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相信"情绪渗透中国人生活 中国人"什么都不信 ...

● 于泽远 报道
北京

　　中国官方媒体昨天发表文章说，怀疑和警惕已经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地方政府越来越不被民众相信，有时越是被官方或专家澄清的事件，越遭遇网民的质疑。　

　　这篇刊登在新华社下属的《国际先驱导报》上的文章说，中国人曾经对一切都充满信任，对领袖、对革命、对资本主义的必将灭亡和共产主义的光明未来……但现在却似乎什么都不信，不相信地方政府的表态，不相信媒体的报道，不相信身边人。

　　这种“不相信”的情绪，已然渗透进多数中国人的生活：吃饭不相信食品的安全性，出行不相信铁路行业解决买票难的能力和诚意，上医院不相信医生没有给自己多开药，打官司不相信司法会保持公正。“普遍的强大的疑虑已经成为社会的“精神疾病”。假的我们不信，真的我们也不信。”

　　文章质问：“当怀疑一切成为整个人群的集体意识，中国人与幸福的距离又该有多远？”

　　近期发生的北京“漂白蘑菇”调查、浙江乐清市钱云会命案等网络热点都正在成为地方政府和新闻媒体公信力的一面镜子。即使有些猜测事后证明不过是一场谣言，但民众当初一边倒的怀疑仍在隐隐透露着一些信息。

学者：官员应焦虑

　　文章引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说：“不管钱先生（钱云会）之死的真相如何，考虑到舆论的偏向，这难道不正揭示了一种危机？如果你是官员，你不应该感到焦虑和担心吗？”

　　而需要焦虑和担心的还不只是政府官员，今天的中国，让人不相信的土壤几乎随处可见且都相当肥沃。“住，我们有楼倒倒楼脆脆楼歪歪楼薄薄；吃，我们得小心假烟、假酒、假鸡蛋、假牛奶、地沟油、人造脂肪、美容而成的大米、药水泡大的豆芽、避孕药喂肥的王八、洗衣粉炸出的油条；出门，我们要提防推销的碰瓷的钓鱼（执法）的；上医院，我们担心假药、无照行医、被过度治疗。此外，我们还要面对假票、假证、假中奖、银行诈骗、假老虎、假新闻等等。”

　　文章说，中国在历史上不仅出产残缺的身体太监和小脚女人，也出产残缺的精神奴性。古代专制统治者的渔民术以及野蛮落后的胡虏入侵中原更加重了精神奴性，是为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反右、大跃进和文革更是让许多人都学会了说谎，而且把谎言上升到“爱国”的高度。

普遍的做戏

　　文章指出，信任是人与人交往合作的基础。无论夫妻关系还是官民关系，没有信任就只剩下彼此哄骗，自欺欺人。像一个段子形容的：官员们哄百姓开心做做秀，下级哄上级开心做做假，丈夫哄老婆开心做做饭，自己哄自己开心做做梦……哄来哄去的结果就是鲁迅说的比真的做戏还要坏的“普遍的做戏”，也是严复所说的“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作于伪，终于无耻”。

　　对于地方政府不被信任的原因，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副秘书长单学刚认为，政府的话语体系与网民的期望有距离，这是影响政府公信力建设的主要障碍。

　　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周瑞金则认为，这两年中国基层政府的公信力下降往往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涉及到土地和拆迁的农民权利的维护问题，另一个是官方的维稳的思维逻辑和农民维权的逻辑发生冲突。

　　周瑞金举例说，从目前证据看，钱云会被谋杀的可能性比较低，但是要说是普通的交通肇事，很多人又难以相信。“我认为当地公权力介入时要注意，不要把很多知情人隔离起来。怎么做让老百姓觉得比较公正？这里有方式方法的问题。”

案例一

不信钱云会死于交通事故

　　浙江温州市乐清寨桥村前村主任钱云会于2010年12月25日被发现死于村头公路，一辆工程车压断了他的脖子。乐清市和温州市警方先后宣布钱云会死于交通事故。但由于钱云会因征地补偿问题曾多次带领村民上访，先后三次坐牢，当地村民和众多网民认为钱云会可能死于谋杀。许志永、王小山等中立学者和网民组成的公民独立调查团调查后认为，钱云会应该是死于交通事故。但近来又有记者引述“目击者”说，钱云会死于谋杀。截至目前，相信钱云会死于谋杀的网民仍不在少数。

案例二

宁愿相信小学生

　　去年11月，北京市小学生张皓在家长和有关专业人士指导下，经过一系列抽检化验，得出北京市场上销售的九成蘑菇都含荧光增白剂，也就是“蘑菇被漂白”。

　　北京市工商局随后发布抽检结果说：北京市场上“食用菌合格率为97.73%”，中国食用菌协会也在媒体上表示“不相信小学生的实验结果”。

　　但在一家网站发起的投票中，1100多票选择“相信小学生”，只有8票投向“相信工商局”。

● 于泽远 报道
北京

　　中国官方媒体昨天发表文章说，怀疑和警惕已经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地方政府越来越不被民众相信，有时越是被官方或专家澄清的事件，越遭遇网民的质疑。　

　　这篇刊登在新华社下属的《国际先驱导报》上的文章说，中国人曾经对一切都充满信任，对领袖、对革命、对资本主义的必将灭亡和共产主义的光明未来……但现在却似乎什么都不信，不相信地方政府的表态，不相信媒体的报道，不相信身边人。

　　这种“不相信”的情绪，已然渗透进多数中国人的生活：吃饭不相信食品的安全性，出行不相信铁路行业解决买票难的能力和诚意，上医院不相信医生没有给自己多开药，打官司不相信司法会保持公正。“普遍的强大的疑虑已经成为社会的“精神疾病”。假的我们不信，真的我们也不信。”

　　文章质问：“当怀疑一切成为整个人群的集体意识，中国人与幸福的距离又该有多远？”

　　近期发生的北京“漂白蘑菇”调查、浙江乐清市钱云会命案等网络热点都正在成为地方政府和新闻媒体公信力的一面镜子。即使有些猜测事后证明不过是一场谣言，但民众当初一边倒的怀疑仍在隐隐透露着一些信息。

学者：官员应焦虑

　　文章引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说：“不管钱先生（钱云会）之死的真相如何，考虑到舆论的偏向，这难道不正揭示了一种危机？如果你是官员，你不应该感到焦虑和担心吗？”

　　而需要焦虑和担心的还不只是政府官员，今天的中国，让人不相信的土壤几乎随处可见且都相当肥沃。“住，我们有楼倒倒楼脆脆楼歪歪楼薄薄；吃，我们得小心假烟、假酒、假鸡蛋、假牛奶、地沟油、人造脂肪、美容而成的大米、药水泡大的豆芽、避孕药喂肥的王八、洗衣粉炸出的油条；出门，我们要提防推销的碰瓷的钓鱼（执法）的；上医院，我们担心假药、无照行医、被过度治疗。此外，我们还要面对假票、假证、假中奖、银行诈骗、假老虎、假新闻等等。”

　　文章说，中国在历史上不仅出产残缺的身体太监和小脚女人，也出产残缺的精神奴性。古代专制统治者的渔民术以及野蛮落后的胡虏入侵中原更加重了精神奴性，是为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反右、大跃进和文革更是让许多人都学会了说谎，而且把谎言上升到“爱国”的高度。

普遍的做戏

　　文章指出，信任是人与人交往合作的基础。无论夫妻关系还是官民关系，没有信任就只剩下彼此哄骗，自欺欺人。像一个段子形容的：官员们哄百姓开心做做秀，下级哄上级开心做做假，丈夫哄老婆开心做做饭，自己哄自己开心做做梦……哄来哄去的结果就是鲁迅说的比真的做戏还要坏的“普遍的做戏”，也是严复所说的“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作于伪，终于无耻”。

　　对于地方政府不被信任的原因，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副秘书长单学刚认为，政府的话语体系与网民的期望有距离，这是影响政府公信力建设的主要障碍。

　　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周瑞金则认为，这两年中国基层政府的公信力下降往往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涉及到土地和拆迁的农民权利的维护问题，另一个是官方的维稳的思维逻辑和农民维权的逻辑发生冲突。

　　周瑞金举例说，从目前证据看，钱云会被谋杀的可能性比较低，但是要说是普通的交通肇事，很多人又难以相信。“我认为当地公权力介入时要注意，不要把很多知情人隔离起来。怎么做让老百姓觉得比较公正？这里有方式方法的问题。”

案例一

不信钱云会死于交通事故

　　浙江温州市乐清寨桥村前村主任钱云会于2010年12月25日被发现死于村头公路，一辆工程车压断了他的脖子。乐清市和温州市警方先后宣布钱云会死于交通事故。但由于钱云会因征地补偿问题曾多次带领村民上访，先后三次坐牢，当地村民和众多网民认为钱云会可能死于谋杀。许志永、王小山等中立学者和网民组成的公民独立调查团调查后认为，钱云会应该是死于交通事故。但近来又有记者引述“目击者”说，钱云会死于谋杀。截至目前，相信钱云会死于谋杀的网民仍不在少数。

案例二

宁愿相信小学生

　　去年11月，北京市小学生张皓在家长和有关专业人士指导下，经过一系列抽检化验，得出北京市场上销售的九成蘑菇都含荧光增白剂，也就是“蘑菇被漂白”。

　　北京市工商局随后发布抽检结果说：北京市场上“食用菌合格率为97.73%”，中国食用菌协会也在媒体上表示“不相信小学生的实验结果”。

　　但在一家网站发起的投票中，1100多票选择“相信小学生”，只有8票投向“相信工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