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糟蹋完了就提裤子走人？：评所谓富人及知识精英再掀移民 ...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5 00:36:54
http://www.fyjs.cn/viewarticle.php?id=257143
富人及知识精英要走了，主流媒体的文人们开始惶恐起来，一叠声的齐齐怨泣不已，甚至连基本的逻辑都不要了。
比如：
《经济观察报》说：【内地富人海外移民的主因，排在第一、二位的分别是子女教育和寻找安全感。第二个原因令人反思国内的社会环境。一是国内的投资环境，离法治化和规范化还有不小的距离，许多投资渠道限制民营资本进入。二是贫富差距拉大，导致中国社会对财富“原罪”的追问以及“仇富”心态也让富人们如坐针毡。】
简直是岂有此理，既然“导致中国社会对财富‘原罪’的追问以及‘仇富’心态”的主因是贫富差距拉大，那么抱怨“许多投资渠道限制民营资本进入”岂不是自打嘴巴？在“许多投资渠道限制民营资本进入”的情况下富人们都肥得流油，乃至于“导致中国社会对财富‘原罪’的追问以及‘仇富’心态也让富人们如坐针毡。”，那么，在中国全面私有化之后就会“缩小”贫富差距？
如果富人们可以“自由进入”任何领域，可以攫取任何资源，所有的工厂企业都变成富士康还有比富士康还压榨得凶狠的血汗工厂，把包括目前所谓拿了“高薪“的国有垄断行业职工的工资也降到私企的水平，让富人赚取更多的利润，这个贫富差距是更加会被拉大呢？还是会“缩小”呢？三岁的娃都想得出来，《经济观察报》记者、主编的智商如此可笑？到那时候，如果要不使“富人们如坐针毡”都不可能了，拉美就是例子，菲律宾就是例子。
比如：
《中国青年报》说：【富豪群体的移民就是中国精英与财富向海外的双重流失。即使富人真的有“原罪”，公权力难辞其咎。无论是因官员腐败致富，还是权钱交易致富，抑或是行政垄断导致收入的贫富不均，都有公权力的“原罪”。…对于富人群体，应该在法律的框架内让他们更自律、更安全、更自由。比如，减少行政管制，打破行政垄断，让富人资本能够自由进入。社会对待富人及其财富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让其自由进入各行各业，实现财富社会化；允许其符合人类天性的奢侈品消费；鼓励其慈善事业。而“仇富”会加剧富人在积累财富时的短期行为，也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的腐败。】
简直是强词夺理，再加上逻辑混乱。既然富豪群体的富裕起来是因为“公权力难辞其咎”，就是说，因为“公权力”有漏洞被先富们抓住利用，然后官商勾结，行贿受贿，官商不分，沆瀣一气，而有些富豪干脆就是前官员下海，利用公权力中的人脉快速致富起来，既然“公权力难辞其咎”，那么凭着这些“难辞其咎”而先富的也应该“难辞其咎”，也即是他们的财富的积累充满了罪恶，这样的罪恶不予追究，还要放纵，甚至“社会对待富人及其财富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让其自由进入各行各业，实现财富社会化”？
《中国青年报》的记者、主编比《经济观察报》的记者、主编高明，企图用一句“实现财富社会化”就淡化掉贫富差距带来的“导致中国社会对财富‘原罪’的追问以及‘仇富’心态”，这不是掩耳盗铃么？难道现在富人们的“符合人类天性的奢侈品消费”还不够嚣张？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三大奢侈品消费国了，富人的“符合人类天性的奢侈品消费”还需要怎样的放纵？而且，“实现财富社会化”是什么意思？是穷人可以得到这些财富？那不正是网易新闻为《财经观察报》拟的标题“担心被‘均贫富’”吗，既然不想“均贫富”，那什么“实现财富社会化”对缩小贫富差距毫无意义，富人们还不是照样“如坐针毡”吗？
一些所谓“评论家”也跟着鼓噪，“著名财经评论人”吴晓波如是说：【04年我们国家开始出现国进民退，对民营企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这次黄光裕案事件就再一次将原罪的事情提升到了一个高度，大家都相信有钱人是有原罪的，都是偷税漏税的。如何保护自己的财富，这也是民营企业家移民的一个理由。】
简直成了赤裸裸的敲诈，要么让富人们“让其自由进入各行各业”，再加上对黄光裕们的罪行不但不闻不问，还要使他们更加“自由”地恣意横行，否则，老子就要走人。这是是么逻辑，在媒体和“评论家”们的眼里，只有极少数富人成了国家的“宠儿”，任其们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他们才会“不走”？
这几天有一则消息很有象征意义，说“天上人间老板首度现身”（北京晨报），“天上人间”是因为涉黄，被北京警方在“扫黄打黑”行动中查禁的，有媒体说，诸多“外省高官”在天上人间被“服务”过，毋庸置疑，“天上人间”的发迹兴旺，与一个肮脏的行业逃不了干系，然而，“天上人间”的老板暴富之后走了。据报道：2005年，建设银行原行长张恩照入狱，覃辉涉嫌行贿被检察机关拘捕。据称覃辉随即卖掉了“天上人间”，避走他乡。哪个“他乡”，美国，看来在美国的身份稳固了，可以不“避”了，“覃辉还透露，过去一年几乎都在美国陪伴女儿，但明年会有更多时间待在内地。”，多半已经移民摇身变成“洋人”，碰不得了。
这样的范例，肯定不是一个，这样的曲线“赦免”，肯定不止一桩，一个“移民潮”，掩盖了多少见不得人的勾当。既然“覃辉涉嫌行贿被检察机关拘捕”，又是怎样走掉的呢？
所谓富人“再掀移民潮”的背后，留下的是什么？
第一，是对邓小平总设计师关于“让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其他人共同致富”的政治设计的公然挑战，其一，不把“诚实劳动”作为致富的先决条件，既不劳动，更不诚实，致富之后还要要挟，要么走人，要么更自由地“进入”一切领域，达到更富；其二，不让其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就走人，是对“带后富”的公开抵触。
第二，为了这些少数的“精英”富人的致富，整个社会，全体公众乃至于国家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仅举二例：
其一，根据江苏省委党校在用公费出资，培训富二代所找出来的“理由”之一，是因为富二代们上辈的富人们中有许多“党员”，这些“党员”的来源是：江苏省一半的私营“企业家”是原国企的高管，要知道江苏是私营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那么可以说，有一半的富人的财富，源自对国有资产的占有。结果呢：
国企包括集体企业改革最大的成本是下岗、减员增加形成了下岗洪水和失业洪水。从1996年至2002年，国有、集体单位在岗人员累计减少了5500万人。…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从微观经济角度看，这也许能够增加效益，但从宏观经济角度看，反而形成巨大的经济损失。…1997年因下岗和失业引起的奥肯损失占GDP比重为5．2％—5．6％， 1998年为5．6—5．7％，1999年为5．9％—7．2％，2000年达到7．4％，最近几年估计在7％—8％之间。（胡鞍钢 2005年）
其二，就算另外一半富人是靠开血汗工厂“一步一步”膨胀起来的，结果呢：
珠三角企业现在每年发生断指事故个案至少有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只。有报告显示，从1994年到2001年，深圳每年工伤致残的劳工人数不下1万人。（广州日报）；浙江永康被称为“中国五金之乡”。一万多家五金企业，20多万五金从业人员为永康经济发民做出了极大贡献。…去年一年仅永康三家私人诊所和邻县两家私人医院收治的手外伤病人，就已经超过了一千人。（中央电视台 2004年）；目前我国有毒有害企业超过1600万家，受到职业病危害的人数超过2亿。…乡镇企业的无序发展，三资企业的大量涌现，同时带来了大量的职业病问题。他们办厂，什么都不管，（瞭望东方 2005年）
还有环境付出的沉重代价，更有因为不择手段可以致富的示范效应带来的道德沦丧、人心涣散等等等等，都在富人一走了之之后“一了百了”？那数不清的残肢断指，几代人乃至于几十代人无法回避的毒害环境，就如同在这个国家美丽的躯体上残忍地进行伤害，而留下了累累疤痕，而致富的少数人却因此借口“丑陋”而绝尘而去了。
打个比方，一群富人在一块原本清秀健康的地方乱挖滥采，不顾道德遍地遗矢，乱拉乱撒，把属于大家的地方蹂躏完了，连身上的秽物都不搽，臭烘烘地提起裤子就走人，还留下话，“这么多规矩，很不爽，不自由，不玩了”，这是丧尽人心的王八蛋行为。http://www.fyjs.cn/viewarticle.php?id=257143
富人及知识精英要走了，主流媒体的文人们开始惶恐起来，一叠声的齐齐怨泣不已，甚至连基本的逻辑都不要了。
比如：
《经济观察报》说：【内地富人海外移民的主因，排在第一、二位的分别是子女教育和寻找安全感。第二个原因令人反思国内的社会环境。一是国内的投资环境，离法治化和规范化还有不小的距离，许多投资渠道限制民营资本进入。二是贫富差距拉大，导致中国社会对财富“原罪”的追问以及“仇富”心态也让富人们如坐针毡。】
简直是岂有此理，既然“导致中国社会对财富‘原罪’的追问以及‘仇富’心态”的主因是贫富差距拉大，那么抱怨“许多投资渠道限制民营资本进入”岂不是自打嘴巴？在“许多投资渠道限制民营资本进入”的情况下富人们都肥得流油，乃至于“导致中国社会对财富‘原罪’的追问以及‘仇富’心态也让富人们如坐针毡。”，那么，在中国全面私有化之后就会“缩小”贫富差距？
如果富人们可以“自由进入”任何领域，可以攫取任何资源，所有的工厂企业都变成富士康还有比富士康还压榨得凶狠的血汗工厂，把包括目前所谓拿了“高薪“的国有垄断行业职工的工资也降到私企的水平，让富人赚取更多的利润，这个贫富差距是更加会被拉大呢？还是会“缩小”呢？三岁的娃都想得出来，《经济观察报》记者、主编的智商如此可笑？到那时候，如果要不使“富人们如坐针毡”都不可能了，拉美就是例子，菲律宾就是例子。
比如：
《中国青年报》说：【富豪群体的移民就是中国精英与财富向海外的双重流失。即使富人真的有“原罪”，公权力难辞其咎。无论是因官员腐败致富，还是权钱交易致富，抑或是行政垄断导致收入的贫富不均，都有公权力的“原罪”。…对于富人群体，应该在法律的框架内让他们更自律、更安全、更自由。比如，减少行政管制，打破行政垄断，让富人资本能够自由进入。社会对待富人及其财富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让其自由进入各行各业，实现财富社会化；允许其符合人类天性的奢侈品消费；鼓励其慈善事业。而“仇富”会加剧富人在积累财富时的短期行为，也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的腐败。】
简直是强词夺理，再加上逻辑混乱。既然富豪群体的富裕起来是因为“公权力难辞其咎”，就是说，因为“公权力”有漏洞被先富们抓住利用，然后官商勾结，行贿受贿，官商不分，沆瀣一气，而有些富豪干脆就是前官员下海，利用公权力中的人脉快速致富起来，既然“公权力难辞其咎”，那么凭着这些“难辞其咎”而先富的也应该“难辞其咎”，也即是他们的财富的积累充满了罪恶，这样的罪恶不予追究，还要放纵，甚至“社会对待富人及其财富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让其自由进入各行各业，实现财富社会化”？
《中国青年报》的记者、主编比《经济观察报》的记者、主编高明，企图用一句“实现财富社会化”就淡化掉贫富差距带来的“导致中国社会对财富‘原罪’的追问以及‘仇富’心态”，这不是掩耳盗铃么？难道现在富人们的“符合人类天性的奢侈品消费”还不够嚣张？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三大奢侈品消费国了，富人的“符合人类天性的奢侈品消费”还需要怎样的放纵？而且，“实现财富社会化”是什么意思？是穷人可以得到这些财富？那不正是网易新闻为《财经观察报》拟的标题“担心被‘均贫富’”吗，既然不想“均贫富”，那什么“实现财富社会化”对缩小贫富差距毫无意义，富人们还不是照样“如坐针毡”吗？
一些所谓“评论家”也跟着鼓噪，“著名财经评论人”吴晓波如是说：【04年我们国家开始出现国进民退，对民营企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这次黄光裕案事件就再一次将原罪的事情提升到了一个高度，大家都相信有钱人是有原罪的，都是偷税漏税的。如何保护自己的财富，这也是民营企业家移民的一个理由。】
简直成了赤裸裸的敲诈，要么让富人们“让其自由进入各行各业”，再加上对黄光裕们的罪行不但不闻不问，还要使他们更加“自由”地恣意横行，否则，老子就要走人。这是是么逻辑，在媒体和“评论家”们的眼里，只有极少数富人成了国家的“宠儿”，任其们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他们才会“不走”？
这几天有一则消息很有象征意义，说“天上人间老板首度现身”（北京晨报），“天上人间”是因为涉黄，被北京警方在“扫黄打黑”行动中查禁的，有媒体说，诸多“外省高官”在天上人间被“服务”过，毋庸置疑，“天上人间”的发迹兴旺，与一个肮脏的行业逃不了干系，然而，“天上人间”的老板暴富之后走了。据报道：2005年，建设银行原行长张恩照入狱，覃辉涉嫌行贿被检察机关拘捕。据称覃辉随即卖掉了“天上人间”，避走他乡。哪个“他乡”，美国，看来在美国的身份稳固了，可以不“避”了，“覃辉还透露，过去一年几乎都在美国陪伴女儿，但明年会有更多时间待在内地。”，多半已经移民摇身变成“洋人”，碰不得了。
这样的范例，肯定不是一个，这样的曲线“赦免”，肯定不止一桩，一个“移民潮”，掩盖了多少见不得人的勾当。既然“覃辉涉嫌行贿被检察机关拘捕”，又是怎样走掉的呢？
所谓富人“再掀移民潮”的背后，留下的是什么？
第一，是对邓小平总设计师关于“让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其他人共同致富”的政治设计的公然挑战，其一，不把“诚实劳动”作为致富的先决条件，既不劳动，更不诚实，致富之后还要要挟，要么走人，要么更自由地“进入”一切领域，达到更富；其二，不让其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就走人，是对“带后富”的公开抵触。
第二，为了这些少数的“精英”富人的致富，整个社会，全体公众乃至于国家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仅举二例：
其一，根据江苏省委党校在用公费出资，培训富二代所找出来的“理由”之一，是因为富二代们上辈的富人们中有许多“党员”，这些“党员”的来源是：江苏省一半的私营“企业家”是原国企的高管，要知道江苏是私营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那么可以说，有一半的富人的财富，源自对国有资产的占有。结果呢：
国企包括集体企业改革最大的成本是下岗、减员增加形成了下岗洪水和失业洪水。从1996年至2002年，国有、集体单位在岗人员累计减少了5500万人。…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从微观经济角度看，这也许能够增加效益，但从宏观经济角度看，反而形成巨大的经济损失。…1997年因下岗和失业引起的奥肯损失占GDP比重为5．2％—5．6％， 1998年为5．6—5．7％，1999年为5．9％—7．2％，2000年达到7．4％，最近几年估计在7％—8％之间。（胡鞍钢 2005年）
其二，就算另外一半富人是靠开血汗工厂“一步一步”膨胀起来的，结果呢：
珠三角企业现在每年发生断指事故个案至少有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只。有报告显示，从1994年到2001年，深圳每年工伤致残的劳工人数不下1万人。（广州日报）；浙江永康被称为“中国五金之乡”。一万多家五金企业，20多万五金从业人员为永康经济发民做出了极大贡献。…去年一年仅永康三家私人诊所和邻县两家私人医院收治的手外伤病人，就已经超过了一千人。（中央电视台 2004年）；目前我国有毒有害企业超过1600万家，受到职业病危害的人数超过2亿。…乡镇企业的无序发展，三资企业的大量涌现，同时带来了大量的职业病问题。他们办厂，什么都不管，（瞭望东方 2005年）
还有环境付出的沉重代价，更有因为不择手段可以致富的示范效应带来的道德沦丧、人心涣散等等等等，都在富人一走了之之后“一了百了”？那数不清的残肢断指，几代人乃至于几十代人无法回避的毒害环境，就如同在这个国家美丽的躯体上残忍地进行伤害，而留下了累累疤痕，而致富的少数人却因此借口“丑陋”而绝尘而去了。
打个比方，一群富人在一块原本清秀健康的地方乱挖滥采，不顾道德遍地遗矢，乱拉乱撒，把属于大家的地方蹂躏完了，连身上的秽物都不搽，臭烘烘地提起裤子就走人，还留下话，“这么多规矩，很不爽，不自由，不玩了”，这是丧尽人心的王八蛋行为。
富人及知识精英要走了，主流媒体的文人们开始惶恐起来，一叠声的齐齐怨泣不已，甚至连基本的逻辑都不要了。
比如：
《经济观察报》说：【内地富人海外移民的主因，排在第一、二位的分别是子女教育和寻找安全感。第二个原因令人反思国内的社会环境。一是国内的投资环境，离法治化和规范化还有不小的距离，许多投资渠道限制民营资本进入。二是贫富差距拉大，导致中国社会对财富“原罪”的追问以及“仇富”心态也让富人们如坐针毡。】
简直是岂有此理，既然“导致中国社会对财富‘原罪’的追问以及‘仇富’心态”的主因是贫富差距拉大，那么抱怨“许多投资渠道限制民营资本进入”岂不是自打嘴巴？在“许多投资渠道限制民营资本进入”的情况下富人们都肥得流油，乃至于“导致中国社会对财富‘原罪’的追问以及‘仇富’心态也让富人们如坐针毡。”，那么，在中国全面私有化之后就会“缩小”贫富差距？
如果富人们可以“自由进入”任何领域，可以攫取任何资源，所有的工厂企业都变成富士康还有比富士康还压榨得凶狠的血汗工厂，把包括目前所谓拿了“高薪“的国有垄断行业职工的工资也降到私企的水平，让富人赚取更多的利润，这个贫富差距是更加会被拉大呢？还是会“缩小”呢？三岁的娃都想得出来，《经济观察报》记者、主编的智商如此可笑？到那时候，如果要不使“富人们如坐针毡”都不可能了，拉美就是例子，菲律宾就是例子。
比如：
《中国青年报》说：【富豪群体的移民就是中国精英与财富向海外的双重流失。即使富人真的有“原罪”，公权力难辞其咎。无论是因官员腐败致富，还是权钱交易致富，抑或是行政垄断导致收入的贫富不均，都有公权力的“原罪”。…对于富人群体，应该在法律的框架内让他们更自律、更安全、更自由。比如，减少行政管制，打破行政垄断，让富人资本能够自由进入。社会对待富人及其财富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让其自由进入各行各业，实现财富社会化；允许其符合人类天性的奢侈品消费；鼓励其慈善事业。而“仇富”会加剧富人在积累财富时的短期行为，也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的腐败。】
简直是强词夺理，再加上逻辑混乱。既然富豪群体的富裕起来是因为“公权力难辞其咎”，就是说，因为“公权力”有漏洞被先富们抓住利用，然后官商勾结，行贿受贿，官商不分，沆瀣一气，而有些富豪干脆就是前官员下海，利用公权力中的人脉快速致富起来，既然“公权力难辞其咎”，那么凭着这些“难辞其咎”而先富的也应该“难辞其咎”，也即是他们的财富的积累充满了罪恶，这样的罪恶不予追究，还要放纵，甚至“社会对待富人及其财富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让其自由进入各行各业，实现财富社会化”？
《中国青年报》的记者、主编比《经济观察报》的记者、主编高明，企图用一句“实现财富社会化”就淡化掉贫富差距带来的“导致中国社会对财富‘原罪’的追问以及‘仇富’心态”，这不是掩耳盗铃么？难道现在富人们的“符合人类天性的奢侈品消费”还不够嚣张？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三大奢侈品消费国了，富人的“符合人类天性的奢侈品消费”还需要怎样的放纵？而且，“实现财富社会化”是什么意思？是穷人可以得到这些财富？那不正是网易新闻为《财经观察报》拟的标题“担心被‘均贫富’”吗，既然不想“均贫富”，那什么“实现财富社会化”对缩小贫富差距毫无意义，富人们还不是照样“如坐针毡”吗？
一些所谓“评论家”也跟着鼓噪，“著名财经评论人”吴晓波如是说：【04年我们国家开始出现国进民退，对民营企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这次黄光裕案事件就再一次将原罪的事情提升到了一个高度，大家都相信有钱人是有原罪的，都是偷税漏税的。如何保护自己的财富，这也是民营企业家移民的一个理由。】
简直成了赤裸裸的敲诈，要么让富人们“让其自由进入各行各业”，再加上对黄光裕们的罪行不但不闻不问，还要使他们更加“自由”地恣意横行，否则，老子就要走人。这是是么逻辑，在媒体和“评论家”们的眼里，只有极少数富人成了国家的“宠儿”，任其们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他们才会“不走”？
这几天有一则消息很有象征意义，说“天上人间老板首度现身”（北京晨报），“天上人间”是因为涉黄，被北京警方在“扫黄打黑”行动中查禁的，有媒体说，诸多“外省高官”在天上人间被“服务”过，毋庸置疑，“天上人间”的发迹兴旺，与一个肮脏的行业逃不了干系，然而，“天上人间”的老板暴富之后走了。据报道：2005年，建设银行原行长张恩照入狱，覃辉涉嫌行贿被检察机关拘捕。据称覃辉随即卖掉了“天上人间”，避走他乡。哪个“他乡”，美国，看来在美国的身份稳固了，可以不“避”了，“覃辉还透露，过去一年几乎都在美国陪伴女儿，但明年会有更多时间待在内地。”，多半已经移民摇身变成“洋人”，碰不得了。
这样的范例，肯定不是一个，这样的曲线“赦免”，肯定不止一桩，一个“移民潮”，掩盖了多少见不得人的勾当。既然“覃辉涉嫌行贿被检察机关拘捕”，又是怎样走掉的呢？
所谓富人“再掀移民潮”的背后，留下的是什么？
第一，是对邓小平总设计师关于“让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其他人共同致富”的政治设计的公然挑战，其一，不把“诚实劳动”作为致富的先决条件，既不劳动，更不诚实，致富之后还要要挟，要么走人，要么更自由地“进入”一切领域，达到更富；其二，不让其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就走人，是对“带后富”的公开抵触。
第二，为了这些少数的“精英”富人的致富，整个社会，全体公众乃至于国家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仅举二例：
其一，根据江苏省委党校在用公费出资，培训富二代所找出来的“理由”之一，是因为富二代们上辈的富人们中有许多“党员”，这些“党员”的来源是：江苏省一半的私营“企业家”是原国企的高管，要知道江苏是私营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那么可以说，有一半的富人的财富，源自对国有资产的占有。结果呢：
国企包括集体企业改革最大的成本是下岗、减员增加形成了下岗洪水和失业洪水。从1996年至2002年，国有、集体单位在岗人员累计减少了5500万人。…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从微观经济角度看，这也许能够增加效益，但从宏观经济角度看，反而形成巨大的经济损失。…1997年因下岗和失业引起的奥肯损失占GDP比重为5．2％—5．6％， 1998年为5．6—5．7％，1999年为5．9％—7．2％，2000年达到7．4％，最近几年估计在7％—8％之间。（胡鞍钢 2005年）
其二，就算另外一半富人是靠开血汗工厂“一步一步”膨胀起来的，结果呢：
珠三角企业现在每年发生断指事故个案至少有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只。有报告显示，从1994年到2001年，深圳每年工伤致残的劳工人数不下1万人。（广州日报）；浙江永康被称为“中国五金之乡”。一万多家五金企业，20多万五金从业人员为永康经济发民做出了极大贡献。…去年一年仅永康三家私人诊所和邻县两家私人医院收治的手外伤病人，就已经超过了一千人。（中央电视台 2004年）；目前我国有毒有害企业超过1600万家，受到职业病危害的人数超过2亿。…乡镇企业的无序发展，三资企业的大量涌现，同时带来了大量的职业病问题。他们办厂，什么都不管，（瞭望东方 2005年）
还有环境付出的沉重代价，更有因为不择手段可以致富的示范效应带来的道德沦丧、人心涣散等等等等，都在富人一走了之之后“一了百了”？那数不清的残肢断指，几代人乃至于几十代人无法回避的毒害环境，就如同在这个国家美丽的躯体上残忍地进行伤害，而留下了累累疤痕，而致富的少数人却因此借口“丑陋”而绝尘而去了。
打个比方，一群富人在一块原本清秀健康的地方乱挖滥采，不顾道德遍地遗矢，乱拉乱撒，把属于大家的地方蹂躏完了，连身上的秽物都不搽，臭烘烘地提起裤子就走人，还留下话，“这么多规矩，很不爽，不自由，不玩了”，这是丧尽人心的王八蛋行为。http://www.fyjs.cn/viewarticle.php?id=257143
富人及知识精英要走了，主流媒体的文人们开始惶恐起来，一叠声的齐齐怨泣不已，甚至连基本的逻辑都不要了。
比如：
《经济观察报》说：【内地富人海外移民的主因，排在第一、二位的分别是子女教育和寻找安全感。第二个原因令人反思国内的社会环境。一是国内的投资环境，离法治化和规范化还有不小的距离，许多投资渠道限制民营资本进入。二是贫富差距拉大，导致中国社会对财富“原罪”的追问以及“仇富”心态也让富人们如坐针毡。】
简直是岂有此理，既然“导致中国社会对财富‘原罪’的追问以及‘仇富’心态”的主因是贫富差距拉大，那么抱怨“许多投资渠道限制民营资本进入”岂不是自打嘴巴？在“许多投资渠道限制民营资本进入”的情况下富人们都肥得流油，乃至于“导致中国社会对财富‘原罪’的追问以及‘仇富’心态也让富人们如坐针毡。”，那么，在中国全面私有化之后就会“缩小”贫富差距？
如果富人们可以“自由进入”任何领域，可以攫取任何资源，所有的工厂企业都变成富士康还有比富士康还压榨得凶狠的血汗工厂，把包括目前所谓拿了“高薪“的国有垄断行业职工的工资也降到私企的水平，让富人赚取更多的利润，这个贫富差距是更加会被拉大呢？还是会“缩小”呢？三岁的娃都想得出来，《经济观察报》记者、主编的智商如此可笑？到那时候，如果要不使“富人们如坐针毡”都不可能了，拉美就是例子，菲律宾就是例子。
比如：
《中国青年报》说：【富豪群体的移民就是中国精英与财富向海外的双重流失。即使富人真的有“原罪”，公权力难辞其咎。无论是因官员腐败致富，还是权钱交易致富，抑或是行政垄断导致收入的贫富不均，都有公权力的“原罪”。…对于富人群体，应该在法律的框架内让他们更自律、更安全、更自由。比如，减少行政管制，打破行政垄断，让富人资本能够自由进入。社会对待富人及其财富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让其自由进入各行各业，实现财富社会化；允许其符合人类天性的奢侈品消费；鼓励其慈善事业。而“仇富”会加剧富人在积累财富时的短期行为，也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的腐败。】
简直是强词夺理，再加上逻辑混乱。既然富豪群体的富裕起来是因为“公权力难辞其咎”，就是说，因为“公权力”有漏洞被先富们抓住利用，然后官商勾结，行贿受贿，官商不分，沆瀣一气，而有些富豪干脆就是前官员下海，利用公权力中的人脉快速致富起来，既然“公权力难辞其咎”，那么凭着这些“难辞其咎”而先富的也应该“难辞其咎”，也即是他们的财富的积累充满了罪恶，这样的罪恶不予追究，还要放纵，甚至“社会对待富人及其财富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让其自由进入各行各业，实现财富社会化”？
《中国青年报》的记者、主编比《经济观察报》的记者、主编高明，企图用一句“实现财富社会化”就淡化掉贫富差距带来的“导致中国社会对财富‘原罪’的追问以及‘仇富’心态”，这不是掩耳盗铃么？难道现在富人们的“符合人类天性的奢侈品消费”还不够嚣张？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三大奢侈品消费国了，富人的“符合人类天性的奢侈品消费”还需要怎样的放纵？而且，“实现财富社会化”是什么意思？是穷人可以得到这些财富？那不正是网易新闻为《财经观察报》拟的标题“担心被‘均贫富’”吗，既然不想“均贫富”，那什么“实现财富社会化”对缩小贫富差距毫无意义，富人们还不是照样“如坐针毡”吗？
一些所谓“评论家”也跟着鼓噪，“著名财经评论人”吴晓波如是说：【04年我们国家开始出现国进民退，对民营企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这次黄光裕案事件就再一次将原罪的事情提升到了一个高度，大家都相信有钱人是有原罪的，都是偷税漏税的。如何保护自己的财富，这也是民营企业家移民的一个理由。】
简直成了赤裸裸的敲诈，要么让富人们“让其自由进入各行各业”，再加上对黄光裕们的罪行不但不闻不问，还要使他们更加“自由”地恣意横行，否则，老子就要走人。这是是么逻辑，在媒体和“评论家”们的眼里，只有极少数富人成了国家的“宠儿”，任其们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他们才会“不走”？
这几天有一则消息很有象征意义，说“天上人间老板首度现身”（北京晨报），“天上人间”是因为涉黄，被北京警方在“扫黄打黑”行动中查禁的，有媒体说，诸多“外省高官”在天上人间被“服务”过，毋庸置疑，“天上人间”的发迹兴旺，与一个肮脏的行业逃不了干系，然而，“天上人间”的老板暴富之后走了。据报道：2005年，建设银行原行长张恩照入狱，覃辉涉嫌行贿被检察机关拘捕。据称覃辉随即卖掉了“天上人间”，避走他乡。哪个“他乡”，美国，看来在美国的身份稳固了，可以不“避”了，“覃辉还透露，过去一年几乎都在美国陪伴女儿，但明年会有更多时间待在内地。”，多半已经移民摇身变成“洋人”，碰不得了。
这样的范例，肯定不是一个，这样的曲线“赦免”，肯定不止一桩，一个“移民潮”，掩盖了多少见不得人的勾当。既然“覃辉涉嫌行贿被检察机关拘捕”，又是怎样走掉的呢？
所谓富人“再掀移民潮”的背后，留下的是什么？
第一，是对邓小平总设计师关于“让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其他人共同致富”的政治设计的公然挑战，其一，不把“诚实劳动”作为致富的先决条件，既不劳动，更不诚实，致富之后还要要挟，要么走人，要么更自由地“进入”一切领域，达到更富；其二，不让其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就走人，是对“带后富”的公开抵触。
第二，为了这些少数的“精英”富人的致富，整个社会，全体公众乃至于国家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仅举二例：
其一，根据江苏省委党校在用公费出资，培训富二代所找出来的“理由”之一，是因为富二代们上辈的富人们中有许多“党员”，这些“党员”的来源是：江苏省一半的私营“企业家”是原国企的高管，要知道江苏是私营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那么可以说，有一半的富人的财富，源自对国有资产的占有。结果呢：
国企包括集体企业改革最大的成本是下岗、减员增加形成了下岗洪水和失业洪水。从1996年至2002年，国有、集体单位在岗人员累计减少了5500万人。…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从微观经济角度看，这也许能够增加效益，但从宏观经济角度看，反而形成巨大的经济损失。…1997年因下岗和失业引起的奥肯损失占GDP比重为5．2％—5．6％， 1998年为5．6—5．7％，1999年为5．9％—7．2％，2000年达到7．4％，最近几年估计在7％—8％之间。（胡鞍钢 2005年）
其二，就算另外一半富人是靠开血汗工厂“一步一步”膨胀起来的，结果呢：
珠三角企业现在每年发生断指事故个案至少有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只。有报告显示，从1994年到2001年，深圳每年工伤致残的劳工人数不下1万人。（广州日报）；浙江永康被称为“中国五金之乡”。一万多家五金企业，20多万五金从业人员为永康经济发民做出了极大贡献。…去年一年仅永康三家私人诊所和邻县两家私人医院收治的手外伤病人，就已经超过了一千人。（中央电视台 2004年）；目前我国有毒有害企业超过1600万家，受到职业病危害的人数超过2亿。…乡镇企业的无序发展，三资企业的大量涌现，同时带来了大量的职业病问题。他们办厂，什么都不管，（瞭望东方 2005年）
还有环境付出的沉重代价，更有因为不择手段可以致富的示范效应带来的道德沦丧、人心涣散等等等等，都在富人一走了之之后“一了百了”？那数不清的残肢断指，几代人乃至于几十代人无法回避的毒害环境，就如同在这个国家美丽的躯体上残忍地进行伤害，而留下了累累疤痕，而致富的少数人却因此借口“丑陋”而绝尘而去了。
打个比方，一群富人在一块原本清秀健康的地方乱挖滥采，不顾道德遍地遗矢，乱拉乱撒，把属于大家的地方蹂躏完了，连身上的秽物都不搽，臭烘烘地提起裤子就走人，还留下话，“这么多规矩，很不爽，不自由，不玩了”，这是丧尽人心的王八蛋行为。
准备杀富济国?
{:cha:}移民的富人，在新闻中说的多数是技术移民的，LZ转发的这篇文章的作者谴责的应该是那些投资移民的富人（这一类中很多也就是靠投机或钻空子来暴富的或者是官员靠腐败的公权力暴富的）。。。可惜LZ转的这篇文章等于连带把那些技术移民的富人或者说知识精英也给骂了。。所以说，这篇文章的作者最好瞄准问题的核心。。。别一刀切，把占多数的技术移民类的富人给骂了。
{:cha:}移民的富人，在新闻中说的多数是技术移民的，LZ转发的这篇文章的作者谴责的应该是那些投资移民的富人（这一类中很多也就是靠投机或钻空子来暴富的或者是官员靠腐败的公权力暴富的）。。。可惜LZ转的这篇文章等于连带把那些技术移民的富人或者说知识精英也给骂了。。所以说，这篇文章的作者最好瞄准问题的核心。。。别一刀切，把占多数的技术移民类的富人给骂了。
别人要移也拦不住，过过嘴瘾就算了。
疯狂的伊万伊万 发表于 2010-6-4 22:42 
现在的体制下美国对技术类移民的吸引力不只是中国一家的问题，也可以看做美国保持霸权的重要支点，无解啊
现在的体制下美国对技术类移民的吸引力不只是中国一家的问题，也可以看做美国保持霸权的重要支点，无解啊
其实不少技术移民去到外番也挺辛苦的。
技术移民????你看看现在研究生够不?
楼主说的一部分是对的.以前是没管.现在等于是在补.哪来均富之说?
楼主说的一部分是对的.以前是没管.现在等于是在补.哪来均富之说?
想起了一句话，：太平洋没加盖子，觉得国内不好为什么还死皮赖脸的留在国内？
大侠随风飘 发表于 2010-6-5 00:00
没那本事，也没恁多钱
真要有条件了，我保证那些天天把那句话挂嘴边的跑得比谁都快
没那本事，也没恁多钱
真要有条件了，我保证那些天天把那句话挂嘴边的跑得比谁都快
中国就是块大蛋糕能分多少是多少，分完就跑路，跑路跑到美利坚，一朝变成文明人，再回中国就是一等公民。
人各有志
不出国怎么体现爱国呢，参考宋鸿兵、马楠、杨振宁等等
官员子女配偶可能在移民中占相当的比例！
谁叫国内目前还是比较混乱。
骂移民现象的心态跟骂腐败是一样的
轩辕子博 发表于 2010-6-5 09:36
这个据我了解，身边就有不少事实，所以党也不敢查，一查就亡党了，哈哈哈哈。
这个据我了解，身边就有不少事实，所以党也不敢查，一查就亡党了，哈哈哈哈。
太平洋没盖子，偷渡成本大。如果中美接壤的话偷越封锁线的人恐怕要翻翻在翻翻
说到底，在国内生存，上到达官贵人，下到草民百姓，竞争太激烈，太没有安全感了。出国无非图的是一个全身而退。
这话说得 谁糟蹋谁啊
redoct 发表于 2010-6-5 10:41
海外竞争不激烈吗？主要还是这个社会安全感太低。
海外竞争不激烈吗？主要还是这个社会安全感太低。
富人及知识精英发家致富过程中深刻体会到其中的关节利害，很没安全感，所以一旦得手，马上跑路。
中国出现第三拨移民高潮 中坚阶层集体流失?
各种数据表明，自上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两拨移民潮以来，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三拨移民高潮在进入新世纪的十年中已成愈发汹涌之势。不同于第一拨混杂偷渡客的底层劳工和第二拨国门初启之时的洋插队，新世纪移民潮的主力由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组成。高端群体、庞大数量和趋势化发展构成了不容忽视和必须面对的问题：中国是否正在经历社会中坚阶层的集体流失？中国已是世界最大移民国，目前约有3500万华人散居世界各地。
北京买房，不如移民？
中国社科院《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
2010年4月上，一则移民广告打得相当煽情：在北京买房？不如移民吧！
这条广告背后心照不宣的潜台词是：在二套房购买门槛提至史上最高，北京二环以内一手房价每平方米均价仍死守3万元时，仍未从金融危机中恢复的美国，已开始推行EB-5类签证，吸引各国有钱人入籍，最低投资50万美元(约342万)，即有资格申请美国绿卡。“理论上，居住二环以内的北京人民都具备了移民美国的条件。”北京因私出境中介机构协会会长齐立新说。
美国国务院最新公布资料显示：2008年10月—2009年9月的上一联邦财政年度获批的EB-5类签证移民总数，已从2008财年的1443人升至4218人，其中七成左右主要来自中国。齐立新说，投资移民成功率高的国家分别为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其规定投资门槛分别为40万加元(约235万人民币)，80万澳元(约454万人民币)，150万新元(约962万人民币)。
加拿大移民局数据显示：2009年，加国投资移民全球目标人数为2055人，中国大陆的名额占了1000名左右。以投资起步价40万加元(约235万人民币)计算，仅2009年，即使只按“门槛标准”计算，从中国流向加拿大的财富至少23.5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一座中国馆。
事实上的财富转移远远高于以上粗糙的估算。2001年申请移民加拿大时，马舒（化名）办理的是技术移民，尽管彼时身为广州某公司高管的他资产已达上千万。“投资移民门槛很高，不是说你口袋有三百多万就能移民加国了，还必须雇用一定数量的当地雇员，每年有一定销售和利润额度。”
在相对少数的投资移民之外，技术移民是一个更为庞大的群体。齐立新告诉记者，近十年申请各国技术移民的数量与投资移民相比，大约为20∶1。
这意味着，每天都有近60名教育背景良好、工作体面、收入颇丰的中国中产精英同时向加拿大移民局递交移民申请。
“分数有可能达标的人才基本素质为硕士以上学历、精通英语，3-5年以上工作经验，”马舒说，“就是中国的中坚分子。”
马舒只是庞大的“中坚分子”群体中的一个。据统计，2009年度，中国移民加拿大共2.5万人；移民美国约6.5万人；2008年度移民澳大利亚约1.6万人。
在加、美、澳三大主流目的地之外，香港、新加坡和异军突起的中北美小国也同时在吸纳大量中国大陆移民。
2007年，中国社科院发布《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的同时，中国流失的精英数量也居世界之首。
他们在寻求什么？
优质的教育，的环境，安全的食品，规范的法律，甚至身份的象征，都对移民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寻求安全感、为孩子谋求优质教育，是所有受访者移民的前两条理由。其中一名受访者是身家数亿的温州商人。2009年，他开始将中东的生意转移至美国，通过投资一座中美贸易城，投资移民。他坦言越来越不喜欢每周有四天时间得在外应酬、打点各路官员、 朋友，向往“公私分明的生活方式，把更多时间留给老婆和孩子”。
在他的圈子里，移民甚至成为身份量级的标识。他们将之称为“抄捷径”，即用过去20年里迅速积累的财富，支付转型期的中国所付的或忽略的代价：规范的法律、孩子的教育、高福利、低征税点、低遗产征税、健康的空气、安全的食品、免签多国护照的便利等。
他的同龄人中，许多人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父辈、亲友偷渡欧洲，有的为了入籍还加入法国外籍军团，“现在轮到我想出去了，”他说，“但已经跟他们那批移民不一样，我们有了更多选择。”
另一个低调得近乎隐秘的移民群体常人无法轻易接近。公开资料显示：加拿大的多伦多和魁北克是华人富豪移民的首选地。而在澳大利亚，华人富豪的首选地是悉尼与墨尔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已经明确将吸引华人富豪作为移民政策的重要考量依据。而对于这些新富阶层来说，财产的安全则是他们最大的需求。
新加坡在过去几年也成为国内富豪青睐的理想之地。2008年新加坡取消了遗产税，令该国对国内富豪的吸引力加大。与加拿大不同的是，新加坡对移民没有居住时间的限制，因此许多获得新加坡绿卡的中国富豪仍可以持续在国内经营企业，这点也对国内业务存续的企业家具有很大吸引力。许多国内富豪都在新加坡乌节路(属于商务中心)购买公寓房，或者是圣淘沙购买别墅，形成新的生活圈。
“牺牲我一个，幸福后来人”
他们中的大多数需要褪去在国内“成功人士”的光环，回归到普通平淡的生活。但他们更多着眼于自己子女的未来。
在技术移民的世界里，他们首先得适应谋生的艰辛与社会地位的落差。各国在制定技术移民政策时，都将本国急缺的人才类型作为优先考虑对象，如澳大利亚、加拿大青睐IT工程师和会计师。
但由于两国各大公司只认可本国及北美的工作履历，大多数来自中国的技术移民都无缘从事原先的职业。
刚到加拿大时，马舒的谋职底线是“先当个经理，也是可以的”。
三个多月后，他终于在一家电讯公司谋到销售长途电话的工作。这名快40岁的新手，每天都要和小年轻一起竞争业绩，每拉到一个顾客，奖励2加元，如果足够勤奋，一个月能拿到800加元(折合人民币5191.28元)。
受过高等教育，在国内有五年以上工作经验，教养良好，地位体面，收入可观，这是中国技术移民的共性。相比二十出头即赴美读MASTER、PHD，毕业后留美工作的留学型移民，他们移民时年龄已在30～40岁，选择余地与竞争力都较小。
马舒身边的移民同胞，有的曾是大学老师，有的曾任公司主管，有的是技术骨干，到加拿大后，他们成了卡车司机、超市货柜员、收银员；一名好友，在一家公司做技术，表现颇受认可，却十年未受提拔；另一名好友，在四十岁时，重返大学，现在正读大一。
和普通大众想象中不同，大量技术移民在国外的生活虽然平稳却远不如国内光鲜。在遥远的异国他乡，他们中的大多数需要褪去在国内“成功人士”的光环，回归到普通平淡的生活。但他们更多着眼于自己子女的未来，他们普遍希望下一代能够在异国延续自己在国内的成功。“牺牲我一个，幸福后来人。”一位已经移民加拿大近10年的技术移民如此总结。本版据《南方周末》
观察：如何面对精英移民
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一个成熟的社会应当思考的，是如何增强自身的吸引力；如果因为担心人才外流而限制人口流动，那就是背离世界大趋势的因噎废食之举了。
中国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陆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国际移民，其中不乏作为社会中坚的精英阶层，通过留学、技术移民或投资移民等方式移居海外，大多前往欧美澳加等西方发达国家。
人们不禁产生疑问：这些高素质人才往往都是耗费了本地社会十余年，甚至数十年的资源才培育出的精英，恰是当下稀缺的人力资本，如此轻易就流失海外，中国怎么办？其实，早在我们遇到这个问题之前，亚洲的不少后发国家和地区，如印度、新加坡和台湾，都曾经历社会中坚阶层大流失。
与台湾曾经走过的发展轨迹十分相似，今天的中国大陆不仅面临产业结构提升，而且也在大幅扩张高等教育的覆盖率。这些都为海外华人华裔专才回流提供了多元的就业机会。尽管目前实际回流人数还很有限，不过，乘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的势头，尤其是经历了2008年底的金融海啸之后，“回国”已经越来越普遍地成为留学生及专业人士的备选项。
在移民研究的社会学领域，目前主流观点也是强调全球化时代跨国网络所建构出的跨国社会空间，以及由此带来的跨国社会资本积累，社会资本与货币资本之间的转换。人才外流不再只是人们眼中的资源流失，“人才获益”、“人才流转”、“软实力”等概念已逐渐取代了“人才流失”。
今天，我们周围其实早有众多经验可资借鉴。我们可以学习印度，强化故土与海外侨社的联系，因为海外网络就是社会资本；我们也可以学习新加坡和香港，全面打造国际都市以吸引跨国财团，透过企业入驻带来整个海外精英团队……总之，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一个成熟的社会应当思考的，是如何增强自身的吸引力，让现有居民不愿离开，令海外精英趋之若鹜；如果因为担心人才外流而限制人口流动，那就是背离世界大趋势的因噎废食之举了。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6/04/c_12182093.htm
各种数据表明，自上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两拨移民潮以来，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三拨移民高潮在进入新世纪的十年中已成愈发汹涌之势。不同于第一拨混杂偷渡客的底层劳工和第二拨国门初启之时的洋插队，新世纪移民潮的主力由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组成。高端群体、庞大数量和趋势化发展构成了不容忽视和必须面对的问题：中国是否正在经历社会中坚阶层的集体流失？中国已是世界最大移民国，目前约有3500万华人散居世界各地。
北京买房，不如移民？
中国社科院《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
2010年4月上，一则移民广告打得相当煽情：在北京买房？不如移民吧！
这条广告背后心照不宣的潜台词是：在二套房购买门槛提至史上最高，北京二环以内一手房价每平方米均价仍死守3万元时，仍未从金融危机中恢复的美国，已开始推行EB-5类签证，吸引各国有钱人入籍，最低投资50万美元(约342万)，即有资格申请美国绿卡。“理论上，居住二环以内的北京人民都具备了移民美国的条件。”北京因私出境中介机构协会会长齐立新说。
美国国务院最新公布资料显示：2008年10月—2009年9月的上一联邦财政年度获批的EB-5类签证移民总数，已从2008财年的1443人升至4218人，其中七成左右主要来自中国。齐立新说，投资移民成功率高的国家分别为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其规定投资门槛分别为40万加元(约235万人民币)，80万澳元(约454万人民币)，150万新元(约962万人民币)。
加拿大移民局数据显示：2009年，加国投资移民全球目标人数为2055人，中国大陆的名额占了1000名左右。以投资起步价40万加元(约235万人民币)计算，仅2009年，即使只按“门槛标准”计算，从中国流向加拿大的财富至少23.5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一座中国馆。
事实上的财富转移远远高于以上粗糙的估算。2001年申请移民加拿大时，马舒（化名）办理的是技术移民，尽管彼时身为广州某公司高管的他资产已达上千万。“投资移民门槛很高，不是说你口袋有三百多万就能移民加国了，还必须雇用一定数量的当地雇员，每年有一定销售和利润额度。”
在相对少数的投资移民之外，技术移民是一个更为庞大的群体。齐立新告诉记者，近十年申请各国技术移民的数量与投资移民相比，大约为20∶1。
这意味着，每天都有近60名教育背景良好、工作体面、收入颇丰的中国中产精英同时向加拿大移民局递交移民申请。
“分数有可能达标的人才基本素质为硕士以上学历、精通英语，3-5年以上工作经验，”马舒说，“就是中国的中坚分子。”
马舒只是庞大的“中坚分子”群体中的一个。据统计，2009年度，中国移民加拿大共2.5万人；移民美国约6.5万人；2008年度移民澳大利亚约1.6万人。
在加、美、澳三大主流目的地之外，香港、新加坡和异军突起的中北美小国也同时在吸纳大量中国大陆移民。
2007年，中国社科院发布《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的同时，中国流失的精英数量也居世界之首。
他们在寻求什么？
优质的教育，的环境，安全的食品，规范的法律，甚至身份的象征，都对移民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寻求安全感、为孩子谋求优质教育，是所有受访者移民的前两条理由。其中一名受访者是身家数亿的温州商人。2009年，他开始将中东的生意转移至美国，通过投资一座中美贸易城，投资移民。他坦言越来越不喜欢每周有四天时间得在外应酬、打点各路官员、 朋友，向往“公私分明的生活方式，把更多时间留给老婆和孩子”。
在他的圈子里，移民甚至成为身份量级的标识。他们将之称为“抄捷径”，即用过去20年里迅速积累的财富，支付转型期的中国所付的或忽略的代价：规范的法律、孩子的教育、高福利、低征税点、低遗产征税、健康的空气、安全的食品、免签多国护照的便利等。
他的同龄人中，许多人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父辈、亲友偷渡欧洲，有的为了入籍还加入法国外籍军团，“现在轮到我想出去了，”他说，“但已经跟他们那批移民不一样，我们有了更多选择。”
另一个低调得近乎隐秘的移民群体常人无法轻易接近。公开资料显示：加拿大的多伦多和魁北克是华人富豪移民的首选地。而在澳大利亚，华人富豪的首选地是悉尼与墨尔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已经明确将吸引华人富豪作为移民政策的重要考量依据。而对于这些新富阶层来说，财产的安全则是他们最大的需求。
新加坡在过去几年也成为国内富豪青睐的理想之地。2008年新加坡取消了遗产税，令该国对国内富豪的吸引力加大。与加拿大不同的是，新加坡对移民没有居住时间的限制，因此许多获得新加坡绿卡的中国富豪仍可以持续在国内经营企业，这点也对国内业务存续的企业家具有很大吸引力。许多国内富豪都在新加坡乌节路(属于商务中心)购买公寓房，或者是圣淘沙购买别墅，形成新的生活圈。
“牺牲我一个，幸福后来人”
他们中的大多数需要褪去在国内“成功人士”的光环，回归到普通平淡的生活。但他们更多着眼于自己子女的未来。
在技术移民的世界里，他们首先得适应谋生的艰辛与社会地位的落差。各国在制定技术移民政策时，都将本国急缺的人才类型作为优先考虑对象，如澳大利亚、加拿大青睐IT工程师和会计师。
但由于两国各大公司只认可本国及北美的工作履历，大多数来自中国的技术移民都无缘从事原先的职业。
刚到加拿大时，马舒的谋职底线是“先当个经理，也是可以的”。
三个多月后，他终于在一家电讯公司谋到销售长途电话的工作。这名快40岁的新手，每天都要和小年轻一起竞争业绩，每拉到一个顾客，奖励2加元，如果足够勤奋，一个月能拿到800加元(折合人民币5191.28元)。
受过高等教育，在国内有五年以上工作经验，教养良好，地位体面，收入可观，这是中国技术移民的共性。相比二十出头即赴美读MASTER、PHD，毕业后留美工作的留学型移民，他们移民时年龄已在30～40岁，选择余地与竞争力都较小。
马舒身边的移民同胞，有的曾是大学老师，有的曾任公司主管，有的是技术骨干，到加拿大后，他们成了卡车司机、超市货柜员、收银员；一名好友，在一家公司做技术，表现颇受认可，却十年未受提拔；另一名好友，在四十岁时，重返大学，现在正读大一。
和普通大众想象中不同，大量技术移民在国外的生活虽然平稳却远不如国内光鲜。在遥远的异国他乡，他们中的大多数需要褪去在国内“成功人士”的光环，回归到普通平淡的生活。但他们更多着眼于自己子女的未来，他们普遍希望下一代能够在异国延续自己在国内的成功。“牺牲我一个，幸福后来人。”一位已经移民加拿大近10年的技术移民如此总结。本版据《南方周末》
观察：如何面对精英移民
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一个成熟的社会应当思考的，是如何增强自身的吸引力；如果因为担心人才外流而限制人口流动，那就是背离世界大趋势的因噎废食之举了。
中国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陆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国际移民，其中不乏作为社会中坚的精英阶层，通过留学、技术移民或投资移民等方式移居海外，大多前往欧美澳加等西方发达国家。
人们不禁产生疑问：这些高素质人才往往都是耗费了本地社会十余年，甚至数十年的资源才培育出的精英，恰是当下稀缺的人力资本，如此轻易就流失海外，中国怎么办？其实，早在我们遇到这个问题之前，亚洲的不少后发国家和地区，如印度、新加坡和台湾，都曾经历社会中坚阶层大流失。
与台湾曾经走过的发展轨迹十分相似，今天的中国大陆不仅面临产业结构提升，而且也在大幅扩张高等教育的覆盖率。这些都为海外华人华裔专才回流提供了多元的就业机会。尽管目前实际回流人数还很有限，不过，乘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的势头，尤其是经历了2008年底的金融海啸之后，“回国”已经越来越普遍地成为留学生及专业人士的备选项。
在移民研究的社会学领域，目前主流观点也是强调全球化时代跨国网络所建构出的跨国社会空间，以及由此带来的跨国社会资本积累，社会资本与货币资本之间的转换。人才外流不再只是人们眼中的资源流失，“人才获益”、“人才流转”、“软实力”等概念已逐渐取代了“人才流失”。
今天，我们周围其实早有众多经验可资借鉴。我们可以学习印度，强化故土与海外侨社的联系，因为海外网络就是社会资本；我们也可以学习新加坡和香港，全面打造国际都市以吸引跨国财团，透过企业入驻带来整个海外精英团队……总之，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一个成熟的社会应当思考的，是如何增强自身的吸引力，让现有居民不愿离开，令海外精英趋之若鹜；如果因为担心人才外流而限制人口流动，那就是背离世界大趋势的因噎废食之举了。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6/04/c_12182093.htm
内地富人海外移民的主因
来自《经济观察报》(5月22日)的报道说，中国内地富人移民海外的趋势比较明显。根据4月初发布的《2010胡润财富报告》估算，中国目前有5.5万名亿万富豪。没有可信的数据显示这些富豪已经有多少移民海外，但北京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协会的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再次掀起投资移民海外的热潮，当年到美国投资移民的EB-5类签证的中国申报人数已经翻了一番，从2008年的500人上升到超过1000人。而美国并不是投资移民的首选地。
探究内地富人海外移民的主因，排在第一、二位的分别是子女教育和寻找安全感。子女教育的原因属于正常原因，而“寻找安全感”则不能不令人反思国内的社会环境。一是国内的投资环境，离法治化和规范化还有不小距离，许多投资渠道限制民营资本进入。二是贫富差距拉大，导致中国社会对财富“原罪”的追问以及不时引发的“仇富”心态也让富人们如坐针毡。如何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成为富人们不得不担心的一个问题。
事实上，中国的富人一直以来多数都是夹缝中生存的尴尬群体。一方面，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必须仰仗权力才能生存发展，而现代行政垄断制度，又使他们时时处处面临着巨大的“权力和制度天花板”，无法在市场上实现公平竞争；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社会“腐败”和“富裕”往往有着相当大的重叠(但绝不是全部)，因此，中国的富人群体往往被社会底层或愤青群体视为“天下乌鸦一般黑”的仇恨对象，一旦社会矛盾激化，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就会成为权力的祭品和替罪羊，成为权力打击和清算的对象。
因此，及时地“见好就收”甚至逃亡国外，就成了他们迫不得已的生存方式和选择。
实际上，即使对于因仇腐而仇富的人来说，富人的流失是社会的净损失也是穷人的净损失。富豪群体的移民，从现实影响上看，就是中国精英与财富向海外的双重流失。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们辛辛苦苦，不惜以低工资和环境的巨大污染与破坏为代价引进外资发展经济，但国内富人群体或移民或向国外转移的财富，可能远超于引进外资总额。而反观很多移民国家和地区，不惜以提供良好的教育和低税费为代价，引导世界各国富人向他们移民。
其实质是什么呢？实质是我们牺牲土地和肥料辛辛苦苦种庄稼，等到要收割的时候，却颗颗粒粒都让别人收了去。而即使这些“果实”真的有原罪，公权力难辞其咎。无论是因官员腐败致富，还是权钱交易致富(本质上是权力对市场的管制过多，市场化不够)，抑或是行政垄断导致的收入的贫富不均，都有公权力的原罪。
这个问题的本质还在于，社会弥漫的非理性仇富情绪，可以把富人连同他们的财富一起逼向海外“安全地带”，却不能把导致财富不公正不合理分配的公权力逼向海外。
我们这个社会惟一应该时时刻刻强力监督的就是公权力。无论是预防腐败，还是防止权钱交易，还是防止垄断导致不合理财富分配，根源都在公权力本身。
对于富人群体，则应该在法律的框架内，让他们更自律，更安全，更自由。比如，减少行政管制，让富人资本不再匍匐在权力脚下；打破行政垄断，让他们的资本能够自由准入，从而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财富。社会对待富人及其财富有多种方式，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让其自由准入各行各业，办学校，办企业，办医院，实现财富社会化；允许其符合人类天性的奢侈品消费；鼓励其慈善事业。最坏的方式，莫过于仇视它，试图剥夺它甚至消灭它，并且把他们连人带财富逼向海外，而后者，又会加剧富人在积累财富时的短期行为，也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的腐败。
来自《经济观察报》(5月22日)的报道说，中国内地富人移民海外的趋势比较明显。根据4月初发布的《2010胡润财富报告》估算，中国目前有5.5万名亿万富豪。没有可信的数据显示这些富豪已经有多少移民海外，但北京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协会的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再次掀起投资移民海外的热潮，当年到美国投资移民的EB-5类签证的中国申报人数已经翻了一番，从2008年的500人上升到超过1000人。而美国并不是投资移民的首选地。
探究内地富人海外移民的主因，排在第一、二位的分别是子女教育和寻找安全感。子女教育的原因属于正常原因，而“寻找安全感”则不能不令人反思国内的社会环境。一是国内的投资环境，离法治化和规范化还有不小距离，许多投资渠道限制民营资本进入。二是贫富差距拉大，导致中国社会对财富“原罪”的追问以及不时引发的“仇富”心态也让富人们如坐针毡。如何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成为富人们不得不担心的一个问题。
事实上，中国的富人一直以来多数都是夹缝中生存的尴尬群体。一方面，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必须仰仗权力才能生存发展，而现代行政垄断制度，又使他们时时处处面临着巨大的“权力和制度天花板”，无法在市场上实现公平竞争；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社会“腐败”和“富裕”往往有着相当大的重叠(但绝不是全部)，因此，中国的富人群体往往被社会底层或愤青群体视为“天下乌鸦一般黑”的仇恨对象，一旦社会矛盾激化，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就会成为权力的祭品和替罪羊，成为权力打击和清算的对象。
因此，及时地“见好就收”甚至逃亡国外，就成了他们迫不得已的生存方式和选择。
实际上，即使对于因仇腐而仇富的人来说，富人的流失是社会的净损失也是穷人的净损失。富豪群体的移民，从现实影响上看，就是中国精英与财富向海外的双重流失。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们辛辛苦苦，不惜以低工资和环境的巨大污染与破坏为代价引进外资发展经济，但国内富人群体或移民或向国外转移的财富，可能远超于引进外资总额。而反观很多移民国家和地区，不惜以提供良好的教育和低税费为代价，引导世界各国富人向他们移民。
其实质是什么呢？实质是我们牺牲土地和肥料辛辛苦苦种庄稼，等到要收割的时候，却颗颗粒粒都让别人收了去。而即使这些“果实”真的有原罪，公权力难辞其咎。无论是因官员腐败致富，还是权钱交易致富(本质上是权力对市场的管制过多，市场化不够)，抑或是行政垄断导致的收入的贫富不均，都有公权力的原罪。
这个问题的本质还在于，社会弥漫的非理性仇富情绪，可以把富人连同他们的财富一起逼向海外“安全地带”，却不能把导致财富不公正不合理分配的公权力逼向海外。
我们这个社会惟一应该时时刻刻强力监督的就是公权力。无论是预防腐败，还是防止权钱交易，还是防止垄断导致不合理财富分配，根源都在公权力本身。
对于富人群体，则应该在法律的框架内，让他们更自律，更安全，更自由。比如，减少行政管制，让富人资本不再匍匐在权力脚下；打破行政垄断，让他们的资本能够自由准入，从而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财富。社会对待富人及其财富有多种方式，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让其自由准入各行各业，办学校，办企业，办医院，实现财富社会化；允许其符合人类天性的奢侈品消费；鼓励其慈善事业。最坏的方式，莫过于仇视它，试图剥夺它甚至消灭它，并且把他们连人带财富逼向海外，而后者，又会加剧富人在积累财富时的短期行为，也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的腐败。
他们中的大多数需要褪去在国内“成功人士”的光环，回归到普通平淡的生活。但他们更多着眼于自己子女的未来。
在技术移民的世界里，他们首先得适应谋生的艰辛与社会地位的落差。各国在制定技术移民政策时，都将本国急缺的人才类型作为优先考虑对象，如澳大利亚、加拿大青睐IT工程师和会计师。
但由于两国各大公司只认可本国及北美的工作履历，大多数来自中国的技术移民都无缘从事原先的职业。
刚到加拿大时，马舒的谋职底线是“先当个经理，也是可以的”。
三个多月后，他终于在一家电讯公司谋到销售长途电话的工作。这名快40岁的新手，每天都要和小年轻一起竞争业绩，每拉到一个顾客，奖励2加元，如果足够勤奋，一个月能拿到800加元(折合人民币5191.28元)。
受过高等教育，在国内有五年以上工作经验，教养良好，地位体面，收入可观，这是中国技术移民的共性。相比二十出头即赴美读MASTER、PHD，毕业后留美工作的留学型移民，他们移民时年龄已在30～40岁，选择余地与竞争力都较小。
马舒身边的移民同胞，有的曾是大学老师，有的曾任公司主管，有的是技术骨干，到加拿大后，他们成了卡车司机、超市货柜员、收银员；一名好友，在一家公司做技术，表现颇受认可，却十年未受提拔；另一名好友，在四十岁时，重返大学，现在正读大一。
和普通大众想象中不同，大量技术移民在国外的生活虽然平稳却远不如国内光鲜。在遥远的异国他乡，他们中的大多数需要褪去在国内“成功人士”的光环，回归到普通平淡的生活。但他们更多着眼于自己子女的未来，他们普遍希望下一代能够在异国延续自己在国内的成功。“牺牲我一个，幸福后来人。”一位已经移民加拿大近10年的技术移民如此总结。本版据《南方周末》
在技术移民的世界里，他们首先得适应谋生的艰辛与社会地位的落差。各国在制定技术移民政策时，都将本国急缺的人才类型作为优先考虑对象，如澳大利亚、加拿大青睐IT工程师和会计师。
但由于两国各大公司只认可本国及北美的工作履历，大多数来自中国的技术移民都无缘从事原先的职业。
刚到加拿大时，马舒的谋职底线是“先当个经理，也是可以的”。
三个多月后，他终于在一家电讯公司谋到销售长途电话的工作。这名快40岁的新手，每天都要和小年轻一起竞争业绩，每拉到一个顾客，奖励2加元，如果足够勤奋，一个月能拿到800加元(折合人民币5191.28元)。
受过高等教育，在国内有五年以上工作经验，教养良好，地位体面，收入可观，这是中国技术移民的共性。相比二十出头即赴美读MASTER、PHD，毕业后留美工作的留学型移民，他们移民时年龄已在30～40岁，选择余地与竞争力都较小。
马舒身边的移民同胞，有的曾是大学老师，有的曾任公司主管，有的是技术骨干，到加拿大后，他们成了卡车司机、超市货柜员、收银员；一名好友，在一家公司做技术，表现颇受认可，却十年未受提拔；另一名好友，在四十岁时，重返大学，现在正读大一。
和普通大众想象中不同，大量技术移民在国外的生活虽然平稳却远不如国内光鲜。在遥远的异国他乡，他们中的大多数需要褪去在国内“成功人士”的光环，回归到普通平淡的生活。但他们更多着眼于自己子女的未来，他们普遍希望下一代能够在异国延续自己在国内的成功。“牺牲我一个，幸福后来人。”一位已经移民加拿大近10年的技术移民如此总结。本版据《南方周末》
mhzd 发表于 2010-6-5 10:46
海外的竞争是你上我下的事，国内那可就是你死我活的事了。别的不说 ，领导同志名下的举报信有几封真的是“有正义感的群众”写的呢？
当然主要原因绝对是没安全感，谁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这种日子真是折磨人。
海外的竞争是你上我下的事，国内那可就是你死我活的事了。别的不说 ，领导同志名下的举报信有几封真的是“有正义感的群众”写的呢？
当然主要原因绝对是没安全感，谁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这种日子真是折磨人。
我要有能力早走了
是逃离犯罪现场的心理作用吗?
美国国务院最新公布资料显示：2008年10月—2009年9月的上一联邦财政年度获批的EB-5类签证移民总数，已从2008财年的1443人升至4218人，其中七成左右主要来自中国
加拿大移民局数据显示：2009年，加国投资移民全球目标人数为2055人，中国大陆的名额占了1000名左右。
在相对少数的投资移民之外，技术移民是一个更为庞大的群体。齐立新告诉记者，近十年申请各国技术移民的数量与投资移民相比，大约为20∶1。
这意味着，每天都有近60名教育背景良好、工作体面、收入颇丰的中国中产精英同时向加拿大移民局递交移民申请。
“分数有可能达标的人才基本素质为硕士以上学历、精通英语，3-5年以上工作经验，”马舒说，“就是中国的中坚分子。”
马舒只是庞大的“中坚分子”群体中的一个。据统计，2009年度，中国移民加拿大共2.5万人；移民美国约6.5万人；2008年度移民澳大利亚约1.6万人。
每年相当于新出生人口的1%人口合法的移民国外，偷渡不算
技术移民的数量与投资移民相比，大约为20∶1 。
以分数有可能达标的人才基本素质为硕士以上学历、精通英语，3-5年以上工作经验 的人士为主。
加拿大移民局数据显示：2009年，加国投资移民全球目标人数为2055人，中国大陆的名额占了1000名左右。
在相对少数的投资移民之外，技术移民是一个更为庞大的群体。齐立新告诉记者，近十年申请各国技术移民的数量与投资移民相比，大约为20∶1。
这意味着，每天都有近60名教育背景良好、工作体面、收入颇丰的中国中产精英同时向加拿大移民局递交移民申请。
“分数有可能达标的人才基本素质为硕士以上学历、精通英语，3-5年以上工作经验，”马舒说，“就是中国的中坚分子。”
马舒只是庞大的“中坚分子”群体中的一个。据统计，2009年度，中国移民加拿大共2.5万人；移民美国约6.5万人；2008年度移民澳大利亚约1.6万人。
每年相当于新出生人口的1%人口合法的移民国外，偷渡不算
技术移民的数量与投资移民相比，大约为20∶1 。
以分数有可能达标的人才基本素质为硕士以上学历、精通英语，3-5年以上工作经验 的人士为主。
受过高等教育，在国内有五年以上工作经验，教养良好，地位体面，收入可观，这是中国技术移民的共性。相比二十出头即赴美读MASTER、PHD，毕业后留美工作的留学型移民，他们移民时年龄已在30～40岁，选择余地与竞争力都较小。
马舒身边的移民同胞，有的曾是大学老师，有的曾任公司主管，有的是技术骨干，到加拿大后，他们成了卡车司机、超市货柜员、收银员；一名好友，在一家公司做技术，表现颇受认可，却十年未受提拔；另一名好友，在四十岁时，重返大学，现在正读大一。
和普通大众想象中不同，大量技术移民在国外的生活虽然平稳却远不如国内光鲜。在遥远的异国他乡，他们中的大多数需要褪去在国内“成功人士”的光环，回归到普通平淡的生活。但他们更多着眼于自己子女的未来，他们普遍希望下一代能够在异国延续自己在国内的成功。“牺牲我一个，幸福后来人。”一位已经移民加拿大近10年的技术移民如此总结。
马舒身边的移民同胞，有的曾是大学老师，有的曾任公司主管，有的是技术骨干，到加拿大后，他们成了卡车司机、超市货柜员、收银员；一名好友，在一家公司做技术，表现颇受认可，却十年未受提拔；另一名好友，在四十岁时，重返大学，现在正读大一。
和普通大众想象中不同，大量技术移民在国外的生活虽然平稳却远不如国内光鲜。在遥远的异国他乡，他们中的大多数需要褪去在国内“成功人士”的光环，回归到普通平淡的生活。但他们更多着眼于自己子女的未来，他们普遍希望下一代能够在异国延续自己在国内的成功。“牺牲我一个，幸福后来人。”一位已经移民加拿大近10年的技术移民如此总结。
为什么 受过高等教育，在国内有五年以上工作经验，教养良好，地位体面，收入可观 的大学老师，曾任公司主管，技术骨干,会放弃这一切 去做 卡车司机、超市货柜员、收银员。
他们为什么要往低处走？！为什么?
《诗经·国风·魏风·硕鼠》：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硕鼠硕鼠， 无食我麦！三岁贯女，莫我肯德。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 硕鼠硕鼠，无食我苗！三岁贯女，莫我肯劳。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
他们为什么要往低处走？！为什么?
《诗经·国风·魏风·硕鼠》：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硕鼠硕鼠， 无食我麦！三岁贯女，莫我肯德。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 硕鼠硕鼠，无食我苗！三岁贯女，莫我肯劳。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
正是因为太平洋没盖子，偷渡成本大。如果中美接壤的话偷越封锁线的人恐怕要翻翻在翻翻
东京核爆 发表于 2010-6-5 10:19
就是因为太平洋没盖子，每年相当于新出生人口数的1%人口合法的移民国外，
偷渡太难了，太平洋有盖子的话，每年会有总人口的1%人口偷渡到美加奥。
能游十里宽 江面的人没几个，但能走十里路的人 很多很多,更不用说太平洋了.太平洋有盖子话，不知道有多少中国P民要走过去。
正是因为太平洋没盖子，偷渡成本大。如果中美接壤的话偷越封锁线的人恐怕要翻翻在翻翻
东京核爆 发表于 2010-6-5 10:19
就是因为太平洋没盖子，每年相当于新出生人口数的1%人口合法的移民国外，
偷渡太难了，太平洋有盖子的话，每年会有总人口的1%人口偷渡到美加奥。
能游十里宽 江面的人没几个，但能走十里路的人 很多很多,更不用说太平洋了.太平洋有盖子话，不知道有多少中国P民要走过去。
技术移民的数量与投资移民相比，大约为20∶1
分数有可能达标的人才基本素质为硕士以上学历、精通英语，3-5年以上工作经验
他们是中国的中坚，多数工作在3-5年，这个中国还轮不到他们糟蹋，他们只求自己家庭能过一种安定生活，多数面上还没有国内风光。
分数有可能达标的人才基本素质为硕士以上学历、精通英语，3-5年以上工作经验
他们是中国的中坚，多数工作在3-5年，这个中国还轮不到他们糟蹋，他们只求自己家庭能过一种安定生活，多数面上还没有国内风光。
人往高处走嘛，愿意去就去。
别去了还非得回头给自己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好像谁逼的似的。
别去了还非得回头给自己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好像谁逼的似的。
走了就不要回来，结果都是回来享受洋大人的待遇
从主体民族变成少数族裔，对CNN卡弗蒂之流的辱骂选择性失聪。
就这些货色，能指望他们在政治上给自己争取多少利益，不过还是等着洋大人施舍罢了。
华人在外多少年了，如今政治影响力还是那么薄弱，若不是曾经的母国日渐强大，就凭他们？
还真以为自己多NB呢。
就这些货色，能指望他们在政治上给自己争取多少利益，不过还是等着洋大人施舍罢了。
华人在外多少年了，如今政治影响力还是那么薄弱，若不是曾经的母国日渐强大，就凭他们？
还真以为自己多NB呢。
走了就不要回来，结果都是回来享受洋大人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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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前後移民的香港人大多回流. 在那边就是天天行公园, 基本上没有什麽象样的工作.;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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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前後移民的香港人大多回流. 在那边就是天天行公园, 基本上没有什麽象样的工作.;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