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总局发文免去谢亚龙职务 中体产业股价飙涨2%

谢亚龙蜕变路：靠假明星成安康好官 步入足球终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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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张雷

　　回顾谢亚龙的一生，从陕西省的田径明星到北京体育大学的硕士，从“安康好官”到足球贪官，他的蜕变之路触目惊心。

　　作假的田径明星

　　谢亚龙1955年12月1日出生于重庆市，家里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1970年，为了躲避大城市里“文革”给孩子上学带来的冲击，谢亚龙的父母把他的户口迁到陕西省宝鸡市，让他投奔在那里工作的哥哥。

　　从相对繁华的重庆，来到穷乡僻壤的宝鸡，谢亚龙内心的失落可想而知。他一直跟新同学说，自己是一个孤儿。这是谢亚龙第一次作假。很多人都信以为真，他当年的同学陈子健告诉本刊记者：“后来我们知道他父母健在，也没有计较，他一个人很小就出来闯荡不容易。”

　　那时候，宝鸡市的田径运动水平在陕西省数一数二。少年时期的谢亚龙在短跑方面显示出非凡的天赋，来宝鸡的第二年就入选了市中学生田径队。他的初中同学彭贵明回忆说，谢亚龙从小就是一个“蔫有主意、骨子里争强好胜的人”。当时宝鸡市中学生男子100米的纪录被一个姓刘的学生长期保持着。谢亚龙很不服气，总拉着那个人想比试一下。有一天，谢亚龙遇到了那个姓刘的学生，他用了激将法，让对方同意在宝鸡街头展开一场短跑比赛。结果，16岁的谢亚龙以压倒性优势获胜，把对手甩下将近5米的距离。一个路过的体育老师注意到，谢亚龙竟然是穿着一双胶皮凉鞋跑完全程。

　　1973年，谢亚龙在陕西省中学生田径运动会上，代表宝鸡队夺得男子100米个人第三名，第一名是西安队的胡建国。谢亚龙因此被省体工队看中，选去做田径运动员。后来，走上仕途的谢亚龙对这个成绩作假，他在履历中把自己写成第一名。现在西安市第八十九中学当老师的胡建国告诉本刊记者：“我起初以为是媒体炒作，但后来一看，他写进了自己的履历，所以我非常气愤。我在2006年发表声明，估计谢亚龙看到了，想‘摆平’这事，就让陕西省体委前后两次和我协商。他们说，谢亚龙已经是足协专职副主席了，陕西出这么个人才不容易，以后指望他多给我们安排一些赛事，就能多创造一些收入，要我别计较了。”“息事宁人”的结果是，当年的中超联赛开幕式果然在西安举行。

　　其实，谢亚龙当年虽未夺冠，但成绩十分优秀，完全没必要作假。据他在省体工队的队友、现任陕西省乒乓球比赛竞赛委员会主任的张秦生回忆，谢亚龙百米跑成绩为11秒，在当年相当出色。并且他肯钻研、肯思考，给陕西省体委的领导留下深刻印象。1979年初，他意外受伤，从体工队退役，省体委“惜才”，把他留在省田径队里当教练。仅仅几个月后，他的弟子章惠芬就在第四届全国运动会上夺得金牌。

　　1980年，谢亚龙考入北京体育学院(今北京体育大学)教练研修班，两年后又考上该校研究生。和许多搞体育的人不同，谢亚龙读书很刻苦，在学校里有“小才子”的雅号。广为流传的一个故事是：谢亚龙能写一手漂亮的诗歌，他的诗俘获了一位小他10岁的师妹李益群的芳心，后来两人结为伉俪。

　　毕业后，谢亚龙被分配到国家体委科研所工作，相继担任时任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的秘书、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司长。2000年，谢亚龙回到了他熟悉的田径领域，出任国家体育总局田径运动管理中心主任。那一年是“奥运年”，中国田径界的兴奋剂丑闻受到国际奥委会的强烈关注。刚上任的谢亚龙甩下一句狠话：“不杜绝田径界的兴奋剂问题，我就走人，去北京前门卖大碗茶。”随后，他配合总局兴奋剂检测中心严查严办，查处了一批服用兴奋剂的运动员，使中国田径队参加悉尼奥运会的人数从38人减少到26人。被查处的名单中，有3人来自风光一时的“马家军”。“马家军”的教练马俊仁怒气冲冲地质问谢亚龙，谢亚龙的态度十分强硬，宁可中长跑项目在奥运会上颗粒无收，也不对“马家军”网开一面。

　　爱发段子的“安康好官”

　　2002年9月，谢亚龙到陕西省安康市挂职，担任市委副书记，主管宣传、文化和体育。他当时的秘书李润林告诉本刊记者：“谢亚龙给我的印象是个书生，不像个运动员。”他既不好打牌，也不喝酒，饭局上也就是礼节性坐坐，与当时安康的官场风气格格不入，但大家都佩服他。“他肚子里有东西，眼界宽阔，毕竟跟着体育总局领导哪里都去过，见多识广。在正式场合发言，他准备半个小时，就能滔滔不绝地说上几个小时，思路非常清晰，整理出来就是一篇稿子。”当时正逢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期间，谢亚龙自己动笔写了篇文章《论“三个代表”的时代内涵》，“水平相当高，中央机关刊物和陕西党报都刊发了”。

　　安康市体育局副局长柯晓明说，谢亚龙为安康办了不少实事。刚到安康时，谢亚龙发现体育设施落后，就通过他在北京的关系，联系到青岛的英派斯集团，向安康捐赠了价值90多万元的健身器材。后来，在他的努力下，安康市被列入国家体育扶贫的“雪炭工程”，安康市下属的岚皋、旬阳、白河三县争取到了400万元资金，兴建了两个室内体育场和两个室外体育场。这些让当地老百姓受益至今，谢亚龙因此赢得了“安康好官”的声誉。

　　2004年春节，谢亚龙做了一件让安康人十分感动的事：他把自己读小学四年级的儿子谢天竞从北京送到安康比较落后的岚皋县麦溪乡小学读书。这是一个非常简陋的山村小学，学生来自偏远山区，谢天竞与40多个同学寄宿在一间大教室里。当地教育局的领导告诉本刊记者，当时他们想为谢亚龙的儿子找个好点的学校，谢亚龙却让他们推荐一所条件差一点的，准备让他的儿子在这里读一年书。临走前，谢亚龙还给校长留了1000元钱，作为儿子一年的生活费。后来因为当地课程设置落后，他的儿子没法再读下去，便提前回北京了。

　　生活中，谢亚龙喜欢发短信，大多是幽默而不庸俗的段子。他不但给下属发，也给市长和市委书记发。李润林说：“他给市长发短信时，每次都把段子里的主角名字改成市长。有时候在车上发短信，他还给我们读出来，欢声笑语，让旅途一点都不累。”

　　在李润林看来，谢亚龙做事也很随意、独断。有时事先并未计划，他脑袋一拍说：“我们今天下午下乡，准备待个三四天。”李润林和司机急急忙忙收拾东西。到了县里，一到晚上，谢亚龙又突然说：“我们回家吧。”大家又急急忙忙往市里赶。

　　“外行指导内行”的足协领导

　　2004年10月，谢亚龙被调回北京，担任国家体育总局电子信息中心党委书记。一个月后，中国男子足球队在世界杯预选赛中被淘汰。谢亚龙写了一篇《孙悟空的产权归谁？》的论文，论述了“建立中超现代产权制度”的构想，得到了国家体育总局领导的认可。2005年2月，谢亚龙出任中国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成为中国足球的“掌门人”。当时，有记者采访谢亚龙的儿子谢天竞，请他谈谈对爸爸升迁的看法。上小学六年级的谢天竞说：“我最想告诉他的是，爸爸你可别当贪官啊。”

　　上班第一天，谢亚龙开着自己的蓝色POLO来了。他端着茶杯，夹着公文包，笑眯眯地跟记者打招呼，说自己刚刚在医院里打完点滴。人们议论纷纷：“这是一个典型的官员形象，哪里像懂足球的人？”原足球运动管理中心联赛部主任、中超委员会秘书长郎效农，和这位新上司共事一段时间后，不由感叹：“他没踢过足球，恐怕连足球比赛都没怎么看过。但他真的认为自己懂足球，他以为北体大的硕士研究生什么都懂。这才是悲剧。”

　　在足球领域，世界杯是最重要的赛事。但“外行”的谢亚龙不懂，他做出了牺牲世界杯、力保奥运会的决策。为了让中国队进入北京奥运会足球四强，2008年初，谢亚龙提出一个设想：模仿美国职业篮球联赛(NBA)的模式，把中超联赛的16支球队，分为两个组，实行南北分区赛制，这样可以让球员少跑路，节省体力备战奥运会。谢亚龙说，这是体育总局高层的意思。这个“别出心裁”的设想遭到足协内部、媒体和球迷的强烈反对。国家体育总局领导也澄清，从未有过南北分区的想法。事实证明，谢亚龙为了通过自己的方案，又一次作假了。

　　谢亚龙把足协的副手们也指挥得团团转。时任足协副主席的南勇，一会儿被谢亚龙调去分管国家队，一会儿改管国奥队，一会儿又负责联赛。“轮岗”的原则是，谢亚龙见某段时间国家队成绩好，就自己去管国家队，调整南勇去国奥队；某段时间国奥队打得出色了，他又回归国奥队，让南勇再去干别的。

　　2008年8月17日，曾经辉煌一时的中国女足在北京奥运会赛场上苦战几场后，惨遭淘汰。赛后总结时，队员们当场痛哭，十分感人。就在这种气氛中，谢亚龙却跳出来，大骂中国女足是“没斗志、没精神、没能力”的反面典型。“人家巴西队技术那么好，大牌那么多，人家却在晚上11点去酒店健身房练力量，你们什么时候练过叉腰肌？”女足姑娘们面面相觑，完全不知道“叉腰肌”是身体哪个部位。

　　这个谢亚龙信口杜撰的名词一夜之间红遍中国。“外行到这种地步，怎么管足球？”愤怒的中国球迷们在奥运会足球赛场上高喊“谢亚龙下课”。即使是外国队的比赛也喊。结果，外国球员还以为中国观众喊的是“某某队加油”。阿根廷著名球星梅西在赛后接受采访说：“中国球迷太热情了，一直帮我们打气，我都学会了用中文说‘阿根廷加油’。”记者让他用中文说一句，他腼腆一笑，口齿清晰地说：“谢亚龙下课。”

　　谢亚龙主管中国足球的3年，是中国男、女足全面滑向最低谷的3年。奥运会之后，谢亚龙被调往中体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长。南勇接任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如今，两人都在足坛反腐风暴中“落马”。法律能够制裁他们的罪行，但被他们耽误和浪费的中国足球发展机遇，却无法挽回。若是谢亚龙回想起儿子5年前说的那句“爸爸别当贪官”，会是什么心情？

谢亚龙案牵出多方利益链 生财三宗罪添满黑色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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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是最受人们喜爱的运动之一；腐败，是最令人们痛恨的恶行之一。当这两个词联系到一起时，引起的关注和震惊自然分外强烈。

　　2010年9月12日，公安部治安管理局证实，在侦办涉嫌利用足球比赛贿赂、赌博系列案件中，公安、检察机关多渠道获取了对原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谢亚龙涉案的线索和举报。在国家体育总局的配合下，专案组已依法对谢亚龙立案侦查。

　　多年来，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一直是中国足球实际上的“掌门人”。谢亚龙是继南勇之后，一年之内第二个被公安机关带走的“掌门人”。

　　由此可见，从2009年8月25日公安部成立反赌扫黑专案组开始，足坛反腐风暴一直没有停止。近400天的时间里，9名足坛官员相继落马，困扰中国足球多年的假、赌、黑现象得以揭露。严厉的反腐行动背后，是举国上下对足球振兴的强烈希望。

　　江湖气、敛财术、玩假球

　　“龙王”案发始末

　　“谢亚龙被抓走了，他留给中国足球的，只有一个大大的悲剧。那些年，他只关心自己任期内的政绩，从来没有真正关心过中国足球的未来……”一位中国足球协会(简称中国足协)内部人士一边摇头，一边不住感慨。9月3日，原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谢亚龙被警方带走。与他一起被带走的还有原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领队蔚少辉、原中国足协裁判委员会主任李冬生。

　　据了解，谢亚龙这是第二次被警方带走，上一次是协助调查他的继任者南勇涉嫌的经济犯罪问题，但一天后就恢复了自由。“这一次，谢亚龙是出不来了。”这位中国足协的内部人士向本刊记者透露，“因为他身上的问题并不比南勇少。”

　　唯一的“工作”就是交代问题

　　2010年 9月3日，在国家体育总局的一次例会上，已经卸任足协“掌门人”两年的谢亚龙也出现在会场。他习惯性地和同事们打招呼。突然，几个“不速之客”走进来。在他们出示的身份证明上，单位一栏赫然印着：辽宁省铁岭市公安局。谢亚龙、蔚少辉、李冬生3人被直接从会场上带走。9月5日晚，3人被带离北京前往沈阳，那里是中国足球反赌打黑专案组的办公所在地。

　　9月7日，谢亚龙等人“协助调查”的消息被众多媒体相继报道。第二天，谢亚龙担任董事长的中体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价大跌。3天后，中体产业公司的股票市值蒸发近5亿元。人们猜测，谢亚龙“协查”已经超过72小时，很可能会被“批捕”。更有人说，要验证这个猜测，只要看看9月10日的“环中国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启动仪式上，谢亚龙会不会露面剪彩，因为这项比赛是由中体产业公司赞助的。而谢亚龙最终没有出现。

　　谢亚龙究竟在哪？情况如何？

　　据一些媒体披露，在沈阳市北郊的沈阳军区现代干部管理学院里，一幢粉白色相间的三层小楼就是谢亚龙等人被关押的地方。小楼附近停放着多辆挂沈阳和铁岭牌照的警车。谢亚龙在这里衣食住行有专人提供，只是不许离开房间，每天唯一的“工作”就是交代问题。

　　9月12日，公安部证实，谢亚龙等人已经被立案侦查。9月17日，辽宁省检察院侦查监督处称，检察机关目前尚未收到公安机关关于谢亚龙、蔚少辉、李冬生3人的批捕申请。随后，辽宁媒体报道，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人士已经抵达沈阳，加入到谢亚龙专案组中。

　　一条绳上的蚂蚱

　　自从谢亚龙被“协查”后，关于他的消息五花八门。有人说他心脏病发，有人说他试图自杀，有人说他全家被调查……然而，这些仅仅是没有根据的猜测。

　　据知情人士透露，在接受审查期间，谢亚龙等三人都很配合警方工作，交代了大量问题。其中最重要的突破是，谢亚龙供出了重庆市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高健。

　　48岁的高健早年是足球运动员，2002年出任重庆足协的“一把手”。2008年，由日本、韩国、朝鲜和中国参加的东亚四强赛计划在中国举办。按照惯例，该项赛事是多个城市共同承办，有多个赛区和赛场，以确保同时开球、公平公正的原则。赛事的主赞助商、日本电通公司愿意提供数百万美元的赞助，条件是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大城市举办比赛，以利于其品牌推广。但当时只有广州、长沙和重庆提出了申办申请，人们普遍认为，广州一直是“中国之队”(国家队)比赛的主要承办城市，经验丰富，设备完善，而且符合主赞助商的要求，应当是“没有悬念的主办城市之一”。然而，在考察团考察广州和长沙时，谢亚龙并没现身；直到考察重庆时，他才现身并明确表态支持重庆。随后，东亚足球联盟在北京召开执行委员会会议，对3个城市进行投票，重庆获得全票通过。广州和长沙方面十分不满，因为历史上从没有一个城市单独举办该项赛事。面对质疑，谢亚龙轻描淡写地说：“重庆能胜出，因为他们是直辖市！”这一解释显然难以服众，谢亚龙只好补充道：“高健他们为这项赛事付出很多，作为一个重庆人，是浓浓乡情感动了我。”事实上，让谢亚龙感动的不是“乡情”，而是高健赠予他的丰厚“财情”。不少媒体认为，高健当时给了谢亚龙巨额行贿款，才换来重庆单独主办的“殊荣”。

　　除高健之外，谢亚龙等人还陆续供出了其他省市的一些体育官员。目前，专案组已兵分几路，奔赴上海、青岛等城市取证。种种迹象表明，足坛反腐风暴已经由“对中央足球官员的调查”转向了“抓捕地方贪官”。

　　那么，回过头来看，谢亚龙等人又是谁供出来的呢？

　　一方面，今年8月，一个和南勇关系密切的关键人物被警方带走协助调查。他就是中国福特宝足球产业发展公司总经理邵文忠。该公司是中国足协直属的国有企业，对国家足球队的赞助、广告、比赛和附属产品享有独家经营权和推广权。它不仅仅扮演着中国足协“小金库”的角色，还和几位足协领导有密切交往。外界普遍猜测，“咬”出谢亚龙，邵文忠“功不可没”。另一方面，据一些媒体透露，南勇落网后，为争取宽大处理，主动向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提供了谢亚龙、李冬生、蔚少辉等人利用足球比赛受贿、赌博的线索。

　　谢亚龙三宗罪

　　在谢亚龙担任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期间(2005年—2008年)，人们给他取了个绰号叫“龙王”。外表谦和、温顺的谢亚龙，实际上打造了一个集江湖气、敛财术、操纵比赛于一体的“黑色龙宫”，他就是其中的“龙王老大”。

　　谢亚龙的第一宗罪，是搞江湖帮派。国家队领队蔚少辉是谢亚龙的得力助手，因为在家中排行第四，他要求国家队成员和媒体都称他为“四哥”或“四叔”。他的专横跋扈，得到了谢亚龙的包庇和纵容。2010年世界杯预选赛期间，蔚少辉对国家队总教练、来自塞尔维亚的杜伊不满，便经常带着一群球员在酒店里彻夜打牌，还故意敞开房门，让杜伊听到。一旦杜伊在球场上对蔚少辉提拔的球员提出批评时，蔚少辉会立刻跳出来，针锋相对地训斥杜伊器重的球员。私下里，蔚少辉不止一次地说：“别给脸不要脸，(杜伊)以为自己是谁呢？”杜伊的教练工作难以开展，便几次向谢亚龙“告状”，希望谢亚龙约束蔚少辉，但谢亚龙置之不理。后来，杜伊终于明白了，原来蔚少辉是谢亚龙的人。

　　从“龙王”到“四哥”，他们结成了上下一体的江湖帮派，并琢磨生财之道，这是谢亚龙的第二宗罪。

　　据媒体披露，当时谢亚龙和他的副手南勇达成了默契，谢亚龙在国家队敛财，南勇在联赛中捞钱，两人互不干涉。谢亚龙不止一次将国家队比喻为各个地方俱乐部的“金矿”，球员和教练只要花点钱，到国家队“镀一次金”，回到俱乐部后，身价便水涨船高。在朱广沪担任国家队主教练期间，有106名地方俱乐部球员先后进入国家队；在杜伊和福拉多担任国家队主教练期间，国奥队和国家队更是变成了“公共场所”，只要给的价钱合适，球员可以随意进出。2008年5月，谢亚龙出任“中国之队”集训团团长，直接圈定谁能入选国家队。结果，几乎每场比赛，时任国家队主教练杜伊定下的出场名单，最后都让谢亚龙换掉多人。

　　多少钱才能进国家队呢？据报道，在谢亚龙掌管中国足协期间，一名普通球员进入国家队的行贿门槛是10万元人民币，水平较差的球员则是15万元，而年龄较大的老队员想进入国家队得付出30万元。“有钱的就进来大家一起玩，没钱就滚蛋”成了当时足球圈子里公开的游戏规则。

　　此外不得不提的，就是“爱福克斯冠名案”。爱福克斯公司是一家英国网络电话公司，2006年冠名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简称中超联赛)，但爱福克斯公司约定的6000万元人民币冠名费没有如约汇入中超公司，中方只得到了600万元。2008年底，中超公司把爱福克斯公司告上法庭，官司开打之后，由于爱福克斯公司与中超签约的子公司是个临时注册的皮包公司，并已宣布破产，剩下的冠名费就这样没了。

　　此前，“爱福克斯冠名案”给外界的印象一直是南勇欺上瞒下一手操纵的。但实际上，最初与爱福克斯公司谈判时，谢亚龙也以“一把手”的身份出面协商。2006年6月，双方突然更改合同时，也是谢亚龙在合同上签字盖章，给爱福克斯公司减免了1000万元。作为中国足协的“掌门人”，谢亚龙应当对足协蒙受的数千万元损失负有责任。

　　谢亚龙的第三宗罪，是操纵比赛。足球解说员、评论员黄健翔在他的微博中，详细分析国家队在世界杯预选赛和北京奥运会期间的几场比赛，根据赛场上的球员表现和比分，判断是人为操纵的假球。如果这些猜测被公安机关调查属实，那么谢亚龙就不仅仅是一个涉嫌经济犯罪的腐败官员，更是中国足球的罪人。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袁旻

2%也叫飙涨啊

今天又飙涨了

中国足球真是烂透了，现在又赶上城市化，踢球场地越来越少，足球人口越来越少。真不知道再冲出亚洲要等到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轮到阎世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