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散论袁世凯与北洋集团

北洋军阀集团是对中国近现史有着深远影响的的一个军事政治集团，它开始形成于公元1895年，最后覆灭于1928年，前后存在的历史长达33年之久，实际掌握中国中央政权16年之久。
关于这个集团的形成、发展、鼎盛、衰落直至最后的消亡的过程及前因后果，当代中国大陆的史学界和台湾及海外学术人士已多有著作论述，很多历史爱好者通过参考阅读他们的研究成果，可以很清晰的梳理这一历史变化过程的脉络，比较准确的了解北洋集团的重要人物在其中的相关活动轨迹，从而达到“传道解惑”的目的。
作为同样对这段历史有兴趣的笔者，在阅读他人著作的同时，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也产生了对袁世凯与北洋集团的某些历史问题的一孔之见，在此特别将其作以简单的罗列说明，希冀抛砖引玉，与感兴趣的网友共同切磋探讨。




一、
北洋集团的产生是清政府被迫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产物，
袁世凯的上位是清廷人才匮乏和他善于投机钻营的共同作用的结果
众所周知，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面对西方列强的疯狂侵略，
在被迫的情况下不得不开始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在这个阶段，主要的表现是学习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以西式枪炮武装清军、并开办生产西式武器弹药的大型官办军工厂及其与之相关的民用企业，力图通过简单的技术跟踪模仿，让清军在武器装备上与西方列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从而达到一旦西方列强入侵时“制夷”的目的。
但随着甲午中日战争以清王朝的的惨重失败和屈辱的割地赔款而结束，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中国面临着彻底成为西方列强殖民地的空前危机。这种危机的严重程度就如慈禧太后在1900年讨论扶持义和团并向西方列强宣战的御前会议上所言：“法术不足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 《协办大学士刚毅等折》，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八日。）
空前的统治危机使得一向坚持维护“祖制”清廷也不得不睁大眼睛寻找自救之策，就在甲午战争结束之后，目睹了曾经有力的镇压了农民起义军，脱胎于地主团练武装湘军和淮军在战场上溃不成军的可怕事实的清廷被迫接受了参加过黄海海战的德籍洋员汉纳根的年筹饷三千万，募练洋枪队十万的建议，由广西按察使胡燏棻主持编练新军，在天津之南原淮系盛军的驻地小站募练新军。
相对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朝以恭亲王为首的洋务派推出的以单纯学习西洋枪炮操作技术，而仍然维持勇营和绿营的传统旧有军制的“口岸练兵”计划，这一次小站练兵的内容出现了质变----全盘引入整套的西方军制-----从陆军建制、训练、战术、操典到军器等，基本上是模仿德国。
小站练兵对于近代中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它实际标志着秉承了两千年封建专制体制的古老中国从真正意义上开始抛弃自身那些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巢臼，与当时代表着世界先进潮流的西方体制相接轨！
作为中国第一支在真正意义上模仿西方的军队的实际缔造者，袁世凯在接替胡燏棻去小站编练新军之时受到了清廷上下各方势力的热烈追捧，比如刘坤一就奏荐袁世凯说：“臣抵关、津后，与该道时常接晤，见其胆识优长，性情忠笃，办时皆有条理，为方面出色之员。”
（《刘珅一遗集》），张之洞奏荐袁世凯：“该员志气英锐，任事果敢，于兵事最为相宜。”（《张文襄公奏稿》）军机大臣李鸿藻向清廷推荐说：“（袁）家世将才，娴熟兵略，如令特练一军必能矫中国绿防各营之弊”。（《容庵弟子记》）慈禧太后的亲信荣禄会同醇亲王载沣、庆亲王奕劻等满洲亲贵向光绪皇帝保奏袁世凯说：该员“朴实勇敢，晓畅戎机，前驻朝鲜，长有声望。”；其所拟训练洋队办法及聘请洋员合同和新建陆军营制饷章，“均属周妥” ，“相应请旨饬派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假以事权，俾专责任”（《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督办军务五大臣会奏》）
从今天后人能够看到的史料来看，袁世凯善于投机钻营，利用关系门路走上层路线，在其中起了不小的作用，根据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回忆，袁世凯早先认识了后来在他的私人幕府作总文案的阮忠枢，甲午战争结束之后，袁世凯到北京打关节，正好阮忠枢在李莲英弟弟家做家教，袁世凯通过阮忠枢和慈禧宠信的大太监李莲英拉上了关系，还通过这层关系结识了慈禧器重的权臣荣禄，这样等到荣禄会同醇亲王载沣、庆亲王奕劻等来保举他训练新军的时候，原本和袁世凯素味平生的西太后很快就批准了。（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八十三天皇帝梦》）
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当时以西法练新军对清廷上上下下是个非常陌生的新鲜事物，对于一向对西方文明抱有严重戒心的清廷来说，他们始终抱着一种吾为“天朝大国”的自视甚高的心态与西方打交道，难以真正从内心放弃视西方的东西为“洪水猛兽”排外思想，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早期由曾国藩和李鸿章师徒二人所共同会衔上奏提出的派幼稚学童留学美国的“优才计划”（堪称当时中国一个划时代的先进规划），便因为外派留学生们的剪辫易服惹恼清廷上层而半途而废。
正是在这种指导思想的作用下，清廷的守旧高官们对西方的先进军制极度缺乏基本的认识，现在猛然要创建在军事制度上“全盘西化”的新式军队，显然并非易事。
不仅如此，当时清廷统兵领将的大员如淮系的李鸿章、湘系的刘坤一等人都已是七十出头的垂垂老矣之人，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已不复当年率领湘淮军与太平军、捻军决一死战的充沛精力和旺盛勇气，相对于二十多岁便在朝鲜崭露头角，帮助朝鲜国王训练过德式新军，曾被清廷任命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与列强接触颇多，相对通晓国际关系事务且正当年富力强的袁世凯，自不可同日而语。
而清廷的那些满蒙官员，早已不复当年清军入关时祖先的骁勇，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已经不堪大用，现在再让他们来训练统领西式新军无异是痴人说梦。
另外，袁世凯是一个处于新旧两派之间的骑墙人物，相比较于依靠一个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来推进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等推行较为激进维新派而言，他在政治上相对稳健成熟的多，他主张维新，也曾参加过维新派组织的强学会，但却不会因此与清廷掌握实权的以慈禧为首的守旧派冲突，而这种立场，恰恰与当时既主张维新但却与康有为等人保持距离的李鸿章所持的立场相近。
正因为如此，曾经在晚清权倾一时的风云人物李鸿章，才会在临终之前的口授遗疏中，保荐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说“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史》）
所以，袁世凯凭借他以往的“业绩”、凭借他的投机钻营，凭借他灵活务实的头脑，凭借他较为出色的个人能力使他在政治上成为各派都能在政治上接受的“人才”，（直到戊戌政变前夕，康有为等人还把袁世凯视为对抗慈禧、荣禄等守旧派的“救星”，连光绪皇帝都专门召见他，委以重任。可见袁世凯当时在政坛上的好人缘）因此他才能以一个小小的浙江温处道的道员身份得以接替胡燏棻主持编练新军。（曾国藩办湘军时是官居从二品礼部侍郎高位，而道员不过是从三品或正四品的官阶）
通过以上这些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北洋新军（北洋集团）的编练作为清廷面对严重统治危机被迫发起的“自救”运动的载体，有着“不得已而为之”的必然性；袁世凯有些令人出人意料的“出头”，除了他自身的钻营和能力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清廷上下由于消极制抵与世界发展潮流靠拢的客观大趋势，拒绝效仿日本式的变革，从而导致清廷能够通晓西法练兵的人才的极度匮乏（康有为等人更多的是书生之见），这才是袁世凯这样一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能够脱颖而出的根本原因。（说白了有撞大运的味道）
二、
北洋集团的崛起与湘、淮系集团的崛起相似，领袖个人的
能力与魅力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北洋集团的壮大离不开清廷的有意无意的扶持
客观的讲，袁世凯并不是一个专业的军事人才，他虽有在吴长庆部淮军中充当会办，在朝鲜练兵的经历，但他不仅从未受过任何正规的军事教育（连李鸿章所开办的天津武备学堂也没有呆过），也从未亲身体验过战场厮杀的血腥和惨烈，以这样的经验和履历，放在当时西方列强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里充当指挥官，都是令人难以接受的。
袁世凯的幸运在于，他有现成的成功经验可以照搬----他的先辈曾国藩和李鸿章分别通过编练湘军和淮军并统兵作战的经历，开了中国历史上以书生统兵平天下的先河，袁世凯只要向他们那样善于用人，再加上自己善于学习钻研，便可以渡过这个难关打开局面。
袁世凯显然清楚这一点，所以他在他自己主持编写的《训练操法详晰图说》中明确指出：“道必师古，法必因时，二者交资，而后无弊。”实际上，这是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军事上的具体运用和继续。
事实也正是如此，袁世凯在接替胡燏棻编练小站新军之后，为了学习德国军事，特聘请德国人伯罗德为德操教习，以祁开芬为炮队教习，以挪威人曼德为马队教习。
在中国人固有的意识当中，以人缘的远近亲疏来划分自己的交际圈子的大小，决定用人的取舍去留是一种常见的政治生态和人情世故，这不仅是当代中国人潜意识中的价值观取向，作为生活在封建时代的袁世凯亦不会例外。
随着小站新军编练的起步和逐步深入，袁世凯迫切需要各式各样的人才加入他的部队，作为曾经投身淮军吴长庆部并常驻朝鲜的袁世凯，自然在这一人生经历过程结识许多人，因此相识的淮军的宿将和他在朝鲜任职期间的故旧就顺利成章的纳入了新军，成为了北洋集团最早的班底。
后来成为民国总统的徐世昌和推动溥仪复辟的“辫帅”张勋这两位民国史上大大有名的人物，就在这一时期投奔到袁世凯麾下，成为后来被人们所公认的北洋集团的成员。
另一位袁世凯吸纳的重要人物是淮军宿将姜桂题，姜桂题早年曾充任僧格林沁的卫队官，是袁世凯族叔袁保恒的把兄弟，袁世凯和他关系密切，姜桂题在甲午战争中因战败被革职，困难之中，当听说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主动投效而来，受到袁世凯的重用，此后因袁世凯而步步高升。
姜桂题在感激之余，对袁世凯的恩惠念念不忘，1909年袁世凯被清廷罢官回籍，时任直隶提督的他还设法接济袁世凯，每年为袁世凯解决几千两白银。
袁世凯在小站练兵的过程中，还选用了不少天津武备学堂的优秀毕业生作为他所编练新军的中坚力量，著名的“北洋三杰”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便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三人中段祺瑞、冯国璋都曾作为国家元首，王士珍曾任国务总理、陆军总长）
袁世凯编练新军班底的第四股力量，来源他所开办的随营学校所培养的学生，如后来成为民国政坛著名人物的靳云鹏便是小站随营学校的学生，被段祺瑞所看中而平步青云，为袁世凯所用。
随着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上层被迫推行“新政”，推行常备军制，袁世凯乘着清廷视练兵为“急务”之机，将在小站新军基础上编成的“武卫右军”急剧扩大，最终形成了后来的北洋六镇。
1902年1月，袁世凯以王英凯、王士珍等精募六千人，编练“北洋常备军”。当年五月编为一镇，名为“左镇”即后来的北洋第二镇。
1903年清政府命令铁良会同袁世凯挑选八旗兵丁二千五百人从北京到保定仿照北洋常备军，交袁世凯认真训练，这就是后来的北洋第一镇。
1904年，袁世凯于保阳练军暨亲军马队的基础上，扩充步炮工辎十余营又编成北洋常备军右镇，这就是后来的北洋第四镇。
1904年袁世凯借口日俄战争编成北洋第三镇。
1905年以袁世凯北洋第四镇一部及武卫右军先锋队合并扩编为北洋第五镇，接着又以第三镇之一部及武卫右军、自强军，编成北洋第六镇。
在这一历史进程当中，由于袁世凯的接替去世的李鸿章逐步据有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练兵大臣、参与政务大臣、督办山海关内外铁路大臣、政务大臣、督办天津至镇江铁路大臣、督办商务大臣、督办邮政大臣、会办练兵等八大臣等重要职务，介入到军事、内政、铁路建设、商务、邮政等诸多方面，他的政治地位的获得了火箭式的上升，北洋集团获得了空前的大发展，这种急剧扩张不仅体现在北洋系军事干部数量的不断增多，以及袁世凯因受到清廷的重用而真正掌握保荐部属升官发财的话语权，他所网罗这些军事干部因他的走红而“水涨船高”；更有他因为继承李鸿章的地位为慈禧所信任而如日中天，使得北洋集团得以从单纯的一个军人集团开始向政界等各方面扩展延伸，在吸纳了军事以外的大批各式各样的有专长的人才投奔到他的门下，为他在推行新政、开展各方面的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以后，终于使北洋集团成为了一个覆盖军界和政界、包含中央与地方，联系清政府内与外的有着广泛社会基础的军事政治集团。
袁世凯所保荐提升的部分北洋集团成员（文职）如下表：
姓名
原职
保荐提升后新职
徐世昌
练兵处提调

巡警、民政、邮传部


尚书、东三省总督
赵秉钧
直隶候补道
巡警、民政部侍郎
唐绍仪
袁世凯幕僚
外务部侍郎、邮传部侍郎、尚书、奉天巡抚
周学熙

山东大学堂督办
农工商部头等顾问官
杨士骧
直隶按察使
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
杨士琦
袁世凯幕僚
会办电政大臣、农工商部侍郎、邮传部大臣
梁士怡
北洋编书局总办

铁路总局局长、邮传大臣
阮忠枢
袁世凯幕僚
邮传部侍郎
以上这些人或为袁世凯故旧，或为袁世凯所赏识而拉拢吸纳。
仔细考察北洋集团的形成过程，可以发现，北洋集团的真正成型仍然脱不了曾国藩、李鸿章的湘淮系集团旧有模式，即团体的形成以某一强势权威为核心，以中国人传统的血缘、学缘、地缘、友缘、官缘等政治关系为纽带，在某种共同政治理念或者利益价值观取向的引导下，聚集而构成的有着强烈封建宗派色彩的政治集团。
与曾国藩、李鸿章相比，袁世凯同样有着精明能干，知人善任的一面，这一点从他提拔的这些文武干部在民国时期成为当时中国军界和政坛的显赫的活跃人物，甚至在他死后依然主导中国政治走向的历史事实中可以清晰的展现出来。
当然，北洋集团生长在封建专制主义的土壤中，在封建统治集团一贯坚持并向臣民所灌输君权神授，忠君敬上的思想的大环境下，袁世凯也不例外，他公开在北洋军中宣传，让人把他说成是靠山，只要跟袁世凯走，就有升官发财的机会，甚至在各军营中，都设有袁世凯的长生禄牌位，让兵士供奉。
相对于袁世凯请出山的这些有文化素养的幕僚与谋士，北洋军的官佐都由袁世凯选募而来，他们的俸禄增减、职务起落完全操在袁世凯的手中，自主的选择的余地不大，因而“这些人以为他们的事业悉出于袁世凯的提拔，其效忠于袁世凯的感恩之情，尤其不是他人所能替代。”（《袁世凯与庆亲王》台湾）
不过，袁世凯能取得这些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上层给他创造的良好环境。
比如，清政府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的稳固，不惜在甲午战败和庚子国变，前后共需赔偿日本和西方列强白银六亿五千万两之多，财政状况入不敷出的情况下，仍然给予了新建陆军远高于其他军队的军饷（新建陆军正兵月薪为白银四两五钱，每月扣除一两伙食费之外，还可剩三两五钱！）
再比如，清政府为了确保北洋六镇尽快顺利成军以及“新政”的顺利开展，委任他为北洋大臣等一系列的要职，使他可以假借职权，肆无忌惮的将自己的亲信安插在清廷上下的重要位置，可以吸收全国之财，供北洋一派练兵之用，这样北洋六镇才能在1905年按照原定编练计划全部建成。
相比之下，清廷在1905年提出的在全国编练新军的计划，计划于北洋六镇之外再编练新军三十镇，由于各省的财力人力有限，难以按计划完成，比如两广总督张人骏就上奏：“唯有即饷力所及，陆续征募及陆续编练，总期先成一协以立基础，至如陆军部咨期以五年练成两镇，则非广东财力所及”（《清朝续文献通考》）
结果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夕，包括没有成镇的新军的都算在内，仅仅练成十六镇。
不仅如此，这些由地方督抚自行编练的新军还大多有名无实，除了湖北原有的新军基础较好之外，其他大多是在旧军的基础上做一简单的改编，换个旗号，就算新军了！
由此看来，北洋六镇是清廷为维护自身统治需要而刻意打造的精英部队，它的迅速成军离不开清廷上层对它的大力支持和有意栽培，只可惜在袁世凯的一手调教之下，一开始就像湘军和淮军一样，具有了封建军阀私人从属性这个特点。
三、
袁世凯和北洋集团与清廷的关系既有互相利用，同舟共济
的一面，也有矛盾冲突，甚至打击排斥的一面。
袁世凯的北洋新军虽然是清廷在内忧外患加剧的情况下，为维护自身统治而不得不采取的应急举措，可以说是清廷历史上重用曾国藩、李鸿章等汉臣，激励其统兵御敌政策的延续与继承，但另外一方面，作为实际掌握清政府中央权力的满洲贵族，仍然坚持着自清朝建立以来，清朝历代皇帝所规定的种种已经不符合时代发展的各种“祖训”和“祖制”，并使它们仍然在左右着清政府的所制定的种种大政方针。
早在曾国藩带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的时代，满洲贵族对于咸丰皇帝和慈禧太后打破“祖制”破例重用汉人领兵的非议就没有停止过，要知道“重满仰汉”一直是清朝历代皇帝坚持的原则，例如在官员的任用上，清廷的中央六部设立双尚书侍郎，满汉各一，以满为主，这种制度不仅中国历朝历代没有出现，而且这种格局一直持续到晚清以慈禧为首的清廷上层被迫开始推行“新政”才被打破。
所以当袁世凯开始小站练兵之时，他就一直处在他的顶头上司，慈禧的亲信满洲正白旗人直隶总督荣禄的严密监视之下，荣禄对袁世凯始终怀有戒心，荣禄曾经说过：“此人有大志，吾在，尚可驾驭之，然异日终当出人投地。”（《落日残照紫禁城》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因此，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以慈禧为首的清廷为了加强对军事力量的掌控，由荣禄统一将京师附近的军队改编成“武卫军”，袁世凯的“新建陆军”被改编为“武卫右军”，仍然驻扎小站。
随着以慈禧为首的清廷上层向列强宣战和八国联军的攻陷北京迫使慈禧西遁西安，已经是山东巡抚的袁世凯抓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机，借机向处于危难中的清皇室大献殷勤，博得了慈禧的好感，从而为他日后被慈禧重用铺平了道路。
当慈禧仓皇逃离北京，跑到山西太原之时，袁世凯立即派人送去现银30万两，绸缎200匹，水果40桶，这是清皇室在困难中受到的第一笔饷银和第一批贡品。由此大得清廷欢心：“各省饷银未到，山左首先解来，可以称济急，所带物品尤为得用，两宫大为嘉许。”（《义和团史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因此，当慈禧在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八国联军退出北京，自己由西安回到紫禁城之后，面对晚清的擎天大柱李鸿章的撒手人寰和他自己的亲信荣禄的去世；面对着昔日由荣禄统帅用于拱卫京师的“武卫军”在八国联军的打击下几乎全部溃散，北方仅仅剩下一支由山东巡抚袁世凯所统帅的能战的武装力量的情况下（慈禧回京途中进入直隶境内之后，袁世凯作为新任直隶总督派自己的新军背包持枪，不下跪，只举枪吹号，按军礼迎送），袁世凯也就顺利成章的成为慈禧不得不所倚重的柱石与干城。（当然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抛开光绪皇帝的告密之举，也使得慈禧认可了他的“忠诚”）
其后，在慈禧领导下的力图挽救清王朝统治而推行的“新政”之中，慈禧对于袁世凯提出的改革举措的奏疏和保荐用人的条陈基本都能够予以采纳，北洋集团的成员得以迅速渗透到清政府的方方面面，当时有人将此形容为“朝有大政，每由军机处问北洋（袁世凯）”（《心太平室集》）
对于北洋集团的迅速坐大，清廷的一些官吏也有所警惕，当时御史王乃徵就针对北洋集团掌控清廷为在全国范围内编练新军所设立的练兵处上奏疏指出：“古今中外不闻举国兵柄利权挈而授予一人之理……然则大权在握者，固惟独袁世凯尔。……”（《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但此时慈禧正需要袁世凯在全国编练新军，对于此等奏疏置之不理，这样袁世凯得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利用练兵处操控各省的编练新军。
这个时期可以说是北洋集团与清廷关系的“蜜月”！
当然，长于权谋机变、曾经在辛酋政变中扳倒肃顺，掌控清廷朝政几十年的慈禧太后并不会因为汉人袁世凯的一时献媚而放松对他必要的戒心，她虽然在“庚子国变”之后，为了取悦洋人，提出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一被后人猛烈抨击的口号，可早年曾经在曾国藩刚率湘军打下南京就严词督促他裁军的她自然清楚袁世凯掌兵权对清廷可能造成的潜在威胁，所以她在练兵处成立仅两年之后便利用推行“宪政”的机会将其与兵部合并，职权归于新成立的陆军部，同时迫使袁世凯交出北洋一、三、五、六镇的兵权，归陆军部直接管辖；到1907年再采取“明升暗降”的办法，让袁世凯转而担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撤销其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务。并交出北洋第二、四两镇的兵权，至此袁世凯的兵权全部被剥夺.
慈禧太后在她的有生之年又一次成功的上演了类似“甲申易枢”的扳倒恭亲王的拿手好戏！
1909年宣统皇帝即位之后，摄政王载沣更是前进一步，以皇帝的名义将袁世凯开缺回籍，袁世凯一下子从人生的第一个巅峰重重的摔到了低谷。
现在看来，慈禧太后对于袁世凯也是像对待曾国藩、李鸿章一样以利用加严防的心态对待，只不过曾、李二人从未像袁世凯这样摔得这麽惨，清廷也从未要求曾、李二人像袁世凯一样交出自己赖以防身的那一部分兵权。
回顾袁世凯由小站练兵到最终被摄政王载沣开缺回籍这一过程，可以发现袁世凯同样也是“时势造英雄”的又一明证和典型，北洋集团之所以能在1901年开始迅速崛起，离不开日军和八国联军的入侵所带来的清廷空前的统治危机所造就的良好机遇，袁世凯利用这一机遇在清廷急于通过加强军队建设以维护统治的合法性与稳定性的客观前提下，迅速完成了个人平步青云般的上升仕途和北洋集团的拓展成型，但这种“奇迹”的基础仅仅是他和掌权的满洲贵族为各取所需而暂时的互相利用而已，当北洋六镇编练完成，袁世凯在满洲贵族眼中也就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像中国历史上的很多功高震主的人一样，成为了满洲贵族“过河拆桥”的牺牲品。
对于袁世凯的被罢黜的原因，载沣的胞弟载涛曾经这样描述：“载沣虽无统驭办事之才，然并不能说他糊涂，他摄政以后，眼前摆着一个袁世凯，处于军机大臣的要地，而奕劻又是叫袁世凯金钱喂饱的人，完权听袁支配，近畿陆军将领以及几省的督抚都是袁所提拔，或与袁世凯有秘密勾结，他感到，即使没有光绪帝的往日仇恨，自己这个监国摄政亦必致大权旁落，徒拥虚名。”（《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
四、
袁世凯与北洋集团在辛亥革命中巧妙的借用南方革命党起
义所造成的声势和满洲贵族空前孤立的处境迫使清帝退位，利用孙中山等革命坚定派的根基不牢迫使其交权，最终上台执政。
当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或许是以慈禧、载沣为首的
满洲贵族将袁世凯这个有可能成为“赵匡胤第二”的曾经肱股重臣扫地出门的重要原因，但历史上袁世凯被载沣赶下台之时，北洋六镇既没有发生兵变，也没有像辛亥革命爆发后那样发生将领闹事请愿活动，一切似乎都平安无事。
袁世凯交权、回籍了，却并不意味着清廷放松了对北洋集团的警惕，清皇室开始有计划的一步步的剪除袁世凯的羽翼。
1909年初，随着袁世凯被开缺，由他保荐的民政部侍郎赵秉钧也被以三年考评京察不及格被开缺回籍。
1909年2月北洋集团成员邮传部尚书陈壁被革职，并永不叙用。
接着，接替徐世昌担任东三省总督的满人锡良，将北洋集团的成员黑龙江布政使倪嗣冲弹劾下台，同样永不叙用。
1910年1月，北洋集团成员奉天巡抚唐绍仪被迫乞休。
1910年2月，铁路总局局长，北洋集团成员梁士怡被撤职。
这样的打击，对于曾经踌躇满志，权倾一时的袁世凯来说，的确使他对清皇室异心有加，但其他的一些原因，让他暂时没有举兵造反的意思。
袁世凯虽然在八国联军入侵之时，曾经和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一起与列强签订了《东南互保章程》，消极制抵了清皇室向列强的宣战令；并有过与孙中山暗中通信来往的曲款之事，并且也曾私下里向自己的亲信抱怨：“满员中止一荣中堂，而暮气已甚，余则非尸居，亦乳臭耳，尚能何为？自是一变其态度，始有予智自雄之意。”（《近代稗海》三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但根据他的密友徐世昌回忆，有五个方面的原因使得他在辛亥革命爆发之时并没有学革命党那样佣兵自立。
这些原因包括：
1、
袁世凯受清室恩遇
2、
清朝旧臣尚多，均具相当实力
3、
北洋旧部握有军权者，如冯国璋等，并未灌输反清思想。
4、
北洋军力未达长江以南
5、
南方民气发达，尚看不透。人心相背，尚未可知。
与袁世凯在初期的犹豫相对的是，南方的革命势力的发展，大大
超出了他的意料，当时在全国已经编练成军的14个镇，18个混成协和另有未成协的4个标中，竟然有7个镇、10个混成协和3个标相继反正、解散、败溃。

而相当一部分的清朝地方督抚要麽静观等待，要麽宣布独立。

而过去力主“立宪”立宪派也因为清廷推出“皇族内阁”因而转向革命，使得清皇室陷于空前的孤立。

随着革命党人攻克南京，孙中山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清廷真正能够用于对抗南方革命势力的军事力量，实际就只剩下了京师附近驻扎的北洋六镇大约7.5万人，而满洲贵族方面却没有甚麽能征惯战之人，能够像祖先入关消灭南方的反清势力那样消灭革命党。
如果说庚子国变之时，清王朝还能依靠慈禧太后几十年的威信，败而不亡，避免东南互保、西北独立，国家最终分崩离析的后果的话，那麽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只有二十来岁的摄政王载沣，面对清王朝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多重矛盾积累已久猛然间一起爆发的复杂局面，显然是根本无法应付了。
实际上，随着革命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清廷已经失去了可以翻盘的一切筹码，统治根基陷于严重的动摇中，北洋军的存在，只能为清廷提供一张自保的护身符而已。
载沣的胞弟载涛对此在回忆录中描述的很清楚，他说：“中央政府已经衰弱得可怜”（《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
原本就对政治不感兴趣的清摄政王载沣，在做了一番徒劳的努力之后，交权引退，回家后竟然对妻子说：“从今天起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清末统治集团纷争与清帝退位》辽宁师大学报 1993年第一期）
从载沣退归府邸这一刻起，清皇室就实际已成为摆设，只剩重新出山的袁世凯和北洋集团与南方革命党为权益分配进行讨价还价了。
而对于南方的革命势力来说，他们实际上是各种各样的势力聚集在一起的一个大杂烩，其中有相当数量有实力的立宪派、旧官僚士绅在内，而维系这个松散暂时联盟的仅仅是对清皇室的不满而导致的改朝换代的愿望而已，孙中山、黄兴等人作为长期流亡在外的“海归”派其实并无多少威望与根基，１９０５年成立的同盟会，只是几个地方反满革命小团体的联盟，不能把它当成国内资产阶级的统一和独立的政治团体。


作为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首要目标的同盟会，“许多革命党人，以为只要推翻了清朝的统治，革命就算成功了。至于在武昌起义后才陆续转而赞助革命、拥护共和的立宪派和某些汉族官僚们，就更不肯让革命再往前进一步了。于是１９１２年２月１２日清室宣布退位后，绝大多数人都认为革命已经结束。”（黎澍：《辛亥革命


几个问题的再认识》）。
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作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紧接着就办了两件事。一件是于13日向参议院发出《辞临时大总统文》和《推荐袁世凯文》；另一件是于15日举行“民国统一大典”。作为大典的一项内容，就是由孙中山亲自率领“国务卿士、文武将吏”拜谒明孝陵。这次拜谒活动，以孙中山名义发表了两个文告：一是《祭明太祖文》，一是《谒明太祖陵文》。
从这件事情来看，孙中山当时是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放在了革命目标的第一位，而把实现民主共和放在了第二位。
即使他们想要通过北伐消灭北洋集团，来一次类似1789年法国革命式的革命，也是很难做到的。正如孙中山在武力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所说的：“所以失败者，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散”(《致黄兴书》，《孙中山选集》1956年版第96页。)
相对于革命党的松散，北洋集团却是个凝聚力比较强的团体，北洋军别人就指挥不动，当时的清政府陆军大臣荫昌就抱怨说：“我一个人马也没有，让我到湖北去督师，我是用拳去打呀，还是用脚去踢呀？”(<<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册，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版)
而在出山的袁世凯的暗中授意下，1912年1月26日，北洋军段祺瑞等48名将领全体一致联名通电，要求清政府：“明降谕旨，宣示中外，定共和政体，以现在内阁及国务大臣等，暂时代表政府。”（《袁世凯传》中华书局1980年版）
袁世凯这种在北洋军中一呼百应的声望，是南方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根本不具备的，也这是这种团体的凝聚力让袁世凯的号令畅通无阻，完全得以贯彻执行，使他轻而易举的挫败了北方的革命党和忠于清皇室的宗社党，从而消除了自己的后顾之忧。
更关键的是，西方列强对袁世凯和北洋集团持支持态度，1911年 11月12日朱尔典致英外交大臣格雷的电报说：“袁世凯可望于明日凌晨抵京，此事已对此地局势产生了一种安定作用。”15日格雷覆电说：“我们对袁世凯深怀友好尊重之情。我们希望看到，作为革命的一个结果，在中国建立起一个能公正地对待各个外国、能维持内部秩序、并为发展贸易创造有利条件的充分强有力的政府。这样一个政府将会得到我们所能给予的一切外交支持。”这是当时在华地位最重要的帝国主义在袁世凯政府诞生前夕送来的一颗安神丸，英国成为袁世凯的主要依靠对象，它对袁世凯政权也就发挥了最大的影响。（《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912年2月12日，清帝正式逊位，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总体而言，在辛亥革命的浪潮当中，袁世凯与北洋集团的力量并不具备压倒性的优势，但摄政王载沣由于皇族内阁、中央集权等一系列失当措施，失去了地方督抚和立宪派的支持，陷于空前的孤立之中；
而南方的革命势力又因为自身的复杂混乱而难以进一步推动革命发展，孙中山等人威信低落难以服众；袁世凯与北洋集团正是发挥了自身凝聚力较强这一明显优势，上下齐心，共同努力，使得北洋集团取代清王朝成为中国命运的新的主宰。




结语


清末民初，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的形成与崛起，是中国近现
代史上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作为与湘淮军集团崛起和性质具有相似性又不完全等同于湘淮军集团的北洋集团，同样离不开清廷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为维护自身统治巩固而有意培养的利益需要的“时势造英雄”，与湘淮军集团后来发展的足迹一样，清廷同样基于“祖制”和现实利益的考虑对其采取了既扶植利用，又排斥打击的两手政策，使得北洋集团的规模和能量都无法与湘淮军集团相提并论。

北洋集团在辛亥革命中的成功，除了基于自身较强的凝聚力这一至关重要的因素之外，更得益于清皇室的空前孤立、革命党组织的松散无力与政治软弱，更离不开西方列强的背后力挺，换言之，北洋集团顺利取代革命党接替清廷上台执政，仍然是“时势造英雄”的结果。

北洋军阀集团是对中国近现史有着深远影响的的一个军事政治集团，它开始形成于公元1895年，最后覆灭于1928年，前后存在的历史长达33年之久，实际掌握中国中央政权16年之久。
关于这个集团的形成、发展、鼎盛、衰落直至最后的消亡的过程及前因后果，当代中国大陆的史学界和台湾及海外学术人士已多有著作论述，很多历史爱好者通过参考阅读他们的研究成果，可以很清晰的梳理这一历史变化过程的脉络，比较准确的了解北洋集团的重要人物在其中的相关活动轨迹，从而达到“传道解惑”的目的。
作为同样对这段历史有兴趣的笔者，在阅读他人著作的同时，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也产生了对袁世凯与北洋集团的某些历史问题的一孔之见，在此特别将其作以简单的罗列说明，希冀抛砖引玉，与感兴趣的网友共同切磋探讨。




一、
北洋集团的产生是清政府被迫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产物，
袁世凯的上位是清廷人才匮乏和他善于投机钻营的共同作用的结果
众所周知，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面对西方列强的疯狂侵略，
在被迫的情况下不得不开始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在这个阶段，主要的表现是学习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以西式枪炮武装清军、并开办生产西式武器弹药的大型官办军工厂及其与之相关的民用企业，力图通过简单的技术跟踪模仿，让清军在武器装备上与西方列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从而达到一旦西方列强入侵时“制夷”的目的。
但随着甲午中日战争以清王朝的的惨重失败和屈辱的割地赔款而结束，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中国面临着彻底成为西方列强殖民地的空前危机。这种危机的严重程度就如慈禧太后在1900年讨论扶持义和团并向西方列强宣战的御前会议上所言：“法术不足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 《协办大学士刚毅等折》，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八日。）
空前的统治危机使得一向坚持维护“祖制”清廷也不得不睁大眼睛寻找自救之策，就在甲午战争结束之后，目睹了曾经有力的镇压了农民起义军，脱胎于地主团练武装湘军和淮军在战场上溃不成军的可怕事实的清廷被迫接受了参加过黄海海战的德籍洋员汉纳根的年筹饷三千万，募练洋枪队十万的建议，由广西按察使胡燏棻主持编练新军，在天津之南原淮系盛军的驻地小站募练新军。
相对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朝以恭亲王为首的洋务派推出的以单纯学习西洋枪炮操作技术，而仍然维持勇营和绿营的传统旧有军制的“口岸练兵”计划，这一次小站练兵的内容出现了质变----全盘引入整套的西方军制-----从陆军建制、训练、战术、操典到军器等，基本上是模仿德国。
小站练兵对于近代中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它实际标志着秉承了两千年封建专制体制的古老中国从真正意义上开始抛弃自身那些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巢臼，与当时代表着世界先进潮流的西方体制相接轨！
作为中国第一支在真正意义上模仿西方的军队的实际缔造者，袁世凯在接替胡燏棻去小站编练新军之时受到了清廷上下各方势力的热烈追捧，比如刘坤一就奏荐袁世凯说：“臣抵关、津后，与该道时常接晤，见其胆识优长，性情忠笃，办时皆有条理，为方面出色之员。”
（《刘珅一遗集》），张之洞奏荐袁世凯：“该员志气英锐，任事果敢，于兵事最为相宜。”（《张文襄公奏稿》）军机大臣李鸿藻向清廷推荐说：“（袁）家世将才，娴熟兵略，如令特练一军必能矫中国绿防各营之弊”。（《容庵弟子记》）慈禧太后的亲信荣禄会同醇亲王载沣、庆亲王奕劻等满洲亲贵向光绪皇帝保奏袁世凯说：该员“朴实勇敢，晓畅戎机，前驻朝鲜，长有声望。”；其所拟训练洋队办法及聘请洋员合同和新建陆军营制饷章，“均属周妥” ，“相应请旨饬派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假以事权，俾专责任”（《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督办军务五大臣会奏》）
从今天后人能够看到的史料来看，袁世凯善于投机钻营，利用关系门路走上层路线，在其中起了不小的作用，根据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回忆，袁世凯早先认识了后来在他的私人幕府作总文案的阮忠枢，甲午战争结束之后，袁世凯到北京打关节，正好阮忠枢在李莲英弟弟家做家教，袁世凯通过阮忠枢和慈禧宠信的大太监李莲英拉上了关系，还通过这层关系结识了慈禧器重的权臣荣禄，这样等到荣禄会同醇亲王载沣、庆亲王奕劻等来保举他训练新军的时候，原本和袁世凯素味平生的西太后很快就批准了。（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八十三天皇帝梦》）
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当时以西法练新军对清廷上上下下是个非常陌生的新鲜事物，对于一向对西方文明抱有严重戒心的清廷来说，他们始终抱着一种吾为“天朝大国”的自视甚高的心态与西方打交道，难以真正从内心放弃视西方的东西为“洪水猛兽”排外思想，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早期由曾国藩和李鸿章师徒二人所共同会衔上奏提出的派幼稚学童留学美国的“优才计划”（堪称当时中国一个划时代的先进规划），便因为外派留学生们的剪辫易服惹恼清廷上层而半途而废。
正是在这种指导思想的作用下，清廷的守旧高官们对西方的先进军制极度缺乏基本的认识，现在猛然要创建在军事制度上“全盘西化”的新式军队，显然并非易事。
不仅如此，当时清廷统兵领将的大员如淮系的李鸿章、湘系的刘坤一等人都已是七十出头的垂垂老矣之人，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已不复当年率领湘淮军与太平军、捻军决一死战的充沛精力和旺盛勇气，相对于二十多岁便在朝鲜崭露头角，帮助朝鲜国王训练过德式新军，曾被清廷任命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与列强接触颇多，相对通晓国际关系事务且正当年富力强的袁世凯，自不可同日而语。
而清廷的那些满蒙官员，早已不复当年清军入关时祖先的骁勇，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已经不堪大用，现在再让他们来训练统领西式新军无异是痴人说梦。
另外，袁世凯是一个处于新旧两派之间的骑墙人物，相比较于依靠一个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来推进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等推行较为激进维新派而言，他在政治上相对稳健成熟的多，他主张维新，也曾参加过维新派组织的强学会，但却不会因此与清廷掌握实权的以慈禧为首的守旧派冲突，而这种立场，恰恰与当时既主张维新但却与康有为等人保持距离的李鸿章所持的立场相近。
正因为如此，曾经在晚清权倾一时的风云人物李鸿章，才会在临终之前的口授遗疏中，保荐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说“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史》）
所以，袁世凯凭借他以往的“业绩”、凭借他的投机钻营，凭借他灵活务实的头脑，凭借他较为出色的个人能力使他在政治上成为各派都能在政治上接受的“人才”，（直到戊戌政变前夕，康有为等人还把袁世凯视为对抗慈禧、荣禄等守旧派的“救星”，连光绪皇帝都专门召见他，委以重任。可见袁世凯当时在政坛上的好人缘）因此他才能以一个小小的浙江温处道的道员身份得以接替胡燏棻主持编练新军。（曾国藩办湘军时是官居从二品礼部侍郎高位，而道员不过是从三品或正四品的官阶）
通过以上这些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北洋新军（北洋集团）的编练作为清廷面对严重统治危机被迫发起的“自救”运动的载体，有着“不得已而为之”的必然性；袁世凯有些令人出人意料的“出头”，除了他自身的钻营和能力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清廷上下由于消极制抵与世界发展潮流靠拢的客观大趋势，拒绝效仿日本式的变革，从而导致清廷能够通晓西法练兵的人才的极度匮乏（康有为等人更多的是书生之见），这才是袁世凯这样一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能够脱颖而出的根本原因。（说白了有撞大运的味道）
二、
北洋集团的崛起与湘、淮系集团的崛起相似，领袖个人的
能力与魅力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北洋集团的壮大离不开清廷的有意无意的扶持
客观的讲，袁世凯并不是一个专业的军事人才，他虽有在吴长庆部淮军中充当会办，在朝鲜练兵的经历，但他不仅从未受过任何正规的军事教育（连李鸿章所开办的天津武备学堂也没有呆过），也从未亲身体验过战场厮杀的血腥和惨烈，以这样的经验和履历，放在当时西方列强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里充当指挥官，都是令人难以接受的。
袁世凯的幸运在于，他有现成的成功经验可以照搬----他的先辈曾国藩和李鸿章分别通过编练湘军和淮军并统兵作战的经历，开了中国历史上以书生统兵平天下的先河，袁世凯只要向他们那样善于用人，再加上自己善于学习钻研，便可以渡过这个难关打开局面。
袁世凯显然清楚这一点，所以他在他自己主持编写的《训练操法详晰图说》中明确指出：“道必师古，法必因时，二者交资，而后无弊。”实际上，这是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军事上的具体运用和继续。
事实也正是如此，袁世凯在接替胡燏棻编练小站新军之后，为了学习德国军事，特聘请德国人伯罗德为德操教习，以祁开芬为炮队教习，以挪威人曼德为马队教习。
在中国人固有的意识当中，以人缘的远近亲疏来划分自己的交际圈子的大小，决定用人的取舍去留是一种常见的政治生态和人情世故，这不仅是当代中国人潜意识中的价值观取向，作为生活在封建时代的袁世凯亦不会例外。
随着小站新军编练的起步和逐步深入，袁世凯迫切需要各式各样的人才加入他的部队，作为曾经投身淮军吴长庆部并常驻朝鲜的袁世凯，自然在这一人生经历过程结识许多人，因此相识的淮军的宿将和他在朝鲜任职期间的故旧就顺利成章的纳入了新军，成为了北洋集团最早的班底。
后来成为民国总统的徐世昌和推动溥仪复辟的“辫帅”张勋这两位民国史上大大有名的人物，就在这一时期投奔到袁世凯麾下，成为后来被人们所公认的北洋集团的成员。
另一位袁世凯吸纳的重要人物是淮军宿将姜桂题，姜桂题早年曾充任僧格林沁的卫队官，是袁世凯族叔袁保恒的把兄弟，袁世凯和他关系密切，姜桂题在甲午战争中因战败被革职，困难之中，当听说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主动投效而来，受到袁世凯的重用，此后因袁世凯而步步高升。
姜桂题在感激之余，对袁世凯的恩惠念念不忘，1909年袁世凯被清廷罢官回籍，时任直隶提督的他还设法接济袁世凯，每年为袁世凯解决几千两白银。
袁世凯在小站练兵的过程中，还选用了不少天津武备学堂的优秀毕业生作为他所编练新军的中坚力量，著名的“北洋三杰”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便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三人中段祺瑞、冯国璋都曾作为国家元首，王士珍曾任国务总理、陆军总长）
袁世凯编练新军班底的第四股力量，来源他所开办的随营学校所培养的学生，如后来成为民国政坛著名人物的靳云鹏便是小站随营学校的学生，被段祺瑞所看中而平步青云，为袁世凯所用。
随着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上层被迫推行“新政”，推行常备军制，袁世凯乘着清廷视练兵为“急务”之机，将在小站新军基础上编成的“武卫右军”急剧扩大，最终形成了后来的北洋六镇。
1902年1月，袁世凯以王英凯、王士珍等精募六千人，编练“北洋常备军”。当年五月编为一镇，名为“左镇”即后来的北洋第二镇。
1903年清政府命令铁良会同袁世凯挑选八旗兵丁二千五百人从北京到保定仿照北洋常备军，交袁世凯认真训练，这就是后来的北洋第一镇。
1904年，袁世凯于保阳练军暨亲军马队的基础上，扩充步炮工辎十余营又编成北洋常备军右镇，这就是后来的北洋第四镇。
1904年袁世凯借口日俄战争编成北洋第三镇。
1905年以袁世凯北洋第四镇一部及武卫右军先锋队合并扩编为北洋第五镇，接着又以第三镇之一部及武卫右军、自强军，编成北洋第六镇。
在这一历史进程当中，由于袁世凯的接替去世的李鸿章逐步据有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练兵大臣、参与政务大臣、督办山海关内外铁路大臣、政务大臣、督办天津至镇江铁路大臣、督办商务大臣、督办邮政大臣、会办练兵等八大臣等重要职务，介入到军事、内政、铁路建设、商务、邮政等诸多方面，他的政治地位的获得了火箭式的上升，北洋集团获得了空前的大发展，这种急剧扩张不仅体现在北洋系军事干部数量的不断增多，以及袁世凯因受到清廷的重用而真正掌握保荐部属升官发财的话语权，他所网罗这些军事干部因他的走红而“水涨船高”；更有他因为继承李鸿章的地位为慈禧所信任而如日中天，使得北洋集团得以从单纯的一个军人集团开始向政界等各方面扩展延伸，在吸纳了军事以外的大批各式各样的有专长的人才投奔到他的门下，为他在推行新政、开展各方面的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以后，终于使北洋集团成为了一个覆盖军界和政界、包含中央与地方，联系清政府内与外的有着广泛社会基础的军事政治集团。
袁世凯所保荐提升的部分北洋集团成员（文职）如下表：
姓名
原职
保荐提升后新职
徐世昌
练兵处提调

巡警、民政、邮传部


尚书、东三省总督
赵秉钧
直隶候补道
巡警、民政部侍郎
唐绍仪
袁世凯幕僚
外务部侍郎、邮传部侍郎、尚书、奉天巡抚
周学熙

山东大学堂督办
农工商部头等顾问官
杨士骧
直隶按察使
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
杨士琦
袁世凯幕僚
会办电政大臣、农工商部侍郎、邮传部大臣
梁士怡
北洋编书局总办

铁路总局局长、邮传大臣
阮忠枢
袁世凯幕僚
邮传部侍郎
以上这些人或为袁世凯故旧，或为袁世凯所赏识而拉拢吸纳。
仔细考察北洋集团的形成过程，可以发现，北洋集团的真正成型仍然脱不了曾国藩、李鸿章的湘淮系集团旧有模式，即团体的形成以某一强势权威为核心，以中国人传统的血缘、学缘、地缘、友缘、官缘等政治关系为纽带，在某种共同政治理念或者利益价值观取向的引导下，聚集而构成的有着强烈封建宗派色彩的政治集团。
与曾国藩、李鸿章相比，袁世凯同样有着精明能干，知人善任的一面，这一点从他提拔的这些文武干部在民国时期成为当时中国军界和政坛的显赫的活跃人物，甚至在他死后依然主导中国政治走向的历史事实中可以清晰的展现出来。
当然，北洋集团生长在封建专制主义的土壤中，在封建统治集团一贯坚持并向臣民所灌输君权神授，忠君敬上的思想的大环境下，袁世凯也不例外，他公开在北洋军中宣传，让人把他说成是靠山，只要跟袁世凯走，就有升官发财的机会，甚至在各军营中，都设有袁世凯的长生禄牌位，让兵士供奉。
相对于袁世凯请出山的这些有文化素养的幕僚与谋士，北洋军的官佐都由袁世凯选募而来，他们的俸禄增减、职务起落完全操在袁世凯的手中，自主的选择的余地不大，因而“这些人以为他们的事业悉出于袁世凯的提拔，其效忠于袁世凯的感恩之情，尤其不是他人所能替代。”（《袁世凯与庆亲王》台湾）
不过，袁世凯能取得这些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上层给他创造的良好环境。
比如，清政府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的稳固，不惜在甲午战败和庚子国变，前后共需赔偿日本和西方列强白银六亿五千万两之多，财政状况入不敷出的情况下，仍然给予了新建陆军远高于其他军队的军饷（新建陆军正兵月薪为白银四两五钱，每月扣除一两伙食费之外，还可剩三两五钱！）
再比如，清政府为了确保北洋六镇尽快顺利成军以及“新政”的顺利开展，委任他为北洋大臣等一系列的要职，使他可以假借职权，肆无忌惮的将自己的亲信安插在清廷上下的重要位置，可以吸收全国之财，供北洋一派练兵之用，这样北洋六镇才能在1905年按照原定编练计划全部建成。
相比之下，清廷在1905年提出的在全国编练新军的计划，计划于北洋六镇之外再编练新军三十镇，由于各省的财力人力有限，难以按计划完成，比如两广总督张人骏就上奏：“唯有即饷力所及，陆续征募及陆续编练，总期先成一协以立基础，至如陆军部咨期以五年练成两镇，则非广东财力所及”（《清朝续文献通考》）
结果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夕，包括没有成镇的新军的都算在内，仅仅练成十六镇。
不仅如此，这些由地方督抚自行编练的新军还大多有名无实，除了湖北原有的新军基础较好之外，其他大多是在旧军的基础上做一简单的改编，换个旗号，就算新军了！
由此看来，北洋六镇是清廷为维护自身统治需要而刻意打造的精英部队，它的迅速成军离不开清廷上层对它的大力支持和有意栽培，只可惜在袁世凯的一手调教之下，一开始就像湘军和淮军一样，具有了封建军阀私人从属性这个特点。
三、
袁世凯和北洋集团与清廷的关系既有互相利用，同舟共济
的一面，也有矛盾冲突，甚至打击排斥的一面。
袁世凯的北洋新军虽然是清廷在内忧外患加剧的情况下，为维护自身统治而不得不采取的应急举措，可以说是清廷历史上重用曾国藩、李鸿章等汉臣，激励其统兵御敌政策的延续与继承，但另外一方面，作为实际掌握清政府中央权力的满洲贵族，仍然坚持着自清朝建立以来，清朝历代皇帝所规定的种种已经不符合时代发展的各种“祖训”和“祖制”，并使它们仍然在左右着清政府的所制定的种种大政方针。
早在曾国藩带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的时代，满洲贵族对于咸丰皇帝和慈禧太后打破“祖制”破例重用汉人领兵的非议就没有停止过，要知道“重满仰汉”一直是清朝历代皇帝坚持的原则，例如在官员的任用上，清廷的中央六部设立双尚书侍郎，满汉各一，以满为主，这种制度不仅中国历朝历代没有出现，而且这种格局一直持续到晚清以慈禧为首的清廷上层被迫开始推行“新政”才被打破。
所以当袁世凯开始小站练兵之时，他就一直处在他的顶头上司，慈禧的亲信满洲正白旗人直隶总督荣禄的严密监视之下，荣禄对袁世凯始终怀有戒心，荣禄曾经说过：“此人有大志，吾在，尚可驾驭之，然异日终当出人投地。”（《落日残照紫禁城》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因此，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以慈禧为首的清廷为了加强对军事力量的掌控，由荣禄统一将京师附近的军队改编成“武卫军”，袁世凯的“新建陆军”被改编为“武卫右军”，仍然驻扎小站。
随着以慈禧为首的清廷上层向列强宣战和八国联军的攻陷北京迫使慈禧西遁西安，已经是山东巡抚的袁世凯抓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机，借机向处于危难中的清皇室大献殷勤，博得了慈禧的好感，从而为他日后被慈禧重用铺平了道路。
当慈禧仓皇逃离北京，跑到山西太原之时，袁世凯立即派人送去现银30万两，绸缎200匹，水果40桶，这是清皇室在困难中受到的第一笔饷银和第一批贡品。由此大得清廷欢心：“各省饷银未到，山左首先解来，可以称济急，所带物品尤为得用，两宫大为嘉许。”（《义和团史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因此，当慈禧在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八国联军退出北京，自己由西安回到紫禁城之后，面对晚清的擎天大柱李鸿章的撒手人寰和他自己的亲信荣禄的去世；面对着昔日由荣禄统帅用于拱卫京师的“武卫军”在八国联军的打击下几乎全部溃散，北方仅仅剩下一支由山东巡抚袁世凯所统帅的能战的武装力量的情况下（慈禧回京途中进入直隶境内之后，袁世凯作为新任直隶总督派自己的新军背包持枪，不下跪，只举枪吹号，按军礼迎送），袁世凯也就顺利成章的成为慈禧不得不所倚重的柱石与干城。（当然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抛开光绪皇帝的告密之举，也使得慈禧认可了他的“忠诚”）
其后，在慈禧领导下的力图挽救清王朝统治而推行的“新政”之中，慈禧对于袁世凯提出的改革举措的奏疏和保荐用人的条陈基本都能够予以采纳，北洋集团的成员得以迅速渗透到清政府的方方面面，当时有人将此形容为“朝有大政，每由军机处问北洋（袁世凯）”（《心太平室集》）
对于北洋集团的迅速坐大，清廷的一些官吏也有所警惕，当时御史王乃徵就针对北洋集团掌控清廷为在全国范围内编练新军所设立的练兵处上奏疏指出：“古今中外不闻举国兵柄利权挈而授予一人之理……然则大权在握者，固惟独袁世凯尔。……”（《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但此时慈禧正需要袁世凯在全国编练新军，对于此等奏疏置之不理，这样袁世凯得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利用练兵处操控各省的编练新军。
这个时期可以说是北洋集团与清廷关系的“蜜月”！
当然，长于权谋机变、曾经在辛酋政变中扳倒肃顺，掌控清廷朝政几十年的慈禧太后并不会因为汉人袁世凯的一时献媚而放松对他必要的戒心，她虽然在“庚子国变”之后，为了取悦洋人，提出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一被后人猛烈抨击的口号，可早年曾经在曾国藩刚率湘军打下南京就严词督促他裁军的她自然清楚袁世凯掌兵权对清廷可能造成的潜在威胁，所以她在练兵处成立仅两年之后便利用推行“宪政”的机会将其与兵部合并，职权归于新成立的陆军部，同时迫使袁世凯交出北洋一、三、五、六镇的兵权，归陆军部直接管辖；到1907年再采取“明升暗降”的办法，让袁世凯转而担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撤销其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务。并交出北洋第二、四两镇的兵权，至此袁世凯的兵权全部被剥夺.
慈禧太后在她的有生之年又一次成功的上演了类似“甲申易枢”的扳倒恭亲王的拿手好戏！
1909年宣统皇帝即位之后，摄政王载沣更是前进一步，以皇帝的名义将袁世凯开缺回籍，袁世凯一下子从人生的第一个巅峰重重的摔到了低谷。
现在看来，慈禧太后对于袁世凯也是像对待曾国藩、李鸿章一样以利用加严防的心态对待，只不过曾、李二人从未像袁世凯这样摔得这麽惨，清廷也从未要求曾、李二人像袁世凯一样交出自己赖以防身的那一部分兵权。
回顾袁世凯由小站练兵到最终被摄政王载沣开缺回籍这一过程，可以发现袁世凯同样也是“时势造英雄”的又一明证和典型，北洋集团之所以能在1901年开始迅速崛起，离不开日军和八国联军的入侵所带来的清廷空前的统治危机所造就的良好机遇，袁世凯利用这一机遇在清廷急于通过加强军队建设以维护统治的合法性与稳定性的客观前提下，迅速完成了个人平步青云般的上升仕途和北洋集团的拓展成型，但这种“奇迹”的基础仅仅是他和掌权的满洲贵族为各取所需而暂时的互相利用而已，当北洋六镇编练完成，袁世凯在满洲贵族眼中也就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像中国历史上的很多功高震主的人一样，成为了满洲贵族“过河拆桥”的牺牲品。
对于袁世凯的被罢黜的原因，载沣的胞弟载涛曾经这样描述：“载沣虽无统驭办事之才，然并不能说他糊涂，他摄政以后，眼前摆着一个袁世凯，处于军机大臣的要地，而奕劻又是叫袁世凯金钱喂饱的人，完权听袁支配，近畿陆军将领以及几省的督抚都是袁所提拔，或与袁世凯有秘密勾结，他感到，即使没有光绪帝的往日仇恨，自己这个监国摄政亦必致大权旁落，徒拥虚名。”（《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
四、
袁世凯与北洋集团在辛亥革命中巧妙的借用南方革命党起
义所造成的声势和满洲贵族空前孤立的处境迫使清帝退位，利用孙中山等革命坚定派的根基不牢迫使其交权，最终上台执政。
当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或许是以慈禧、载沣为首的
满洲贵族将袁世凯这个有可能成为“赵匡胤第二”的曾经肱股重臣扫地出门的重要原因，但历史上袁世凯被载沣赶下台之时，北洋六镇既没有发生兵变，也没有像辛亥革命爆发后那样发生将领闹事请愿活动，一切似乎都平安无事。
袁世凯交权、回籍了，却并不意味着清廷放松了对北洋集团的警惕，清皇室开始有计划的一步步的剪除袁世凯的羽翼。
1909年初，随着袁世凯被开缺，由他保荐的民政部侍郎赵秉钧也被以三年考评京察不及格被开缺回籍。
1909年2月北洋集团成员邮传部尚书陈壁被革职，并永不叙用。
接着，接替徐世昌担任东三省总督的满人锡良，将北洋集团的成员黑龙江布政使倪嗣冲弹劾下台，同样永不叙用。
1910年1月，北洋集团成员奉天巡抚唐绍仪被迫乞休。
1910年2月，铁路总局局长，北洋集团成员梁士怡被撤职。
这样的打击，对于曾经踌躇满志，权倾一时的袁世凯来说，的确使他对清皇室异心有加，但其他的一些原因，让他暂时没有举兵造反的意思。
袁世凯虽然在八国联军入侵之时，曾经和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一起与列强签订了《东南互保章程》，消极制抵了清皇室向列强的宣战令；并有过与孙中山暗中通信来往的曲款之事，并且也曾私下里向自己的亲信抱怨：“满员中止一荣中堂，而暮气已甚，余则非尸居，亦乳臭耳，尚能何为？自是一变其态度，始有予智自雄之意。”（《近代稗海》三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但根据他的密友徐世昌回忆，有五个方面的原因使得他在辛亥革命爆发之时并没有学革命党那样佣兵自立。
这些原因包括：
1、
袁世凯受清室恩遇
2、
清朝旧臣尚多，均具相当实力
3、
北洋旧部握有军权者，如冯国璋等，并未灌输反清思想。
4、
北洋军力未达长江以南
5、
南方民气发达，尚看不透。人心相背，尚未可知。
与袁世凯在初期的犹豫相对的是，南方的革命势力的发展，大大
超出了他的意料，当时在全国已经编练成军的14个镇，18个混成协和另有未成协的4个标中，竟然有7个镇、10个混成协和3个标相继反正、解散、败溃。

而相当一部分的清朝地方督抚要麽静观等待，要麽宣布独立。

而过去力主“立宪”立宪派也因为清廷推出“皇族内阁”因而转向革命，使得清皇室陷于空前的孤立。

随着革命党人攻克南京，孙中山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清廷真正能够用于对抗南方革命势力的军事力量，实际就只剩下了京师附近驻扎的北洋六镇大约7.5万人，而满洲贵族方面却没有甚麽能征惯战之人，能够像祖先入关消灭南方的反清势力那样消灭革命党。
如果说庚子国变之时，清王朝还能依靠慈禧太后几十年的威信，败而不亡，避免东南互保、西北独立，国家最终分崩离析的后果的话，那麽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只有二十来岁的摄政王载沣，面对清王朝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多重矛盾积累已久猛然间一起爆发的复杂局面，显然是根本无法应付了。
实际上，随着革命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清廷已经失去了可以翻盘的一切筹码，统治根基陷于严重的动摇中，北洋军的存在，只能为清廷提供一张自保的护身符而已。
载沣的胞弟载涛对此在回忆录中描述的很清楚，他说：“中央政府已经衰弱得可怜”（《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
原本就对政治不感兴趣的清摄政王载沣，在做了一番徒劳的努力之后，交权引退，回家后竟然对妻子说：“从今天起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清末统治集团纷争与清帝退位》辽宁师大学报 1993年第一期）
从载沣退归府邸这一刻起，清皇室就实际已成为摆设，只剩重新出山的袁世凯和北洋集团与南方革命党为权益分配进行讨价还价了。
而对于南方的革命势力来说，他们实际上是各种各样的势力聚集在一起的一个大杂烩，其中有相当数量有实力的立宪派、旧官僚士绅在内，而维系这个松散暂时联盟的仅仅是对清皇室的不满而导致的改朝换代的愿望而已，孙中山、黄兴等人作为长期流亡在外的“海归”派其实并无多少威望与根基，１９０５年成立的同盟会，只是几个地方反满革命小团体的联盟，不能把它当成国内资产阶级的统一和独立的政治团体。


作为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首要目标的同盟会，“许多革命党人，以为只要推翻了清朝的统治，革命就算成功了。至于在武昌起义后才陆续转而赞助革命、拥护共和的立宪派和某些汉族官僚们，就更不肯让革命再往前进一步了。于是１９１２年２月１２日清室宣布退位后，绝大多数人都认为革命已经结束。”（黎澍：《辛亥革命


几个问题的再认识》）。
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作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紧接着就办了两件事。一件是于13日向参议院发出《辞临时大总统文》和《推荐袁世凯文》；另一件是于15日举行“民国统一大典”。作为大典的一项内容，就是由孙中山亲自率领“国务卿士、文武将吏”拜谒明孝陵。这次拜谒活动，以孙中山名义发表了两个文告：一是《祭明太祖文》，一是《谒明太祖陵文》。
从这件事情来看，孙中山当时是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放在了革命目标的第一位，而把实现民主共和放在了第二位。
即使他们想要通过北伐消灭北洋集团，来一次类似1789年法国革命式的革命，也是很难做到的。正如孙中山在武力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所说的：“所以失败者，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散”(《致黄兴书》，《孙中山选集》1956年版第96页。)
相对于革命党的松散，北洋集团却是个凝聚力比较强的团体，北洋军别人就指挥不动，当时的清政府陆军大臣荫昌就抱怨说：“我一个人马也没有，让我到湖北去督师，我是用拳去打呀，还是用脚去踢呀？”(<<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册，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版)
而在出山的袁世凯的暗中授意下，1912年1月26日，北洋军段祺瑞等48名将领全体一致联名通电，要求清政府：“明降谕旨，宣示中外，定共和政体，以现在内阁及国务大臣等，暂时代表政府。”（《袁世凯传》中华书局1980年版）
袁世凯这种在北洋军中一呼百应的声望，是南方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根本不具备的，也这是这种团体的凝聚力让袁世凯的号令畅通无阻，完全得以贯彻执行，使他轻而易举的挫败了北方的革命党和忠于清皇室的宗社党，从而消除了自己的后顾之忧。
更关键的是，西方列强对袁世凯和北洋集团持支持态度，1911年 11月12日朱尔典致英外交大臣格雷的电报说：“袁世凯可望于明日凌晨抵京，此事已对此地局势产生了一种安定作用。”15日格雷覆电说：“我们对袁世凯深怀友好尊重之情。我们希望看到，作为革命的一个结果，在中国建立起一个能公正地对待各个外国、能维持内部秩序、并为发展贸易创造有利条件的充分强有力的政府。这样一个政府将会得到我们所能给予的一切外交支持。”这是当时在华地位最重要的帝国主义在袁世凯政府诞生前夕送来的一颗安神丸，英国成为袁世凯的主要依靠对象，它对袁世凯政权也就发挥了最大的影响。（《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912年2月12日，清帝正式逊位，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总体而言，在辛亥革命的浪潮当中，袁世凯与北洋集团的力量并不具备压倒性的优势，但摄政王载沣由于皇族内阁、中央集权等一系列失当措施，失去了地方督抚和立宪派的支持，陷于空前的孤立之中；
而南方的革命势力又因为自身的复杂混乱而难以进一步推动革命发展，孙中山等人威信低落难以服众；袁世凯与北洋集团正是发挥了自身凝聚力较强这一明显优势，上下齐心，共同努力，使得北洋集团取代清王朝成为中国命运的新的主宰。




结语


清末民初，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的形成与崛起，是中国近现
代史上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作为与湘淮军集团崛起和性质具有相似性又不完全等同于湘淮军集团的北洋集团，同样离不开清廷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为维护自身统治巩固而有意培养的利益需要的“时势造英雄”，与湘淮军集团后来发展的足迹一样，清廷同样基于“祖制”和现实利益的考虑对其采取了既扶植利用，又排斥打击的两手政策，使得北洋集团的规模和能量都无法与湘淮军集团相提并论。

北洋集团在辛亥革命中的成功，除了基于自身较强的凝聚力这一至关重要的因素之外，更得益于清皇室的空前孤立、革命党组织的松散无力与政治软弱，更离不开西方列强的背后力挺，换言之，北洋集团顺利取代革命党接替清廷上台执政，仍然是“时势造英雄”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