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大势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19 09:55:55


历史大势(一)
大历史观
1999年6月的一天,我无意中发现黄仁宇先生写的《中国大历史》,如获至宝,甫一读完,我即产生一个感觉:历史是呈螺旋状发展上升的,螺旋状的横截面越来越大,整体上呈现出三维的样子,如果横向剖切某一节点,其横截面则是二维的。我很认同黄先生提出的以“大历史”(macro-history)的宏观视界去评判历史和预测未来趋势,于是,黄先生写的书我陆续都买来读了,其理念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可以说是形成我的历史观念的一个根源之一。
此后,因其它的知识、实践和个性使然,我总是习惯于以宏观的视角去学习、观察、思考、规划和行事,并逐渐形成自己的大历史观:评判一个事件或一段历史,不能孤立地去分析,而是既要考虑形成此事件或历史的纵截面的原因、也要考虑横截面上的原因,否则就容易断章取义。老人家也说过:“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选集》第2卷)。以这样的观念去看待历史事件,会比较容易汇总推断出该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内因外因或内外部环境、未来的走向,甚至,发现历史的趋势、规律或必然。
2008年欧美本以为通过阻挠奥运圣火传递、歪曲中国维护西藏统一,有助于让中国乱象环生,可是即便发生了汶川大地震,中国人反倒是更加众志成城,美国佬对此不理解。倘若他们以历史观的视界去观察中国,也许他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其拙劣的表演无法摧毁中国人的凝聚力。不过这也难怪,与5000年相比,区区300年实在难以形成大历史观念,距离唐朝君臣讨论“水”与“舟”的辩证关系大约1000年后,“五月花”号才起锚呢。
动态平衡
《半导体物理》里介绍,当P型半导体和N型半导体结合在一起时,由于交界面处存在载流子浓度的差异,电子和空穴会自发的从浓度高的地方向浓度低的地方扩散,并最终达成动态的平衡。
物理上,扩散可以这样定义:物质分子总是存在一种趋势,即从高浓度区域向低浓度区域运动,直至达成均匀分布。
化学里介绍过渗透,当利用半透膜把两种不同浓度的溶液隔开时,浓度较低的溶液中的溶剂(如水)会自动地透过半透膜流向浓度较高的溶液,直到化学位平衡为止的现象。
还有溶解平衡,达到平衡时,宏观上溶解和结晶两个过程都停止了,微观上溶解和结晶这两个过程并没有停止,只是二者的速率相等罢了,这个平衡也是动态的。
微观世界如此,宏观世界仿佛也如此,大唐盛世之时,人们向往于“扩散”到大唐帝国,美利坚发达时,人们向往于“渗透”到美国。假设,我中华未来再度辉煌于世界,那些曾经的华裔移民们是否又会向往于回归呢?
这些理论好像比较抽象难懂,举一个相对容易理解的实验:取一个下端开口的瓶子,开始的时候把下端的口堵住,向瓶里倒水,这时瓶里的水会越来越多;然后把下口打开,瓶中水的高度就会下降;调节倒入水的流速,会使瓶中水的高度会保持不变。此时瓶中水的进出仍然在进行着,但瓶中的水量保持不变――如果把这个瓶子作为一个系统,宏观上会感觉系统此时达成了平衡。
好像可以这样总结上面的现象:一个封闭的系统,有着自发地达成平衡的趋势;当系统受到外来因素影响时,平衡会被打破,趋于再达成一个新的平衡;当系统内部因素发生变化时,系统也会发生新的反应,并向着新的平衡过渡――这种平衡,不是静止不变的或者说静态的,而是动态的。
二元混沌
量子力学告诉我们,基本粒子既具有波动性又具有粒子性;同时又告诉我们不确定关系(或“测不准关系”、“不确定性关系”),即在任意时刻粒子的位置和动量都有一个不确定量,这与牛顿力学所设想的“经典粒子”根本不同。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不管是微观世界里粒子的波粒二象性、电子空穴、溶解结晶,还是宏观世界里作为人类社会基本粒子的人的――人性的善与恶,好像都是成对出现的,都是二元化的。引申一下,把思考问题和观察现象二元化,就是:既考虑到主体的视界,也考虑从客体的视界,或者说考虑到相关联两个主体的角度。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当我们要定量地区分界定二元时,除非我们先假设很多的前提条件,否则很难量化确定,与“不确定关系”相符。比如说,谁能量化界定出某个贪官的人性中的“善”与“恶”的比例是多少,当作为领导的他面临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这样的大灾害时他人性中的“善”“恶”比例是多少,当他贪赃枉法时“善”“恶”比例又是多少?而当我们兼具质性思考和量化分析时,我们对二元化的整体系统(比如说粒子、人),才多少可以做出解释或预测――听起来象混沌,感觉上象八卦图。
国家内部力量,好像也可以二元化,比如分成鸽派和鹰派;世界各阵营,好像也可以二元化,比如分成和谐的力量和不和谐的力量。在我们国内,对国家内外格局的解读也存在二元化现象。有一元解读,是颓废的、犬儒的、无根基的、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向下拉的――不顾事实基础,四处出击,抓住每个机会到处敲打,自我贬低,自废信心,哥本哈根自反中国,高铁硬说是“被高铁”,谷歌事件跑去献花,对于有中国立场的学者不惜造谣围剿,甚至公开替美国叫好,对中央出台的东西可劲搅浑水,仿佛中国已经走向悬崖深处;还有另一元解读,是积极的、建设的、深深扎根于中国这片土地上的、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向上走的――洞悉趋势,明确中国立场,果断提出新的思想,为中国解决现有问题和矛盾提供建设性的意见。前者对于国际大国对弈,凡对弈对手发出的各种招数,必做内应,对于国内问题,实与利益集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却自作悲情,无限上纲上线;后者对于国际迷局,站在中国立场,熟悉各国政治体制、领导人性,透过现象观察本质,从容看待,对于国内问题,冷静分析,理出逻辑线条,利益关系,抓住利益推手,该批评的批评,该鼓励的鼓励,以建设性的态度破解。前者从来都是发泄,灌水、浑水是他们能做到的最高境界(因此别称“水军”?);后者向来理性、建设,字斟句酌,心怀大爱,为中国贡献自己的才智。前者最后必然走向对整个民族、整个中华文化的全面否定,走向自杀的道路;后者将成为中国文化的顶梁柱,为中国的子孙后代在世界上成为文化的领导提供根基。中国不需要前一种人,中国需要千千万万后一种人。

历史大势(一)
大历史观
1999年6月的一天,我无意中发现黄仁宇先生写的《中国大历史》,如获至宝,甫一读完,我即产生一个感觉:历史是呈螺旋状发展上升的,螺旋状的横截面越来越大,整体上呈现出三维的样子,如果横向剖切某一节点,其横截面则是二维的。我很认同黄先生提出的以“大历史”(macro-history)的宏观视界去评判历史和预测未来趋势,于是,黄先生写的书我陆续都买来读了,其理念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可以说是形成我的历史观念的一个根源之一。
此后,因其它的知识、实践和个性使然,我总是习惯于以宏观的视角去学习、观察、思考、规划和行事,并逐渐形成自己的大历史观:评判一个事件或一段历史,不能孤立地去分析,而是既要考虑形成此事件或历史的纵截面的原因、也要考虑横截面上的原因,否则就容易断章取义。老人家也说过:“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选集》第2卷)。以这样的观念去看待历史事件,会比较容易汇总推断出该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内因外因或内外部环境、未来的走向,甚至,发现历史的趋势、规律或必然。
2008年欧美本以为通过阻挠奥运圣火传递、歪曲中国维护西藏统一,有助于让中国乱象环生,可是即便发生了汶川大地震,中国人反倒是更加众志成城,美国佬对此不理解。倘若他们以历史观的视界去观察中国,也许他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其拙劣的表演无法摧毁中国人的凝聚力。不过这也难怪,与5000年相比,区区300年实在难以形成大历史观念,距离唐朝君臣讨论“水”与“舟”的辩证关系大约1000年后,“五月花”号才起锚呢。
动态平衡
《半导体物理》里介绍,当P型半导体和N型半导体结合在一起时,由于交界面处存在载流子浓度的差异,电子和空穴会自发的从浓度高的地方向浓度低的地方扩散,并最终达成动态的平衡。
物理上,扩散可以这样定义:物质分子总是存在一种趋势,即从高浓度区域向低浓度区域运动,直至达成均匀分布。
化学里介绍过渗透,当利用半透膜把两种不同浓度的溶液隔开时,浓度较低的溶液中的溶剂(如水)会自动地透过半透膜流向浓度较高的溶液,直到化学位平衡为止的现象。
还有溶解平衡,达到平衡时,宏观上溶解和结晶两个过程都停止了,微观上溶解和结晶这两个过程并没有停止,只是二者的速率相等罢了,这个平衡也是动态的。
微观世界如此,宏观世界仿佛也如此,大唐盛世之时,人们向往于“扩散”到大唐帝国,美利坚发达时,人们向往于“渗透”到美国。假设,我中华未来再度辉煌于世界,那些曾经的华裔移民们是否又会向往于回归呢?
这些理论好像比较抽象难懂,举一个相对容易理解的实验:取一个下端开口的瓶子,开始的时候把下端的口堵住,向瓶里倒水,这时瓶里的水会越来越多;然后把下口打开,瓶中水的高度就会下降;调节倒入水的流速,会使瓶中水的高度会保持不变。此时瓶中水的进出仍然在进行着,但瓶中的水量保持不变――如果把这个瓶子作为一个系统,宏观上会感觉系统此时达成了平衡。
好像可以这样总结上面的现象:一个封闭的系统,有着自发地达成平衡的趋势;当系统受到外来因素影响时,平衡会被打破,趋于再达成一个新的平衡;当系统内部因素发生变化时,系统也会发生新的反应,并向着新的平衡过渡――这种平衡,不是静止不变的或者说静态的,而是动态的。
二元混沌
量子力学告诉我们,基本粒子既具有波动性又具有粒子性;同时又告诉我们不确定关系(或“测不准关系”、“不确定性关系”),即在任意时刻粒子的位置和动量都有一个不确定量,这与牛顿力学所设想的“经典粒子”根本不同。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不管是微观世界里粒子的波粒二象性、电子空穴、溶解结晶,还是宏观世界里作为人类社会基本粒子的人的――人性的善与恶,好像都是成对出现的,都是二元化的。引申一下,把思考问题和观察现象二元化,就是:既考虑到主体的视界,也考虑从客体的视界,或者说考虑到相关联两个主体的角度。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当我们要定量地区分界定二元时,除非我们先假设很多的前提条件,否则很难量化确定,与“不确定关系”相符。比如说,谁能量化界定出某个贪官的人性中的“善”与“恶”的比例是多少,当作为领导的他面临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这样的大灾害时他人性中的“善”“恶”比例是多少,当他贪赃枉法时“善”“恶”比例又是多少?而当我们兼具质性思考和量化分析时,我们对二元化的整体系统(比如说粒子、人),才多少可以做出解释或预测――听起来象混沌,感觉上象八卦图。
国家内部力量,好像也可以二元化,比如分成鸽派和鹰派;世界各阵营,好像也可以二元化,比如分成和谐的力量和不和谐的力量。在我们国内,对国家内外格局的解读也存在二元化现象。有一元解读,是颓废的、犬儒的、无根基的、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向下拉的――不顾事实基础,四处出击,抓住每个机会到处敲打,自我贬低,自废信心,哥本哈根自反中国,高铁硬说是“被高铁”,谷歌事件跑去献花,对于有中国立场的学者不惜造谣围剿,甚至公开替美国叫好,对中央出台的东西可劲搅浑水,仿佛中国已经走向悬崖深处;还有另一元解读,是积极的、建设的、深深扎根于中国这片土地上的、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向上走的――洞悉趋势,明确中国立场,果断提出新的思想,为中国解决现有问题和矛盾提供建设性的意见。前者对于国际大国对弈,凡对弈对手发出的各种招数,必做内应,对于国内问题,实与利益集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却自作悲情,无限上纲上线;后者对于国际迷局,站在中国立场,熟悉各国政治体制、领导人性,透过现象观察本质,从容看待,对于国内问题,冷静分析,理出逻辑线条,利益关系,抓住利益推手,该批评的批评,该鼓励的鼓励,以建设性的态度破解。前者从来都是发泄,灌水、浑水是他们能做到的最高境界(因此别称“水军”?);后者向来理性、建设,字斟句酌,心怀大爱,为中国贡献自己的才智。前者最后必然走向对整个民族、整个中华文化的全面否定,走向自杀的道路;后者将成为中国文化的顶梁柱,为中国的子孙后代在世界上成为文化的领导提供根基。中国不需要前一种人,中国需要千千万万后一种人。
历史大势(二)
中央集权
西方攻击中国政府中央集权、独裁专制、不民主,很多“砖家”也愿意把吏治败坏、贪污腐化、滥用职权、官僚主义以及其它一些不公平的、无序的现象都归因于此,并借机提出中国应采取西方式的民主体制、政改也要照抄西方政治体制。如果从历史的角度上理解了中国形成的过程、明白了中央集权的缘由,估计很多人就不会盲从于西方和国内一些别有用心的“砖家”了。
首先,从地理位置看一下世界上最大的黄土沉积区――位于中国中部偏北的黄土高原,东西千余千米,南北700千米。包括太行山以西、青海省日月山以东,秦岭以北、长城以南广大地区。跨山西、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及河南等省区,面积约40万平方千米。黄土高原上黄褐色的土壤之纤细,可供原始的工具耕耘,同时又极易被水冲走。
我们的母亲河,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巴颜喀拉山,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等九省区,经过5500千米的路程后流入渤海。黄河流域面积79.5万平方千米,覆盖着黄土高原的大部分。
黄河象一条巨龙两次盘旋穿越黄土高原,其结果是黄河的流水中夹杂着大量的泥沙,其含沙量甚至有过46%的记录,所以黄河经常淤塞河床,并且黄河的水量在枯水期和洪水期的幅度变化又大,于是“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堤防溃决、河水泛滥、灾害肆虐,有记载:“凡水淹之处,茫茫无际,只见房顶树梢露于水面,特别在决口门处,洪流倾泻,房塌树倒,人畜漂没,一片惨象”。
其次,看看处于欧亚大陆东南部的中国的气候。由于世界屋脊的阻隔,大西洋气流从北面与北冰洋气流会合形成了“西北冷空气”,而阿拉伯海和印度洋的上行气流形成了“西南暖湿气流”。两股气流的交会融合,象两条巨龙在搏斗,今年你强我弱、明年就可能我强你弱。两龙相斗之处,便有可能淫雨为灾;两龙未及之处,便有可能大旱云霓。
天上的两条龙、地上的一条龙,所到之处,周天寒彻,灾害频生。有史料记载:“百年一改道,三年两决口”的黄河,从有史料记载以来一直到1938年花园口扒口的2540年中,黄河共决堤1590多次,主河道经历了二十六次大改道和迁徙。亦有史料记载:1911年之前的2117年内,共有水灾1621次、旱灾1392次,平均每年有灾荒1.392次。甚至于有史书总结:“六岁必有灾害,十二年必有大饥馑”。
古人曾期待“圣人出,黄河清”,可孔圣人也出了、老人家也出了,黄河还是没“清”。治水之难 “难于上青天”, 绝非倾一两个圣人之力所能为,必须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指挥有关人众、动员所有资源、组织大规模水利建设和跨地区救灾赈济。可是在鲧治水时期,部落林立,各行其是:大水来临,那就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管它冲向哪个部落呢,只要淹不了俺部落就行;什么?跟俺民主协商,要淹了俺部落以保全别的部落,那不成,凭什么啊!没办法,谁让那时太“民主”了呢,鲧只好这里堵、哪里堵,堵到头来也没把水治好。禹看到了老爹的失败之处,接手之后,先挥舞青铜器东征西讨,会诸侯于涂山,防风氏迟到,奶奶的,拉出去砍了(其时,也许大禹心中默念:兄弟,对不住了,哥哥也没办法啊,要不然这帮鸟人总想民主协商治水,这要商量下去,哪个猴年马月才能治水成功?你也知道,我老爹就是在他们的民主协商体制下治水失败身亡的,哥哥先借你人头一用,功成之日,哥哥我定当为你平反、亲自祭祀。后,大禹果为防风氏平反昭雪,并亲自拜祭。此举似与曹孟德借运粮官脑袋一用有异曲同工之妙)。自此,中央权威树立,天下统一号令,上下游统筹规划,变“堵”为“导”,洪水顺流而下,“以四海为壑”。由此,中央集权下,由中央政府调配平衡各地利益,为整体计,有的地方会吃亏,有的地方会受益,经一十三年,终于治水成功。
不论治水还是赈灾,倘若进行民主讨论,投票抓阄,只怕是会象台湾议员大打出手那样,万一“商量”个几十年也没出结果、甚至几千年没结果,那华北平原会不会至今还是个蛤蟆统治的地方呢?而且,也不能搞地方分权,否则不同区域群体只考虑局部利益、不顾全局利益,难免自行其是、以邻为壑。
因此,在频繁的治水、赈灾中,必然会促成政治上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大禹也是一面治水,一面挥舞青铜兵器南征北讨,地平天成的同时,铸九鼎以安名分,“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中央集权建立。
但此时及之后一段时间的中央集权体制与秦朝后的中央集权体制有所不同,概括而言,夏、商、周的体制是所谓的“方国共同体”,其特点是联盟与共主。至周之时,采取了分封制,各方国地位的确立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分封进行。一旦完成分封,各自就国,享有充分的政治自主,但对天子有从征与纳贡的义务。这可以比作,虽是中央集权,但中央政府将权力大幅下放。这样,方国共同体组合速率极快,一旦共主覆亡,各方国与新共主之间很容易形成新的政治链接。不论是商汤伐桀的鸣条之战,还是周武克商的牧野之战,都可以说是一战定天下,这在以后各王朝的嬗代中是不可能出现的。与之相对应,则是各方国的独立性随着诸国间以及方国与王畿间发展的不平衡而演化为离心作用。夏、商、周三个王朝的覆亡都是缘于内部方国势力的膨胀与中央王朝的失控,问题出在内部法定的方国。周的分封制更使中央权威降低,之后,出现春秋战国的分割局面,大河上下的统一调度分崩离析,渐趋于“以邻国为壑”的状态。诸侯之间相互征伐,塞渠毁坝,邻国有灾,正求之不得,何谈就食赈灾,百姓生活自是水深火热、民不聊生。回到现在,某些人士鼓吹要中国搞什么联邦宪政,是不是跟我们老祖宗玩剩下的有点儿相似?倘若中央政府听从了这些人物的建议,按照我们老祖宗早就有过的经验,是不是就可以预测我们中华民族将来可能会分崩离析、亡党亡国、最终又被西方殖民或控制呢?
再次,观察一下中国的国防。从中国的东北向西南,有一条所谓的“十五英寸等雨线”,当中的一段,与长城大致吻合,往西南方向则大约隔开青海和西藏。在这等雨线的东南,年均降雨15英寸是常态,百姓安于农业耕种,曾做过蒋介石政治顾问的Owen•Lattimore评价之“中原农业茂盛,人口繁殖”。在等雨线的西北,则是游牧民族,这些马背上的牧人既放牧、也抢劫,时不时地会越过等雨线,对中原百姓劫掠侵袭。
到公元前3世纪,游牧民族的威胁已相当严重,其时已有将北方小国所筑土壁相连成城塞的国防必要;至秦时,世界上最长的国防线――长城终于筑成。等雨线的东南既以农业为主,则中国是农业社会,从国防上讲,也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体系。始皇帝统一中国后,彻底废除分封,参照大禹治水定九州的格局,实行郡县制,确保中央对地方如臂使指,集中抵御外敌侵略、集中调度水利建设和跨地区救灾赈济,构成中国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完整逻辑。
此外,从民族、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观察,我们仍然需要一个中央集权体制,自秦至清,无论战乱灾患、朝代改变、民族融合、经济交流、政治交往、宗教信仰,各朝各代仍然采取中央集权制。也无论各朝代对地方政府采用什么组织架构――如秦的郡县制,汉的由初期的郡县、分封并存到后期的州郡县三级地方机构,魏晋南北朝的既有州(及“侨州”)郡县三级制度、又有军民“双轨制”、又有胡汉分治、还有与州郡平行的封国制等五种情况,隋唐虽采取灵活多变、因地制宜的地方体制却总的来说是由州县制发展为府州县制,宋的府州县制,元明清的省府(州)县制――中央集权从来没有被放弃,只是形式创新上有所发展和过渡。
秦汉是第一个发展期。这一时期,制度草创,元典辈出,无论是组织体系、管理机构,还是官吏队伍、运转机制,几乎都是从头做起,也几乎都传之后世,为后世师法,“百代皆行秦政治”。
魏晋南北朝是第一个过渡期,或调整期。从表象上看,帝国运转失灵,疆域日蹙,四分五裂;但从内部机制看,则是以中枢政体变迁为主要内容的中央集权的新的强化,是政治变迁的“蝉蜕”期。
隋唐是第二个发展期。从帝国政体、行政运转,到疆域扩展与国家实力,都登峰造极,独步世界。
五代宋辽金是第二个过渡期。这是又一次新的组合和调整期,体现在以地方体制调整为主要内容的中央集权的又一次强化。
元明清是第三个发展期。这一时期是古代社会中央集权的成熟期。
中国,之所以是中国,不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吗? 5000年的历史,炎黄的子孙,虽风云变幻,仍绵延不绝,流传下当今世界上唯一的古代文明。为什么中央集权的中国没有断绝文明,而“民主”国家的西方文明却没能流传下来呢?
历史大势(三)
小小寰球
这个星球,看起来挺大,六大板块七大洲,可在世界警察眼里就跟自己家里似的,美国大兵们坐着大船可以到任一大洋里“一起吹吹风”,这不,美军的大船刚刚到黄海里“三缺一”、差点儿凑一桌。我们呢,全球近20%的人口“蜗居”在约6.4%的陆地总面积上,不但不见世界盟主发扬发扬民主、人权风格,哪怕是租点儿土地或海洋的给咱们用、或者多转移点儿中国人到美国“民主”去,反而到处都是美军的收费站,想买点儿石油补贴补贴家用,都得小心翼翼地穿过人家的势力范围,谁叫人家是“带头大哥”呢,连海盗都知道投机、知道只要唯“大哥”马首是瞻那就钞票大大的有。这些年我们腰杆硬了,解放军叔叔也前出亚丁湾护航了,要还是十几年前那个实力,保不住有多少个“银河号”被“临检”、保不住有多少艘船被劫持呢。可见,“发展是硬道理”啊!
可是,“有人就是见不得别人好”,眼瞅着美国、欧洲这些“民主”国家生活条件优越,中国也想学着给国民改善改善,人家却不乐意了,不过中国今非昔比、不再是刚进地球村的土包子了,话不能说得太砢碜人,于是委婉地告诫中国:你们要“低碳”。其实若把“委婉”翻译成“直接”,其含义就是:你们这些穷鬼、乡巴佬只能过贫穷落后的生活。私下里,他们的议论就刻薄多了,默克尔不是抱怨嘛:中国人居然开始喝牛奶了、印度人居然开始讨论一天要吃两顿饭了,天哪,这会引起世界粮食紧缺、会影响欧洲人生活的!可是中国人好像没听懂,还吭哧吭哧地发展,黑牛仔按捺不住,干脆通过电视镜头全球直播:“如果10多亿中国人也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将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听听,好像他就是地球村长。那人家对自己怎么要求的呢,美利坚欠着五、六十万亿美元的外债,每年GDP的12万亿美元,吃喝拉撒都不够,债是越欠越多,也没见其有节俭的意思。为什么他们就不能低碳点儿,为世界省点儿粮食和能源呢?难道是守株待兔、印钱印习惯了、或者当寄居蟹当习惯了?有个漫画,画中一辆豪华大巴,大巴上坐着美国、欧洲国家等少数已发达的国家,还有不少座位空着,中国、巴西、印度等国家正在往大巴上挤,车上的这些国家开喊了:挤什么挤什么,没座了,你们低碳去。唉,只许欧美的懒汉过度消费,不许勤劳的穷人脱离贫困。不过也别少瞧了人家的忽悠,人家在口号上可是立足点很高的:低碳,是为了拯救世界,拯救人类,是普世价值――不过,要求印度人民一天只吃一顿饭、要求中国人民不要喝牛奶了,不知道算不算是西方的普世价值。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在世界霸主的邀请下,中国参加了一个游戏,名字叫“全球化”。在游戏中,中国吃了很多的亏、付了不少的学费,只是二、三十年后的今天,游戏的话语权,有一半落在了中国。刚刚过去的10年中,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是10.5%,而美国是1.7%。英国《经济学人》预测: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会达到每年7.75%、通货膨胀在4%、每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是3%;而美国同期的经济增长是年均2.5%、通货膨胀是1.5%;按照这个发展速率,在2019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如果这种趋势在继续乐观的、不出意外的、并且中国内部问题没有形成大障碍的前提下进行下去,那中国的经济总量约在2030年接近美国的两倍。我们自己要有清醒认识,这是乐观积极的预测,而且仅仅GDP第一未必代表着就是强国了,满清末代时期的GDP好像还保持世界第一呢。
在全球化游戏前段,按照二代(或黄先生所称的XYZ――Xiaoping、Yaobang、Ziyang的首字母简写)“少说话、多干活、没人拿你当哑巴”的“劳模+老实人”的精神指示,我们充分发挥“一不出头(要韬光养晦)、二不动手(只口头抗议)”的风格,只管拼命往前驱赶经济马车,老美开始也有些大意轻敌、或者被忽悠住了,颇有些“拔剑四顾心茫然”的独孤求败感觉;等到回过味来,想对中国动手术时,白胡子老公公(不知道穿上圣诞老人的服装时会不会像圣诞老人)、牛人拉登给世界盟主送了份大礼(可惜那天不是圣诞节),“9.11”让美国人再次调转枪头往中东方向去了,拉登大叔是真给力啊!天幸中华,我们终于赶上来了,可以擦把汗喘口气、环顾左右亮亮嗓子了;天佑中华,我们四个现代化中的国防现代化得以弥补了――这个过程,估计在老美眼里,再次混沌了:我的娘哎,这眼睛一睁一闭,中段反导成功了、歼-20首飞了、巨浪-2连射了、航天就不用说了、在建核电站也27座了;那要眼睛再一闭一睁,3艘航母就搞出来了、北斗全球覆盖了、海外驻军了、欧亚高铁了、月亮上的传说没准也成真了――这东方龙“看似无招胜有招”,看架势是要全方位夺“势”搞定我的“金本位”啊。没了军事超霸全球的实力,“金本位”何“势”之有;没了“金本位”,世界盟主宝座丢了不说,我美利坚是否还是美利坚都难说了。TMD你中国是要往我美利坚的腚眼上捅啊,太不地道、太没人性、太不“国权”了――美军的军事超霸实力就是“金本位”的“势”、为“金本位”保驾护航,军事实力与“金本位”正是老美超霸全球的二元法宝。如果把美国比作一个粒子,那军事实力与“金本位”就好似粒子的波粒二象性。
小小寰球,更因为有了高铁。世界上70%的人口与人类活动都在欧亚大陆上,当贯穿欧亚17国的高速铁路建成,从北京搭火车到伦敦市中心的英皇十字车站仅需48小时,欧亚将成为世界经济中心带:世界上最长、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条东起长安、横贯新疆、西达罗马的“古丝绸之路”,这座沟通古代东西方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也是走向大陆文明的康庄大道。很久以前,一群群靠着船坚炮利的海盗拉着民主的大旗、建立了所谓的海洋文明、控制着海上通道,一直到现在。不久的将来,一列叫作“高铁”的火车,将重续 “丝绸之路”,并连通欧亚非,更重要的是,开始文明的惊艳之旅、回归大陆文明。用大历史观的视界来看的话,世界就像一个动态系统,一个旧的文明平衡被打破,建立了一个新的文明平衡;然后,新的文明平衡又将被打破,趋于建立下一个新的文明平衡。
想当年,帝国主义最喜欢在中国修铁路,今天,我们也礼尚往来,用“乾坤大挪移”来个“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我们推广高铁的口号是“和谐社会,共同发展”,凡是愿意跟我们一起走的“兄弟”,我们让他“共同富裕”,不象老美这个世界霸主,自己吃肉,汤都不让别人喝。如果概括归纳的话,美国经济的“三驾马车”是“金融、军工/航工、石油”。今天,经过“金融危机”的科普,各国已经感悟,无论美式“金融”带着什么面具、变着什么方法,其“抢劫”的本质是至死不渝、始终如一的;同时,当中华利器一而再、再而三打破美军一超的神话时,当“低碳”的高铁逐步挤占“高碳”的波音的生存空间时,当欧亚大陆高速铁路运输网冲击美军控制的海洋运输通道时,只怕三匹美式大马连瘸驴都不如了。
届时,估计这个星球上就可举行“世界霸主落幕欢送会”了,欢送会的主题可以先暂定为“啥叫王道,啥叫霸道”。先声明:如果到时候“痛打落水狗”的国家太多,以至于“天下围攻”美利坚的话,那可跟我们中国没啥关系,因为我们一直信奉“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而且一直以来也是这样做的“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顺便叨两句:不知道到“欢送”老盟主的时候,曾经说过“不能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鼻屎大”的国家,还会不会再想“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那些“凡是美国的就是好的,凡是中国的就是不好的”的“两个凡是”派人士会不会再不自打耳光。聪明的都知道给自己留条后路。
可是,凡事都有个过程,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罗马也不是一天倒掉的。很多事情是二元混沌的,盟主的退位过程可以一元定性,却难以进行另一元的量化确定。事情中间的过程也不可能一帆风顺,必然体现出包容与对抗、吸收与排斥、斗争与妥协、夺取与让步、进攻与防守、甚至和平与战争等二元化现象,但是合纵连横的博弈、天下的历史大势、文明重心的转移,却摆脱不了必然性。如果象某些经济精英满嘴乱喷(有的好像还分辨不清自己的国籍)那样,对这个“必然性”进行预测的话,或许2030年前后将是一个节点、一个分水岭――如果老美自己能一直挨到那时都没有四分五裂的话。窥斑识豹,还从高铁看起,五年的谈判规划、十年八年的修建、五年的发挥功效、欧亚整合,期间再加上崛起者强身健体也得有个过程,还有围观者的心口不一、火中取栗、投机倒把、朝三暮四,以及没落者的不甘与反抗、甚至狗急跳墙--南海找事、黄海找事,以及接下来还会搞其它花样百出的挑衅,但是终究你们的日子“一天天坏下去”、我们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最终只会是“反抗,失败;再反抗,再失败”的轮回。“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兵强则灭,木强则折”,老祖宗早就告诉我们做事做人做国家要把握个度,而我们又追求“大同”、讲究“中庸”、“以和为贵”,真到了世界盟主空缺时,中国恐怕还是忘不了“民主集中制”。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老美即便从老大的位置上退休,也一定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其国家内部虽将矛盾重重,但对一部分国家还会有一定的影响力,尤其对它曾经的狗――倭国。倭国虽然对美国一副小鸟依人状、恨不得大喊“美国大人原子弹扔得好、扔得妙、扔得呱呱叫”,但其内心无时无刻不想挣脱狗链子,当看到主子要倒掉、链子好像松了时,这位昔日的奴才是有可能跃跃欲“跳”的。对日本的内部力量,可以二元化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识相派”,一部分是“不识相派”;前者看得长远、注重长期和国家整体利益、即便是装也得装出忍让的样子,后者注重眼前利益、成为部分利益者代表、又臭又硬。如果日本对外的整体合力,是“识相派”占了上风,那日本与中国、美国的斗争程度会缓和些;如果是“不识相派”占了上风,忍不住夹缝中的受板气,那地球就有可能破纪录了。进入21世纪20年代后,中国国力将不断加强,在世界上的布局也将有声有色的由量变到质变发生绽放、开花结果,我们“最可爱的人”也肌肉发达、有劲没处使,如果内部没什么大的问题、或者最大的问题就是内部也强烈要求,而小日本又不识相、不知悔改还“又熊又不老实”,那么,这条“臭虫子”被“雄鸡”一口吃掉就不可避免了。此时,倭国的老主人以及其它“民主”国家不但不会救它于水火,甚至连袖手旁观也不会,而是趁火打劫、私吞日本在欧美的各种资产和“小金库”、抢占因日本企业退出而形成的市场真空,更有可能,在战前中美等大国已沟通好战利品的瓜分细则。
“大国之侧,岂容他国酣睡”,“从此不敢称雄长”也就罢了,要是“金乌隐匿白洋中”,唉,现在污染这么严重、战火之后污染更重,这自诩“太阳升起的地方”在海底下还能看到太阳升起吗?
历史大势(四)
防微杜渐
打铁还得自身硬,看看我们自身的“亚健康”,明明经济发展了,生活条件改善了,可是站在老百姓的角度上发现:贪官污吏遍地、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公平缺失、住房教育医疗成为三座大山、什么都涨价就是工资不涨……再站在中央政府的角度上观察:社会很浮躁、人们很焦躁、官商勾结、商人无良、好像人人都很不爽、处处都在抱怨、对政府总是不满、和地方之间好像也有矛盾……为什么存在这些现象呢,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研究物理、化学时,往往会从微观的角度出发,研究基本的粒子,比如原子,人就是国家、社会的基本粒子,前文亦已提及,人性的二元化:善、恶。如果“善”占据主导,人的表现就是善良的、正义的、积极的、向上的、乐观的、爱国的、助人的、开心的等等;如果“恶”占据了主导,人的表现就是自私自利的、损人的、消极的、悲观的、卖国的、焦躁的、贪婪的等等。人又是生活在国家里的,国家的机构、政策、宣传等就会对人的人性产生引导和影响,引导错位、影响负面,就会导致人性“恶”的一面失去限制而放大,就会社会浮躁、人们焦躁、埋怨社会、对前景感到悲观、自私自利、利益至上、不讲奉献、贪污腐化、安逸享乐、奢侈浪费、浮夸欺骗、徇私枉法、一切以“金钱”为标杆和目标、社会犯罪率上升等等。因此,国家的基本粒子有问题,那一定是国家某些地方不合理、不科学了,“守牧之责”也。
今年恰是结束帝制100周年。这100年,可以按历史进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建国的30多年,第二阶段即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的30年,第三阶段即改革开放到现在的30年。100年前,中国还是君主制,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其社会状况、官僚体制、政府机构等与现代社会截然不同。
第一阶段:辛亥革命,打倒了社会顶层的满人权贵,但对平民阶层的生存条件和地位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处于传统地方社会领导地位的中层机构投向革命后反而更加巩固了地位。也就是说,辛亥革命打倒了中国高层机构,却基本没有改变中层机构和低层机构。之后的军阀割据,社会管理机构的重建更是无从谈起。北伐胜利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组织了新的中国高层机构,还未来得及完善中层机构和重建低层机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相继爆发。
第二阶段:新中国建立后,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开创了新型的农村社会,建立了新型的中国低层机构,这个低层机构不再是金字塔型的,而是水平的,其优点是可以进行量化管理。高层机构则模仿改造了国民党创建的模式。当时,中国是一穷二白,既要发展农业、也得发展工业、还得应对战争,政府机构的重设更无类似的历史经验可借鉴,要创建一个连接高层机构与低层机构、亘古未有的、而又必须适应中国社会的中层机构,可想而知有多难,从1956年的撤掉大区、到后来的发动文革,都存在着摸索构建一个合适的中层机构的尝试。
第三阶段:改革开放后,邓公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四个现代化”。如果说毛主席时代,中国是农业、工业社会,那二代之后,中国就是农业、工业、商业社会,并且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美国的金融攻势下,商业成分在中国社会的比重越来越大,社会进程的变化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猛烈。当前的中层机构也基本与改革开放前没什么不同,只是法制和经济等方面得以完善了。需要强调的是,由于城市化和前些年的国企改制,中国低层机构已经有所变化。
综上而言,中国基本建立了新的高层、中层和低层机构,但随着时代的变化之快,这种机构越发地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不匹配、机构的更新改善速率总是低于社会前进的速率――刚有些要达到平衡的可能,却又开始越发的不平衡了。长此以往,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社会、官员、人民、舆论、安全等各方面的把控程度和引导能力将越来越低,人性“恶”的一面也就越来越失去限制,种种丑恶现象将会更加层出不穷。这个过程,越来越远离平衡,而当一个社会严重失衡时,就会自发产生需要重新调整的驱动力,历史上各朝代两三百年的兴而衰、治而乱的循环往复不就如此吗?新的平衡需要建立。
我们来看历史上王朝轮换、中央更迭的规律和动因,虽然各朝代社会背景不同、矛盾也各有特色,但却仍然有其共有的规律性和驱动力,归纳起来不外乎三大点:其一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权力分布和架构不平衡,其二是贫富差距过大、或者说社会不公平过大,其三是贵族政治制度持续太久――前者导致高层和中层机构矛盾过大,中者导致中层和低层机构矛盾过大、并进一步加深高层和低层机构的矛盾,后者是高层内部矛盾激化、并进一步瓦解中低层对高层的向心力――这些矛盾从内部涣散了国家的凝聚力、打破了整个国家系统的动态平衡,从而发生改朝换代,如果还有外部因素,如满清遇到的列强势力介入,那平衡被打破的速度就会更快、即朝代的灭亡就会更快。
其一,对中央与地方权力分布的平衡把握,委实很难,老人家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中对此矛盾有所阐述。一方面,要给下面一定权力,要发挥地方官员的自主性,让他们有动力有能力处理地方事务,少干扰中央政府的精力;另一方面,权力又不能放得过大,以便能够监督监察官员操守,防止贪污腐败、官员鱼肉乡民、地方矛盾激化、地方势力做大和地方不听号令。如果中央权限过大,对地方官员太多制肘,中央各部门就会以“已成之法”、“祖宗之法”对地方官员限制,令地方官员不敢负责、屁大点儿的事也要向中央请示,地方的自主性被限制,是一抓就死,整个高中层机构的效率就会大大降低。如果中央过度放权,地方政府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又造成一些官员恣意妄为、贪赃枉法、徇私舞弊、鱼肉百姓、造成大量群体性事件,是一放就乱。改革开放后,为了盘活地方经济,中央给地方下放了很大的权力空间,确实搞活了经济,但也出现了前文提到的那些现象,甚至于有翅膀硬了的地方政府,就开始不把中央政府放在眼里,为了地方私利而不顾全国家整体利益、要挟中央出台于其有利的政策,甚至让中央政府为地方政府胡来擦屁股,一旦中央政策对地方政府小算盘不利,则“得诏令,但挂壁”:你中央上有政策、我地方下有对策,“政策出不了中南海”,颇有些地方割据、尾大不掉。而100年前的中国各朝政府,在建立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也一直是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及组织模式上“摸着石头过河”,不论是秦汉时期的郡政制、自魏晋自宋的州政制、还是元明清的省政制,但贯穿这三个阶段的主线是:中央集权的强化和地方权力的削弱。
其二,中国自古是一个传统的以农为本的社会,大部分农民但凡有个“一亩三分地”、能生存下去,就不会走到“民不聊生”、“路极无君子”的地步。可是看看历史,有多少次农民革命运动!“不患寡而患不均”,贫富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公平过大,必然会导致社会的不安宁、不和谐、以及更多的群体性活动,国家的凝聚力、社会的稳定性、经济发展的动力势必受到严重的影响--把人民的财富都转变成一幢幢水泥混凝土,穷人越发的没有钱,富人越发的不愿做实业而去投机房地产,能为国家的“四个现代化”有什么贡献,对社会的长治久安、国力的提升和国家的强盛有何益处?再恶性循环下去,恐又逃脱不了历史周期率的怪圈:富者愈富、穷者愈穷,最后穷者起来革富者的命。可是,仅从自身角度思考而不是二元化思考的很多人看不到这点,试看,新《劳动法》的出台受到多少“少数先富起来的人”及其代理人的严重阻碍,新《拆迁法》又受到多少地方政府和既得利益集团的抗议而至今难产?
其三,贵族政治制度持续太久产生的危机更是殷鉴不远。这里不得不提一下科举制度,离现代社会最近的“选官”制度。科举制度首创于隋代,发展于唐代,鼎盛于宋明,衰落于元清。科举制下的政府,选官依据于考试成绩,这样一来,世袭家族的势力就遭受到了打击。从宋代开始,宗室干政的现象日渐稀少;到了明代,宗室集团干脆成为了土财主,丧失了干预朝政的能力,譬如嘉靖上台,完全是朝廷大臣的研究结果,其间宗室们甚至很难进行一下公平竞争。所以,宋明之后,中国再没有产生出任何篡位谋国的权臣,世家大族现象,基本从中国绝灭。反观清代,宗室做官的现象非常普遍,国家中枢机构塞满了皇亲国戚,神经中枢所实行的,仍然是世袭制度,甚至都到了1911年5月,还搞出个“皇族内阁”。贵族制度死灰复燃所带来的严重政治后果最显著的,就是八旗子弟三代不能战――既然可以坐享其成,还战个什么劲儿?这种机制纵容了人的惰性,助长了人性“恶”的一面。其治国能力,就更不要提了――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英法联军侵华战争、甲午海战,《南京条约》、《望厦条约》、《天津条约》、《辛丑条约》、《马关条约》、《虎门条约》、《黄埔条约》、《五口通商章程》……满清时代,哪个“民主”列强没有欺凌蹂躏侮辱过中华?满清时代,也是中国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最多的朝代,史无前例,纵有千万的内因外因、千万的借口,仅仅一句“辫子长、见识短”是不够的,其实行的贵族政治制度是绝对逃脱不了干系的。相信这百十来年的历史我们不会健忘,可历史好像又再重现,虽然形式有所不同。看看眼下的“官二代”现象,“今年人事不招聘,招聘只招官二代”、甚至党政一把手签字把还没毕业不够资格参加考试的学生安排进入“逢进必考”的行政衙门,看看从省级到县级,进入公务员系统的人有多少比例是没有关系、没有背景的?低层出身的人没有了向上流动的机会,甚至失去古代那般“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的幻想,必将产生类似中层世袭、低层亦永远只能为低层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尤其当“官二代”、“官三代”们不能“牧之”之时,社会离“群雄并起”还会远吗?
防微杜渐,居安思危。我们必须重新审视目前的社会进程,对国家的未来发展做好各方面的国家战略规划,配套相应的机构和体制,并以战略目标为导向进行相应的推进、落实和调整。这里,大胆提一个概括性的想法供参考讨论,即:围绕“加强中央集权”为中心,进行“调整政府架构、构建社会现代化、加强安全管理、复兴中华文明”四大改革――简称:一个“中心”、四点“改革”,后者正是实行前者的具体举措。
一个“中心”
以我们的办事能力,在“十二五”规划的未来五年中,国内高铁线路基本形成规模,将形成数个“3小时经济圈”和十几个“1小时经济圈”。
首先,可以根据新的经济圈适当调整新的行政区划,比如,“3小时经济圈”设为一个大省,“1小时经济圈”设为一个地级市。这样既可减少行政设置,降低行政支出,加强中央权威,确保政令通畅;又可提高效率,协调、整合各区域经济,将各区域的功能模块化、有效搭配、有效组合,打破之前的各省独立王国、自立山头、画地为牢、不相合作甚至恶性竞争、重复建设。之所以,不把“3小时经济圈”设为大区来协调各省,是因为设置了大区就又多出一级官僚机构,“繁”上加“繁”。
其次,高调反恐甚至进行适当规模战争。进行区域调整势必引起一些既得利益者的阻挠或制抵,尤其中央权威性或向心性不足时,为有效加快进程,不妨“斩将以立威”――只是这个“将”是恐怖分子或某个阻碍我们崛起的周边小国,反恐亦可进入别国境内“剿匪”。同时,这也可以提升国家的凝聚力,锻炼军队的实战能力,展示我们的国防能力,加强我们的震慑能力――西方不是优胜劣汰、软的欺硬的怕嘛,也是时候给世界上的朋友们亮亮肌肉块了,既免除“老虎不发威,还当是病猫”、又可给“统一战线的兄弟们”鼓鼓士气。挟雷霆之威进行区域调整,再有不从者,人民的口水就能淹没他。
四点“改革”
其一,调整政府架构。
首先,除上文说的适当调整行政区划外,还要优化各级政府机构,避免政出多门、甚至“政策打架”的现象。
其次,建立一个适应、匹配当代社会发展的高层、中层和低层管理机构,避免形成阶层分化、产生阶级对立甚至阶级斗争,同时优化管理程序,确保基层即便僵化、“愚蠢”也能高效、有效地执行高层的政令。
再次,做好官员的“选官”、“治官”和“培养”。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我们不仅缺乏优秀的管理人才队伍,还缺乏人才队伍的培养机制。“选官”跟教育体制脱不开关系,应重新思考调整当前社会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如何加强人才储备;优化公务员招考,真正实现能上能下和一定的流动性,实现避免省级及其以下部门在招考中徇私舞弊、滥用职权、“举贤不避亲”。“治官”就不用说了,古往今来,所有中央领导都头痛的,别忘了我们党的一大法宝“群众路线”,“群众路线”结合互联网,就看敢不敢用了。现在的人才都愿意往大城市流动、地方上又流行招录“官二代”,则地方管理上少不了“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因此,还要加强对基层官员的“培养”工作,免得一些本来就因管理不善而下台的官员居然会“回收利用”。
然后,减少行政支出,中央统筹、对比、控制地方行政预算。一方面减少、节俭使用各方面费用,一方面裁减冗余人员,并做好监督监察。现在,尤其是地方政府闲杂人员太多,完全可以在不影响职能发挥的情况下裁减大量人员。
最后,进行税务改革。合并国税、地税,统一收取,统一支付,包括土地出让金。从分税制运行情况看,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明显上升。1994~2009 年,中央财政收入平均占比上升至52.5%,中央财政支出平均占比下降至27.7%;地方财政收入平均占比下降至47.5%,地方财政支出平均占比上升至72.3%――地方政府享有的财权仅为中央政府的90%,而事权却是中央政府的2.6 倍。说明我们的分税制在明显提高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同时,给地方政府带来了一定的事权与财权不统一、收支不平衡等问题。另外,分税制改革后,中央、省、市将财力层层向上集中,按理该相应将一些职能和责任上收。但实际上却是财力集中的同时,职能和责任不断下放。目前,县级政府需要承担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社会治安、环境保护、行政管理等诸多责任,许多还是承担主要责任和“无限”责任。因此,要进行税务改革,完善地方财政管理,规范收取和转移支付机制,明确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和事权。
其二,构建社会现代化。
在农业、工业、科技和国防四个现代化的基础上提出第五个现代化:社会现代化,让人民生活有幸福感。具体包含:均贫富,落实“先富帮后富”、共享改革开放成果,逐步消除两极分化,提升社会公平,依靠群众和互联网进行反腐倡廉、严打腐败,打击房地产投机倒把囤积居奇、打击官商研勾结祸国、真正提升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有益的产业结构,严打商业不良行为,打击官僚主义和不作为,减少沿海和中西部、城市和农村、多数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收入不平衡,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保障工作福利,取消各种乱收费、尤其是教育冠以各种名目的乱收费,分区域取消计划生育政策、提前应对未来人口老龄化,等等。
其三,加强安全管理
我们在崛起中面临的挑战和威胁一定是空前的、防不胜防的,粮食、金融、信息等领域都存在全局性的安全挑战。
首先,粮食安全。先讲一个大豆的故事。中国大豆的栽培历史已有5000多年,素有“大豆故乡”之称。在1995年以前我国是大豆主要出口国,1996年以后成了大豆净进口国,2005年成为世界最大的大豆进口国。截至2006年底,全国97家开工的大豆油脂加工企业中,外商独资或外资参股的企业多达64家。2002~2004年,中国企业连续三年遭遇国际粮商和投资基金的疯狂打压,之后,跨国粮商完成了在中国的战略布局,控制了中国60%以上的实际压榨能力,垄断了中国80%的进口大豆货源。中国大豆主要是非转基因大豆,进口大豆以转基因大豆为主,为何进口转基因大豆进来之后却能够在中国大行其道呢?根本原因是,出油率比国产大豆高5%左右,能带来更多经济效益,且美国等大豆主产国,对豆农有可观的农业补贴,这让豆农在出卖大豆时有廉价出售的“本钱”,提高了价格竞争力。于是,最终的结果是,我们的东北豆农们“Out”。
目前看,转基因大豆对我们产生的影响有:一是让我们的豆农失业、把我们的豆农赶出了这个领域;二是让我们对他国产生了依赖,要是人家板起脸来不卖给我们大豆,我们就很有可能一段时间内只能想象豆腐的味道了;三是对我们的身体、甚至对我们后代的影响――很多物理、生化的实验,往往不是短时间内能收集到足够的、有效的数据的,还要有足够多的样本,中国的十几亿人口,样本数取多少合适呢?实验几十年合适呢?啥,几十年?当然,谁知道这转基因会在5年、10年还是3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导致样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比如基因突变呢?
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全球十大公害事件之一的日本“水俣”事件。在日本南部九州湾有一个叫水俣的小镇,这里居住着4万居民,以渔业为生。1939年起,日本氮肥公司的生产废水一直排放入水俣湾,废水中含有大量的汞。这种汞在水体中,被水中的鱼食用,在鱼体内转化成有毒的甲基汞。至1956年,水俣湾附近发现了一种奇怪的病,这种病症最初出现在猫身上,被称为“猫舞蹈症”。病猫步态不稳,抽搐、麻痹,甚至跳海死去,被称为“自杀猫”。随后不久,发现人也患了这种病,患者开始时,只是口齿不清、步履蹒跚,继而面部痴呆、手足麻痹、感觉障碍、视觉丧失、震颤、手足变形,再然后神经失常、或酣睡、或兴奋、身体弯弓高叫,直至死亡。当时这种病由于病因不明而被叫做“怪病”。据报到,仅水俣镇的受害居民,即达万余人。
从“水俣”事件里可以看出,“水俣”病患者是积累了近20后才发现患病的,这个量变过程实在有点儿长,可惜水俣镇居民们又不能未卜先知,同理,我们现在也难以预测转基因食品对我们的身体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或危害,万一改变了我们的基因,让我们的后代变回“北京人”,那可不妙。而且,首当其冲的,引进转基因食品既伤害了我国农民的利益,又让别的国家控制我国成为可能,已经严重地威胁了我国粮食安全、损害了我们的国家利益。
其次,金融安全。如果不是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让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露出破绽,不知道现在国内还会有多少个鼓吹“国际接轨”和金融鸦片的经济“精蝇”没有露出马脚、被继续顶礼膜拜。这些“精蝇”披着“建立世界一流的中国金融业”的虎皮、打着“打造中国的能够取代纽约和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大旗,忽悠中央政府“放开资本账户管制、放开自由兑换管制”,妄想实现人民币“在资本账户无管制下的自由浮动”,其本质是想打破中国金融体系的防护机制,其目的是开门揖盗、为西方鬼子进村带路。
在金融安全上,我们要防范的不光是西方那些心怀叵测的经济“砖家”和在象牙塔里吐象牙的学究,还要更加留意海外中国人经济“砖家”们。不要以为他们出生在中国,再拿个耶鲁或哈佛的学位,或在这些学院任教、或在某些大投行如高盛之流做亚太总裁,甚至换上“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的马甲,就会因为血缘关系而为中国利益思考。也许对这些在中国金融界有些影响力的人士来说,为西方金融寄生行业奠定继续繁荣的20年未来,是他们的毕生理想。
再次,信息安全。这里所讲的安全,主要是指信息舆论安全,即通过互联网、移动通信传播的危害社会和国家的舆论信息。希拉里联手Google跟我们硬来,不但没得逞,反而让我们以及其它国家认清“鬼子不但进了村,而且深入程度惊人”,其在中国已潜伏吸收了大量蓝色“余则成”,很多论坛和网站上的“美分党”及“水军”极尽遥相呼应、造谣歪曲、攻击辱骂之能事。胡哥刚刚访问过的廉租户,网上即有谣言散布户主是公务员而非廉租户、和女儿经常国内外奢侈旅游、77元月租是造假等,并煽动网民在网上对户主进行人肉搜索。一时间,引发网民污言秽语、恶言相向。其张冠李戴之嫌与当年赖和尚散发的“武警扮喇嘛”照片(很多年前武警参与好莱坞拍片图)几乎如出一辙。用屁股都能想出真相,胡哥再幽默,会做出这种授人口实的事情吗?老胡什么时候做过不靠谱的事情?这些国际的、国内的、甚至遥相呼应的舆论,尤其是一些经过包装的、居心叵测的专家学者的言论,混淆视听、误导网民、扰乱人心之威力,值得我们警惕。中央政府有必要斩其枭首、辨明清白、掌握舆论,并加强宣传、利用好互联网、加强凝聚力,人民才能分辨是非、认清李鬼、拨云见日。
其四,复兴中华文明
这里的“文明”主要指精神文明和国家意志。科技是生产力,“文明”也是生产力,尤其是“中华文明”。
改革开放之初,提出的是两个“文明”一起抓,可是现在鲜有提及精神文明的,年轻人很多已经不知道“五讲四美三热爱”,“哈韩”“哈日”才是他们的主流。 “老人倒地,没人敢扶”的新闻很多,与此同时,在公共汽车或地铁里给老人让座的年轻人也比前些年多了,可见,根本问题不在国家的基本粒子上,在于国家的引导。我们的信仰、我们的道德观念、我们的价值观,这些都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
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建国之初,在国力军力极端落后的情况下,我们跟世界上军力最强的国家带领的联合国军在家门口外硬碰硬干了一仗,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第一次没被列强打败;几年后,我们划了条线,它就不敢过。那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的国家意志、强势精神。这个世界永远是弱肉强食的世界,如果泯灭了尚武精神和坚强意志,就不可能争雄于残酷的民族之林。我们应将富国和强兵绑在一起,经济发展的同时衍生军事强势,不管对外宣传是什么口径,我们内心的国家意志和民族精神是这样一个境界――“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


[参考文献]
1.        《中国大历史》,黄仁宇 著;
2.        《放宽历史的视界》,黄仁宇 著;
3.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黄仁宇 著;
4.        《半导体物理》,顾祖毅 等著;
5.        《量子力学导论》,曾谨言 著;
6.        《量子物理》,张三慧 主编;
7.        《大国游戏》,井底望天 著;
8.        《道说天下》,邋遢道人 著;
9.        《花开花落》,井底望天 著;
10.        《梦幻泡影》,井底望天 著;
11.        《四面楚歌》,井底望天 著;
12.        《资政通鉴-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得失》,齐涛 主编,任怀国 等著;
13.        《中国王朝兴亡周期率》(《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宁可;
14.        《追寻中华文明的起源》(《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李学勤;
15.        《中华五千年的历史经验》(《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任继愈;
16.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 著;
17.        《治国古鉴》,田广清 主编;
18.        《解决中央和地方事权与财权失衡的理性探索》(《地方财政研究》),梁朋,周天勇。
[注]:
1、        我试图简短叙述出事情的本质,但历史实在不是几句话就能讲明白的,还要逻辑、理性、严谨等,于是篇幅不知不觉就长了。很希望这篇文章能让更多的人看懂一些事情和真相,不再轻易被洗脑,但是囿于有限的水平和知识量,不知道效果会怎么样。
2、        引用较多,不过不是写论文,所以没有在文中标注文献参考,在[参考文献]部分也没加上出版社和页数。
3、        题目很大,文中知识点、信息量比较多,每个知识点或许都可以单独成为专题,欢迎朋友们继续拓展和批评指导。
4、        有些物理和化学专业名词或理论,我未做解释,其在专业领域里算是常识了,如果看不懂不妨去网上查查,只要大概性的理解这些微观现象,就应该能感受到那种微观与宏观存在一定相似性的韵味或共鸣;如果去除这些好像含有哲学味道的专业理论,后文亦可独自成文,但我还是希望能拓宽大家的视野。
5、        纵览全篇,历史观、系统论、二元法不过是分析方法,“中央集权”部分是大的纵向展开,“小小寰球”、“防微杜渐”是小的纵向展开、并做横向的建议。
6、        行文至“小小寰球”后半部之时,听闻歼-20首飞,忍不住泪流满面,向所有为祖国强盛而贡献力量的人致敬!
好文。。。。。。。。。。。。。。
转帖的不要发这里
lion02 发表于 2011-1-14 16:18
请教哪里有大禹为防风氏平反并拜祭的记载?
汗不敢出,这是楼主的博士论文提纲?
楼主天涯的逐鹿中亚?还是转帖?
一口气看完,不错,
又回头再看一遍,真不错
好文章。
虽说要以史为鉴,但总拿古代事例来套现代情况,确是犯了静止孤立看问题的毛病。

清末以前中国是农业社会,现在是工业化社会,要探索的东西太多了。

所以说这叫“千年未有之变局”。
关于腐败的问题如果研究西方史可以发现即便有资产阶级革命的出现,危机--贵族之间妥协并通过法律框架将妥协固化的模式始终是存在于西方国家一切游戏规则之中,就是说在西方体系中譬如腐败利益集团之间冲突的问题拖可以在制度外妥协,源于法老院,现在称之为上下议院参众两院······
华夏自唐中叶之后可以与皇权抗衡的士族就开始式微,上诉的游戏规则在中央集权之下无法生存,而天然的地缘战略以及长期的战争洗礼使得华夏对于大一统的认同,中央集权已经成为捍卫华夏文明的中流砥柱;且由于百家争鸣时期形成的道德观使得奴隶贸易种族灭绝扩张模式无法得到华夏民族的认同,即便出现数次扩张的时机,警醒的先哲与政治家都规避了这一条道路,固守华夏文明成为历届中央政府的道德制高点,即便是少数民族执掌的时期也为动摇,否则其合法性就会被质疑直至颠覆。
虽然在2010之后GDP中国上升至第二位,但是在国民累计财富排行榜上尚居于美帝倭寇汉斯之后列第四位,欣慰的是山西煤矿收回国有,坚持对于核心产业国企的支持这一系列政策现实对于西方的认识还是清醒的,短时期的动摇很快被修改。虽然西方极力提高生产资料的价格以至于自身都难以抗衡(参见小布什时期抬高石油价格同时施加舆论压力给正常提高价格的中国石油),充分渗透了华夏许多舆论界为之摇旗呐喊。还是先于华夏栽入经济危机。
在没有掌控世界主要生产资料价格的情况下抗住了这一轮西方世界的冲击后,大运四代机空天飞机嫦娥工程······作为产业升级的诸多核心计划同步推出,气势之壮烈影响之深远已远超昔日汉武帝反击匈奴。
华夏自古的所有成就都源自于自身的科技创新与发达的制造业并行的体系,这这一片缺少贵金属的国土上创造的文明迥异于西方世界;西方必然难以理解也无法认同,假设认同就颠覆西方自古的所有模式,因而未来中国的国防压力将愈加强大,不要寄希望可以分化欧美俄日。坚持毛时代形成的,在国防尖端科技领域的投入绝不动摇,永不罢休永不停顿。
物理上,扩散可以这样定义:物质分子总是存在一种趋势,即从高浓度区域向低浓度区域运动,直至达成均匀分布。
老子说:天之道,补不足而损有余。大体上就是说明以上道理。只是楼主是否知道后面还有半句:人之道则不然。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所以我觉得《道德经》是个好东西。
2.楼主二楼的---历史大势(二)中央集权,全篇就是说中央集权和治水的需要,不知阁下是否对古代中国的另一个因素“精耕细作的农业传统”有所研究?
3.我个人认为,中国的未来并不在于什么出不出头,而在于是否可以有方法解决工业内卷化的问题。
楼主好文才。
谁活着谁就能看见
楼主发了文章就跑路了,楼下一帮兄弟们很落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