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941年上海谍战特工们的各种武器详细资料和图片

CD的朋友们谁有资料，请发上来，谢谢

各位枪械达人请帮忙啊

我也想求，收集多点图

去看一下上海公安博物馆，里面有很多这类实物的。

greatallah 发表于 2011-1-13 22:05


    老大，要是能去早去了，在北京呢，而且急着要

百度 民国手枪

只能帮XD顶了，可惜偶还一直没机会去上海公安博物馆啊........

谍战中使用的武器多种多样，各国间谍组织都会用各种途径去获得所需的款式。不过，我还是会想办法帮你找一下。这些，差不多就行了，无需太精确。

当年的所谓一枪 二马 三花口 四蛇 五狗 张嘴蹬，加拿大撸子，m1911大眼撸子，各种驳壳枪，盒子炮，小日本的各种南部手枪多了去了，各种手动步枪，冲锋枪好像汤姆逊的比较多，甚至于各种机枪都有应用。

xqqx926 发表于 2011-1-13 22:46


    谢谢啊

PRSOV 发表于 2011-1-13 23:13


    谢谢您，我也是不太了解这方面才来求助的

ghos 发表于 2011-1-13 23:14


    恩，谢谢，可以再详细一些么

楼主要写书，拍电影？拍电视剧？电脑游戏？话剧？

宋克威 发表于 2011-1-13 23:42


    朋友拍影视，负责影视美术和道具，托我找资料

回复 15# 闪闪


    至少你的朋友还是认真对待道具问题了，比大多数的国产穿帮片强多了

特工们一般用短枪或者是手枪居多，而且根据任务，使用的枪支也比较杂，我觉得只要是在1941以前生产的主流枪支用作道具，就可以排除硬伤了，

典型武器：
勃朗宁m1911

各式毛瑟驳壳枪

FN Browning M.1922 .32 Auto Pistol

各种左轮 ，左轮的型号比较繁杂，我也不是很懂，你可以搜一下，图片发到坛子两然大家给看看年代

冲锋枪可能只有汤姆逊冲锋枪和花机关（德国造MP18冲锋枪）两种比较合适了，其他冲锋枪在1941前没有在中国大量装备的记录

以上这些枪支你用名字在谷歌上搜一下，基本就能找到资料了

“特战先锋”刚播完。

lz的朋友跟“特战先锋”的风？影视圈同质化现象越来越严重了。

如果楼主想找比较特殊的枪械的话……以下几种应该不错……各国秘密行动部门应该都有装备……








苏联女性情报人员常用的口红枪……有一个浪漫的名字——死亡之吻……

附公安博物馆馆藏枪械……

这方面的资料还真没啥印象.给楼主一个链接供参考
http://smallarmsillustrated.tripod.com/03.htm

谢谢资料分享！

gustov,万分感谢啊，不知怎么把金钱给你，是得点击回答问题么？

回复 17# 蓝蚊子


    哦，谢谢啊

TG特工还使用过机枪，应该是ZB-26，据模糊记忆有
一次是修理外国租界内的装甲汽车，连坑带眼打了三十多个
一次是除汉奸，架在墙上堵着后门对汽车和保镖扫射

美苏日的可能相对统一些，国内的本来就是万国牌，捞到什么用什么喽

拍什么影视剧呢？还美国苏联中国日本的这么热闹的

闪闪 发表于 2011-1-14 14:33


    不用了……我没点……论坛币这些无所谓呢……咱论坛上卖下载资源的不多……

红旗漫卷西风烈——长征中红军的轻武器
综合评述 2010-09-05 15:47:01 阅读6448 评论10   字号：大中小 订阅
  

中央红军长征路线示意图。通常所称的长征一般是指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此外先后从各根据地出发到达陕北的还有红25军、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等。
7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世界战争史上最具传奇性的战略大转移之一。由于自然环境险恶、军情紧急，长征中留下的文献档案很少，关于红军使用的武器更是没有留下任何直接资料。笔者搜集了大量我军将帅回忆录、传统教育资料、地方史志和国际友人关于长征的著作，将散落于其中的那些一鳞半爪的资料综合写成本文，希望能对读者还原历史、了解长征中红军轻武器的使用情况有所帮助。
红军出发时的实力
1934年10月，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近一年后，中央苏区已经陷入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红军不得不着手开始准备即将到来的大转移。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所著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开篇这样记叙道：“1934年春夏进行的一场特别征兵运动是这一计划的组成部分，即恢复红军的力量，动员江西地区现有的一切人力……车间开始修理枪支武器，生产新的手榴弹，从战场找回了子弹壳，重新装上火药和铅头，铅用完了，就用木制弹头。……”考虑到离开根据地后补给的困难，这种准备同样包括武器的调配，较好、较新的枪支被集中到主力红军手中，较差的则换给赤卫队和游击队。

延安时期的陈云同志。他于1935年在莫斯科期间以化名发表了《随军西行见闻录》等多篇文章，是最早出现的记叙红军长征情况的资料。
根据1934年10月8日的统计，从江西根据地出发的中央红军包括军委第1、2纵队，红一方面军第1、3、5、8、9军团在内，总兵力共8.68万人，这支庞大的部队只装备有步马枪29153支、迫击炮38门、重机枪357挺、轻机枪322挺、手枪3141支、冲锋枪271支。虽然8.68万人中有相当数量的机关、后勤人员，但很多作战部队还是没有足够的枪支，因此又携带了6101根梭镖、882把大刀作为补充。这些武器不仅种类繁杂，而且配件不全，步马枪中只有60%配有刺刀，长征开始后更是难以保证必要的维修和保养，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这些武器的作战效能。而更大的问题在于枪弹严重不足，红军只携带了步马枪弹141.8万发，平均每支枪只有40余发，而且其中多半是红军兵工厂自行复装的，不能用于连发武器，而机枪弹仅有22.3万发，几乎连一场稍大的战斗都不能支撑。其它几路红军的装备情况与中央红军大体相似，例如后来的西路军，尽管是由总体实力较雄厚的红四方面军中的红5、9、30军及骑兵师、妇女独立团等组成的，但全军2.1万人也只有8000多支枪，每支枪只有5到25发子弹。这些不多的武器在中央红军突破4道封锁线后已经消耗大半，而此后长达一年的漫漫征途中，红军的武器弹药几乎全靠作战缴获，在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平均每天行进30多公里、一天一战的情况下，其难度可想而知。
红军的敌人
红军的武器与他们的敌人相比，孰优孰劣？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非常复杂。因为红军在长征中遇到的敌人除南京政府方面的所谓中央军外，还有至少10个以上的地方军阀部队。虽然经过了1928年的“编遣会议”，但红军的敌人仍然是由名义上统一在南京政府旗帜下的各个割据势力组成的，由于各自的财力和武器来源不同，装备和训练水平也有很大差距。中央军所部装备自然是最好的，因为他们拥有大部分国家财政收入、港口和上海、金陵、汉阳等近代化兵工厂，象中央军的三三制部队中，每个步兵连配有轻机枪9挺、步枪80余支，每营有装备一个装备6挺重机枪的重机枪连，还有一个配炮2门的营属迫击炮排。东北军、滇军和晋军则是地方部队中装备较好的。东北军拥有曾是远东最大的东三省兵工厂，并自外国购进大量先进武器，因而实力雄厚，象红军在陕北遇到的东北军第57军，每连有轻机枪9挺，每营有一个重机枪连，每团有迫击炮连和平射炮连各一，火力可与中央嫡系部队媲美。曾赴贵阳“救驾”的滇军孙渡纵队每连则有轻机枪12挺，重机枪配置到团部，旅部直辖迫击炮、重机枪各一连，这些全系购自法、捷、比三国，在武器质量上甚至还超过中央军一筹。

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在会理采访红军长征的见证者。他在1980年代所写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是解放后国内外关于长征最权威和最全面的著作之一。
而川、黔以及青海、甘肃的地方军阀与前者相比，实力和武器装备则要落后得多，这也是红军决定向上述地区转进的重要原因。尤其是作为突破乌江、四渡赤水等重要战役发生地的贵州，地方军阀王家烈、侯之担部不仅人数少、装备差，而且嗜吸鸦片，战斗力极弱。出于长期割据的目的，他们也在黔北重镇赤水建立了自己的兵工厂，即1924年军阀周西城以原“官炮厂”为基础扩建成的赤水兵工厂，该厂实行“公督商办”的股份制，内设枪、弹二科，鼎盛时有2、3千人，除步枪外，还生产冲锋枪、马克沁、三十节式机枪及各种弹药，不过质量粗劣。中央军入黔赶走王家烈后，该厂交由四川军阀刘湘接收，后拆迁到重庆。侯之担部的步枪除部分汉阳式外多是仿自老式“九响毛瑟”的赤水造，同时有一部分赤水造的小迫击炮、轻机枪和掷弹筒。陈云同志化名廉臣于1935年秋发表的《随军西行见闻录》是最早公诸于世的关于红军长征情况的记录，其中讲述突破乌江经过时谈到：“……侯之担部虽号称两师，但枪弹均系其赤水兵工厂所土造，且无新式武器。这样兵力，如何能当朱毛赤军……侯部在河北工事中扼守时，赤军当即以机枪、迫击炮攻击对岸侯部，侯部立即还击。但侯部之手提机枪及花机关都系赤水兵工厂所土造者，射力不远，不能达南岸……赤军即一跃登岸，驱逐河边工事内之侯部而占领其工事。”。红军将这些赤水造步枪蔑称为“九响棒棒”，缴获后全部转交给当地组建的游击队。而红军在贵州期间真正的“进项”来自于1935年2月间二渡赤水、再占遵义时与中央军吴奇伟部的战斗，据《红星》报记载：“此役总计击溃敌20余团，敌死伤千余，被俘2000余，我军缴获机关枪20余挺，步枪3000余支，子弹30万发……”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在武昌附近作战的清军（新军）所装备的马克沁机枪。该枪是国内列装最早和使用最广泛的水冷式重机枪。
川军的装备则差次不齐，即有进口的先进武器，也有重庆、成都的兵工厂自行生产的质量不高的产品。川军第24军在川康边区阻截红军时，第5旅在野猪岗一带和红军对峙。红军在对山以火力掩护部队由山下向野猪岗仰攻，川军的自造枪支因射程有限，无法打到对面山上的红军，只有向山下仰攻的红军射击，但自己却经常被对山上的红军直接一枪击倒。《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有人问一个曾在泸定桥打过仗的原国民党军官，为什么红军在夺取泸定桥的时候伤亡那样少?他说，因为国民党的枪支太陈旧，子弹都潮湿发霉了，大部分打不到河对岸。……”这虽然是笑话，但却也有一定事实根据。而青海、甘肃一带地瘠民贫，地方军队的装备也较差。红一军团路过六盘山后，击溃了甘肃军阀马鸿宾的一个团，结果却只缴获到“有资格放到古董店中去”的80支“十三太保”和“九响毛瑟”，为避免其流入民间贻害百姓，红军不得不专门派了两个连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用石头将这80支破枪一一砸烂。

红军使用过的仿法国布朗德式82毫米迫击炮，是红军长征中最“重型”的武器，但在强渡大渡河一仗后就因缺乏炮弹而无法发挥作用。
红军的战术
红军在经历了湘江战役的挫折后，很快便舍弃了“大搬家”的转移方式，不再携带过多辎重，除少数几门迫击炮外，所谓的“重火力”只有各种轻重机枪。但红军很善于把有限火力集中起来使用，形成局部的优势，这种办法在生死关头多次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强渡大渡河时，红军以6挺重机枪、数十挺轻机枪的集中火力，成功掩护熊长林等17名突击队员渡河，夺取并巩固了岸头阵地。《随军西行见闻录》中这样记述：“……河之南岸，红军则布置机关枪及迫击炮之阵地，并配置有特等射手，以配合船上的强渡部队。当红军所驾之船离南岸时，刘军即对之射击。但红军不稍畏缩，勇往直前，竟抵河之北岸，当即一跳上岸。虽刘军对之射击，但只有四个受伤者，其余则一齐扑至刘军工事内。此时刘军一方惊于红军之英勇，胆气已寒，又加河南岸红军之机枪迫击炮瞄准射击，刘军几不敢抬头，而渡河之十余红军即占领刘军工事而缴其一部枪支。闻刘军有一机关枪手，正拟至高山阵地架机关枪，行不十步，即被对岸红军之特等射手射倒于地。因此刘军全部向后退上高山。红军即抢守工事制止刘军向下，一方则重驾船返至南岸载红军渡河。待红军渡过一营后，红军即向刘军冲锋。刘军兵心已寒，全部溃败……大部被其缴枪。……”而在夺取泸定桥的战斗中，守军有川军一个营，而此时的红军连一发迫击炮弹也没有，但他们在240华里的连续急行军中还是想方设法带来了3挺机枪，指挥员杨成武将其布置在桥头的制高点上，战斗开始后，红军机枪手的准确射击将对岸的敌人打得抬不起头来，掩护廖大珠等22勇士一举夺桥成功。

飞夺泸定桥的指挥员——时任红四团政委的杨成武将军
红军的另一个办法就是把好武器集中到少数精锐部队中，组成一击制敌的“杀手锏”，最典型的就是红军中唯一的“钢盔部队”——陈庚率领的红色干部团。该团于1934年10月由彭杨、公略两军校和红军大学合编而成，战士均系连排以上干部，装备也优于普通部队。土城战役中，红军碰上实力较强的川军“模范师”郭勋祺部，形势一度不利，关键时刻干部团力挽狂澜，由四营重机枪掩护，头戴钢盔的一、二营发起白刃冲锋，一举将敌击溃，使红军转危为安。当时敌人都知道红军有个戴钢盔的干部团战斗力强，以致于闻风丧胆。另一个红军精锐的例子是1935年10月15日陈云在共产国际会议上作《关于红军长征情况的报告》时特地提到过的红四团：红军入滇后，该团侦察连采取化装奇袭手段，“头戴钢盔，上穿四兜上装，下着马裤，腰缠精致皮带，裹腿整齐。每人挂着一只从蒋军那里缴获的皮包，营以上军官都配有望远镜……滇军和黔军的机枪都没有我们这么多。……”当地的敌人错把他们当成了中央军，一天之内，红四团不费一枪一弹地连下禄劝、武定、元谋三个县城，杨成武后来曾写过《智取三县》专门记述这一战例。

安顺场红军纪念馆中陈列的国产民24式马克沁重机枪。当时红军的敌人应该还没有装备这种1935年刚刚定型的新式武器。
由于没有稳固根据地支持，在红军最终了选择运动战而不是与敌人硬拼消耗后，主动发起战斗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获得武器物资的补给。陈云同志化名施平于1936年春发表的《英勇的西征》中就说过：“……我们的红军战士，不大乐意同各省地方军阀厮打，而只高兴和南京军阀交战，因为击溃了一个南京军阀，通常总是得到大批粮食、军械，而地方军阀却比较寒穷得多了。……”红军在长征途中的习惯作法就是用缴获来的好枪装备自己，将替换下的旧枪用于武装当地群众，或是赠送给地方友好势力，实在无法带走的就地销毁。1935年4月，红30军在包座战斗中歼灭敌胡宗南部49师，缴获大批武器弹药，除挑选其中较好的一部分补充部队外，其余均付之一炬。红军在作战前，时常要考虑“成本”的问题，也就是说缴获一定要大于消耗，特别是子弹，否则就尽量避免作战。红军进入甘肃后与地方军阀鲁大昌部交手，虽然将鲁部彻底打败，但红军在战斗中消耗了近3万发子弹，只缴获来一些破旧枪支和因口径不合而不能使用的子弹，因此红军认为这场战斗是“赔了本”。这种情况一直到1935年10月7日，红军陕甘支队第一支队在固原县青石嘴消灭东北军何柱国部两个骑兵连后才得以改观，这次战斗缴获数百匹战马和10余马车的枪弹和军衣，但最使战士们兴奋的还是这些来之不易的子弹——杨定华在《由甘肃到陕西》中将其形容为“简直看作比生命还要贵重”。1935年11月，红一方面军在直罗镇战役中歼灭东北军牛元峰部1个师又1个团，以消耗12万发子弹的代价，缴获捷克造马枪5000枝、轻重机枪250挺、子弹26万发，这次丰厚的缴获为巩固陕甘苏区，为将革命大本营最终安放在西北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所以当《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埃德加•斯诺在1936年6月进入陕北根据地时，他看到的红军是由杂乱但不失精良的武器装备起来的：“红军声称他们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枪械和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弹药是从敌军那里夺来的。……我所看到的正规军基本上是用英国、捷克斯洛伐克、德国和美国机关枪、步枪、自动步枪和山炮装备起来，这些武器都是大量地卖给南京政府的。”
红军使用的部分轻武器
关于红军使用的轻武器，马式曾先生在《轻兵器》10月（下）发表的《长征中的轻武器扫描》中已作过详细列举，在此只作一些拾遗补缺的介绍：
★步枪
除各种毛瑟步枪及仿制品外，红军使用过的步枪还有日本三八式和英国恩菲尔德两种。三八式6.5毫米步枪即后来所称的“三八大盖”，在当时而言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武器，1917年北洋政府陆军部通过泰平公司一次即购买过4万支，后来奉系、粤系、晋系都曾大量进口过。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1924年开始仿制，最高曾月产3000支，东三省兵工厂也有仿造。红军在创立初期即接触到这种步枪，如广州起义的主力——教导团就全部装备的是从奉军手中缴获的三八式。而西路军西征途中遇到的马步芳、马步青所部，也装备有部分新购进的三八式步枪。

德国M1888式步枪，即通常所称的“老套筒”，在红军中它是很常见的武器。
红军使用的恩菲尔德步枪主要是一战前后生产的MK Ⅱ或者MK Ⅲ型，采用独特的后闭锁榫及闭膛时才进入待击的设计，射速快、精度好、坚固耐用，缺点是重量较大。由于其口径是国内较少使用的7.7毫米，因此应用不象德、日式步枪那样广泛，甚至不及俄式“水连珠”步枪，主要分布在受英国殖民势力影响的长江流域，江浙和四川的地方军阀部队都有所装备。另外藏区由于与当时属英殖民地的印、巴地区相邻，英式武器输入比较方便，因此该枪使用较多。
★轻机枪
在反映长征的影视作品中，我们看到红军使用的轻机枪都是捷克ZB26。由于该枪闭锁可靠、更换枪管迅速，因此很快成为后来国内轻机枪的主要品种。当时使用的ZB26除了进口的外，还有大沽造船所、重庆武器修理所、广东兵器制造厂和巩县兵工厂仿造的，不过除巩厂产品外质量均较差。事实上，红军当时使用最多的轻机枪还有哈其开斯M1922/26，该枪有多种口径和供弹方式，国内进口的都是7.92毫米的，使用25发弹板供弹，枪管可以更换，该枪为导气式原理，性能可靠，缺点是重量较大，超过14公斤。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亦制造过这种枪，月产曾达20挺，1932年6月国民政府兵工署召开全国制式兵器会议，打算以其改进型为制式轻机枪，虽因抗战爆发未能实现，但也是对该枪性能的一种肯定。

军博中陈列的三种当时国内常见的轻机枪，从上至下分别是：比利时FN M30（带枪口消焰器）、哈其开斯M1922/26、麦德森轻机枪。
红军使用过的轻机枪还有“勃朗宁”、“歪把子”和路易斯机枪。“勃朗宁”即勃朗宁M1918的各种仿制和改进产品，是红军装备的综合性能最好的一类轻机枪，产地包括美国、比利时等国。其中比利时生产的称为FN M30，它是在M1918基础上改进而来的，外形与美国原品有较大不同，口径为国内通行的7.92毫米，因此使用更加广泛。这些机枪不仅中央军中有装备，地方部队也有使用，特别是滇军，曾大量进口过比利时造勃朗宁机枪。红一方面军进入云南后，在与滇军的战斗中缴获过这种武器，而红四方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时也缴获过一定数量的美国造勃朗宁机枪。“歪把子”即日本大正11年式6.5毫米轻机枪，特点是采用漏斗供弹，该枪1920年代中期装备日军，但1924年东三省兵工厂就开始仿制，称十三年式轻机枪，1928年正式投产后改称十七年式轻机枪，月最高产量40挺。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苏区同中央军和西北军作战时，缴获过不少这种机枪，并在1933年初入川后粉碎“三路围攻”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红11师在进攻鸡子顶的战斗中使用了10余挺“歪把子”，一下便打垮了川军刘存厚部一个团，取得竹峪关大捷。路易斯机枪又称“转盘机枪”，是一战中英军的制式装备，口径7.7毫米，采用上置的圆形弹盘，枪管外有大型铝制套筒，红二、六军团中曾有少量装备，红9军在1933年万源保卫战中也从刘湘所部手中缴到过这种武器。

长征前朱德（中立者）和红军指战员在一起。近处的机枪应为美国产7.92毫米勃朗宁M1922型轻机枪。
★重机枪
红军使用的重机枪包括水冷和气冷两类。水冷式主要是马克沁和三十节式。除德国原产品外，红军接触较多的马克沁还有两种国外的变形，一种是英国的维克斯7.7毫米机枪，一种是俄国的索科洛夫7.62毫米机枪，前者冷却水筒表面带有横向棱槽，采用特殊的笼状枪口消焰器，后者则改用双轮式枪架并带有护盾。马克沁是旧中国最普及的制式机枪，有金陵兵工厂、广东兵工厂、巩县兵工厂、汉阳兵工厂、大沽造船所等10余个厂家仿造过，多数仿自M1899及M1908/15，结构大同小异，巩厂还仿造过俄式轮架马克沁。当时最新式的是金陵兵工厂根据M1908/15改进的24年式，特征是消焰器后的圆形遮光片，该枪投产后被迅速投入到“剿共”一线，当1935年夏内蒙德王赴北平要求政府拨发武器时，何应钦曾对他说：“现在新式机关枪都用以‘剿共’，不能多拨。”国产重机枪数量仅次于马克沁的是三十节，其生产厂除汉阳外，还有上海和华阴兵工厂等，1931年时全国月产超过140挺。该枪是根据美国勃朗宁M1917测绘仿制，外形与马克沁相似，但机匣尾部是手枪式独立小握把而非立柱式双握把。

十九路军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使用的三十节式重机枪
进口的气冷式重机枪主要有法国哈其开斯和日本的三八式、大正三年式。哈其开斯是其中使用最多的型号，从民国初年开始进口，常见的为1914式，口径7.92毫米，特征是采用30发弹板或250发钢制弹链供弹，枪管后部有大型散热片，机匣尾部有方便操作的握环。该枪从地方军阀到中央军都有广泛装备，其1930式还一度有希望取代马克沁成为全国统一的制式重机枪。三八式、大正三年式都是哈其开斯的改进产品，日本曾利用这些武器来扶植亲日的地方实力派，因此早期使用该枪较多的是袁世凯的北洋军，后期则包括粤系、奉系和晋系军阀，后者还分别进行了仿制，如广东兵工厂、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仿制过三八式6.5毫米重机枪，东三省兵工厂则根据三年式生产了十三年式重机枪，口径有6.5毫米和7.92毫米两种。

法国哈其开斯M1914型气冷式重机枪。特征是铜质小握把和机匣末端的握环，散热片数量为5片。日本仿制的三八式重机枪口径为6.5毫米，同时散热片改为7片。
★冲锋枪和自动手枪
《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在讲到强渡大渡河的17勇士时，称他们“每人装备一支驳壳枪、一挺花机关、一把马刀，还有8颗手榴弹……”。这里提到的“花机关”，是指德国MP18/28冲锋枪，正式的叫法是“白格门（伯格曼的音译）手提机枪”。1925年汉阳兵工厂率先仿制MP18，但口径改为7.63毫米，1926年上海兵工厂和金陵制造局也开始仿造，两年中共生产了6000支，广东、巩县兵工厂和大沽造船所也先后仿造此枪并有所改进，口径包括9毫米、7.65毫米和7.63毫米。由于这些武器具有木制全枪托、左侧横置弹匣的共同外形，而且枪管护套上布满圆孔，因此通常将其统称为“花机关”。

大沽造船所仿制的“花机关”，弹匣由左侧横置改为在枪身正下方。
“花机关”对红军而言并不算新鲜，因为此前国内已经有比较广泛的使用。红军在长征中遇到的各路敌人中，即使是较弱的川、黔、甘、青等的地方军阀，都装备有多少不等的“花机关”，《随军西行见闻录》甚至提到少数民族武装拥有的这种武器：“彝家均有武装，有数千快枪并有少数手提机关枪，均缴自汉军……”。红军在建立根据地的作战中，已陆续缴获过部分“花机关”。如1931年9月第三次反“围剿”，红四军在兴国方石岭全歼敌52师韩德勤部，就缴获过20多支“花机关”。为满足部队急需，洪湖、鄂东南、闽浙赣等兵工厂都曾少量仿造过“花机关”，银坑弹药厂也用步枪弹壳改制过冲锋枪弹。中央红军在离开江西时携带的武器中，就包括271支“手花机关”和6.7万发冲锋枪弹。外国传教士R.A.勃沙特在和红二、六军团长征队伍共同生活一年之后，在1936年10月写了一本《神灵之手》，其中提到一个红军小战士，因为他出天花时留下了麻子，被战友们善意地起了一个“小机关”的绰号，意思是说他的脸像“花机关”的护套一样，这至少说明当时红军对这种武器是非常熟悉的。
   
表现红军主要领导人由皎平渡渡过金沙江时情景的美术作品。船头警卫员手中的武器正是“花机关”。
而德国M1932自动手枪对于长征途中的红军来说，却是一种新式武器。该枪增设了在卡尔•威斯汀格专利基础上设计的单、连发机构，使用加长的20发弹匣，因此通常称为“快慢机”或“20响”，装上木制枪套后，外形和火力都接近于冲锋枪，而在实际战斗的确也是把它当作冲锋枪来使用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曾记述1936年3月，红二方面军6师18团与敌万耀煌纵队在章坝附近的一次遭遇战，红军以重大牺牲为代价，缴获了8支敌人刚刚装备的“快慢机”，当时18团遇上的恰是万耀煌的指挥部，虽然万部并非嫡系，但按当时国内军队指挥机关的惯例，其卫队还是配备了相当数量的M1932之类的速射武器。不过18团也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武器，在石阡以西突破敌人封锁线、歼敌23师一个营时，就缴获过一支“快慢机”，时任师政委的廖汉生将军在回忆录中谈到：“过去我们的驳壳枪都是打单发的，这次缴的20响驳壳枪既可以打单发又可以打连发，手指头勾住扳机不松，哗哗哗……20发子弹全打出去，象机关枪一样。这是我们部队第一次缴到20响驳壳枪，郭鹏师长高兴得爱不释手，于是成均团长、余秋里政委把这支枪送给了郭师长。”

红二方面军的部分指战员合影。从照片中可以看到其中大部分人都携带着驳壳枪。
在各次战斗中缴获的“快慢机”实际上成为红军长征中的重要装备之一，在娄山关、大渡河、泸定桥等一系列战斗中，突击队员们依靠其炽烈火力，一再成功将红军带出了绝境。装备最多的当属红四方面军，长征中在和胡宗南部的战斗中曾有多次缴获，这些武器后来在西路军的倪家营子、石窝等一系列悲壮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时任红30军代理军长的程世才回忆：1937年4月，在走出祁连山后，发生了西路军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战斗——白墩血战，当时西路军余部被两个旅的马家军骑兵分割包围，当敌人马队已冲到30米内的危急关头，程世才和警卫员硬是凭借7支“快慢机”的火力，从1700名敌骑的两路包抄中杀开一条血路，最终带着最后的近500人突出重围。
★手榴弹
手榴弹是红军的重要装备之一，也是除大刀、梭镖和复装子弹外，红军唯一能大量制造和装备的武器。中央红军出发时共携带76526枚，几乎达到人手一枚。红军常用的手榴弹有两种——木柄手榴弹和麻尾手榴弹。当时的木柄手榴弹有巩造、汉造、晋造、宁造等式样。巩造仿自德国M1924式，但改用铸铁弹体和钾梯炸药，晋造、汉造、宁造构造与巩造相近，个别尺寸有所不同，其中晋造按体型大小又分为若干号。虽然1934年根据地兵工厂便能制造木柄手榴弹，但因为制造要求和成本较高，所以红军使用的木柄弹几乎全为缴获，自行生产的全部是无柄的麻尾手榴弹。

红四方面军制造的马尾手榴弹。除表面铸有镰刀斧头图案外，弹尾皮条上还穿有定向用的铜钱。
麻尾手榴弹国内同样使用较早，北伐时曾大规模使用，上海、金陵等兵工厂也短期生产过，广西炸弹厂一直生产到1936年，主要供给地方军阀部队，因此长征中红军的对手也常常使用这种武器。红军生产的麻尾弹没有统一的型号，各根据地自行组织生产，但都采用铸造弹壳，弹壳外形有蛋形、梨形及瓶形等，大小不一，外表一般铸有纵横沟槽，有的制造精细的还铸有镰刀斧头图案及标语口号。弹壳较大的一端装有撞针、撞针簧、碰火等组成的碰发机构，撞针平时靠保险销或铁皮制成的保险片固定，另一端一般铸有或焊有圆环，拴有一条长近半米的麻、棕或皮条制成的绳辫，“麻尾”之名即来于此。使用时的方法类似于投石带，用手握住绳辫末端，抡圆后甩出，近距离时直接手握弹体投出，弹体在空中飞行时绳辫拖在后面，确保弹体前端着地发火。红军制造的麻尾弹除铸铁壳外，还有大量的铜铸弹壳，原因是铜的熔点稍低，便于铸造，而且其材料以铜钱为主，来源广泛，再者就是铜质软，手工即可加工弹壳口部的螺纹。长征中，红四方面军的随军修械所一直坚持生产这种手榴弹，供给部队需要，西路军即使在倪家营子被围的艰苦环境中仍没有停止生产。但麻尾弹携带不便，特别是性能比较落后，由于引信部分外露，容易受潮和发生意外，而且其发火方式很不可靠，落在水中及软地上即不能正常起爆，也不能在空中爆炸，因此长征结束后逐渐停止了使用。
长征中使用手榴弹最多的一仗便是夺取腊子口。腊子口是红军遇到的最难攻克的天险要隘，宽仅丈余，敌人在隘口内设有机枪工事，以交叉火力封锁隘口，并在山腰上布置一连守兵，见红军进攻，便向下猛掷手榴弹。红军进攻一天一夜均未得手，伤亡很大。1936年发表的杨定华所写《雪山草地行军记》中这样描述战后战场情景：“……隘口周围五十米内单不爆炸之手榴弹就有一两百个，树木则被炸成残灰……”。红军最后赢得战斗胜利的法宝也是手榴弹，红2师师长陈光亲率17名战士，夜间从左翼攀登上山，然后迂回到右翼山上敌人据点，以手榴弹进行猛攻，守敌相继败走，隘口内的敌人怕被包围也随即撤退，红军遂乘胜占领腊子口。

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雕塑中红军战士紧握着一枚手榴弹。
结语
相信读者看到这里时，已经对长征中的红军有了一个全然不同的认识。在远离根据地、又没有任何外来支持的情况下，红军需要面对数量超过自身十倍的敌人，在武器的总数和质量上，特别是重武器方面，远远不能与敌人相比，虽然红军的装备中不乏以舶来品为主的新式枪械，但这些轻武器上的某些暂时优势，却也因为缺乏后勤保障和总体上的劣势而被抵销掉了。红军之所以能够取得长征的最后胜利，归根到底是因为有了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的支撑。这种长征精神是历史馈赠给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才是红军最具威力的武器。

红军长征路过会理时留下的标语口号。北上抗日、革命到底的坚定信念是支撑红军战士完成长征壮举的最有力的武器。

注：本文曾发表在《现代兵器》2007年第8期上。

驳壳枪轶事
枪械评析 2010-08-11 15:25:01 阅读286785 评论167   字号：大中小 订阅

　　标准型M1896式驳壳枪。该枪型在德国一直生产到1930年。枪身左侧后侧刻有毛瑟公司的商标。  
　　没有一支枪能象驳壳枪那样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留下如此之深的痕迹。在20世纪的前50年中，它一直活跃在中国的军事甚至是政治舞台上，在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它在中国是那样普及，以至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它曾一度作为手枪的代名词。
“名字”最多的手枪
　　驳壳枪最早何时出现于中国，现已无从考证。有一种说法认为是十月革命后流亡中国的白俄最早将这种枪带入国内，当时军阀张宗昌、张作霖的白俄雇佣军中，很多人随身都携带一支驳壳枪。但实际上在此之前，驳壳枪在国内就已经有使用。早在1912年9月，北洋政府陆军部就与德商礼和洋行(Carlowitz & Co)签约，购买“自来得毛瑟手枪200杆”，连同500发子弹和全套附件，每把价值足银58两，证明在民国元年中国就出现了这种价格不菲的舶来品。

   毛瑟公司为俄国订制的“Bolo”（Bolo是布尔什维克Bolsheviks的简称）驳壳枪。该枪系在短管警用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曾有相当一部分随流亡中国的白俄进入中国，是最早进入中国的驳壳枪之一。
　　驳壳枪的名字总是和毛瑟联系在一起的，很多时候都把这种枪叫做“毛瑟手枪”。尽管缺乏相关资料佐证，但一般认为它并不是毛瑟的发明，而是德国枪械师费德勒（Feederle）兄弟于1893年设计的，次年在德国奥本多夫的毛瑟兵工厂制成样枪，并先后在德、英、比、法等国获得专利（专利申请人是毛瑟），1897年初正式定型为M1896式手枪，又称C96式。
　　对外来事物一贯敏感的中国人，很快便接受了驳壳枪这种新式武器。但在旧中国人们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情况下，对驳壳枪那一长串洋文名字却是无从“下口”，但中国人有自己的办法，他们根据各种驳壳枪之间的差异，分别给它们起上一个简短的绰号，既朗朗上口，又简单好记。尽管欧洲人也曾把驳壳枪叫做“扫帚把”（Broom Handle），但比起中国人给它起的绰号来，无论是种类还是想象力的丰富程度，还都差得很远。这些绰号广为流传，以致于在很多场合人们只使用这些俗称。

    驳壳枪和盒子炮的名称均是由装枪的木制枪套而来。图中这支带有国民政府兵工署标志的驳壳枪是专为出口美国市场而用旧有零件拼装而成，口径已改为9mm，木制枪套则是重新制作的。
　　外国人把驳壳枪称为“扫帚把”，多半是指它附带的木制枪套的形状，当它倒接到握把后端的时候，看起来确实有点象扫帚，这也是这种武器在中国最大众化的称呼——“盒子炮”、“匣子枪”中“盒子”和“匣子”的来历。对于最常见的7.63mm口径的驳壳枪来说，其弹头初速可达到425米/秒，这在当时的各种手枪算是比较高的，是老式铅头左轮弹的近两倍，弹头飞到1000米外还有杀伤力，因此往往在“盒子”后面又加上一个“炮”字来形容其威力巨大。而“驳壳枪”的名字来历也与音译有关，其得名也是因为那个木制枪套，“驳壳”（早年曾译做“卜壳”）正是英文中“盒子”（box）的音译。另一种说法是，驳壳枪表面比较平滑，就象是造铁驳船用的钢板一样，故称其为“驳壳”。

    国内仿制的驳壳枪，枪身右侧后部刻有“自来得手枪”字样及太极图标记。
　　驳壳枪在旧中国最“官方化”的称呼当属“自来得”，当时包括政府文件和兵工资料在内的许多正式场合都使用这个名称。“自来得”的“得”并非是德国的“德”，但这个名称的确来源于德语，是德文“自动装填”（Selbstlade）的音译，“来得”即lade，相当于英语的load，指子弹上膛之意。“自来得”的口碑如此响亮，所以当时国内有的厂家专门在其产品一侧刻上这几个汉字。
　　驳壳枪本身的种类就很多，加上各种变型和仿制品那就更加复杂了。德国毛瑟原厂生产的就有5种，分别是M1898、M1912、M1916、M1930和M1932。其中M1898和M1916的口径为9mm，后者多是由7.63mm口径改造而来的，为和其它口径相区别，在握把上刻有一个很大的阿拉伯数字“9”，并漆成醒目的红色，所以这种型号又被称为“大红九”。9mm口径除贝拉巴鲁姆弹外，还有9mm毛瑟手枪弹和9mm拉果弹两种，三者弹壳长度不同，威力也有差别，互不通用，其中前两种口径的驳壳枪在中国也有使用，不过数量不多。在中国最常见的，还是7.63mm口径的各式驳壳枪。

    M1916式“大红九”驳壳枪。由于7.63mm毛瑟手枪弹和9mm贝拉巴鲁姆手枪弹底缘尺寸相近，所以装弹的桥夹可以通用。
　　除了被称作“快慢机”或“20响”的M1932式之外，上述各枪都是半自动型号，由10发固定弹仓供弹（极少数是6发或20发的弹仓），装弹时得先保持枪机在后方，然后用一个装满子弹的桥夹（这个桥夹一般被称为“梭子”）插到机匣正上方的缺口中，然后向下用力，把子弹压进弹仓去，压完后再把空桥夹拔出来，电影《平原游击队》最后击毙敌酋松井那组镜头中就有这方面的细节。

    三号警用型驳壳枪，装有短枪管和小号握把。图中所示的这支三号驳壳枪是朱德同志在南昌起义时曾经使用的，枪身右侧刻有“南昌暴动纪念、朱德自用”字样。
　　驳壳枪在国人眼中的分类方式非常奇特和形象，它们是按体型大小区分的，称为“几号”或“几把盒子”：“1号”即“头把盒子”，采用全尺寸枪管（140mm，西班牙产品还有枪管超过180mm的型号）和全尺寸握把，因其枪管细长，又称为“长苗盒子”（“苗”指枪管），《烈火金刚》中的侦察员肖飞用的就是这种枪；“2号”即“二把盒子”，采用稍短的枪管(132mm)和全尺寸握把，在军用毛瑟手枪中这种型号最为常见；“3号”即“三把盒子”，采用短枪管(97mm)和小尺寸握把的警用型，朱德同志在南昌起义时使用的就是该型手枪，原因是朱德当时还身兼南昌市公安局长一职。对“二把”、“三把”还有另外一种理解，“二把”是指采用皮枪套不能抵肩射击的“2号盒子”，“三把”则单指加有木制枪套的驳壳枪。这里的“把”不是指枪支的数量，而是指枪上可握持的部分，加长型的下插式弹匣（M1932型）和握把是“一把”和“二把”，而木制枪套的颈部也是可以手握的，故称为“三把”。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号”或“把”的分类不是按口径来的，若论口径，9mm的也称不上“头把”，因为还有11.43mm口径的驳壳枪，所以上述分类仅是指同口径而言。同时，驳壳枪型号众多，若不分口径、长短都来排队，即使排到“七把、八把”也是排不完的。
“驳壳枪之国”
　　驳壳枪在欧洲使用不多，普及程度甚至不及卢格手枪，只是俄国在一战前后曾有部分使用，它的最主要的主顾是在万里之外的中国。旧中国虽然贫穷落后，但德国生产的150万支驳壳枪中有近四分之一卖到了中国。事实上，如果没有中国的订单支撑，毛瑟公司甚至可能早就倒闭了。
　　为什么中国人选择了驳壳枪？除了它的质量、威力等因素之外，主要是因为民国初年的连年内战，国际联盟对中国实行了长达十年的“武器禁运”，而驳壳枪等各类手枪却不在受禁之列，可以堂而皇之地大量进口。据1927年3月西班牙阿斯特拉公司一个销售经理厄恩斯特•博采的记述，当时位于神户的一个日本贸易公司每个月就要向中国倾销1000到1500支驳壳枪。而中国的各路军阀们对这种手枪更是十二分地欢迎，因为它射速快、精度好，威力大，加上短小轻便，特别适合作为卫队和突击队的装备，而其它手枪则很难同时做到这些。

    国民党政府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曾经从德国等国进口了大量各式驳壳枪。图为装备驳壳枪和ZB26式轻机枪的国民党军队。注意驳壳枪上都插有装满子弹的桥夹。
　　驳壳枪的广泛装备以至于创造出了中国所独有的“手枪旅”、“手枪团”这样的部队编制。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西北军冯玉祥的手枪旅，由其分化出的韩复榘、吴化文所部，一直到抗战期间还保持着手枪旅的建制。几千人的部队，全部装备驳壳枪，这在世界军事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中国工农红军中也有类似的编制，其中以战斗在鄂豫皖边区的红二十五军手枪团最为著名，从这支部队中先后走出了韩先楚、刘震、陈先瑞等一批共和国高级将领，该团虽然只有百余人，但清一色配备驳壳枪，弹药充足、战斗力强，尤其擅长奇袭等特种作战，使敌人闻风丧胆。

    淞沪抗战中装备驳壳枪的19路军敢死队。他们的驳壳枪是插在弹药携行具和身体之间的，这是为了方便快速出枪的一种携行方式。
　　此外，西班牙生产的“皇家”等各种品牌的毛瑟手枪仿制品在国内也很常见，西班牙产品质量高低有别，但价格相对要比德国货便宜许多，其中MM31和阿斯特拉900系列等型号在中国非常畅销，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占据了相当一部分中国市场，这些手枪同样也被称为驳壳枪。上海公安博物馆中至今还保存着孙中山先生用过的阿斯特拉工艺型驳壳枪。西班牙产品与德国的外观大体相似，但内部结构有差异，从外观上看，西班牙造手枪表面有七个呈方型的销钉，而德国造则没有，故前者又被称为“七钉手枪”。
　　驳壳枪在中国始终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而且德国原厂产品价格不菲。所以从1918年起，国内四川兵工厂便开始仿造该枪，这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驳壳枪的种类。据不完全统计，到1940年为止，国内共有11个兵工厂在生产该系列手枪，仿制M1932型的厂家有5个，此外还有一些地方军阀的工厂甚至是手工作坊也在仿造这种产品。仿制品中最有名的当属山西军阀阎锡山控制下的太原兵工厂1929年开始制造的.45口径的民国17年式驳壳枪，该枪全长达到300mm，全重1.8Kg，主要装备铁路护送队。另一种加长型毛瑟手枪是大沽造船所制造的，大沽的产品与罕见的毛瑟M1917式卡宾枪外形相象，后者是在M1896式手枪的基础上改进而来，与原枪相比换用了400mm的加长型枪管和20发弹匣，并装有固定式枪托和前护木，该枪是德国在一战末期为堑壕战而研制的，只能半自动射击，而且该枪精密的结构并不适应泥泞的野战环境，后来不得不让位于伯格曼公司的MP18式冲锋枪，并未投入批量生产。但大沽的产品是全自动的，一般被归为冲锋枪类。虽然这些仿制品大小、口径、内部结构和加工质量都差次不齐，但都具有统一的驳壳枪的外形。由于当时人们对毛瑟原厂产品的普遍信赖，这些国内仿制品上还常常打上仿冒的毛瑟标记。而一部分通过官方贸易渠道进入中国的驳壳枪，在枪上刻有“德国造”三个汉字，表明该枪是中国客户订做的，国内很多仿制品上也同样刻有这三个字。更有甚者，一些单发的土造手枪也会特地被做成驳壳枪的形状，毛瑟系列手枪在中国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太原兵工厂仿制的.45（11.43mm）口径“民17式”驳壳枪，该枪总共生产了约7000支，是国外枪械收藏者竞相追求的珍贵品种。
“盒子”、枪纲与“明套”
　　驳壳枪外观上最大的特征之一就是那个木制枪套，平时作贮藏和保护枪支之用，枪套头部设计有连接件，可以此将木套固定在手枪握把后部。当接上枪套后，驳壳枪便摇身一变，从手持射击的手枪变成了一支可以抵肩射击的微型卡宾枪，可以在敌方手榴弹投掷距离之外将敌人轻松摞倒。不过这种木制枪套并不是驳壳枪的专利，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种可以使手枪实现抵肩射击的木制枪套是很普及的，举例来说，卢格P08、勃朗宁M1903、南部1904年式等手枪都有带此类枪套的型号，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手枪都有追求远射程的倾向，M1896驳壳枪的最大表尺射程也达到了1000米。不过，虽然驳壳枪接上枪套抵肩射击时精度有所提高，但由于其枪管较短，其实际有效射程也就在100米左右，但比一般单手射击时的50米还是有很大提高。若是M1932等有连发功能的型号，抵肩射击时的有效射程可达50米，比手持射击时的25米到30米也还是翻了近一番。

   大沽造船厂生产的加长型驳壳枪。该枪仅能全自动发射，实际上是作为冲锋枪或自动卡宾枪来使用的。
　　驳壳枪木套大小一般是统一的，不管“几号”或“几把”的驳壳枪，只对应一种大小的木套。这种木套看似简单，但细节设计上颇为周到，比如说那个翻盖的开关，必须从贴着身体的内侧一方向外打开，以防止匍匐前进时翻盖被意外刮开而造成武器丢失。这种木制枪套的特点是大而沉重，除了作战外很少有人喜欢在平时也背着它，加上价格不菲，所以在实际使用中往往被皮制枪套取代。驳壳枪的这种枪套设计影响力之大的一个证明，就是数十年之内国内设计的80式冲锋手枪，仍然使用了这种既可以贮枪、又可以做为枪托的多用枪套，不同的只是改进成了更先进的钢骨架外蒙皮革或帆布的形式。

驳壳枪的木制（上）、皮制（下）枪套及两种典型的弹药携行具
　　除了“盒子”之外，驳壳枪的枪纲也很有特点。它是一根很长的窄皮条，用牛皮或猪皮制成，一端是一个带有活结的皮环，平时束成尺把长的一束，系在握把下方的铁环上作为装饰。在实战中，驳壳枪的使用者一般会把这个皮环套在自己脖子上，其作用是当在战斗中万一手枪不慎脱手时，可以迅速地循着皮条把枪找回。可别小看了这个不起眼的皮条，它在近战和夜战中有时甚至可以起到生死攸关的作用。在《南征北战》等老电影中，经常能看到枪纲的这种用法。而多数情况下，革命先辈们使用的驳壳枪上会用一块有着鲜明中国特色的红布或红绸取代了这条皮枪纲，无论是拿在手中还是插在腰间，红绸就象一面红旗或是一团火焰，衬托得持枪者分外英武和神气。
　　皮制的驳壳枪枪套外侧有两个弹兜，在挎带上还并联有四个皮制弹袋，用以装零散子弹，而装满子弹的桥夹或弹匣则是装在皮制的专用携行具里的。这种携行具也是颇有中国特色的，它一般由皮革制成，用肩带固定在腰间或胸前，有8-15或更多个皮格，有的皮格还分长、短两种以适应不同种类的弹匣，这也是当年中国军队中卫兵或马弁的标准行头之一。
　　驳壳枪的携行也同样有意思。除了常见的将枪装进木套或皮套内，然后斜挎在身上的携行方式外，中国人还有自己独特的携带驳壳枪的方法。游击队、武工队队员们为了应付突发情况和轻装起见，一般不使用枪套，而是直接将枪插在束在腰间的宽皮带里，然后将外面的衣襟放下遮住身上的武器。因为驳壳枪较长，垂直插在腰间不方便骑马或弯腰，所以一般采用斜插方式，这样在拔枪时也比较顺手。如果您足够仔细的话，就会发现《平原游击队》中李向阳的双枪中有一支特意将准星锯掉了，这种情况当时相当常见，目的是为了避免拔枪时准星钩住腰带而影响出枪速度，而近距离内快速射击时准星确实是没有太大用处的。当然，这种方式也有一定弊端，特别是容易造成手枪前端表面的磨损。所以聪明的中国人又发明了“明套”（又叫“快套”），这种“明套”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枪套，而是一个钢片或铜片制作的简单装置，而且多半是由使用者自行制作的，其一面将金属片弯成一定形状，和枪身表面突棱上的凹槽相配合，使“明套”和枪身联为一体，另一面则是一个长金属片弯成的卡子，用来别住皮带，带有“明套”的手枪靠这个卡子直接“挂”在皮带外边，同时还不影响枪支的正常使用，这也算是中国人使用驳壳枪过程中的另一个“发明创造”吧。

  　采用加长的20发固定弹仓的变型驳壳枪，配用加大的专用木制枪套。驳壳枪还有采用6发、12发固定弹仓的型号。
“快慢机”与“20响”
　　最早的自动型驳壳枪并非产自德国，而是西班牙在1927年生产的，毛瑟公司自然不甘落后，很快便推出M1932式自动型手枪。该型又被称为“M712速射型”（Schnellfeuer），“M712”并非象通常认为的那样是毛瑟厂的内部编号，而是它在商品目录中的编号。该枪增设了可以控制单、连发的机构，枪身左侧后端有一个选择钮，因此又常被称为“快慢机”（“快”指连发，此时选择钮指向“R”；“慢”指单发，选择钮指向“N”）。该枪改由下方插入的弹匣供弹，弹容量有10发和20发两种，其中10发的弹匣较短，底端与弹仓下沿齐平，20发的弹匣则较长，几乎与握把下端等长，对于普通的枪套来说就放不进去，必须换成短弹匣才能插进枪套。这种20发弹匣的M1932装上木制枪套后，外型和火力都接近于冲锋枪，一扣扳机就可以连射20发子弹，近距离内威力很大，因而又被叫做“20响”或“大肚匣子”，而在实际战斗确实也是经常把它当作冲锋枪来使用的。在游击战或小分队作战的环境中，M1932的强大火力特别受欢迎。

　　M1932型驳壳枪及全套附件。该枪配有长（20发）、短（10发）两个弹匣，木制枪套为标准式样，必须换上短弹匣后才能插入枪套。上方是木制枪套的皮套，其上有盛放弹匣的弹兜及通条等。枪握把下方铁环上是盘起的皮枪纲。
　　独特的客观环境使得中国军队对近战火力的需求非常强烈，但旧中国工业基础薄弱，无法为军队提供大量冲锋枪和相应的弹药，加上使用驳壳枪的传统习惯，所以一开始，中国就对M1932表示出强烈的兴趣。M1932型量产后的前1000支就销售到了中国，而据统计，德国原产的该枪中共有4000多支流入国内。据说在提供给中国的这些产品中，还有带有纳粹鹰徽和奥本多夫工厂戳记的，这些原本是为纳粹党卫军生产的佩枪，但考虑到中国主顾的迫切需求而优先提供给了后者。
　　1936年国民政府财政部开支列表中，有“购廿响驳壳手枪二万枝附子弹二千万发”一项，时价法币280万元。1938年3月，蒋介石曾向中国驻德商务参赞谭伯羽发去电报，要求谭在德国采购“20响卜壳手枪2万枝，每枝配弹2000发”，并且是“愈快愈好”。从当时的各种文献资料来看，抗战前夕到抗战初期，中国从德国等国买的驳壳枪多半都是20发的M1932型，当然还有10发的M1896和西班牙造等其它型号。国民政府以巨资进口包括驳壳枪在内的大量军用物资虽然是抵抗日本侵略的需要，但更多的是为了消灭老对手——红军。所以这些M1932型和其它的进口驳壳枪一样，多数是配发给围剿红军的各路国民党军队，并不仅仅是装备中央军。

  　反映飞夺泸定桥战斗场景的油画。当时参加夺桥战斗的红军突击队员都配备了M1932型“快慢机”驳壳枪。
　　在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所写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曾引用过余秋里将军的一段回忆：长征途中，时任红六军团18团政委的余秋里率部在贵州章坝附近与国民党万耀煌纵队遭遇，战斗中他发现敌人使用了一种火力类似轻机枪的20响手枪。战斗非常惨烈，但红军最后还是以重大牺牲为代价，缴获了敌人的8支自动型驳壳枪，余秋里说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这种新式武器。当时，红六军团从正中插入将敌人纵队劈成两半，18团碰上的恰好是敌25军指挥部，虽然万耀煌所部并非完全是中央嫡系部队，但敌指挥部的警卫部队还是配备了相当数量的M1932之类的速射武器。指挥机关使用驳壳枪较多，这是当时中国军队的一个显著特点。
　　红军长征途中并不只此一次与“20响”打过交道，在各次战斗中缴获的这种手枪实际上成为红军的重要突击装备之一，并在飞夺泸定桥等关键战斗中屡次立下战功。红四方面军在和胡宗南部以及青海“二马”的战斗中曾多次缴获过“快慢机”，这些装备后来在西路军的倪家营子、石窝等一系列悲壮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时任红30军代理军长的程世才后来回忆：1937年4月，在走出祁连山后，发生了西路军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战斗——白墩血战，当时西路军余部被两个旅的马匪骑兵分割包围，当敌人马队已冲到30米内的危急关头，程世才和警卫员硬是凭借7支“快慢机”的火力，从1700名敌骑的两路包抄中杀开一条血路，最终带着最后的近500人突出重围。正是因为这种手枪在关键时刻屡建奇功，所以曾任西路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元帅在抗战期间，一直以M1932型手枪作为随身佩枪，这在当时的我军高级领导人中是很少见的。
“白玉”之瑕
　　驳壳枪虽然有诸多优势，但作为一百多年前设计的产品，其身上也有早期手枪不可避免的一些缺点：一是构造复杂，标准型全枪约有近40个零件，而且形状特殊，多为机加件，材料损耗和加工难度都比较大，使得成本始终居高不下；二是设计上存在一些缺陷，安全性不够好。如用来卡住枪机使其不致过份后退的枪机榫这个部件，一旦磨损或疲劳后，有可能会齐根断裂，从而使射击时枪机向后飞出，使射手受伤；三是弹药混用易发生危险。驳壳枪一般使用毛瑟7.63mm枪弹，前苏联TT或国产51式7.62mm手枪弹都是从前者改进而来，尽管外形尺寸基本相同，但装药量更多，膛压较大，在使用后两种枪弹时，驳壳枪相对薄弱的构造更容易发生危险，对于一些历经数十年风雨的老枪来说尤其如此；四是不管是几号“盒子”，与勃朗宁或柯尔特手枪相比，体型和重量都相当大，携带和使用不很方便，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该枪的应用。
　　驳壳枪的设计和加工承袭了德国机械的一贯传统，工艺精细、配合紧密，但这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弊端，特别是在恶劣多变的战场条件下，有时机件的动作会偶尔失灵，不过这却会给使用者带来很大的危险。侦察英雄杨子荣正是牺牲在这一点上面。1947年2月23日夜，正在侦察匪情的杨子荣和他的战友们在海林县梨树沟的一个窝棚周围发现了残匪的踪迹,他一马当先冲进窝棚，对准匪徒扣动了扳机,但手中的驳壳枪却没有打响,反被匪徒回击的一枪打中左胸而光荣牺牲。造成这一后果的原因是驳壳枪从寒冷的室外进入屋内后，空气中的水气凝结在温度较低的枪身上，当枪再次被带到室外后水气结成了霜，将最精密的枪机部分牢牢冻住，在关键的时候击发失灵，因此造成了侦察英雄永远的遗憾。
李向阳与“功臣之枪”
　　提起驳壳枪或“盒子炮”，很多人马上就会把它和李向阳、郭建光等威风凛凛的英雄形象联系起来。驳壳枪曾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立下过汗马功劳，并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同时，驳壳枪也是国产影片中出镜率最高的手枪之一，反映革命战争年代生活的很多影视和文学作品中都有涉及，这也是驳壳枪的名称和形象深入人心的一个重要原因。

　驳壳枪是反映革命战争年代生活的国产影片中出镜率最高的手枪之一。图为《红色娘子军》剧照。
　　驳壳枪在中国的广泛使用，也成就了中国人使用这种手枪的独特经验。如果您看过根据《铁道游击队》翻拍的《飞虎队》这部电影，一定对影片中那喷吐着长长火舌的“快慢机”留有深刻印象。但影片中垂直握持手枪的这种情形在实际使用是极为少见的，因为连发时前一发子弹的后座会使枪口跳向上方，使下一发的弹道越来越高，结果只能是白白浪费当时极为珍贵的子弹，同时驳壳枪枪管下方没有护木，不能直接握持枪管部位以稳定枪身，所以国人在使用自动型驳壳枪连发射击时，一般会将手腕翻转，将枪身变成水平状态，让枪口的上下跳动变为左右横扫，这是中国人独有的使用经验。采用这种方法也是由于中国特殊的战斗环境，房屋内外的短兵相接、伏击与反伏击以及夜战的情况较多的原因。擅使驳壳枪者，在面对一群敌人时，往往先将快慢机转至连发状态，横扫一梭子，将敌人打散，然后以单发状态（有时间的话还会接上木套）将剩余的敌人一个个地摞倒。
　　实际上，即便是单发射击，有经验的射手也会将驳壳枪侧向倾斜一定角度，让枪口自然指向目标，在概略瞄准后果断击发，即通常所说的“甩手一枪”，这样做的原因一是毛瑟手枪的握把短而圆，以及与枪身113度的独特夹角，使得采用通常的单手瞄准姿势进行速射时较为困难，二是防止向正上方抛出的弹壳掉回抛壳口而造成意外的卡壳（尽管这种情况极其偶然），或者是落到使用者头上分散注意力。驳壳枪的枪管细长，指向性较好，而且可以双手持枪、左右开弓，这也是射手喜欢采用侧射方式的重要原因。

　抗战期间新四军兵工厂自制的单发手枪，外形特地做成了近似驳壳枪的形状，目的是使其具有更大的威慑力。
　　驳壳枪造就了无数神枪手的故事，李向阳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个。在实际生活中，确实有这种能单手10米内打断铁丝、30米内打落麻雀的神枪手，很多革命前辈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当然要能达到“指哪打哪、百发百中”的水平，也是要经过长时间的摸索和大量日常训练，才能达到那种“人枪合一”的境界的。
　　驳壳枪是人民军队的主要装备之一，称之为“功臣之枪”绝不过分。它曾见证过人民军队的每一个脚步：它曾打响过南昌起义的第一枪，伴随长征的队伍走过万水千山，经历过抗日战争的烽烟岁月，见证过蒋家王朝的覆灭，在朝鲜战场上打击过美国侵略者……虽然在50年代后期我军装备的各种驳壳枪逐渐被仿制的前苏联TT系列手枪所替代，但前者中的一部分仍继续作为公安、法警和基层民兵的装备，并一直装备到20世纪80年代。



  
注：本文的删节版（约5000字）曾以《话说盒子炮》为题发表在《兵工科技》2005年第2期上。后多篇网文“参考”并加以删改，所以特地在此把全版（超过8000字）贴出来。

20楼的麦德森冲锋枪是战后的吧

开眼界了，好帖

开眼界了，很多枪没见过

gustov 发表于 2011-1-14 08:31

gustov兄好图啊，勾得我心痒痒的，想去公安博物馆了啊..........:D:handshake

闪闪 发表于 2011-1-14 00:11


    弄几把1911了事，反正这类片子军迷基本不看

重新在看一次不就知道啦。

回复 34# 醉魂臭
认真是一种态度

我发现我国军事博物馆有些老枪在国外收藏市场上老值钱了{:jian:}

给苏联的特工人手一把AN94吧，我看行!

要拍影视用的枪械道具不用很费心找的，当时中国号称“万国武器博览会”，基本上各种轻武器都有过，要注意的不过是如何合理搭配的问题，比如某些枪械的生产年份是否和剧情反映的时间合拍？出现正规单位，比如军队、警察或巡捕房之类的需要参考当时的历史资料配备相应的制式武器，现场、服装和道具对营造气氛有很大帮助的，但是如果猪脚拿着穿越历史的道具枪华丽的出现，除了给人增加滑稽感和粗制滥造的印象外别无所得。

就用特定的那几样就行，1911，转轮，F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