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地方官员承认维稳压力加大 部分地方打压上访者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0 05:0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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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9月22日报道 近期，不少地方官员向人民论坛记者透露，虽然在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上逐年增多，但一些地方维稳压力仍然越来越大。面对压力，个别地方相关部门不惜借维稳之名打压上访者、干扰司法、违法行政等，一不小心就掉入“越维越不稳”的怪圈，不仅使当地政府的威信受到损害，更是延误了地方发展。“维稳”渐成一些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最大“烦恼”之一。
一些地方为什么会陷入“越维越不稳”的怪圈?地方官员有哪些维稳烦恼?如何跳出维稳怪圈？人民论坛杂志进行了深入调查。在人民网、腾讯网、人民论坛网推出网络问卷，参与调查人数8756人；采访、书面调查地方党政干部478人；总计调查人数9234位。
调查结果
·79%的受调查者认为一些地方政府借“维稳”名义不作为或乱作为现象“较严重”
·在回答“当前地方维稳哪类异化现象最为突出”这一选项时，70%的受调查者认为
“维稳目的异化， 只保自己官帽，不管群众疾苦”
·68%的受调查者认为“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维稳思维存在着误区”
“维稳”为何成为挡箭牌?
——79%的受调查者认为一些地方政府借维稳名义不作为或乱作为的现象“较严重”
“维护社会稳定”成了近期两起热门新闻事件的官方辩解。一个是湖南金浩茶油事件。据报道，今年2月份金浩茶油就被查出致癌物苯并芘超标，但是消息一直没有公之于众。另一个就是出现蜱虫疫情的河南商城，据当地主管政法的一位乡干部说，之所以没有公开疫情，是出于维稳需要。
调查显示，79%的受调查者认为一些地方政府借“维稳”名义不作为或乱作为现象“较严重”，仅有6%的受调查者认为此类现象“不严重”。结果表明，一些地方部门曲解稳定，借“维稳”名义不作为已经引发民众的强烈不满。
近年来，借维稳名义滥用权力、胡乱作为的现象不断见诸报端。一些地方搞非法的暴力拆迁，动辄就动用警力，也称之为是“维稳”；紫金矿业瞒报污染，也是出于考虑“维稳为重”；公民发帖批评县委书记，除了被公诉犯有“诽谤罪”之外，也被指“破坏全县稳定发展的大好局面”…… “维稳”成了一些地方非法行政的借口，值得高度警惕。这种行为不但不能维护稳定，而且有可能激化矛盾，诱发社会冲突。
“哪些不稳定因素最可能诱发群体性冲突”？人民论坛调查显示，78%的受调查者选择“一些部门和官员公权私用、特权腐败、权力不作为和乱作为”，列所有选项第一位，比列第二位的“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不公正、不公平现象增多”(71%的受调查者选择)多出7个百分点，比列第三位的“因征地、拆迁、农民工工资拖欠、劳工权益受损等引发冲突”(59%的受调查者选择)多出19个百分点。专家指出，目前中国一些社会矛盾的激化都和公权私用、政府部门不作为等相关，而一些当事官员遇到问题作为不当在不同程度上激化了社会矛盾。要维持社会稳定，地方官员及相关部门首先要做的便是依法行政，不滥用手中的权力。
有受调查网友指出，在网络时代，网民对于真相的渴求大有掘地三尺之势，到底是维护民众利益，还是将维稳当做挡箭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官员有烦恼，公众不领情，维稳的目的是什么?
——70%的受调查者认为“维稳目的异化， 只保自己官帽，不管群众疾苦”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维稳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的怪现象？最根本的还是在于维稳方式出现了异化。在回答“当前地方维稳哪类异化现象最为突出”这一问题时，70%的受调查者认为“维稳目的异化，只保自己官帽，不管群众疾苦”；18%的受调查者认为“维稳重心异化，重视事后处理，不重源头”；10%的受调查者选择“治理方法异化，采取压制或推脱敷衍的处理方法”；2%的受调查者选择了“其他”。
“只保自己官帽，不管群众疾苦”式的维稳结果表明，任由个别官员躲在“维稳”的大旗下，打着当“太平官”的小算盘，往往越维越不稳，这一异化现象已经成为当前“维稳”工作的最大挑战。这样的官员往往不能与时俱进，一味地固守旧有模式，一旦面对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往往会束手无策，有时甚至会导致官民矛盾激化。
一方面公众对维稳异化深感不满;另一方面，不少地方官员也向人民论坛记者大倒苦水，感慨基层维稳压力大，常常是费力难讨好。“您认为地方官员维稳最大的烦恼是什么?”调查结果显示，69%的受调查者认为 “总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乏维稳系统策略”；44%的受调查者认为“一票否决”机制使地方不少工作常常围着维稳转；39%的受调查者认为“因体制、机制问题，地方官员常常两头受气”，分列前三位。
有受调查者表示，地方官员的维稳烦恼可以理解，这些烦恼不是某个人或某项措施就能解决的，而是改革过程中必经的一个阶段。学者郑永年强调，今天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形式多样的针对既得利益和精英阶层的社会暴力是以往长期积累下来的矛盾的结果。而这些矛盾本来应当是通过改革得到解决的。
走出“越维越不稳”的怪圈，关键靠什么?
——77%的受调查者认为“提高用制度化方式解决矛盾和冲突的能力，法律应在权力之上”
“越维越不稳”怪圈出现的深层原因是什么？68%的受调查者认为“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维稳思维存在着误区”；44%的受调查者认为“用行政方式替代司法方式，基于短期利益考虑，树立不起法治权威”，分列第一、第二位。
当前个别地方政府维稳思维的一个最大误区，就是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把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同时，一些地方政府的维稳是治标不治本，常动用警力等专政工具来压制和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以实现一时的社会稳定。
正是因为对维稳的刻意强调和片面理解，使当前不少地方维稳工作挣扎在政府维稳与民众维权的博弈之中：政府在多重压力之下大力维护以“零非访”等为指标的“稳定”，而民众在权利救济极度困难时不得不以种种非常规方式“冲出重围”。面对这种博弈，一些地方政府往往缺乏耐心，大多采用应急式处理方式，不稳定因素并没有真正地化解，很大程度上是采取了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策。这种维稳思维和处置方式，往往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各种矛盾的汇集激发，最终会使社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要解决维稳难题还得回到制度化层面来，这才是上策。77%的受调查者认为“提高用制度化方式解决矛盾和冲突的能力，法律应在权力之上”凸显了民众对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强烈呼吁与期待。党中央早就三申五令推行“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但一些地方政府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将行政方式凌驾于法律之上，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
专家强调，社会冲突并不必然导致社会不稳定。中国日益开放和民主化，社会稳定也必将过渡到动态平衡型。相应地，执政者的稳定思维也应随之转变。在社会冲突敏感期，不仅需要执政智慧，更需要和社会发展阶段相吻合的新的稳定思维。(执笔：人民论坛记者 王慧)
维稳烦恼：地方官员有何难言之隐
“1/3的时间忙招商引资，1/3的时间跑专项资金，1/3的时间忙计划生育、维稳等”，一位乡镇干部这样描述自己的工作状态。谈起“维稳”，不少地方官员虽然愿意私下表达意见，但不愿署名公开发表，更有部分官员对这一话题避而不谈，他们到底有怎样的烦恼，有哪些难言之隐?
烦恼一：费力难讨好，“两头”常受气
湖南省某县“综治办”副主任：在一些重要时期及节假日，为了使一些闹访户息访，基层官员要付出很大努力，对他们进行劝解、普法。而一些上访者却对此并不领情，往往有抗拒情绪，有时为做通一名重点对象的工作，从县到乡镇、到村组，层层都要有人负责，时间精力耗费很多，往往效果不太明显，上下“两头”都不落好。
山东某区“维稳办”主任： 面对不断增加的社会矛盾，上级对下级的基本要求就是不出事，而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去解决问题。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我们在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原则上，难以从容面对矛盾的复杂性，着眼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能自上而下“层层加码”，只求尽快平息事端，尽量在任期内不出事。
烦恼二：高压“维稳”，担惊受怕，着急上火
江苏省泰州市委组织部研究室主任陆彩鸣：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经济转轨时期，各种矛盾交织，是一个矛盾易发、多发期，矛盾纠纷总量居高不下，社会不稳定问题触点增多，解决难度也越来越大。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引发严重的群体性事件。在目前“压力维稳”和“运动式治理”的状态下，一些地方对基层不仅实行严格的考核，还运用经济手段来制约，要求基层每年缴纳数十万元的保证金。如果发生大规模集体上访，不仅要对基层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和公安、信访部门负责人进行通报，还要按规定扣除一定数额的保证金。因此，面临基层的维稳压力，干部普遍感到不堪重压，慨叹基层干部难当，抱怨“都快被压死了”，迫切需要各层各级来关心、理解和纾解，为基层维稳“减压”。 从实际来看，基层维稳的压力和烦恼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控制大规模集体上访。二是避免突发性、群体性事件。三是遏制进京去省上访。四是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纾解基层维稳的压力和烦恼，需要多管齐下。一方面，上级党委、政府对基层要多一点理解、少一点批评，多一点关心、少一点呵责，对基层干部做到真心关心、真情关怀、真切关爱。另一方面，也要转变“压力维稳”和“运动式治理”的维稳思路和模式，畅通民众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切实改变通过压制和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来实现短期内社会稳定的做法。这才是维稳的治本之道。
河南某市信访局干部：回忆起当年接访的那段经历，可谓刻骨铭心。那时候，经常是“眼熬红了、嘴磨破了、腿跑细了、身体瘦了”，仍不能得到部分上访人员的理解，遭遇围攻、谩骂等尴尬情况时常发生，搞得自己常常血压升高，着急上火。幸亏在自己的任上，没有出过什么大的“漏子”，而且自己有家人的理解，有同事的支持，感觉虽然这样付出也值得。
河北省某镇副书记：现在的基层工作难做，群众动不动就拿到北京上访相威胁，尤其是个别闹访户，越是敏感时期越闹。现在不少地方政绩考核在信访问题上常常是“一票否决”，这就像紧箍咒一样，搞得基层干部很焦虑，我碰到了闹访事件，经常是吃不下，睡不好。
烦恼三：与上访人员的“游击战”
江苏省某市“维稳办”干部： “维稳基金”一部分或者直接给予当事人“补偿”，用金钱来换取当事人或家属不再上告、不再追究，以息事宁人。还有一部分用在控制事后上访和消除上访影响上。包括政府人员接访的开支，给信访民众提供住处，甚至提供好吃好喝好招待的开支。
官员和工作人员到北京去接访，对基层政府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行政开支。有时上访人员总是滞京不返，对于越级上访，市、区通常的做法就是“谁家的孩子谁抱回”。于是，迫于上级领导的压力，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不得不软硬兼施，使出浑身解数将“自家孩子抱回”。可以说，在“抱回自家孩子”的过程中，我们吃尽了苦头、受够了“自家孩子”的怨气。而另一方面，上访人员为了避开我们，也往往采取一些声东击西、放“烟幕弹”的方法和政府“周旋”。
甘肃一位负责信访的干部：一些人在缺乏体制内资源支持的情况下，有时会故意选择在特殊时期、敏感地域向政府提出各种适当与不适当的要求，或者以上访、曝光等相威胁，借机提出一些超出合理范围的要求。记得有一些时候，我们派干部去接上访者回来时，他竟然提出：“故宫我还没去过，你们陪我去看下嘛。”或者说“我还没坐过飞机”等等。这些让人啼笑皆非的无理要求如果不满足，上访者就死活不走。而在京多住一天，接访人员及信访人的食宿消费，都足以超过信访人所提非份要求，于是往往无奈让步。 (采访整理：人民论坛记者 王慧、杜凤娇、杨昀贇)
官场系统中的维稳心态
某些责任主体殚精竭虑所“维”之“稳”，并不都是甚至主要不是社会之稳、人心之稳，而是自己的“位子”和“帽子”之稳
“维稳”，这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词汇。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加快发展的转型期，大量紧迫的发展课题和同样大量紧迫的社会矛盾相伴而生。如何处理社会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成为各级地方政府每天都要面对的问题。发展是硬道理，因此，“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压倒一切，因此，“维稳是第一责任”。还有一些更加富有文学色彩的表述，例如：“以发展促稳定，以稳定保发展。”
“稳定”成了官场话语系统中的“敏感词”
不过，完美的表述不等于完美的实践。在行政过程中，要真正理解好、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实非易事。发展离不开改革的推动，而改革又免不了对既有利益格局的触动。改革发展本身就是对现状、定势的调整和改变。如此看来，要发展又要绝对稳定，其实是不可能的。我们所强调的稳定，是指在对现状、定势进行调整和改变的时候，要努力保持整个社会系统的有序运行和有效控制，避免秩序混乱和系统崩溃。无数历史教训告诫我们，在动乱、无序状态，不仅谈不上发展，就连起码的生存都可能成为问题。
稳定是如此重要，把维稳作为各级地方政府的第一责任自然就是顺理成章的了。既然是“第一责任”，那么，如果维稳工作没做好，出了乱子，就不仅会影响改革发展大局，给党和人民造成损失，还会危及各位责任人的“位子”和“帽子”。所以，“稳定”成了官场话语系统中的“敏感词”，悠悠万事，维稳为大。凡事拿到维稳层面来认识、来决策、来操作，没有谁敢掉以轻心，没有谁不理直气壮，没有什么“举措”不可以出台，没有什么“办法”不可以实施。
然而，“维”来“维”去，稳定问题好像还是摆不脱、躲不了、绕不开、搞不定，个体案例、群众体育事件照样发生，甚至感觉似乎没完没了，“越维越不稳”。维稳，简直就是一把悬在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千钧一发，令诸多为官者寝食难安。
要理解这样的怪现状，首先要审视一下“第一责任”主体的维稳思维。在相当多的责任主体那里，实际上还固守着简单僵化、不合时宜的维稳思维。这种维稳思维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怕，怕出事，怕麻烦，怕担责。这种思维追求的是绝对的稳定，不仅不能出现“事件”，而且不能发生“事情”;不仅不能发生“动乱”，最好不要出现“动静”。
这种对“事情”和“动静”过度的敏感已经带有强迫症的特点。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在过去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政治斗争是社会生活的主旋律，无序和混乱是社会常态，从十年“文革”到后来的几次政治风波，人们在记忆中留下了惨痛的难以磨灭的历史烙印，形成了全社会难以摆脱的心理阴影。一旦出现了“事情”和“动静”，心理上会产生“关系联想”，第一责任感油然而生，维稳的重大话题会立即摆上议事日程。
一些官员缺乏对时代变迁的把握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今天的社会环境和公众心态较20年前已有很大不同。从整体看，公众与执政者之间，就政治主张而言，并无不可弥合的裂痕;就政治认同而言，亦不存在无法逾越的鸿沟。多年的民主法制教育使全社会的理性程度显著提高，虽然公众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对社会不公强烈不满，但同时仍然相信党和政府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只要不出现重大的全局性的政治失误，就很难出现足以危及整个社会稳定的失控局面。以“怕”字当头、绝对求稳的心态来判断社会现象和处理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宁可过之而恐不及，这是缺乏政治修养和政治理性的表现。
当然，这不是说在当前的社会环境和公众心态下，绝对不会发生影响局部秩序稳定的“事件”。事实上，这些年来，局部的涉稳事件还是时有发生的。但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所有的局部涉稳事件，除了某些由敌对势力策划和煽动、发生在特定区域的之外，绝大多数都跟民生利益或当事者及其所代表群体的尊严相关。一些具体事由引发的利益冲突、情绪冲突，当事者的目的并非要瓦解现有秩序，而是要争取诉求的满足。面对这样的问题，如果超越简单僵化的维稳思维，带着对老百姓的真挚感情去做耐心细致的工作，“事件”就能转化成“事情”，天下就不会不稳。
如果进一步分析，我们还会发现，说到维稳，某些责任主体不仅是由于思维偏差，也不单纯是缺乏政治修养和政治理性，还可能涉及到政治动机。他们殚精竭虑所“维”之“稳”，并不都是甚至主要不是社会之稳、人心之稳，而是自己的“位子”和“帽子”之稳。但凡有点“事情”或“动静”，他们就唯恐造成“负面影响”，伤及自己的形象和政声。他们以惧怕和厌恶的心态来对待一切“不听话”、“不配合”的人和一切不顺眼、不合意的事，不管其有理无理，统统视为“取闹”，统统当做影响稳定的“隐患”，统统丢到“维稳”这个“筐子”里，用“有力举措”和“有效办法”严加处置。在一些为官者心中，但凡“出事”，就是“家丑”，家丑一旦外扬，“事情”一旦闹大，不仅可能丢“面子”，还有可能丢“位子”和“帽子”。所以，为了不“出事”，该做的事宁可放下不做，或者不分青红皂白，不管子丑寅卯，先把“事情”“摁下去”再说。于是，为了“维稳”，既可以不作为，也可以滥作为。如此履行“第一责任”，着眼点似乎并不是对党和人民负责，对社会负责，而是对自己负责。如此维稳，又何以能稳?
承担 “第一责任”者需要有高超的政治智慧
思维和动机必然影响甚至决定着策略。当下很多社会冲突都带有博弈特点，面对各种各样可能影响稳定的人和事，承担 “第一责任”者需要有高超的政治智慧，本着降低风险和成本，提高效能和效益的原则，求“化解”而不求“破解”，求“对话”而不求“对抗”，为维稳工作设计适当的策略。从过去处置涉稳事件的成功和失败案例来看，维稳策略并不需要多么复杂。特别是面对民生问题上的利益诉求和情绪冲突，平和的心态、平等的姿态是化解危机的第一前提条件。我们的老百姓，绝大多数对党和政府是信任的、有感情的，受民主法制教育多年，是有理性的。我们的官员只要以真心和诚意面对他们，积极热忱，平等耐心，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把稳定情绪放在稳定秩序之先，多做顺气暖心的工作，一般来说，就能化“危”为“机”，变“事”为“情”。即使对那些非强制处置不可的严重事件，也要严格依法依规，并及时公开信息和真相，尊重和满足公众的知情权。
但在实际操作中，不少地方的“有关方面”喜欢采用不合时宜甚至非常愚蠢的“策略”来“维稳”，或者用拖延时间、推诿责任、躲避见面、隐瞒真相、封锁信息、收买记者、在网上设“敏感词”等办法来“冷处理”，或者用强力打压、强行“摆平”、“跨省追捕”、“抓进去再说”等“举措”来“热处理”。有些“事情”本来不大，经这么一“处置”，就变成了“事件”，不仅没有息事宁人，反而带来更大的不稳。“冷处理”比较新的案例是7月初发生的福建紫金矿业发生污水渗漏事故，有关责任者以“维稳为重”为由向公众隐瞒了整整9天，终于使生产事故演变成舆论事件。“热处理”的新案例是6月中旬发生的安徽牛鞍山花山区旅游局长与路人的情绪冲突，由于“有关方面”把稳定秩序摆到了稳定情绪之先，轻率动用防暴警察，最终导致场面失控。
由此看来，要避免简单维稳、生硬维稳，走出“越维越不稳”的怪圈，承担着维稳责任的“有关方面”、“有关人员”一定要坚守理性，端正动机，讲究策略，力戒动辄以“维稳”为口号不作为和滥作为。更重要的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殚精竭虑做好促发展、保民生的工作。社会经济健康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政治环境风清气正，何愁人心不安、天下不稳? (作者为华中农业大学传播学教授、博导)http://news.163.com/10/0922/00/6H57UO2C0001124J.html
新华网9月22日报道 近期，不少地方官员向人民论坛记者透露，虽然在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上逐年增多，但一些地方维稳压力仍然越来越大。面对压力，个别地方相关部门不惜借维稳之名打压上访者、干扰司法、违法行政等，一不小心就掉入“越维越不稳”的怪圈，不仅使当地政府的威信受到损害，更是延误了地方发展。“维稳”渐成一些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最大“烦恼”之一。
一些地方为什么会陷入“越维越不稳”的怪圈?地方官员有哪些维稳烦恼?如何跳出维稳怪圈？人民论坛杂志进行了深入调查。在人民网、腾讯网、人民论坛网推出网络问卷，参与调查人数8756人；采访、书面调查地方党政干部478人；总计调查人数9234位。
调查结果
·79%的受调查者认为一些地方政府借“维稳”名义不作为或乱作为现象“较严重”
·在回答“当前地方维稳哪类异化现象最为突出”这一选项时，70%的受调查者认为
“维稳目的异化， 只保自己官帽，不管群众疾苦”
·68%的受调查者认为“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维稳思维存在着误区”
“维稳”为何成为挡箭牌?
——79%的受调查者认为一些地方政府借维稳名义不作为或乱作为的现象“较严重”
“维护社会稳定”成了近期两起热门新闻事件的官方辩解。一个是湖南金浩茶油事件。据报道，今年2月份金浩茶油就被查出致癌物苯并芘超标，但是消息一直没有公之于众。另一个就是出现蜱虫疫情的河南商城，据当地主管政法的一位乡干部说，之所以没有公开疫情，是出于维稳需要。
调查显示，79%的受调查者认为一些地方政府借“维稳”名义不作为或乱作为现象“较严重”，仅有6%的受调查者认为此类现象“不严重”。结果表明，一些地方部门曲解稳定，借“维稳”名义不作为已经引发民众的强烈不满。
近年来，借维稳名义滥用权力、胡乱作为的现象不断见诸报端。一些地方搞非法的暴力拆迁，动辄就动用警力，也称之为是“维稳”；紫金矿业瞒报污染，也是出于考虑“维稳为重”；公民发帖批评县委书记，除了被公诉犯有“诽谤罪”之外，也被指“破坏全县稳定发展的大好局面”…… “维稳”成了一些地方非法行政的借口，值得高度警惕。这种行为不但不能维护稳定，而且有可能激化矛盾，诱发社会冲突。
“哪些不稳定因素最可能诱发群体性冲突”？人民论坛调查显示，78%的受调查者选择“一些部门和官员公权私用、特权腐败、权力不作为和乱作为”，列所有选项第一位，比列第二位的“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不公正、不公平现象增多”(71%的受调查者选择)多出7个百分点，比列第三位的“因征地、拆迁、农民工工资拖欠、劳工权益受损等引发冲突”(59%的受调查者选择)多出19个百分点。专家指出，目前中国一些社会矛盾的激化都和公权私用、政府部门不作为等相关，而一些当事官员遇到问题作为不当在不同程度上激化了社会矛盾。要维持社会稳定，地方官员及相关部门首先要做的便是依法行政，不滥用手中的权力。
有受调查网友指出，在网络时代，网民对于真相的渴求大有掘地三尺之势，到底是维护民众利益，还是将维稳当做挡箭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官员有烦恼，公众不领情，维稳的目的是什么?
——70%的受调查者认为“维稳目的异化， 只保自己官帽，不管群众疾苦”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维稳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的怪现象？最根本的还是在于维稳方式出现了异化。在回答“当前地方维稳哪类异化现象最为突出”这一问题时，70%的受调查者认为“维稳目的异化，只保自己官帽，不管群众疾苦”；18%的受调查者认为“维稳重心异化，重视事后处理，不重源头”；10%的受调查者选择“治理方法异化，采取压制或推脱敷衍的处理方法”；2%的受调查者选择了“其他”。
“只保自己官帽，不管群众疾苦”式的维稳结果表明，任由个别官员躲在“维稳”的大旗下，打着当“太平官”的小算盘，往往越维越不稳，这一异化现象已经成为当前“维稳”工作的最大挑战。这样的官员往往不能与时俱进，一味地固守旧有模式，一旦面对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往往会束手无策，有时甚至会导致官民矛盾激化。
一方面公众对维稳异化深感不满;另一方面，不少地方官员也向人民论坛记者大倒苦水，感慨基层维稳压力大，常常是费力难讨好。“您认为地方官员维稳最大的烦恼是什么?”调查结果显示，69%的受调查者认为 “总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乏维稳系统策略”；44%的受调查者认为“一票否决”机制使地方不少工作常常围着维稳转；39%的受调查者认为“因体制、机制问题，地方官员常常两头受气”，分列前三位。
有受调查者表示，地方官员的维稳烦恼可以理解，这些烦恼不是某个人或某项措施就能解决的，而是改革过程中必经的一个阶段。学者郑永年强调，今天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形式多样的针对既得利益和精英阶层的社会暴力是以往长期积累下来的矛盾的结果。而这些矛盾本来应当是通过改革得到解决的。
走出“越维越不稳”的怪圈，关键靠什么?
——77%的受调查者认为“提高用制度化方式解决矛盾和冲突的能力，法律应在权力之上”
“越维越不稳”怪圈出现的深层原因是什么？68%的受调查者认为“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维稳思维存在着误区”；44%的受调查者认为“用行政方式替代司法方式，基于短期利益考虑，树立不起法治权威”，分列第一、第二位。
当前个别地方政府维稳思维的一个最大误区，就是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把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同时，一些地方政府的维稳是治标不治本，常动用警力等专政工具来压制和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以实现一时的社会稳定。
正是因为对维稳的刻意强调和片面理解，使当前不少地方维稳工作挣扎在政府维稳与民众维权的博弈之中：政府在多重压力之下大力维护以“零非访”等为指标的“稳定”，而民众在权利救济极度困难时不得不以种种非常规方式“冲出重围”。面对这种博弈，一些地方政府往往缺乏耐心，大多采用应急式处理方式，不稳定因素并没有真正地化解，很大程度上是采取了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策。这种维稳思维和处置方式，往往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各种矛盾的汇集激发，最终会使社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要解决维稳难题还得回到制度化层面来，这才是上策。77%的受调查者认为“提高用制度化方式解决矛盾和冲突的能力，法律应在权力之上”凸显了民众对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强烈呼吁与期待。党中央早就三申五令推行“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但一些地方政府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将行政方式凌驾于法律之上，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
专家强调，社会冲突并不必然导致社会不稳定。中国日益开放和民主化，社会稳定也必将过渡到动态平衡型。相应地，执政者的稳定思维也应随之转变。在社会冲突敏感期，不仅需要执政智慧，更需要和社会发展阶段相吻合的新的稳定思维。(执笔：人民论坛记者 王慧)
维稳烦恼：地方官员有何难言之隐
“1/3的时间忙招商引资，1/3的时间跑专项资金，1/3的时间忙计划生育、维稳等”，一位乡镇干部这样描述自己的工作状态。谈起“维稳”，不少地方官员虽然愿意私下表达意见，但不愿署名公开发表，更有部分官员对这一话题避而不谈，他们到底有怎样的烦恼，有哪些难言之隐?
烦恼一：费力难讨好，“两头”常受气
湖南省某县“综治办”副主任：在一些重要时期及节假日，为了使一些闹访户息访，基层官员要付出很大努力，对他们进行劝解、普法。而一些上访者却对此并不领情，往往有抗拒情绪，有时为做通一名重点对象的工作，从县到乡镇、到村组，层层都要有人负责，时间精力耗费很多，往往效果不太明显，上下“两头”都不落好。
山东某区“维稳办”主任： 面对不断增加的社会矛盾，上级对下级的基本要求就是不出事，而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去解决问题。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我们在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原则上，难以从容面对矛盾的复杂性，着眼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能自上而下“层层加码”，只求尽快平息事端，尽量在任期内不出事。
烦恼二：高压“维稳”，担惊受怕，着急上火
江苏省泰州市委组织部研究室主任陆彩鸣：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经济转轨时期，各种矛盾交织，是一个矛盾易发、多发期，矛盾纠纷总量居高不下，社会不稳定问题触点增多，解决难度也越来越大。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引发严重的群体性事件。在目前“压力维稳”和“运动式治理”的状态下，一些地方对基层不仅实行严格的考核，还运用经济手段来制约，要求基层每年缴纳数十万元的保证金。如果发生大规模集体上访，不仅要对基层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和公安、信访部门负责人进行通报，还要按规定扣除一定数额的保证金。因此，面临基层的维稳压力，干部普遍感到不堪重压，慨叹基层干部难当，抱怨“都快被压死了”，迫切需要各层各级来关心、理解和纾解，为基层维稳“减压”。 从实际来看，基层维稳的压力和烦恼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控制大规模集体上访。二是避免突发性、群体性事件。三是遏制进京去省上访。四是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纾解基层维稳的压力和烦恼，需要多管齐下。一方面，上级党委、政府对基层要多一点理解、少一点批评，多一点关心、少一点呵责，对基层干部做到真心关心、真情关怀、真切关爱。另一方面，也要转变“压力维稳”和“运动式治理”的维稳思路和模式，畅通民众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切实改变通过压制和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来实现短期内社会稳定的做法。这才是维稳的治本之道。
河南某市信访局干部：回忆起当年接访的那段经历，可谓刻骨铭心。那时候，经常是“眼熬红了、嘴磨破了、腿跑细了、身体瘦了”，仍不能得到部分上访人员的理解，遭遇围攻、谩骂等尴尬情况时常发生，搞得自己常常血压升高，着急上火。幸亏在自己的任上，没有出过什么大的“漏子”，而且自己有家人的理解，有同事的支持，感觉虽然这样付出也值得。
河北省某镇副书记：现在的基层工作难做，群众动不动就拿到北京上访相威胁，尤其是个别闹访户，越是敏感时期越闹。现在不少地方政绩考核在信访问题上常常是“一票否决”，这就像紧箍咒一样，搞得基层干部很焦虑，我碰到了闹访事件，经常是吃不下，睡不好。
烦恼三：与上访人员的“游击战”
江苏省某市“维稳办”干部： “维稳基金”一部分或者直接给予当事人“补偿”，用金钱来换取当事人或家属不再上告、不再追究，以息事宁人。还有一部分用在控制事后上访和消除上访影响上。包括政府人员接访的开支，给信访民众提供住处，甚至提供好吃好喝好招待的开支。
官员和工作人员到北京去接访，对基层政府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行政开支。有时上访人员总是滞京不返，对于越级上访，市、区通常的做法就是“谁家的孩子谁抱回”。于是，迫于上级领导的压力，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不得不软硬兼施，使出浑身解数将“自家孩子抱回”。可以说，在“抱回自家孩子”的过程中，我们吃尽了苦头、受够了“自家孩子”的怨气。而另一方面，上访人员为了避开我们，也往往采取一些声东击西、放“烟幕弹”的方法和政府“周旋”。
甘肃一位负责信访的干部：一些人在缺乏体制内资源支持的情况下，有时会故意选择在特殊时期、敏感地域向政府提出各种适当与不适当的要求，或者以上访、曝光等相威胁，借机提出一些超出合理范围的要求。记得有一些时候，我们派干部去接上访者回来时，他竟然提出：“故宫我还没去过，你们陪我去看下嘛。”或者说“我还没坐过飞机”等等。这些让人啼笑皆非的无理要求如果不满足，上访者就死活不走。而在京多住一天，接访人员及信访人的食宿消费，都足以超过信访人所提非份要求，于是往往无奈让步。 (采访整理：人民论坛记者 王慧、杜凤娇、杨昀贇)
官场系统中的维稳心态
某些责任主体殚精竭虑所“维”之“稳”，并不都是甚至主要不是社会之稳、人心之稳，而是自己的“位子”和“帽子”之稳
“维稳”，这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词汇。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加快发展的转型期，大量紧迫的发展课题和同样大量紧迫的社会矛盾相伴而生。如何处理社会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成为各级地方政府每天都要面对的问题。发展是硬道理，因此，“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压倒一切，因此，“维稳是第一责任”。还有一些更加富有文学色彩的表述，例如：“以发展促稳定，以稳定保发展。”
“稳定”成了官场话语系统中的“敏感词”
不过，完美的表述不等于完美的实践。在行政过程中，要真正理解好、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实非易事。发展离不开改革的推动，而改革又免不了对既有利益格局的触动。改革发展本身就是对现状、定势的调整和改变。如此看来，要发展又要绝对稳定，其实是不可能的。我们所强调的稳定，是指在对现状、定势进行调整和改变的时候，要努力保持整个社会系统的有序运行和有效控制，避免秩序混乱和系统崩溃。无数历史教训告诫我们，在动乱、无序状态，不仅谈不上发展，就连起码的生存都可能成为问题。
稳定是如此重要，把维稳作为各级地方政府的第一责任自然就是顺理成章的了。既然是“第一责任”，那么，如果维稳工作没做好，出了乱子，就不仅会影响改革发展大局，给党和人民造成损失，还会危及各位责任人的“位子”和“帽子”。所以，“稳定”成了官场话语系统中的“敏感词”，悠悠万事，维稳为大。凡事拿到维稳层面来认识、来决策、来操作，没有谁敢掉以轻心，没有谁不理直气壮，没有什么“举措”不可以出台，没有什么“办法”不可以实施。
然而，“维”来“维”去，稳定问题好像还是摆不脱、躲不了、绕不开、搞不定，个体案例、群众体育事件照样发生，甚至感觉似乎没完没了，“越维越不稳”。维稳，简直就是一把悬在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千钧一发，令诸多为官者寝食难安。
要理解这样的怪现状，首先要审视一下“第一责任”主体的维稳思维。在相当多的责任主体那里，实际上还固守着简单僵化、不合时宜的维稳思维。这种维稳思维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怕，怕出事，怕麻烦，怕担责。这种思维追求的是绝对的稳定，不仅不能出现“事件”，而且不能发生“事情”;不仅不能发生“动乱”，最好不要出现“动静”。
这种对“事情”和“动静”过度的敏感已经带有强迫症的特点。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在过去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政治斗争是社会生活的主旋律，无序和混乱是社会常态，从十年“文革”到后来的几次政治风波，人们在记忆中留下了惨痛的难以磨灭的历史烙印，形成了全社会难以摆脱的心理阴影。一旦出现了“事情”和“动静”，心理上会产生“关系联想”，第一责任感油然而生，维稳的重大话题会立即摆上议事日程。
一些官员缺乏对时代变迁的把握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今天的社会环境和公众心态较20年前已有很大不同。从整体看，公众与执政者之间，就政治主张而言，并无不可弥合的裂痕;就政治认同而言，亦不存在无法逾越的鸿沟。多年的民主法制教育使全社会的理性程度显著提高，虽然公众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对社会不公强烈不满，但同时仍然相信党和政府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只要不出现重大的全局性的政治失误，就很难出现足以危及整个社会稳定的失控局面。以“怕”字当头、绝对求稳的心态来判断社会现象和处理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宁可过之而恐不及，这是缺乏政治修养和政治理性的表现。
当然，这不是说在当前的社会环境和公众心态下，绝对不会发生影响局部秩序稳定的“事件”。事实上，这些年来，局部的涉稳事件还是时有发生的。但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所有的局部涉稳事件，除了某些由敌对势力策划和煽动、发生在特定区域的之外，绝大多数都跟民生利益或当事者及其所代表群体的尊严相关。一些具体事由引发的利益冲突、情绪冲突，当事者的目的并非要瓦解现有秩序，而是要争取诉求的满足。面对这样的问题，如果超越简单僵化的维稳思维，带着对老百姓的真挚感情去做耐心细致的工作，“事件”就能转化成“事情”，天下就不会不稳。
如果进一步分析，我们还会发现，说到维稳，某些责任主体不仅是由于思维偏差，也不单纯是缺乏政治修养和政治理性，还可能涉及到政治动机。他们殚精竭虑所“维”之“稳”，并不都是甚至主要不是社会之稳、人心之稳，而是自己的“位子”和“帽子”之稳。但凡有点“事情”或“动静”，他们就唯恐造成“负面影响”，伤及自己的形象和政声。他们以惧怕和厌恶的心态来对待一切“不听话”、“不配合”的人和一切不顺眼、不合意的事，不管其有理无理，统统视为“取闹”，统统当做影响稳定的“隐患”，统统丢到“维稳”这个“筐子”里，用“有力举措”和“有效办法”严加处置。在一些为官者心中，但凡“出事”，就是“家丑”，家丑一旦外扬，“事情”一旦闹大，不仅可能丢“面子”，还有可能丢“位子”和“帽子”。所以，为了不“出事”，该做的事宁可放下不做，或者不分青红皂白，不管子丑寅卯，先把“事情”“摁下去”再说。于是，为了“维稳”，既可以不作为，也可以滥作为。如此履行“第一责任”，着眼点似乎并不是对党和人民负责，对社会负责，而是对自己负责。如此维稳，又何以能稳?
承担 “第一责任”者需要有高超的政治智慧
思维和动机必然影响甚至决定着策略。当下很多社会冲突都带有博弈特点，面对各种各样可能影响稳定的人和事，承担 “第一责任”者需要有高超的政治智慧，本着降低风险和成本，提高效能和效益的原则，求“化解”而不求“破解”，求“对话”而不求“对抗”，为维稳工作设计适当的策略。从过去处置涉稳事件的成功和失败案例来看，维稳策略并不需要多么复杂。特别是面对民生问题上的利益诉求和情绪冲突，平和的心态、平等的姿态是化解危机的第一前提条件。我们的老百姓，绝大多数对党和政府是信任的、有感情的，受民主法制教育多年，是有理性的。我们的官员只要以真心和诚意面对他们，积极热忱，平等耐心，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把稳定情绪放在稳定秩序之先，多做顺气暖心的工作，一般来说，就能化“危”为“机”，变“事”为“情”。即使对那些非强制处置不可的严重事件，也要严格依法依规，并及时公开信息和真相，尊重和满足公众的知情权。
但在实际操作中，不少地方的“有关方面”喜欢采用不合时宜甚至非常愚蠢的“策略”来“维稳”，或者用拖延时间、推诿责任、躲避见面、隐瞒真相、封锁信息、收买记者、在网上设“敏感词”等办法来“冷处理”，或者用强力打压、强行“摆平”、“跨省追捕”、“抓进去再说”等“举措”来“热处理”。有些“事情”本来不大，经这么一“处置”，就变成了“事件”，不仅没有息事宁人，反而带来更大的不稳。“冷处理”比较新的案例是7月初发生的福建紫金矿业发生污水渗漏事故，有关责任者以“维稳为重”为由向公众隐瞒了整整9天，终于使生产事故演变成舆论事件。“热处理”的新案例是6月中旬发生的安徽牛鞍山花山区旅游局长与路人的情绪冲突，由于“有关方面”把稳定秩序摆到了稳定情绪之先，轻率动用防暴警察，最终导致场面失控。
由此看来，要避免简单维稳、生硬维稳，走出“越维越不稳”的怪圈，承担着维稳责任的“有关方面”、“有关人员”一定要坚守理性，端正动机，讲究策略，力戒动辄以“维稳”为口号不作为和滥作为。更重要的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殚精竭虑做好促发展、保民生的工作。社会经济健康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政治环境风清气正，何愁人心不安、天下不稳? (作者为华中农业大学传播学教授、博导)
新华网9月22日报道 近期，不少地方官员向人民论坛记者透露，虽然在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上逐年增多，但一些地方维稳压力仍然越来越大。面对压力，个别地方相关部门不惜借维稳之名打压上访者、干扰司法、违法行政等，一不小心就掉入“越维越不稳”的怪圈，不仅使当地政府的威信受到损害，更是延误了地方发展。“维稳”渐成一些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最大“烦恼”之一。
一些地方为什么会陷入“越维越不稳”的怪圈?地方官员有哪些维稳烦恼?如何跳出维稳怪圈？人民论坛杂志进行了深入调查。在人民网、腾讯网、人民论坛网推出网络问卷，参与调查人数8756人；采访、书面调查地方党政干部478人；总计调查人数9234位。
调查结果
·79%的受调查者认为一些地方政府借“维稳”名义不作为或乱作为现象“较严重”
·在回答“当前地方维稳哪类异化现象最为突出”这一选项时，70%的受调查者认为
“维稳目的异化， 只保自己官帽，不管群众疾苦”
·68%的受调查者认为“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维稳思维存在着误区”
“维稳”为何成为挡箭牌?
——79%的受调查者认为一些地方政府借维稳名义不作为或乱作为的现象“较严重”
“维护社会稳定”成了近期两起热门新闻事件的官方辩解。一个是湖南金浩茶油事件。据报道，今年2月份金浩茶油就被查出致癌物苯并芘超标，但是消息一直没有公之于众。另一个就是出现蜱虫疫情的河南商城，据当地主管政法的一位乡干部说，之所以没有公开疫情，是出于维稳需要。
调查显示，79%的受调查者认为一些地方政府借“维稳”名义不作为或乱作为现象“较严重”，仅有6%的受调查者认为此类现象“不严重”。结果表明，一些地方部门曲解稳定，借“维稳”名义不作为已经引发民众的强烈不满。
近年来，借维稳名义滥用权力、胡乱作为的现象不断见诸报端。一些地方搞非法的暴力拆迁，动辄就动用警力，也称之为是“维稳”；紫金矿业瞒报污染，也是出于考虑“维稳为重”；公民发帖批评县委书记，除了被公诉犯有“诽谤罪”之外，也被指“破坏全县稳定发展的大好局面”…… “维稳”成了一些地方非法行政的借口，值得高度警惕。这种行为不但不能维护稳定，而且有可能激化矛盾，诱发社会冲突。
“哪些不稳定因素最可能诱发群体性冲突”？人民论坛调查显示，78%的受调查者选择“一些部门和官员公权私用、特权腐败、权力不作为和乱作为”，列所有选项第一位，比列第二位的“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不公正、不公平现象增多”(71%的受调查者选择)多出7个百分点，比列第三位的“因征地、拆迁、农民工工资拖欠、劳工权益受损等引发冲突”(59%的受调查者选择)多出19个百分点。专家指出，目前中国一些社会矛盾的激化都和公权私用、政府部门不作为等相关，而一些当事官员遇到问题作为不当在不同程度上激化了社会矛盾。要维持社会稳定，地方官员及相关部门首先要做的便是依法行政，不滥用手中的权力。
有受调查网友指出，在网络时代，网民对于真相的渴求大有掘地三尺之势，到底是维护民众利益，还是将维稳当做挡箭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官员有烦恼，公众不领情，维稳的目的是什么?
——70%的受调查者认为“维稳目的异化， 只保自己官帽，不管群众疾苦”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维稳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的怪现象？最根本的还是在于维稳方式出现了异化。在回答“当前地方维稳哪类异化现象最为突出”这一问题时，70%的受调查者认为“维稳目的异化，只保自己官帽，不管群众疾苦”；18%的受调查者认为“维稳重心异化，重视事后处理，不重源头”；10%的受调查者选择“治理方法异化，采取压制或推脱敷衍的处理方法”；2%的受调查者选择了“其他”。
“只保自己官帽，不管群众疾苦”式的维稳结果表明，任由个别官员躲在“维稳”的大旗下，打着当“太平官”的小算盘，往往越维越不稳，这一异化现象已经成为当前“维稳”工作的最大挑战。这样的官员往往不能与时俱进，一味地固守旧有模式，一旦面对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往往会束手无策，有时甚至会导致官民矛盾激化。
一方面公众对维稳异化深感不满;另一方面，不少地方官员也向人民论坛记者大倒苦水，感慨基层维稳压力大，常常是费力难讨好。“您认为地方官员维稳最大的烦恼是什么?”调查结果显示，69%的受调查者认为 “总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乏维稳系统策略”；44%的受调查者认为“一票否决”机制使地方不少工作常常围着维稳转；39%的受调查者认为“因体制、机制问题，地方官员常常两头受气”，分列前三位。
有受调查者表示，地方官员的维稳烦恼可以理解，这些烦恼不是某个人或某项措施就能解决的，而是改革过程中必经的一个阶段。学者郑永年强调，今天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形式多样的针对既得利益和精英阶层的社会暴力是以往长期积累下来的矛盾的结果。而这些矛盾本来应当是通过改革得到解决的。
走出“越维越不稳”的怪圈，关键靠什么?
——77%的受调查者认为“提高用制度化方式解决矛盾和冲突的能力，法律应在权力之上”
“越维越不稳”怪圈出现的深层原因是什么？68%的受调查者认为“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维稳思维存在着误区”；44%的受调查者认为“用行政方式替代司法方式，基于短期利益考虑，树立不起法治权威”，分列第一、第二位。
当前个别地方政府维稳思维的一个最大误区，就是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把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同时，一些地方政府的维稳是治标不治本，常动用警力等专政工具来压制和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以实现一时的社会稳定。
正是因为对维稳的刻意强调和片面理解，使当前不少地方维稳工作挣扎在政府维稳与民众维权的博弈之中：政府在多重压力之下大力维护以“零非访”等为指标的“稳定”，而民众在权利救济极度困难时不得不以种种非常规方式“冲出重围”。面对这种博弈，一些地方政府往往缺乏耐心，大多采用应急式处理方式，不稳定因素并没有真正地化解，很大程度上是采取了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策。这种维稳思维和处置方式，往往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各种矛盾的汇集激发，最终会使社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要解决维稳难题还得回到制度化层面来，这才是上策。77%的受调查者认为“提高用制度化方式解决矛盾和冲突的能力，法律应在权力之上”凸显了民众对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强烈呼吁与期待。党中央早就三申五令推行“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但一些地方政府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将行政方式凌驾于法律之上，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
专家强调，社会冲突并不必然导致社会不稳定。中国日益开放和民主化，社会稳定也必将过渡到动态平衡型。相应地，执政者的稳定思维也应随之转变。在社会冲突敏感期，不仅需要执政智慧，更需要和社会发展阶段相吻合的新的稳定思维。(执笔：人民论坛记者 王慧)
维稳烦恼：地方官员有何难言之隐
“1/3的时间忙招商引资，1/3的时间跑专项资金，1/3的时间忙计划生育、维稳等”，一位乡镇干部这样描述自己的工作状态。谈起“维稳”，不少地方官员虽然愿意私下表达意见，但不愿署名公开发表，更有部分官员对这一话题避而不谈，他们到底有怎样的烦恼，有哪些难言之隐?
烦恼一：费力难讨好，“两头”常受气
湖南省某县“综治办”副主任：在一些重要时期及节假日，为了使一些闹访户息访，基层官员要付出很大努力，对他们进行劝解、普法。而一些上访者却对此并不领情，往往有抗拒情绪，有时为做通一名重点对象的工作，从县到乡镇、到村组，层层都要有人负责，时间精力耗费很多，往往效果不太明显，上下“两头”都不落好。
山东某区“维稳办”主任： 面对不断增加的社会矛盾，上级对下级的基本要求就是不出事，而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去解决问题。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我们在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原则上，难以从容面对矛盾的复杂性，着眼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能自上而下“层层加码”，只求尽快平息事端，尽量在任期内不出事。
烦恼二：高压“维稳”，担惊受怕，着急上火
江苏省泰州市委组织部研究室主任陆彩鸣：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经济转轨时期，各种矛盾交织，是一个矛盾易发、多发期，矛盾纠纷总量居高不下，社会不稳定问题触点增多，解决难度也越来越大。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引发严重的群体性事件。在目前“压力维稳”和“运动式治理”的状态下，一些地方对基层不仅实行严格的考核，还运用经济手段来制约，要求基层每年缴纳数十万元的保证金。如果发生大规模集体上访，不仅要对基层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和公安、信访部门负责人进行通报，还要按规定扣除一定数额的保证金。因此，面临基层的维稳压力，干部普遍感到不堪重压，慨叹基层干部难当，抱怨“都快被压死了”，迫切需要各层各级来关心、理解和纾解，为基层维稳“减压”。 从实际来看，基层维稳的压力和烦恼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控制大规模集体上访。二是避免突发性、群体性事件。三是遏制进京去省上访。四是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纾解基层维稳的压力和烦恼，需要多管齐下。一方面，上级党委、政府对基层要多一点理解、少一点批评，多一点关心、少一点呵责，对基层干部做到真心关心、真情关怀、真切关爱。另一方面，也要转变“压力维稳”和“运动式治理”的维稳思路和模式，畅通民众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切实改变通过压制和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来实现短期内社会稳定的做法。这才是维稳的治本之道。
河南某市信访局干部：回忆起当年接访的那段经历，可谓刻骨铭心。那时候，经常是“眼熬红了、嘴磨破了、腿跑细了、身体瘦了”，仍不能得到部分上访人员的理解，遭遇围攻、谩骂等尴尬情况时常发生，搞得自己常常血压升高，着急上火。幸亏在自己的任上，没有出过什么大的“漏子”，而且自己有家人的理解，有同事的支持，感觉虽然这样付出也值得。
河北省某镇副书记：现在的基层工作难做，群众动不动就拿到北京上访相威胁，尤其是个别闹访户，越是敏感时期越闹。现在不少地方政绩考核在信访问题上常常是“一票否决”，这就像紧箍咒一样，搞得基层干部很焦虑，我碰到了闹访事件，经常是吃不下，睡不好。
烦恼三：与上访人员的“游击战”
江苏省某市“维稳办”干部： “维稳基金”一部分或者直接给予当事人“补偿”，用金钱来换取当事人或家属不再上告、不再追究，以息事宁人。还有一部分用在控制事后上访和消除上访影响上。包括政府人员接访的开支，给信访民众提供住处，甚至提供好吃好喝好招待的开支。
官员和工作人员到北京去接访，对基层政府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行政开支。有时上访人员总是滞京不返，对于越级上访，市、区通常的做法就是“谁家的孩子谁抱回”。于是，迫于上级领导的压力，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不得不软硬兼施，使出浑身解数将“自家孩子抱回”。可以说，在“抱回自家孩子”的过程中，我们吃尽了苦头、受够了“自家孩子”的怨气。而另一方面，上访人员为了避开我们，也往往采取一些声东击西、放“烟幕弹”的方法和政府“周旋”。
甘肃一位负责信访的干部：一些人在缺乏体制内资源支持的情况下，有时会故意选择在特殊时期、敏感地域向政府提出各种适当与不适当的要求，或者以上访、曝光等相威胁，借机提出一些超出合理范围的要求。记得有一些时候，我们派干部去接上访者回来时，他竟然提出：“故宫我还没去过，你们陪我去看下嘛。”或者说“我还没坐过飞机”等等。这些让人啼笑皆非的无理要求如果不满足，上访者就死活不走。而在京多住一天，接访人员及信访人的食宿消费，都足以超过信访人所提非份要求，于是往往无奈让步。 (采访整理：人民论坛记者 王慧、杜凤娇、杨昀贇)
官场系统中的维稳心态
某些责任主体殚精竭虑所“维”之“稳”，并不都是甚至主要不是社会之稳、人心之稳，而是自己的“位子”和“帽子”之稳
“维稳”，这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词汇。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加快发展的转型期，大量紧迫的发展课题和同样大量紧迫的社会矛盾相伴而生。如何处理社会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成为各级地方政府每天都要面对的问题。发展是硬道理，因此，“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压倒一切，因此，“维稳是第一责任”。还有一些更加富有文学色彩的表述，例如：“以发展促稳定，以稳定保发展。”
“稳定”成了官场话语系统中的“敏感词”
不过，完美的表述不等于完美的实践。在行政过程中，要真正理解好、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实非易事。发展离不开改革的推动，而改革又免不了对既有利益格局的触动。改革发展本身就是对现状、定势的调整和改变。如此看来，要发展又要绝对稳定，其实是不可能的。我们所强调的稳定，是指在对现状、定势进行调整和改变的时候，要努力保持整个社会系统的有序运行和有效控制，避免秩序混乱和系统崩溃。无数历史教训告诫我们，在动乱、无序状态，不仅谈不上发展，就连起码的生存都可能成为问题。
稳定是如此重要，把维稳作为各级地方政府的第一责任自然就是顺理成章的了。既然是“第一责任”，那么，如果维稳工作没做好，出了乱子，就不仅会影响改革发展大局，给党和人民造成损失，还会危及各位责任人的“位子”和“帽子”。所以，“稳定”成了官场话语系统中的“敏感词”，悠悠万事，维稳为大。凡事拿到维稳层面来认识、来决策、来操作，没有谁敢掉以轻心，没有谁不理直气壮，没有什么“举措”不可以出台，没有什么“办法”不可以实施。
然而，“维”来“维”去，稳定问题好像还是摆不脱、躲不了、绕不开、搞不定，个体案例、群众体育事件照样发生，甚至感觉似乎没完没了，“越维越不稳”。维稳，简直就是一把悬在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千钧一发，令诸多为官者寝食难安。
要理解这样的怪现状，首先要审视一下“第一责任”主体的维稳思维。在相当多的责任主体那里，实际上还固守着简单僵化、不合时宜的维稳思维。这种维稳思维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怕，怕出事，怕麻烦，怕担责。这种思维追求的是绝对的稳定，不仅不能出现“事件”，而且不能发生“事情”;不仅不能发生“动乱”，最好不要出现“动静”。
这种对“事情”和“动静”过度的敏感已经带有强迫症的特点。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在过去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政治斗争是社会生活的主旋律，无序和混乱是社会常态，从十年“文革”到后来的几次政治风波，人们在记忆中留下了惨痛的难以磨灭的历史烙印，形成了全社会难以摆脱的心理阴影。一旦出现了“事情”和“动静”，心理上会产生“关系联想”，第一责任感油然而生，维稳的重大话题会立即摆上议事日程。
一些官员缺乏对时代变迁的把握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今天的社会环境和公众心态较20年前已有很大不同。从整体看，公众与执政者之间，就政治主张而言，并无不可弥合的裂痕;就政治认同而言，亦不存在无法逾越的鸿沟。多年的民主法制教育使全社会的理性程度显著提高，虽然公众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对社会不公强烈不满，但同时仍然相信党和政府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只要不出现重大的全局性的政治失误，就很难出现足以危及整个社会稳定的失控局面。以“怕”字当头、绝对求稳的心态来判断社会现象和处理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宁可过之而恐不及，这是缺乏政治修养和政治理性的表现。
当然，这不是说在当前的社会环境和公众心态下，绝对不会发生影响局部秩序稳定的“事件”。事实上，这些年来，局部的涉稳事件还是时有发生的。但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所有的局部涉稳事件，除了某些由敌对势力策划和煽动、发生在特定区域的之外，绝大多数都跟民生利益或当事者及其所代表群体的尊严相关。一些具体事由引发的利益冲突、情绪冲突，当事者的目的并非要瓦解现有秩序，而是要争取诉求的满足。面对这样的问题，如果超越简单僵化的维稳思维，带着对老百姓的真挚感情去做耐心细致的工作，“事件”就能转化成“事情”，天下就不会不稳。
如果进一步分析，我们还会发现，说到维稳，某些责任主体不仅是由于思维偏差，也不单纯是缺乏政治修养和政治理性，还可能涉及到政治动机。他们殚精竭虑所“维”之“稳”，并不都是甚至主要不是社会之稳、人心之稳，而是自己的“位子”和“帽子”之稳。但凡有点“事情”或“动静”，他们就唯恐造成“负面影响”，伤及自己的形象和政声。他们以惧怕和厌恶的心态来对待一切“不听话”、“不配合”的人和一切不顺眼、不合意的事，不管其有理无理，统统视为“取闹”，统统当做影响稳定的“隐患”，统统丢到“维稳”这个“筐子”里，用“有力举措”和“有效办法”严加处置。在一些为官者心中，但凡“出事”，就是“家丑”，家丑一旦外扬，“事情”一旦闹大，不仅可能丢“面子”，还有可能丢“位子”和“帽子”。所以，为了不“出事”，该做的事宁可放下不做，或者不分青红皂白，不管子丑寅卯，先把“事情”“摁下去”再说。于是，为了“维稳”，既可以不作为，也可以滥作为。如此履行“第一责任”，着眼点似乎并不是对党和人民负责，对社会负责，而是对自己负责。如此维稳，又何以能稳?
承担 “第一责任”者需要有高超的政治智慧
思维和动机必然影响甚至决定着策略。当下很多社会冲突都带有博弈特点，面对各种各样可能影响稳定的人和事，承担 “第一责任”者需要有高超的政治智慧，本着降低风险和成本，提高效能和效益的原则，求“化解”而不求“破解”，求“对话”而不求“对抗”，为维稳工作设计适当的策略。从过去处置涉稳事件的成功和失败案例来看，维稳策略并不需要多么复杂。特别是面对民生问题上的利益诉求和情绪冲突，平和的心态、平等的姿态是化解危机的第一前提条件。我们的老百姓，绝大多数对党和政府是信任的、有感情的，受民主法制教育多年，是有理性的。我们的官员只要以真心和诚意面对他们，积极热忱，平等耐心，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把稳定情绪放在稳定秩序之先，多做顺气暖心的工作，一般来说，就能化“危”为“机”，变“事”为“情”。即使对那些非强制处置不可的严重事件，也要严格依法依规，并及时公开信息和真相，尊重和满足公众的知情权。
但在实际操作中，不少地方的“有关方面”喜欢采用不合时宜甚至非常愚蠢的“策略”来“维稳”，或者用拖延时间、推诿责任、躲避见面、隐瞒真相、封锁信息、收买记者、在网上设“敏感词”等办法来“冷处理”，或者用强力打压、强行“摆平”、“跨省追捕”、“抓进去再说”等“举措”来“热处理”。有些“事情”本来不大，经这么一“处置”，就变成了“事件”，不仅没有息事宁人，反而带来更大的不稳。“冷处理”比较新的案例是7月初发生的福建紫金矿业发生污水渗漏事故，有关责任者以“维稳为重”为由向公众隐瞒了整整9天，终于使生产事故演变成舆论事件。“热处理”的新案例是6月中旬发生的安徽牛鞍山花山区旅游局长与路人的情绪冲突，由于“有关方面”把稳定秩序摆到了稳定情绪之先，轻率动用防暴警察，最终导致场面失控。
由此看来，要避免简单维稳、生硬维稳，走出“越维越不稳”的怪圈，承担着维稳责任的“有关方面”、“有关人员”一定要坚守理性，端正动机，讲究策略，力戒动辄以“维稳”为口号不作为和滥作为。更重要的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殚精竭虑做好促发展、保民生的工作。社会经济健康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政治环境风清气正，何愁人心不安、天下不稳? (作者为华中农业大学传播学教授、博导)http://news.163.com/10/0922/00/6H57UO2C0001124J.html
新华网9月22日报道 近期，不少地方官员向人民论坛记者透露，虽然在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上逐年增多，但一些地方维稳压力仍然越来越大。面对压力，个别地方相关部门不惜借维稳之名打压上访者、干扰司法、违法行政等，一不小心就掉入“越维越不稳”的怪圈，不仅使当地政府的威信受到损害，更是延误了地方发展。“维稳”渐成一些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最大“烦恼”之一。
一些地方为什么会陷入“越维越不稳”的怪圈?地方官员有哪些维稳烦恼?如何跳出维稳怪圈？人民论坛杂志进行了深入调查。在人民网、腾讯网、人民论坛网推出网络问卷，参与调查人数8756人；采访、书面调查地方党政干部478人；总计调查人数9234位。
调查结果
·79%的受调查者认为一些地方政府借“维稳”名义不作为或乱作为现象“较严重”
·在回答“当前地方维稳哪类异化现象最为突出”这一选项时，70%的受调查者认为
“维稳目的异化， 只保自己官帽，不管群众疾苦”
·68%的受调查者认为“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维稳思维存在着误区”
“维稳”为何成为挡箭牌?
——79%的受调查者认为一些地方政府借维稳名义不作为或乱作为的现象“较严重”
“维护社会稳定”成了近期两起热门新闻事件的官方辩解。一个是湖南金浩茶油事件。据报道，今年2月份金浩茶油就被查出致癌物苯并芘超标，但是消息一直没有公之于众。另一个就是出现蜱虫疫情的河南商城，据当地主管政法的一位乡干部说，之所以没有公开疫情，是出于维稳需要。
调查显示，79%的受调查者认为一些地方政府借“维稳”名义不作为或乱作为现象“较严重”，仅有6%的受调查者认为此类现象“不严重”。结果表明，一些地方部门曲解稳定，借“维稳”名义不作为已经引发民众的强烈不满。
近年来，借维稳名义滥用权力、胡乱作为的现象不断见诸报端。一些地方搞非法的暴力拆迁，动辄就动用警力，也称之为是“维稳”；紫金矿业瞒报污染，也是出于考虑“维稳为重”；公民发帖批评县委书记，除了被公诉犯有“诽谤罪”之外，也被指“破坏全县稳定发展的大好局面”…… “维稳”成了一些地方非法行政的借口，值得高度警惕。这种行为不但不能维护稳定，而且有可能激化矛盾，诱发社会冲突。
“哪些不稳定因素最可能诱发群体性冲突”？人民论坛调查显示，78%的受调查者选择“一些部门和官员公权私用、特权腐败、权力不作为和乱作为”，列所有选项第一位，比列第二位的“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不公正、不公平现象增多”(71%的受调查者选择)多出7个百分点，比列第三位的“因征地、拆迁、农民工工资拖欠、劳工权益受损等引发冲突”(59%的受调查者选择)多出19个百分点。专家指出，目前中国一些社会矛盾的激化都和公权私用、政府部门不作为等相关，而一些当事官员遇到问题作为不当在不同程度上激化了社会矛盾。要维持社会稳定，地方官员及相关部门首先要做的便是依法行政，不滥用手中的权力。
有受调查网友指出，在网络时代，网民对于真相的渴求大有掘地三尺之势，到底是维护民众利益，还是将维稳当做挡箭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官员有烦恼，公众不领情，维稳的目的是什么?
——70%的受调查者认为“维稳目的异化， 只保自己官帽，不管群众疾苦”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维稳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的怪现象？最根本的还是在于维稳方式出现了异化。在回答“当前地方维稳哪类异化现象最为突出”这一问题时，70%的受调查者认为“维稳目的异化，只保自己官帽，不管群众疾苦”；18%的受调查者认为“维稳重心异化，重视事后处理，不重源头”；10%的受调查者选择“治理方法异化，采取压制或推脱敷衍的处理方法”；2%的受调查者选择了“其他”。
“只保自己官帽，不管群众疾苦”式的维稳结果表明，任由个别官员躲在“维稳”的大旗下，打着当“太平官”的小算盘，往往越维越不稳，这一异化现象已经成为当前“维稳”工作的最大挑战。这样的官员往往不能与时俱进，一味地固守旧有模式，一旦面对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往往会束手无策，有时甚至会导致官民矛盾激化。
一方面公众对维稳异化深感不满;另一方面，不少地方官员也向人民论坛记者大倒苦水，感慨基层维稳压力大，常常是费力难讨好。“您认为地方官员维稳最大的烦恼是什么?”调查结果显示，69%的受调查者认为 “总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乏维稳系统策略”；44%的受调查者认为“一票否决”机制使地方不少工作常常围着维稳转；39%的受调查者认为“因体制、机制问题，地方官员常常两头受气”，分列前三位。
有受调查者表示，地方官员的维稳烦恼可以理解，这些烦恼不是某个人或某项措施就能解决的，而是改革过程中必经的一个阶段。学者郑永年强调，今天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形式多样的针对既得利益和精英阶层的社会暴力是以往长期积累下来的矛盾的结果。而这些矛盾本来应当是通过改革得到解决的。
走出“越维越不稳”的怪圈，关键靠什么?
——77%的受调查者认为“提高用制度化方式解决矛盾和冲突的能力，法律应在权力之上”
“越维越不稳”怪圈出现的深层原因是什么？68%的受调查者认为“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维稳思维存在着误区”；44%的受调查者认为“用行政方式替代司法方式，基于短期利益考虑，树立不起法治权威”，分列第一、第二位。
当前个别地方政府维稳思维的一个最大误区，就是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把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同时，一些地方政府的维稳是治标不治本，常动用警力等专政工具来压制和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以实现一时的社会稳定。
正是因为对维稳的刻意强调和片面理解，使当前不少地方维稳工作挣扎在政府维稳与民众维权的博弈之中：政府在多重压力之下大力维护以“零非访”等为指标的“稳定”，而民众在权利救济极度困难时不得不以种种非常规方式“冲出重围”。面对这种博弈，一些地方政府往往缺乏耐心，大多采用应急式处理方式，不稳定因素并没有真正地化解，很大程度上是采取了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策。这种维稳思维和处置方式，往往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各种矛盾的汇集激发，最终会使社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要解决维稳难题还得回到制度化层面来，这才是上策。77%的受调查者认为“提高用制度化方式解决矛盾和冲突的能力，法律应在权力之上”凸显了民众对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强烈呼吁与期待。党中央早就三申五令推行“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但一些地方政府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将行政方式凌驾于法律之上，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
专家强调，社会冲突并不必然导致社会不稳定。中国日益开放和民主化，社会稳定也必将过渡到动态平衡型。相应地，执政者的稳定思维也应随之转变。在社会冲突敏感期，不仅需要执政智慧，更需要和社会发展阶段相吻合的新的稳定思维。(执笔：人民论坛记者 王慧)
维稳烦恼：地方官员有何难言之隐
“1/3的时间忙招商引资，1/3的时间跑专项资金，1/3的时间忙计划生育、维稳等”，一位乡镇干部这样描述自己的工作状态。谈起“维稳”，不少地方官员虽然愿意私下表达意见，但不愿署名公开发表，更有部分官员对这一话题避而不谈，他们到底有怎样的烦恼，有哪些难言之隐?
烦恼一：费力难讨好，“两头”常受气
湖南省某县“综治办”副主任：在一些重要时期及节假日，为了使一些闹访户息访，基层官员要付出很大努力，对他们进行劝解、普法。而一些上访者却对此并不领情，往往有抗拒情绪，有时为做通一名重点对象的工作，从县到乡镇、到村组，层层都要有人负责，时间精力耗费很多，往往效果不太明显，上下“两头”都不落好。
山东某区“维稳办”主任： 面对不断增加的社会矛盾，上级对下级的基本要求就是不出事，而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去解决问题。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我们在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原则上，难以从容面对矛盾的复杂性，着眼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能自上而下“层层加码”，只求尽快平息事端，尽量在任期内不出事。
烦恼二：高压“维稳”，担惊受怕，着急上火
江苏省泰州市委组织部研究室主任陆彩鸣：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经济转轨时期，各种矛盾交织，是一个矛盾易发、多发期，矛盾纠纷总量居高不下，社会不稳定问题触点增多，解决难度也越来越大。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引发严重的群体性事件。在目前“压力维稳”和“运动式治理”的状态下，一些地方对基层不仅实行严格的考核，还运用经济手段来制约，要求基层每年缴纳数十万元的保证金。如果发生大规模集体上访，不仅要对基层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和公安、信访部门负责人进行通报，还要按规定扣除一定数额的保证金。因此，面临基层的维稳压力，干部普遍感到不堪重压，慨叹基层干部难当，抱怨“都快被压死了”，迫切需要各层各级来关心、理解和纾解，为基层维稳“减压”。 从实际来看，基层维稳的压力和烦恼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控制大规模集体上访。二是避免突发性、群体性事件。三是遏制进京去省上访。四是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纾解基层维稳的压力和烦恼，需要多管齐下。一方面，上级党委、政府对基层要多一点理解、少一点批评，多一点关心、少一点呵责，对基层干部做到真心关心、真情关怀、真切关爱。另一方面，也要转变“压力维稳”和“运动式治理”的维稳思路和模式，畅通民众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切实改变通过压制和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来实现短期内社会稳定的做法。这才是维稳的治本之道。
河南某市信访局干部：回忆起当年接访的那段经历，可谓刻骨铭心。那时候，经常是“眼熬红了、嘴磨破了、腿跑细了、身体瘦了”，仍不能得到部分上访人员的理解，遭遇围攻、谩骂等尴尬情况时常发生，搞得自己常常血压升高，着急上火。幸亏在自己的任上，没有出过什么大的“漏子”，而且自己有家人的理解，有同事的支持，感觉虽然这样付出也值得。
河北省某镇副书记：现在的基层工作难做，群众动不动就拿到北京上访相威胁，尤其是个别闹访户，越是敏感时期越闹。现在不少地方政绩考核在信访问题上常常是“一票否决”，这就像紧箍咒一样，搞得基层干部很焦虑，我碰到了闹访事件，经常是吃不下，睡不好。
烦恼三：与上访人员的“游击战”
江苏省某市“维稳办”干部： “维稳基金”一部分或者直接给予当事人“补偿”，用金钱来换取当事人或家属不再上告、不再追究，以息事宁人。还有一部分用在控制事后上访和消除上访影响上。包括政府人员接访的开支，给信访民众提供住处，甚至提供好吃好喝好招待的开支。
官员和工作人员到北京去接访，对基层政府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行政开支。有时上访人员总是滞京不返，对于越级上访，市、区通常的做法就是“谁家的孩子谁抱回”。于是，迫于上级领导的压力，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不得不软硬兼施，使出浑身解数将“自家孩子抱回”。可以说，在“抱回自家孩子”的过程中，我们吃尽了苦头、受够了“自家孩子”的怨气。而另一方面，上访人员为了避开我们，也往往采取一些声东击西、放“烟幕弹”的方法和政府“周旋”。
甘肃一位负责信访的干部：一些人在缺乏体制内资源支持的情况下，有时会故意选择在特殊时期、敏感地域向政府提出各种适当与不适当的要求，或者以上访、曝光等相威胁，借机提出一些超出合理范围的要求。记得有一些时候，我们派干部去接上访者回来时，他竟然提出：“故宫我还没去过，你们陪我去看下嘛。”或者说“我还没坐过飞机”等等。这些让人啼笑皆非的无理要求如果不满足，上访者就死活不走。而在京多住一天，接访人员及信访人的食宿消费，都足以超过信访人所提非份要求，于是往往无奈让步。 (采访整理：人民论坛记者 王慧、杜凤娇、杨昀贇)
官场系统中的维稳心态
某些责任主体殚精竭虑所“维”之“稳”，并不都是甚至主要不是社会之稳、人心之稳，而是自己的“位子”和“帽子”之稳
“维稳”，这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词汇。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加快发展的转型期，大量紧迫的发展课题和同样大量紧迫的社会矛盾相伴而生。如何处理社会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成为各级地方政府每天都要面对的问题。发展是硬道理，因此，“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压倒一切，因此，“维稳是第一责任”。还有一些更加富有文学色彩的表述，例如：“以发展促稳定，以稳定保发展。”
“稳定”成了官场话语系统中的“敏感词”
不过，完美的表述不等于完美的实践。在行政过程中，要真正理解好、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实非易事。发展离不开改革的推动，而改革又免不了对既有利益格局的触动。改革发展本身就是对现状、定势的调整和改变。如此看来，要发展又要绝对稳定，其实是不可能的。我们所强调的稳定，是指在对现状、定势进行调整和改变的时候，要努力保持整个社会系统的有序运行和有效控制，避免秩序混乱和系统崩溃。无数历史教训告诫我们，在动乱、无序状态，不仅谈不上发展，就连起码的生存都可能成为问题。
稳定是如此重要，把维稳作为各级地方政府的第一责任自然就是顺理成章的了。既然是“第一责任”，那么，如果维稳工作没做好，出了乱子，就不仅会影响改革发展大局，给党和人民造成损失，还会危及各位责任人的“位子”和“帽子”。所以，“稳定”成了官场话语系统中的“敏感词”，悠悠万事，维稳为大。凡事拿到维稳层面来认识、来决策、来操作，没有谁敢掉以轻心，没有谁不理直气壮，没有什么“举措”不可以出台，没有什么“办法”不可以实施。
然而，“维”来“维”去，稳定问题好像还是摆不脱、躲不了、绕不开、搞不定，个体案例、群众体育事件照样发生，甚至感觉似乎没完没了，“越维越不稳”。维稳，简直就是一把悬在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千钧一发，令诸多为官者寝食难安。
要理解这样的怪现状，首先要审视一下“第一责任”主体的维稳思维。在相当多的责任主体那里，实际上还固守着简单僵化、不合时宜的维稳思维。这种维稳思维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怕，怕出事，怕麻烦，怕担责。这种思维追求的是绝对的稳定，不仅不能出现“事件”，而且不能发生“事情”;不仅不能发生“动乱”，最好不要出现“动静”。
这种对“事情”和“动静”过度的敏感已经带有强迫症的特点。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在过去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政治斗争是社会生活的主旋律，无序和混乱是社会常态，从十年“文革”到后来的几次政治风波，人们在记忆中留下了惨痛的难以磨灭的历史烙印，形成了全社会难以摆脱的心理阴影。一旦出现了“事情”和“动静”，心理上会产生“关系联想”，第一责任感油然而生，维稳的重大话题会立即摆上议事日程。
一些官员缺乏对时代变迁的把握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今天的社会环境和公众心态较20年前已有很大不同。从整体看，公众与执政者之间，就政治主张而言，并无不可弥合的裂痕;就政治认同而言，亦不存在无法逾越的鸿沟。多年的民主法制教育使全社会的理性程度显著提高，虽然公众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对社会不公强烈不满，但同时仍然相信党和政府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只要不出现重大的全局性的政治失误，就很难出现足以危及整个社会稳定的失控局面。以“怕”字当头、绝对求稳的心态来判断社会现象和处理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宁可过之而恐不及，这是缺乏政治修养和政治理性的表现。
当然，这不是说在当前的社会环境和公众心态下，绝对不会发生影响局部秩序稳定的“事件”。事实上，这些年来，局部的涉稳事件还是时有发生的。但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所有的局部涉稳事件，除了某些由敌对势力策划和煽动、发生在特定区域的之外，绝大多数都跟民生利益或当事者及其所代表群体的尊严相关。一些具体事由引发的利益冲突、情绪冲突，当事者的目的并非要瓦解现有秩序，而是要争取诉求的满足。面对这样的问题，如果超越简单僵化的维稳思维，带着对老百姓的真挚感情去做耐心细致的工作，“事件”就能转化成“事情”，天下就不会不稳。
如果进一步分析，我们还会发现，说到维稳，某些责任主体不仅是由于思维偏差，也不单纯是缺乏政治修养和政治理性，还可能涉及到政治动机。他们殚精竭虑所“维”之“稳”，并不都是甚至主要不是社会之稳、人心之稳，而是自己的“位子”和“帽子”之稳。但凡有点“事情”或“动静”，他们就唯恐造成“负面影响”，伤及自己的形象和政声。他们以惧怕和厌恶的心态来对待一切“不听话”、“不配合”的人和一切不顺眼、不合意的事，不管其有理无理，统统视为“取闹”，统统当做影响稳定的“隐患”，统统丢到“维稳”这个“筐子”里，用“有力举措”和“有效办法”严加处置。在一些为官者心中，但凡“出事”，就是“家丑”，家丑一旦外扬，“事情”一旦闹大，不仅可能丢“面子”，还有可能丢“位子”和“帽子”。所以，为了不“出事”，该做的事宁可放下不做，或者不分青红皂白，不管子丑寅卯，先把“事情”“摁下去”再说。于是，为了“维稳”，既可以不作为，也可以滥作为。如此履行“第一责任”，着眼点似乎并不是对党和人民负责，对社会负责，而是对自己负责。如此维稳，又何以能稳?
承担 “第一责任”者需要有高超的政治智慧
思维和动机必然影响甚至决定着策略。当下很多社会冲突都带有博弈特点，面对各种各样可能影响稳定的人和事，承担 “第一责任”者需要有高超的政治智慧，本着降低风险和成本，提高效能和效益的原则，求“化解”而不求“破解”，求“对话”而不求“对抗”，为维稳工作设计适当的策略。从过去处置涉稳事件的成功和失败案例来看，维稳策略并不需要多么复杂。特别是面对民生问题上的利益诉求和情绪冲突，平和的心态、平等的姿态是化解危机的第一前提条件。我们的老百姓，绝大多数对党和政府是信任的、有感情的，受民主法制教育多年，是有理性的。我们的官员只要以真心和诚意面对他们，积极热忱，平等耐心，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把稳定情绪放在稳定秩序之先，多做顺气暖心的工作，一般来说，就能化“危”为“机”，变“事”为“情”。即使对那些非强制处置不可的严重事件，也要严格依法依规，并及时公开信息和真相，尊重和满足公众的知情权。
但在实际操作中，不少地方的“有关方面”喜欢采用不合时宜甚至非常愚蠢的“策略”来“维稳”，或者用拖延时间、推诿责任、躲避见面、隐瞒真相、封锁信息、收买记者、在网上设“敏感词”等办法来“冷处理”，或者用强力打压、强行“摆平”、“跨省追捕”、“抓进去再说”等“举措”来“热处理”。有些“事情”本来不大，经这么一“处置”，就变成了“事件”，不仅没有息事宁人，反而带来更大的不稳。“冷处理”比较新的案例是7月初发生的福建紫金矿业发生污水渗漏事故，有关责任者以“维稳为重”为由向公众隐瞒了整整9天，终于使生产事故演变成舆论事件。“热处理”的新案例是6月中旬发生的安徽牛鞍山花山区旅游局长与路人的情绪冲突，由于“有关方面”把稳定秩序摆到了稳定情绪之先，轻率动用防暴警察，最终导致场面失控。
由此看来，要避免简单维稳、生硬维稳，走出“越维越不稳”的怪圈，承担着维稳责任的“有关方面”、“有关人员”一定要坚守理性，端正动机，讲究策略，力戒动辄以“维稳”为口号不作为和滥作为。更重要的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殚精竭虑做好促发展、保民生的工作。社会经济健康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政治环境风清气正，何愁人心不安、天下不稳? (作者为华中农业大学传播学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