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大汉奸林柏生受审时因何自称“林则徐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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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林柏生又呈送了一份5000余字的《补充说明》：柏生反问我自己，有没有帮同敌人进攻国土呢？没有；有没有勾结敌人引寇深入呢？没有；有没有劫粮劫械、争城争地呢？没有……柏生反问我自己：有没有分裂国家呢？没有；有没有变更国体呢？没有；有没有把整个国家送给敌人呢？没有。林柏生还大肆吹嘘自己的历史“功绩”，特别强调他在任伪职期间的种种“有利于抗战”的事迹，标榜他“于党国，社会文化不无微功”，他还恬不知耻地往自己脸上贴金，说在学生清毒运动中他“功不可没”，是“林则徐第二”，请求政府以此予以体恤。
抗日战争结束后，汪伪政权重要人物，汪精卫的心腹干将，陈璧君的干儿子，曾任汪记“国民党”中央常委兼中宣部副部长、“中华通讯社”社长、伪国民政府行政院宣传部长、安徽省省长兼蚌埠绥靖公署主任等职，被称为汪氏集团“一支笔”、“戈培尔第二”的大汉奸林柏生，先是仓皇逃往日本，继而被中国宪兵用专机引渡回国，于南京高等法院接受审判。在法庭上，林柏生百般抵赖，企图淡化自己的汉奸事实，甚至厚颜无耻地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为国为民”的英雄志士。但历史是公正的，作恶多端的林柏生最终没能逃脱正义的审判，于1946年5月被判处死刑，同年10月8日被执行枪决，在万众唾骂声中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一
1944年11月10日，汪伪政权头号人物、大汉奸汪精卫病死于日本名古屋，让岌岌可危的汪伪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中。
汪精卫死后，伪南京政府推举陈公博为国府主席，继任行政院长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职务，而行政院副院长之职，则由大汉奸周佛海担任。与陈公博争夺南京政府最高领导权失败的周佛海对此愤愤难平。陈、周两人，一个以国民党改组派首领出现，一个以国民党CC派首脑自居，相互争权，各抢要津。陈璧君的干儿子、大汉奸林柏生，就这样在陈、周两人的矛盾中、在陈璧君的鼎力支持下，抢到了汪伪安徽省省长兼“蚌埠绥靖公署主任”的职务。
林柏生别号石泉，1902年出生于广东信宜，1915年就学于高州中学，1920年考入美国教会学校岭南大学读书。1924年，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开始后，林柏生经推荐，担任当时驰骋中国政坛的著名人物汪精卫的秘书。1925年，林柏生在汪精卫支持下，偕妻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1926年9月回国，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
由于林柏生长期追随汪精卫，遂成为汪的亲信。大革命失败后，林柏生大力宣传汪精卫的政治主张。1938年初，以周佛海为首的“低调俱乐部”在汉口成立了以宣传“反共媚日”为宗旨的“艺文研究会”，林柏生不顾汉奸的骂名，在汪精卫的授意下，立即于香港成立了“国际编译社”和蔚兰书店，与周佛海的宣传遥相呼应。同年12月，汪精卫由重庆逃到河内，草就响应日本近卫首相招降声明的电稿，交陈公博等带往香港，由林柏生在报上公开发表。12月29日，林柏生以醒目的标题，在《南华日报》上刊载了通电全文，即臭名昭著的“艳电”，留下了千古罪证。
“艳电”称：“……自去岁7月卢沟桥事变突发，中国认为此种希望不能实现，始迫而出于抗战。顷读日本政府本月22日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的阐明：第一点，为善邻友好。并郑重声明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营业之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日本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则吾人依于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则吾人遵照宣言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实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第二点，为共同防共。前此数年，日本政府屡曾提议，吾人顾虑以此之故，干涉及吾国之军事及内政。今日本政府既已阐明，当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则此种顾虑，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产国际之扰乱与阴谋，对苏邦交不生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既声明愿为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则应即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完全遵守中华民国之法律制度。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之最高原则，一切违背此最高原则之组织与宣传，吾人必自动的积极的加以制裁，以尽其维护中华民国之责任。第三点，为经济提携。此亦数年以来，日本政府屡曾提议者，吾人以政治纠纷尚未解决，则经济提携无从说起。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郑重阐明尊重中国之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并阐明非欲在中国实行经济上之独占，亦非欲要求中国限制第三国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则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
以上三点，兆铭经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应即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今后中国固应以善邻友好为教育方针，日本尤应令其国民放弃其侵华侮华之传统思想，而在教育上确立亲华之方针，以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同时吾人对于太平之安宁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须与关系各国一致努力，以维持增进其友谊及共同利益也。”
二
“艳电”刊出后，全国上下一片哗然，骂声此起彼伏。但林柏生仍恬不知耻，他开动了其所有的宣传工具，通过在《南华日报》上发表社论等形式，鼓吹对日投降，为其主子汪精卫的“和平运动”摇旗呐喊。不久，汪精卫在河内论功行赏，陈璧君、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杨思平、高宗武、曾仲鸣、林柏生等8人被封为“首义分子”，并每人发给安家费港币5万元。
1939年8月，在汪伪国民党“六大”上，作为汪精卫眼中的唯一心腹人物，林柏生被汪指定为伪“中央常务委员”、伪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第二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汪伪傀儡政权在日本军刀下宣告成立，林又在汪的支持下历任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伪“行政院”宣传部长、“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伪“最高国防会议”委员等职，成为汪伪政权中炙手可热的人物。为报答汪精卫的“知遇之恩”，林一就任伪行政院宣传部长，便立即接管了沦陷区的文化宣传机构，一手控制了沦陷区的舆论，大肆鼓吹“战争是国家民族毁灭的死路”，“强化中日和平轴心”，“创造建设东亚新秩序，确立永久和平”等汉奸理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更是拼命地为其日本主子效力，宣布“确立战时文化宣传体制，动员文化宣传总力”，“务使思想上之决战与武力上之决战相互辉映”，表示“吾人之笔即吾人之枪杆”，“虽效死疆场亦所弗辞”，逐渐成为汪伪政权的“一支笔”，被人称为“戈培尔第二”。
林柏生自被汪精卫一手提拔为伪“宣传部”部长后，十分得意，他除了在南京有“公馆”外，还在上海分设“公馆”，招来一大群无耻之徒，像冯节、叶雪松、梁秀予、范谔之类，作为替其摇旗呐喊的走狗。汪精卫病死日本后，他又如丧考妣，在南京大哭一场，并由此获得陈璧君的垂怜，替其向陈公博说情，派林到蚌埠做了伪安徽省的省长兼“蚌埠绥靖公署主任”。
1944年底，林柏生辞去伪宣传部长职务，从南京伪“中央宣传部”带着一批人马，奔赴安徽蚌埠正式上任。在1945年元旦举行的就职典礼上，林柏生宣誓道：“今天是柏生等宣誓就职，余等誓以至诚，恪遵国父遗教，先生(指汪精卫)遗言，奉行‘大亚洲主义’，实行‘中日亲善’，以‘和平反共’为建国纲领，树立‘大东亚共存共荣’之宏基。安徽地处江淮要冲，蚌埠属津浦、陇海之门户。我等奉命来皖，当以先生之‘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挽既倒之狂澜，救皖民于水火……安徽省政府委员兼省长林柏生率全体委员谨誓。”林的汉奸嘴脸，至此暴露无遗。
就职后的当天下午，林柏生在汪伪省府会议室召开了第一次汪伪安徽省府委员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除“省府”全体委员以及各厅、处、局长外，日方代表樱庭子郎等也列席了会议。会议首先研究了政治与军事之强化问题。林柏生初到安徽，人生地疏，一切茫无头绪，所以拟加整治。具体在行政方面，他打算更换一批专员、县长，以从南京带来的亲信取而代之，美名曰“奠定基层”；他对军事极为重视，看出日本已是日暮途穷，认为此时只有乘机建军，掌握一批人枪实力，到临危时，即可作垂死挣扎，又可增加与蒋介石谈判的筹码。于是，他在会上提出建军初步意见，不料，遭到樱庭子郎当面反驳。接着，林柏生又提出财政税收之整理，又遭樱庭拒绝。会议遂不欢而散。从此时起，林柏生已深感处处受制于“盟邦”，慨叹无法实现其“鸿鹄之志”。
上任不久，林柏生心腹叶雪松（当时任伪蚌埠县长兼伪第一区专员）任用私人，营私舞弊，结果受到当地人民的反对，林柏生也因百般庇护叶雪松而在安徽声名狼藉。
随后，全国形势发生巨大变化。8月中上旬，即日本投降前数日，林柏生奉陈公博密召赴宁，伪省府一切交由秘书长范谔代行。8月13日夜，范谔接到南京汪伪中央电告日本天皇正式投降的消息，林柏生于当夜又匆匆由宁返蚌，向范谔面授伪省府善后有关事宜。
翌日清晨，天刚拂晓，范以代省长名义，召集省府各厅、处全体人员听候训话。上午10点，仅到各厅、处、科长以下职员不足百人。范谔面带愁容，结结巴巴地说：“林省长昨夜带病匆匆返蚌，今仍不能起床，嘱我转告诸位：时局急转直下，日本天皇宣布投降。我等应本平日之精神，每日按时上班，安心工作，毋得轻信谣言，自相惊扰。一切善后问题，我当负其全责。希望各位同仁不但要全始全终，办好交代，更应爱护公物，看好物资，戴罪立功，听候处理。”但树倒猢狲散，未及几日，伪省府只剩下代省长范谔、参事蒋凯生及秘书李仁、徐源达等寥寥数人，其他人皆作鸟兽散。
而“带病不能起床”的林柏生则早已于14日夜携带几千万元的“关金”，乘着朦胧的月色，仓皇出走至南京。他四处观察动静，打探消息，为自己寻找退路。不久，伪国民政府主席陈公博于17日在南京主持召开中央政治会议，林柏生等与会，会议决定解散“南京国民政府”，把“中央政治会议”改为“南京临时政务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改为“治安委员会”。当晚，陈公博广播发表了《国民政府解散宣言》，历时5年4个月的汪伪傀儡政权随即宣告终结。
南京政府解散后，陈公博找到日军代表今井武夫，要求去日本避难。今井向冈村宁次报告，日军总司令部与东京联系后，决定让陈等亡命日本。林柏生得知后，为求得活命，免于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惩处，便送重金予陈公博，换来8月25日与其乘日机秘密飞往日本的逃命机会。但不久陈公博、林柏生等人潜居日本的消息泄露，中国政府向日本提出将陈公博、林柏生等人引渡回国。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只得无条件答应中国的要求，林柏生等一行7人遂于1945年10月3日被何应钦派去的中国宪兵用专机引渡回国，关押于南京老虎桥监狱。
三
为使卖国巨奸们得到应有的惩罚，国民党政府司法部于1946年4月1日正式任命赵琛为高等法院院长，陈光虞为代理首席检察官，高等法院即在南京成立。5月13日，由高等法院检察官陈绳祖对林柏生提起公诉，一一列举了他在任伪职期间的祸国罪行。
在被宪兵引渡回国时，林柏生深知自己罪孽深重，定然难逃国民政府的惩处，但此刻面对检察官的起诉，孤注一掷的他仍在做着垂死挣扎。仗着其雄辩口才，林柏生对起诉书所列罪行采取了避重就轻、推脱抵赖的手法，并一度不知羞耻地宣称自己是一个“为国为民”的英雄志士。
5月25日，林柏生在《申诉书》中，对自己的汉奸事实百般抵赖，极尽推诿辩驳之能事。其想要说明的无非是一个意思：即他只是汪精卫的“追随者”，是“随员之一”，因此他只是犯了执行错误，虽然此错误“很大很多”，但仅表示自己要深刻反省，要引以为戒。
5月26日，林柏生又呈送了一份5000余字的《补充说明》：柏生反问我自己，有没有帮同敌人进攻国土呢？没有；有没有勾结敌人引寇深入呢？没有；有没有劫粮劫械、争城争地呢？没有……柏生反问我自己：有没有分裂国家呢？没有；有没有变更国体呢？没有；有没有把整个国家送给敌人呢？没有。
林柏生还大肆吹嘘自己的历史“功绩”，特别强调他在任伪职期间的种种“有利于抗战”的事迹，标榜他“于党国，社会文化不无微功”，他还恬不知耻地往自己脸上贴金，说在学生清毒运动中他“功不可没”，是“林则徐第二”，请求政府以此予以体恤。
林所说的学生禁毒运动，即1943年底发生在南京的声势浩大的学生清毒运动。当时，日本在沦陷区内大肆进行鸦片贸易，其在贩售鸦片毒品上赚取的巨额利润，均通过其特设的毒化机构全部汇往东京，不准汪伪政权染指，由此引发了汪伪内部在烟馆税收上的争夺，继而发生了这次清毒运动。
当时的汪伪政权内有两大主要集团，一是以陈璧君、林柏生为首的“公馆派”；一是以周佛海、梅思平为首的“CC派”。由于周佛海兼任伪“财政部”部长，伪政府批准开设烟馆的税收均归其管理，其中相当数额便落入了“CC派”集团腰包之中，而“公馆派”在毒品利润和烟馆税收上均无利可得，就对其愤恨难平。为调整利益分配，“公馆派”曾要求“CC派”和全权管理汪伪辖区内鸦片业务及行政的“宏济善堂”让出部分利润(每月4000万元左右)，但又被周佛海以国税收入不能动用为由拒绝。为此，两大集团矛盾日益加剧。时任汪伪“宣传部”部长的林柏生气愤不过，就想利用他兼任的汪伪政府“新国民运动促进会”秘书长和“中国青年团”总监的名义，以倡导戒烟为名，利用青年学生打砸几个烟馆，造点舆论，打击一下“CC派”，出出心中恶气。同时，也趁机争取青年，培植个人势力，收回鸦片公卖权，在汪精卫面前捞取更大的政治好处。
1943年冬，林通过手下在“中央大学”找到厉恩虞、王嘉谟等学生骨干，联系发动反烟毒运动。厉、王两人均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秘密团体“青年救国社”成员，二人随即向当时中共南京工委书记舒诚做了汇报。舒诚指示，反烟毒运动既要利用林作为掩护，又不能为林所利用，要注意隐蔽，避免暴露。
1943年12月17日晚，厉恩虞、王嘉谟动员了200多名学生到夫子庙“打烟馆”。在打烟馆时，遇到日本宪兵队，王嘉谟被日本宪兵在头上砍了一刀，受了伤。后来，学生把林柏生的牌子搬了出来，说是林柏生叫干的，才避免了更大的冲突。第二天，以“青年救国社”为核心，厉、王二人组织了一场规模更大的行动。此后声势越来越大，据当时的《宏济善堂呈报各地特业商店被青少年团捣毁情形》中记载：“南京、上海、芜湖、南通各零售商及各戒烟所呈报损失数量共计中储券1332万元。而停业期内，每月营业上所受损失，约计零售商每日每家500 元、戒烟所每日每家300元，尚未计算在内。”在这场声势浩大“清毒运动”中，损失惨重的华中“宏济善堂”于1944年3月初宣布自动关闭。
青年学生的清毒运动，迫使日本在停办“宏济善堂”特货公司后，向汪伪政府表示放弃鸦片毒品经营，不再种植制造和输入毒品。汪伪政权也迫于形势，接受青年学生提出的根绝鸦片毒品的要求，于1944年3月正式颁布了禁烟条例。此后，敌占区的毒焰猖獗之势大为收敛，社会上吸毒现象明显减少，公卖毒品、公开吸毒的情况也大为好转。
但林柏生永远也不会知道，这次清毒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广大青年中长期进行教育的结果。相反，其一再吹嘘自己在运动中的功劳，声明自己是“林则徐第二”，最终只能成为历史的笑柄。
四
5月31日，南京高等法院开庭，公开审理林柏生卖国案。上午8时不到，朝天宫大成殿的旁听席上已是人头济济，连大院也被挤得水泄不通。9时正，审判长及几位法官、检察官入席。接着，身着长衫、戴着眼镜的林柏生被押进法庭。
审判长先是问他，为什么要在1938年12月23日的《南华日报》上发表汪精卫卖国求荣的“艳电”？后来是怎样得到汪精卫的赏识担任伪政权要职的？在任伪职期间，做了多少叛国害民的事情？
对这些连珠炮弹般的责问，林柏生无法正面回答，他一一承认了所任职务，却只字不提卖国行径，最后被问急了，就说是“为救沦陷区百姓于倒悬”。林柏生略显激动：“本人认为我们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家不应孤注一掷，一定要像汪先生所说，忍辱负重来维持地方与人民，而来收回失地才对……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英美登陆后仍在抵抗而不策应是汉奸，或胜利后还在拥兵自卫的也是汉奸，南京政府于敌人投降之后的第二天即自行撤销，就不应算是汉奸了。”
稍喘了一口气，林柏生继续说道：“再说到日本投降至今，中央有许多地方还未接收到，而南京政府昔所能统治的地方都是抵抗别的组织，等待中央来接收，所以现在江南一带能有今日，这都是南京政府的力量，人所共知的，不待本人赘述。这不能说南京方面无利于国家吧？……”
林柏生妄图洗涤其汉奸罪行的种种诡辩，只能暴露他的丑恶嘴脸和肮脏的灵魂。法庭当众播放了1943年11月12日林柏生在日本东京参加东亚青少年指导者会议上发表的《团结大东亚青少年，实践大东亚宣言》以及在南京广播的《正义的和平与道义》录音，旁听民众对其卑鄙无耻、卖国求荣的讲话，无不万分愤慨。林柏生见其卖国嘴脸暴露无遗，这才不再吭声。
下午2时，审判继续进行，林柏生又开始狡辩，对于法庭指责他的3次赴日进行卖国活动的行为，林竟说是为了中日和平、减轻沦陷区百姓的灾难，并以其先前写就的《申诉书》及《补充说明》来百般抵赖。
针对林柏生的所谓《申诉书》及《补充说明》，检察官逐条予以驳回，并当庭公布了林柏生在敌伪时期发表的署名文章、演讲录音片等罪证109件，说明伪政府所谓“救国救民”完全是无稽之谈，沦陷区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所谓“和平抗战”更属可笑。这些都是林柏生甘心附逆、参与种种背叛本国行为的凿凿罪证。林柏生眼见无法再抵赖，便又摆出一副超然自若的样子，几乎全部承认下来。随后，审判长赵琛宣布判决：林柏生共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名成立，着将其处以死刑，禠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没收。
得知丈夫被判处死刑后，林柏生的老婆徐莹经过紧急策划，亲自向法院提出，声明自己有“足以影响判决之重要证据漏未审酌，有利于被告之事实不及衡量”，因此要求“付诸再审”。8月19日，她呈上了《补陈再审理由之请状》，洋洋万言，并附李品仙等国民党大员所开具的证明、函电等数件。
事关重大，高等法院立即进行复核，但结果却证实徐莹所提出的再审理由以及其所谓的“新证据”，一些是敷衍人事，不能采信的；一些与量刑重轻没有关系，根本就没有调查审酌的必要。鉴于此，高等法院最终裁定：“原判确定委无遗漏，声请意旨应认为无理由，予以驳回。”林柏生的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
1946年10月8日下午2时50分，检察官陈绳祖、典狱长孔祥霖、书记官王步云等率领一批法警走进老虎桥监狱后院的刑场。随后，林柏生被两名法警押来，检察官陈绳祖当面向其宣布：
本案判你死刑，业经判决确定，经奉最高法院检察署奉司法行政部令准执行到处，今天将你提案执行死刑。
林柏生虽然在心里已经有所准备，但临近死亡，仍浑身颤抖，语无伦次。
随着两声清脆的枪响，这个曾被称为汪伪政权“一支笔”、“戈培尔第二”的卖国巨奸就这样顷刻间毙命，走完了其罪恶的一生。凤凰网资讯 > 历史 > 中国近代史 > 正文2010年06月07日 09:36 党史纵览
核心提示：林柏生又呈送了一份5000余字的《补充说明》：柏生反问我自己，有没有帮同敌人进攻国土呢？没有；有没有勾结敌人引寇深入呢？没有；有没有劫粮劫械、争城争地呢？没有……柏生反问我自己：有没有分裂国家呢？没有；有没有变更国体呢？没有；有没有把整个国家送给敌人呢？没有。林柏生还大肆吹嘘自己的历史“功绩”，特别强调他在任伪职期间的种种“有利于抗战”的事迹，标榜他“于党国，社会文化不无微功”，他还恬不知耻地往自己脸上贴金，说在学生清毒运动中他“功不可没”，是“林则徐第二”，请求政府以此予以体恤。
抗日战争结束后，汪伪政权重要人物，汪精卫的心腹干将，陈璧君的干儿子，曾任汪记“国民党”中央常委兼中宣部副部长、“中华通讯社”社长、伪国民政府行政院宣传部长、安徽省省长兼蚌埠绥靖公署主任等职，被称为汪氏集团“一支笔”、“戈培尔第二”的大汉奸林柏生，先是仓皇逃往日本，继而被中国宪兵用专机引渡回国，于南京高等法院接受审判。在法庭上，林柏生百般抵赖，企图淡化自己的汉奸事实，甚至厚颜无耻地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为国为民”的英雄志士。但历史是公正的，作恶多端的林柏生最终没能逃脱正义的审判，于1946年5月被判处死刑，同年10月8日被执行枪决，在万众唾骂声中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一
1944年11月10日，汪伪政权头号人物、大汉奸汪精卫病死于日本名古屋，让岌岌可危的汪伪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中。
汪精卫死后，伪南京政府推举陈公博为国府主席，继任行政院长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职务，而行政院副院长之职，则由大汉奸周佛海担任。与陈公博争夺南京政府最高领导权失败的周佛海对此愤愤难平。陈、周两人，一个以国民党改组派首领出现，一个以国民党CC派首脑自居，相互争权，各抢要津。陈璧君的干儿子、大汉奸林柏生，就这样在陈、周两人的矛盾中、在陈璧君的鼎力支持下，抢到了汪伪安徽省省长兼“蚌埠绥靖公署主任”的职务。
林柏生别号石泉，1902年出生于广东信宜，1915年就学于高州中学，1920年考入美国教会学校岭南大学读书。1924年，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开始后，林柏生经推荐，担任当时驰骋中国政坛的著名人物汪精卫的秘书。1925年，林柏生在汪精卫支持下，偕妻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1926年9月回国，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
由于林柏生长期追随汪精卫，遂成为汪的亲信。大革命失败后，林柏生大力宣传汪精卫的政治主张。1938年初，以周佛海为首的“低调俱乐部”在汉口成立了以宣传“反共媚日”为宗旨的“艺文研究会”，林柏生不顾汉奸的骂名，在汪精卫的授意下，立即于香港成立了“国际编译社”和蔚兰书店，与周佛海的宣传遥相呼应。同年12月，汪精卫由重庆逃到河内，草就响应日本近卫首相招降声明的电稿，交陈公博等带往香港，由林柏生在报上公开发表。12月29日，林柏生以醒目的标题，在《南华日报》上刊载了通电全文，即臭名昭著的“艳电”，留下了千古罪证。
“艳电”称：“……自去岁7月卢沟桥事变突发，中国认为此种希望不能实现，始迫而出于抗战。顷读日本政府本月22日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的阐明：第一点，为善邻友好。并郑重声明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营业之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日本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则吾人依于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则吾人遵照宣言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实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第二点，为共同防共。前此数年，日本政府屡曾提议，吾人顾虑以此之故，干涉及吾国之军事及内政。今日本政府既已阐明，当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则此种顾虑，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产国际之扰乱与阴谋，对苏邦交不生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既声明愿为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则应即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完全遵守中华民国之法律制度。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之最高原则，一切违背此最高原则之组织与宣传，吾人必自动的积极的加以制裁，以尽其维护中华民国之责任。第三点，为经济提携。此亦数年以来，日本政府屡曾提议者，吾人以政治纠纷尚未解决，则经济提携无从说起。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郑重阐明尊重中国之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并阐明非欲在中国实行经济上之独占，亦非欲要求中国限制第三国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则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
以上三点，兆铭经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应即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今后中国固应以善邻友好为教育方针，日本尤应令其国民放弃其侵华侮华之传统思想，而在教育上确立亲华之方针，以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同时吾人对于太平之安宁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须与关系各国一致努力，以维持增进其友谊及共同利益也。”
二
“艳电”刊出后，全国上下一片哗然，骂声此起彼伏。但林柏生仍恬不知耻，他开动了其所有的宣传工具，通过在《南华日报》上发表社论等形式，鼓吹对日投降，为其主子汪精卫的“和平运动”摇旗呐喊。不久，汪精卫在河内论功行赏，陈璧君、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杨思平、高宗武、曾仲鸣、林柏生等8人被封为“首义分子”，并每人发给安家费港币5万元。
1939年8月，在汪伪国民党“六大”上，作为汪精卫眼中的唯一心腹人物，林柏生被汪指定为伪“中央常务委员”、伪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第二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汪伪傀儡政权在日本军刀下宣告成立，林又在汪的支持下历任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伪“行政院”宣传部长、“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伪“最高国防会议”委员等职，成为汪伪政权中炙手可热的人物。为报答汪精卫的“知遇之恩”，林一就任伪行政院宣传部长，便立即接管了沦陷区的文化宣传机构，一手控制了沦陷区的舆论，大肆鼓吹“战争是国家民族毁灭的死路”，“强化中日和平轴心”，“创造建设东亚新秩序，确立永久和平”等汉奸理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更是拼命地为其日本主子效力，宣布“确立战时文化宣传体制，动员文化宣传总力”，“务使思想上之决战与武力上之决战相互辉映”，表示“吾人之笔即吾人之枪杆”，“虽效死疆场亦所弗辞”，逐渐成为汪伪政权的“一支笔”，被人称为“戈培尔第二”。
林柏生自被汪精卫一手提拔为伪“宣传部”部长后，十分得意，他除了在南京有“公馆”外，还在上海分设“公馆”，招来一大群无耻之徒，像冯节、叶雪松、梁秀予、范谔之类，作为替其摇旗呐喊的走狗。汪精卫病死日本后，他又如丧考妣，在南京大哭一场，并由此获得陈璧君的垂怜，替其向陈公博说情，派林到蚌埠做了伪安徽省的省长兼“蚌埠绥靖公署主任”。
1944年底，林柏生辞去伪宣传部长职务，从南京伪“中央宣传部”带着一批人马，奔赴安徽蚌埠正式上任。在1945年元旦举行的就职典礼上，林柏生宣誓道：“今天是柏生等宣誓就职，余等誓以至诚，恪遵国父遗教，先生(指汪精卫)遗言，奉行‘大亚洲主义’，实行‘中日亲善’，以‘和平反共’为建国纲领，树立‘大东亚共存共荣’之宏基。安徽地处江淮要冲，蚌埠属津浦、陇海之门户。我等奉命来皖，当以先生之‘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挽既倒之狂澜，救皖民于水火……安徽省政府委员兼省长林柏生率全体委员谨誓。”林的汉奸嘴脸，至此暴露无遗。
就职后的当天下午，林柏生在汪伪省府会议室召开了第一次汪伪安徽省府委员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除“省府”全体委员以及各厅、处、局长外，日方代表樱庭子郎等也列席了会议。会议首先研究了政治与军事之强化问题。林柏生初到安徽，人生地疏，一切茫无头绪，所以拟加整治。具体在行政方面，他打算更换一批专员、县长，以从南京带来的亲信取而代之，美名曰“奠定基层”；他对军事极为重视，看出日本已是日暮途穷，认为此时只有乘机建军，掌握一批人枪实力，到临危时，即可作垂死挣扎，又可增加与蒋介石谈判的筹码。于是，他在会上提出建军初步意见，不料，遭到樱庭子郎当面反驳。接着，林柏生又提出财政税收之整理，又遭樱庭拒绝。会议遂不欢而散。从此时起，林柏生已深感处处受制于“盟邦”，慨叹无法实现其“鸿鹄之志”。
上任不久，林柏生心腹叶雪松（当时任伪蚌埠县长兼伪第一区专员）任用私人，营私舞弊，结果受到当地人民的反对，林柏生也因百般庇护叶雪松而在安徽声名狼藉。
随后，全国形势发生巨大变化。8月中上旬，即日本投降前数日，林柏生奉陈公博密召赴宁，伪省府一切交由秘书长范谔代行。8月13日夜，范谔接到南京汪伪中央电告日本天皇正式投降的消息，林柏生于当夜又匆匆由宁返蚌，向范谔面授伪省府善后有关事宜。
翌日清晨，天刚拂晓，范以代省长名义，召集省府各厅、处全体人员听候训话。上午10点，仅到各厅、处、科长以下职员不足百人。范谔面带愁容，结结巴巴地说：“林省长昨夜带病匆匆返蚌，今仍不能起床，嘱我转告诸位：时局急转直下，日本天皇宣布投降。我等应本平日之精神，每日按时上班，安心工作，毋得轻信谣言，自相惊扰。一切善后问题，我当负其全责。希望各位同仁不但要全始全终，办好交代，更应爱护公物，看好物资，戴罪立功，听候处理。”但树倒猢狲散，未及几日，伪省府只剩下代省长范谔、参事蒋凯生及秘书李仁、徐源达等寥寥数人，其他人皆作鸟兽散。
而“带病不能起床”的林柏生则早已于14日夜携带几千万元的“关金”，乘着朦胧的月色，仓皇出走至南京。他四处观察动静，打探消息，为自己寻找退路。不久，伪国民政府主席陈公博于17日在南京主持召开中央政治会议，林柏生等与会，会议决定解散“南京国民政府”，把“中央政治会议”改为“南京临时政务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改为“治安委员会”。当晚，陈公博广播发表了《国民政府解散宣言》，历时5年4个月的汪伪傀儡政权随即宣告终结。
南京政府解散后，陈公博找到日军代表今井武夫，要求去日本避难。今井向冈村宁次报告，日军总司令部与东京联系后，决定让陈等亡命日本。林柏生得知后，为求得活命，免于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惩处，便送重金予陈公博，换来8月25日与其乘日机秘密飞往日本的逃命机会。但不久陈公博、林柏生等人潜居日本的消息泄露，中国政府向日本提出将陈公博、林柏生等人引渡回国。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只得无条件答应中国的要求，林柏生等一行7人遂于1945年10月3日被何应钦派去的中国宪兵用专机引渡回国，关押于南京老虎桥监狱。
三
为使卖国巨奸们得到应有的惩罚，国民党政府司法部于1946年4月1日正式任命赵琛为高等法院院长，陈光虞为代理首席检察官，高等法院即在南京成立。5月13日，由高等法院检察官陈绳祖对林柏生提起公诉，一一列举了他在任伪职期间的祸国罪行。
在被宪兵引渡回国时，林柏生深知自己罪孽深重，定然难逃国民政府的惩处，但此刻面对检察官的起诉，孤注一掷的他仍在做着垂死挣扎。仗着其雄辩口才，林柏生对起诉书所列罪行采取了避重就轻、推脱抵赖的手法，并一度不知羞耻地宣称自己是一个“为国为民”的英雄志士。
5月25日，林柏生在《申诉书》中，对自己的汉奸事实百般抵赖，极尽推诿辩驳之能事。其想要说明的无非是一个意思：即他只是汪精卫的“追随者”，是“随员之一”，因此他只是犯了执行错误，虽然此错误“很大很多”，但仅表示自己要深刻反省，要引以为戒。
5月26日，林柏生又呈送了一份5000余字的《补充说明》：柏生反问我自己，有没有帮同敌人进攻国土呢？没有；有没有勾结敌人引寇深入呢？没有；有没有劫粮劫械、争城争地呢？没有……柏生反问我自己：有没有分裂国家呢？没有；有没有变更国体呢？没有；有没有把整个国家送给敌人呢？没有。
林柏生还大肆吹嘘自己的历史“功绩”，特别强调他在任伪职期间的种种“有利于抗战”的事迹，标榜他“于党国，社会文化不无微功”，他还恬不知耻地往自己脸上贴金，说在学生清毒运动中他“功不可没”，是“林则徐第二”，请求政府以此予以体恤。
林所说的学生禁毒运动，即1943年底发生在南京的声势浩大的学生清毒运动。当时，日本在沦陷区内大肆进行鸦片贸易，其在贩售鸦片毒品上赚取的巨额利润，均通过其特设的毒化机构全部汇往东京，不准汪伪政权染指，由此引发了汪伪内部在烟馆税收上的争夺，继而发生了这次清毒运动。
当时的汪伪政权内有两大主要集团，一是以陈璧君、林柏生为首的“公馆派”；一是以周佛海、梅思平为首的“CC派”。由于周佛海兼任伪“财政部”部长，伪政府批准开设烟馆的税收均归其管理，其中相当数额便落入了“CC派”集团腰包之中，而“公馆派”在毒品利润和烟馆税收上均无利可得，就对其愤恨难平。为调整利益分配，“公馆派”曾要求“CC派”和全权管理汪伪辖区内鸦片业务及行政的“宏济善堂”让出部分利润(每月4000万元左右)，但又被周佛海以国税收入不能动用为由拒绝。为此，两大集团矛盾日益加剧。时任汪伪“宣传部”部长的林柏生气愤不过，就想利用他兼任的汪伪政府“新国民运动促进会”秘书长和“中国青年团”总监的名义，以倡导戒烟为名，利用青年学生打砸几个烟馆，造点舆论，打击一下“CC派”，出出心中恶气。同时，也趁机争取青年，培植个人势力，收回鸦片公卖权，在汪精卫面前捞取更大的政治好处。
1943年冬，林通过手下在“中央大学”找到厉恩虞、王嘉谟等学生骨干，联系发动反烟毒运动。厉、王两人均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秘密团体“青年救国社”成员，二人随即向当时中共南京工委书记舒诚做了汇报。舒诚指示，反烟毒运动既要利用林作为掩护，又不能为林所利用，要注意隐蔽，避免暴露。
1943年12月17日晚，厉恩虞、王嘉谟动员了200多名学生到夫子庙“打烟馆”。在打烟馆时，遇到日本宪兵队，王嘉谟被日本宪兵在头上砍了一刀，受了伤。后来，学生把林柏生的牌子搬了出来，说是林柏生叫干的，才避免了更大的冲突。第二天，以“青年救国社”为核心，厉、王二人组织了一场规模更大的行动。此后声势越来越大，据当时的《宏济善堂呈报各地特业商店被青少年团捣毁情形》中记载：“南京、上海、芜湖、南通各零售商及各戒烟所呈报损失数量共计中储券1332万元。而停业期内，每月营业上所受损失，约计零售商每日每家500 元、戒烟所每日每家300元，尚未计算在内。”在这场声势浩大“清毒运动”中，损失惨重的华中“宏济善堂”于1944年3月初宣布自动关闭。
青年学生的清毒运动，迫使日本在停办“宏济善堂”特货公司后，向汪伪政府表示放弃鸦片毒品经营，不再种植制造和输入毒品。汪伪政权也迫于形势，接受青年学生提出的根绝鸦片毒品的要求，于1944年3月正式颁布了禁烟条例。此后，敌占区的毒焰猖獗之势大为收敛，社会上吸毒现象明显减少，公卖毒品、公开吸毒的情况也大为好转。
但林柏生永远也不会知道，这次清毒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广大青年中长期进行教育的结果。相反，其一再吹嘘自己在运动中的功劳，声明自己是“林则徐第二”，最终只能成为历史的笑柄。
四
5月31日，南京高等法院开庭，公开审理林柏生卖国案。上午8时不到，朝天宫大成殿的旁听席上已是人头济济，连大院也被挤得水泄不通。9时正，审判长及几位法官、检察官入席。接着，身着长衫、戴着眼镜的林柏生被押进法庭。
审判长先是问他，为什么要在1938年12月23日的《南华日报》上发表汪精卫卖国求荣的“艳电”？后来是怎样得到汪精卫的赏识担任伪政权要职的？在任伪职期间，做了多少叛国害民的事情？
对这些连珠炮弹般的责问，林柏生无法正面回答，他一一承认了所任职务，却只字不提卖国行径，最后被问急了，就说是“为救沦陷区百姓于倒悬”。林柏生略显激动：“本人认为我们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家不应孤注一掷，一定要像汪先生所说，忍辱负重来维持地方与人民，而来收回失地才对……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英美登陆后仍在抵抗而不策应是汉奸，或胜利后还在拥兵自卫的也是汉奸，南京政府于敌人投降之后的第二天即自行撤销，就不应算是汉奸了。”
稍喘了一口气，林柏生继续说道：“再说到日本投降至今，中央有许多地方还未接收到，而南京政府昔所能统治的地方都是抵抗别的组织，等待中央来接收，所以现在江南一带能有今日，这都是南京政府的力量，人所共知的，不待本人赘述。这不能说南京方面无利于国家吧？……”
林柏生妄图洗涤其汉奸罪行的种种诡辩，只能暴露他的丑恶嘴脸和肮脏的灵魂。法庭当众播放了1943年11月12日林柏生在日本东京参加东亚青少年指导者会议上发表的《团结大东亚青少年，实践大东亚宣言》以及在南京广播的《正义的和平与道义》录音，旁听民众对其卑鄙无耻、卖国求荣的讲话，无不万分愤慨。林柏生见其卖国嘴脸暴露无遗，这才不再吭声。
下午2时，审判继续进行，林柏生又开始狡辩，对于法庭指责他的3次赴日进行卖国活动的行为，林竟说是为了中日和平、减轻沦陷区百姓的灾难，并以其先前写就的《申诉书》及《补充说明》来百般抵赖。
针对林柏生的所谓《申诉书》及《补充说明》，检察官逐条予以驳回，并当庭公布了林柏生在敌伪时期发表的署名文章、演讲录音片等罪证109件，说明伪政府所谓“救国救民”完全是无稽之谈，沦陷区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所谓“和平抗战”更属可笑。这些都是林柏生甘心附逆、参与种种背叛本国行为的凿凿罪证。林柏生眼见无法再抵赖，便又摆出一副超然自若的样子，几乎全部承认下来。随后，审判长赵琛宣布判决：林柏生共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名成立，着将其处以死刑，禠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没收。
得知丈夫被判处死刑后，林柏生的老婆徐莹经过紧急策划，亲自向法院提出，声明自己有“足以影响判决之重要证据漏未审酌，有利于被告之事实不及衡量”，因此要求“付诸再审”。8月19日，她呈上了《补陈再审理由之请状》，洋洋万言，并附李品仙等国民党大员所开具的证明、函电等数件。
事关重大，高等法院立即进行复核，但结果却证实徐莹所提出的再审理由以及其所谓的“新证据”，一些是敷衍人事，不能采信的；一些与量刑重轻没有关系，根本就没有调查审酌的必要。鉴于此，高等法院最终裁定：“原判确定委无遗漏，声请意旨应认为无理由，予以驳回。”林柏生的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
1946年10月8日下午2时50分，检察官陈绳祖、典狱长孔祥霖、书记官王步云等率领一批法警走进老虎桥监狱后院的刑场。随后，林柏生被两名法警押来，检察官陈绳祖当面向其宣布：
本案判你死刑，业经判决确定，经奉最高法院检察署奉司法行政部令准执行到处，今天将你提案执行死刑。
林柏生虽然在心里已经有所准备，但临近死亡，仍浑身颤抖，语无伦次。
随着两声清脆的枪响，这个曾被称为汪伪政权“一支笔”、“戈培尔第二”的卖国巨奸就这样顷刻间毙命，走完了其罪恶的一生。
核心提示：林柏生又呈送了一份5000余字的《补充说明》：柏生反问我自己，有没有帮同敌人进攻国土呢？没有；有没有勾结敌人引寇深入呢？没有；有没有劫粮劫械、争城争地呢？没有……柏生反问我自己：有没有分裂国家呢？没有；有没有变更国体呢？没有；有没有把整个国家送给敌人呢？没有。林柏生还大肆吹嘘自己的历史“功绩”，特别强调他在任伪职期间的种种“有利于抗战”的事迹，标榜他“于党国，社会文化不无微功”，他还恬不知耻地往自己脸上贴金，说在学生清毒运动中他“功不可没”，是“林则徐第二”，请求政府以此予以体恤。
抗日战争结束后，汪伪政权重要人物，汪精卫的心腹干将，陈璧君的干儿子，曾任汪记“国民党”中央常委兼中宣部副部长、“中华通讯社”社长、伪国民政府行政院宣传部长、安徽省省长兼蚌埠绥靖公署主任等职，被称为汪氏集团“一支笔”、“戈培尔第二”的大汉奸林柏生，先是仓皇逃往日本，继而被中国宪兵用专机引渡回国，于南京高等法院接受审判。在法庭上，林柏生百般抵赖，企图淡化自己的汉奸事实，甚至厚颜无耻地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为国为民”的英雄志士。但历史是公正的，作恶多端的林柏生最终没能逃脱正义的审判，于1946年5月被判处死刑，同年10月8日被执行枪决，在万众唾骂声中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一
1944年11月10日，汪伪政权头号人物、大汉奸汪精卫病死于日本名古屋，让岌岌可危的汪伪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中。
汪精卫死后，伪南京政府推举陈公博为国府主席，继任行政院长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职务，而行政院副院长之职，则由大汉奸周佛海担任。与陈公博争夺南京政府最高领导权失败的周佛海对此愤愤难平。陈、周两人，一个以国民党改组派首领出现，一个以国民党CC派首脑自居，相互争权，各抢要津。陈璧君的干儿子、大汉奸林柏生，就这样在陈、周两人的矛盾中、在陈璧君的鼎力支持下，抢到了汪伪安徽省省长兼“蚌埠绥靖公署主任”的职务。
林柏生别号石泉，1902年出生于广东信宜，1915年就学于高州中学，1920年考入美国教会学校岭南大学读书。1924年，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开始后，林柏生经推荐，担任当时驰骋中国政坛的著名人物汪精卫的秘书。1925年，林柏生在汪精卫支持下，偕妻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1926年9月回国，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
由于林柏生长期追随汪精卫，遂成为汪的亲信。大革命失败后，林柏生大力宣传汪精卫的政治主张。1938年初，以周佛海为首的“低调俱乐部”在汉口成立了以宣传“反共媚日”为宗旨的“艺文研究会”，林柏生不顾汉奸的骂名，在汪精卫的授意下，立即于香港成立了“国际编译社”和蔚兰书店，与周佛海的宣传遥相呼应。同年12月，汪精卫由重庆逃到河内，草就响应日本近卫首相招降声明的电稿，交陈公博等带往香港，由林柏生在报上公开发表。12月29日，林柏生以醒目的标题，在《南华日报》上刊载了通电全文，即臭名昭著的“艳电”，留下了千古罪证。
“艳电”称：“……自去岁7月卢沟桥事变突发，中国认为此种希望不能实现，始迫而出于抗战。顷读日本政府本月22日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的阐明：第一点，为善邻友好。并郑重声明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营业之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日本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则吾人依于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则吾人遵照宣言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实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第二点，为共同防共。前此数年，日本政府屡曾提议，吾人顾虑以此之故，干涉及吾国之军事及内政。今日本政府既已阐明，当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则此种顾虑，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产国际之扰乱与阴谋，对苏邦交不生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既声明愿为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则应即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完全遵守中华民国之法律制度。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之最高原则，一切违背此最高原则之组织与宣传，吾人必自动的积极的加以制裁，以尽其维护中华民国之责任。第三点，为经济提携。此亦数年以来，日本政府屡曾提议者，吾人以政治纠纷尚未解决，则经济提携无从说起。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郑重阐明尊重中国之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并阐明非欲在中国实行经济上之独占，亦非欲要求中国限制第三国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则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
以上三点，兆铭经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应即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今后中国固应以善邻友好为教育方针，日本尤应令其国民放弃其侵华侮华之传统思想，而在教育上确立亲华之方针，以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同时吾人对于太平之安宁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须与关系各国一致努力，以维持增进其友谊及共同利益也。”
二
“艳电”刊出后，全国上下一片哗然，骂声此起彼伏。但林柏生仍恬不知耻，他开动了其所有的宣传工具，通过在《南华日报》上发表社论等形式，鼓吹对日投降，为其主子汪精卫的“和平运动”摇旗呐喊。不久，汪精卫在河内论功行赏，陈璧君、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杨思平、高宗武、曾仲鸣、林柏生等8人被封为“首义分子”，并每人发给安家费港币5万元。
1939年8月，在汪伪国民党“六大”上，作为汪精卫眼中的唯一心腹人物，林柏生被汪指定为伪“中央常务委员”、伪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第二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汪伪傀儡政权在日本军刀下宣告成立，林又在汪的支持下历任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伪“行政院”宣传部长、“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伪“最高国防会议”委员等职，成为汪伪政权中炙手可热的人物。为报答汪精卫的“知遇之恩”，林一就任伪行政院宣传部长，便立即接管了沦陷区的文化宣传机构，一手控制了沦陷区的舆论，大肆鼓吹“战争是国家民族毁灭的死路”，“强化中日和平轴心”，“创造建设东亚新秩序，确立永久和平”等汉奸理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更是拼命地为其日本主子效力，宣布“确立战时文化宣传体制，动员文化宣传总力”，“务使思想上之决战与武力上之决战相互辉映”，表示“吾人之笔即吾人之枪杆”，“虽效死疆场亦所弗辞”，逐渐成为汪伪政权的“一支笔”，被人称为“戈培尔第二”。
林柏生自被汪精卫一手提拔为伪“宣传部”部长后，十分得意，他除了在南京有“公馆”外，还在上海分设“公馆”，招来一大群无耻之徒，像冯节、叶雪松、梁秀予、范谔之类，作为替其摇旗呐喊的走狗。汪精卫病死日本后，他又如丧考妣，在南京大哭一场，并由此获得陈璧君的垂怜，替其向陈公博说情，派林到蚌埠做了伪安徽省的省长兼“蚌埠绥靖公署主任”。
1944年底，林柏生辞去伪宣传部长职务，从南京伪“中央宣传部”带着一批人马，奔赴安徽蚌埠正式上任。在1945年元旦举行的就职典礼上，林柏生宣誓道：“今天是柏生等宣誓就职，余等誓以至诚，恪遵国父遗教，先生(指汪精卫)遗言，奉行‘大亚洲主义’，实行‘中日亲善’，以‘和平反共’为建国纲领，树立‘大东亚共存共荣’之宏基。安徽地处江淮要冲，蚌埠属津浦、陇海之门户。我等奉命来皖，当以先生之‘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挽既倒之狂澜，救皖民于水火……安徽省政府委员兼省长林柏生率全体委员谨誓。”林的汉奸嘴脸，至此暴露无遗。
就职后的当天下午，林柏生在汪伪省府会议室召开了第一次汪伪安徽省府委员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除“省府”全体委员以及各厅、处、局长外，日方代表樱庭子郎等也列席了会议。会议首先研究了政治与军事之强化问题。林柏生初到安徽，人生地疏，一切茫无头绪，所以拟加整治。具体在行政方面，他打算更换一批专员、县长，以从南京带来的亲信取而代之，美名曰“奠定基层”；他对军事极为重视，看出日本已是日暮途穷，认为此时只有乘机建军，掌握一批人枪实力，到临危时，即可作垂死挣扎，又可增加与蒋介石谈判的筹码。于是，他在会上提出建军初步意见，不料，遭到樱庭子郎当面反驳。接着，林柏生又提出财政税收之整理，又遭樱庭拒绝。会议遂不欢而散。从此时起，林柏生已深感处处受制于“盟邦”，慨叹无法实现其“鸿鹄之志”。
上任不久，林柏生心腹叶雪松（当时任伪蚌埠县长兼伪第一区专员）任用私人，营私舞弊，结果受到当地人民的反对，林柏生也因百般庇护叶雪松而在安徽声名狼藉。
随后，全国形势发生巨大变化。8月中上旬，即日本投降前数日，林柏生奉陈公博密召赴宁，伪省府一切交由秘书长范谔代行。8月13日夜，范谔接到南京汪伪中央电告日本天皇正式投降的消息，林柏生于当夜又匆匆由宁返蚌，向范谔面授伪省府善后有关事宜。
翌日清晨，天刚拂晓，范以代省长名义，召集省府各厅、处全体人员听候训话。上午10点，仅到各厅、处、科长以下职员不足百人。范谔面带愁容，结结巴巴地说：“林省长昨夜带病匆匆返蚌，今仍不能起床，嘱我转告诸位：时局急转直下，日本天皇宣布投降。我等应本平日之精神，每日按时上班，安心工作，毋得轻信谣言，自相惊扰。一切善后问题，我当负其全责。希望各位同仁不但要全始全终，办好交代，更应爱护公物，看好物资，戴罪立功，听候处理。”但树倒猢狲散，未及几日，伪省府只剩下代省长范谔、参事蒋凯生及秘书李仁、徐源达等寥寥数人，其他人皆作鸟兽散。
而“带病不能起床”的林柏生则早已于14日夜携带几千万元的“关金”，乘着朦胧的月色，仓皇出走至南京。他四处观察动静，打探消息，为自己寻找退路。不久，伪国民政府主席陈公博于17日在南京主持召开中央政治会议，林柏生等与会，会议决定解散“南京国民政府”，把“中央政治会议”改为“南京临时政务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改为“治安委员会”。当晚，陈公博广播发表了《国民政府解散宣言》，历时5年4个月的汪伪傀儡政权随即宣告终结。
南京政府解散后，陈公博找到日军代表今井武夫，要求去日本避难。今井向冈村宁次报告，日军总司令部与东京联系后，决定让陈等亡命日本。林柏生得知后，为求得活命，免于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惩处，便送重金予陈公博，换来8月25日与其乘日机秘密飞往日本的逃命机会。但不久陈公博、林柏生等人潜居日本的消息泄露，中国政府向日本提出将陈公博、林柏生等人引渡回国。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只得无条件答应中国的要求，林柏生等一行7人遂于1945年10月3日被何应钦派去的中国宪兵用专机引渡回国，关押于南京老虎桥监狱。
三
为使卖国巨奸们得到应有的惩罚，国民党政府司法部于1946年4月1日正式任命赵琛为高等法院院长，陈光虞为代理首席检察官，高等法院即在南京成立。5月13日，由高等法院检察官陈绳祖对林柏生提起公诉，一一列举了他在任伪职期间的祸国罪行。
在被宪兵引渡回国时，林柏生深知自己罪孽深重，定然难逃国民政府的惩处，但此刻面对检察官的起诉，孤注一掷的他仍在做着垂死挣扎。仗着其雄辩口才，林柏生对起诉书所列罪行采取了避重就轻、推脱抵赖的手法，并一度不知羞耻地宣称自己是一个“为国为民”的英雄志士。
5月25日，林柏生在《申诉书》中，对自己的汉奸事实百般抵赖，极尽推诿辩驳之能事。其想要说明的无非是一个意思：即他只是汪精卫的“追随者”，是“随员之一”，因此他只是犯了执行错误，虽然此错误“很大很多”，但仅表示自己要深刻反省，要引以为戒。
5月26日，林柏生又呈送了一份5000余字的《补充说明》：柏生反问我自己，有没有帮同敌人进攻国土呢？没有；有没有勾结敌人引寇深入呢？没有；有没有劫粮劫械、争城争地呢？没有……柏生反问我自己：有没有分裂国家呢？没有；有没有变更国体呢？没有；有没有把整个国家送给敌人呢？没有。
林柏生还大肆吹嘘自己的历史“功绩”，特别强调他在任伪职期间的种种“有利于抗战”的事迹，标榜他“于党国，社会文化不无微功”，他还恬不知耻地往自己脸上贴金，说在学生清毒运动中他“功不可没”，是“林则徐第二”，请求政府以此予以体恤。
林所说的学生禁毒运动，即1943年底发生在南京的声势浩大的学生清毒运动。当时，日本在沦陷区内大肆进行鸦片贸易，其在贩售鸦片毒品上赚取的巨额利润，均通过其特设的毒化机构全部汇往东京，不准汪伪政权染指，由此引发了汪伪内部在烟馆税收上的争夺，继而发生了这次清毒运动。
当时的汪伪政权内有两大主要集团，一是以陈璧君、林柏生为首的“公馆派”；一是以周佛海、梅思平为首的“CC派”。由于周佛海兼任伪“财政部”部长，伪政府批准开设烟馆的税收均归其管理，其中相当数额便落入了“CC派”集团腰包之中，而“公馆派”在毒品利润和烟馆税收上均无利可得，就对其愤恨难平。为调整利益分配，“公馆派”曾要求“CC派”和全权管理汪伪辖区内鸦片业务及行政的“宏济善堂”让出部分利润(每月4000万元左右)，但又被周佛海以国税收入不能动用为由拒绝。为此，两大集团矛盾日益加剧。时任汪伪“宣传部”部长的林柏生气愤不过，就想利用他兼任的汪伪政府“新国民运动促进会”秘书长和“中国青年团”总监的名义，以倡导戒烟为名，利用青年学生打砸几个烟馆，造点舆论，打击一下“CC派”，出出心中恶气。同时，也趁机争取青年，培植个人势力，收回鸦片公卖权，在汪精卫面前捞取更大的政治好处。
1943年冬，林通过手下在“中央大学”找到厉恩虞、王嘉谟等学生骨干，联系发动反烟毒运动。厉、王两人均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秘密团体“青年救国社”成员，二人随即向当时中共南京工委书记舒诚做了汇报。舒诚指示，反烟毒运动既要利用林作为掩护，又不能为林所利用，要注意隐蔽，避免暴露。
1943年12月17日晚，厉恩虞、王嘉谟动员了200多名学生到夫子庙“打烟馆”。在打烟馆时，遇到日本宪兵队，王嘉谟被日本宪兵在头上砍了一刀，受了伤。后来，学生把林柏生的牌子搬了出来，说是林柏生叫干的，才避免了更大的冲突。第二天，以“青年救国社”为核心，厉、王二人组织了一场规模更大的行动。此后声势越来越大，据当时的《宏济善堂呈报各地特业商店被青少年团捣毁情形》中记载：“南京、上海、芜湖、南通各零售商及各戒烟所呈报损失数量共计中储券1332万元。而停业期内，每月营业上所受损失，约计零售商每日每家500 元、戒烟所每日每家300元，尚未计算在内。”在这场声势浩大“清毒运动”中，损失惨重的华中“宏济善堂”于1944年3月初宣布自动关闭。
青年学生的清毒运动，迫使日本在停办“宏济善堂”特货公司后，向汪伪政府表示放弃鸦片毒品经营，不再种植制造和输入毒品。汪伪政权也迫于形势，接受青年学生提出的根绝鸦片毒品的要求，于1944年3月正式颁布了禁烟条例。此后，敌占区的毒焰猖獗之势大为收敛，社会上吸毒现象明显减少，公卖毒品、公开吸毒的情况也大为好转。
但林柏生永远也不会知道，这次清毒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广大青年中长期进行教育的结果。相反，其一再吹嘘自己在运动中的功劳，声明自己是“林则徐第二”，最终只能成为历史的笑柄。
四
5月31日，南京高等法院开庭，公开审理林柏生卖国案。上午8时不到，朝天宫大成殿的旁听席上已是人头济济，连大院也被挤得水泄不通。9时正，审判长及几位法官、检察官入席。接着，身着长衫、戴着眼镜的林柏生被押进法庭。
审判长先是问他，为什么要在1938年12月23日的《南华日报》上发表汪精卫卖国求荣的“艳电”？后来是怎样得到汪精卫的赏识担任伪政权要职的？在任伪职期间，做了多少叛国害民的事情？
对这些连珠炮弹般的责问，林柏生无法正面回答，他一一承认了所任职务，却只字不提卖国行径，最后被问急了，就说是“为救沦陷区百姓于倒悬”。林柏生略显激动：“本人认为我们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家不应孤注一掷，一定要像汪先生所说，忍辱负重来维持地方与人民，而来收回失地才对……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英美登陆后仍在抵抗而不策应是汉奸，或胜利后还在拥兵自卫的也是汉奸，南京政府于敌人投降之后的第二天即自行撤销，就不应算是汉奸了。”
稍喘了一口气，林柏生继续说道：“再说到日本投降至今，中央有许多地方还未接收到，而南京政府昔所能统治的地方都是抵抗别的组织，等待中央来接收，所以现在江南一带能有今日，这都是南京政府的力量，人所共知的，不待本人赘述。这不能说南京方面无利于国家吧？……”
林柏生妄图洗涤其汉奸罪行的种种诡辩，只能暴露他的丑恶嘴脸和肮脏的灵魂。法庭当众播放了1943年11月12日林柏生在日本东京参加东亚青少年指导者会议上发表的《团结大东亚青少年，实践大东亚宣言》以及在南京广播的《正义的和平与道义》录音，旁听民众对其卑鄙无耻、卖国求荣的讲话，无不万分愤慨。林柏生见其卖国嘴脸暴露无遗，这才不再吭声。
下午2时，审判继续进行，林柏生又开始狡辩，对于法庭指责他的3次赴日进行卖国活动的行为，林竟说是为了中日和平、减轻沦陷区百姓的灾难，并以其先前写就的《申诉书》及《补充说明》来百般抵赖。
针对林柏生的所谓《申诉书》及《补充说明》，检察官逐条予以驳回，并当庭公布了林柏生在敌伪时期发表的署名文章、演讲录音片等罪证109件，说明伪政府所谓“救国救民”完全是无稽之谈，沦陷区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所谓“和平抗战”更属可笑。这些都是林柏生甘心附逆、参与种种背叛本国行为的凿凿罪证。林柏生眼见无法再抵赖，便又摆出一副超然自若的样子，几乎全部承认下来。随后，审判长赵琛宣布判决：林柏生共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名成立，着将其处以死刑，禠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没收。
得知丈夫被判处死刑后，林柏生的老婆徐莹经过紧急策划，亲自向法院提出，声明自己有“足以影响判决之重要证据漏未审酌，有利于被告之事实不及衡量”，因此要求“付诸再审”。8月19日，她呈上了《补陈再审理由之请状》，洋洋万言，并附李品仙等国民党大员所开具的证明、函电等数件。
事关重大，高等法院立即进行复核，但结果却证实徐莹所提出的再审理由以及其所谓的“新证据”，一些是敷衍人事，不能采信的；一些与量刑重轻没有关系，根本就没有调查审酌的必要。鉴于此，高等法院最终裁定：“原判确定委无遗漏，声请意旨应认为无理由，予以驳回。”林柏生的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
1946年10月8日下午2时50分，检察官陈绳祖、典狱长孔祥霖、书记官王步云等率领一批法警走进老虎桥监狱后院的刑场。随后，林柏生被两名法警押来，检察官陈绳祖当面向其宣布：
本案判你死刑，业经判决确定，经奉最高法院检察署奉司法行政部令准执行到处，今天将你提案执行死刑。
林柏生虽然在心里已经有所准备，但临近死亡，仍浑身颤抖，语无伦次。
随着两声清脆的枪响，这个曾被称为汪伪政权“一支笔”、“戈培尔第二”的卖国巨奸就这样顷刻间毙命，走完了其罪恶的一生。凤凰网资讯 > 历史 > 中国近代史 > 正文2010年06月07日 09:36 党史纵览
核心提示：林柏生又呈送了一份5000余字的《补充说明》：柏生反问我自己，有没有帮同敌人进攻国土呢？没有；有没有勾结敌人引寇深入呢？没有；有没有劫粮劫械、争城争地呢？没有……柏生反问我自己：有没有分裂国家呢？没有；有没有变更国体呢？没有；有没有把整个国家送给敌人呢？没有。林柏生还大肆吹嘘自己的历史“功绩”，特别强调他在任伪职期间的种种“有利于抗战”的事迹，标榜他“于党国，社会文化不无微功”，他还恬不知耻地往自己脸上贴金，说在学生清毒运动中他“功不可没”，是“林则徐第二”，请求政府以此予以体恤。
抗日战争结束后，汪伪政权重要人物，汪精卫的心腹干将，陈璧君的干儿子，曾任汪记“国民党”中央常委兼中宣部副部长、“中华通讯社”社长、伪国民政府行政院宣传部长、安徽省省长兼蚌埠绥靖公署主任等职，被称为汪氏集团“一支笔”、“戈培尔第二”的大汉奸林柏生，先是仓皇逃往日本，继而被中国宪兵用专机引渡回国，于南京高等法院接受审判。在法庭上，林柏生百般抵赖，企图淡化自己的汉奸事实，甚至厚颜无耻地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为国为民”的英雄志士。但历史是公正的，作恶多端的林柏生最终没能逃脱正义的审判，于1946年5月被判处死刑，同年10月8日被执行枪决，在万众唾骂声中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一
1944年11月10日，汪伪政权头号人物、大汉奸汪精卫病死于日本名古屋，让岌岌可危的汪伪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中。
汪精卫死后，伪南京政府推举陈公博为国府主席，继任行政院长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职务，而行政院副院长之职，则由大汉奸周佛海担任。与陈公博争夺南京政府最高领导权失败的周佛海对此愤愤难平。陈、周两人，一个以国民党改组派首领出现，一个以国民党CC派首脑自居，相互争权，各抢要津。陈璧君的干儿子、大汉奸林柏生，就这样在陈、周两人的矛盾中、在陈璧君的鼎力支持下，抢到了汪伪安徽省省长兼“蚌埠绥靖公署主任”的职务。
林柏生别号石泉，1902年出生于广东信宜，1915年就学于高州中学，1920年考入美国教会学校岭南大学读书。1924年，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开始后，林柏生经推荐，担任当时驰骋中国政坛的著名人物汪精卫的秘书。1925年，林柏生在汪精卫支持下，偕妻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1926年9月回国，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
由于林柏生长期追随汪精卫，遂成为汪的亲信。大革命失败后，林柏生大力宣传汪精卫的政治主张。1938年初，以周佛海为首的“低调俱乐部”在汉口成立了以宣传“反共媚日”为宗旨的“艺文研究会”，林柏生不顾汉奸的骂名，在汪精卫的授意下，立即于香港成立了“国际编译社”和蔚兰书店，与周佛海的宣传遥相呼应。同年12月，汪精卫由重庆逃到河内，草就响应日本近卫首相招降声明的电稿，交陈公博等带往香港，由林柏生在报上公开发表。12月29日，林柏生以醒目的标题，在《南华日报》上刊载了通电全文，即臭名昭著的“艳电”，留下了千古罪证。
“艳电”称：“……自去岁7月卢沟桥事变突发，中国认为此种希望不能实现，始迫而出于抗战。顷读日本政府本月22日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的阐明：第一点，为善邻友好。并郑重声明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营业之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日本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则吾人依于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则吾人遵照宣言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实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第二点，为共同防共。前此数年，日本政府屡曾提议，吾人顾虑以此之故，干涉及吾国之军事及内政。今日本政府既已阐明，当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则此种顾虑，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产国际之扰乱与阴谋，对苏邦交不生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既声明愿为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则应即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完全遵守中华民国之法律制度。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之最高原则，一切违背此最高原则之组织与宣传，吾人必自动的积极的加以制裁，以尽其维护中华民国之责任。第三点，为经济提携。此亦数年以来，日本政府屡曾提议者，吾人以政治纠纷尚未解决，则经济提携无从说起。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郑重阐明尊重中国之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并阐明非欲在中国实行经济上之独占，亦非欲要求中国限制第三国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则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
以上三点，兆铭经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应即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今后中国固应以善邻友好为教育方针，日本尤应令其国民放弃其侵华侮华之传统思想，而在教育上确立亲华之方针，以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同时吾人对于太平之安宁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须与关系各国一致努力，以维持增进其友谊及共同利益也。”
二
“艳电”刊出后，全国上下一片哗然，骂声此起彼伏。但林柏生仍恬不知耻，他开动了其所有的宣传工具，通过在《南华日报》上发表社论等形式，鼓吹对日投降，为其主子汪精卫的“和平运动”摇旗呐喊。不久，汪精卫在河内论功行赏，陈璧君、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杨思平、高宗武、曾仲鸣、林柏生等8人被封为“首义分子”，并每人发给安家费港币5万元。
1939年8月，在汪伪国民党“六大”上，作为汪精卫眼中的唯一心腹人物，林柏生被汪指定为伪“中央常务委员”、伪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第二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汪伪傀儡政权在日本军刀下宣告成立，林又在汪的支持下历任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伪“行政院”宣传部长、“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伪“最高国防会议”委员等职，成为汪伪政权中炙手可热的人物。为报答汪精卫的“知遇之恩”，林一就任伪行政院宣传部长，便立即接管了沦陷区的文化宣传机构，一手控制了沦陷区的舆论，大肆鼓吹“战争是国家民族毁灭的死路”，“强化中日和平轴心”，“创造建设东亚新秩序，确立永久和平”等汉奸理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更是拼命地为其日本主子效力，宣布“确立战时文化宣传体制，动员文化宣传总力”，“务使思想上之决战与武力上之决战相互辉映”，表示“吾人之笔即吾人之枪杆”，“虽效死疆场亦所弗辞”，逐渐成为汪伪政权的“一支笔”，被人称为“戈培尔第二”。
林柏生自被汪精卫一手提拔为伪“宣传部”部长后，十分得意，他除了在南京有“公馆”外，还在上海分设“公馆”，招来一大群无耻之徒，像冯节、叶雪松、梁秀予、范谔之类，作为替其摇旗呐喊的走狗。汪精卫病死日本后，他又如丧考妣，在南京大哭一场，并由此获得陈璧君的垂怜，替其向陈公博说情，派林到蚌埠做了伪安徽省的省长兼“蚌埠绥靖公署主任”。
1944年底，林柏生辞去伪宣传部长职务，从南京伪“中央宣传部”带着一批人马，奔赴安徽蚌埠正式上任。在1945年元旦举行的就职典礼上，林柏生宣誓道：“今天是柏生等宣誓就职，余等誓以至诚，恪遵国父遗教，先生(指汪精卫)遗言，奉行‘大亚洲主义’，实行‘中日亲善’，以‘和平反共’为建国纲领，树立‘大东亚共存共荣’之宏基。安徽地处江淮要冲，蚌埠属津浦、陇海之门户。我等奉命来皖，当以先生之‘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挽既倒之狂澜，救皖民于水火……安徽省政府委员兼省长林柏生率全体委员谨誓。”林的汉奸嘴脸，至此暴露无遗。
就职后的当天下午，林柏生在汪伪省府会议室召开了第一次汪伪安徽省府委员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除“省府”全体委员以及各厅、处、局长外，日方代表樱庭子郎等也列席了会议。会议首先研究了政治与军事之强化问题。林柏生初到安徽，人生地疏，一切茫无头绪，所以拟加整治。具体在行政方面，他打算更换一批专员、县长，以从南京带来的亲信取而代之，美名曰“奠定基层”；他对军事极为重视，看出日本已是日暮途穷，认为此时只有乘机建军，掌握一批人枪实力，到临危时，即可作垂死挣扎，又可增加与蒋介石谈判的筹码。于是，他在会上提出建军初步意见，不料，遭到樱庭子郎当面反驳。接着，林柏生又提出财政税收之整理，又遭樱庭拒绝。会议遂不欢而散。从此时起，林柏生已深感处处受制于“盟邦”，慨叹无法实现其“鸿鹄之志”。
上任不久，林柏生心腹叶雪松（当时任伪蚌埠县长兼伪第一区专员）任用私人，营私舞弊，结果受到当地人民的反对，林柏生也因百般庇护叶雪松而在安徽声名狼藉。
随后，全国形势发生巨大变化。8月中上旬，即日本投降前数日，林柏生奉陈公博密召赴宁，伪省府一切交由秘书长范谔代行。8月13日夜，范谔接到南京汪伪中央电告日本天皇正式投降的消息，林柏生于当夜又匆匆由宁返蚌，向范谔面授伪省府善后有关事宜。
翌日清晨，天刚拂晓，范以代省长名义，召集省府各厅、处全体人员听候训话。上午10点，仅到各厅、处、科长以下职员不足百人。范谔面带愁容，结结巴巴地说：“林省长昨夜带病匆匆返蚌，今仍不能起床，嘱我转告诸位：时局急转直下，日本天皇宣布投降。我等应本平日之精神，每日按时上班，安心工作，毋得轻信谣言，自相惊扰。一切善后问题，我当负其全责。希望各位同仁不但要全始全终，办好交代，更应爱护公物，看好物资，戴罪立功，听候处理。”但树倒猢狲散，未及几日，伪省府只剩下代省长范谔、参事蒋凯生及秘书李仁、徐源达等寥寥数人，其他人皆作鸟兽散。
而“带病不能起床”的林柏生则早已于14日夜携带几千万元的“关金”，乘着朦胧的月色，仓皇出走至南京。他四处观察动静，打探消息，为自己寻找退路。不久，伪国民政府主席陈公博于17日在南京主持召开中央政治会议，林柏生等与会，会议决定解散“南京国民政府”，把“中央政治会议”改为“南京临时政务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改为“治安委员会”。当晚，陈公博广播发表了《国民政府解散宣言》，历时5年4个月的汪伪傀儡政权随即宣告终结。
南京政府解散后，陈公博找到日军代表今井武夫，要求去日本避难。今井向冈村宁次报告，日军总司令部与东京联系后，决定让陈等亡命日本。林柏生得知后，为求得活命，免于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惩处，便送重金予陈公博，换来8月25日与其乘日机秘密飞往日本的逃命机会。但不久陈公博、林柏生等人潜居日本的消息泄露，中国政府向日本提出将陈公博、林柏生等人引渡回国。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只得无条件答应中国的要求，林柏生等一行7人遂于1945年10月3日被何应钦派去的中国宪兵用专机引渡回国，关押于南京老虎桥监狱。
三
为使卖国巨奸们得到应有的惩罚，国民党政府司法部于1946年4月1日正式任命赵琛为高等法院院长，陈光虞为代理首席检察官，高等法院即在南京成立。5月13日，由高等法院检察官陈绳祖对林柏生提起公诉，一一列举了他在任伪职期间的祸国罪行。
在被宪兵引渡回国时，林柏生深知自己罪孽深重，定然难逃国民政府的惩处，但此刻面对检察官的起诉，孤注一掷的他仍在做着垂死挣扎。仗着其雄辩口才，林柏生对起诉书所列罪行采取了避重就轻、推脱抵赖的手法，并一度不知羞耻地宣称自己是一个“为国为民”的英雄志士。
5月25日，林柏生在《申诉书》中，对自己的汉奸事实百般抵赖，极尽推诿辩驳之能事。其想要说明的无非是一个意思：即他只是汪精卫的“追随者”，是“随员之一”，因此他只是犯了执行错误，虽然此错误“很大很多”，但仅表示自己要深刻反省，要引以为戒。
5月26日，林柏生又呈送了一份5000余字的《补充说明》：柏生反问我自己，有没有帮同敌人进攻国土呢？没有；有没有勾结敌人引寇深入呢？没有；有没有劫粮劫械、争城争地呢？没有……柏生反问我自己：有没有分裂国家呢？没有；有没有变更国体呢？没有；有没有把整个国家送给敌人呢？没有。
林柏生还大肆吹嘘自己的历史“功绩”，特别强调他在任伪职期间的种种“有利于抗战”的事迹，标榜他“于党国，社会文化不无微功”，他还恬不知耻地往自己脸上贴金，说在学生清毒运动中他“功不可没”，是“林则徐第二”，请求政府以此予以体恤。
林所说的学生禁毒运动，即1943年底发生在南京的声势浩大的学生清毒运动。当时，日本在沦陷区内大肆进行鸦片贸易，其在贩售鸦片毒品上赚取的巨额利润，均通过其特设的毒化机构全部汇往东京，不准汪伪政权染指，由此引发了汪伪内部在烟馆税收上的争夺，继而发生了这次清毒运动。
当时的汪伪政权内有两大主要集团，一是以陈璧君、林柏生为首的“公馆派”；一是以周佛海、梅思平为首的“CC派”。由于周佛海兼任伪“财政部”部长，伪政府批准开设烟馆的税收均归其管理，其中相当数额便落入了“CC派”集团腰包之中，而“公馆派”在毒品利润和烟馆税收上均无利可得，就对其愤恨难平。为调整利益分配，“公馆派”曾要求“CC派”和全权管理汪伪辖区内鸦片业务及行政的“宏济善堂”让出部分利润(每月4000万元左右)，但又被周佛海以国税收入不能动用为由拒绝。为此，两大集团矛盾日益加剧。时任汪伪“宣传部”部长的林柏生气愤不过，就想利用他兼任的汪伪政府“新国民运动促进会”秘书长和“中国青年团”总监的名义，以倡导戒烟为名，利用青年学生打砸几个烟馆，造点舆论，打击一下“CC派”，出出心中恶气。同时，也趁机争取青年，培植个人势力，收回鸦片公卖权，在汪精卫面前捞取更大的政治好处。
1943年冬，林通过手下在“中央大学”找到厉恩虞、王嘉谟等学生骨干，联系发动反烟毒运动。厉、王两人均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秘密团体“青年救国社”成员，二人随即向当时中共南京工委书记舒诚做了汇报。舒诚指示，反烟毒运动既要利用林作为掩护，又不能为林所利用，要注意隐蔽，避免暴露。
1943年12月17日晚，厉恩虞、王嘉谟动员了200多名学生到夫子庙“打烟馆”。在打烟馆时，遇到日本宪兵队，王嘉谟被日本宪兵在头上砍了一刀，受了伤。后来，学生把林柏生的牌子搬了出来，说是林柏生叫干的，才避免了更大的冲突。第二天，以“青年救国社”为核心，厉、王二人组织了一场规模更大的行动。此后声势越来越大，据当时的《宏济善堂呈报各地特业商店被青少年团捣毁情形》中记载：“南京、上海、芜湖、南通各零售商及各戒烟所呈报损失数量共计中储券1332万元。而停业期内，每月营业上所受损失，约计零售商每日每家500 元、戒烟所每日每家300元，尚未计算在内。”在这场声势浩大“清毒运动”中，损失惨重的华中“宏济善堂”于1944年3月初宣布自动关闭。
青年学生的清毒运动，迫使日本在停办“宏济善堂”特货公司后，向汪伪政府表示放弃鸦片毒品经营，不再种植制造和输入毒品。汪伪政权也迫于形势，接受青年学生提出的根绝鸦片毒品的要求，于1944年3月正式颁布了禁烟条例。此后，敌占区的毒焰猖獗之势大为收敛，社会上吸毒现象明显减少，公卖毒品、公开吸毒的情况也大为好转。
但林柏生永远也不会知道，这次清毒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广大青年中长期进行教育的结果。相反，其一再吹嘘自己在运动中的功劳，声明自己是“林则徐第二”，最终只能成为历史的笑柄。
四
5月31日，南京高等法院开庭，公开审理林柏生卖国案。上午8时不到，朝天宫大成殿的旁听席上已是人头济济，连大院也被挤得水泄不通。9时正，审判长及几位法官、检察官入席。接着，身着长衫、戴着眼镜的林柏生被押进法庭。
审判长先是问他，为什么要在1938年12月23日的《南华日报》上发表汪精卫卖国求荣的“艳电”？后来是怎样得到汪精卫的赏识担任伪政权要职的？在任伪职期间，做了多少叛国害民的事情？
对这些连珠炮弹般的责问，林柏生无法正面回答，他一一承认了所任职务，却只字不提卖国行径，最后被问急了，就说是“为救沦陷区百姓于倒悬”。林柏生略显激动：“本人认为我们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家不应孤注一掷，一定要像汪先生所说，忍辱负重来维持地方与人民，而来收回失地才对……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英美登陆后仍在抵抗而不策应是汉奸，或胜利后还在拥兵自卫的也是汉奸，南京政府于敌人投降之后的第二天即自行撤销，就不应算是汉奸了。”
稍喘了一口气，林柏生继续说道：“再说到日本投降至今，中央有许多地方还未接收到，而南京政府昔所能统治的地方都是抵抗别的组织，等待中央来接收，所以现在江南一带能有今日，这都是南京政府的力量，人所共知的，不待本人赘述。这不能说南京方面无利于国家吧？……”
林柏生妄图洗涤其汉奸罪行的种种诡辩，只能暴露他的丑恶嘴脸和肮脏的灵魂。法庭当众播放了1943年11月12日林柏生在日本东京参加东亚青少年指导者会议上发表的《团结大东亚青少年，实践大东亚宣言》以及在南京广播的《正义的和平与道义》录音，旁听民众对其卑鄙无耻、卖国求荣的讲话，无不万分愤慨。林柏生见其卖国嘴脸暴露无遗，这才不再吭声。
下午2时，审判继续进行，林柏生又开始狡辩，对于法庭指责他的3次赴日进行卖国活动的行为，林竟说是为了中日和平、减轻沦陷区百姓的灾难，并以其先前写就的《申诉书》及《补充说明》来百般抵赖。
针对林柏生的所谓《申诉书》及《补充说明》，检察官逐条予以驳回，并当庭公布了林柏生在敌伪时期发表的署名文章、演讲录音片等罪证109件，说明伪政府所谓“救国救民”完全是无稽之谈，沦陷区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所谓“和平抗战”更属可笑。这些都是林柏生甘心附逆、参与种种背叛本国行为的凿凿罪证。林柏生眼见无法再抵赖，便又摆出一副超然自若的样子，几乎全部承认下来。随后，审判长赵琛宣布判决：林柏生共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名成立，着将其处以死刑，禠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没收。
得知丈夫被判处死刑后，林柏生的老婆徐莹经过紧急策划，亲自向法院提出，声明自己有“足以影响判决之重要证据漏未审酌，有利于被告之事实不及衡量”，因此要求“付诸再审”。8月19日，她呈上了《补陈再审理由之请状》，洋洋万言，并附李品仙等国民党大员所开具的证明、函电等数件。
事关重大，高等法院立即进行复核，但结果却证实徐莹所提出的再审理由以及其所谓的“新证据”，一些是敷衍人事，不能采信的；一些与量刑重轻没有关系，根本就没有调查审酌的必要。鉴于此，高等法院最终裁定：“原判确定委无遗漏，声请意旨应认为无理由，予以驳回。”林柏生的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
1946年10月8日下午2时50分，检察官陈绳祖、典狱长孔祥霖、书记官王步云等率领一批法警走进老虎桥监狱后院的刑场。随后，林柏生被两名法警押来，检察官陈绳祖当面向其宣布：
本案判你死刑，业经判决确定，经奉最高法院检察署奉司法行政部令准执行到处，今天将你提案执行死刑。
林柏生虽然在心里已经有所准备，但临近死亡，仍浑身颤抖，语无伦次。
随着两声清脆的枪响，这个曾被称为汪伪政权“一支笔”、“戈培尔第二”的卖国巨奸就这样顷刻间毙命，走完了其罪恶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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