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毛泽东与“三反五反”：清除自身腐败的成功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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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三反”“五反”运动是反腐倡廉的成功典范。由于全党决心大，措施得力，有效地遏制了腐败因素在党内和国家机关干部队伍中的滋生蔓延。
当年担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的薄一波回忆说：“回忆毛主席当年抓防腐蚀的斗争，真是雷厉风行，至今历历在目。他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他不仅提出方针，而且亲自督办；不仅提出任务，而且交代办法。在‘三反’运动紧张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取我的汇报，甚至经常坐镇中节委，参加办公会议，亲自指点。”对亲自参与刘青山、张子善一案的处理，薄一波说：“我觉得‘三反’斗争经验中最可贵的一条，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的决心与魄力，真正做到了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后来，我们党也多次下决心惩治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但往往失之过宽，未能收到应有的效果。这就更加证明了，在清除腐败现象的斗争中，必须坚持这一条宝贵的经验。”
“三反”“五反”时期的宣传画（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四川党史党建网，作者：镜思，原题：《毛泽东与“三反”、“五反”运动》
“三反”“五反”运动是建国初期继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之后进行的又一次社会改革运动，是我党执政后，惩治党内腐败现象的一次成功实践。“三反”“五反”运动为荡涤旧社会遗留的贪鄙奢靡风气，树立艰苦奋斗、勤政廉洁的优良作风，为国家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起了积极作用。
一、“三反”“五反”运动的历史背景
建国初期，社会矛盾特别复杂。由于旧社会遗留恶习和党内的骄傲自满，各地党委普遍反映党政机关中存在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严重情况。
1951年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研究有关朝鲜战局的各项问题。依据毛泽东提出的“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须发展”的方针，会议确定从几个方面解决财政困难，即：节约兵力，整编部队；精简机构，精简人员；收缩开支，清查资料；提倡节约，严禁浪费等。在随后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毛泽东向全国发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增产运动由此展开。
1951年11月，东北局书记高岗在有关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报告中总结了东北地区的经验，还例举了运动中揭发出来的一些丑恶现象。如：沈阳市在部分单位中揭发出3629人有贪污行为；东北贸易部检举和坦白的赃款达5亿人民币（旧币1万元等于1元）；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也很严重，东北铁路系统积压上千亿元的材料无人处理。
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本来是意料之中的。但作为当时各方面工作开展得比较好的地区之一的东北，在运动中竟暴露出这么多的问题，让毛泽东深感事情严重。这里反映出来的问题决不只是一个地区的，而是全国性的。11月2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转发东北局的报告中强调“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同时要求各地各部门将有关情况及时向上级和中央报告。
11月30日，毛泽东转发了两个报告，一个是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报来的。毛泽东在批语中说“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另一个是来自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的报告，例举了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专员张子善严重贪污浪费的事实。毛泽东在转发批语中写道“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这表明，毛泽东决定通过“三反”斗争惩治党内已经滋生起来的腐败现象。
二、全国范围的“三反”运动迅速开展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毛泽东在加写的一段话中指出：“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这个指示发出以后，全国范围的“三反”运动正式开始。毛泽东在同年12月8日为中央起草的《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指示》中进一步指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直到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在全国开展群众性的检举运动，对贪污腐化分子形成强大的威慑力量。
时至1952年1月中旬，毛泽东认为，很多地方“三反”斗争仍没有真正发动起来，大小贪污分子和浪费现象远远没有揭露出来，继续要求“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他连续几个晚上召集会议，研究和部署“三反”运动，以期把这一运动更加深入而广泛地开展起来。这一系列会议之后，全国“三反”运动迅速进入一个新阶段，就是集中力量打“老虎”（“老虎”是当时人们对贪污犯的称呼），迅速把运动推到高潮，甚至提出不少缺乏根据的打虎指标。由于自上而下地压“打虎”指标，而且有层层加码之势，一些地方出现了偏差，甚至用刑讯逼供的办法打出了一些假“老虎”。毛泽东发现这些问题后即指示：必须严禁逼供，纠正错误。
从3月起，“三反”运动开始进入定案处理阶段。毛泽东在中央转发的一个报告中批示：“现当‘三反’运动进至法庭审判、追赃定案的阶段，必须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不怕麻烦，坚持到底，是者定之，错者改之，应降者降之，应升者升之，嫌疑难定者暂不处理。总之，必须做到如实地解决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批语，对于纠正“三反”中的错案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严惩贪官，杀一儆百
历时半年多的“三反”斗争，揭露出大量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问题。刘青山、张子善事件，是“三反”运动中暴露出的第一大案。刘、张二人是经历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领导干部。在革命战争年代，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他们坚贞不屈，表现出了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而在和平建设时期，他们却居功自傲，扬言“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享受一点还不应当吗？”并最终腐化堕落，沦为人民的罪人。他们于1950年春至1951年11月，假借经营机关生产的名义，勾结私商进行非法经营；利用职权，先后盗窃国家救灾粮、治河专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克扣民工粮、机场建筑款以及骗取国家银行贷款等，总计达170余亿元（旧币）。尽管他们有过功劳，党也决不姑息，经法院审理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此案和其它一些大案的处理，在党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极大地震慑了其他腐败分子，深刻地教育了全党广大干部，挽救了犯错误的同志，清除了党和国家队伍中的腐化分子，有效地遏止了腐败现象的蔓延，对形成健康的社会风气，保持清正廉洁的作风产生了深远巨大的影响。
四、正本清源，开展大规模的“五反”运动
在“三反”运动中，揭露出来的党和国家工作人员中的大量贪污受贿案件，同不法资本家的腐蚀拉拢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东北局、华北局、西南局等领导机关的报告中，都反映出这个问题。
1952年1月2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中说：“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指示发出后，“五反”运动就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
“五反”运动中揭露出资本家通过腐蚀拉拢干部，垄断经营，蒙骗国家，牟取暴利，吞并中小企业的“五毒”现象相当普遍地存在。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还过高估计自己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十分狂妄。少数资本家“五毒”行为严重，情况惊人，甚至有用废棉烂棉制造急救包卖给志愿军，使受伤战士致残致死这样的激起人民公愤的事件。“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成为当时全国上下强烈的呼声。
声势浩大的“五反”运动给不法资本家以很大震动，不少人纷纷交代自己的违法行为。这对方兴未艾的“三反”运动是有力的配合。但是，“五反”运动也一度造成社会上的紧张气氛。资本家惊惶不安，私营企业生产下降，市场清淡，税收减少，失业工人增多，基本建设项目纷纷推迟。种种情况表明，开展同资产阶级违法行为的斗争远比在农村搞土地改革、铲除封建土地制度要复杂得多，对社会的影响和震动也大得多。
毛泽东审时度势，及时采取措施，既给不法资本家以沉重打击，又保护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合法权益，维持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转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他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对守法的工商户鼓励照常营业，对有些小问题的工商户尽快做出结论，归入守法户，尽量扩大争取、团结和保护工商户的人数，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极少数的严重违法资本家。另一项措施是，调整运动部署，缩短“五反”运动的时间，实行更稳妥、更谨慎的工作步骤。由于采取上述两项重要措施，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困难和不正常状态较快地得到缓解和改善，没有引起大的社会震荡。
全国范围内的“五反”运动历时半年后结束。它严厉打击了不法资本家严重的“五毒”行为，在工商业者中普遍进行了一次守法经营教育，推动了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工人监督和实行民主改革运动。运动过后，党和政府针对新出现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紧张、市场萧条的情况，进一步采取措施，使资本主义工商业继续发展。
五、“三反”“五反”运动的历史作用
“三反”“五反”运动不仅为我们清除党内腐败现象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而且对于推动历史前进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推动了农业地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从1951年10月展开，到1952年底全面完成。这就是说，“三反”“五反”运动和土地改革基本上是同时进行的。这二者虽然在内容和范围上有很大区别，但却彼此影响，相互促进。一方面，“三反”“五反”运动使广大党员受到了一次深刻教育，提高了认识，坚定了立场，自觉地把自己的言行统一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使各级党组织更好地贯彻执行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为土地改革运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另一方面，广大群众通过“三反”“五反”运动，认识到共产党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本质，从而更加拥护党的领导，增强了农民参加土地改革运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土地改革运动奠定了雄厚的群众基础。因此，仅用一年多时间，就彻底废除了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广大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这是社会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其次，为工业企业民主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一方面，企业经过“三反”运动，揭露和批判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清除了内部的腐败因素，使广大职工干部提高了政治思想觉悟，从而以主人翁的姿态推动民主改革的进程，为彻底废除封建把头管理制度，建立工人当家做主的民主管理制度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经过“三反”“五反”运动，私营工商业者在新的基础上改善了劳资关系，更加靠拢党和人民政府，同时，在工商业者中普遍进行了一次守法经营教育，推动了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工人监督制度和实行民主改革，为以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的国家经济建设提供了思想和组织保障。
六、“三反”“五反”运动成功的经验与启示
（一）防患于未然，筑起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
早在1944年，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就提醒全党一定要把李自成失败的教训作为前车之鉴，并特意批示把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印成小册子，号召全党阅读。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提醒全党高度警惕：“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长进的情绪，贪图享受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此，“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三反”“五反”运动揭露出来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严重问题，从思想根源来说，就是一些党员干部违背了党的宗旨，忘记了“两个务必”，背弃了革命信念，走向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因此，必须坚持不懈地开展“两个务必”的思想教育，不断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政治思想素质，提高全党的拒腐防变能力，树立廉洁奉公，执政为民的良好形象。
（二）坚决反腐、雷厉风行，抓住典型案件严肃处理。
“三反”“五反”运动是反腐倡廉的成功典范。由于全党决心大，措施得力，有效地遏制了腐败因素在党内和国家机关干部队伍中的滋生蔓延。
当年担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的薄一波回忆说：“回忆毛主席当年抓防腐蚀的斗争，真是雷厉风行，至今历历在目。他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他不仅提出方针，而且亲自督办；不仅提出任务，而且交代办法。在‘三反’运动紧张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取我的汇报，甚至经常坐镇中节委，参加办公会议，亲自指点。”对亲自参与刘青山、张子善一案的处理，薄一波说：“我觉得‘三反’斗争经验中最可贵的一条，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的决心与魄力，真正做到了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后来，我们党也多次下决心惩治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但往往失之过宽，未能收到应有的效果。这就更加证明了，在清除腐败现象的斗争中，必须坚持这一条宝贵的经验。”
（三）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相信和依靠群众。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三反”“五反”运动一开始就把发动群众放在首位，号召群众检举揭发，提供线索，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统一战线，使运动逐步深入。特别是在“五反”运动中，毛泽东指示“在这个斗争中，各城市的党组织对于阶级和群众的力量必须精密的部署，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党组织充分发动广大职工、店员，积极争取和团结财会人员、高级雇员等知情人员，检举揭发不法私营工商业者的不法行为，扩大了“五反”运动的群众基础，保证了“五反”运动的健康发展。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历来是我们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力量之源。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我们党以群众运动的形式同党内和国家机关干部队伍中的腐败现象作斗争，与“五毒”俱全的不法私营工商业者作斗争，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必要的，但这不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唯一形式。在剥削阶级被消灭以后，随着社会进步和法制不断健全，解决社会矛盾就不宜搞群众运动了。特别是解决党内矛盾，惩治腐败现象，主要是要发动群众，加强对党内和国家机关干部的监督，把群众的监督机制和党内其它监督机制结合起来，形成整体反腐斗争的合力。
（四）坚持真理，有错必纠，注意政策的正确性和制度的完善。
从整体上说，“三反”“五反”运动是我们党反腐斗争的成功实践，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存在过激过左的做法。如下达“打虎”指标，是不符合实际的，以至于发生刑讯逼供，打出一些假“老虎”。毛泽东发现这个问题后，及时作了纠正。
“三反”“五反”运动中，各级政府机关根据揭露出来的问题，分析原因，查找漏洞，普遍进行新制度的建设和对已有制度的完善，着重建立了各种民主制度，健全了党内民主生活，保障了各地负责人能够及时向中央反映运动中出现的偏差。
“三反”“五反”运动已经过去50多年了，抚今思昔，感触犹深。中央发动这场运动是十分必要的，这是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地清除自身腐败现象的成功实践，从而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密切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稳定了社会秩序，推动了新中国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
参考书目：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薄一波，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凤凰网资讯 > 历史 > 中国现代史 > 正文2010年12月15日 09:54 四川党史党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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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三反”“五反”运动是反腐倡廉的成功典范。由于全党决心大，措施得力，有效地遏制了腐败因素在党内和国家机关干部队伍中的滋生蔓延。
当年担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的薄一波回忆说：“回忆毛主席当年抓防腐蚀的斗争，真是雷厉风行，至今历历在目。他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他不仅提出方针，而且亲自督办；不仅提出任务，而且交代办法。在‘三反’运动紧张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取我的汇报，甚至经常坐镇中节委，参加办公会议，亲自指点。”对亲自参与刘青山、张子善一案的处理，薄一波说：“我觉得‘三反’斗争经验中最可贵的一条，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的决心与魄力，真正做到了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后来，我们党也多次下决心惩治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但往往失之过宽，未能收到应有的效果。这就更加证明了，在清除腐败现象的斗争中，必须坚持这一条宝贵的经验。”
“三反”“五反”时期的宣传画（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四川党史党建网，作者：镜思，原题：《毛泽东与“三反”、“五反”运动》
“三反”“五反”运动是建国初期继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之后进行的又一次社会改革运动，是我党执政后，惩治党内腐败现象的一次成功实践。“三反”“五反”运动为荡涤旧社会遗留的贪鄙奢靡风气，树立艰苦奋斗、勤政廉洁的优良作风，为国家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起了积极作用。
一、“三反”“五反”运动的历史背景
建国初期，社会矛盾特别复杂。由于旧社会遗留恶习和党内的骄傲自满，各地党委普遍反映党政机关中存在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严重情况。
1951年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研究有关朝鲜战局的各项问题。依据毛泽东提出的“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须发展”的方针，会议确定从几个方面解决财政困难，即：节约兵力，整编部队；精简机构，精简人员；收缩开支，清查资料；提倡节约，严禁浪费等。在随后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毛泽东向全国发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增产运动由此展开。
1951年11月，东北局书记高岗在有关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报告中总结了东北地区的经验，还例举了运动中揭发出来的一些丑恶现象。如：沈阳市在部分单位中揭发出3629人有贪污行为；东北贸易部检举和坦白的赃款达5亿人民币（旧币1万元等于1元）；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也很严重，东北铁路系统积压上千亿元的材料无人处理。
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本来是意料之中的。但作为当时各方面工作开展得比较好的地区之一的东北，在运动中竟暴露出这么多的问题，让毛泽东深感事情严重。这里反映出来的问题决不只是一个地区的，而是全国性的。11月2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转发东北局的报告中强调“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同时要求各地各部门将有关情况及时向上级和中央报告。
11月30日，毛泽东转发了两个报告，一个是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报来的。毛泽东在批语中说“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另一个是来自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的报告，例举了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专员张子善严重贪污浪费的事实。毛泽东在转发批语中写道“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这表明，毛泽东决定通过“三反”斗争惩治党内已经滋生起来的腐败现象。
二、全国范围的“三反”运动迅速开展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毛泽东在加写的一段话中指出：“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这个指示发出以后，全国范围的“三反”运动正式开始。毛泽东在同年12月8日为中央起草的《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指示》中进一步指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直到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在全国开展群众性的检举运动，对贪污腐化分子形成强大的威慑力量。
时至1952年1月中旬，毛泽东认为，很多地方“三反”斗争仍没有真正发动起来，大小贪污分子和浪费现象远远没有揭露出来，继续要求“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他连续几个晚上召集会议，研究和部署“三反”运动，以期把这一运动更加深入而广泛地开展起来。这一系列会议之后，全国“三反”运动迅速进入一个新阶段，就是集中力量打“老虎”（“老虎”是当时人们对贪污犯的称呼），迅速把运动推到高潮，甚至提出不少缺乏根据的打虎指标。由于自上而下地压“打虎”指标，而且有层层加码之势，一些地方出现了偏差，甚至用刑讯逼供的办法打出了一些假“老虎”。毛泽东发现这些问题后即指示：必须严禁逼供，纠正错误。
从3月起，“三反”运动开始进入定案处理阶段。毛泽东在中央转发的一个报告中批示：“现当‘三反’运动进至法庭审判、追赃定案的阶段，必须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不怕麻烦，坚持到底，是者定之，错者改之，应降者降之，应升者升之，嫌疑难定者暂不处理。总之，必须做到如实地解决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批语，对于纠正“三反”中的错案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严惩贪官，杀一儆百
历时半年多的“三反”斗争，揭露出大量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问题。刘青山、张子善事件，是“三反”运动中暴露出的第一大案。刘、张二人是经历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领导干部。在革命战争年代，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他们坚贞不屈，表现出了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而在和平建设时期，他们却居功自傲，扬言“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享受一点还不应当吗？”并最终腐化堕落，沦为人民的罪人。他们于1950年春至1951年11月，假借经营机关生产的名义，勾结私商进行非法经营；利用职权，先后盗窃国家救灾粮、治河专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克扣民工粮、机场建筑款以及骗取国家银行贷款等，总计达170余亿元（旧币）。尽管他们有过功劳，党也决不姑息，经法院审理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此案和其它一些大案的处理，在党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极大地震慑了其他腐败分子，深刻地教育了全党广大干部，挽救了犯错误的同志，清除了党和国家队伍中的腐化分子，有效地遏止了腐败现象的蔓延，对形成健康的社会风气，保持清正廉洁的作风产生了深远巨大的影响。
四、正本清源，开展大规模的“五反”运动
在“三反”运动中，揭露出来的党和国家工作人员中的大量贪污受贿案件，同不法资本家的腐蚀拉拢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东北局、华北局、西南局等领导机关的报告中，都反映出这个问题。
1952年1月2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中说：“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指示发出后，“五反”运动就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
“五反”运动中揭露出资本家通过腐蚀拉拢干部，垄断经营，蒙骗国家，牟取暴利，吞并中小企业的“五毒”现象相当普遍地存在。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还过高估计自己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十分狂妄。少数资本家“五毒”行为严重，情况惊人，甚至有用废棉烂棉制造急救包卖给志愿军，使受伤战士致残致死这样的激起人民公愤的事件。“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成为当时全国上下强烈的呼声。
声势浩大的“五反”运动给不法资本家以很大震动，不少人纷纷交代自己的违法行为。这对方兴未艾的“三反”运动是有力的配合。但是，“五反”运动也一度造成社会上的紧张气氛。资本家惊惶不安，私营企业生产下降，市场清淡，税收减少，失业工人增多，基本建设项目纷纷推迟。种种情况表明，开展同资产阶级违法行为的斗争远比在农村搞土地改革、铲除封建土地制度要复杂得多，对社会的影响和震动也大得多。
毛泽东审时度势，及时采取措施，既给不法资本家以沉重打击，又保护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合法权益，维持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转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他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对守法的工商户鼓励照常营业，对有些小问题的工商户尽快做出结论，归入守法户，尽量扩大争取、团结和保护工商户的人数，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极少数的严重违法资本家。另一项措施是，调整运动部署，缩短“五反”运动的时间，实行更稳妥、更谨慎的工作步骤。由于采取上述两项重要措施，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困难和不正常状态较快地得到缓解和改善，没有引起大的社会震荡。
全国范围内的“五反”运动历时半年后结束。它严厉打击了不法资本家严重的“五毒”行为，在工商业者中普遍进行了一次守法经营教育，推动了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工人监督和实行民主改革运动。运动过后，党和政府针对新出现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紧张、市场萧条的情况，进一步采取措施，使资本主义工商业继续发展。
五、“三反”“五反”运动的历史作用
“三反”“五反”运动不仅为我们清除党内腐败现象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而且对于推动历史前进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推动了农业地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从1951年10月展开，到1952年底全面完成。这就是说，“三反”“五反”运动和土地改革基本上是同时进行的。这二者虽然在内容和范围上有很大区别，但却彼此影响，相互促进。一方面，“三反”“五反”运动使广大党员受到了一次深刻教育，提高了认识，坚定了立场，自觉地把自己的言行统一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使各级党组织更好地贯彻执行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为土地改革运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另一方面，广大群众通过“三反”“五反”运动，认识到共产党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本质，从而更加拥护党的领导，增强了农民参加土地改革运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土地改革运动奠定了雄厚的群众基础。因此，仅用一年多时间，就彻底废除了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广大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这是社会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其次，为工业企业民主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一方面，企业经过“三反”运动，揭露和批判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清除了内部的腐败因素，使广大职工干部提高了政治思想觉悟，从而以主人翁的姿态推动民主改革的进程，为彻底废除封建把头管理制度，建立工人当家做主的民主管理制度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经过“三反”“五反”运动，私营工商业者在新的基础上改善了劳资关系，更加靠拢党和人民政府，同时，在工商业者中普遍进行了一次守法经营教育，推动了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工人监督制度和实行民主改革，为以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的国家经济建设提供了思想和组织保障。
六、“三反”“五反”运动成功的经验与启示
（一）防患于未然，筑起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
早在1944年，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就提醒全党一定要把李自成失败的教训作为前车之鉴，并特意批示把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印成小册子，号召全党阅读。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提醒全党高度警惕：“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长进的情绪，贪图享受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此，“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三反”“五反”运动揭露出来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严重问题，从思想根源来说，就是一些党员干部违背了党的宗旨，忘记了“两个务必”，背弃了革命信念，走向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因此，必须坚持不懈地开展“两个务必”的思想教育，不断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政治思想素质，提高全党的拒腐防变能力，树立廉洁奉公，执政为民的良好形象。
（二）坚决反腐、雷厉风行，抓住典型案件严肃处理。
“三反”“五反”运动是反腐倡廉的成功典范。由于全党决心大，措施得力，有效地遏制了腐败因素在党内和国家机关干部队伍中的滋生蔓延。
当年担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的薄一波回忆说：“回忆毛主席当年抓防腐蚀的斗争，真是雷厉风行，至今历历在目。他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他不仅提出方针，而且亲自督办；不仅提出任务，而且交代办法。在‘三反’运动紧张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取我的汇报，甚至经常坐镇中节委，参加办公会议，亲自指点。”对亲自参与刘青山、张子善一案的处理，薄一波说：“我觉得‘三反’斗争经验中最可贵的一条，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的决心与魄力，真正做到了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后来，我们党也多次下决心惩治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但往往失之过宽，未能收到应有的效果。这就更加证明了，在清除腐败现象的斗争中，必须坚持这一条宝贵的经验。”
（三）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相信和依靠群众。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三反”“五反”运动一开始就把发动群众放在首位，号召群众检举揭发，提供线索，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统一战线，使运动逐步深入。特别是在“五反”运动中，毛泽东指示“在这个斗争中，各城市的党组织对于阶级和群众的力量必须精密的部署，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党组织充分发动广大职工、店员，积极争取和团结财会人员、高级雇员等知情人员，检举揭发不法私营工商业者的不法行为，扩大了“五反”运动的群众基础，保证了“五反”运动的健康发展。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历来是我们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力量之源。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我们党以群众运动的形式同党内和国家机关干部队伍中的腐败现象作斗争，与“五毒”俱全的不法私营工商业者作斗争，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必要的，但这不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唯一形式。在剥削阶级被消灭以后，随着社会进步和法制不断健全，解决社会矛盾就不宜搞群众运动了。特别是解决党内矛盾，惩治腐败现象，主要是要发动群众，加强对党内和国家机关干部的监督，把群众的监督机制和党内其它监督机制结合起来，形成整体反腐斗争的合力。
（四）坚持真理，有错必纠，注意政策的正确性和制度的完善。
从整体上说，“三反”“五反”运动是我们党反腐斗争的成功实践，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存在过激过左的做法。如下达“打虎”指标，是不符合实际的，以至于发生刑讯逼供，打出一些假“老虎”。毛泽东发现这个问题后，及时作了纠正。
“三反”“五反”运动中，各级政府机关根据揭露出来的问题，分析原因，查找漏洞，普遍进行新制度的建设和对已有制度的完善，着重建立了各种民主制度，健全了党内民主生活，保障了各地负责人能够及时向中央反映运动中出现的偏差。
“三反”“五反”运动已经过去50多年了，抚今思昔，感触犹深。中央发动这场运动是十分必要的，这是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地清除自身腐败现象的成功实践，从而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密切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稳定了社会秩序，推动了新中国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
参考书目：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薄一波，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 ... /15/3515853_0.shtml
核心提示：“三反”“五反”运动是反腐倡廉的成功典范。由于全党决心大，措施得力，有效地遏制了腐败因素在党内和国家机关干部队伍中的滋生蔓延。
当年担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的薄一波回忆说：“回忆毛主席当年抓防腐蚀的斗争，真是雷厉风行，至今历历在目。他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他不仅提出方针，而且亲自督办；不仅提出任务，而且交代办法。在‘三反’运动紧张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取我的汇报，甚至经常坐镇中节委，参加办公会议，亲自指点。”对亲自参与刘青山、张子善一案的处理，薄一波说：“我觉得‘三反’斗争经验中最可贵的一条，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的决心与魄力，真正做到了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后来，我们党也多次下决心惩治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但往往失之过宽，未能收到应有的效果。这就更加证明了，在清除腐败现象的斗争中，必须坚持这一条宝贵的经验。”
“三反”“五反”时期的宣传画（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四川党史党建网，作者：镜思，原题：《毛泽东与“三反”、“五反”运动》
“三反”“五反”运动是建国初期继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之后进行的又一次社会改革运动，是我党执政后，惩治党内腐败现象的一次成功实践。“三反”“五反”运动为荡涤旧社会遗留的贪鄙奢靡风气，树立艰苦奋斗、勤政廉洁的优良作风，为国家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起了积极作用。
一、“三反”“五反”运动的历史背景
建国初期，社会矛盾特别复杂。由于旧社会遗留恶习和党内的骄傲自满，各地党委普遍反映党政机关中存在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严重情况。
1951年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研究有关朝鲜战局的各项问题。依据毛泽东提出的“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须发展”的方针，会议确定从几个方面解决财政困难，即：节约兵力，整编部队；精简机构，精简人员；收缩开支，清查资料；提倡节约，严禁浪费等。在随后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毛泽东向全国发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增产运动由此展开。
1951年11月，东北局书记高岗在有关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报告中总结了东北地区的经验，还例举了运动中揭发出来的一些丑恶现象。如：沈阳市在部分单位中揭发出3629人有贪污行为；东北贸易部检举和坦白的赃款达5亿人民币（旧币1万元等于1元）；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也很严重，东北铁路系统积压上千亿元的材料无人处理。
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本来是意料之中的。但作为当时各方面工作开展得比较好的地区之一的东北，在运动中竟暴露出这么多的问题，让毛泽东深感事情严重。这里反映出来的问题决不只是一个地区的，而是全国性的。11月2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转发东北局的报告中强调“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同时要求各地各部门将有关情况及时向上级和中央报告。
11月30日，毛泽东转发了两个报告，一个是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报来的。毛泽东在批语中说“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另一个是来自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的报告，例举了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专员张子善严重贪污浪费的事实。毛泽东在转发批语中写道“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这表明，毛泽东决定通过“三反”斗争惩治党内已经滋生起来的腐败现象。
二、全国范围的“三反”运动迅速开展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毛泽东在加写的一段话中指出：“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这个指示发出以后，全国范围的“三反”运动正式开始。毛泽东在同年12月8日为中央起草的《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指示》中进一步指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直到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在全国开展群众性的检举运动，对贪污腐化分子形成强大的威慑力量。
时至1952年1月中旬，毛泽东认为，很多地方“三反”斗争仍没有真正发动起来，大小贪污分子和浪费现象远远没有揭露出来，继续要求“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他连续几个晚上召集会议，研究和部署“三反”运动，以期把这一运动更加深入而广泛地开展起来。这一系列会议之后，全国“三反”运动迅速进入一个新阶段，就是集中力量打“老虎”（“老虎”是当时人们对贪污犯的称呼），迅速把运动推到高潮，甚至提出不少缺乏根据的打虎指标。由于自上而下地压“打虎”指标，而且有层层加码之势，一些地方出现了偏差，甚至用刑讯逼供的办法打出了一些假“老虎”。毛泽东发现这些问题后即指示：必须严禁逼供，纠正错误。
从3月起，“三反”运动开始进入定案处理阶段。毛泽东在中央转发的一个报告中批示：“现当‘三反’运动进至法庭审判、追赃定案的阶段，必须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不怕麻烦，坚持到底，是者定之，错者改之，应降者降之，应升者升之，嫌疑难定者暂不处理。总之，必须做到如实地解决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批语，对于纠正“三反”中的错案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严惩贪官，杀一儆百
历时半年多的“三反”斗争，揭露出大量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问题。刘青山、张子善事件，是“三反”运动中暴露出的第一大案。刘、张二人是经历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领导干部。在革命战争年代，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他们坚贞不屈，表现出了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而在和平建设时期，他们却居功自傲，扬言“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享受一点还不应当吗？”并最终腐化堕落，沦为人民的罪人。他们于1950年春至1951年11月，假借经营机关生产的名义，勾结私商进行非法经营；利用职权，先后盗窃国家救灾粮、治河专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克扣民工粮、机场建筑款以及骗取国家银行贷款等，总计达170余亿元（旧币）。尽管他们有过功劳，党也决不姑息，经法院审理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此案和其它一些大案的处理，在党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极大地震慑了其他腐败分子，深刻地教育了全党广大干部，挽救了犯错误的同志，清除了党和国家队伍中的腐化分子，有效地遏止了腐败现象的蔓延，对形成健康的社会风气，保持清正廉洁的作风产生了深远巨大的影响。
四、正本清源，开展大规模的“五反”运动
在“三反”运动中，揭露出来的党和国家工作人员中的大量贪污受贿案件，同不法资本家的腐蚀拉拢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东北局、华北局、西南局等领导机关的报告中，都反映出这个问题。
1952年1月2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中说：“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指示发出后，“五反”运动就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
“五反”运动中揭露出资本家通过腐蚀拉拢干部，垄断经营，蒙骗国家，牟取暴利，吞并中小企业的“五毒”现象相当普遍地存在。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还过高估计自己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十分狂妄。少数资本家“五毒”行为严重，情况惊人，甚至有用废棉烂棉制造急救包卖给志愿军，使受伤战士致残致死这样的激起人民公愤的事件。“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成为当时全国上下强烈的呼声。
声势浩大的“五反”运动给不法资本家以很大震动，不少人纷纷交代自己的违法行为。这对方兴未艾的“三反”运动是有力的配合。但是，“五反”运动也一度造成社会上的紧张气氛。资本家惊惶不安，私营企业生产下降，市场清淡，税收减少，失业工人增多，基本建设项目纷纷推迟。种种情况表明，开展同资产阶级违法行为的斗争远比在农村搞土地改革、铲除封建土地制度要复杂得多，对社会的影响和震动也大得多。
毛泽东审时度势，及时采取措施，既给不法资本家以沉重打击，又保护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合法权益，维持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转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他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对守法的工商户鼓励照常营业，对有些小问题的工商户尽快做出结论，归入守法户，尽量扩大争取、团结和保护工商户的人数，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极少数的严重违法资本家。另一项措施是，调整运动部署，缩短“五反”运动的时间，实行更稳妥、更谨慎的工作步骤。由于采取上述两项重要措施，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困难和不正常状态较快地得到缓解和改善，没有引起大的社会震荡。
全国范围内的“五反”运动历时半年后结束。它严厉打击了不法资本家严重的“五毒”行为，在工商业者中普遍进行了一次守法经营教育，推动了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工人监督和实行民主改革运动。运动过后，党和政府针对新出现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紧张、市场萧条的情况，进一步采取措施，使资本主义工商业继续发展。
五、“三反”“五反”运动的历史作用
“三反”“五反”运动不仅为我们清除党内腐败现象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而且对于推动历史前进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推动了农业地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从1951年10月展开，到1952年底全面完成。这就是说，“三反”“五反”运动和土地改革基本上是同时进行的。这二者虽然在内容和范围上有很大区别，但却彼此影响，相互促进。一方面，“三反”“五反”运动使广大党员受到了一次深刻教育，提高了认识，坚定了立场，自觉地把自己的言行统一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使各级党组织更好地贯彻执行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为土地改革运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另一方面，广大群众通过“三反”“五反”运动，认识到共产党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本质，从而更加拥护党的领导，增强了农民参加土地改革运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土地改革运动奠定了雄厚的群众基础。因此，仅用一年多时间，就彻底废除了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广大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这是社会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其次，为工业企业民主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一方面，企业经过“三反”运动，揭露和批判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清除了内部的腐败因素，使广大职工干部提高了政治思想觉悟，从而以主人翁的姿态推动民主改革的进程，为彻底废除封建把头管理制度，建立工人当家做主的民主管理制度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经过“三反”“五反”运动，私营工商业者在新的基础上改善了劳资关系，更加靠拢党和人民政府，同时，在工商业者中普遍进行了一次守法经营教育，推动了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工人监督制度和实行民主改革，为以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的国家经济建设提供了思想和组织保障。
六、“三反”“五反”运动成功的经验与启示
（一）防患于未然，筑起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
早在1944年，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就提醒全党一定要把李自成失败的教训作为前车之鉴，并特意批示把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印成小册子，号召全党阅读。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提醒全党高度警惕：“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长进的情绪，贪图享受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此，“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三反”“五反”运动揭露出来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严重问题，从思想根源来说，就是一些党员干部违背了党的宗旨，忘记了“两个务必”，背弃了革命信念，走向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因此，必须坚持不懈地开展“两个务必”的思想教育，不断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政治思想素质，提高全党的拒腐防变能力，树立廉洁奉公，执政为民的良好形象。
（二）坚决反腐、雷厉风行，抓住典型案件严肃处理。
“三反”“五反”运动是反腐倡廉的成功典范。由于全党决心大，措施得力，有效地遏制了腐败因素在党内和国家机关干部队伍中的滋生蔓延。
当年担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的薄一波回忆说：“回忆毛主席当年抓防腐蚀的斗争，真是雷厉风行，至今历历在目。他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他不仅提出方针，而且亲自督办；不仅提出任务，而且交代办法。在‘三反’运动紧张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取我的汇报，甚至经常坐镇中节委，参加办公会议，亲自指点。”对亲自参与刘青山、张子善一案的处理，薄一波说：“我觉得‘三反’斗争经验中最可贵的一条，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的决心与魄力，真正做到了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后来，我们党也多次下决心惩治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但往往失之过宽，未能收到应有的效果。这就更加证明了，在清除腐败现象的斗争中，必须坚持这一条宝贵的经验。”
（三）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相信和依靠群众。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三反”“五反”运动一开始就把发动群众放在首位，号召群众检举揭发，提供线索，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统一战线，使运动逐步深入。特别是在“五反”运动中，毛泽东指示“在这个斗争中，各城市的党组织对于阶级和群众的力量必须精密的部署，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党组织充分发动广大职工、店员，积极争取和团结财会人员、高级雇员等知情人员，检举揭发不法私营工商业者的不法行为，扩大了“五反”运动的群众基础，保证了“五反”运动的健康发展。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历来是我们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力量之源。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我们党以群众运动的形式同党内和国家机关干部队伍中的腐败现象作斗争，与“五毒”俱全的不法私营工商业者作斗争，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必要的，但这不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唯一形式。在剥削阶级被消灭以后，随着社会进步和法制不断健全，解决社会矛盾就不宜搞群众运动了。特别是解决党内矛盾，惩治腐败现象，主要是要发动群众，加强对党内和国家机关干部的监督，把群众的监督机制和党内其它监督机制结合起来，形成整体反腐斗争的合力。
（四）坚持真理，有错必纠，注意政策的正确性和制度的完善。
从整体上说，“三反”“五反”运动是我们党反腐斗争的成功实践，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存在过激过左的做法。如下达“打虎”指标，是不符合实际的，以至于发生刑讯逼供，打出一些假“老虎”。毛泽东发现这个问题后，及时作了纠正。
“三反”“五反”运动中，各级政府机关根据揭露出来的问题，分析原因，查找漏洞，普遍进行新制度的建设和对已有制度的完善，着重建立了各种民主制度，健全了党内民主生活，保障了各地负责人能够及时向中央反映运动中出现的偏差。
“三反”“五反”运动已经过去50多年了，抚今思昔，感触犹深。中央发动这场运动是十分必要的，这是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地清除自身腐败现象的成功实践，从而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密切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稳定了社会秩序，推动了新中国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
参考书目：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薄一波，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凤凰网资讯 > 历史 > 中国现代史 > 正文2010年12月15日 09:54 四川党史党建网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 ... /15/3515853_0.shtml
核心提示：“三反”“五反”运动是反腐倡廉的成功典范。由于全党决心大，措施得力，有效地遏制了腐败因素在党内和国家机关干部队伍中的滋生蔓延。
当年担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的薄一波回忆说：“回忆毛主席当年抓防腐蚀的斗争，真是雷厉风行，至今历历在目。他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他不仅提出方针，而且亲自督办；不仅提出任务，而且交代办法。在‘三反’运动紧张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取我的汇报，甚至经常坐镇中节委，参加办公会议，亲自指点。”对亲自参与刘青山、张子善一案的处理，薄一波说：“我觉得‘三反’斗争经验中最可贵的一条，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的决心与魄力，真正做到了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后来，我们党也多次下决心惩治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但往往失之过宽，未能收到应有的效果。这就更加证明了，在清除腐败现象的斗争中，必须坚持这一条宝贵的经验。”
“三反”“五反”时期的宣传画（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四川党史党建网，作者：镜思，原题：《毛泽东与“三反”、“五反”运动》
“三反”“五反”运动是建国初期继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之后进行的又一次社会改革运动，是我党执政后，惩治党内腐败现象的一次成功实践。“三反”“五反”运动为荡涤旧社会遗留的贪鄙奢靡风气，树立艰苦奋斗、勤政廉洁的优良作风，为国家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起了积极作用。
一、“三反”“五反”运动的历史背景
建国初期，社会矛盾特别复杂。由于旧社会遗留恶习和党内的骄傲自满，各地党委普遍反映党政机关中存在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严重情况。
1951年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研究有关朝鲜战局的各项问题。依据毛泽东提出的“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须发展”的方针，会议确定从几个方面解决财政困难，即：节约兵力，整编部队；精简机构，精简人员；收缩开支，清查资料；提倡节约，严禁浪费等。在随后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毛泽东向全国发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增产运动由此展开。
1951年11月，东北局书记高岗在有关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报告中总结了东北地区的经验，还例举了运动中揭发出来的一些丑恶现象。如：沈阳市在部分单位中揭发出3629人有贪污行为；东北贸易部检举和坦白的赃款达5亿人民币（旧币1万元等于1元）；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也很严重，东北铁路系统积压上千亿元的材料无人处理。
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本来是意料之中的。但作为当时各方面工作开展得比较好的地区之一的东北，在运动中竟暴露出这么多的问题，让毛泽东深感事情严重。这里反映出来的问题决不只是一个地区的，而是全国性的。11月2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转发东北局的报告中强调“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同时要求各地各部门将有关情况及时向上级和中央报告。
11月30日，毛泽东转发了两个报告，一个是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报来的。毛泽东在批语中说“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另一个是来自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的报告，例举了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专员张子善严重贪污浪费的事实。毛泽东在转发批语中写道“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这表明，毛泽东决定通过“三反”斗争惩治党内已经滋生起来的腐败现象。
二、全国范围的“三反”运动迅速开展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毛泽东在加写的一段话中指出：“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这个指示发出以后，全国范围的“三反”运动正式开始。毛泽东在同年12月8日为中央起草的《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指示》中进一步指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直到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在全国开展群众性的检举运动，对贪污腐化分子形成强大的威慑力量。
时至1952年1月中旬，毛泽东认为，很多地方“三反”斗争仍没有真正发动起来，大小贪污分子和浪费现象远远没有揭露出来，继续要求“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他连续几个晚上召集会议，研究和部署“三反”运动，以期把这一运动更加深入而广泛地开展起来。这一系列会议之后，全国“三反”运动迅速进入一个新阶段，就是集中力量打“老虎”（“老虎”是当时人们对贪污犯的称呼），迅速把运动推到高潮，甚至提出不少缺乏根据的打虎指标。由于自上而下地压“打虎”指标，而且有层层加码之势，一些地方出现了偏差，甚至用刑讯逼供的办法打出了一些假“老虎”。毛泽东发现这些问题后即指示：必须严禁逼供，纠正错误。
从3月起，“三反”运动开始进入定案处理阶段。毛泽东在中央转发的一个报告中批示：“现当‘三反’运动进至法庭审判、追赃定案的阶段，必须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不怕麻烦，坚持到底，是者定之，错者改之，应降者降之，应升者升之，嫌疑难定者暂不处理。总之，必须做到如实地解决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批语，对于纠正“三反”中的错案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严惩贪官，杀一儆百
历时半年多的“三反”斗争，揭露出大量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问题。刘青山、张子善事件，是“三反”运动中暴露出的第一大案。刘、张二人是经历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领导干部。在革命战争年代，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他们坚贞不屈，表现出了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而在和平建设时期，他们却居功自傲，扬言“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享受一点还不应当吗？”并最终腐化堕落，沦为人民的罪人。他们于1950年春至1951年11月，假借经营机关生产的名义，勾结私商进行非法经营；利用职权，先后盗窃国家救灾粮、治河专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克扣民工粮、机场建筑款以及骗取国家银行贷款等，总计达170余亿元（旧币）。尽管他们有过功劳，党也决不姑息，经法院审理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此案和其它一些大案的处理，在党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极大地震慑了其他腐败分子，深刻地教育了全党广大干部，挽救了犯错误的同志，清除了党和国家队伍中的腐化分子，有效地遏止了腐败现象的蔓延，对形成健康的社会风气，保持清正廉洁的作风产生了深远巨大的影响。
四、正本清源，开展大规模的“五反”运动
在“三反”运动中，揭露出来的党和国家工作人员中的大量贪污受贿案件，同不法资本家的腐蚀拉拢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东北局、华北局、西南局等领导机关的报告中，都反映出这个问题。
1952年1月2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中说：“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指示发出后，“五反”运动就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
“五反”运动中揭露出资本家通过腐蚀拉拢干部，垄断经营，蒙骗国家，牟取暴利，吞并中小企业的“五毒”现象相当普遍地存在。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还过高估计自己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十分狂妄。少数资本家“五毒”行为严重，情况惊人，甚至有用废棉烂棉制造急救包卖给志愿军，使受伤战士致残致死这样的激起人民公愤的事件。“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成为当时全国上下强烈的呼声。
声势浩大的“五反”运动给不法资本家以很大震动，不少人纷纷交代自己的违法行为。这对方兴未艾的“三反”运动是有力的配合。但是，“五反”运动也一度造成社会上的紧张气氛。资本家惊惶不安，私营企业生产下降，市场清淡，税收减少，失业工人增多，基本建设项目纷纷推迟。种种情况表明，开展同资产阶级违法行为的斗争远比在农村搞土地改革、铲除封建土地制度要复杂得多，对社会的影响和震动也大得多。
毛泽东审时度势，及时采取措施，既给不法资本家以沉重打击，又保护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合法权益，维持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转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他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对守法的工商户鼓励照常营业，对有些小问题的工商户尽快做出结论，归入守法户，尽量扩大争取、团结和保护工商户的人数，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极少数的严重违法资本家。另一项措施是，调整运动部署，缩短“五反”运动的时间，实行更稳妥、更谨慎的工作步骤。由于采取上述两项重要措施，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困难和不正常状态较快地得到缓解和改善，没有引起大的社会震荡。
全国范围内的“五反”运动历时半年后结束。它严厉打击了不法资本家严重的“五毒”行为，在工商业者中普遍进行了一次守法经营教育，推动了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工人监督和实行民主改革运动。运动过后，党和政府针对新出现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紧张、市场萧条的情况，进一步采取措施，使资本主义工商业继续发展。
五、“三反”“五反”运动的历史作用
“三反”“五反”运动不仅为我们清除党内腐败现象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而且对于推动历史前进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推动了农业地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从1951年10月展开，到1952年底全面完成。这就是说，“三反”“五反”运动和土地改革基本上是同时进行的。这二者虽然在内容和范围上有很大区别，但却彼此影响，相互促进。一方面，“三反”“五反”运动使广大党员受到了一次深刻教育，提高了认识，坚定了立场，自觉地把自己的言行统一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使各级党组织更好地贯彻执行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为土地改革运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另一方面，广大群众通过“三反”“五反”运动，认识到共产党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本质，从而更加拥护党的领导，增强了农民参加土地改革运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土地改革运动奠定了雄厚的群众基础。因此，仅用一年多时间，就彻底废除了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广大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这是社会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其次，为工业企业民主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一方面，企业经过“三反”运动，揭露和批判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清除了内部的腐败因素，使广大职工干部提高了政治思想觉悟，从而以主人翁的姿态推动民主改革的进程，为彻底废除封建把头管理制度，建立工人当家做主的民主管理制度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经过“三反”“五反”运动，私营工商业者在新的基础上改善了劳资关系，更加靠拢党和人民政府，同时，在工商业者中普遍进行了一次守法经营教育，推动了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工人监督制度和实行民主改革，为以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的国家经济建设提供了思想和组织保障。
六、“三反”“五反”运动成功的经验与启示
（一）防患于未然，筑起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
早在1944年，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就提醒全党一定要把李自成失败的教训作为前车之鉴，并特意批示把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印成小册子，号召全党阅读。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提醒全党高度警惕：“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长进的情绪，贪图享受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此，“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三反”“五反”运动揭露出来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严重问题，从思想根源来说，就是一些党员干部违背了党的宗旨，忘记了“两个务必”，背弃了革命信念，走向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因此，必须坚持不懈地开展“两个务必”的思想教育，不断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政治思想素质，提高全党的拒腐防变能力，树立廉洁奉公，执政为民的良好形象。
（二）坚决反腐、雷厉风行，抓住典型案件严肃处理。
“三反”“五反”运动是反腐倡廉的成功典范。由于全党决心大，措施得力，有效地遏制了腐败因素在党内和国家机关干部队伍中的滋生蔓延。
当年担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的薄一波回忆说：“回忆毛主席当年抓防腐蚀的斗争，真是雷厉风行，至今历历在目。他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他不仅提出方针，而且亲自督办；不仅提出任务，而且交代办法。在‘三反’运动紧张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取我的汇报，甚至经常坐镇中节委，参加办公会议，亲自指点。”对亲自参与刘青山、张子善一案的处理，薄一波说：“我觉得‘三反’斗争经验中最可贵的一条，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的决心与魄力，真正做到了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后来，我们党也多次下决心惩治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但往往失之过宽，未能收到应有的效果。这就更加证明了，在清除腐败现象的斗争中，必须坚持这一条宝贵的经验。”
（三）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相信和依靠群众。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三反”“五反”运动一开始就把发动群众放在首位，号召群众检举揭发，提供线索，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统一战线，使运动逐步深入。特别是在“五反”运动中，毛泽东指示“在这个斗争中，各城市的党组织对于阶级和群众的力量必须精密的部署，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党组织充分发动广大职工、店员，积极争取和团结财会人员、高级雇员等知情人员，检举揭发不法私营工商业者的不法行为，扩大了“五反”运动的群众基础，保证了“五反”运动的健康发展。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历来是我们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力量之源。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我们党以群众运动的形式同党内和国家机关干部队伍中的腐败现象作斗争，与“五毒”俱全的不法私营工商业者作斗争，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必要的，但这不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唯一形式。在剥削阶级被消灭以后，随着社会进步和法制不断健全，解决社会矛盾就不宜搞群众运动了。特别是解决党内矛盾，惩治腐败现象，主要是要发动群众，加强对党内和国家机关干部的监督，把群众的监督机制和党内其它监督机制结合起来，形成整体反腐斗争的合力。
（四）坚持真理，有错必纠，注意政策的正确性和制度的完善。
从整体上说，“三反”“五反”运动是我们党反腐斗争的成功实践，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存在过激过左的做法。如下达“打虎”指标，是不符合实际的，以至于发生刑讯逼供，打出一些假“老虎”。毛泽东发现这个问题后，及时作了纠正。
“三反”“五反”运动中，各级政府机关根据揭露出来的问题，分析原因，查找漏洞，普遍进行新制度的建设和对已有制度的完善，着重建立了各种民主制度，健全了党内民主生活，保障了各地负责人能够及时向中央反映运动中出现的偏差。
“三反”“五反”运动已经过去50多年了，抚今思昔，感触犹深。中央发动这场运动是十分必要的，这是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地清除自身腐败现象的成功实践，从而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密切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稳定了社会秩序，推动了新中国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
参考书目：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薄一波，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