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航空报－刘华清为“飞豹”果断拍板 买下二手斯贝发 ...

1997年8月中方与俄罗斯签订苏-27合同（军方代表刘华清、钱树根、曹刚川）。

心里一直觉得有话想说，想写点东西纪念刘华清副主席这位可敬的老人。

他一生戎马倥偬，生前特别关注部队装备建设，尤其在晚年更是全身心地致力于我国国防现代化事业，提升国防工业的研制水平与生产能力，在这方面他做了大量的、具体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他的逝世是我党我军我们国家的重大损失，对航空工业来说也是一个重大损失。

1992到1999年间，我先后任航空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和航空工业总公司总经理，那时刘老将军任军委副主席，由于经常陪他出差、考察、出国等，所以这段时间和他有了直接的、面对面的接触，他的为人、能力、事业心、对航空人的感情我都是亲历的，至今想起来，那些场景还历历在目。

歼轰七上马

挽救了“斯贝”发动机

记得在歼轰7（“飞豹”）立项初期有过一段争议，是关于并座还是串座的问题。并座是指两个人并排驾驶，串座是指前后驾驶，这既是技术上的争议，也是用途上的争议，但主要还是战术技术上的要求。

这个问题论证了很长时间，最后，刘华清决定搞串座，这个方案就定下来了，很快经过中央军委批准立项，我们就铺开了开始干。

由于歼轰7的上马，挽救了一型发动机的命运——即“斯贝”发动机。

1974年，国家决策从英国引进“斯贝”发动机，然后搞国产化，但是后来由于这个发动机用到哪个飞机上一直没有确定而终止了国产化进程，造成设备闲置、人才流失。

最初从英国购买的50台新发动机也放在仓库里，一停就是七八年。正是由于歼轰7的上马，也正是因为歼轰7选用了“斯贝”发动机，从而挽救了“斯贝”的命运。
http://news.ifeng.com/mil/histor ... /01/4905282_0.shtml
这时候我们先期进口的整机在国产化进程中消耗了一部分，剩下的整机发动机不足以满足歼轰7批量生产的进程，所以要加快国产化进度，这期间出现了一段空档。

当时，我们得到信息，“斯贝”在英国已经停产了，但是还有一部分库存旧发动机和零部件，这些发动机经过我大修后还可以用到新机上去。

我就向刘华清副主席建议，在国产化批量生产还没有提供成批发动机之前，是否可以把那些旧发动机买来补充，刘副主席当时就拍板，买！
这批退役经过大修的发动机也起了一定作用，正好把我们“斯贝”发动机的国产化衔接上了。

在这个过程中，刘副主席经常到阎良视察，给科技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现场的工人们很大鼓舞。刘华清代表军委到阎良参加了歼轰7首飞和运7改进型首飞仪式。

歼轰7首飞成功后，我又陪着刘副主席到阎良考察，这时就开始决定搞歼轰7的改进型——歼轰7A。刘副主席在仔细、认真地听取了我们研制部门的汇报后，果断地表态：要立即上马，所需经费由中央统一拨款。

这等于是乘胜追击。歼轰7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试飞，基本型暴露出一些问题，部队提出许多改进意见，这样一飞院着手并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歼轰7A也搞了出来。

这个飞机成为海军航空兵主力的作战机种，屡次接受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并且参加了多次军事演习。

这就是刘副主席自始至终关心的一个重要型号——“飞豹”。

为第一架歼十剪彩

眼中含泪

被誉为“杀手锏”工程的歼10，研制经历也是一波三折，这个项目同样也得到了刘华清的高度关注。

1997年5月底，歼10首架实现了总装交付；6月2日，我陪着刘副主席到成飞，在公司总装车间型号研制现场为首架歼十总装交付剪彩，在现场刘副主席显得非常激动。

我记得当时歼10飞机上披着大红绸子花，刘副主席亲自拉着带着大红绸子花的飞机往前走，一边拉一边用湖北口音说：“太好了！太好了！”

我用眼睛的余光看到老人的眼睛里闪动着泪花，我也不由得鼻子一酸热泪夺眶而出。

刘副主席在现场做了重要指示：一是要提前为原材料国产化做出安排；二是要为批生产进行技术改造；三是要生产一小批量飞机交部队试用。这些指示在各部门的支持下都得到了落实。

工作生命结束前的

最大工程

引进苏-27生产许可，是刘副主席全程参与领导和直接指挥的。他从出国考察调研、决策、实施，再到第一架首飞，包括谈判、建线、研制、总装、首飞，都参与其中，直接领导与指导，并且多次到俄罗斯参加混委会的谈判，领导我们和空军、国防科工委对俄进行谈判。

刘副主席有过五年留苏经历，他懂装备，知道飞机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加上他对部队现代化建设有一个非常急切的心情，所以他对我们整个工作的指导都是非常严格、非常重要，当然也是非常宝贵的。

谈判过程很艰苦，每次谈判完刘副主席都要听取汇报，做重要指示。我记得有次谈判在北京进行，谈了23天，我一直盯在那儿，刘副主席一两天就要过来一次，及时了解谈判进展情况。

那时正是讨价还价最激烈的时候，重大问题直接向江泽民总书记汇报。最终，我们在1995年12月初，签订了关于苏-27生产许可转让的政府间协议与总合同，迈出了关键一步，他非常高兴。

之后每一个分合同的谈判刘副主席都要及时听取我们的汇报，我们也主动把一些重要情况报给他，这项工作他做得太细了。

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在刘华清的直接关注下，分合同一个一个都签下来了。

其中最关键的是辅机合同，技术含量比较大，所以谈判异常艰苦，刘副主席亲自带着我们到俄罗斯参加快接近尾声的辅机合同谈判，后来谈判成功，我在合同上签字，刘副主席很激动。

回到使馆后，刘副主席通过他的夫人徐大姐给我转达了一句话，对我触动很大，因为那时刘副主席已经退出了中央政治局常任委岗位，但他还是带领着我们去俄罗斯参加重要合同的签字。

徐大姐说，“朱育理同志，这个项目是刘副主席工作生命结束之前所组织的一项最大的工程，你一定要完成好。”我记住了，回来也给相关参与人员传达了这句话。

合同齐了之后，我们就开始加快组织生产，很快在国内实现了第一架机首飞。首飞那一天，中央军委副主席全部到场，包括俄罗斯大使罗高寿都到了现场。

关注直升机发展

1997年7月份，我陪刘副主席到哈尔滨和景德镇，对某型号直升机研制进行考察、调研。在哈尔滨，他仔细考察了工厂的设计、研发能力等情况，紧接着就去了景德镇。

景德镇没有机场，我们坐他的专机到了九江，考察了一些其他国防工业企业后驱车去景德镇。那时道路不像现在这样好走，九江和景德镇之间还没有鄱阳湖大桥，我们只能从九江绕过鄱阳湖，一路颠簸。

他仔细参观直升机所和昌飞公司，仔细听汇报。考察完两个地方后，刘副主席对我国的直升机设计和研制能力都心里有数了。厂所让他题词，刘副主席就在宾馆里写下了：直升机的摇篮。

当时他已经快退了，在离职前他拍板决定上马新型直升机，又为航空做了一件大事。1997年8月中方与俄罗斯签订苏-27合同（军方代表刘华清、钱树根、曹刚川）。

心里一直觉得有话想说，想写点东西纪念刘华清副主席这位可敬的老人。

他一生戎马倥偬，生前特别关注部队装备建设，尤其在晚年更是全身心地致力于我国国防现代化事业，提升国防工业的研制水平与生产能力，在这方面他做了大量的、具体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他的逝世是我党我军我们国家的重大损失，对航空工业来说也是一个重大损失。

1992到1999年间，我先后任航空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和航空工业总公司总经理，那时刘老将军任军委副主席，由于经常陪他出差、考察、出国等，所以这段时间和他有了直接的、面对面的接触，他的为人、能力、事业心、对航空人的感情我都是亲历的，至今想起来，那些场景还历历在目。

歼轰七上马

挽救了“斯贝”发动机

记得在歼轰7（“飞豹”）立项初期有过一段争议，是关于并座还是串座的问题。并座是指两个人并排驾驶，串座是指前后驾驶，这既是技术上的争议，也是用途上的争议，但主要还是战术技术上的要求。

这个问题论证了很长时间，最后，刘华清决定搞串座，这个方案就定下来了，很快经过中央军委批准立项，我们就铺开了开始干。

由于歼轰7的上马，挽救了一型发动机的命运——即“斯贝”发动机。

1974年，国家决策从英国引进“斯贝”发动机，然后搞国产化，但是后来由于这个发动机用到哪个飞机上一直没有确定而终止了国产化进程，造成设备闲置、人才流失。

最初从英国购买的50台新发动机也放在仓库里，一停就是七八年。正是由于歼轰7的上马，也正是因为歼轰7选用了“斯贝”发动机，从而挽救了“斯贝”的命运。
http://news.ifeng.com/mil/histor ... /01/4905282_0.shtml
这时候我们先期进口的整机在国产化进程中消耗了一部分，剩下的整机发动机不足以满足歼轰7批量生产的进程，所以要加快国产化进度，这期间出现了一段空档。

当时，我们得到信息，“斯贝”在英国已经停产了，但是还有一部分库存旧发动机和零部件，这些发动机经过我大修后还可以用到新机上去。

我就向刘华清副主席建议，在国产化批量生产还没有提供成批发动机之前，是否可以把那些旧发动机买来补充，刘副主席当时就拍板，买！
这批退役经过大修的发动机也起了一定作用，正好把我们“斯贝”发动机的国产化衔接上了。

在这个过程中，刘副主席经常到阎良视察，给科技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现场的工人们很大鼓舞。刘华清代表军委到阎良参加了歼轰7首飞和运7改进型首飞仪式。

歼轰7首飞成功后，我又陪着刘副主席到阎良考察，这时就开始决定搞歼轰7的改进型——歼轰7A。刘副主席在仔细、认真地听取了我们研制部门的汇报后，果断地表态：要立即上马，所需经费由中央统一拨款。

这等于是乘胜追击。歼轰7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试飞，基本型暴露出一些问题，部队提出许多改进意见，这样一飞院着手并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歼轰7A也搞了出来。

这个飞机成为海军航空兵主力的作战机种，屡次接受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并且参加了多次军事演习。

这就是刘副主席自始至终关心的一个重要型号——“飞豹”。

为第一架歼十剪彩

眼中含泪

被誉为“杀手锏”工程的歼10，研制经历也是一波三折，这个项目同样也得到了刘华清的高度关注。

1997年5月底，歼10首架实现了总装交付；6月2日，我陪着刘副主席到成飞，在公司总装车间型号研制现场为首架歼十总装交付剪彩，在现场刘副主席显得非常激动。

我记得当时歼10飞机上披着大红绸子花，刘副主席亲自拉着带着大红绸子花的飞机往前走，一边拉一边用湖北口音说：“太好了！太好了！”

我用眼睛的余光看到老人的眼睛里闪动着泪花，我也不由得鼻子一酸热泪夺眶而出。

刘副主席在现场做了重要指示：一是要提前为原材料国产化做出安排；二是要为批生产进行技术改造；三是要生产一小批量飞机交部队试用。这些指示在各部门的支持下都得到了落实。

工作生命结束前的

最大工程

引进苏-27生产许可，是刘副主席全程参与领导和直接指挥的。他从出国考察调研、决策、实施，再到第一架首飞，包括谈判、建线、研制、总装、首飞，都参与其中，直接领导与指导，并且多次到俄罗斯参加混委会的谈判，领导我们和空军、国防科工委对俄进行谈判。

刘副主席有过五年留苏经历，他懂装备，知道飞机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加上他对部队现代化建设有一个非常急切的心情，所以他对我们整个工作的指导都是非常严格、非常重要，当然也是非常宝贵的。

谈判过程很艰苦，每次谈判完刘副主席都要听取汇报，做重要指示。我记得有次谈判在北京进行，谈了23天，我一直盯在那儿，刘副主席一两天就要过来一次，及时了解谈判进展情况。

那时正是讨价还价最激烈的时候，重大问题直接向江泽民总书记汇报。最终，我们在1995年12月初，签订了关于苏-27生产许可转让的政府间协议与总合同，迈出了关键一步，他非常高兴。

之后每一个分合同的谈判刘副主席都要及时听取我们的汇报，我们也主动把一些重要情况报给他，这项工作他做得太细了。

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在刘华清的直接关注下，分合同一个一个都签下来了。

其中最关键的是辅机合同，技术含量比较大，所以谈判异常艰苦，刘副主席亲自带着我们到俄罗斯参加快接近尾声的辅机合同谈判，后来谈判成功，我在合同上签字，刘副主席很激动。

回到使馆后，刘副主席通过他的夫人徐大姐给我转达了一句话，对我触动很大，因为那时刘副主席已经退出了中央政治局常任委岗位，但他还是带领着我们去俄罗斯参加重要合同的签字。

徐大姐说，“朱育理同志，这个项目是刘副主席工作生命结束之前所组织的一项最大的工程，你一定要完成好。”我记住了，回来也给相关参与人员传达了这句话。

合同齐了之后，我们就开始加快组织生产，很快在国内实现了第一架机首飞。首飞那一天，中央军委副主席全部到场，包括俄罗斯大使罗高寿都到了现场。

关注直升机发展

1997年7月份，我陪刘副主席到哈尔滨和景德镇，对某型号直升机研制进行考察、调研。在哈尔滨，他仔细考察了工厂的设计、研发能力等情况，紧接着就去了景德镇。

景德镇没有机场，我们坐他的专机到了九江，考察了一些其他国防工业企业后驱车去景德镇。那时道路不像现在这样好走，九江和景德镇之间还没有鄱阳湖大桥，我们只能从九江绕过鄱阳湖，一路颠簸。

他仔细参观直升机所和昌飞公司，仔细听汇报。考察完两个地方后，刘副主席对我国的直升机设计和研制能力都心里有数了。厂所让他题词，刘副主席就在宾馆里写下了：直升机的摇篮。

当时他已经快退了，在离职前他拍板决定上马新型直升机，又为航空做了一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