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应对美国货币战

我是一个不懂经济的，不过我觉得这文章不错，所以转载来让大家看一下。
原文太长，只转载一部分，有感兴趣的请点击连接
http://www.eeo.com.cn/observer/shelun/2010/10/14/182712.shtml
中信银行副行长 曹 彤
编者按：9月底，美国会众议院通过《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旨在对所谓低估本币汇率的国家征收特别关税。几乎与此同时，巴西财政部长公开表示，一场“国际汇率战争”已经爆发。9月的最后一周，巴西、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印尼等都被IMF怀疑干预汇市，以遏制本国货币的升幅。在刚刚结束的IMF和世界银行年会上，货币战几乎成为提及频率最高的词汇……为什么作为老话题的汇率问题在近期忽然升温？为什么美国忽然就汇率问题向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发难？面对美国的高压态势，中国应该如何应对？针对上述问题，中信银行副行长曹彤日前专门撰文，深入浅出地介绍了美国汇率政策的历史沿革，以及未来可能的发展取向，并就中国应采取的策略，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
9月末，巴西财长曼特加警告，国际货币战已经爆发。这可视为政府官员第一次在国际场合正式指出国际货币战的存在和状况。在刚刚结束的IMF和世界银行年会上，货币战几乎成为提及频率最高的词汇，表明世界各方均已经置身其中。九月末的最后一周，巴西、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印尼等都被IMF怀疑干预汇市，以遏制本国货币的升幅。目前全球货币中，除美元外几乎都处于升值状态中，主要货币如日元升幅已超过12%，欧元尽管刚刚摆脱主权债务危机，却也已经迅速升值2%。获利者除美国外别无他国。然而，货币升值的国家却不能采取任何行动，像巴西这样稍作干预，甚至日本这一美国的亲密盟友，仅仅做做干预的姿态，都立即被IMF和所谓国际主流媒体视为干预自由经济和自由市场调节机制。这恐怕就是引发曼特加感叹货币战已经爆发的主要原因。
一、美国推动他国货币升值、本国货币贬值的内在逻辑
美国是二战后现代国际货币体系的最大受益者。1944年至1971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美元成为全球唯一的本位币（“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是“双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全球货币与美元挂钩）；1971年美国尼克松政府擅自单方面放弃“双挂钩”责任，并推动IMF于1976年通过“牙买加协议”（“牙买加协议”的核心，一是多元基准货币，二是浮动汇率制度）。理论上，1976年后多元基准货币是对美元的削弱，但由于美国拥有全球最强大的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网络，有全球最活跃的金融市场，有全球一致认可的金融评级机构，有全球居垄断地位的会计师事务所，有美国自身可控制的国际规则制定和协调机构（IMF、WB、ISB等），使得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不仅没有降低美国的国际金融霸主地位，反而合法地放弃了本位币所应尽的国际义务（本位币的发行国有义务控制自身的货币发行量，确保全球的金融供给与需求基本平衡，被废止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之一正是限制美元的超发），并可以利用汇率浮动的机制，限制和干预其他国家的经济、金融、甚至政治事务（如1985年“广场协议”带给日本的金融效果）。
“牙买加协议”的实施，导致国际资本大量流入美国。1985年，协议实施仅仅9年后，美国即结束长达71年的国际净债权国地位，一变而为国际净债务国（当年国际净债务1074亿美元），从而与80年代初期开始明显呈现的贸易项下逆差相呼应，开启了当代美国独有的经济循环模式：经常账户项下逆差由资本项下的顺差弥补，即借他国的钱来满足本国的消费。从1985年至今的25年时间里，尽管经常账户逆差持续放大，但国际收支逆差（经常项下与资本项下之和）却都控制在GDP的1%范围内。也就是说，在长达25年的期限内，美国借助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每年占用他国的资本来满足本国的消费，且这一趋势日渐扩大，难以逆转。
无疑，这一模式具有明显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一旦美元失去国际信任，或遇到其他国际货币的挑战，国际资本净流入将会减少，则没有足够的资本支持其对超量进口商品的消费；另一方面，如美国国内消费无节制膨胀，超过国际资本净流入所能提供的支撑，则经常账户项下赤字将无法弥补，国际收支失衡。两种情况下，都会导致美国模式破产。
本次金融危机，虽未出现上述两种极端情况，但对美国模式却是产生了阶段性、结构性影响。由于在美国民众利用国际资本享受低息住房贷款的同时，也推高了美国的房地产泡沫，并通过虚拟资本的放大效应产生连锁反应，导致金融危机，使得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短时间内无法像从前一样，将国际资本源源不断地送到美国民众手中。因此，至少在中短期内，支持过度消费的消费金融模式面临着调整。这就阻断了国际资本向美国消费者的传递，进而大幅降低美国经济三驾马车中最重要的“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消费对美国GDP的贡献在70%以上），进而产生大量失业，实体经济恶性循环。这种资金链条的中断，对美国而言，虽还不至于导致美国模式破产，但也意味着美国模式的暂时中断，意味着美国必须或修复旧有模式、或重建新的过渡模式。
修复旧有模式，意味着美国继续危机前的低储蓄、高消费、高经常项目赤字、高资本项目盈余的模式。客观上说，这一坐享其成的模式是美国人民最愿意恢复的，但微观上有两个障碍导致其短时间难遂其愿：一是金融机构尚未完全恢复，无法提供大量的消费信贷。从事美国住房次按的金融机构已大部分倒闭，所剩的机构需要整体金融市场恢复后才可能重新进入，其它消费金融领域，如信用卡和汽车按揭，也因金融机构风险容忍度的下降和消费者违约率的上升而收缩信用规模。二是美国居民的借款记录、抵押品、就业率等消费贷款所必需的要素还未恢复，还无法满足金融机构放贷所必备的一些（哪怕是低限）要求，还需要时间。大部分美国民众并非像有些经济学家估计的那样，有很高的道德标准，他们并不会自愿放弃原有的轻松的消费模式，只是限于外界条件的变化，不得已而过起节俭的、积累了储蓄才能消费的“苦”日子。可以肯定地说，一旦三五年后外界条件具备，08年前我们所看到的那种美式生活必将重演。只是在这调整期，美国必须要找到新的过渡模式。

我是一个不懂经济的，不过我觉得这文章不错，所以转载来让大家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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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银行副行长 曹 彤
编者按：9月底，美国会众议院通过《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旨在对所谓低估本币汇率的国家征收特别关税。几乎与此同时，巴西财政部长公开表示，一场“国际汇率战争”已经爆发。9月的最后一周，巴西、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印尼等都被IMF怀疑干预汇市，以遏制本国货币的升幅。在刚刚结束的IMF和世界银行年会上，货币战几乎成为提及频率最高的词汇……为什么作为老话题的汇率问题在近期忽然升温？为什么美国忽然就汇率问题向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发难？面对美国的高压态势，中国应该如何应对？针对上述问题，中信银行副行长曹彤日前专门撰文，深入浅出地介绍了美国汇率政策的历史沿革，以及未来可能的发展取向，并就中国应采取的策略，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
9月末，巴西财长曼特加警告，国际货币战已经爆发。这可视为政府官员第一次在国际场合正式指出国际货币战的存在和状况。在刚刚结束的IMF和世界银行年会上，货币战几乎成为提及频率最高的词汇，表明世界各方均已经置身其中。九月末的最后一周，巴西、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印尼等都被IMF怀疑干预汇市，以遏制本国货币的升幅。目前全球货币中，除美元外几乎都处于升值状态中，主要货币如日元升幅已超过12%，欧元尽管刚刚摆脱主权债务危机，却也已经迅速升值2%。获利者除美国外别无他国。然而，货币升值的国家却不能采取任何行动，像巴西这样稍作干预，甚至日本这一美国的亲密盟友，仅仅做做干预的姿态，都立即被IMF和所谓国际主流媒体视为干预自由经济和自由市场调节机制。这恐怕就是引发曼特加感叹货币战已经爆发的主要原因。
一、美国推动他国货币升值、本国货币贬值的内在逻辑
美国是二战后现代国际货币体系的最大受益者。1944年至1971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美元成为全球唯一的本位币（“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是“双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全球货币与美元挂钩）；1971年美国尼克松政府擅自单方面放弃“双挂钩”责任，并推动IMF于1976年通过“牙买加协议”（“牙买加协议”的核心，一是多元基准货币，二是浮动汇率制度）。理论上，1976年后多元基准货币是对美元的削弱，但由于美国拥有全球最强大的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网络，有全球最活跃的金融市场，有全球一致认可的金融评级机构，有全球居垄断地位的会计师事务所，有美国自身可控制的国际规则制定和协调机构（IMF、WB、ISB等），使得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不仅没有降低美国的国际金融霸主地位，反而合法地放弃了本位币所应尽的国际义务（本位币的发行国有义务控制自身的货币发行量，确保全球的金融供给与需求基本平衡，被废止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之一正是限制美元的超发），并可以利用汇率浮动的机制，限制和干预其他国家的经济、金融、甚至政治事务（如1985年“广场协议”带给日本的金融效果）。
“牙买加协议”的实施，导致国际资本大量流入美国。1985年，协议实施仅仅9年后，美国即结束长达71年的国际净债权国地位，一变而为国际净债务国（当年国际净债务1074亿美元），从而与80年代初期开始明显呈现的贸易项下逆差相呼应，开启了当代美国独有的经济循环模式：经常账户项下逆差由资本项下的顺差弥补，即借他国的钱来满足本国的消费。从1985年至今的25年时间里，尽管经常账户逆差持续放大，但国际收支逆差（经常项下与资本项下之和）却都控制在GDP的1%范围内。也就是说，在长达25年的期限内，美国借助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每年占用他国的资本来满足本国的消费，且这一趋势日渐扩大，难以逆转。
无疑，这一模式具有明显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一旦美元失去国际信任，或遇到其他国际货币的挑战，国际资本净流入将会减少，则没有足够的资本支持其对超量进口商品的消费；另一方面，如美国国内消费无节制膨胀，超过国际资本净流入所能提供的支撑，则经常账户项下赤字将无法弥补，国际收支失衡。两种情况下，都会导致美国模式破产。
本次金融危机，虽未出现上述两种极端情况，但对美国模式却是产生了阶段性、结构性影响。由于在美国民众利用国际资本享受低息住房贷款的同时，也推高了美国的房地产泡沫，并通过虚拟资本的放大效应产生连锁反应，导致金融危机，使得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短时间内无法像从前一样，将国际资本源源不断地送到美国民众手中。因此，至少在中短期内，支持过度消费的消费金融模式面临着调整。这就阻断了国际资本向美国消费者的传递，进而大幅降低美国经济三驾马车中最重要的“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消费对美国GDP的贡献在70%以上），进而产生大量失业，实体经济恶性循环。这种资金链条的中断，对美国而言，虽还不至于导致美国模式破产，但也意味着美国模式的暂时中断，意味着美国必须或修复旧有模式、或重建新的过渡模式。
修复旧有模式，意味着美国继续危机前的低储蓄、高消费、高经常项目赤字、高资本项目盈余的模式。客观上说，这一坐享其成的模式是美国人民最愿意恢复的，但微观上有两个障碍导致其短时间难遂其愿：一是金融机构尚未完全恢复，无法提供大量的消费信贷。从事美国住房次按的金融机构已大部分倒闭，所剩的机构需要整体金融市场恢复后才可能重新进入，其它消费金融领域，如信用卡和汽车按揭，也因金融机构风险容忍度的下降和消费者违约率的上升而收缩信用规模。二是美国居民的借款记录、抵押品、就业率等消费贷款所必需的要素还未恢复，还无法满足金融机构放贷所必备的一些（哪怕是低限）要求，还需要时间。大部分美国民众并非像有些经济学家估计的那样，有很高的道德标准，他们并不会自愿放弃原有的轻松的消费模式，只是限于外界条件的变化，不得已而过起节俭的、积累了储蓄才能消费的“苦”日子。可以肯定地说，一旦三五年后外界条件具备，08年前我们所看到的那种美式生活必将重演。只是在这调整期，美国必须要找到新的过渡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