军统手中。
这支武装因装备精良，调动灵活，又受过特工训练，所以很受蒋介石器重。除了利用它担任铁路、公路警卫工作，并多次把它投入反共内战的重要战役中。在1946年苏中七战七捷中，解放军粟裕部队就歼灭了由忠救军改编的两个交警总队。忠救军汤毅生的一个交警总队，在东北战场北宁路被歼。1949年春，蒋介石“下野”后，还特别指调几个交警总队到宁波奉化“保驾”。这支部队比其他反动部队更顽固、更凶残，对人民的危害也更大。它不仅配合国民党正规军担任攻守，还担任后方骚扰与破坏交通及屠杀革命志士的活动。然而，它终究逃脱不了覆灭的下场。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它相继被歼。最后只剩下周文新等两三个总队仓惶逃到台湾。于是，这样一支长期从事反共反人民活动的国民党特务武装，也就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原载《民国春秋》1999年第4期
”忠救军“就是后来的交通警察总队，这种特务武装！
不忠不义的忠义救国军http://bbs.guilinlife.com/dispbbs.asp?boardid=44&id=442446
孟国祥
忠义救国军是抗日战争时期，由戴笠控制的活跃于江南地区的国民党特务游击武装。现代京剧《沙家洪》中有一段唱词曾对忠义救国军作了形象的概
括：“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勾挂三方来闯荡，老蒋鬼子青红帮。”确如唱词所言，忠义救国军起于中日战争的乱世，其骨干分子为军统特工和青红帮会员。《沙家洪》艺术地再现了忠义救国军的重要特征，但忠义救国军远比剧中描写的要复杂得多。它绝非是“十几个兄弟七八条枪”的草寇，忠义救国军发展到顶峰时有20多个支队，号称10万大军。在江南敌后存在达8年之久的这样一支颇具规模的武装，其性质和作用是值得分析和研究的。
一、纷然杂陈的聚合
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上海形势危急。此时，不甘久居政坛幕后从事特工活动的戴笠，想乘机抓支军队作为政治本钱，于是便向蒋介石建议，在上海组建一支民众武装，利用上海帮会等方面的力量作为别动队，以配合国军抵御日军的进攻。在得到蒋的允准后，8月15日，戴笠拜会上海青帮舵
把子杜月笙，提出在上海组建一支万人的武装队伍。杜虽觉突然，但也感到这是扩充势力的好机会，于是双方一拍即合。经过一番谋划，由杜月笙出面网罗组织起“苏浙行动委员会”。杜为主任委员，戴笠兼任书记长，武装队伍定名为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双方商定，这支队伍的领导各占一半。这样，上海很快拉起一支由青红帮分子、军统特工、工会成员以及青年学生组成的别动队，共10800人，编成5个支队和1个特务大队。
第一支队长是杜月笙的门徒何行健，成员主要是由青红帮分子组成，共2000多人。第四支队由戴笠在京沪一带的特工组成，特务骨干张业任支队长。别动队组建后，戴笠还在青浦和松江成立两个训练班，在佘山成立教导团，由余乐醒等人突击轮训骨干，教以侦探、破坏和暗杀等技能和方法。这支队伍的装备一部分由蒋介石拨给，另一部分则是戴笠命人从三洋、三凌洋行抢来，胡宗南也援助了一部分。
抗战初期，别动队在打击日寇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如1937年11月9日，中国军队大部后撤，在上海南市仅留下第五十五师的一个旅，可朱学范
率领的第三支队工人队伍和陶一珊领导的第五支队学生队伍，却与日军鏖战“历时三天，誓死不退”，后被租界当局解除武装。由特工组成的第四支队在苏州河畔掩护中国军队撤退中，也遭受惨重伤亡。
上海失守后，别动队基本瓦解。戴笠逃入法租界海格路，后化装逃至香港再回长沙，而派周泉收容残部。残剩的特务大队、青浦松江训练班及第五支队残部共1700多人，经苏州、漂水、九江撤退至安徽祁门县历口，后整编为教导第一团。由何行健率领的一支队，在浙江与毛森的游击干部训练班等部合编为教导第二团。别动队总指挥部改为教导团总部，戴笠兼任总团长，俞作柏任副总团长，负实际责任。
鉴于沪宁杭三角区的特殊地位，1938年3月，戴笠奉蒋介石之命：“收容整编流散浦东及京沪、沪杭沿线的国军，加强敌后游击工作”。随即指派人，
协助留在敌后的别动队活动。到4月底，流窜在浦东、太湖等地的武装土匪马伯生、张阿六等部被收编，加上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共编成5个支队，一个直属大队，一个南京行动总队，连同教导团，总人数又达到了1万余人。这年5月，戴笠呈准军事委员会，将别动队改名为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设在汉
口。武汉沦陷后，总部移设浙江孝丰。戴辞去总指挥兼职，由副总指挥俞作柏接任，但戴牢牢控制这支部队。抗战期间，他曾数度从重庆潜往浙江和江苏漂阳等地指挥。
忠义救国军属第三战区顾祝同的序列。1939年3月，戴笠在上海设立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派忠救军副总指挥杨蔚兼指挥官。1940年夏，改调黄埔第4期学生、上海军统特工区长周伟龙任忠救军总指挥，迁总部于安徽广德金山里。此时，忠救军辖5个总队：教导第一、二总队、淞沪行动总队、南京行动
总队、苏常行动总队，张惠芳、文德、阮清源、徐禧等任总队长；三个教导团，汪浩然、汤毅生、阮清源等先后任团长。后来周伟龙与总队长阮清源内部不和，戴笠求援于胡宗南，1943年改调高级特工马志超接任总指挥。这时忠救军扩充成立3个纵队，以鲍步超、汪浩然、张光为纵队指挥官，共辖9个团和4个地区指挥部(淞沪指挥部、澄锡虞指挥部、鄞杭指挥部、温台指挥部)，先后成立9个行动总队和若干办事处。
在蒋介石的棋局中，忠义救国军占有重要的份量，其总指挥领中将衔者先后有俞作柏、阮清源(代)、郭履洲(代)、周伟龙、马志超等。
孟国祥
忠义救国军是抗日战争时期，由戴笠控制的活跃于江南地区的国民党特务游击武装。现代京剧《沙家洪》中有一段唱词曾对忠义救国军作了形象的概
括：“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勾挂三方来闯荡，老蒋鬼子青红帮。”确如唱词所言，忠义救国军起于中日战争的乱世，其骨干分子为军统特工和青红帮会员。《沙家洪》艺术地再现了忠义救国军的重要特征，但忠义救国军远比剧中描写的要复杂得多。它绝非是“十几个兄弟七八条枪”的草寇，忠义救国军发展到顶峰时有20多个支队，号称10万大军。在江南敌后存在达8年之久的这样一支颇具规模的武装，其性质和作用是值得分析和研究的。
一、纷然杂陈的聚合
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上海形势危急。此时，不甘久居政坛幕后从事特工活动的戴笠，想乘机抓支军队作为政治本钱，于是便向蒋介石建议，在上海组建一支民众武装，利用上海帮会等方面的力量作为别动队，以配合国军抵御日军的进攻。在得到蒋的允准后，8月15日，戴笠拜会上海青帮舵
把子杜月笙，提出在上海组建一支万人的武装队伍。杜虽觉突然，但也感到这是扩充势力的好机会，于是双方一拍即合。经过一番谋划，由杜月笙出面网罗组织起“苏浙行动委员会”。杜为主任委员，戴笠兼任书记长，武装队伍定名为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双方商定，这支队伍的领导各占一半。这样，上海很快拉起一支由青红帮分子、军统特工、工会成员以及青年学生组成的别动队，共10800人，编成5个支队和1个特务大队。
第一支队长是杜月笙的门徒何行健，成员主要是由青红帮分子组成，共2000多人。第四支队由戴笠在京沪一带的特工组成，特务骨干张业任支队长。别动队组建后，戴笠还在青浦和松江成立两个训练班，在佘山成立教导团，由余乐醒等人突击轮训骨干，教以侦探、破坏和暗杀等技能和方法。这支队伍的装备一部分由蒋介石拨给，另一部分则是戴笠命人从三洋、三凌洋行抢来，胡宗南也援助了一部分。
抗战初期，别动队在打击日寇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如1937年11月9日，中国军队大部后撤，在上海南市仅留下第五十五师的一个旅，可朱学范
率领的第三支队工人队伍和陶一珊领导的第五支队学生队伍，却与日军鏖战“历时三天，誓死不退”，后被租界当局解除武装。由特工组成的第四支队在苏州河畔掩护中国军队撤退中，也遭受惨重伤亡。
上海失守后，别动队基本瓦解。戴笠逃入法租界海格路，后化装逃至香港再回长沙，而派周泉收容残部。残剩的特务大队、青浦松江训练班及第五支队残部共1700多人，经苏州、漂水、九江撤退至安徽祁门县历口，后整编为教导第一团。由何行健率领的一支队，在浙江与毛森的游击干部训练班等部合编为教导第二团。别动队总指挥部改为教导团总部，戴笠兼任总团长，俞作柏任副总团长，负实际责任。
鉴于沪宁杭三角区的特殊地位，1938年3月，戴笠奉蒋介石之命：“收容整编流散浦东及京沪、沪杭沿线的国军，加强敌后游击工作”。随即指派人，
协助留在敌后的别动队活动。到4月底，流窜在浦东、太湖等地的武装土匪马伯生、张阿六等部被收编，加上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共编成5个支队，一个直属大队，一个南京行动总队，连同教导团，总人数又达到了1万余人。这年5月，戴笠呈准军事委员会，将别动队改名为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设在汉
口。武汉沦陷后，总部移设浙江孝丰。戴辞去总指挥兼职，由副总指挥俞作柏接任，但戴牢牢控制这支部队。抗战期间，他曾数度从重庆潜往浙江和江苏漂阳等地指挥。
忠义救国军属第三战区顾祝同的序列。1939年3月，戴笠在上海设立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派忠救军副总指挥杨蔚兼指挥官。1940年夏，改调黄埔第4期学生、上海军统特工区长周伟龙任忠救军总指挥，迁总部于安徽广德金山里。此时，忠救军辖5个总队：教导第一、二总队、淞沪行动总队、南京行动
总队、苏常行动总队，张惠芳、文德、阮清源、徐禧等任总队长；三个教导团，汪浩然、汤毅生、阮清源等先后任团长。后来周伟龙与总队长阮清源内部不和，戴笠求援于胡宗南，1943年改调高级特工马志超接任总指挥。这时忠救军扩充成立3个纵队，以鲍步超、汪浩然、张光为纵队指挥官，共辖9个团和4个地区指挥部(淞沪指挥部、澄锡虞指挥部、鄞杭指挥部、温台指挥部)，先后成立9个行动总队和若干办事处。
在蒋介石的棋局中，忠义救国军占有重要的份量，其总指挥领中将衔者先后有俞作柏、阮清源(代)、郭履洲(代)、周伟龙、马志超等。
二、有限的对日破袭战
忠义救国军是打着抗日的旗帜留在敌后的，拥有数块分散的地盘，进行出没不定的游击战和都市恐怖战，而被日本方面称之为“江南野鼠”。忠救军抗
日行动散见的记载有：
1938年4-5月间，忠救军在松江、南翔、大场等地袭击日伪军；“八一三”抗战一周年纪念日夜间，300多名忠救军摸进上海虹桥机场，打死日军，破坏设施，抓获并公开处决川沙县伪维持会长瞿木香；12月下旬，在京沪铁路沿线的昆山、太仓、常熟、嘉定4县境内，向日军发动破袭战，毙伤敌数百人，打死日军大佐职队长1人。1939年2月，上海伪军陈安有部800余人，在调往沪西青浦时向忠救军投降。1940年11月19日，汪精卫去南京举行“还都典礼”之日，德、意、日三国驻上海外交官等乘“天马号”专列前去捧场，在行至苏州外跨塘桥附近时，遭忠救军轰炸袭击，专列掀翻，炸死日军大佐2人，计死伤百余人。1941年底，汪伪特工总部所属的“警政部政治警察署”内，特设一个名叫“肃清渝忠义救国军工作团”的机关。日伪在江南地区发动的几次“清乡”，主要“扫荡”新四军抗日武装，有时也指向与日伪不合作的忠义救国军。
1939年忠救军第五、十两支队在胶山附近遭到盘踞在安镇和羊尖两地日伪军的包围，直到第二支队赶到才得突围，死伤200余人。1941年忠救军第二路在焦溪整补时，幸有锡武宜挺进队赶到救援，两路夹击，歼灭田中中队。日军报复，增调一个师团兵力分进合击，这两路忠救军只得且战且退，北渡长江。
忠救军的所谓抗日行动，在1943年以前，大多是遭到日伪军“扫荡”时，为保存自己的实力被迫进行的一些抵抗。至于主动出击的战例，要算是军统吹
嘘的一次所谓的“除夕攻沪”行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跟在英、美后面对日宣战。戴笠为了显示一下忠救军的存在，给国际上一个惊奇，便令忠救军第一路苏嘉沪区挺进队阮清源部，于1942年1月14日除夕夜在上海进行一次突袭。派纵火、爆破、惊扰、袭击4个队，每队数10人至百人不等，化装成置办年货的市民进入市区场所，纵火、引爆和燃放鞭炮，造成市内秩序大乱。爆破队炸毁了两段铁路，袭击队袭击了沪西日军一个炮兵大队，放了几枪打死
几匹驮马后就撤退了。这表面上轰轰烈烈、华而不实的行动暴露了忠救军的目标，日军植田大将指挥3个旅的兵力在苏嘉沪地区大规模“扫荡”报复，历时
l个多月，杀死杀伤我军民1万多人。忠救军苏嘉沪挺进纵队差点被连锅端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出于自身战略需要，有了合作的愿望。美方发现军统组织庞大，可藉以提供军事、气象情报，并为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提供保
证。戴笠也需要美国的武器物资和技术强化军统。于是，1943年6月至1945年2月，美方先后派马德斯少校、巴尔金少校任总教官，在安徽歙县雄村开办“第一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前7期先后共训练忠救军及其他特务武装1.5万人，第8、9期专门调训忠救军淞沪指挥部阮清源部。1944年起，在美国的
督促下，戴笠也命令忠救军在敌后开展些许游击活动。如在美方巴尔金少校等12人参加下，破坏浙赣铁路，在诸暨附近铁桥引发炸弹炸毁铁轨25处，纵火焚毁日军堆栈及600箱炸药。原拟用满载炸药的小船顺江而下彻底炸毁钱塘江大桥，结果虽未获全功，也使第六、七孔桥墩严重破坏，交通一度中断。
在长达8年之久的江南敌后，忠救军只取得如此抗日战绩。
三、“曲线救国”的真面目
忠救军虽然打着敌后抗日游击队的旗号，但它对付新四军的用心却是十分明显的。1939年日军加紧对南京、镇江、芜湖地区的“扫荡”，蒋介石推行消
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苏南地区的国民党顽固派不断与新四军制造摩擦。为避免日顽夹击、两面作战的严峻形势，陈毅命叶飞率新四军一部，以江南抗日义勇军名义从茅山出发，东进苏锡澄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由此开始，新四军在对日伪作战的同时，还被迫肩负起对忠救军反共“摩擦”的自卫反击战。
1939年5月，当新四军“江抗”在常熟奔袭梅李、何村伪军据点，继续北扩时，却遭到忠救军的猛烈袭击。新四军被迫还击，将忠救军第五支队袁亚承
部赶出祝塘。为避免摩擦，“江抗”也主动回梅村。7月，新四军在青浦地区又不断遭到忠救军袭击。7月19日，新四军被迫在黄渡附近将忠救军第四支队许雷生部歼灭。7月24日，叶飞部途经嘉定时，将袭扰新四军的忠救军邓敬业部主力歼灭。国民党第三战区诬称新四军“越界活动”，令其西撤，并不断进攻。9月下旬，“江抗”回师锡澄地区时，在顾山南麓遭到先行抢占山头的忠救军第五支队1000多人的袭击。忠救军副总指挥杨蔚率主力第一、二支队从宜兴地区驰援，在无锡东边的安镇袭击新四军。“江抗”北移江阴湖塘里时，又突遭忠救军章晓光部侧翼偷袭，“江抗”副团长吴焜不幸头部中弹牺牲。新四军少数落伍者和伤员被俘后惨遭杀害。
“江抗”以联合抗日为重，一面命部队后撤，一面与忠救军谈判，但忠救军毫无诚意，双方在无锡以东的白丹山、太平桥、鸿山一带发生战斗。后经新四军军部与国民党第三战区谈判，决定双方同时撤兵。忠救军第一、二支队撤回宜兴山里，“江抗”西撤扬中整训。“江抗”西撤时在阳澄湖留下36位伤病员养伤，这就成了京剧《沙家洪》素材的来源。
1940年上半年，忠义救国军集中孝丰整编。忠救军3个教导团与第三战区主力配合，企图切断皖南与苏南新四军部队的联系，诱逼苏北、皖北新四军调至皖南，陷新四军于死地。鉴于新四军的力量不足以粉碎顽军的进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退出漂阳水西、前马，主力转移渡长江北上。此后，江南形势陡转
急下，原来一些抗日的杂牌队伍，有的被忠救军拉过去干起了反共勾当。《沙家洪》中胡传魁的原型胡肇汉，原来是阳澄湖边太平桥一支武装的头目，这时也投入忠救军。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蛰伏于皖南国统区的忠义救国军主力分4路重回京沪沦陷区，妄图消灭留在苏南的新四军抗日武装。如第二路郭履洲部1941年5月趁日伪军对新四军“清乡”时，从淀山湖越铁路进入阳澄湖地区，与胡肇汉等部联合堵截攻击新四军。在无锡顾山、江阴祝塘、武进焦溪一带，与新四军第六师谭震林部激战。仅1941年9月，在锡澄虞地区，忠救军就挑起了五次反共摩擦。
1943年3月间，戴笠来到苏南段家桥，策动教导一团主力与新四军争夺金坛、丹阳、武进地区，以达到控制、堵塞新四军进出苏南、苏北之长江通道的
目的。
在浙江，忠救军凭借“相当的力量”专与新四军摩擦。如1942年10月，忠救军1900余人纠集土匪王八妹部共3000余人，由艾庆璋指挥，南渡杭州湾，向何克希、谭启龙领导的新四军三北根据地进攻。1945年1月，天目山地区有忠救军3个团，长兴地区有忠救军3000多人，杭嘉湖地区有2000多人。2
月14日，忠救军1个团向陶勇之第7团进攻.在浙西抗日根据地内，新四军被迫进行三次大规模的反顽战斗。1945年6月26日，浙江忠救军配合国民党正规军10多个师，向新登、临安、孝丰等地进攻。新四军被迫放弃新登、临安等地。
出于极端的反共立场，忠救军往往置民族大义于不顾，勾结、投靠日伪，假日伪之手消灭新四军之事屡有发生。这种“勾挂三方来闯荡”的作法，还美其名曰“曲线救国”。1942年1月30日，忠救军澄锡虞军事专员王文甫，竟暗派当地包福民向青阳日军报告新四军驻地及新四军准备渡江的情报。在摩擦失败后，王文甫索性率残部140余人叛变投敌。在日军“一打一捉”的逼降“扫荡”下，先与日伪秘密联络的淞沪地区忠救军指挥何行健，于1939年11月9日公开率部投敌，被日伪改编为“和平反共救国军”，何任第二路司令。汪伪政府第3号人物周佛海的私人武装—税警团中的一部分，也是忠救军的投敌人员。伪税警团团长熊剑东就是原军统高级特工、忠救军干将。1942年初，忠救军两个支队2000多人，利用伪军关系北渡长江，进犯新四军苏中根据地靖江地区。5月25日，当粟裕部2个团进攻宣家堡伪军第一集团军独十旅丁聚堂部时，忠救军竟然公开出击以增援伪军，此举“使其在政治上完全破产”而无法在江北立足，不得不窜回江南。
由于忠救军是国民政府委任，又打着抗日的旗号，因此曾一度影响那些有正统观念的百姓。但这数万人的特务游击武装，本身没有粮饷，全靠设卡收
税，抢劫掠夺，压榨搜刮民财来养活。他们在太湖沿岸、杭嘉湖、澄锡虞地区各县掳掠行商，强奸妇女，作恶多端。加之它勾结日伪，矛头直指抗日爱民的新四军，因此，它理所当然遭到江南百姓的痛恨与唾弃。漂阳一位亲历其境的老塾师曾作了一副流传人间的对联：“不忠不义不救国，谁匪谁奸谁爱民”。
忠义救国军是打着抗日的旗帜留在敌后的，拥有数块分散的地盘，进行出没不定的游击战和都市恐怖战，而被日本方面称之为“江南野鼠”。忠救军抗
日行动散见的记载有：
1938年4-5月间，忠救军在松江、南翔、大场等地袭击日伪军；“八一三”抗战一周年纪念日夜间，300多名忠救军摸进上海虹桥机场，打死日军，破坏设施，抓获并公开处决川沙县伪维持会长瞿木香；12月下旬，在京沪铁路沿线的昆山、太仓、常熟、嘉定4县境内，向日军发动破袭战，毙伤敌数百人，打死日军大佐职队长1人。1939年2月，上海伪军陈安有部800余人，在调往沪西青浦时向忠救军投降。1940年11月19日，汪精卫去南京举行“还都典礼”之日，德、意、日三国驻上海外交官等乘“天马号”专列前去捧场，在行至苏州外跨塘桥附近时，遭忠救军轰炸袭击，专列掀翻，炸死日军大佐2人，计死伤百余人。1941年底，汪伪特工总部所属的“警政部政治警察署”内，特设一个名叫“肃清渝忠义救国军工作团”的机关。日伪在江南地区发动的几次“清乡”，主要“扫荡”新四军抗日武装，有时也指向与日伪不合作的忠义救国军。
1939年忠救军第五、十两支队在胶山附近遭到盘踞在安镇和羊尖两地日伪军的包围，直到第二支队赶到才得突围，死伤200余人。1941年忠救军第二路在焦溪整补时，幸有锡武宜挺进队赶到救援，两路夹击，歼灭田中中队。日军报复，增调一个师团兵力分进合击，这两路忠救军只得且战且退，北渡长江。
忠救军的所谓抗日行动，在1943年以前，大多是遭到日伪军“扫荡”时，为保存自己的实力被迫进行的一些抵抗。至于主动出击的战例，要算是军统吹
嘘的一次所谓的“除夕攻沪”行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跟在英、美后面对日宣战。戴笠为了显示一下忠救军的存在，给国际上一个惊奇，便令忠救军第一路苏嘉沪区挺进队阮清源部，于1942年1月14日除夕夜在上海进行一次突袭。派纵火、爆破、惊扰、袭击4个队，每队数10人至百人不等，化装成置办年货的市民进入市区场所，纵火、引爆和燃放鞭炮，造成市内秩序大乱。爆破队炸毁了两段铁路，袭击队袭击了沪西日军一个炮兵大队，放了几枪打死
几匹驮马后就撤退了。这表面上轰轰烈烈、华而不实的行动暴露了忠救军的目标，日军植田大将指挥3个旅的兵力在苏嘉沪地区大规模“扫荡”报复，历时
l个多月，杀死杀伤我军民1万多人。忠救军苏嘉沪挺进纵队差点被连锅端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出于自身战略需要，有了合作的愿望。美方发现军统组织庞大，可藉以提供军事、气象情报，并为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提供保
证。戴笠也需要美国的武器物资和技术强化军统。于是，1943年6月至1945年2月，美方先后派马德斯少校、巴尔金少校任总教官，在安徽歙县雄村开办“第一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前7期先后共训练忠救军及其他特务武装1.5万人，第8、9期专门调训忠救军淞沪指挥部阮清源部。1944年起，在美国的
督促下，戴笠也命令忠救军在敌后开展些许游击活动。如在美方巴尔金少校等12人参加下，破坏浙赣铁路，在诸暨附近铁桥引发炸弹炸毁铁轨25处，纵火焚毁日军堆栈及600箱炸药。原拟用满载炸药的小船顺江而下彻底炸毁钱塘江大桥，结果虽未获全功，也使第六、七孔桥墩严重破坏，交通一度中断。
在长达8年之久的江南敌后，忠救军只取得如此抗日战绩。
三、“曲线救国”的真面目
忠救军虽然打着敌后抗日游击队的旗号，但它对付新四军的用心却是十分明显的。1939年日军加紧对南京、镇江、芜湖地区的“扫荡”，蒋介石推行消
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苏南地区的国民党顽固派不断与新四军制造摩擦。为避免日顽夹击、两面作战的严峻形势，陈毅命叶飞率新四军一部，以江南抗日义勇军名义从茅山出发，东进苏锡澄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由此开始，新四军在对日伪作战的同时，还被迫肩负起对忠救军反共“摩擦”的自卫反击战。
1939年5月，当新四军“江抗”在常熟奔袭梅李、何村伪军据点，继续北扩时，却遭到忠救军的猛烈袭击。新四军被迫还击，将忠救军第五支队袁亚承
部赶出祝塘。为避免摩擦，“江抗”也主动回梅村。7月，新四军在青浦地区又不断遭到忠救军袭击。7月19日，新四军被迫在黄渡附近将忠救军第四支队许雷生部歼灭。7月24日，叶飞部途经嘉定时，将袭扰新四军的忠救军邓敬业部主力歼灭。国民党第三战区诬称新四军“越界活动”，令其西撤，并不断进攻。9月下旬，“江抗”回师锡澄地区时，在顾山南麓遭到先行抢占山头的忠救军第五支队1000多人的袭击。忠救军副总指挥杨蔚率主力第一、二支队从宜兴地区驰援，在无锡东边的安镇袭击新四军。“江抗”北移江阴湖塘里时，又突遭忠救军章晓光部侧翼偷袭，“江抗”副团长吴焜不幸头部中弹牺牲。新四军少数落伍者和伤员被俘后惨遭杀害。
“江抗”以联合抗日为重，一面命部队后撤，一面与忠救军谈判，但忠救军毫无诚意，双方在无锡以东的白丹山、太平桥、鸿山一带发生战斗。后经新四军军部与国民党第三战区谈判，决定双方同时撤兵。忠救军第一、二支队撤回宜兴山里，“江抗”西撤扬中整训。“江抗”西撤时在阳澄湖留下36位伤病员养伤，这就成了京剧《沙家洪》素材的来源。
1940年上半年，忠义救国军集中孝丰整编。忠救军3个教导团与第三战区主力配合，企图切断皖南与苏南新四军部队的联系，诱逼苏北、皖北新四军调至皖南，陷新四军于死地。鉴于新四军的力量不足以粉碎顽军的进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退出漂阳水西、前马，主力转移渡长江北上。此后，江南形势陡转
急下，原来一些抗日的杂牌队伍，有的被忠救军拉过去干起了反共勾当。《沙家洪》中胡传魁的原型胡肇汉，原来是阳澄湖边太平桥一支武装的头目，这时也投入忠救军。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蛰伏于皖南国统区的忠义救国军主力分4路重回京沪沦陷区，妄图消灭留在苏南的新四军抗日武装。如第二路郭履洲部1941年5月趁日伪军对新四军“清乡”时，从淀山湖越铁路进入阳澄湖地区，与胡肇汉等部联合堵截攻击新四军。在无锡顾山、江阴祝塘、武进焦溪一带，与新四军第六师谭震林部激战。仅1941年9月，在锡澄虞地区，忠救军就挑起了五次反共摩擦。
1943年3月间，戴笠来到苏南段家桥，策动教导一团主力与新四军争夺金坛、丹阳、武进地区，以达到控制、堵塞新四军进出苏南、苏北之长江通道的
目的。
在浙江，忠救军凭借“相当的力量”专与新四军摩擦。如1942年10月，忠救军1900余人纠集土匪王八妹部共3000余人，由艾庆璋指挥，南渡杭州湾，向何克希、谭启龙领导的新四军三北根据地进攻。1945年1月，天目山地区有忠救军3个团，长兴地区有忠救军3000多人，杭嘉湖地区有2000多人。2
月14日，忠救军1个团向陶勇之第7团进攻.在浙西抗日根据地内，新四军被迫进行三次大规模的反顽战斗。1945年6月26日，浙江忠救军配合国民党正规军10多个师，向新登、临安、孝丰等地进攻。新四军被迫放弃新登、临安等地。
出于极端的反共立场，忠救军往往置民族大义于不顾，勾结、投靠日伪，假日伪之手消灭新四军之事屡有发生。这种“勾挂三方来闯荡”的作法，还美其名曰“曲线救国”。1942年1月30日，忠救军澄锡虞军事专员王文甫，竟暗派当地包福民向青阳日军报告新四军驻地及新四军准备渡江的情报。在摩擦失败后，王文甫索性率残部140余人叛变投敌。在日军“一打一捉”的逼降“扫荡”下，先与日伪秘密联络的淞沪地区忠救军指挥何行健，于1939年11月9日公开率部投敌，被日伪改编为“和平反共救国军”，何任第二路司令。汪伪政府第3号人物周佛海的私人武装—税警团中的一部分，也是忠救军的投敌人员。伪税警团团长熊剑东就是原军统高级特工、忠救军干将。1942年初，忠救军两个支队2000多人，利用伪军关系北渡长江，进犯新四军苏中根据地靖江地区。5月25日，当粟裕部2个团进攻宣家堡伪军第一集团军独十旅丁聚堂部时，忠救军竟然公开出击以增援伪军，此举“使其在政治上完全破产”而无法在江北立足，不得不窜回江南。
由于忠救军是国民政府委任，又打着抗日的旗号，因此曾一度影响那些有正统观念的百姓。但这数万人的特务游击武装，本身没有粮饷，全靠设卡收
税，抢劫掠夺，压榨搜刮民财来养活。他们在太湖沿岸、杭嘉湖、澄锡虞地区各县掳掠行商，强奸妇女，作恶多端。加之它勾结日伪，矛头直指抗日爱民的新四军，因此，它理所当然遭到江南百姓的痛恨与唾弃。漂阳一位亲历其境的老塾师曾作了一副流传人间的对联：“不忠不义不救国，谁匪谁奸谁爱民”。
四、落花流水的结局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京沪杭地区已处在新四军包围的态势之中。国民党为了抢占胜利果实，1945年夏派戴笠赶到东南，作抢先接收京沪杭的种种准备。他的安排是：1.、派忠救军温台区指挥郭履洲率部进占崇明、浦东，扼守上海前方；淞沪指挥官阮清源部由太湖沿岸进至吴淞一带，以固上海侧背；忠救军一部进入市区；2、.军统京沪行动总队配属忠救军一部推进南京近郊，监视中共部队活动；3.、忠救军杭鄞指挥官鲍步超部，至杭州近郊设防；一、二纵队沿天目山布防，监视浙西新四军，相机支援杭州，第三纵队占领沪杭线，必要时推进上海市区。
在获悉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后，戴笠一面委任周佛海等伪军阻止新四军前进，一面命各路忠救军星夜驰赴上海、杭州。8月10日，河桥忠救军调查室主任刘方雄受命，“用忠义救国军名义，印制仿绸委任令一百张，携往京沪杭沿线，无论伪军与游杂部队，一律视其枪支人数，委以相当职衔”。8月15日
夜，阮清源部徒步赶到上海市郊，与周佛海联系“维持上海秩序”。8月17日，温台区副指挥张惠芳率大队赶到川沙县。这天忠救军1个团与伪税警总团熊剑东部合流，围攻沪西七宝镇新四军松江支队顾复生部，致使顾部损失二三百人。8月18日，忠救军先头部队阮清源、郭履洲、刘方雄、徐展等部及毛森总队进入上海，完成了抢先“劫收”。在地方上，江阴忠救军苏沂山部抢占胜利果实受挫，在章家村被新四军击溃。8月13日，忠救军京沪路行动总队长兼国民党江阴县长包汉生，召集军事头目以及无锡、常熟的国民党地下县长在顾山召开会议，商讨抢占县城的“复兴计划”。
1945年10月，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蒋介石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签订《双十协定》。该协定不得不同意人民方面提出的取消特务机关的正义要求。当时忠救军及其他特务武装有5万多人，戴笠与毛人凤密商，决定将特务武装改头换面，或化整为零合法化。11月初，戴笠向蒋介石请示撤销交通巡警队，成立“交通誓察总局”，将忠救军等武装编入，11月7日获蒋介石批准。戴笠甚至想在美国的帮助下，把这些特务武装改编为海军陆战队，由戴自己当海军部长。谁知1946年3月17日，戴笠从青岛飞往上海时撞死在南京近郊岱山。嗣后，忠救军及其他特务武装编入交警总队，编成18个总队，郭履洲、张国梁、鲍步超、汤毅生等人分任总队队长。吉简章、周伟龙、马志超先后任交警总局局长，名义上划归交通部主管，而实际上仍掌握在军统手中。
这支武装因装备精良，调动灵活，又受过特工训练，所以很受蒋介石器重。除了利用它担任铁路、公路警卫工作，并多次把它投入反共内战的重要战役中。在1946年苏中七战七捷中，解放军粟裕部队就歼灭了由忠救军改编的两个交警总队。忠救军汤毅生的一个交警总队，在东北战场北宁路被歼。1949年春，蒋介石“下野”后，还特别指调几个交警总队到宁波奉化“保驾”。这支部队比其他反动部队更顽固、更凶残，对人民的危害也更大。它不仅配合国民党正规军担任攻守，还担任后方骚扰与破坏交通及屠杀革命志士的活动。然而，它终究逃脱不了覆灭的下场。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它相继被歼。最后只剩下周文新等两三个总队仓惶逃到台湾。于是，这样一支长期从事反共反人民活动的国民党特务武装，也就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原载《民国春秋》1999年第4期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京沪杭地区已处在新四军包围的态势之中。国民党为了抢占胜利果实，1945年夏派戴笠赶到东南，作抢先接收京沪杭的种种准备。他的安排是：1.、派忠救军温台区指挥郭履洲率部进占崇明、浦东，扼守上海前方；淞沪指挥官阮清源部由太湖沿岸进至吴淞一带，以固上海侧背；忠救军一部进入市区；2、.军统京沪行动总队配属忠救军一部推进南京近郊，监视中共部队活动；3.、忠救军杭鄞指挥官鲍步超部，至杭州近郊设防；一、二纵队沿天目山布防，监视浙西新四军，相机支援杭州，第三纵队占领沪杭线，必要时推进上海市区。
在获悉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后，戴笠一面委任周佛海等伪军阻止新四军前进，一面命各路忠救军星夜驰赴上海、杭州。8月10日，河桥忠救军调查室主任刘方雄受命，“用忠义救国军名义，印制仿绸委任令一百张，携往京沪杭沿线，无论伪军与游杂部队，一律视其枪支人数，委以相当职衔”。8月15日
夜，阮清源部徒步赶到上海市郊，与周佛海联系“维持上海秩序”。8月17日，温台区副指挥张惠芳率大队赶到川沙县。这天忠救军1个团与伪税警总团熊剑东部合流，围攻沪西七宝镇新四军松江支队顾复生部，致使顾部损失二三百人。8月18日，忠救军先头部队阮清源、郭履洲、刘方雄、徐展等部及毛森总队进入上海，完成了抢先“劫收”。在地方上，江阴忠救军苏沂山部抢占胜利果实受挫，在章家村被新四军击溃。8月13日，忠救军京沪路行动总队长兼国民党江阴县长包汉生，召集军事头目以及无锡、常熟的国民党地下县长在顾山召开会议，商讨抢占县城的“复兴计划”。
1945年10月，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蒋介石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签订《双十协定》。该协定不得不同意人民方面提出的取消特务机关的正义要求。当时忠救军及其他特务武装有5万多人，戴笠与毛人凤密商，决定将特务武装改头换面，或化整为零合法化。11月初，戴笠向蒋介石请示撤销交通巡警队，成立“交通誓察总局”，将忠救军等武装编入，11月7日获蒋介石批准。戴笠甚至想在美国的帮助下，把这些特务武装改编为海军陆战队，由戴自己当海军部长。谁知1946年3月17日，戴笠从青岛飞往上海时撞死在南京近郊岱山。嗣后，忠救军及其他特务武装编入交警总队，编成18个总队，郭履洲、张国梁、鲍步超、汤毅生等人分任总队队长。吉简章、周伟龙、马志超先后任交警总局局长，名义上划归交通部主管，而实际上仍掌握在军统手中。
这支武装因装备精良，调动灵活，又受过特工训练，所以很受蒋介石器重。除了利用它担任铁路、公路警卫工作，并多次把它投入反共内战的重要战役中。在1946年苏中七战七捷中，解放军粟裕部队就歼灭了由忠救军改编的两个交警总队。忠救军汤毅生的一个交警总队，在东北战场北宁路被歼。1949年春，蒋介石“下野”后，还特别指调几个交警总队到宁波奉化“保驾”。这支部队比其他反动部队更顽固、更凶残，对人民的危害也更大。它不仅配合国民党正规军担任攻守，还担任后方骚扰与破坏交通及屠杀革命志士的活动。然而，它终究逃脱不了覆灭的下场。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它相继被歼。最后只剩下周文新等两三个总队仓惶逃到台湾。于是，这样一支长期从事反共反人民活动的国民党特务武装，也就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原载《民国春秋》1999年第4期
就这些战果还吹牛
我老家当年就有忠义救国军，结果沦陷于冲绳战役结束一周后，成了浙江省最后一个沦陷的县城。
沙奶奶：好！我说！我说！
（唱）【二黄原板】“八·一三”，日寇在上海打了仗，
江南国土遭沦亡，尸骨成堆鲜血淌，满目焦土遍地火光。
新四军共产党来把敌抗，历尽艰辛，东进江南，深入敌后，
解放集镇与村庄，红旗举处歌声朗，百姓们才见天日光。
你们号称“忠义救国军”，为什么见日寇不发一枪？
我问你救的是哪一国？
为什么不救中国助东洋？
为什么专门袭击共产党？
你忠在哪里？义在何方？
你们是汉奸走狗卖国贼，少廉无耻，丧尽天良！
胡传魁：住口！
刘副官：胡说！
沙奶奶：（接唱）你有理，敢当着百姓们讲，
纵然把我千刀万剐也无妨！
沙家浜总有一天会解放！
且看你们这些走狗汉奸（叫散）好下场！
（唱）【二黄原板】“八·一三”，日寇在上海打了仗，
江南国土遭沦亡，尸骨成堆鲜血淌，满目焦土遍地火光。
新四军共产党来把敌抗，历尽艰辛，东进江南，深入敌后，
解放集镇与村庄，红旗举处歌声朗，百姓们才见天日光。
你们号称“忠义救国军”，为什么见日寇不发一枪？
我问你救的是哪一国？
为什么不救中国助东洋？
为什么专门袭击共产党？
你忠在哪里？义在何方？
你们是汉奸走狗卖国贼，少廉无耻，丧尽天良！
胡传魁：住口！
刘副官：胡说！
沙奶奶：（接唱）你有理，敢当着百姓们讲，
纵然把我千刀万剐也无妨！
沙家浜总有一天会解放！
且看你们这些走狗汉奸（叫散）好下场！
国军在敌后十有八九都能算是伪军
或者算“顽军”。
或者算“顽军”。
从常州本地文史材料看，抗战早期忠救军从宜兴方向比较频繁的向武进地区日军主动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