棒子的历史发明史真是源远流长

韩国人的历史观与中韩关系





二、民族史学与北方史观的兴起
1905年前后,韩国启蒙运动兴起,史学成为启蒙思想家树立民族主义的重要
工具。申采浩、朴殷植等早期民族史学家以北方的高句丽为中心重新构筑韩国的
历史体系,提倡北方史观,从而也影响到对中国的认识。
首先,韩国的启蒙思想家为树立民族主义,也将中国作为韩民族的对立面。在
领土问题上,他们更渴望占有中国东北地区。张志渊感叹:“自辽、金、蒙古以来,
箕、高旧疆不复收入版图,至使圣祖陵寝、发祥之地沦在异域,岂不为志士无穷之恨
欤?”③申采浩更强调东北地区对于韩民族的重要性,认为“韩民族得满洲,韩民族
则强盛;他民族得满洲,韩民族即劣退”④,所以提出“高句丽旧疆收复”论。而且,
他认为韩民族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上古从北方向南发展,而中古以后从南方向北发
展,沿着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将来一定能收复高句丽旧疆,重光檀君遗史。
另一方面将古朝鲜和高句丽形容为古罗马那样的大帝国,并将匈奴、女真(滿
洲族) 、蒙古、鲜卑族等都视为同族,强调朝鲜族对汉族侵略和殖民的“光荣史”,作
为唤起韩国人民族精神的力量源泉。
在申采浩笔下,檀君成了征服英雄,华夏是古朝鲜统治下的一部分,现在中国
的大部分都曾是古朝鲜的殖民地,帝喾、帝尧、帝舜不过是古朝鲜五部的长官而已。
申采浩写道:“支那被称作‘华夏’或‘诸夏’,当时支那受位于朝鲜西南的南部大加
管辖,故以‘夏’为名。这不是汉族的支那,江、淮沿岸和山东、山西、直隶等地都是
朝鲜的殖民地,其余为苗族和汉族的领地。”⑤这就是申采浩的所谓朝鲜族“支那殖
民论”。申采浩不仅对难以考证的古朝鲜历史做如此改造,对于高句丽、百济、新
罗的历史,也同样强调它们对中国的侵略和殖民,如相信福建的泉州、漳州等地曾是新罗的殖民地, ①百济曾占领中国的山东、浙江一带。②
朴殷植也有与申采浩类似的思想。他曾在大倧教的影响下,作《梦拜金太
祖》,将金对宋的侵略视为朝鲜族的历史“荣光”,希望藉此激发朝鲜族的斗志,征
服天下。他说:“万一朝鲜民族继续制造李舜臣铁舰,扩张海军力量,研究许灌的
煤炭说明,发达器械力量,朝鲜国旗可腾飞于欧美诸洲。”③
柳寅植在对中国的认识上,也与申采浩有类似的倾向。他形容朝鲜自“三国
以来,雄据东部,凌轹支那,或席卷中土,或侵扰边方,与黄帝子孙,血战数千年,东
洋武强之国,无与我比也。”④他不仅强调“满洲一幅,元是朝鲜幅员也”⑤,还将滿
族视为同族,将清朝入主中原视为檀君后裔对中原的统治。⑥
李炳宪几乎是一个彻底的旧式学者,曾多次到中国,向康有为等人学习今文经
学,在韩国提倡孔教,但是他在强调朝鲜族对中国的侵略上,与申采浩相比也毫不
逊色。李炳宪认为伏羲也兴起于长白山,伏羲、舜、女真都是朝鲜族,从伏羲到舜,
到金、清,是朝鲜族先后四次占据中原的历史。⑦ 这样,在他们那里,满清不再是应
该排斥的夷狄,而成为称颂的对象,李炳宪甚至说,全球“若主之正,莫尚乎满
清”⑧。
一位署名青吾的作者在强调韩国地理上的优越性时,甚至也同样强调其优越
性之一是可以并吞或侵蚀中国大陆。他写道:“地形狭长,恰似猛虎,又如卧蚕,又像舞袖的仙人。往昔崇尚领土主义和军阀主义的时代,可以并吞或侵蚀支那大陆;
近古崇尚平和主义时代,独于烟霞缥缈间享受安闲,讴歌泰平;并带有未来世界平
和先驱者的气像。”⑨
民族史学之所以如此建构韩国历史,是因为处于殖民地下朝鲜民族需要历史
的“荣光”来维系民族认同。李丙焘在论述高句丽历史对于朝鲜人的意义时说:
“作为弱骨贫血的现今朝鲜人,当神驰往古之时,如果说能够给予多少刺激、兴奋、
或慰安的东西,那就是(东方)三国的史迹。而三国中,没有比翻开那兴起于渺小
的鸭绿江畔一隅之地,最终建成包括辽左汉北(辽河以东、南汉江以北)的满鲜地
域,东方未曾有的大国的高句丽的历史,让我们的感受更加切实的了。”迄今韩国人常会设想这样的问题,如果朝鲜半岛是由高句丽而不是新罗完成统一,则韩国将
统治着包括中国东北和华北地区在内的广大领土,韩国也能成为大国。①
三、事大主义批判与中国认识的变化
在近代以前,受华夷观的影响,朝鲜士大夫虽然否定清朝统制下的中国,但是
仍然尊崇明朝,认同理想中的中华文明。但是到了近代,世界被以西洋文明为标准
重新进行文明与野蛮的划分,中国和朝鲜都成为半开化的国家,不仅华夷之辨失去
了过去的意义,中国文化反而作为导致朝鲜衰落的罪魁祸首而受到批判。当中国
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失败时,《独立新闻》即认为中国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未能文明
化,认为儒学和中国古书是对中国和朝鲜都有害的东西。②
到1905年启蒙运动③兴起以后,申采浩等人对朝鲜人的慕华思想进行了更为
激烈地批判。申采浩强调,三国以前汉文未盛行,全国人心只尊自国,只爱自国,而以中国为仇敌;三国以后几乎家家收藏汉文书籍,读汉文书籍,结果汉官威仪埋没
了韩国国粹,汉土风教夺去了韩国国魂,导致朝鲜以附庸属国自认,人民充满奴性,
国家长期陷入奴隶境地。④
朝鲜是一个儒教国家,有韩国学者将近代国家沦亡的原因主要归之于儒教。
朴殷植认为,“所谓礼义之邦只是不能纪念祖先功德者的美名,所谓小中华只是自
甘为他国奴隶者的徽号。”⑤郑寅普也说,“(韩民族)数百年来本是染有‘历史的膏
肓’的民族”,“受病的原因,主要是由于随着宋学的输入,将明哲保身一词视为圣
道。此外更为重要的是自高丽中叶以后,浮慕中国,丢掉了先民的传统国性,最终
导致似是而非的汉文文词和缺乏自我的附从的学术弥漫,逐渐失去本心。使病根
加重的是宋学,而引起病根的是慕汉派的背本学者们。”⑥甚至连朝鲜时期出现的
党争,也被认为是因为输入了好党同伐异的宋儒思想的结果。⑦ 直到1945年朝鲜
半岛解放后, ⑧韩国人依然指出,“过去在韩国极度崇扬中国儒教,因而形成事大思想,因这种思想的腐败,最近思想上存在浓厚的排华热也是事实
但是在否定中国文化的过程中,也有一种奇怪现象,那就是一方面否定中国文
化,另一方面强调中国古代文化来自朝鲜文化。申采浩就认为中国古代文化的许
多东西来自朝鲜文化,只是到了秦汉以后,中国狭隘的国粹主义盛行,尊尚朝鲜的
学说不得流传于世。例如,他认为大禹治水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他从檀君太子
夫娄那里得到了《黄帝中经》。② 而《洪范》是箕子对《黄帝中经》金简玉字的部分
译述。③ 李沂关于《洪范》来源的说法更为离奇。他认为《洪范》为檀君所作,然后
以副本藏之金龟之中,而将金龟放到海里,说随便你往哪里去,得此者为圣人。禹
至洛水首先发现了它,是为洛书。然后传给伊尹,再传给箕子,所以箕子就是檀君
的第三世化身。④还有韩国学者认为汉字是这样产生的,即凤凰从东方君子国(朝
鲜)衔来图纸,黄帝得到后依样制作了文字,作成书契,所以“中华万世的文明事业
总的来说不过是东方的一神鸟为其定了指针,开了运路而已”。⑤ 郑寅普则从章太
炎释“夷”为“仁”,“仁”为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出发,推演出东方思想的主流发源
于朝鲜的结论。⑥
有韩国学者认为,不仅中国文化来自朝鲜文化,而且世界文化也来自朝鲜文
化。申采浩相信,“大概檀君以后千余年之间,朝鲜的政治和制度是古代最完美
的,文化的发达也是邻邦各族的模范,万一其子孙能以武力保护这一文化,并加以
扩张,朝鲜不仅真的能占据东洋文明史的首座,甚至能独占环球全土。”⑦与申采浩
相比,李炳宪更为积极,他认为长白山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世界文明都起源于朝
鲜族。⑧ 崔南善提出“不咸文化论”,将韩国作为东北亚文化的中心。1949年,崔
南善在向反民族行为特别调查委员会提出的《自列书》中,是这样解释他提出不咸
文化论的意图的:“实际上不过是想用檀君文化囊括日本,乃至全人类文化的一半
的有些唐突的提案而已。”⑨
四、在野史学的历史观
近代民族史学的传统部分为1945年以后的韩国史学所继承,而对民族史学的
北方史观加以继承和发展的主要是在野史学。
在野史学的存在及影响巨大是韩国历史学界,乃至整个韩国社会的一个重要
特色。所谓在野史学者,是与讲坛史学者相对而称的,指的是在大学历史学系或正
规的历史研究机构之外从事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的一些民间学者,而广义的在野
史学者也包括那些虽在大学历史学系或正规历史研究机构工作,却相信《桓檀古
记》等伪书的史料价值,肆意曲解文献和考古资料的那些非主流讲坛学者。说他
们是非主流,是以实证主义历史学作为主流而言的,并不是从他们的学术或社会影
响而言的。单就社会影响而言,在大众媒体的帮助下,在野史学和非主流讲坛史学
的影响甚至超过了讲坛史学。本文所说的在野史学是广义的在野史学,即包括狭义的在野史学和非主流讲坛史学。
韩国历史学界讲坛史学与在野史学对立构造的形成,一般认为源于日本殖民
统治时期实证主义史学与民族主义史学的对立。解放以后, 李丙焘( 1896—
1989) 、申奭镐(1904—1981)等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派在韩国历史学界处于主
导地位,占据了重要大学的教职,而民族主义史学派尽管力量薄弱,在少数大学历
史学系也占有一席之地,基本上也处于制度圈之内。
而这时在民间,又开始出现一批新的民族主义史学者,他们大多在日帝时代就
是比较活跃的人物,但都不是历史专业出身,也不是专门从事历史研究的,在1945
年以后开始研究韩国古代史, 出版历史著作, 从而成为在野史学者, 如崔栋
(1896—1973) 、文定昌( 1899—1980 ) 、李裕岦( 1907—1986 ) 、安浩相( 1902—
1999) 、林承国(1928—2001)和李锺琦(1929—1995)都属于这种情况。
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野史学者开始联合行动,标志是1976年10月安浩相、
文定昌、李裕岦、林承国、朴苍岩、朴时仁、刘凤荣等人组织“国史恢复协议会”,开
始从事所谓“国史恢复运动”。当时朴苍岩创办的《自由》杂志是在野史学者发表
文章的主要阵地,此外他们还在首尔市立图书馆举办免费的民族史讲座,宣传他们
的主张。所谓“国史恢复运动”,主要是恢复不为当时各级学校国史教科书所承认
的檀君朝鲜的历史,批判以李丙焘为代表的、在韩国史学界处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
史学派,将实证主义史学解释为亲日的日本殖民主义史观的残渣余孽,而将他们自
己的主张标榜为民族主义史学。
朴正熙执政时期大力提倡民族主义,民族史又是朴正熙民族主义的主要精神
支柱,所以韩国史成为显学,各种历史书籍在社会上很畅销,《桓檀古记》和《揆园
史话》等伪书也开始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在这种时代气氛及媒体的支持下,文定
昌、李裕岦、林承国等人声名鹊起,在野史学从此成为一种社会势力。
为了使其历史主张能够写入历史教科书, 1978年,部分韩国在野史学者向总
统、国务总理和文教部长递交请愿书,在被拒绝后又提起诉讼。1980年全斗焕主
政后,在野史学者积极为全斗焕政权的正统性服务。① 在全斗焕政府的支持下,国
会举行国史听证会,安浩相、朴时仁和林承国代表请愿方出席辩论。在野史学者的
主张最终被部分采纳,此后国史教科书中有关檀君的内容增多,标明汉四郡在平壤
附近的地图也被删除。
此次国史听证会以后,在野史学的社会影响大增。林承国将《桓檀古记》翻译
成韩文,使不会汉字的青年人也能阅读,在社会上引起了在野史学热。这股在野史
学热也培养了一批新生在野史学者,野史学组织也相继出现,部分大学历史学教授
也接受在野史学的观点,成为非主流讲坛史学者在野史学者。目前韩国到底有多少广义的在野史学者,很难做出准确统计。2007年,尹乃铉等人在一份研究报告
中,列举了韩国古代史领域的林均泽、李重宰、沈伯纲、吴在成、崔在仁、金孝信、金
锺序、李炯石、朴苍岩、姜寿元、林承国、全源燮、郭昌权、郑渊奎、安浩相、李裕岦、吕
运虔、高东永、宋锺星、韩在奎、李亨求、尹乃铉、慎镛廈、禹实夏、卜箕大、朴仙姬、成
三济、文定昌和金相天等35位在野史学者和非主流讲坛史学者。① 这还只是韩国
古代史领域部分影响比较大的在野史学者和非主流讲坛史学者。
韩国在野史学者的主要研究领域集中在韩国上古史,尤其是檀君和檀君朝鲜
方面。他们所依据的主要史料来自《桓檀古记》和《葵园史话》等伪书,以及《山海
经》等中国古籍。是否将《桓檀古记》和《葵园史话》等伪书作为信史,几乎成为在
野史学与正统讲坛史学的分水岭。《桓檀古记》的出现本身与在野史学者李裕岦
有关。据说此书为1911年桂延寿所编, 1949年在他将书交给弟子李裕岦时,嘱咐
他到庚申年(1980)再将此书公诸于众,所以到1979年此书才得以影印出版。此
书到底是桂延寿所著,还是李裕岦所著,无从知晓,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是一部近代
人假托古人所作的伪书。《桓檀古记》分为三圣记、檀君世记、北夫余记和太白逸
史四部分,三圣记假托新罗僧人安含老和元董仲所著,不仅认为存在檀君朝鲜,还
认为在檀君之前还有桓国(桓因)和神市(桓雄)两个时代。这种认识为后来的许
多在野史学者所接受。
《葵园史话》叙述了檀君朝鲜47代檀君的在位时间和治绩,据说为1675年北
崖老人根据高丽时人李茗所著《震域游记》编撰的,但是一般认为是近代大倧教徒
所撰伪书。书中感叹朝鲜儒学者沉湎于事大主义,缺乏自主意识,主张联合清举行
北伐,恢复旧疆。该书最早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 1925年崔国述所撰《檀典要
义》第一次引用了此书。
近代大倧教徒编撰的《檀祖事考》、《神檀实记》、《神檀民史》和《倍达族历史》
等也常被引用,因为大倧教本身即以檀君崇拜为基本内容,近代民族主义史学者申
采浩、朴殷植也都与大倧教有关系。《檀祖事考》是金教献与柳瑾、朴殷植一起主
持编撰的,其余三部也为金教献所著,金教献在1916年成为大倧教的第二代教主。
金教献在《神檀民史》中也认为在倍达时代之前还存在着一个神市时代,并将鲜
卑、靺鞨、渤海、辽、金等的历史也都作为韩国史,在《倍达族历史》中又将清朝历史
作为韩国史。这些观点对当时的民族主义史学者和后来的在野史学者产生了很大
的影响。朝鲜是实际存在过的韩国古代国家,凡是主张檀君是神话人物的历史学者,都被在
野史学者批判为事大、殖民史学者。文定昌认为韩国本来拥有20多万卷史书,其中大多数是有关檀君朝鲜等古代史的书籍,但被日本帝国主义销毁了。尽管史料
缺乏,高濬焕仍然认为他复原了檀君朝鲜的全部历史。高濬焕强调,檀君朝鲜不是
神话,而是实际存在的民族国家,并将檀君朝鲜与高句丽、渤海连接起来。经过朴
正熙政府的努力,檀君和檀君朝鲜的存在已经迅速成为国民共识。
至于在檀君朝鲜之前是否存在桓国时代或神市时代,在野史学者中也有不同
看法,然相信者居多,而且认为它们合在一起组成韩国史的三圣朝时代。高濬焕认
为在檀君朝鲜之前还有一个倍达国时代,而蚩尤天皇是倍达国的第14代天皇。蚩
尤天皇与中国的黄帝在涿逐鹿展开73次战争,蚩尤全部取得胜利,成为东洋霸
主。① 更有在野史学者指出,韩民族自桓国时代开始就建立了几乎统治着整个欧
亚大陆的大帝国,所以韩民族是世界文明的创始者,韩民族是世界人类的母体。
无论是在檀君史观上,还是对三国,乃至高丽和朝鲜的历史认识上,在野史学
者都表现出强烈的大陆史观。在野史学者认为韩民族的历史舞台在中国大陆,将
那些以朝鲜半岛为韩民族历史舞台的历史观点批评为“半岛史观”。在他们看来,
半岛史观与日本殖民史学的半岛性格论相关,所以大陆史观与半岛史观的对立其
实是“半岛屈从史”和“大陆光荣史”的对照,所以高濬焕主张韩国应抛弃“二千年
半岛的败北史”,找回“半万年大陆的光荣史”。②
这种大陆史观不仅相信所谓桓国、倍达国和檀君朝鲜曾经统治着中国大陆的
全部或一部分,甚至认为马韩、弁韩、辰韩也在中国大陆,是为“大陆三韩说”;或者
认为高句丽、新罗、百济也都在中国大陆,是为“大陆三国说”;甚至有韩国在野史
学者认为高丽、朝鲜也都曾在中国大陆,提出所谓“大陆高丽说”和“大陆朝鲜说”。
李重宰是“大陆三国说”的主要倡导者。他认为所谓新罗定都庆州是日本帝
国主义捏造的,其实从古朝鲜到三韩、高句丽、百济、新罗,甚至到高丽时期,伟大的
白衣民族、倍达子孙都是中原大陆的主人,一直统治、控制着中原大陆。③ 最早打
通丝绸之路的也是新罗。最后高丽被明朝所灭,而出生于河南的李成桂于1427年
坐船到了朝鲜半岛的黄海道海州,建立了李氏朝鲜。在此之前朝鲜半岛还是一片
荒芜,没有国家和地方行政体系,只有少数平民生活在这里。郑龙石支持李重宰的
观点,认为庆州这一地名本身就是敬顺王投降高丽时才出现的,庆州是新罗的千年
古都这一说法是根据殖民史观捏造的。新罗根本不在朝鲜半岛,而在中国大陆,所
谓庆州吐含山其实位于安徽省南边的含山县。④ 吴在成、林均泽也都是“大陆三国说”的支持者。林均泽在其2007年出版的《韩国史》中也认为高句丽、新罗和百济
都在中国大陆,过去将高句丽、新罗和百济领土局限于朝鲜半岛的看法是受亲日史
学影响的结果。
当然也有在野史学者认为新罗、百济虽然在中国建国,后来迁到了朝鲜半岛,
或者认为新罗、百济在朝鲜半岛建国,后来将势力扩展到中国大陆。后一种观点最
早为申采浩等早期民族主义史学者所提倡,后来为高濬焕、金圣昊等在野史学者所
继承。高濬焕强调高句丽和百济对中国的殖民。金圣昊也强调百济对中国的殖
民,甚至认为如今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侨也都是百济的后裔。①
郑龙石是“大陆高丽说”的主要倡导者,他通过《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证明高丽郑龙石是“大陆高丽说”的主要倡导者,他通过《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证明高丽
在中国大陆,徐兢出使高丽所到的地方不在朝鲜半岛,而在澳门;元朝军队征伐日
本的前进基地不在朝鲜半岛,而在广西的合浦。② 至于“大陆朝鲜说”,保守者认为
朝鲜的首都在汉阳,而领土延伸到中国大陆。激进者认为朝鲜的首都自始至终都
在中国大陆,朝鲜半岛从古朝鲜到近世李氏朝鲜,都与韩民族没有任何关系,现在
关于朝鲜历史发生于朝鲜半岛的史书都是近代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伪造的,
甚至认为景福宫也是日本帝国主义伪造的。金种润就是一位持这种主张的在野史
学者,他认为后金(清)两次侵犯朝鲜的战争,以及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战争都不
是发生在朝鲜半岛,而是发生在中国大陆,发生在朝鲜半岛的说法都是捏造的。直
到近代,朝鲜是比清朝更大的国家,而日本帝国主义把辉煌的大陆朝鲜史改变为半
岛朝鲜史。③
从上述内容可知,韩国在野史学者所主张的大陆史观与中国关系密切。从种族
来说,不少在野史学者也像金教献和近代民族主义史学者那样,将中国北方民族合并
到韩民族之内,试图以“神檀民族”作为东亚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主体。明知大学
社会教育院教授吴正润即主张将北方民族史纳入韩国史,建立大韩国史。东夷史观
则将中国古书上所说的东夷与韩民族视为同一民族,所以东夷族是朝鲜民族的祖先,
东夷文化就是韩国的文化,东夷历史是韩国的历史。东沈伯纲认为中国的东夷与朝
鲜半岛的东夷是同一民族,所以东方文化的根源不是汉族而是韩安浩相自1971年
以来强调孔子属于东夷族血统,他在1987年出版的《国家历史五千年》一书中论证
孔子为东夷之人。因为殷商是东部族或东夷族建立的王朝,孔子是春秋时期宋人,而
宋人是殷人后裔,同时韩国人是东夷族的后裔,所以孔子是韩国人。④
从疆域来说,不少在野史学者相信桓国和倍达国的疆域在中国大陆,有的认为族。那些主张汉字在中国大陆东部沿海地区或东北地区,而有的认为在西部,后来逐渐迁移到中原地
区。他们还试图证明汉四郡不在朝鲜半岛,而位于中国辽宁省或河北省一带,从而
推出古朝鲜的疆域也在中国大陆。禹实夏强调辽河文明与檀君的关系,例如,他认
为红山文化是檀君神话中熊女族的文化, ①试图以此来证明《桓檀古记》和《揆园史
话》的正确性。具吉洙(音译)根据对《天符经》②的解读得出结论认为,韩民族的
起源不在朝鲜半岛,而在中国大陆。③ 他提议韩国应该搞一个“逆东北工程”,证明
中国大陆过去是古朝鲜和高句丽的领土。④
从文化层面来说,高濬焕提出了韩民族汉字创制说,具吉洙(音译)也认为汉
字起源于古朝鲜发明的神志鹿图篆字, ⑤崔在仁则主张,中国东北地区的文明是亚
细亚族的祖先肃慎留下来的文化,并由此发展出中国黄河文明。⑥ 在韩国甑山道
学生会张贴的一张海报中,将韩国设定为世界四大古文明的发祥地,认为桓国曾统
治着以天山为中心的欧亚大陆,一支向西迁移,创造了古埃及文明和巴比伦文明;
一支向西南迁移,创造了古印度文明;一支向东南迁移,创造了黄河文明;一支向东
迁移,建立了桓雄的倍达国;还有一支向东北方向迁移,最后到了美洲。
在国际关系层面,《桓檀古记》将中国古代国家视为韩民族古代国家的属国,后
来在野史学者对这种观点也进一步加以发挥。李重宰认为,韩民族是人类祖先三苗
族的后裔,在公元前8936年盘古桓因最早建立了国家。中国的三皇五帝都是韩民族
的祖先,周也是韩民族的国家,韩国历史上的三国就是周的封国晋分裂而成的韩、魏、
赵三国。⑦ 金珊瑚则认为,伏羲、少典、九黎、青丘(蚩尤天皇)、殷、鲜卑、燕、契丹
(辽)、金、蒙古、大清帝国都是韩民族征服中国后建立的、对中国进行殖民统治的国
家。⑧ 他还认为,黄帝是蚩尤天皇时的官名,轩辕为反抗倍达韩国的殖民统治而发动
战争,结果被蚩尤天皇所打败,蚩尤天皇任命轩辕为黄帝,相当于诸侯。⑨
近年来,韩国在野史学发展较为迅速,尤其是在网络、影视等新媒体作用下,影
响迅速扩大。目前,韩国在野史学者非常活跃,他们不仅出版书籍,发表论文,还举
办各种民族史培训班。
现在,韩国史学界也不能忽视在野史学的存在。2005年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
召开的“古朝鲜史的诸问题”学术讨论会,邀请高濬焕等三位在野史学者发表论
文,又请正统讲坛史学者进行评论。与过去历史学专家发表论文,而在野史学者进
行评论的情况正好相反。大学内非主流讲坛史学者也在增多,在野史学者的部分
观点已逐渐为正规学术机构所接受。
目前,在野史学已经同部分民众结合起来,形成一股社会力量。“正确我国历
史市民连带”、“历史文化市民连带”和“国学运动市民联合”等市民团体相继成立。
2007年,尹乃铉在研究报告中建议韩国政府对在野史学的研究提供资助。①
在野史学者的一个基本宗旨就是通过改写韩国历史,消除一般韩国人脑海中
朝鲜曾为中国属国的历史记忆,将此视为日本帝国主义宣扬的殖民史观的流毒。
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要改写韩国历史和中国历史,而且宣传是中国和日本隐瞒、歪
曲和捏造了韩国历史,从而导致韩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发生很大变化,这是目前部分
韩国人错误认识中国和韩国的根源所在。大陆史观培养了许多韩国人病态的大陆
欲,他们迷信《桓檀古记》,梦想着恢复《桓檀古记》所说的韩民族曾经拥有的大陆
领土。国立昌原大学法学系教授崔镕基号召韩国人以顽强的意志恢复韩国失去的
领土。② 有韩国学者主张韩国在统一朝鲜半岛之后,增强国力,收复失去的大陆疆
土和海洋,使失去了一千多年的东北亚重新成为韩国人的经济圈、生活圈和文化
圈,实现真正的世界化。③

韩国人的历史观与中韩关系





二、民族史学与北方史观的兴起
1905年前后,韩国启蒙运动兴起,史学成为启蒙思想家树立民族主义的重要
工具。申采浩、朴殷植等早期民族史学家以北方的高句丽为中心重新构筑韩国的
历史体系,提倡北方史观,从而也影响到对中国的认识。
首先,韩国的启蒙思想家为树立民族主义,也将中国作为韩民族的对立面。在
领土问题上,他们更渴望占有中国东北地区。张志渊感叹:“自辽、金、蒙古以来,
箕、高旧疆不复收入版图,至使圣祖陵寝、发祥之地沦在异域,岂不为志士无穷之恨
欤?”③申采浩更强调东北地区对于韩民族的重要性,认为“韩民族得满洲,韩民族
则强盛;他民族得满洲,韩民族即劣退”④,所以提出“高句丽旧疆收复”论。而且,
他认为韩民族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上古从北方向南发展,而中古以后从南方向北发
展,沿着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将来一定能收复高句丽旧疆,重光檀君遗史。
另一方面将古朝鲜和高句丽形容为古罗马那样的大帝国,并将匈奴、女真(滿
洲族) 、蒙古、鲜卑族等都视为同族,强调朝鲜族对汉族侵略和殖民的“光荣史”,作
为唤起韩国人民族精神的力量源泉。
在申采浩笔下,檀君成了征服英雄,华夏是古朝鲜统治下的一部分,现在中国
的大部分都曾是古朝鲜的殖民地,帝喾、帝尧、帝舜不过是古朝鲜五部的长官而已。
申采浩写道:“支那被称作‘华夏’或‘诸夏’,当时支那受位于朝鲜西南的南部大加
管辖,故以‘夏’为名。这不是汉族的支那,江、淮沿岸和山东、山西、直隶等地都是
朝鲜的殖民地,其余为苗族和汉族的领地。”⑤这就是申采浩的所谓朝鲜族“支那殖
民论”。申采浩不仅对难以考证的古朝鲜历史做如此改造,对于高句丽、百济、新
罗的历史,也同样强调它们对中国的侵略和殖民,如相信福建的泉州、漳州等地曾是新罗的殖民地, ①百济曾占领中国的山东、浙江一带。②
朴殷植也有与申采浩类似的思想。他曾在大倧教的影响下,作《梦拜金太
祖》,将金对宋的侵略视为朝鲜族的历史“荣光”,希望藉此激发朝鲜族的斗志,征
服天下。他说:“万一朝鲜民族继续制造李舜臣铁舰,扩张海军力量,研究许灌的
煤炭说明,发达器械力量,朝鲜国旗可腾飞于欧美诸洲。”③
柳寅植在对中国的认识上,也与申采浩有类似的倾向。他形容朝鲜自“三国
以来,雄据东部,凌轹支那,或席卷中土,或侵扰边方,与黄帝子孙,血战数千年,东
洋武强之国,无与我比也。”④他不仅强调“满洲一幅,元是朝鲜幅员也”⑤,还将滿
族视为同族,将清朝入主中原视为檀君后裔对中原的统治。⑥
李炳宪几乎是一个彻底的旧式学者,曾多次到中国,向康有为等人学习今文经
学,在韩国提倡孔教,但是他在强调朝鲜族对中国的侵略上,与申采浩相比也毫不
逊色。李炳宪认为伏羲也兴起于长白山,伏羲、舜、女真都是朝鲜族,从伏羲到舜,
到金、清,是朝鲜族先后四次占据中原的历史。⑦ 这样,在他们那里,满清不再是应
该排斥的夷狄,而成为称颂的对象,李炳宪甚至说,全球“若主之正,莫尚乎满
清”⑧。
一位署名青吾的作者在强调韩国地理上的优越性时,甚至也同样强调其优越
性之一是可以并吞或侵蚀中国大陆。他写道:“地形狭长,恰似猛虎,又如卧蚕,又像舞袖的仙人。往昔崇尚领土主义和军阀主义的时代,可以并吞或侵蚀支那大陆;
近古崇尚平和主义时代,独于烟霞缥缈间享受安闲,讴歌泰平;并带有未来世界平
和先驱者的气像。”⑨
民族史学之所以如此建构韩国历史,是因为处于殖民地下朝鲜民族需要历史
的“荣光”来维系民族认同。李丙焘在论述高句丽历史对于朝鲜人的意义时说:
“作为弱骨贫血的现今朝鲜人,当神驰往古之时,如果说能够给予多少刺激、兴奋、
或慰安的东西,那就是(东方)三国的史迹。而三国中,没有比翻开那兴起于渺小
的鸭绿江畔一隅之地,最终建成包括辽左汉北(辽河以东、南汉江以北)的满鲜地
域,东方未曾有的大国的高句丽的历史,让我们的感受更加切实的了。”迄今韩国人常会设想这样的问题,如果朝鲜半岛是由高句丽而不是新罗完成统一,则韩国将
统治着包括中国东北和华北地区在内的广大领土,韩国也能成为大国。①
三、事大主义批判与中国认识的变化
在近代以前,受华夷观的影响,朝鲜士大夫虽然否定清朝统制下的中国,但是
仍然尊崇明朝,认同理想中的中华文明。但是到了近代,世界被以西洋文明为标准
重新进行文明与野蛮的划分,中国和朝鲜都成为半开化的国家,不仅华夷之辨失去
了过去的意义,中国文化反而作为导致朝鲜衰落的罪魁祸首而受到批判。当中国
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失败时,《独立新闻》即认为中国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未能文明
化,认为儒学和中国古书是对中国和朝鲜都有害的东西。②
到1905年启蒙运动③兴起以后,申采浩等人对朝鲜人的慕华思想进行了更为
激烈地批判。申采浩强调,三国以前汉文未盛行,全国人心只尊自国,只爱自国,而以中国为仇敌;三国以后几乎家家收藏汉文书籍,读汉文书籍,结果汉官威仪埋没
了韩国国粹,汉土风教夺去了韩国国魂,导致朝鲜以附庸属国自认,人民充满奴性,
国家长期陷入奴隶境地。④
朝鲜是一个儒教国家,有韩国学者将近代国家沦亡的原因主要归之于儒教。
朴殷植认为,“所谓礼义之邦只是不能纪念祖先功德者的美名,所谓小中华只是自
甘为他国奴隶者的徽号。”⑤郑寅普也说,“(韩民族)数百年来本是染有‘历史的膏
肓’的民族”,“受病的原因,主要是由于随着宋学的输入,将明哲保身一词视为圣
道。此外更为重要的是自高丽中叶以后,浮慕中国,丢掉了先民的传统国性,最终
导致似是而非的汉文文词和缺乏自我的附从的学术弥漫,逐渐失去本心。使病根
加重的是宋学,而引起病根的是慕汉派的背本学者们。”⑥甚至连朝鲜时期出现的
党争,也被认为是因为输入了好党同伐异的宋儒思想的结果。⑦ 直到1945年朝鲜
半岛解放后, ⑧韩国人依然指出,“过去在韩国极度崇扬中国儒教,因而形成事大思想,因这种思想的腐败,最近思想上存在浓厚的排华热也是事实
但是在否定中国文化的过程中,也有一种奇怪现象,那就是一方面否定中国文
化,另一方面强调中国古代文化来自朝鲜文化。申采浩就认为中国古代文化的许
多东西来自朝鲜文化,只是到了秦汉以后,中国狭隘的国粹主义盛行,尊尚朝鲜的
学说不得流传于世。例如,他认为大禹治水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他从檀君太子
夫娄那里得到了《黄帝中经》。② 而《洪范》是箕子对《黄帝中经》金简玉字的部分
译述。③ 李沂关于《洪范》来源的说法更为离奇。他认为《洪范》为檀君所作,然后
以副本藏之金龟之中,而将金龟放到海里,说随便你往哪里去,得此者为圣人。禹
至洛水首先发现了它,是为洛书。然后传给伊尹,再传给箕子,所以箕子就是檀君
的第三世化身。④还有韩国学者认为汉字是这样产生的,即凤凰从东方君子国(朝
鲜)衔来图纸,黄帝得到后依样制作了文字,作成书契,所以“中华万世的文明事业
总的来说不过是东方的一神鸟为其定了指针,开了运路而已”。⑤ 郑寅普则从章太
炎释“夷”为“仁”,“仁”为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出发,推演出东方思想的主流发源
于朝鲜的结论。⑥
有韩国学者认为,不仅中国文化来自朝鲜文化,而且世界文化也来自朝鲜文
化。申采浩相信,“大概檀君以后千余年之间,朝鲜的政治和制度是古代最完美
的,文化的发达也是邻邦各族的模范,万一其子孙能以武力保护这一文化,并加以
扩张,朝鲜不仅真的能占据东洋文明史的首座,甚至能独占环球全土。”⑦与申采浩
相比,李炳宪更为积极,他认为长白山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世界文明都起源于朝
鲜族。⑧ 崔南善提出“不咸文化论”,将韩国作为东北亚文化的中心。1949年,崔
南善在向反民族行为特别调查委员会提出的《自列书》中,是这样解释他提出不咸
文化论的意图的:“实际上不过是想用檀君文化囊括日本,乃至全人类文化的一半
的有些唐突的提案而已。”⑨
四、在野史学的历史观
近代民族史学的传统部分为1945年以后的韩国史学所继承,而对民族史学的
北方史观加以继承和发展的主要是在野史学。
在野史学的存在及影响巨大是韩国历史学界,乃至整个韩国社会的一个重要
特色。所谓在野史学者,是与讲坛史学者相对而称的,指的是在大学历史学系或正
规的历史研究机构之外从事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的一些民间学者,而广义的在野
史学者也包括那些虽在大学历史学系或正规历史研究机构工作,却相信《桓檀古
记》等伪书的史料价值,肆意曲解文献和考古资料的那些非主流讲坛学者。说他
们是非主流,是以实证主义历史学作为主流而言的,并不是从他们的学术或社会影
响而言的。单就社会影响而言,在大众媒体的帮助下,在野史学和非主流讲坛史学
的影响甚至超过了讲坛史学。本文所说的在野史学是广义的在野史学,即包括狭义的在野史学和非主流讲坛史学。
韩国历史学界讲坛史学与在野史学对立构造的形成,一般认为源于日本殖民
统治时期实证主义史学与民族主义史学的对立。解放以后, 李丙焘( 1896—
1989) 、申奭镐(1904—1981)等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派在韩国历史学界处于主
导地位,占据了重要大学的教职,而民族主义史学派尽管力量薄弱,在少数大学历
史学系也占有一席之地,基本上也处于制度圈之内。
而这时在民间,又开始出现一批新的民族主义史学者,他们大多在日帝时代就
是比较活跃的人物,但都不是历史专业出身,也不是专门从事历史研究的,在1945
年以后开始研究韩国古代史, 出版历史著作, 从而成为在野史学者, 如崔栋
(1896—1973) 、文定昌( 1899—1980 ) 、李裕岦( 1907—1986 ) 、安浩相( 1902—
1999) 、林承国(1928—2001)和李锺琦(1929—1995)都属于这种情况。
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野史学者开始联合行动,标志是1976年10月安浩相、
文定昌、李裕岦、林承国、朴苍岩、朴时仁、刘凤荣等人组织“国史恢复协议会”,开
始从事所谓“国史恢复运动”。当时朴苍岩创办的《自由》杂志是在野史学者发表
文章的主要阵地,此外他们还在首尔市立图书馆举办免费的民族史讲座,宣传他们
的主张。所谓“国史恢复运动”,主要是恢复不为当时各级学校国史教科书所承认
的檀君朝鲜的历史,批判以李丙焘为代表的、在韩国史学界处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
史学派,将实证主义史学解释为亲日的日本殖民主义史观的残渣余孽,而将他们自
己的主张标榜为民族主义史学。
朴正熙执政时期大力提倡民族主义,民族史又是朴正熙民族主义的主要精神
支柱,所以韩国史成为显学,各种历史书籍在社会上很畅销,《桓檀古记》和《揆园
史话》等伪书也开始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在这种时代气氛及媒体的支持下,文定
昌、李裕岦、林承国等人声名鹊起,在野史学从此成为一种社会势力。
为了使其历史主张能够写入历史教科书, 1978年,部分韩国在野史学者向总
统、国务总理和文教部长递交请愿书,在被拒绝后又提起诉讼。1980年全斗焕主
政后,在野史学者积极为全斗焕政权的正统性服务。① 在全斗焕政府的支持下,国
会举行国史听证会,安浩相、朴时仁和林承国代表请愿方出席辩论。在野史学者的
主张最终被部分采纳,此后国史教科书中有关檀君的内容增多,标明汉四郡在平壤
附近的地图也被删除。
此次国史听证会以后,在野史学的社会影响大增。林承国将《桓檀古记》翻译
成韩文,使不会汉字的青年人也能阅读,在社会上引起了在野史学热。这股在野史
学热也培养了一批新生在野史学者,野史学组织也相继出现,部分大学历史学教授
也接受在野史学的观点,成为非主流讲坛史学者在野史学者。目前韩国到底有多少广义的在野史学者,很难做出准确统计。2007年,尹乃铉等人在一份研究报告
中,列举了韩国古代史领域的林均泽、李重宰、沈伯纲、吴在成、崔在仁、金孝信、金
锺序、李炯石、朴苍岩、姜寿元、林承国、全源燮、郭昌权、郑渊奎、安浩相、李裕岦、吕
运虔、高东永、宋锺星、韩在奎、李亨求、尹乃铉、慎镛廈、禹实夏、卜箕大、朴仙姬、成
三济、文定昌和金相天等35位在野史学者和非主流讲坛史学者。① 这还只是韩国
古代史领域部分影响比较大的在野史学者和非主流讲坛史学者。
韩国在野史学者的主要研究领域集中在韩国上古史,尤其是檀君和檀君朝鲜
方面。他们所依据的主要史料来自《桓檀古记》和《葵园史话》等伪书,以及《山海
经》等中国古籍。是否将《桓檀古记》和《葵园史话》等伪书作为信史,几乎成为在
野史学与正统讲坛史学的分水岭。《桓檀古记》的出现本身与在野史学者李裕岦
有关。据说此书为1911年桂延寿所编, 1949年在他将书交给弟子李裕岦时,嘱咐
他到庚申年(1980)再将此书公诸于众,所以到1979年此书才得以影印出版。此
书到底是桂延寿所著,还是李裕岦所著,无从知晓,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是一部近代
人假托古人所作的伪书。《桓檀古记》分为三圣记、檀君世记、北夫余记和太白逸
史四部分,三圣记假托新罗僧人安含老和元董仲所著,不仅认为存在檀君朝鲜,还
认为在檀君之前还有桓国(桓因)和神市(桓雄)两个时代。这种认识为后来的许
多在野史学者所接受。
《葵园史话》叙述了檀君朝鲜47代檀君的在位时间和治绩,据说为1675年北
崖老人根据高丽时人李茗所著《震域游记》编撰的,但是一般认为是近代大倧教徒
所撰伪书。书中感叹朝鲜儒学者沉湎于事大主义,缺乏自主意识,主张联合清举行
北伐,恢复旧疆。该书最早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 1925年崔国述所撰《檀典要
义》第一次引用了此书。
近代大倧教徒编撰的《檀祖事考》、《神檀实记》、《神檀民史》和《倍达族历史》
等也常被引用,因为大倧教本身即以檀君崇拜为基本内容,近代民族主义史学者申
采浩、朴殷植也都与大倧教有关系。《檀祖事考》是金教献与柳瑾、朴殷植一起主
持编撰的,其余三部也为金教献所著,金教献在1916年成为大倧教的第二代教主。
金教献在《神檀民史》中也认为在倍达时代之前还存在着一个神市时代,并将鲜
卑、靺鞨、渤海、辽、金等的历史也都作为韩国史,在《倍达族历史》中又将清朝历史
作为韩国史。这些观点对当时的民族主义史学者和后来的在野史学者产生了很大
的影响。朝鲜是实际存在过的韩国古代国家,凡是主张檀君是神话人物的历史学者,都被在
野史学者批判为事大、殖民史学者。文定昌认为韩国本来拥有20多万卷史书,其中大多数是有关檀君朝鲜等古代史的书籍,但被日本帝国主义销毁了。尽管史料
缺乏,高濬焕仍然认为他复原了檀君朝鲜的全部历史。高濬焕强调,檀君朝鲜不是
神话,而是实际存在的民族国家,并将檀君朝鲜与高句丽、渤海连接起来。经过朴
正熙政府的努力,檀君和檀君朝鲜的存在已经迅速成为国民共识。
至于在檀君朝鲜之前是否存在桓国时代或神市时代,在野史学者中也有不同
看法,然相信者居多,而且认为它们合在一起组成韩国史的三圣朝时代。高濬焕认
为在檀君朝鲜之前还有一个倍达国时代,而蚩尤天皇是倍达国的第14代天皇。蚩
尤天皇与中国的黄帝在涿逐鹿展开73次战争,蚩尤全部取得胜利,成为东洋霸
主。① 更有在野史学者指出,韩民族自桓国时代开始就建立了几乎统治着整个欧
亚大陆的大帝国,所以韩民族是世界文明的创始者,韩民族是世界人类的母体。
无论是在檀君史观上,还是对三国,乃至高丽和朝鲜的历史认识上,在野史学
者都表现出强烈的大陆史观。在野史学者认为韩民族的历史舞台在中国大陆,将
那些以朝鲜半岛为韩民族历史舞台的历史观点批评为“半岛史观”。在他们看来,
半岛史观与日本殖民史学的半岛性格论相关,所以大陆史观与半岛史观的对立其
实是“半岛屈从史”和“大陆光荣史”的对照,所以高濬焕主张韩国应抛弃“二千年
半岛的败北史”,找回“半万年大陆的光荣史”。②
这种大陆史观不仅相信所谓桓国、倍达国和檀君朝鲜曾经统治着中国大陆的
全部或一部分,甚至认为马韩、弁韩、辰韩也在中国大陆,是为“大陆三韩说”;或者
认为高句丽、新罗、百济也都在中国大陆,是为“大陆三国说”;甚至有韩国在野史
学者认为高丽、朝鲜也都曾在中国大陆,提出所谓“大陆高丽说”和“大陆朝鲜说”。
李重宰是“大陆三国说”的主要倡导者。他认为所谓新罗定都庆州是日本帝
国主义捏造的,其实从古朝鲜到三韩、高句丽、百济、新罗,甚至到高丽时期,伟大的
白衣民族、倍达子孙都是中原大陆的主人,一直统治、控制着中原大陆。③ 最早打
通丝绸之路的也是新罗。最后高丽被明朝所灭,而出生于河南的李成桂于1427年
坐船到了朝鲜半岛的黄海道海州,建立了李氏朝鲜。在此之前朝鲜半岛还是一片
荒芜,没有国家和地方行政体系,只有少数平民生活在这里。郑龙石支持李重宰的
观点,认为庆州这一地名本身就是敬顺王投降高丽时才出现的,庆州是新罗的千年
古都这一说法是根据殖民史观捏造的。新罗根本不在朝鲜半岛,而在中国大陆,所
谓庆州吐含山其实位于安徽省南边的含山县。④ 吴在成、林均泽也都是“大陆三国说”的支持者。林均泽在其2007年出版的《韩国史》中也认为高句丽、新罗和百济
都在中国大陆,过去将高句丽、新罗和百济领土局限于朝鲜半岛的看法是受亲日史
学影响的结果。
当然也有在野史学者认为新罗、百济虽然在中国建国,后来迁到了朝鲜半岛,
或者认为新罗、百济在朝鲜半岛建国,后来将势力扩展到中国大陆。后一种观点最
早为申采浩等早期民族主义史学者所提倡,后来为高濬焕、金圣昊等在野史学者所
继承。高濬焕强调高句丽和百济对中国的殖民。金圣昊也强调百济对中国的殖
民,甚至认为如今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侨也都是百济的后裔。①
郑龙石是“大陆高丽说”的主要倡导者,他通过《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证明高丽郑龙石是“大陆高丽说”的主要倡导者,他通过《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证明高丽
在中国大陆,徐兢出使高丽所到的地方不在朝鲜半岛,而在澳门;元朝军队征伐日
本的前进基地不在朝鲜半岛,而在广西的合浦。② 至于“大陆朝鲜说”,保守者认为
朝鲜的首都在汉阳,而领土延伸到中国大陆。激进者认为朝鲜的首都自始至终都
在中国大陆,朝鲜半岛从古朝鲜到近世李氏朝鲜,都与韩民族没有任何关系,现在
关于朝鲜历史发生于朝鲜半岛的史书都是近代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伪造的,
甚至认为景福宫也是日本帝国主义伪造的。金种润就是一位持这种主张的在野史
学者,他认为后金(清)两次侵犯朝鲜的战争,以及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战争都不
是发生在朝鲜半岛,而是发生在中国大陆,发生在朝鲜半岛的说法都是捏造的。直
到近代,朝鲜是比清朝更大的国家,而日本帝国主义把辉煌的大陆朝鲜史改变为半
岛朝鲜史。③
从上述内容可知,韩国在野史学者所主张的大陆史观与中国关系密切。从种族
来说,不少在野史学者也像金教献和近代民族主义史学者那样,将中国北方民族合并
到韩民族之内,试图以“神檀民族”作为东亚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主体。明知大学
社会教育院教授吴正润即主张将北方民族史纳入韩国史,建立大韩国史。东夷史观
则将中国古书上所说的东夷与韩民族视为同一民族,所以东夷族是朝鲜民族的祖先,
东夷文化就是韩国的文化,东夷历史是韩国的历史。东沈伯纲认为中国的东夷与朝
鲜半岛的东夷是同一民族,所以东方文化的根源不是汉族而是韩安浩相自1971年
以来强调孔子属于东夷族血统,他在1987年出版的《国家历史五千年》一书中论证
孔子为东夷之人。因为殷商是东部族或东夷族建立的王朝,孔子是春秋时期宋人,而
宋人是殷人后裔,同时韩国人是东夷族的后裔,所以孔子是韩国人。④
从疆域来说,不少在野史学者相信桓国和倍达国的疆域在中国大陆,有的认为族。那些主张汉字在中国大陆东部沿海地区或东北地区,而有的认为在西部,后来逐渐迁移到中原地
区。他们还试图证明汉四郡不在朝鲜半岛,而位于中国辽宁省或河北省一带,从而
推出古朝鲜的疆域也在中国大陆。禹实夏强调辽河文明与檀君的关系,例如,他认
为红山文化是檀君神话中熊女族的文化, ①试图以此来证明《桓檀古记》和《揆园史
话》的正确性。具吉洙(音译)根据对《天符经》②的解读得出结论认为,韩民族的
起源不在朝鲜半岛,而在中国大陆。③ 他提议韩国应该搞一个“逆东北工程”,证明
中国大陆过去是古朝鲜和高句丽的领土。④
从文化层面来说,高濬焕提出了韩民族汉字创制说,具吉洙(音译)也认为汉
字起源于古朝鲜发明的神志鹿图篆字, ⑤崔在仁则主张,中国东北地区的文明是亚
细亚族的祖先肃慎留下来的文化,并由此发展出中国黄河文明。⑥ 在韩国甑山道
学生会张贴的一张海报中,将韩国设定为世界四大古文明的发祥地,认为桓国曾统
治着以天山为中心的欧亚大陆,一支向西迁移,创造了古埃及文明和巴比伦文明;
一支向西南迁移,创造了古印度文明;一支向东南迁移,创造了黄河文明;一支向东
迁移,建立了桓雄的倍达国;还有一支向东北方向迁移,最后到了美洲。
在国际关系层面,《桓檀古记》将中国古代国家视为韩民族古代国家的属国,后
来在野史学者对这种观点也进一步加以发挥。李重宰认为,韩民族是人类祖先三苗
族的后裔,在公元前8936年盘古桓因最早建立了国家。中国的三皇五帝都是韩民族
的祖先,周也是韩民族的国家,韩国历史上的三国就是周的封国晋分裂而成的韩、魏、
赵三国。⑦ 金珊瑚则认为,伏羲、少典、九黎、青丘(蚩尤天皇)、殷、鲜卑、燕、契丹
(辽)、金、蒙古、大清帝国都是韩民族征服中国后建立的、对中国进行殖民统治的国
家。⑧ 他还认为,黄帝是蚩尤天皇时的官名,轩辕为反抗倍达韩国的殖民统治而发动
战争,结果被蚩尤天皇所打败,蚩尤天皇任命轩辕为黄帝,相当于诸侯。⑨
近年来,韩国在野史学发展较为迅速,尤其是在网络、影视等新媒体作用下,影
响迅速扩大。目前,韩国在野史学者非常活跃,他们不仅出版书籍,发表论文,还举
办各种民族史培训班。
现在,韩国史学界也不能忽视在野史学的存在。2005年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
召开的“古朝鲜史的诸问题”学术讨论会,邀请高濬焕等三位在野史学者发表论
文,又请正统讲坛史学者进行评论。与过去历史学专家发表论文,而在野史学者进
行评论的情况正好相反。大学内非主流讲坛史学者也在增多,在野史学者的部分
观点已逐渐为正规学术机构所接受。
目前,在野史学已经同部分民众结合起来,形成一股社会力量。“正确我国历
史市民连带”、“历史文化市民连带”和“国学运动市民联合”等市民团体相继成立。
2007年,尹乃铉在研究报告中建议韩国政府对在野史学的研究提供资助。①
在野史学者的一个基本宗旨就是通过改写韩国历史,消除一般韩国人脑海中
朝鲜曾为中国属国的历史记忆,将此视为日本帝国主义宣扬的殖民史观的流毒。
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要改写韩国历史和中国历史,而且宣传是中国和日本隐瞒、歪
曲和捏造了韩国历史,从而导致韩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发生很大变化,这是目前部分
韩国人错误认识中国和韩国的根源所在。大陆史观培养了许多韩国人病态的大陆
欲,他们迷信《桓檀古记》,梦想着恢复《桓檀古记》所说的韩民族曾经拥有的大陆
领土。国立昌原大学法学系教授崔镕基号召韩国人以顽强的意志恢复韩国失去的
领土。② 有韩国学者主张韩国在统一朝鲜半岛之后,增强国力,收复失去的大陆疆
土和海洋,使失去了一千多年的东北亚重新成为韩国人的经济圈、生活圈和文化
圈,实现真正的世界化。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