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转贴)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3 21:46:44
<P>赵 晓（北京）
华盛顿共识，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是以华盛顿为组织总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向许多发展中国家及经济转轨国家硬性推出的一套经济改革政策。
它的内容在实践中被浓缩为“三化”：一是私有化，即使国有企业私有化和巩固私有产权的一系列措施；二是自由化，实行外贸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三是稳定化，即执行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多边国际经济组织所推行的包括使汇率贬值和紧缩性财政政策等在内的稳定化计划。
新近提出的“北京共识”未必能够使人们达成共识，因此在今后的探讨中存在着极大的被替换或补充的可能。但是，“北京共识”一词却有很大可能存续下来，日益成熟和完善，成为全球既不认同计划经济，又不接受“华盛顿共识”，而是试图探索“第三条道路”的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的一面思想旗帜。 </P>
<P>“华盛顿共识”的三大失败 </P>
<P>“华盛顿共识”的由盛转衰，不是因为理论上的缺陷被人抓住，而是与其在实践中的挫败密切相关。归结起来，“华盛顿共识”自上个世纪最后20年以来，经历了“三大失败”。
失败之一，是通过所谓“结构性调整”令拉丁美洲成为经济重灾区。世界银行高级经理戴维森·巴德霍说：“我们自1983年以来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基于这样一种使命感：不惜一切代价将南方国家私有化。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们卑鄙地把拉丁美洲和非洲变成了经济上的疯人院。”
阿根廷、乌拉圭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以失败告终。1982年8月，墨西哥无力偿还到期的100亿美元外债，引发了“债务危机”。巴西1999年的债务利息占其出口收入的69.3％，阿根廷在前几年则爆发了由外债引发的“阿根廷金融危机”。
失败之二，“休克疗法”使俄罗斯坠落深谷。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后，这些国家新上台的政府人员全盘接受“华盛顿共识”，并以此在俄罗斯等国家推行以“休克疗法”为代表的经济转型。他们相信不出一两年，这些国家就会迅速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经济将迅速繁荣，人民生活将得到大幅度改善。
但是，西方经济学家所描绘的充满玫瑰色彩的画面并没有出现，相反，苏东国家执行休克疗法却造成了一系列出乎西方经济学家预料的恶果。这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不但没有增长，相反却大幅度下降。
失败之三，是错误的危机应对让亚洲雪上加霜。
当亚洲金融危机到来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这些危机国家开出的唯一方案是“华盛顿共识”，即按照全面市场经济的要求改革经济，否则，它就拒绝向危机国家提供贷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不仅加剧了衰退，而且对此肇端负有部分责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认为。
至少在表面上，“华盛顿共识”建立在严格、规范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上，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那么其错误的根源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正如诺斯所说：“只有少数西方经济学家认识到创造市场所必需的制度条件，因为其他人简单地视制度为当然。”对转轨经济中的制度建立工作重视不够，是导致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个重要的失误是相当多的经济学家混淆了最终目标与转轨过程。哪怕经济学家确切地知道目标在哪里，但是，如何到达那里是另一个问题。绝大多数西方的经济学家的建议其实都是关于“目标是什么”，而对怎样达到目标语焉不详。 </P>
<P>中国经验及其普世意义 </P>
<P>虽然中国的改革和转轨受到了一些关注。但在过去，西方经济学家们通常的反应第一是认为数据错了，中国的增长被高估了。第二，虽然中国改革取得了成就，但是因为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农业国，因此改革比东欧容易，甚至说中国是发展问题，不是转轨问题。第三，中国的高增长源于农业和出口，中国没有教给人们新东西。第四，中国虽然做得不错，但如果中国听从西方的建议，比如早开始私有化，现在一定搞得更好。第五，中国是不能维持的，早晚要崩溃，或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如此偏见随着中国日益增长和崛起更是显得不近人理，因此近年来，转轨理论开始转向对中国经验的重视。在斯蒂格利茨看来，中国转轨的成功，其经验是丰富的，主要包括：让改革从较容易的领域入手，构建一个动力体系，不盲目崇拜私有化硬性推进私有化，避免奔腾式的通货膨胀等。
林毅夫教授强调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一是放弃了赶超战略，转而奉行比较优势战略，因而取得了全球范围内分工与交易的最大优势。二是中国奉行了渐进制度变革方式。
对此，笔者曾采用“制度变迁的案例分析”方法力图证明：中国经济的奇迹不仅在于发挥了“比较优势”等原因，或者说之所以能够发挥比较优势，还在于内生性的公共政策效率的改进。不断地引进竞争并规范竞争是中国制度创新成功的重要经验。
“北京共识”的兴起，并不意味着“华盛顿共识”的死去。因为“北京共识”可能更多的是对于“华盛顿共识”的一种有益补充。也就是说，“华盛顿共识”具有合理的内核，其强调的是市场经济转轨的目标，而“北京共识”则强调了达到这一目标的可能的途径。“华盛顿共识”更多地强调了市场经济制度运行的必要条件，而“北京共识”则更多关注制度体系的构建，特别是如何在一个历史、文化迥异的国家发育出这些市场经济赖以运行的制度体系。
“华盛顿共识”的实践中，最有害的是生搬硬套地实施，而其他国家对于“北京共识”的借鉴，同样要反对那种不分条件的误用，甚至于将“北京共识”的转轨智慧简单地误解成政府干预型经济可替代市场经济的案例，那就大错特错了！</P><P>赵 晓（北京）
华盛顿共识，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是以华盛顿为组织总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向许多发展中国家及经济转轨国家硬性推出的一套经济改革政策。
它的内容在实践中被浓缩为“三化”：一是私有化，即使国有企业私有化和巩固私有产权的一系列措施；二是自由化，实行外贸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三是稳定化，即执行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多边国际经济组织所推行的包括使汇率贬值和紧缩性财政政策等在内的稳定化计划。
新近提出的“北京共识”未必能够使人们达成共识，因此在今后的探讨中存在着极大的被替换或补充的可能。但是，“北京共识”一词却有很大可能存续下来，日益成熟和完善，成为全球既不认同计划经济，又不接受“华盛顿共识”，而是试图探索“第三条道路”的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的一面思想旗帜。 </P>
<P>“华盛顿共识”的三大失败 </P>
<P>“华盛顿共识”的由盛转衰，不是因为理论上的缺陷被人抓住，而是与其在实践中的挫败密切相关。归结起来，“华盛顿共识”自上个世纪最后20年以来，经历了“三大失败”。
失败之一，是通过所谓“结构性调整”令拉丁美洲成为经济重灾区。世界银行高级经理戴维森·巴德霍说：“我们自1983年以来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基于这样一种使命感：不惜一切代价将南方国家私有化。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们卑鄙地把拉丁美洲和非洲变成了经济上的疯人院。”
阿根廷、乌拉圭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以失败告终。1982年8月，墨西哥无力偿还到期的100亿美元外债，引发了“债务危机”。巴西1999年的债务利息占其出口收入的69.3％，阿根廷在前几年则爆发了由外债引发的“阿根廷金融危机”。
失败之二，“休克疗法”使俄罗斯坠落深谷。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后，这些国家新上台的政府人员全盘接受“华盛顿共识”，并以此在俄罗斯等国家推行以“休克疗法”为代表的经济转型。他们相信不出一两年，这些国家就会迅速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经济将迅速繁荣，人民生活将得到大幅度改善。
但是，西方经济学家所描绘的充满玫瑰色彩的画面并没有出现，相反，苏东国家执行休克疗法却造成了一系列出乎西方经济学家预料的恶果。这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不但没有增长，相反却大幅度下降。
失败之三，是错误的危机应对让亚洲雪上加霜。
当亚洲金融危机到来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这些危机国家开出的唯一方案是“华盛顿共识”，即按照全面市场经济的要求改革经济，否则，它就拒绝向危机国家提供贷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不仅加剧了衰退，而且对此肇端负有部分责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认为。
至少在表面上，“华盛顿共识”建立在严格、规范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上，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那么其错误的根源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正如诺斯所说：“只有少数西方经济学家认识到创造市场所必需的制度条件，因为其他人简单地视制度为当然。”对转轨经济中的制度建立工作重视不够，是导致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个重要的失误是相当多的经济学家混淆了最终目标与转轨过程。哪怕经济学家确切地知道目标在哪里，但是，如何到达那里是另一个问题。绝大多数西方的经济学家的建议其实都是关于“目标是什么”，而对怎样达到目标语焉不详。 </P>
<P>中国经验及其普世意义 </P>
<P>虽然中国的改革和转轨受到了一些关注。但在过去，西方经济学家们通常的反应第一是认为数据错了，中国的增长被高估了。第二，虽然中国改革取得了成就，但是因为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农业国，因此改革比东欧容易，甚至说中国是发展问题，不是转轨问题。第三，中国的高增长源于农业和出口，中国没有教给人们新东西。第四，中国虽然做得不错，但如果中国听从西方的建议，比如早开始私有化，现在一定搞得更好。第五，中国是不能维持的，早晚要崩溃，或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如此偏见随着中国日益增长和崛起更是显得不近人理，因此近年来，转轨理论开始转向对中国经验的重视。在斯蒂格利茨看来，中国转轨的成功，其经验是丰富的，主要包括：让改革从较容易的领域入手，构建一个动力体系，不盲目崇拜私有化硬性推进私有化，避免奔腾式的通货膨胀等。
林毅夫教授强调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一是放弃了赶超战略，转而奉行比较优势战略，因而取得了全球范围内分工与交易的最大优势。二是中国奉行了渐进制度变革方式。
对此，笔者曾采用“制度变迁的案例分析”方法力图证明：中国经济的奇迹不仅在于发挥了“比较优势”等原因，或者说之所以能够发挥比较优势，还在于内生性的公共政策效率的改进。不断地引进竞争并规范竞争是中国制度创新成功的重要经验。
“北京共识”的兴起，并不意味着“华盛顿共识”的死去。因为“北京共识”可能更多的是对于“华盛顿共识”的一种有益补充。也就是说，“华盛顿共识”具有合理的内核，其强调的是市场经济转轨的目标，而“北京共识”则强调了达到这一目标的可能的途径。“华盛顿共识”更多地强调了市场经济制度运行的必要条件，而“北京共识”则更多关注制度体系的构建，特别是如何在一个历史、文化迥异的国家发育出这些市场经济赖以运行的制度体系。
“华盛顿共识”的实践中，最有害的是生搬硬套地实施，而其他国家对于“北京共识”的借鉴，同样要反对那种不分条件的误用，甚至于将“北京共识”的转轨智慧简单地误解成政府干预型经济可替代市场经济的案例，那就大错特错了！</P>
华盛顿共识，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是以华盛顿为组织总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向许多发展中国家及经济转轨国家硬性推出的一套经济改革政策。
它的内容在实践中被浓缩为“三化”：一是私有化，即使国有企业私有化和巩固私有产权的一系列措施；二是自由化，实行外贸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三是稳定化，即执行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多边国际经济组织所推行的包括使汇率贬值和紧缩性财政政策等在内的稳定化计划。
新近提出的“北京共识”未必能够使人们达成共识，因此在今后的探讨中存在着极大的被替换或补充的可能。但是，“北京共识”一词却有很大可能存续下来，日益成熟和完善，成为全球既不认同计划经济，又不接受“华盛顿共识”，而是试图探索“第三条道路”的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的一面思想旗帜。 </P>
<P>“华盛顿共识”的三大失败 </P>
<P>“华盛顿共识”的由盛转衰，不是因为理论上的缺陷被人抓住，而是与其在实践中的挫败密切相关。归结起来，“华盛顿共识”自上个世纪最后20年以来，经历了“三大失败”。
失败之一，是通过所谓“结构性调整”令拉丁美洲成为经济重灾区。世界银行高级经理戴维森·巴德霍说：“我们自1983年以来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基于这样一种使命感：不惜一切代价将南方国家私有化。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们卑鄙地把拉丁美洲和非洲变成了经济上的疯人院。”
阿根廷、乌拉圭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以失败告终。1982年8月，墨西哥无力偿还到期的100亿美元外债，引发了“债务危机”。巴西1999年的债务利息占其出口收入的69.3％，阿根廷在前几年则爆发了由外债引发的“阿根廷金融危机”。
失败之二，“休克疗法”使俄罗斯坠落深谷。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后，这些国家新上台的政府人员全盘接受“华盛顿共识”，并以此在俄罗斯等国家推行以“休克疗法”为代表的经济转型。他们相信不出一两年，这些国家就会迅速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经济将迅速繁荣，人民生活将得到大幅度改善。
但是，西方经济学家所描绘的充满玫瑰色彩的画面并没有出现，相反，苏东国家执行休克疗法却造成了一系列出乎西方经济学家预料的恶果。这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不但没有增长，相反却大幅度下降。
失败之三，是错误的危机应对让亚洲雪上加霜。
当亚洲金融危机到来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这些危机国家开出的唯一方案是“华盛顿共识”，即按照全面市场经济的要求改革经济，否则，它就拒绝向危机国家提供贷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不仅加剧了衰退，而且对此肇端负有部分责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认为。
至少在表面上，“华盛顿共识”建立在严格、规范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上，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那么其错误的根源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正如诺斯所说：“只有少数西方经济学家认识到创造市场所必需的制度条件，因为其他人简单地视制度为当然。”对转轨经济中的制度建立工作重视不够，是导致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个重要的失误是相当多的经济学家混淆了最终目标与转轨过程。哪怕经济学家确切地知道目标在哪里，但是，如何到达那里是另一个问题。绝大多数西方的经济学家的建议其实都是关于“目标是什么”，而对怎样达到目标语焉不详。 </P>
<P>中国经验及其普世意义 </P>
<P>虽然中国的改革和转轨受到了一些关注。但在过去，西方经济学家们通常的反应第一是认为数据错了，中国的增长被高估了。第二，虽然中国改革取得了成就，但是因为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农业国，因此改革比东欧容易，甚至说中国是发展问题，不是转轨问题。第三，中国的高增长源于农业和出口，中国没有教给人们新东西。第四，中国虽然做得不错，但如果中国听从西方的建议，比如早开始私有化，现在一定搞得更好。第五，中国是不能维持的，早晚要崩溃，或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如此偏见随着中国日益增长和崛起更是显得不近人理，因此近年来，转轨理论开始转向对中国经验的重视。在斯蒂格利茨看来，中国转轨的成功，其经验是丰富的，主要包括：让改革从较容易的领域入手，构建一个动力体系，不盲目崇拜私有化硬性推进私有化，避免奔腾式的通货膨胀等。
林毅夫教授强调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一是放弃了赶超战略，转而奉行比较优势战略，因而取得了全球范围内分工与交易的最大优势。二是中国奉行了渐进制度变革方式。
对此，笔者曾采用“制度变迁的案例分析”方法力图证明：中国经济的奇迹不仅在于发挥了“比较优势”等原因，或者说之所以能够发挥比较优势，还在于内生性的公共政策效率的改进。不断地引进竞争并规范竞争是中国制度创新成功的重要经验。
“北京共识”的兴起，并不意味着“华盛顿共识”的死去。因为“北京共识”可能更多的是对于“华盛顿共识”的一种有益补充。也就是说，“华盛顿共识”具有合理的内核，其强调的是市场经济转轨的目标，而“北京共识”则强调了达到这一目标的可能的途径。“华盛顿共识”更多地强调了市场经济制度运行的必要条件，而“北京共识”则更多关注制度体系的构建，特别是如何在一个历史、文化迥异的国家发育出这些市场经济赖以运行的制度体系。
“华盛顿共识”的实践中，最有害的是生搬硬套地实施，而其他国家对于“北京共识”的借鉴，同样要反对那种不分条件的误用，甚至于将“北京共识”的转轨智慧简单地误解成政府干预型经济可替代市场经济的案例，那就大错特错了！</P><P>赵 晓（北京）
华盛顿共识，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是以华盛顿为组织总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向许多发展中国家及经济转轨国家硬性推出的一套经济改革政策。
它的内容在实践中被浓缩为“三化”：一是私有化，即使国有企业私有化和巩固私有产权的一系列措施；二是自由化，实行外贸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三是稳定化，即执行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多边国际经济组织所推行的包括使汇率贬值和紧缩性财政政策等在内的稳定化计划。
新近提出的“北京共识”未必能够使人们达成共识，因此在今后的探讨中存在着极大的被替换或补充的可能。但是，“北京共识”一词却有很大可能存续下来，日益成熟和完善，成为全球既不认同计划经济，又不接受“华盛顿共识”，而是试图探索“第三条道路”的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的一面思想旗帜。 </P>
<P>“华盛顿共识”的三大失败 </P>
<P>“华盛顿共识”的由盛转衰，不是因为理论上的缺陷被人抓住，而是与其在实践中的挫败密切相关。归结起来，“华盛顿共识”自上个世纪最后20年以来，经历了“三大失败”。
失败之一，是通过所谓“结构性调整”令拉丁美洲成为经济重灾区。世界银行高级经理戴维森·巴德霍说：“我们自1983年以来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基于这样一种使命感：不惜一切代价将南方国家私有化。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们卑鄙地把拉丁美洲和非洲变成了经济上的疯人院。”
阿根廷、乌拉圭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以失败告终。1982年8月，墨西哥无力偿还到期的100亿美元外债，引发了“债务危机”。巴西1999年的债务利息占其出口收入的69.3％，阿根廷在前几年则爆发了由外债引发的“阿根廷金融危机”。
失败之二，“休克疗法”使俄罗斯坠落深谷。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后，这些国家新上台的政府人员全盘接受“华盛顿共识”，并以此在俄罗斯等国家推行以“休克疗法”为代表的经济转型。他们相信不出一两年，这些国家就会迅速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经济将迅速繁荣，人民生活将得到大幅度改善。
但是，西方经济学家所描绘的充满玫瑰色彩的画面并没有出现，相反，苏东国家执行休克疗法却造成了一系列出乎西方经济学家预料的恶果。这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不但没有增长，相反却大幅度下降。
失败之三，是错误的危机应对让亚洲雪上加霜。
当亚洲金融危机到来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这些危机国家开出的唯一方案是“华盛顿共识”，即按照全面市场经济的要求改革经济，否则，它就拒绝向危机国家提供贷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不仅加剧了衰退，而且对此肇端负有部分责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认为。
至少在表面上，“华盛顿共识”建立在严格、规范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上，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那么其错误的根源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正如诺斯所说：“只有少数西方经济学家认识到创造市场所必需的制度条件，因为其他人简单地视制度为当然。”对转轨经济中的制度建立工作重视不够，是导致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个重要的失误是相当多的经济学家混淆了最终目标与转轨过程。哪怕经济学家确切地知道目标在哪里，但是，如何到达那里是另一个问题。绝大多数西方的经济学家的建议其实都是关于“目标是什么”，而对怎样达到目标语焉不详。 </P>
<P>中国经验及其普世意义 </P>
<P>虽然中国的改革和转轨受到了一些关注。但在过去，西方经济学家们通常的反应第一是认为数据错了，中国的增长被高估了。第二，虽然中国改革取得了成就，但是因为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农业国，因此改革比东欧容易，甚至说中国是发展问题，不是转轨问题。第三，中国的高增长源于农业和出口，中国没有教给人们新东西。第四，中国虽然做得不错，但如果中国听从西方的建议，比如早开始私有化，现在一定搞得更好。第五，中国是不能维持的，早晚要崩溃，或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如此偏见随着中国日益增长和崛起更是显得不近人理，因此近年来，转轨理论开始转向对中国经验的重视。在斯蒂格利茨看来，中国转轨的成功，其经验是丰富的，主要包括：让改革从较容易的领域入手，构建一个动力体系，不盲目崇拜私有化硬性推进私有化，避免奔腾式的通货膨胀等。
林毅夫教授强调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一是放弃了赶超战略，转而奉行比较优势战略，因而取得了全球范围内分工与交易的最大优势。二是中国奉行了渐进制度变革方式。
对此，笔者曾采用“制度变迁的案例分析”方法力图证明：中国经济的奇迹不仅在于发挥了“比较优势”等原因，或者说之所以能够发挥比较优势，还在于内生性的公共政策效率的改进。不断地引进竞争并规范竞争是中国制度创新成功的重要经验。
“北京共识”的兴起，并不意味着“华盛顿共识”的死去。因为“北京共识”可能更多的是对于“华盛顿共识”的一种有益补充。也就是说，“华盛顿共识”具有合理的内核，其强调的是市场经济转轨的目标，而“北京共识”则强调了达到这一目标的可能的途径。“华盛顿共识”更多地强调了市场经济制度运行的必要条件，而“北京共识”则更多关注制度体系的构建，特别是如何在一个历史、文化迥异的国家发育出这些市场经济赖以运行的制度体系。
“华盛顿共识”的实践中，最有害的是生搬硬套地实施，而其他国家对于“北京共识”的借鉴，同样要反对那种不分条件的误用，甚至于将“北京共识”的转轨智慧简单地误解成政府干预型经济可替代市场经济的案例，那就大错特错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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