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石斐客 (沈亚川) :十年“假记者”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5 12:5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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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假记者”2010年08月13日
浙江遂昌警方通缉记者事件里里，有人爆出被通缉的经观记者仇子明是没有署发记者证的“假记者”；郭德纲徒弟殴打记者事件里，又有人爆出被打的北京台记者周广甫也是没署发记者证的“假记者”。
最新的消息来自上周的吉林桦甸，两个去采访洪灾的外省媒体记者，被当地宣传部门和警方扣留审查了一番，宣称其中一位记者的记者证过期了，于是“假记者”护送其出境。
以上这三件事情里，火眼金睛揪出“假记者”的，分别是媒体副总编、律师、宣传部长。这三位判定真假记者的依据，则是新闻出版总署的新闻记者证网上查询中心。OK，这当然没问题。
问题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说，这种“假记者”实在是数量太多了，抓不胜抓！
好吧，我先自首。不要等到被人揪出来，要诚实，要八荣八耻。
我也是“假记者”。
我这个半道出家的媒体人，从业近十年，辗转南北数家媒体，拿到过无数乱七八糟的采访证件，包括南方报业集团记者证、21世纪环球报道记者证、南方周末介绍信、CCTV新闻评论部介绍信、广电总局广播电视编辑记者证、南方都市报记者证、南都工作证、南都周刊介绍信等等。除了上述假证件，我还用过名片、身份证、甚至饭卡、非线上机卡做过采访。
除此之外，我还参加过一些乱七八糟的考试，拿到过上海宣传系统采编资格合格证、广电总局广播电视采编资格证、广东省新闻出版采编资格证等等。
唯独没有拿到手的，就是新闻出版署发的所谓署发记者证——按照总署的规定，我是个不折不扣的“假记者”，而且已经招摇撞骗近十年了。
我2008年采访过的一家著名财经类报纸，100多名编辑记者里，拥有署发记者证的不到10人。我还知道一家国家级通讯社主办的新闻类周刊，创刊7年来业界享有盛誉，但通讯社正式编制外的记者，截止目前无一人有署发记者证。
而在我厮混过的CCTV，截止我2008年初离职前，数千企聘员工里，包括我这种电工，也包括不少名记者名主持人在内，基本都没有署发记者证。再加上那些临工，应是数以千计的CCTV“假记者”，每天如过江之鲫般穿梭在大江南北黄河上下。
我认识的一位制片人告诉我，我还算是赶上了好时候，好歹一人给一张介绍信。90年代初期时，他们一个栏目组几十号人甚至只有一张盖公章的介绍信。这是镇组之宝，得供起来。每次发传真联系采访时，只能用铅笔写抬头，写完后再擦去反复用。
最讽刺的是，即便在外界看来八面威风的《焦点访谈》，很长时期里也无法避免这一难题。记得2003年，掌管意识形态的最高领导某次视察该栏目组，居然有记者当面请求其批示解决栏目组记者证问题。
更讽刺的是，最早爆出仇子明是“假记者”的该副总编，所任职的报纸，多半也是一模一样的假记者。
“假记者”的队伍如此庞大。在围脖上讨论仇子明案时，我曾半开玩笑地发起过一个资深“假记者”自首行动。此举获业界不少知名媒体人纷纷招认，如曾经在新闻出版总署任职，做过多任杂志总编现在还是《中国周刊》总编的一位资深传媒人，也自供是如真包换的“假记者”。
不靠谱的估计一下，全国专职媒体人里，“假记者”的队伍应占到三分之一以上。细究起来，这里又有两个规律：
一是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媒体里，“假记者”的数量越多；反过来的例子就是，我知道一家以收红包享誉业内外的法制类报纸，包括拉广告的搞发行的在内，人手一个署发记者证。
二是有这个署发记者证的真记者，这个证基本用不着（不信你问问《新闻联播》播音组那几张国字脸，绝对个个有证，绝对个个从来用不着——去旅游景点除外）；用得着这个证的一线记者，基本没有这个证（不信你问问本文开头被缉被打被擒获的那几位同行）。
问题来了，相当数量的媒体同行无法拿到署发记者证，而其中相当部分又都符合署发记者证的办证条件，原因何在？
一是单位内部的人事体制藩篱，比如很多地方规定仅和子报子刊签约就领不到署发记者证，而cctv此前拿不到署发记者证的同行，也大都是因企聘台聘之分；
二是媒体行业特有的跳槽频繁变动快等特点，以及与之相对应的记者证办理机构的官僚体制与极低办事效率。一个快一个慢，你急他不急。收费、培训、考试，一年办一次的漫长排队等待，排到之时，多半也是跳槽之日；
三是——我怀疑真实的原因就在这里。按照明面上的规定，似乎办证不难，真办起来难死你。不听招呼时，祭出这类大杀器，围剿你这种不听话的“假记者”。多好的办法啊，既能寻租，又能管制。一举两得！
最后说一句。不要说国外如欧美等地，即便是解严之前的台湾，也从没听说政府参与掌控记者证一事——各媒体各发各的证，以各自信誉作背书。莫非我们现在这国进民退的和谐盛世，连动员戡乱时期的台湾还不如么？
本文洁本刊于本周《南都周刊》http://www.shifeike.com/?p=27
十年“假记者”2010年08月13日
浙江遂昌警方通缉记者事件里里，有人爆出被通缉的经观记者仇子明是没有署发记者证的“假记者”；郭德纲徒弟殴打记者事件里，又有人爆出被打的北京台记者周广甫也是没署发记者证的“假记者”。
最新的消息来自上周的吉林桦甸，两个去采访洪灾的外省媒体记者，被当地宣传部门和警方扣留审查了一番，宣称其中一位记者的记者证过期了，于是“假记者”护送其出境。
以上这三件事情里，火眼金睛揪出“假记者”的，分别是媒体副总编、律师、宣传部长。这三位判定真假记者的依据，则是新闻出版总署的新闻记者证网上查询中心。OK，这当然没问题。
问题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说，这种“假记者”实在是数量太多了，抓不胜抓！
好吧，我先自首。不要等到被人揪出来，要诚实，要八荣八耻。
我也是“假记者”。
我这个半道出家的媒体人，从业近十年，辗转南北数家媒体，拿到过无数乱七八糟的采访证件，包括南方报业集团记者证、21世纪环球报道记者证、南方周末介绍信、CCTV新闻评论部介绍信、广电总局广播电视编辑记者证、南方都市报记者证、南都工作证、南都周刊介绍信等等。除了上述假证件，我还用过名片、身份证、甚至饭卡、非线上机卡做过采访。
除此之外，我还参加过一些乱七八糟的考试，拿到过上海宣传系统采编资格合格证、广电总局广播电视采编资格证、广东省新闻出版采编资格证等等。
唯独没有拿到手的，就是新闻出版署发的所谓署发记者证——按照总署的规定，我是个不折不扣的“假记者”，而且已经招摇撞骗近十年了。
我2008年采访过的一家著名财经类报纸，100多名编辑记者里，拥有署发记者证的不到10人。我还知道一家国家级通讯社主办的新闻类周刊，创刊7年来业界享有盛誉，但通讯社正式编制外的记者，截止目前无一人有署发记者证。
而在我厮混过的CCTV，截止我2008年初离职前，数千企聘员工里，包括我这种电工，也包括不少名记者名主持人在内，基本都没有署发记者证。再加上那些临工，应是数以千计的CCTV“假记者”，每天如过江之鲫般穿梭在大江南北黄河上下。
我认识的一位制片人告诉我，我还算是赶上了好时候，好歹一人给一张介绍信。90年代初期时，他们一个栏目组几十号人甚至只有一张盖公章的介绍信。这是镇组之宝，得供起来。每次发传真联系采访时，只能用铅笔写抬头，写完后再擦去反复用。
最讽刺的是，即便在外界看来八面威风的《焦点访谈》，很长时期里也无法避免这一难题。记得2003年，掌管意识形态的最高领导某次视察该栏目组，居然有记者当面请求其批示解决栏目组记者证问题。
更讽刺的是，最早爆出仇子明是“假记者”的该副总编，所任职的报纸，多半也是一模一样的假记者。
“假记者”的队伍如此庞大。在围脖上讨论仇子明案时，我曾半开玩笑地发起过一个资深“假记者”自首行动。此举获业界不少知名媒体人纷纷招认，如曾经在新闻出版总署任职，做过多任杂志总编现在还是《中国周刊》总编的一位资深传媒人，也自供是如真包换的“假记者”。
不靠谱的估计一下，全国专职媒体人里，“假记者”的队伍应占到三分之一以上。细究起来，这里又有两个规律：
一是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媒体里，“假记者”的数量越多；反过来的例子就是，我知道一家以收红包享誉业内外的法制类报纸，包括拉广告的搞发行的在内，人手一个署发记者证。
二是有这个署发记者证的真记者，这个证基本用不着（不信你问问《新闻联播》播音组那几张国字脸，绝对个个有证，绝对个个从来用不着——去旅游景点除外）；用得着这个证的一线记者，基本没有这个证（不信你问问本文开头被缉被打被擒获的那几位同行）。
问题来了，相当数量的媒体同行无法拿到署发记者证，而其中相当部分又都符合署发记者证的办证条件，原因何在？
一是单位内部的人事体制藩篱，比如很多地方规定仅和子报子刊签约就领不到署发记者证，而cctv此前拿不到署发记者证的同行，也大都是因企聘台聘之分；
二是媒体行业特有的跳槽频繁变动快等特点，以及与之相对应的记者证办理机构的官僚体制与极低办事效率。一个快一个慢，你急他不急。收费、培训、考试，一年办一次的漫长排队等待，排到之时，多半也是跳槽之日；
三是——我怀疑真实的原因就在这里。按照明面上的规定，似乎办证不难，真办起来难死你。不听招呼时，祭出这类大杀器，围剿你这种不听话的“假记者”。多好的办法啊，既能寻租，又能管制。一举两得！
最后说一句。不要说国外如欧美等地，即便是解严之前的台湾，也从没听说政府参与掌控记者证一事——各媒体各发各的证，以各自信誉作背书。莫非我们现在这国进民退的和谐盛世，连动员戡乱时期的台湾还不如么？
本文洁本刊于本周《南都周刊》
十年“假记者”2010年08月13日
浙江遂昌警方通缉记者事件里里，有人爆出被通缉的经观记者仇子明是没有署发记者证的“假记者”；郭德纲徒弟殴打记者事件里，又有人爆出被打的北京台记者周广甫也是没署发记者证的“假记者”。
最新的消息来自上周的吉林桦甸，两个去采访洪灾的外省媒体记者，被当地宣传部门和警方扣留审查了一番，宣称其中一位记者的记者证过期了，于是“假记者”护送其出境。
以上这三件事情里，火眼金睛揪出“假记者”的，分别是媒体副总编、律师、宣传部长。这三位判定真假记者的依据，则是新闻出版总署的新闻记者证网上查询中心。OK，这当然没问题。
问题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说，这种“假记者”实在是数量太多了，抓不胜抓！
好吧，我先自首。不要等到被人揪出来，要诚实，要八荣八耻。
我也是“假记者”。
我这个半道出家的媒体人，从业近十年，辗转南北数家媒体，拿到过无数乱七八糟的采访证件，包括南方报业集团记者证、21世纪环球报道记者证、南方周末介绍信、CCTV新闻评论部介绍信、广电总局广播电视编辑记者证、南方都市报记者证、南都工作证、南都周刊介绍信等等。除了上述假证件，我还用过名片、身份证、甚至饭卡、非线上机卡做过采访。
除此之外，我还参加过一些乱七八糟的考试，拿到过上海宣传系统采编资格合格证、广电总局广播电视采编资格证、广东省新闻出版采编资格证等等。
唯独没有拿到手的，就是新闻出版署发的所谓署发记者证——按照总署的规定，我是个不折不扣的“假记者”，而且已经招摇撞骗近十年了。
我2008年采访过的一家著名财经类报纸，100多名编辑记者里，拥有署发记者证的不到10人。我还知道一家国家级通讯社主办的新闻类周刊，创刊7年来业界享有盛誉，但通讯社正式编制外的记者，截止目前无一人有署发记者证。
而在我厮混过的CCTV，截止我2008年初离职前，数千企聘员工里，包括我这种电工，也包括不少名记者名主持人在内，基本都没有署发记者证。再加上那些临工，应是数以千计的CCTV“假记者”，每天如过江之鲫般穿梭在大江南北黄河上下。
我认识的一位制片人告诉我，我还算是赶上了好时候，好歹一人给一张介绍信。90年代初期时，他们一个栏目组几十号人甚至只有一张盖公章的介绍信。这是镇组之宝，得供起来。每次发传真联系采访时，只能用铅笔写抬头，写完后再擦去反复用。
最讽刺的是，即便在外界看来八面威风的《焦点访谈》，很长时期里也无法避免这一难题。记得2003年，掌管意识形态的最高领导某次视察该栏目组，居然有记者当面请求其批示解决栏目组记者证问题。
更讽刺的是，最早爆出仇子明是“假记者”的该副总编，所任职的报纸，多半也是一模一样的假记者。
“假记者”的队伍如此庞大。在围脖上讨论仇子明案时，我曾半开玩笑地发起过一个资深“假记者”自首行动。此举获业界不少知名媒体人纷纷招认，如曾经在新闻出版总署任职，做过多任杂志总编现在还是《中国周刊》总编的一位资深传媒人，也自供是如真包换的“假记者”。
不靠谱的估计一下，全国专职媒体人里，“假记者”的队伍应占到三分之一以上。细究起来，这里又有两个规律：
一是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媒体里，“假记者”的数量越多；反过来的例子就是，我知道一家以收红包享誉业内外的法制类报纸，包括拉广告的搞发行的在内，人手一个署发记者证。
二是有这个署发记者证的真记者，这个证基本用不着（不信你问问《新闻联播》播音组那几张国字脸，绝对个个有证，绝对个个从来用不着——去旅游景点除外）；用得着这个证的一线记者，基本没有这个证（不信你问问本文开头被缉被打被擒获的那几位同行）。
问题来了，相当数量的媒体同行无法拿到署发记者证，而其中相当部分又都符合署发记者证的办证条件，原因何在？
一是单位内部的人事体制藩篱，比如很多地方规定仅和子报子刊签约就领不到署发记者证，而cctv此前拿不到署发记者证的同行，也大都是因企聘台聘之分；
二是媒体行业特有的跳槽频繁变动快等特点，以及与之相对应的记者证办理机构的官僚体制与极低办事效率。一个快一个慢，你急他不急。收费、培训、考试，一年办一次的漫长排队等待，排到之时，多半也是跳槽之日；
三是——我怀疑真实的原因就在这里。按照明面上的规定，似乎办证不难，真办起来难死你。不听招呼时，祭出这类大杀器，围剿你这种不听话的“假记者”。多好的办法啊，既能寻租，又能管制。一举两得！
最后说一句。不要说国外如欧美等地，即便是解严之前的台湾，也从没听说政府参与掌控记者证一事——各媒体各发各的证，以各自信誉作背书。莫非我们现在这国进民退的和谐盛世，连动员戡乱时期的台湾还不如么？
本文洁本刊于本周《南都周刊》http://www.shifeike.com/?p=27
十年“假记者”2010年08月13日
浙江遂昌警方通缉记者事件里里，有人爆出被通缉的经观记者仇子明是没有署发记者证的“假记者”；郭德纲徒弟殴打记者事件里，又有人爆出被打的北京台记者周广甫也是没署发记者证的“假记者”。
最新的消息来自上周的吉林桦甸，两个去采访洪灾的外省媒体记者，被当地宣传部门和警方扣留审查了一番，宣称其中一位记者的记者证过期了，于是“假记者”护送其出境。
以上这三件事情里，火眼金睛揪出“假记者”的，分别是媒体副总编、律师、宣传部长。这三位判定真假记者的依据，则是新闻出版总署的新闻记者证网上查询中心。OK，这当然没问题。
问题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说，这种“假记者”实在是数量太多了，抓不胜抓！
好吧，我先自首。不要等到被人揪出来，要诚实，要八荣八耻。
我也是“假记者”。
我这个半道出家的媒体人，从业近十年，辗转南北数家媒体，拿到过无数乱七八糟的采访证件，包括南方报业集团记者证、21世纪环球报道记者证、南方周末介绍信、CCTV新闻评论部介绍信、广电总局广播电视编辑记者证、南方都市报记者证、南都工作证、南都周刊介绍信等等。除了上述假证件，我还用过名片、身份证、甚至饭卡、非线上机卡做过采访。
除此之外，我还参加过一些乱七八糟的考试，拿到过上海宣传系统采编资格合格证、广电总局广播电视采编资格证、广东省新闻出版采编资格证等等。
唯独没有拿到手的，就是新闻出版署发的所谓署发记者证——按照总署的规定，我是个不折不扣的“假记者”，而且已经招摇撞骗近十年了。
我2008年采访过的一家著名财经类报纸，100多名编辑记者里，拥有署发记者证的不到10人。我还知道一家国家级通讯社主办的新闻类周刊，创刊7年来业界享有盛誉，但通讯社正式编制外的记者，截止目前无一人有署发记者证。
而在我厮混过的CCTV，截止我2008年初离职前，数千企聘员工里，包括我这种电工，也包括不少名记者名主持人在内，基本都没有署发记者证。再加上那些临工，应是数以千计的CCTV“假记者”，每天如过江之鲫般穿梭在大江南北黄河上下。
我认识的一位制片人告诉我，我还算是赶上了好时候，好歹一人给一张介绍信。90年代初期时，他们一个栏目组几十号人甚至只有一张盖公章的介绍信。这是镇组之宝，得供起来。每次发传真联系采访时，只能用铅笔写抬头，写完后再擦去反复用。
最讽刺的是，即便在外界看来八面威风的《焦点访谈》，很长时期里也无法避免这一难题。记得2003年，掌管意识形态的最高领导某次视察该栏目组，居然有记者当面请求其批示解决栏目组记者证问题。
更讽刺的是，最早爆出仇子明是“假记者”的该副总编，所任职的报纸，多半也是一模一样的假记者。
“假记者”的队伍如此庞大。在围脖上讨论仇子明案时，我曾半开玩笑地发起过一个资深“假记者”自首行动。此举获业界不少知名媒体人纷纷招认，如曾经在新闻出版总署任职，做过多任杂志总编现在还是《中国周刊》总编的一位资深传媒人，也自供是如真包换的“假记者”。
不靠谱的估计一下，全国专职媒体人里，“假记者”的队伍应占到三分之一以上。细究起来，这里又有两个规律：
一是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媒体里，“假记者”的数量越多；反过来的例子就是，我知道一家以收红包享誉业内外的法制类报纸，包括拉广告的搞发行的在内，人手一个署发记者证。
二是有这个署发记者证的真记者，这个证基本用不着（不信你问问《新闻联播》播音组那几张国字脸，绝对个个有证，绝对个个从来用不着——去旅游景点除外）；用得着这个证的一线记者，基本没有这个证（不信你问问本文开头被缉被打被擒获的那几位同行）。
问题来了，相当数量的媒体同行无法拿到署发记者证，而其中相当部分又都符合署发记者证的办证条件，原因何在？
一是单位内部的人事体制藩篱，比如很多地方规定仅和子报子刊签约就领不到署发记者证，而cctv此前拿不到署发记者证的同行，也大都是因企聘台聘之分；
二是媒体行业特有的跳槽频繁变动快等特点，以及与之相对应的记者证办理机构的官僚体制与极低办事效率。一个快一个慢，你急他不急。收费、培训、考试，一年办一次的漫长排队等待，排到之时，多半也是跳槽之日；
三是——我怀疑真实的原因就在这里。按照明面上的规定，似乎办证不难，真办起来难死你。不听招呼时，祭出这类大杀器，围剿你这种不听话的“假记者”。多好的办法啊，既能寻租，又能管制。一举两得！
最后说一句。不要说国外如欧美等地，即便是解严之前的台湾，也从没听说政府参与掌控记者证一事——各媒体各发各的证，以各自信誉作背书。莫非我们现在这国进民退的和谐盛世，连动员戡乱时期的台湾还不如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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