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薛理泰：盛世危言：中国周边危机四伏时间（强烈推荐含泪 ...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4 21:31:22
1月2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发表国情咨文时指出：“我无法接受美国成为二等国家。”他在讲话中两次提到中国时，是把中国作为正面例子给予引证的。外界解读时，或谓奥巴马不能接受退居世界第二的前景，实际上是给中国下了竞争的挑战书。
对奥巴马这番表态还应该想深一层。对内说来，他是在激励美国民众加紧从金融海啸的余波中脱身而出，永远高居第一；对外而言，更贴切地说，他的潜台词或许是“我们绝不能让中国当世界老大”。
就经济总量而言，2009年中国GDP可能超过日本（今年2月日本数据公布），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况且，近年中国军力也呈现快速发展的势头。世人往往认为中国国力也是世界第二了。这可能是奥巴马对美国可能退居世界第二的前景引起担忧甚至抗拒心理的缘由，也是中国民众以至不少官员沾沾自喜的由来。
中国“居二”定位给予反华口实
最近中国社科院发布2010年《国际形势黄皮书》，称中国综合国力排名世界第七，军力却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中国权威的学术机构作出这项最新评估，给予外界的印象无非是通过中国官方自己的口径，坐实了西方世界有关“中国威胁论”的说法，印证了首倡或者笃信这个说法的西方战略家确实是先知先觉。
美国政治学者克莱因认为，综合国力由物质和精神两个要素组成，物质要素包括基本实体（Critical Mass，指人口和领土面积）、经济实力（Economic Capability，指国民生产总值和战略资源等因素）和军事实力（Military Capability），精神要素包括战略目标（Strategic Purpose）和追逐国家战略的意志（Will to Pursue National Strategy）。克莱因还提出了一个具体计算综合国力的方程式。
克氏方程式仅适用于工业时代。在信息时代，信息产品及其功效犹如水银泻地，渗透社会、经济各个层面，而各种实体的作用远不如过去明显，克氏方程式就不甚适用了。早在海湾战争爆发时，许多教授、专家基于克氏方程式及其他模式，推算美国同伊拉克交战的难度，结果纷纷跌破眼镜，就是一例。
即使按照克氏方程式计算，中国综合国力也不至于低下至全球第七名。如果根据黄皮书的排名，中国综合国力仅第七名，中国军费占据GDP的份额又相当低，以综合国力中可以量化的因素来衡量，军力怎么可能高达全球第二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这本黄皮书在评估中国军力时，仍然着重于军费、人员、装备这三项内容，据说“只计算了量的指标，未考虑到质的因素”。尤其是涉及军力的各项评估，脱离了质量，仅讲究数量，还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仅举一个浅显易懂的例子，说明黄皮书在对中国军力进行排名时犯了拟于不伦的错误。如所周知，在一场高科技局部战争中，空军、海军突击力量起着至关重要、甚至是左右战局的作用。迄今中国空军主战飞机及其发动机多从俄罗斯进口（仅飞豹采用的是英国研制的发动机）。至于另一个技术军种海军，情况大抵也是这样，至少在数年前，凡是性能先进的水面舰只和常规潜艇，几乎悉数购自俄罗斯。离开俄罗斯供货，中国空、海军，尤其是空军，持续作战力便无从谈起。既然如此，中国军力又怎么可能超过俄罗斯呢？
加之，核力量和导弹核潜艇在中国军力中占据了不小的分量。这两种终极性武器系统在一场高科技局部战争中根本无法使用。假如就实战性和实用性而言，扣除了这两种武器系统，则中国打一场高科技局部战争，可以凭借的军力更不如外界印象中的那样强大。
从大战略的角度看问题，谈到这本黄皮书的不良后果，一是印证了“中国威胁论”言之有据；二是助长了部分民众的虚骄之气，拉高了他们对北京领导人施政的期望值。
今年社科院承担重大课题，撰写这本黄皮书，出现若干纰漏。以后撰写时不妨慎重一些。
日、印“能而示之不能”
《孙子兵法》有“能而示之不能”的警句。一个大国在崛起的过程中，面临怀有敌意的周边环境，在相当长的阶段内，“能而示之不能”的做法，有其必要性。“韬光养晦”，此之谓也。
这方面，日本政府的工作做得比较好，有可取之处。在《报刊文摘》上曾见中国原驻日经济参赞唐淳风的一篇调研报告，报告指出日本高官、财经巨子反复对外界强调，日本经济低迷不振，“财政濒临崩溃！”他查证以后发现，日本年经济增长率比中国还要高，失业率也远比政府公布的要低。日本银行进行贷款重组之后，真正的坏账率微乎其微。然而，日本政府出于战略需要，却尽量对外公布“坏的”数据，给外界留下日本经济濒临崩溃的假象。
几位印度专家先后来到笔者所在的研究中心学习时，经常同笔者交谈。他们认为，印度在崛起的过程中，迟早会遭遇目前中国面临的窘境。印度有几条对策：其一是在国际上保持低调，对外打交道时多谈本国面临的困难，尽量争取外援；其二是任凭中国挺在前面顶着，成为众矢之的，自己悄悄地增强综合国力，并且利用西方世界出于对中国崛起的畏惧而迁就印度的心理，为本国谋取利益；其三是决不迎合西方世界企图拉拢印度整垮中国的战略企图，除了不希望与中国为敌以致中国在印度与巴基斯坦对峙中给印度添乱，主要着眼点是一旦中国被整垮了，接下来就轮到印度挨整了。
同日本、印度立场相比，中国许多官员缺乏战略观念，又出于各级政府强调政绩表现以及吸引外资的需要，对于国情及经济数据，打肿脸充胖子，“不能而示之能”。他们的所作所为在客观上是替“中国威胁论”推波助澜。
衡量国力的真正指标
评估本国综合国力大小时，既不能一厢情愿，也不能脱离客观实际，更不能揠苗助长。否则，难免助长民众虚骄之气，忘乎所以。其危害性是隐性的，负面后果发生时将是严重的。平时，民众会对政府求全责备，寄予不切实际的期望值；直面危机时，民众会对政府决策掣肘，干扰政府最佳决策的出台。
按照国际政治学，如何衡量综合国力大小，存在若干说法，公认的标准则不出数条。简言之，主要是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军事实力、战略水平以及国民的凝聚力。以下是衡量这些方面的重要指标：
经济实力
GPD要素的构成、对未来产业导向和定型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的要素的含量、GDP数值的稳定性和人均GDP的数值。
此外，尤其在评估某国综合国力在其处理国际军事危机时的支撑能力时，经济和战略资源对外依存度起着十分重要的指标性作用。说白了，亦即该国直面一场军事危机时，其经济结构是否能够承受大进大出局面的崩溃以及战时经济是否具有发展的后劲。
科技实力：国家累年对原创性科技开发和教育的重视程度，每年国家在科技开发和教育上的投资额度，以及本国科技界在引领世界新一轮产业革命中是否起到重要的作用。
军事实力
军事硬实力指国家军事科技、工业的创新能力，空－天一体化作战能力，军事指挥中心能否高效运转，主要战略方向的战场建设，未来是否具有向既定战区大规模地迅速投掷军力的能力等。
军事软实力指本国军方的战争理念是否符合未来战争的要求，国家安全战略、军事战略及战略指导方针是否具有前瞻性，民众是否具有尚武精神，军队是否具备足够的战争经验和高昂的士气。
战略水平
可以区别为国家领导层筹划战略和谋略时的水平。一般说来，战略如同“正道”、“常法”，指规划长期的、根本性的方略；谋略等同“诡道”、“变法”，尤指针对性强的及时划策及体现在执行政策上的能力。一项战略具有比较高的水平，必须兼顾紧迫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要旨不外乎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
中国是战略和谋略的策源地。至今《孙子兵法》犹在西方军界脍炙人口，美国军人勤学不辍，朗朗上口，就是一例。作为合乎逻辑的推理，中国战略界应该具有比较高的谋略水平，而当今中央集权的政体也给政府提供了高效率地将谋略转化为行动的可能性。
国民凝聚力
民众在内政﹑外交政策上基本达成一致的认识﹐亦即“上下同欲”。这是一个强国在崛起过程中的先决条件。古人说的“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主要是指通过行政手段以达到加强民众凝聚力的效果。目前，民众凝聚力是中国的一个弱项。
在当今时代，排他性、唯一性的宗教观念，如基督教、YSL教，在加强民众凝聚力方面收效似乎比行政手段更为明显。值得警觉的是，基督教、YSL教成为可能对中国崛起构成挑战的国际政治实体的宗教支撑力量。
在现代国际政治中，上述各条是衡量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大小的指标。这些指标在衡量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时，起着普世公认的、持久的作用，尤其在具有军事性质的国际危机中，成为评估这个国家危机处理能力的客观标准。
GDP高不意味着经济强国
撇开上述要素，仅以GDP总量衡量综合国力，则大谬而不然。一个国家GDP总量大，仅说明是经济大国，并不意味着经济强国，更不是衡量该国处理国际危机时赖以支撑国家决策的综合国力的一条基本标准。
2009年中国GDP的增长主要靠政府投下巨资以及金融界放宽贷款额度予以牵引的。当时中央政府制定这条经济政策，着眼点是因时制宜，显然是权宜之计。既然这条政策不是由于经济发展规律推动所致，犹如打强心针一般，收效必然具有时间性的限制，今后不免难乎为继。
在那个特定阶段，其他发达的工业国家也采取了类似的政策。不过，那些国家财政能力不足，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相当有限，自然不能像中国政府那样取得刺激经济成长的明显效果。
话说回来，中国经济因受到刺激而增长，则在刺激因素的力度大幅度消退以后，经济也有可能迅速滑坡，尤其是在房地产泡沫化加剧的前提下，这种可能性不能低估。至于这种黯淡前景在何时可能成为现实，有一个参照标准，即距离房地产业蓬勃发展的起点越远，则距离经济高速发展的势头受挫的临界点就越近，因为在此期间经济畸形膨胀带来的负面因素必然越积越多。
中国GDP的支柱产业是房地产上下游产业和各式日用品产业等。当一场严峻的国际军事危机甚至一场战争降临在国人面前的话，这些产业是无从转化为支撑中央政府决策的国防力量的。
在房地产价格扶摇直上时获利的既得利益阶层，在应付来自国内的政治压力时，固然是政府决策的支持者，可是，在对付来自境外的强大的政治、军事压力时，却未必会与政府共赴国难了。相反，在房地产价格飞涨中赚得盆满钵满的商业巨擘和社会各界精英，不少人在平日只图赚钱自肥，罔顾公益，在危机中多半会一边散布失败主义，一边自谋后路，在局势逆转时则可能摇身一变，成为大大小小的“维持会”的社会基础。这个判断不是专门针对现状，只是概括历朝历代的现象而发出的感慨而已。
1月2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发表国情咨文时指出：“我无法接受美国成为二等国家。”他在讲话中两次提到中国时，是把中国作为正面例子给予引证的。外界解读时，或谓奥巴马不能接受退居世界第二的前景，实际上是给中国下了竞争的挑战书。
对奥巴马这番表态还应该想深一层。对内说来，他是在激励美国民众加紧从金融海啸的余波中脱身而出，永远高居第一；对外而言，更贴切地说，他的潜台词或许是“我们绝不能让中国当世界老大”。
就经济总量而言，2009年中国GDP可能超过日本（今年2月日本数据公布），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况且，近年中国军力也呈现快速发展的势头。世人往往认为中国国力也是世界第二了。这可能是奥巴马对美国可能退居世界第二的前景引起担忧甚至抗拒心理的缘由，也是中国民众以至不少官员沾沾自喜的由来。
中国“居二”定位给予反华口实
最近中国社科院发布2010年《国际形势黄皮书》，称中国综合国力排名世界第七，军力却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中国权威的学术机构作出这项最新评估，给予外界的印象无非是通过中国官方自己的口径，坐实了西方世界有关“中国威胁论”的说法，印证了首倡或者笃信这个说法的西方战略家确实是先知先觉。
美国政治学者克莱因认为，综合国力由物质和精神两个要素组成，物质要素包括基本实体（Critical Mass，指人口和领土面积）、经济实力（Economic Capability，指国民生产总值和战略资源等因素）和军事实力（Military Capability），精神要素包括战略目标（Strategic Purpose）和追逐国家战略的意志（Will to Pursue National Strategy）。克莱因还提出了一个具体计算综合国力的方程式。
克氏方程式仅适用于工业时代。在信息时代，信息产品及其功效犹如水银泻地，渗透社会、经济各个层面，而各种实体的作用远不如过去明显，克氏方程式就不甚适用了。早在海湾战争爆发时，许多教授、专家基于克氏方程式及其他模式，推算美国同伊拉克交战的难度，结果纷纷跌破眼镜，就是一例。
即使按照克氏方程式计算，中国综合国力也不至于低下至全球第七名。如果根据黄皮书的排名，中国综合国力仅第七名，中国军费占据GDP的份额又相当低，以综合国力中可以量化的因素来衡量，军力怎么可能高达全球第二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这本黄皮书在评估中国军力时，仍然着重于军费、人员、装备这三项内容，据说“只计算了量的指标，未考虑到质的因素”。尤其是涉及军力的各项评估，脱离了质量，仅讲究数量，还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仅举一个浅显易懂的例子，说明黄皮书在对中国军力进行排名时犯了拟于不伦的错误。如所周知，在一场高科技局部战争中，空军、海军突击力量起着至关重要、甚至是左右战局的作用。迄今中国空军主战飞机及其发动机多从俄罗斯进口（仅飞豹采用的是英国研制的发动机）。至于另一个技术军种海军，情况大抵也是这样，至少在数年前，凡是性能先进的水面舰只和常规潜艇，几乎悉数购自俄罗斯。离开俄罗斯供货，中国空、海军，尤其是空军，持续作战力便无从谈起。既然如此，中国军力又怎么可能超过俄罗斯呢？
加之，核力量和导弹核潜艇在中国军力中占据了不小的分量。这两种终极性武器系统在一场高科技局部战争中根本无法使用。假如就实战性和实用性而言，扣除了这两种武器系统，则中国打一场高科技局部战争，可以凭借的军力更不如外界印象中的那样强大。
从大战略的角度看问题，谈到这本黄皮书的不良后果，一是印证了“中国威胁论”言之有据；二是助长了部分民众的虚骄之气，拉高了他们对北京领导人施政的期望值。
今年社科院承担重大课题，撰写这本黄皮书，出现若干纰漏。以后撰写时不妨慎重一些。
日、印“能而示之不能”
《孙子兵法》有“能而示之不能”的警句。一个大国在崛起的过程中，面临怀有敌意的周边环境，在相当长的阶段内，“能而示之不能”的做法，有其必要性。“韬光养晦”，此之谓也。
这方面，日本政府的工作做得比较好，有可取之处。在《报刊文摘》上曾见中国原驻日经济参赞唐淳风的一篇调研报告，报告指出日本高官、财经巨子反复对外界强调，日本经济低迷不振，“财政濒临崩溃！”他查证以后发现，日本年经济增长率比中国还要高，失业率也远比政府公布的要低。日本银行进行贷款重组之后，真正的坏账率微乎其微。然而，日本政府出于战略需要，却尽量对外公布“坏的”数据，给外界留下日本经济濒临崩溃的假象。
几位印度专家先后来到笔者所在的研究中心学习时，经常同笔者交谈。他们认为，印度在崛起的过程中，迟早会遭遇目前中国面临的窘境。印度有几条对策：其一是在国际上保持低调，对外打交道时多谈本国面临的困难，尽量争取外援；其二是任凭中国挺在前面顶着，成为众矢之的，自己悄悄地增强综合国力，并且利用西方世界出于对中国崛起的畏惧而迁就印度的心理，为本国谋取利益；其三是决不迎合西方世界企图拉拢印度整垮中国的战略企图，除了不希望与中国为敌以致中国在印度与巴基斯坦对峙中给印度添乱，主要着眼点是一旦中国被整垮了，接下来就轮到印度挨整了。
同日本、印度立场相比，中国许多官员缺乏战略观念，又出于各级政府强调政绩表现以及吸引外资的需要，对于国情及经济数据，打肿脸充胖子，“不能而示之能”。他们的所作所为在客观上是替“中国威胁论”推波助澜。
衡量国力的真正指标
评估本国综合国力大小时，既不能一厢情愿，也不能脱离客观实际，更不能揠苗助长。否则，难免助长民众虚骄之气，忘乎所以。其危害性是隐性的，负面后果发生时将是严重的。平时，民众会对政府求全责备，寄予不切实际的期望值；直面危机时，民众会对政府决策掣肘，干扰政府最佳决策的出台。
按照国际政治学，如何衡量综合国力大小，存在若干说法，公认的标准则不出数条。简言之，主要是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军事实力、战略水平以及国民的凝聚力。以下是衡量这些方面的重要指标：
经济实力
GPD要素的构成、对未来产业导向和定型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的要素的含量、GDP数值的稳定性和人均GDP的数值。
此外，尤其在评估某国综合国力在其处理国际军事危机时的支撑能力时，经济和战略资源对外依存度起着十分重要的指标性作用。说白了，亦即该国直面一场军事危机时，其经济结构是否能够承受大进大出局面的崩溃以及战时经济是否具有发展的后劲。
科技实力：国家累年对原创性科技开发和教育的重视程度，每年国家在科技开发和教育上的投资额度，以及本国科技界在引领世界新一轮产业革命中是否起到重要的作用。
军事实力
军事硬实力指国家军事科技、工业的创新能力，空－天一体化作战能力，军事指挥中心能否高效运转，主要战略方向的战场建设，未来是否具有向既定战区大规模地迅速投掷军力的能力等。
军事软实力指本国军方的战争理念是否符合未来战争的要求，国家安全战略、军事战略及战略指导方针是否具有前瞻性，民众是否具有尚武精神，军队是否具备足够的战争经验和高昂的士气。
战略水平
可以区别为国家领导层筹划战略和谋略时的水平。一般说来，战略如同“正道”、“常法”，指规划长期的、根本性的方略；谋略等同“诡道”、“变法”，尤指针对性强的及时划策及体现在执行政策上的能力。一项战略具有比较高的水平，必须兼顾紧迫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要旨不外乎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
中国是战略和谋略的策源地。至今《孙子兵法》犹在西方军界脍炙人口，美国军人勤学不辍，朗朗上口，就是一例。作为合乎逻辑的推理，中国战略界应该具有比较高的谋略水平，而当今中央集权的政体也给政府提供了高效率地将谋略转化为行动的可能性。
国民凝聚力
民众在内政﹑外交政策上基本达成一致的认识﹐亦即“上下同欲”。这是一个强国在崛起过程中的先决条件。古人说的“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主要是指通过行政手段以达到加强民众凝聚力的效果。目前，民众凝聚力是中国的一个弱项。
在当今时代，排他性、唯一性的宗教观念，如基督教、YSL教，在加强民众凝聚力方面收效似乎比行政手段更为明显。值得警觉的是，基督教、YSL教成为可能对中国崛起构成挑战的国际政治实体的宗教支撑力量。
在现代国际政治中，上述各条是衡量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大小的指标。这些指标在衡量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时，起着普世公认的、持久的作用，尤其在具有军事性质的国际危机中，成为评估这个国家危机处理能力的客观标准。
GDP高不意味着经济强国
撇开上述要素，仅以GDP总量衡量综合国力，则大谬而不然。一个国家GDP总量大，仅说明是经济大国，并不意味着经济强国，更不是衡量该国处理国际危机时赖以支撑国家决策的综合国力的一条基本标准。
2009年中国GDP的增长主要靠政府投下巨资以及金融界放宽贷款额度予以牵引的。当时中央政府制定这条经济政策，着眼点是因时制宜，显然是权宜之计。既然这条政策不是由于经济发展规律推动所致，犹如打强心针一般，收效必然具有时间性的限制，今后不免难乎为继。
在那个特定阶段，其他发达的工业国家也采取了类似的政策。不过，那些国家财政能力不足，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相当有限，自然不能像中国政府那样取得刺激经济成长的明显效果。
话说回来，中国经济因受到刺激而增长，则在刺激因素的力度大幅度消退以后，经济也有可能迅速滑坡，尤其是在房地产泡沫化加剧的前提下，这种可能性不能低估。至于这种黯淡前景在何时可能成为现实，有一个参照标准，即距离房地产业蓬勃发展的起点越远，则距离经济高速发展的势头受挫的临界点就越近，因为在此期间经济畸形膨胀带来的负面因素必然越积越多。
中国GDP的支柱产业是房地产上下游产业和各式日用品产业等。当一场严峻的国际军事危机甚至一场战争降临在国人面前的话，这些产业是无从转化为支撑中央政府决策的国防力量的。
在房地产价格扶摇直上时获利的既得利益阶层，在应付来自国内的政治压力时，固然是政府决策的支持者，可是，在对付来自境外的强大的政治、军事压力时，却未必会与政府共赴国难了。相反，在房地产价格飞涨中赚得盆满钵满的商业巨擘和社会各界精英，不少人在平日只图赚钱自肥，罔顾公益，在危机中多半会一边散布失败主义，一边自谋后路，在局势逆转时则可能摇身一变，成为大大小小的“维持会”的社会基础。这个判断不是专门针对现状，只是概括历朝历代的现象而发出的感慨而已。
中国盛世屡次功败垂成
自古至今，至少在中国涉及的国家或者政治集团之间的军事斗争中，GDP总量对遏制战争的爆发以及左右战争的结局方面，似乎并没有起过决定性的作用。盛世功败垂成的先例，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读者不妨以史为鉴，思索一番。
先谈谈成吉思汗在蒙古崛起的史实。在成吉思汗及其后代的擘划下，蒙古铁骑在席卷欧亚两大洲的过程中，灭掉了许多强国。远处的不说，仅在中国及其周边地区，就有花剌子模、金国、南宋、西夏等国。
成吉思汗时期，蒙古尚处于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论社会制度的优越性，显然周边国家超越蒙古甚多，却成批地被蒙古征服。假若单论GDP，恐怕蒙古不及这些国家的百分之一。可见，在残酷无情的军事斗争中，GDP不能成为衡量综合国力的决定性的标准，这条规律古已有之。
接下来回顾近代史实。清朝自康熙、乾隆盛世以后，迭经嘉庆、道光两朝，文恬武嬉，渐呈颓势。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若论GDP，大清国是英国的五六倍之多。中国军队人数众多，却无从集中在关键战区，在战争的具体节点上使不上力量。至于中国军队武器装备的窳劣，就更不用说了。英国军队始终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英国军队仅凭木帆船在海上航行时的机动性，加上“船坚炮利”的长处，就重挫了中国。英国逼迫中国签订了《南京条约》。
1860年，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交战后期。当时英、法两国GDP仍然逊于中国，却组织联军4000人进犯京畿地区。僧格林沁率领满、蒙精锐部队二万余人据守八里桥，尽管蒙古骑兵奋勇作战，毕竟不敌近代火器的威力，结果匹马不返。于是，北京沦陷。英、法逼迫中国签订了《北京条约》。稍早，1858年，俄国乘英、法联军攻陷大沽口之际，强迫清廷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中国把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让给了俄国。
其后，清朝平定了太平军、捻军掀起的内乱，沿海各省锐意兴办洋务，近代工业开始在中国蓬勃发展。李鸿章等人创办了北洋水师，从欧洲进口了不少铁甲炮舰。单从硬件评估，北洋舰队似乎比日本舰队更为强大。当时，中国百业兴旺，远非前阶段半壁江山沦于内乱的情况可比，史称“同光（同治、光绪）中兴”。中国朝野甚至不少西方人都认为中国正在崛起矣，殆无疑义。
1893年，近代思想家郑观应出版了《盛世危言》，内容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文教、军事、外交等领域。在一片“盛世”、“崛起”的乐观氛围中，郑氏可谓众醉独醒。他在书中直言，中国必须在多方面进行改革，才能真正富强起来，否则，正如书名指出的那样，盛世可能毁于一旦。《盛世危言》刊行后，有人把它进呈光绪皇帝。光绪命总署印2000本分发各省有关部门。
但此举无法挽回清举国上下沉迷于盛世、崛起的幻觉。而日本却不稍懈怠，厉行改革，整军经武，决心在击败中国以后，崛起于东亚。当年日本GDP不如中国远甚。鉴于中国官场暮气沉沉，腐败孳生，败象毕现，其国内识者认为中国恐非日本对手。果然，1894年，《盛世危言》面世甫一年，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覆灭，中国军队又在陆路遭到惨败，日军直逼京畿要害。最终日本横刀夺爱，清廷被迫割让台湾给日本，又赔偿给日本二亿三千万两白银，成为一段痛史。
危机阶段的国力要素
始自第一次鸦片战争，迄止清朝覆灭，尽管中国GDP不落后于他国，在同列强的迭次战争中，却屡战屡败，最终无非是同敌国签订城下之盟，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究其原因，恐怕不能全部归诸于敌国“船坚炮利”的因素而已。若论产业基础和社会意识形态，当年外国列强毕竟已经超出大清国数个世代了。
有鉴于此，衡量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时，不能高估GDP总量的作用。重温一下“落后就要挨打”的警句。这里说的“落后”，其实不是指社会形态，甚至也不是指经济实力，而是主要指民众的观念落伍和领导层的战略误判。试问：处在竞争激烈的国际社会中，观念落伍和战略误判了，能幸免挨打的局面吗？
再说现代史实。1949年之前，1927年至1936年是民国时代经济发展最快速的十年。1936年，是民国时代经济发展的顶峰，比较一下GDP，中国仍然超出日本甚多。当时中国国内政治也日趋稳定。截至1930年代中期，国民政府又密锣紧鼓地从德国大批进口了军事装备和物资，并组建了若干个德械师，准备在稍后用于遏制日本大举侵华的企图。
东京懔于中国综合国力发展之势头，怕错失侵华的时机，是其在1937年决定锐意侵华的考量之一。但尽管当年中国GDP超出日本，经济发展势不可遏，却没有起到慑止日本大规模侵华的作用。
由此可见，盛世之毁，诚转瞬间之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日世事扑朔迷离，前途崎岖，凡事从最坏处做准备，总无害有益。
放目全球，举世滔滔。就世事驳杂纷乱而言，颇令人有一种置身于范围扩大了的春秋乱世的感觉。既然中国正在试图崛起，外部敌对力量自然会竭力遏制中国的崛起，包括军事斗争在内的巨大考验可能还在后边。基于此，尤其对中国官员而言，奢谈以房地产和日用品为支柱产业的中国GDP总量位居世界第二，又有什么积极的意义呢？
在国际事务驳杂纷乱的时代，在危机酝酿过程中，两个假想敌国怒目相向，作势搏斗之际，评估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要素，这时GDP所能起到的作用更不能同太平盛世相比。
倘若高估中国经济位居世界第二的意义，并且津津乐道，乐此不疲，不惟无益，反而有害。过去毛泽东告诫周围的人：“敌存灭祸，敌去招过。”确实是他多年处理诡秘复杂的政务时的经验之谈。
西方将合力对付中国
姑且不说中国GDP未来能否长期稳居“老二”的地位，也不谈以房地产、日用品为主要支柱的中国GDP结构是否合理，也不论GDP畸形膨胀能否持久地支撑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的国际地位（对此，笔者是不持认同态度的），本文基于战略视野，着重论述一下即使中国名副其实地成了“老二”，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又意味着什么。说得直截了当，在上自中央下至民间欠缺危机意识，在大战略层面又缺乏因时制宜的对策的情况下，以“老二”自居，恐非国家之福。
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针对中国的表态，其实集中反映了近年美国高层渐趋一致的对待中国崛起的后果的一种共识。倘若中国果真坐稳了“老二”的席位，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势必会得出一个结论，即中国不久将成为苏联的翻版，是同美国争霸的又一个超级大国。这是不以北京领导人信誓旦旦的解释为转移的。
今年1月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访问印度时说，美国希望和中国举行“冷战式”的核裁军谈判，以避免未来可能发生的军事对抗。他指出，当年美、苏就削减战略武器举行谈判为减少双方误判起到了重要作用，现在与中国进行类似的对话，“符合全球安全的利益”。少数中国学者认为，盖茨的意向证实了华盛顿已经接受了中国未来成为超级军事大国的现实。恐怕这是盲目乐观了。玩味一下美国军政要人前后发表的声明，说到底，盖茨这番谈话无非印证了华盛顿即将把中国视为必须认真对付的“老二”的战略定位而已。
据报载，美国空军首席科学家达姆获得美国空军参谋长施瓦茨上将的支持，率领一个团队研究未来20年美国空军的发展重点。不久前，这个团队挑选出四个假想敌，依次是中国、YSL极端势力、“失败国家”和俄国。达姆表示，他之所以把中国列为这四个假想敌之首，是鉴于中国“最具备成为一个超级大国的潜力”。美国空军集中体现了美国的军事爆发力，未来对外作战时，恰如中国空军对国家赋予的使命的认识，也必然是“首战使用，全程使用”。美国空军的这个结论，不是凭空得出的，显然同它盘点未来作战使命时的考量不无关系。
2月1日，美国国防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出炉。该报告称中国正在大力研制中程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以及配备尖端武器的潜艇，中国也在不断加强远程反导、电子和网络攻击能力。该报告将中国列为美国重点防范的对象。报告声称今后美军将着重加强海、空协调能力，为多次、多形式冲突做准备。
据若干中国知名学者评论，同五角大楼在2006年发布的同类报告相比，这份防务评估报告语调缓和了不少。又说，报告中强调的“远程打击”、“海空协调”似乎不是专门针对像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如此判断似乎过于乐观了。
美国前国防部长伦斯菲尔德主政时，力主缩小陆军规模、增强海空军远程打击力量，并为此成立了转型办公室。当时他的政策的基本立足点就是如何有效因应中国在台海地区发动的军事攻击。此事一查旧新闻就知，何用置疑。基于此，针对中国的“远程打击”、“海空协调”等项措施由来已久，如今只是强调而已。
2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发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的同时，还发表了《弹道导弹防御评估报告》。这篇报告多处提到中国，并且把俄、中两国列为能够对美国本土发动核打击的仅有的国家，声称将“密切地注视中国导弹能力的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美国军方业已把中国列为其主要防范对象。美国对中国作为未来最大敌国的战略定位，几近呼之欲出。可见，在中国居于“老二”地位的因素的作祟之下，美国只会加深对中国的敌意。
历史上“老大”容不得“老二”
无论中国史上，还是世界史上，假若一个政权或者一个国家坐稳了“老二”的席位，又朝着“老大”的地位急起直追，即使“老大”、“老二”同属一个阵营，因为涉及切身利益的再分配，又牵涉到“尊严”、“权力”，最终双方高层不容退让，“实逼处此”，恐怕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在所难免。
一部世界史或者一部冷战史，无非揭示一个客观事实：小则在一个地理区域，大则在全球范围，举凡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层面的斗争，主要都是环绕着“老大”、“老二”之间不惜代价地展开。结果很难善了，无非成王败寇，以一方被彻底击败告终。
远的暂且不说，仅举一百多年以来的历史为例。普鲁士宰相俾斯麦在德意志邦联内部诸邦的统一过程中，为了清除绊脚石，先后在1864年、1866年、1870年战败丹麦、奥匈帝国和法国。1871年，德意志诸邦真正统一以后，德意志帝国终告成立。其后，德国整军经武，国力益强，在世界强国中跃居“老二”，国势浸浸乎直逼英国。一次大战前，英国稳坐“世界老大”的席位久矣，自然不甘退居其次。这是一次大战爆发的背景中的一个主要层面。
二次大战也是一个翻版。大战前，希特勒德国猛然崛起，德意志民族的爆发力喷欲出，希氏挟持民意，锐意对外扩张势力。于是，希特勒德国对英国、法国操纵的世界秩序提出了挑战（当时美国实行孤立主义，自外于英、法为主的世界秩序体系）。在欧洲列强纵横捭阖之下，以德国、意大利为一方，英、法为另一方，两大阵营隐然成形，以至二次大战终于爆发。
环顾当年国际形势，英、德、法等国的国体、政体容有差异，社会、经济制度却相仿，又都属于一个大的民族范畴。然而，“老大”着眼于维持既得利益，“老二”为了打破既定格局，两者尚且兵刃相见，拼个你死我活。其义无他，势所然也。史实斑斑可考，其理昭然。
二次大战结束以后，冷战时代到来。西方世界开始对苏联全力围堵。固然两大阵营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的冲突因素，从国际政治格局着眼，其根本原因，却是美国认为苏联已经成为“老二”，是同美国争霸的另一个超级大国，对美国的世界领袖的地位构成了挑战。
以当年美、苏争霸之烈，如果不是热核武器已经问世，双方不能承受核大战的惨重后果，恐怕第三次世界大战早已爆发了。尽管如此，在将近半个世纪中，西方世界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层面，对苏联锲而不舍地实行“分进合击”，孜孜不倦，不稍懈怠。数十年于兹矣，苏联终于一朝崩溃。
崛起的大国即崛起的威胁
这方面，唯一的例外是在英国和美国之间转让“老大”地位的和平过程。英国把“老大”地位转让给美国的方式，恰如中国远古时代尧、舜、禹之间的禅让，内心抗拒不大，方式也和平。
英、美之间的“禅让”也有若干个前提：一是二战结束以后，英国创巨痛深，元气斫丧，而美国乘势崛起，席卷方张，两国力量失衡，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二是英、美主体人种、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完全相同，英国凭借“英美特殊关系”，才能在战后独树一帜，对欧洲和世界维持相当大的影响力；三是苏联与欧、美政治制度迥异，战后在欧洲崛起，处理国际事务时咄咄逼人，西欧国家犹如芒刺在背，也要借助美国的实力地位，以遏制苏联阵营的扩张，当时美国势力如日中天，于是也就当仁不让。这就是“老大”地位在英、美之间完成和平“禅让”的国际大背景。
反求诸今日状况，美国、中国之间狭义的双边关系以及中国同西方世界广义的多边关系，日后均会经历剧烈的互动、变动。清夜拊心，视野远移，发人深省。
西方政治家评判正在崛起的某个国家是否会构成威胁，是基于该国即将拥有的综合国力，而不是该国领导层在某个时段的主观意向。综合国力客观存在，能为其在未来可能制造的麻烦或者造成的灾难提供可行手段，而领导层最终的意向则是捉摸不定的，领导人更迭即可能出现大幅度的变化。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又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还是一个在亚太地区极有影响力的核大国。西方政治家可能认为，中国在这三个基础上崛起，不久以后必然成为一个能与美国争锋的超级大国。这就是西方国家关于“中国威胁论”的立论依据。简言之，他们只是担心中国崛起的后果，而不是崛起的方式。
西方流行一种说法，即“崛起的大国就意味着崛起的威胁”。对于正在崛起的大国，现存国际政治格局的既得利益者就是这么看待的。这是客观现实，不以国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中国易成众矢之的
相对而言，中国官员、学者却总是试图仅从中国崛起的方式是和平的角度去解释，显然是一厢情愿。岂非低估了西方战略家的智慧？就笔者历年以来同外国专家交谈的体会而言，如此说辞及做法，无异缘木求鱼。当前“中国威胁论”的阴霾越来越浓重，欲求“消祸于无形，防患于未然”，无视迫近的威胁，而一味诉诸于解释中国崛起的方式是和平的，岂可得乎？
对此，中国官员不能掉以轻心。尤其在今日，正值中国试图崛起然而尚未完成崛起的阶段，过去周恩来强调“外交无小事”的原则，更有指导意义。反其道而行之，徒逞口舌之快，无非是自己在为“中国威胁论”推波助澜，可能激起负面的连锁效应，最终是在国际舞台上形格势禁，不啻作茧自缚。
如果坐上“老二”席位的是与“老大”对立的力量，还有不能不予以考虑的一层隐忧。处在“老三”、“老四”的位子上，无论“老大”还是“老二”，都不至于视之为非要去之而后快的对象。然而，“老二”却往往成为众矢之的，不但“老大”视为眼中钉，在“老大”策动之下，连“老三”、“老四”、“老五”都会群起而攻之。
一次大战之前，位居“老大”的英国面临“老二”德国的紧逼，不是联合“老三（法国）”、“老四（沙俄）”同“老二”兵刃相见了吗？二次大战之前，英国为了应付“老二”希特勒德国的逼宫，不是如法炮制，联合“老三（法国）”、“老四（苏联）”同“老二”血战沙场了吗？回顾冷战时代，“老大”美国不是联合“老二”苏联以外的世界强国，倾力对“老二”实行围堵了吗？ 追溯史实，这个推断屡试不爽。
在今日，亚太地区为数不少的国家对中国怀有不友善的态度。一旦发生剧烈的国际风波，这些国家的立场实在耐人寻味，在多数情况下，它们或者“选边站”，出头启衅，或者加入反华大合唱，摇旗呐喊。届时隔岸观火、幸灾乐祸者，就算对华态度“友好”了。如此，中国的对立面就不仅是“老大”、“老三”、“老四”，而是包括“老八”、“老九”以及未入流的国际社会的小角色了。
如果在国际政治格局中，“老大”是一个强势的霸权国家，则“老大”在防范“老二”崛起的因应措施中，必然以强悍的姿态频频出招。当今美国是否一个强势的“老大”，殆无疑义。据此观之，一旦西方世界作出了中国已经处于强势“老二”的地位并且迟早将取“老大”美国而代之的战略定位，则中国必然会面临一连串的严峻挑战。
中国崛起面临的挑战
接下来，评估一下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可能面临的严峻挑战，其中有些挑战根本是无法逾越的。笔者胪陈这些挑战如下：
第一，大国崛起必须跨过国家统一这道坎。
有哪个强国在崛起过程中，尚未实现国家的统一？更别说超级大国的崛起了。昔日普鲁士铁血宰相俾斯麦凭借武力，运用谋略，大胆而又巧妙地利用国际纠纷和有利时机，费时十年之后，方才完成德意志诸邦的统一。德意志诸邦统一完成之后，德意志帝国之崛起才告发轫。此即一例。日本帝国之崛起，也是类似情况。
台湾处于第一、第二岛链的中央位置，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完全可能成为国际敌对势力遏制中国的一枚战略性棋子，牵一发而动全身，迫使北京进退维谷。在跨越这道坎之前，中国的崛起决不会成为现实；而一旦两岸爆发战争，中国崛起的愿景即会受到重挫。这个愿景只有在国家和平统一的框架中才能实现。然而，断言在短期内统一在望，毕竟还不现实。两岸和平统一的契机的出现，可能还要等待一段时日。
第二，水资源污染又奇缺。
大如一个国家，小若一个地区，充足的水资源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即使财力雄厚、科技发达如美国，在其国内水资源贫乏的地区，迄今经济发展举步维艰，以至有些地区索性放弃发展规划了。中国水资源奇缺，人均淡水拥有量仅是世界人均值的五分之一，南北分布和季节降雨又极不平衡，今后必然是制约中国经济持续性发展的一个瓶颈。
中国600多个大、中型城市中，约400个城市供水不足，110个城市严重缺水。目前中国70%的人口饮用水依赖地下水，农业灌溉用水的40%依赖地下水。中国164个地区地下水资源已经被严重污染，同时还被过度抽取。
试问：环顾世界史，又有哪个国家崛起成为超级大国或者长期主宰某个地区霸权的强国，其70%的人口饮用水严重依赖于受到污染的地下水的？
第三，战略资源仰人鼻息。
中国每年炼钢需要的四亿多吨铁矿砂中，过半数来自澳洲和巴西，优质精矿砂几乎全部购自国外；去年中国消耗3.88亿吨原油，其中51.3%购自国外，原油对外依存度每年都以2个百分点的速度向上攀升。中国土地污染面积超过1000万公顷。最严重的是中国1/5的耕地已经遭到重金属污染，每年因此减产粮食1000多万吨。近年中国在包括粮食在内的农产品上对国外供应渠道的依赖度日益扩大，每年农产品纯进口量二三千万吨。不久以后，中国粮食供应量缺口可能达到四五千万吨。由此可见，中国战略资源及口粮对外依存度之巨。
当年美国崛起过程中，铁矿砂、石油这两项战略原料的对外依存度可以忽略不计，而苏联只有输出没有输入（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虽然苏联从国外大批进口工业、技术设备，战略原料却不仰人鼻息）；至于农产品，这两国只有输出或者很少输入。
如果一个大国处在由怀有敌意的大国联盟主导世界政治格局的情势下，则这个大国在崛起的过程中不能过分依赖海外战略资源和口粮的供应。当前中国恰恰受制于外。
第四，负面因素抵消GDP值。
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材料，中国因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和群体性抗争事件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六；由于环境污染造成的综合损失以及将用于在各城市建设治理环境污染的各种配套工程所需的款项，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况且，计划不周以及出于部门、个人利益而导致的建了拆、拆了又建以及反复装修、重复添置生产线，也带来了经济损失。这种“吃祖宗饭，造子孙孽”的现象，目前主要影响到国民财富“存量”的实际增长，未来也会左右经济持续增长的势头，直接影响到国民财富的年“增量”。因此，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的估计不宜盲目乐观。
第五，民众凝聚力不足。
有哪个强国在崛起过程中，民众在内政、外交政策上没有达成基本一致的认识，亦即“上下同欲”？这是一个强国能平地崛起的基本条件。只要中国政府和民众上下同欲，不要说今日中国综合国力上了几个台阶，就是半个世纪之前，世界上也没有哪一种力量足以撼动北京对整个中国的统治。近年大陆群体性抗争浪潮此伏彼起，政治暗潮在地表之下激荡涌动，内乱似乎正在酝酿阶段。在可以预期的将来，就紧迫性和危害性而言，内乱可能超过了外患，发展趋向亦即内乱导入外患，或者外患激起内乱，或者两者交替影响，兼而有之。孔子权衡内乱和外患之间的关系时说过，“季氏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这句话放在今日，也是颇有启发意义的。
目前中国民众“仇官、仇富”的心态在逐渐蔓延。在群体性抗争事件中，动辄数万人参加，其中绝大多数人同该事件没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却竞相投入这类事件，无非说明中国国内唯恐天下不乱之徒在急剧增加。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国内矛盾可能会聚焦，是群体性抗争事件的高发期。在国内形成“上下同欲”的局面之前，欲求国家崛起，似乎不切实际。
第六，大进大出格局经受不住危机检验。
繁忙的出入口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国内政治稳定至关重要。目前国际海上通道仰赖美国海、空军保护，大进大出的经济格局得以维持。姑且别说战争的考验，单说一场全面的军事危机，恐怕北京就承受不住检验。
一旦美国及其盟国与中国处于敌对状态，实行局部或者全面封锁，大进大出的经济格局崩溃，外患促成内忧，难免会触发沉潜已久的国内矛盾，国内矛盾急剧凸显，这就是中国不可承受之重。简言之，这是因为在可以预期的将来，中国综合国力尚不足以支撑北京直面一场严峻的国际军事危机的检验。中国崛起的过程势必是在已经拥有更强大的海、空军的前提下完成。此前，无从侈谈崛起。
第七，族群冲突伤筋动骨。
中国若干少数族群同汉族之间由于历史原因产生的长期矛盾不易消除和化解。尤其是在大西北，近年宗教极端势力、恐怖势力又利用族群矛盾，谋取政治利益，出现政治宗教化、宗教政治化的局面，呈现死结无解的症结。又有甚者，民族分离主义组织还加强同境外宗教极端势力、恐怖势力的勾连，源源不断地获得精神鼓励和物质资助。目前它们正蓄势待发。一旦外国政治势力介入，彼辈即蠢蠢欲动。中国国内族群矛盾之尖锐，各大国中不多见。
一旦中国爆发族群冲突，往轻处说，会牵扯国民经济发展；往重处说，难免牵连半壁江山（读者若有兴趣，不妨参阅民国时期回族青年领袖马仲英起兵，规模不大，却牵连整个大西北达数年之久的历史）。这个基本国情未来势必制约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壮大。
第八，政治动荡隐患未除。
中国历史上向来有中央集权政府权力失控后，军阀崛起互相打内战的传统。邓小平强调“稳定压倒一切”时指出，假如中国发生政治大动荡，“必然会爆发内战，血流成河……”这确实不是危言耸听。
中国迄今尚未建立一种大多数民众接受的政治体制，国内政治稳定性尚不如印度。中国一党长期执政，难免积怨甚多，诚所谓厝火积薪，未来可能受到多方位、多层次的挑战。未来中国朝野如何分享政治权力，难免争执不下，存在武力冲突介入的可能性。况且，具有号召力的反对党付诸阙如，在大动乱爆发之际，亦无从收拾残局。“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暴民政治或许会充斥一时。在中国建立一种大多数民众接受的政治体制的道路是漫长的，局势急剧逆转的可能性不能简单地予以排除。这种情势也会中断中国崛起的进程。
第九，周边关系难以突破。
美国、苏联作为二次大战的战胜国，相继崛起成为超级大国时，外部国际环境提供了可行性，况且，周边众多国家比较弱小，受到这两个大国的影响也比较巨大。美国、苏联崛起之际，周边国家未曾给予过大的牵掣。而中国的周边环境却不能与之相比。
即使与同样处于崛起过程中的印度相比，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不容乐观。印度同美国、欧盟、日本、俄国等的关系远比中国来得和谐。印度不但没有成为众矢之的，还能够从这些强国取得尖端技术。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也远不如印度。印度至少在南亚处于无人敢于挑战的境地。一旦中国同美国的关系破裂，别说欧洲各个强国，甚至包括日本、韩国、印度、越南、俄罗斯在内的邻国都会先后启衅，提出主权、领土等要求。即使在平静的年代，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也难以从这些邻国寻找突破口。这又是制约中国崛起的一个不利的外部因素。
第十，来自“老大”的遏制力。
美国及其盟国正在强化对中国进行遏制的手段，在中国周边“打桩布局”。近年美国在对中国交替使用遏制与接触的过程中，更加强调遏制的一面。美国怵于有朝一日中国崛起以后势必会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构成威胁，已经开始同日本、印度等国配合，逐步采取了因应措施。
所谓中国稳居“老二”的误判，促使美国高估了中国迅速发展中的综合国力以及过于严重地估计了中国崛起以后对美国造成的不利后果。美中关系沿着恶性方向发展，尽管不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在主客观因素互动之下，却是很有可能出现的。这才是为患最烈的遏制中国崛起的不利因素。
读者看完这一章节，对于未来中国崛起成为一个与美国相颉颃的超级大国的过程中将面临的严峻挑战，或许有所领悟了。
自古至今，至少在中国涉及的国家或者政治集团之间的军事斗争中，GDP总量对遏制战争的爆发以及左右战争的结局方面，似乎并没有起过决定性的作用。盛世功败垂成的先例，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读者不妨以史为鉴，思索一番。
先谈谈成吉思汗在蒙古崛起的史实。在成吉思汗及其后代的擘划下，蒙古铁骑在席卷欧亚两大洲的过程中，灭掉了许多强国。远处的不说，仅在中国及其周边地区，就有花剌子模、金国、南宋、西夏等国。
成吉思汗时期，蒙古尚处于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论社会制度的优越性，显然周边国家超越蒙古甚多，却成批地被蒙古征服。假若单论GDP，恐怕蒙古不及这些国家的百分之一。可见，在残酷无情的军事斗争中，GDP不能成为衡量综合国力的决定性的标准，这条规律古已有之。
接下来回顾近代史实。清朝自康熙、乾隆盛世以后，迭经嘉庆、道光两朝，文恬武嬉，渐呈颓势。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若论GDP，大清国是英国的五六倍之多。中国军队人数众多，却无从集中在关键战区，在战争的具体节点上使不上力量。至于中国军队武器装备的窳劣，就更不用说了。英国军队始终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英国军队仅凭木帆船在海上航行时的机动性，加上“船坚炮利”的长处，就重挫了中国。英国逼迫中国签订了《南京条约》。
1860年，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交战后期。当时英、法两国GDP仍然逊于中国，却组织联军4000人进犯京畿地区。僧格林沁率领满、蒙精锐部队二万余人据守八里桥，尽管蒙古骑兵奋勇作战，毕竟不敌近代火器的威力，结果匹马不返。于是，北京沦陷。英、法逼迫中国签订了《北京条约》。稍早，1858年，俄国乘英、法联军攻陷大沽口之际，强迫清廷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中国把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让给了俄国。
其后，清朝平定了太平军、捻军掀起的内乱，沿海各省锐意兴办洋务，近代工业开始在中国蓬勃发展。李鸿章等人创办了北洋水师，从欧洲进口了不少铁甲炮舰。单从硬件评估，北洋舰队似乎比日本舰队更为强大。当时，中国百业兴旺，远非前阶段半壁江山沦于内乱的情况可比，史称“同光（同治、光绪）中兴”。中国朝野甚至不少西方人都认为中国正在崛起矣，殆无疑义。
1893年，近代思想家郑观应出版了《盛世危言》，内容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文教、军事、外交等领域。在一片“盛世”、“崛起”的乐观氛围中，郑氏可谓众醉独醒。他在书中直言，中国必须在多方面进行改革，才能真正富强起来，否则，正如书名指出的那样，盛世可能毁于一旦。《盛世危言》刊行后，有人把它进呈光绪皇帝。光绪命总署印2000本分发各省有关部门。
但此举无法挽回清举国上下沉迷于盛世、崛起的幻觉。而日本却不稍懈怠，厉行改革，整军经武，决心在击败中国以后，崛起于东亚。当年日本GDP不如中国远甚。鉴于中国官场暮气沉沉，腐败孳生，败象毕现，其国内识者认为中国恐非日本对手。果然，1894年，《盛世危言》面世甫一年，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覆灭，中国军队又在陆路遭到惨败，日军直逼京畿要害。最终日本横刀夺爱，清廷被迫割让台湾给日本，又赔偿给日本二亿三千万两白银，成为一段痛史。
危机阶段的国力要素
始自第一次鸦片战争，迄止清朝覆灭，尽管中国GDP不落后于他国，在同列强的迭次战争中，却屡战屡败，最终无非是同敌国签订城下之盟，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究其原因，恐怕不能全部归诸于敌国“船坚炮利”的因素而已。若论产业基础和社会意识形态，当年外国列强毕竟已经超出大清国数个世代了。
有鉴于此，衡量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时，不能高估GDP总量的作用。重温一下“落后就要挨打”的警句。这里说的“落后”，其实不是指社会形态，甚至也不是指经济实力，而是主要指民众的观念落伍和领导层的战略误判。试问：处在竞争激烈的国际社会中，观念落伍和战略误判了，能幸免挨打的局面吗？
再说现代史实。1949年之前，1927年至1936年是民国时代经济发展最快速的十年。1936年，是民国时代经济发展的顶峰，比较一下GDP，中国仍然超出日本甚多。当时中国国内政治也日趋稳定。截至1930年代中期，国民政府又密锣紧鼓地从德国大批进口了军事装备和物资，并组建了若干个德械师，准备在稍后用于遏制日本大举侵华的企图。
东京懔于中国综合国力发展之势头，怕错失侵华的时机，是其在1937年决定锐意侵华的考量之一。但尽管当年中国GDP超出日本，经济发展势不可遏，却没有起到慑止日本大规模侵华的作用。
由此可见，盛世之毁，诚转瞬间之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日世事扑朔迷离，前途崎岖，凡事从最坏处做准备，总无害有益。
放目全球，举世滔滔。就世事驳杂纷乱而言，颇令人有一种置身于范围扩大了的春秋乱世的感觉。既然中国正在试图崛起，外部敌对力量自然会竭力遏制中国的崛起，包括军事斗争在内的巨大考验可能还在后边。基于此，尤其对中国官员而言，奢谈以房地产和日用品为支柱产业的中国GDP总量位居世界第二，又有什么积极的意义呢？
在国际事务驳杂纷乱的时代，在危机酝酿过程中，两个假想敌国怒目相向，作势搏斗之际，评估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要素，这时GDP所能起到的作用更不能同太平盛世相比。
倘若高估中国经济位居世界第二的意义，并且津津乐道，乐此不疲，不惟无益，反而有害。过去毛泽东告诫周围的人：“敌存灭祸，敌去招过。”确实是他多年处理诡秘复杂的政务时的经验之谈。
西方将合力对付中国
姑且不说中国GDP未来能否长期稳居“老二”的地位，也不谈以房地产、日用品为主要支柱的中国GDP结构是否合理，也不论GDP畸形膨胀能否持久地支撑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的国际地位（对此，笔者是不持认同态度的），本文基于战略视野，着重论述一下即使中国名副其实地成了“老二”，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又意味着什么。说得直截了当，在上自中央下至民间欠缺危机意识，在大战略层面又缺乏因时制宜的对策的情况下，以“老二”自居，恐非国家之福。
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针对中国的表态，其实集中反映了近年美国高层渐趋一致的对待中国崛起的后果的一种共识。倘若中国果真坐稳了“老二”的席位，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势必会得出一个结论，即中国不久将成为苏联的翻版，是同美国争霸的又一个超级大国。这是不以北京领导人信誓旦旦的解释为转移的。
今年1月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访问印度时说，美国希望和中国举行“冷战式”的核裁军谈判，以避免未来可能发生的军事对抗。他指出，当年美、苏就削减战略武器举行谈判为减少双方误判起到了重要作用，现在与中国进行类似的对话，“符合全球安全的利益”。少数中国学者认为，盖茨的意向证实了华盛顿已经接受了中国未来成为超级军事大国的现实。恐怕这是盲目乐观了。玩味一下美国军政要人前后发表的声明，说到底，盖茨这番谈话无非印证了华盛顿即将把中国视为必须认真对付的“老二”的战略定位而已。
据报载，美国空军首席科学家达姆获得美国空军参谋长施瓦茨上将的支持，率领一个团队研究未来20年美国空军的发展重点。不久前，这个团队挑选出四个假想敌，依次是中国、YSL极端势力、“失败国家”和俄国。达姆表示，他之所以把中国列为这四个假想敌之首，是鉴于中国“最具备成为一个超级大国的潜力”。美国空军集中体现了美国的军事爆发力，未来对外作战时，恰如中国空军对国家赋予的使命的认识，也必然是“首战使用，全程使用”。美国空军的这个结论，不是凭空得出的，显然同它盘点未来作战使命时的考量不无关系。
2月1日，美国国防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出炉。该报告称中国正在大力研制中程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以及配备尖端武器的潜艇，中国也在不断加强远程反导、电子和网络攻击能力。该报告将中国列为美国重点防范的对象。报告声称今后美军将着重加强海、空协调能力，为多次、多形式冲突做准备。
据若干中国知名学者评论，同五角大楼在2006年发布的同类报告相比，这份防务评估报告语调缓和了不少。又说，报告中强调的“远程打击”、“海空协调”似乎不是专门针对像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如此判断似乎过于乐观了。
美国前国防部长伦斯菲尔德主政时，力主缩小陆军规模、增强海空军远程打击力量，并为此成立了转型办公室。当时他的政策的基本立足点就是如何有效因应中国在台海地区发动的军事攻击。此事一查旧新闻就知，何用置疑。基于此，针对中国的“远程打击”、“海空协调”等项措施由来已久，如今只是强调而已。
2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发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的同时，还发表了《弹道导弹防御评估报告》。这篇报告多处提到中国，并且把俄、中两国列为能够对美国本土发动核打击的仅有的国家，声称将“密切地注视中国导弹能力的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美国军方业已把中国列为其主要防范对象。美国对中国作为未来最大敌国的战略定位，几近呼之欲出。可见，在中国居于“老二”地位的因素的作祟之下，美国只会加深对中国的敌意。
历史上“老大”容不得“老二”
无论中国史上，还是世界史上，假若一个政权或者一个国家坐稳了“老二”的席位，又朝着“老大”的地位急起直追，即使“老大”、“老二”同属一个阵营，因为涉及切身利益的再分配，又牵涉到“尊严”、“权力”，最终双方高层不容退让，“实逼处此”，恐怕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在所难免。
一部世界史或者一部冷战史，无非揭示一个客观事实：小则在一个地理区域，大则在全球范围，举凡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层面的斗争，主要都是环绕着“老大”、“老二”之间不惜代价地展开。结果很难善了，无非成王败寇，以一方被彻底击败告终。
远的暂且不说，仅举一百多年以来的历史为例。普鲁士宰相俾斯麦在德意志邦联内部诸邦的统一过程中，为了清除绊脚石，先后在1864年、1866年、1870年战败丹麦、奥匈帝国和法国。1871年，德意志诸邦真正统一以后，德意志帝国终告成立。其后，德国整军经武，国力益强，在世界强国中跃居“老二”，国势浸浸乎直逼英国。一次大战前，英国稳坐“世界老大”的席位久矣，自然不甘退居其次。这是一次大战爆发的背景中的一个主要层面。
二次大战也是一个翻版。大战前，希特勒德国猛然崛起，德意志民族的爆发力喷欲出，希氏挟持民意，锐意对外扩张势力。于是，希特勒德国对英国、法国操纵的世界秩序提出了挑战（当时美国实行孤立主义，自外于英、法为主的世界秩序体系）。在欧洲列强纵横捭阖之下，以德国、意大利为一方，英、法为另一方，两大阵营隐然成形，以至二次大战终于爆发。
环顾当年国际形势，英、德、法等国的国体、政体容有差异，社会、经济制度却相仿，又都属于一个大的民族范畴。然而，“老大”着眼于维持既得利益，“老二”为了打破既定格局，两者尚且兵刃相见，拼个你死我活。其义无他，势所然也。史实斑斑可考，其理昭然。
二次大战结束以后，冷战时代到来。西方世界开始对苏联全力围堵。固然两大阵营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的冲突因素，从国际政治格局着眼，其根本原因，却是美国认为苏联已经成为“老二”，是同美国争霸的另一个超级大国，对美国的世界领袖的地位构成了挑战。
以当年美、苏争霸之烈，如果不是热核武器已经问世，双方不能承受核大战的惨重后果，恐怕第三次世界大战早已爆发了。尽管如此，在将近半个世纪中，西方世界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层面，对苏联锲而不舍地实行“分进合击”，孜孜不倦，不稍懈怠。数十年于兹矣，苏联终于一朝崩溃。
崛起的大国即崛起的威胁
这方面，唯一的例外是在英国和美国之间转让“老大”地位的和平过程。英国把“老大”地位转让给美国的方式，恰如中国远古时代尧、舜、禹之间的禅让，内心抗拒不大，方式也和平。
英、美之间的“禅让”也有若干个前提：一是二战结束以后，英国创巨痛深，元气斫丧，而美国乘势崛起，席卷方张，两国力量失衡，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二是英、美主体人种、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完全相同，英国凭借“英美特殊关系”，才能在战后独树一帜，对欧洲和世界维持相当大的影响力；三是苏联与欧、美政治制度迥异，战后在欧洲崛起，处理国际事务时咄咄逼人，西欧国家犹如芒刺在背，也要借助美国的实力地位，以遏制苏联阵营的扩张，当时美国势力如日中天，于是也就当仁不让。这就是“老大”地位在英、美之间完成和平“禅让”的国际大背景。
反求诸今日状况，美国、中国之间狭义的双边关系以及中国同西方世界广义的多边关系，日后均会经历剧烈的互动、变动。清夜拊心，视野远移，发人深省。
西方政治家评判正在崛起的某个国家是否会构成威胁，是基于该国即将拥有的综合国力，而不是该国领导层在某个时段的主观意向。综合国力客观存在，能为其在未来可能制造的麻烦或者造成的灾难提供可行手段，而领导层最终的意向则是捉摸不定的，领导人更迭即可能出现大幅度的变化。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又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还是一个在亚太地区极有影响力的核大国。西方政治家可能认为，中国在这三个基础上崛起，不久以后必然成为一个能与美国争锋的超级大国。这就是西方国家关于“中国威胁论”的立论依据。简言之，他们只是担心中国崛起的后果，而不是崛起的方式。
西方流行一种说法，即“崛起的大国就意味着崛起的威胁”。对于正在崛起的大国，现存国际政治格局的既得利益者就是这么看待的。这是客观现实，不以国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中国易成众矢之的
相对而言，中国官员、学者却总是试图仅从中国崛起的方式是和平的角度去解释，显然是一厢情愿。岂非低估了西方战略家的智慧？就笔者历年以来同外国专家交谈的体会而言，如此说辞及做法，无异缘木求鱼。当前“中国威胁论”的阴霾越来越浓重，欲求“消祸于无形，防患于未然”，无视迫近的威胁，而一味诉诸于解释中国崛起的方式是和平的，岂可得乎？
对此，中国官员不能掉以轻心。尤其在今日，正值中国试图崛起然而尚未完成崛起的阶段，过去周恩来强调“外交无小事”的原则，更有指导意义。反其道而行之，徒逞口舌之快，无非是自己在为“中国威胁论”推波助澜，可能激起负面的连锁效应，最终是在国际舞台上形格势禁，不啻作茧自缚。
如果坐上“老二”席位的是与“老大”对立的力量，还有不能不予以考虑的一层隐忧。处在“老三”、“老四”的位子上，无论“老大”还是“老二”，都不至于视之为非要去之而后快的对象。然而，“老二”却往往成为众矢之的，不但“老大”视为眼中钉，在“老大”策动之下，连“老三”、“老四”、“老五”都会群起而攻之。
一次大战之前，位居“老大”的英国面临“老二”德国的紧逼，不是联合“老三（法国）”、“老四（沙俄）”同“老二”兵刃相见了吗？二次大战之前，英国为了应付“老二”希特勒德国的逼宫，不是如法炮制，联合“老三（法国）”、“老四（苏联）”同“老二”血战沙场了吗？回顾冷战时代，“老大”美国不是联合“老二”苏联以外的世界强国，倾力对“老二”实行围堵了吗？ 追溯史实，这个推断屡试不爽。
在今日，亚太地区为数不少的国家对中国怀有不友善的态度。一旦发生剧烈的国际风波，这些国家的立场实在耐人寻味，在多数情况下，它们或者“选边站”，出头启衅，或者加入反华大合唱，摇旗呐喊。届时隔岸观火、幸灾乐祸者，就算对华态度“友好”了。如此，中国的对立面就不仅是“老大”、“老三”、“老四”，而是包括“老八”、“老九”以及未入流的国际社会的小角色了。
如果在国际政治格局中，“老大”是一个强势的霸权国家，则“老大”在防范“老二”崛起的因应措施中，必然以强悍的姿态频频出招。当今美国是否一个强势的“老大”，殆无疑义。据此观之，一旦西方世界作出了中国已经处于强势“老二”的地位并且迟早将取“老大”美国而代之的战略定位，则中国必然会面临一连串的严峻挑战。
中国崛起面临的挑战
接下来，评估一下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可能面临的严峻挑战，其中有些挑战根本是无法逾越的。笔者胪陈这些挑战如下：
第一，大国崛起必须跨过国家统一这道坎。
有哪个强国在崛起过程中，尚未实现国家的统一？更别说超级大国的崛起了。昔日普鲁士铁血宰相俾斯麦凭借武力，运用谋略，大胆而又巧妙地利用国际纠纷和有利时机，费时十年之后，方才完成德意志诸邦的统一。德意志诸邦统一完成之后，德意志帝国之崛起才告发轫。此即一例。日本帝国之崛起，也是类似情况。
台湾处于第一、第二岛链的中央位置，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完全可能成为国际敌对势力遏制中国的一枚战略性棋子，牵一发而动全身，迫使北京进退维谷。在跨越这道坎之前，中国的崛起决不会成为现实；而一旦两岸爆发战争，中国崛起的愿景即会受到重挫。这个愿景只有在国家和平统一的框架中才能实现。然而，断言在短期内统一在望，毕竟还不现实。两岸和平统一的契机的出现，可能还要等待一段时日。
第二，水资源污染又奇缺。
大如一个国家，小若一个地区，充足的水资源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即使财力雄厚、科技发达如美国，在其国内水资源贫乏的地区，迄今经济发展举步维艰，以至有些地区索性放弃发展规划了。中国水资源奇缺，人均淡水拥有量仅是世界人均值的五分之一，南北分布和季节降雨又极不平衡，今后必然是制约中国经济持续性发展的一个瓶颈。
中国600多个大、中型城市中，约400个城市供水不足，110个城市严重缺水。目前中国70%的人口饮用水依赖地下水，农业灌溉用水的40%依赖地下水。中国164个地区地下水资源已经被严重污染，同时还被过度抽取。
试问：环顾世界史，又有哪个国家崛起成为超级大国或者长期主宰某个地区霸权的强国，其70%的人口饮用水严重依赖于受到污染的地下水的？
第三，战略资源仰人鼻息。
中国每年炼钢需要的四亿多吨铁矿砂中，过半数来自澳洲和巴西，优质精矿砂几乎全部购自国外；去年中国消耗3.88亿吨原油，其中51.3%购自国外，原油对外依存度每年都以2个百分点的速度向上攀升。中国土地污染面积超过1000万公顷。最严重的是中国1/5的耕地已经遭到重金属污染，每年因此减产粮食1000多万吨。近年中国在包括粮食在内的农产品上对国外供应渠道的依赖度日益扩大，每年农产品纯进口量二三千万吨。不久以后，中国粮食供应量缺口可能达到四五千万吨。由此可见，中国战略资源及口粮对外依存度之巨。
当年美国崛起过程中，铁矿砂、石油这两项战略原料的对外依存度可以忽略不计，而苏联只有输出没有输入（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虽然苏联从国外大批进口工业、技术设备，战略原料却不仰人鼻息）；至于农产品，这两国只有输出或者很少输入。
如果一个大国处在由怀有敌意的大国联盟主导世界政治格局的情势下，则这个大国在崛起的过程中不能过分依赖海外战略资源和口粮的供应。当前中国恰恰受制于外。
第四，负面因素抵消GDP值。
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材料，中国因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和群体性抗争事件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六；由于环境污染造成的综合损失以及将用于在各城市建设治理环境污染的各种配套工程所需的款项，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况且，计划不周以及出于部门、个人利益而导致的建了拆、拆了又建以及反复装修、重复添置生产线，也带来了经济损失。这种“吃祖宗饭，造子孙孽”的现象，目前主要影响到国民财富“存量”的实际增长，未来也会左右经济持续增长的势头，直接影响到国民财富的年“增量”。因此，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的估计不宜盲目乐观。
第五，民众凝聚力不足。
有哪个强国在崛起过程中，民众在内政、外交政策上没有达成基本一致的认识，亦即“上下同欲”？这是一个强国能平地崛起的基本条件。只要中国政府和民众上下同欲，不要说今日中国综合国力上了几个台阶，就是半个世纪之前，世界上也没有哪一种力量足以撼动北京对整个中国的统治。近年大陆群体性抗争浪潮此伏彼起，政治暗潮在地表之下激荡涌动，内乱似乎正在酝酿阶段。在可以预期的将来，就紧迫性和危害性而言，内乱可能超过了外患，发展趋向亦即内乱导入外患，或者外患激起内乱，或者两者交替影响，兼而有之。孔子权衡内乱和外患之间的关系时说过，“季氏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这句话放在今日，也是颇有启发意义的。
目前中国民众“仇官、仇富”的心态在逐渐蔓延。在群体性抗争事件中，动辄数万人参加，其中绝大多数人同该事件没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却竞相投入这类事件，无非说明中国国内唯恐天下不乱之徒在急剧增加。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国内矛盾可能会聚焦，是群体性抗争事件的高发期。在国内形成“上下同欲”的局面之前，欲求国家崛起，似乎不切实际。
第六，大进大出格局经受不住危机检验。
繁忙的出入口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国内政治稳定至关重要。目前国际海上通道仰赖美国海、空军保护，大进大出的经济格局得以维持。姑且别说战争的考验，单说一场全面的军事危机，恐怕北京就承受不住检验。
一旦美国及其盟国与中国处于敌对状态，实行局部或者全面封锁，大进大出的经济格局崩溃，外患促成内忧，难免会触发沉潜已久的国内矛盾，国内矛盾急剧凸显，这就是中国不可承受之重。简言之，这是因为在可以预期的将来，中国综合国力尚不足以支撑北京直面一场严峻的国际军事危机的检验。中国崛起的过程势必是在已经拥有更强大的海、空军的前提下完成。此前，无从侈谈崛起。
第七，族群冲突伤筋动骨。
中国若干少数族群同汉族之间由于历史原因产生的长期矛盾不易消除和化解。尤其是在大西北，近年宗教极端势力、恐怖势力又利用族群矛盾，谋取政治利益，出现政治宗教化、宗教政治化的局面，呈现死结无解的症结。又有甚者，民族分离主义组织还加强同境外宗教极端势力、恐怖势力的勾连，源源不断地获得精神鼓励和物质资助。目前它们正蓄势待发。一旦外国政治势力介入，彼辈即蠢蠢欲动。中国国内族群矛盾之尖锐，各大国中不多见。
一旦中国爆发族群冲突，往轻处说，会牵扯国民经济发展；往重处说，难免牵连半壁江山（读者若有兴趣，不妨参阅民国时期回族青年领袖马仲英起兵，规模不大，却牵连整个大西北达数年之久的历史）。这个基本国情未来势必制约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壮大。
第八，政治动荡隐患未除。
中国历史上向来有中央集权政府权力失控后，军阀崛起互相打内战的传统。邓小平强调“稳定压倒一切”时指出，假如中国发生政治大动荡，“必然会爆发内战，血流成河……”这确实不是危言耸听。
中国迄今尚未建立一种大多数民众接受的政治体制，国内政治稳定性尚不如印度。中国一党长期执政，难免积怨甚多，诚所谓厝火积薪，未来可能受到多方位、多层次的挑战。未来中国朝野如何分享政治权力，难免争执不下，存在武力冲突介入的可能性。况且，具有号召力的反对党付诸阙如，在大动乱爆发之际，亦无从收拾残局。“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暴民政治或许会充斥一时。在中国建立一种大多数民众接受的政治体制的道路是漫长的，局势急剧逆转的可能性不能简单地予以排除。这种情势也会中断中国崛起的进程。
第九，周边关系难以突破。
美国、苏联作为二次大战的战胜国，相继崛起成为超级大国时，外部国际环境提供了可行性，况且，周边众多国家比较弱小，受到这两个大国的影响也比较巨大。美国、苏联崛起之际，周边国家未曾给予过大的牵掣。而中国的周边环境却不能与之相比。
即使与同样处于崛起过程中的印度相比，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不容乐观。印度同美国、欧盟、日本、俄国等的关系远比中国来得和谐。印度不但没有成为众矢之的，还能够从这些强国取得尖端技术。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也远不如印度。印度至少在南亚处于无人敢于挑战的境地。一旦中国同美国的关系破裂，别说欧洲各个强国，甚至包括日本、韩国、印度、越南、俄罗斯在内的邻国都会先后启衅，提出主权、领土等要求。即使在平静的年代，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也难以从这些邻国寻找突破口。这又是制约中国崛起的一个不利的外部因素。
第十，来自“老大”的遏制力。
美国及其盟国正在强化对中国进行遏制的手段，在中国周边“打桩布局”。近年美国在对中国交替使用遏制与接触的过程中，更加强调遏制的一面。美国怵于有朝一日中国崛起以后势必会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构成威胁，已经开始同日本、印度等国配合，逐步采取了因应措施。
所谓中国稳居“老二”的误判，促使美国高估了中国迅速发展中的综合国力以及过于严重地估计了中国崛起以后对美国造成的不利后果。美中关系沿着恶性方向发展，尽管不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在主客观因素互动之下，却是很有可能出现的。这才是为患最烈的遏制中国崛起的不利因素。
读者看完这一章节，对于未来中国崛起成为一个与美国相颉颃的超级大国的过程中将面临的严峻挑战，或许有所领悟了。
美国军事优势何在
既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可能全方位地遏制“老二”中国的崛起进程，就有必要审视一下美国综合国力在一场国际危机中的体现力度。具体说来，也就是对美国军事力量予以评估。世称美国军力强大，究竟强在哪里？全方位的知己知彼，尤其对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的各界精英，是不可或缺的。
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博士曾经指出，美军经历了军事革命，战力剧增，同任何其他军队相比，就如同一支配备来复枪的军队同一支手持刀斧的军队对阵。美军战力之所以无比犀利，除了各军兵种配备了先进的武器装备以外，大体说来，主要是基于下述原因：
第一，既然是打一场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美国必然占得先鞭。美国最早进入信息时代，又是全球研发信息技术和制造信息武器的原动力。过去，交战双方在武器的致命性和战争主动权方面，还只是一个多与少的差别；进入信息时代，双方处在高低不同的层次，往往呈现为有与无的区别。
第二，高科技战争的特点是快节奏、高烈度和短时间。一方在首战中丧失了主动权，往往再也无法夺回。首战通常就是决战。而美军快速反应能力之强，在全球无出其右，可以在一至两天内把一个师的军队、在二十天内把十万人的军队部署到世界上任何美国可能需要打仗的地点。
关于快速反应的能力，仅有“硬件”还不行，还要“软件”过关，即必须有一批专家和一套约定俗成的特殊程序，结合本国在全球可以调动的运输力量，分析敌军和战区的具体情况，拟订方案，先运什么，再运什么。这是一项严谨的系统工程。美军经验丰富，早已过关。日本和欧洲国家缺乏在海外大规模投掷军力的经验，根本无从谈起；英国稍有经验，在快速反应能力上，无论办法还是规模，同美国不在一个量级。
第三，现代战争中，制海、制地必须制空，而制空必须制天。当前美国侦察卫星遍布太空，敌军调动和物流趋势，都在美军眼皮底下进行，美军情报搜集和处理迅速及时，战场对美军已经是单向透明化了。这是“知彼”。美军凭借全球定位卫星和卫星图像显示系统，对遍布全球各处的美军作战部队的动态一清二楚，又凭借通信卫星不间断地对各支部队实施实时指挥。各支美军小分队也可以凭借全球定位卫星系统知道自己在战场上的精确位置，便于军种之间和友军之间的配合作战。这是“知己”。孙子关于“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论断，美军至少已经做到了“知彼知己”。
第四，美军凭借全球定位卫星等手段，使用导弹和制导航弹等利器，对敌军实施无远弗届的远程精确打击。就打击能力而言，美军虽然拳头不大，却是“拳头小，手臂长”，要戳敌军眼睛就戳眼睛，要打敌军鼻子就打鼻子，招招致敌死命，尤其擅长摧毁敌国军、政指挥中心。美国空军能够对敌军实施全方位、远航程的精确打击。这是任何其他国家的军队难以望其项背的。
第五，美军技术和后勤的保障能力特别强。这个特点既决定于美国高新技术开发能力强以及美国青年平均素质比较高，也同美国财力雄厚、运输能力强、海外军事基地众多以及物资调动机制对战场的适应性强等因素有关。这决定了美军在一场现代战争中可以持续地进行高密度的空袭，夺取制空权、制海权和制交通权，自始至终剥夺敌军的主动权，也为美军打一场持久战提供了可行性。
第六，美军高层及新进精英的危机意识比较强，即使处在军力巅峰期，仍然时刻保持危机感，这尤其难能可贵。在美军作战力诸要素构成方面，美军的强项不但表现在“硬件”即武器装备上，也体现在“软件”即战略、战法上。美军战略、战法灵活多变，每隔七八年就制定新战略，每隔一二年就修订新战法。在战略、战法上故步自封的其他军队，是无法同美军相比的。前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在其回忆录中对此感叹良深。
第七，世界各地重力异常，会影响远程战略导弹的精度；在全球不同地点，相同的地形也会出现不同的地杂波，会影响战术导弹攻击机动目标时的精度。过去五六十年间，美国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收集了全球大多数地区重力异常和地杂波异同的数据，在临战前夕输入前往某个地区作战的美军攻击武器的电脑。即使欧盟、日本配备了与美军完全相同的智能型战术导弹，打击海上机动目标时效果相差不太明显，在打击陆地高速机动目标时的精度却远不如美军，原因即在于此。
第八，若论单项高科技武器装备的性能，许多日本和欧洲产品与同类美国产品相比，不遑多让，甚至性能更好。然而，美国凭借超强的软件能力，整合武器系统、形成一个体系的能力特别强。就整个武器系统的综合作战性能而言，美国同欧洲、日本相比，相去不可以道里计。现代战争是整个武器系统之间的对抗。相比之下，自然是美国占上风了。
第九，目前国际上有十六条战略性的海峡和水道。美国海军、空军拥有在危机阶段或者战时全部予以控制的能力。美军控制了这些海洋通道，就等于控制了全球战略资源，有能力剥夺敌国持续获得全球战略资源的能力。这样，美国在与敌国进行的一场持久战中，就能够独自利用全球战略资源。敌国同美国交战，等于是在同全世界的资源交战，焉能取胜？
第十，美国国防动员机制完善，国家可供挖掘的潜力特别强大。近二十年以来，美国军人不停地奔波于各个战场，战争经验特别丰富。美国平民的素质也比较适应于现代战争。美国人是在大工业环境下成长的，最早进入后工业时代，年轻人从应召入伍起以至投入战场发挥战斗力，训练时间比其他国家缩短很多。从个人素质评估，美国年轻人比较适应于一场高科技局部战争。在一场比较持久的现代化联合战役中，无论是开战时的爆发力还是持续作战的后劲，美国是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
十一，美国实行前沿部署的军事方针，早就在全球各处建立了军事基地，或者扼制了战略性的海洋通道，或者部署了海、空军突袭部队。在和平时期，驻海外美国海、空军仅执行巡航和监视等职责，而在战时就可以突袭敌国战略纵深要害，同时严密封锁敌国同世界各处的联系，甚至达到毕其功于一役的战略目的。
一位日本航空自卫队的大佐（现为中将）曾经对笔者作了一个形象化的譬喻：有两支实力相仿的美军，一支驻扎在日本担任防守方，另一支驻扎在日本周围担任攻击方，各由若干具有同样军事素质的美军将领指挥。两支美军交战以后不久，还是担任攻击的一方美军获胜。根本原因就是担任攻击方的美军的前沿部署所致。美军处于前沿部署的态势，是美军与外国军队交战时最直接的战略优势。
当然，美军也不是在任何战场都能立于不败之地。如果美军陷入在敌国境内的地面交战，而这个敌国民众凝聚力强大，地形也不适合空、地各兵种快速作战，又能从境外获得源源不断的物资支持，美军却不能采取“三光”对策，那么，尽管美军不可能被战败，却也不可能彻底打垮对方，会出现一种“胜而不利”的胶着状态。久而久之，美国国内反战势力崛起，也会迫使美国撤军。从大战略层次而言，美国久久无法结束战争，无法达到发动这场战争的目的，间接说来，也就是在政治上失败了。
奥巴马何故前恭后倨
2009年11月，奥巴马访问亚洲，在日本同天皇会面握手时，身段放低。他在中国访问过程中也表现低调，态度谦和。就美中关系而论，他表现得比历届美国总统都要友善。例如，他在东京发表亚洲政策讲话时，明确表示“中国崛起对美国并非威胁”、“美国不会遏制中国”；在中美两国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中，明确表示对中国“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未几何时，奥巴马政府在一系列涉及中国重大利益的问题上，改变了立场，对华采取了强硬的姿态。1月29日，美国宣布新一波总额达63.92亿美元的对台湾军售。2月3日，奥巴马在讲话中表示，美国将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中国改变人民币汇率政策，以确保美国货不会被人为地抬价，而中国货不会被人为地压价。2月4日，白宫发言人证实，奥巴马将在本月稍后在白宫接见流亡国外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
原来外界估计今年美中关系将在对台军售、奥巴马接见达赖、人民币汇率三个问题上发生摩擦。果然，美方在中方反复提出警告的情况下依然发难，截至2月初，双方就这三个问题几乎是同时爆发摩擦和争议，而且力度不小。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加强了支持谷歌公司的力度，国会为此事举行了听证，负责电子侦查业务的美国安全局又介入中国骇客攻击谷歌网站的调查工作，一场商务争执迅速上升到了国家关系的层面。美国情报总监也公开宣布中国加强了对美国的间谍工作。至此，美中关系步入低谷。美方接连发功，主动摆出将在两国关系上打一场总体战的架式。
读者不禁要问：为什么奥巴马前恭后倨呢？据笔者分析，大致不外乎四条原因：
首先，牵涉到国际关系层面。正如前边谈到的，一旦美国完成了中国日后将成为同美国争霸的“老二”的战略定位，则上述摩擦及后续效应都是题中应有之义了，何足骇异？否则，就违反了国际政治的一条规律。此处不赘。
其次，美国对华立场之所以转向强硬，另有一个触媒，即据美国传媒解读，中国原来对美国的谦恭态度即将发生质变，似乎中国寄望于改变美国在两国关系中的强势地位，正以无所畏惧的姿态对待美国。2009年秋季以来北京处理中美关系的一系列表现，好像印证了美国专家的估计。于是，美国强硬派断定，既然中国打算挑战美国的权威，索性趁时犹未晚之际，让中国尝试一下挑战的后果吧。
再次，涉及美国国内政治。1月19日麻州联邦参议员遗缺补选，名不见经传的共和党人高票当选，打破了民主党多年掌控麻州联邦参议员的传统。这对民主党是一个震撼性的打击，因为选举结果显示选民对民主党高度不满以及共和党势力再度抬头的迹象。
今年11月美国国会又要进行中期选举，结果将决定由民主党掌控的美国国会是否会发生权力转移。为此，奥巴马必然在民主党内受到压力，自然不能继续掉以轻心，忽视舆论对其外交政策软弱和增加就业机会不力的指责。美国舆论普遍认为，奥巴马外交政策表现软弱以及未能增加就业机会，均与中国有关。而奥巴马可能认为，要在短期内达到影响舆论的目的，对中国改采强硬政策，不失为一条捷径。
最后，是奥巴马个人对中国的感受。据外电报道，他对本人在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上被中国领导人冷遇感到忿忿不平。温家宝总理16日莅会以后，由于不满美国执意要求中国减排工作接受国际检查，曾经两度拒绝出席有奥巴马参加的会议。18日奥巴马莅会，立即参加由20多国举行的一场紧急会议，温总理缺席，派副外长参加。随即各国领导人举行了一次大型会议，温总理又缺席，仅派了更低级别的一名官员代表他出席会议。美方更认为，各国领导人岂能与一名中国中层官员进行对话呢？这显然是对奥巴马的一种羞辱。
期间，奥巴马与温总理进行了近一小时的单独会见，却丝毫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他为了抓住最后机会，直言：“我想和温总理会谈。”于是，他硬是闯进了由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他一边走进会议室一边说：“总理先生，你准备好了和我见面吗？准备好了吗？”最终，奥巴马想说服中国配合国际减排的努力仍未如愿以偿。美国总统硬闯入会场要求和中国总理会谈，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奥巴马可能认为，自己上任以来给足了中国面子，而投桃报李，应是儒家传统。他在气候变化会议上遇到棘手的难题，想到中国领导人或许会给他面子，所以他勇于闯入温总理的会议室。否则，以其政坛经验之老辣，又何苦自讨没趣？却没有想到中国领导人连这点面子也不给他。不难理解当时奥巴马的既尴尬又恼火的感受。
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过去中国政府常说这句话。怎么到了关键场合，这句话反而恝置一旁呢？如果中国最高领导人换位思考一下，处在这种情况，又情何以堪？
外交官基本功：恶语善讲
中方在气候变化会议前的准备工作偏重于技术、经济层面，而西方国家却把会议提高到决定世界未来命运的高度，中方对会议高度政治化的倾向准备不足，对西方政治家的政治手腕也估计不足。衡量一下气候问题的发展趋势，今后仅由外交家、经济学家、气象专家等与西方国家周旋，未敷需要，应该纳入大战略的考量范畴。
事后，中国外交部认为，中方在气候变化会议上的表现是一次外交上的成功，所以表示“中国政府为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奥巴马一行回国以后，对于身临其境受到的屈辱，在多数情况下，会有“吾必有以报之”的想法。美国人习惯于直线式思考方式，又处于强势地位，诉诸施加压力的办法，就不可避免了。中方给予美方及奥巴马本人难堪，徒逞口舌之快，不旋踵美方却采取一连串的惩罚措施，不但给予中方以难堪，而且给中方带来了实质性的伤害，应验了一句古话：“慕虚名而受实祸。”
宋苏洵《辨奸论》：“月晕而风，础润而雨。”笔者引申此义至现阶段美中关系的走向，这一轮美中关系互动还没有走完程序，令中方有切肤之痛的后续动作还在后面，今后切实需要打点精神应付了。
认真反省一下，有所裨益。在中方看来，美国代表在会上作了错误的表态。如果中方要给予反击，应该而且必须“恶语善讲”。出席外交场合的基本功之一就是“恶语善讲”，“外交辞令”即出于此。
会议进程令中方不愉快，反驳、回避、拖宕均无不可。在国际场合，有时无声胜于有声。即使中方要采取反击措施，对奥巴马本人，大面上总要过得去。在奥巴马看来，他出席会议仅两天，他出席的两次会议，中国领导人都拒绝出席，不是明白表示与其个人过不去，又作何解？
况且，即使明知道会议内容令人不愉快，你拒绝出席是一种斗争手段，出席也是一种交手的方式，出席不出席仅有形式上的区别，何足道哉，而在会上会下的实质性的表现才是左右事态进展的关键。“折冲樽俎”这句成语，原指在众多诸侯会盟的宴席上制胜对方，后泛指外交谈判，就是指外交家如何在外交场合运用智慧，说服或折服对方，完成国家赋予的使命。
东汉末年，赤壁大战前夕，诸葛亮为了替刘备争取盟军，出使东吴，演出一台舌战群儒的好戏，毕竟还需要出面与群儒激辩一番。尤其是在外交场合，在强者、众者面前，扃门不出，在对方看来，有些傲慢，徒然刺激对方，智者勿为也。
温总理向来虚怀若谷。他对国内灾民关切备至，犹如在抱，己饥己溺，赢得国际广泛的好感。昔日他访问日本时，说了几番话，又采取了几项动作，日本朝野迅即一致给予佳评，有助于消弭两国关系剑拔弩张的状态。世人均予以赞赏。
这次中国代表团出席气候变化会议之前，可能已经将与会方针定为“要顶住美国”，大盘子业已定下。手法稍嫌生硬，咎错在于与环保和外交有关的职能部门。中央定下政策底线以后，如何在国际场合折冲樽俎，就是这些部门的职责了。若有不妥，则是职能部门思虑不周之故。
至于两次委派中级官员出席由各国领导人出席的会议，可能是幕僚出的主意。幕僚本应拾遗补阙，为首长排难解纷。近年一个“飘”字，从民间飘逸而及官场，由表层浸润而至内核，为患不浅。某些幕僚惑于大国迷思，自己在心态上“飘”起来，其后在行动上也“飘”起来。结果因小失大，不但陷首长于不义，而且促使美中碰撞提前到来，给国内其他部门平添了许多麻烦。
中国民众诘问奥巴马何故前恭后倨。其实，美国人或许更加倾向于诘问一下中国官员，过去对美国比较谦恭，最近数月却变得“飘”起来，又是何故？
近期美中关系走向
若要探究一下近期美中关系走势究竟如何，则至少必须从两个层面的分析得出结论。其一，上面说的导致奥巴马前恭后倨的四条原因中，究竟何为主，何为辅，哪条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二，在美中关系逆向互动的过程中，双方悟性是否够高、对策是否高明以及转圜是否及时而有力。
先讨论第一个层面。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四条原因中，美国对中国作为“老二”的战略定位以及美国国内政治这两条，对奥巴马施政的牵掣作用时间较长、力度较大，却是间接的，并且变化比较缓慢，作用具有惯性；而去秋以来北京对美国以强势外交姿态出现以及中方在国际气候变化会议冷遇奥巴马一行这两条，对奥巴马施政的牵掣作用时间较短、力度较小，却是直接的，并且变化比较快捷，作用仅具有限的惯性。
前述分析已经画龙点睛地指出了美中关系逆向互动的由来以及应付的对策。倘若仍有不解，再分析下去。
2009年11月奥巴马访华前后，华盛顿对北京的政策导向一仍旧贯，而奥巴马访华期间，又作出了前所未有的友善姿态。不出两个月，奥巴马态度丕变，似乎华盛顿对华政策重大调整以及必然随之而来的美中关系大幅度逆转在即。然而，在这段期间的前后，美国对中国战略评估的各个支撑要素并没有发生任何大的变化，换言之，美国对中国战略评估的基本盘并没有变化。过去美国对中国作出的战略评估仍然对当前的美中关系以惯性起着指导性作用。
据此观之，在导致奥巴马态度丕变的过程中，近月北京在处理与美国关系的问题上变得“飘”起来以及奥巴马自认在哥本哈根会议上被羞辱这两条，起着直接的催化剂的作用。对此，中国有关部门岂可不引起警觉乎？
病灶找出来以后，对症下药，是否可以“引咎以往，补过将来”呢？据报载，目前美国军方和情治部门倾向于对中国给予“老二”的战略定位。对此，奥巴马政府可能由于尚待给予全面评估、此举涉及反恐大业的前途以及需要对施政优先事项进行调整等因素，多半举棋未定。
试想：事实上，中国同“老二”的实力差距相当大，却已经“飘”起来了，在外交谈判上显得咄咄逼人。自然，西方战略家深谙“消祸于无形，防患于未然”的道理，把中国的“飘”看在眼里，结论无非是：与其日后扬汤止沸，在你成为老二以后同你打交道遇到大麻烦，不如眼前釜底抽薪，不让你今后一跃而成为老二。一旦他们的建言被采纳成为政策，北京领导人或许会面临来日大难却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国人扑面而来的可能是一场新形式的冷战。
对新冷战前景的分析
笔者认为，同苏联崩溃之前的冷战相比，这场新冷战大异其趣。相对说来，中国的处境或许犹不如苏联，原因无非是双方实力更不对称，而若干支撑冷战持久性的条件已经时过境迁。聊举几条看法如下：
首先，在冷战时期，苏联同美国在工业、科技的差距不是很大。例如1945年美国研制核武器成功，时隔四年以后，苏联也成功地试爆核弹。苏联空军装备同美国不相伯仲，陆军更是一枝独秀，仅海军装备远逊于美国。苏联毕竟是大陆国家，足可自保。而中国在自主创新的工业、科技方面同外部世界的差距更大。一旦外国公司全面撤资，中国许多高科技项目即告中断。
其次，苏联战略资源和整体经济对外依存度极低，经济自成体系，不是一个大进大出的经济格局。即使外国强权实行全面封锁，也无妨苏联经济继续高速运转。中国各项战略资源（甚至口粮）和整体经济对外依存度太高，而大进大出的经济格局又维持久矣，面临全面封锁，经济局面严重恶化，外患促使内乱迅即爆发，是当局不能承受之重。
再次，苏联至少有意识形态的坚强支撑。斯大林既有前瞻性的国际视野，也有丰富的政治经验，手段灵活多变。中央集权坚强有力，意识形态机器高速运转，加之民众对外部事务知之甚少，缺少独立思考的能力甚至意愿，对外体现为“上下同欲”。反思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早已同国际接轨，仅剩下民族主义与外部世界抗衡，论目下领导集体的权威性、执行力的坚强有力和对策的灵活多变，既比不上斯大林时期，也无法同毛泽东、邓小平时期媲美，而内部多年矛盾积累，民变频仍，犹如岩浆在地下涌动，喷欲出，实在是执政者的一大隐忧。
最后，在冷战时代，社会主义阵营由欧、亚两大洲十数个国家组成，在地域上连成一大片，由苏联、中国两个大国作为支撑，起码有意识形态在维系同盟关系。在外部世界，毕竟还有散布全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声应气求。一旦美中两国进入新冷战时代，中国可能成为“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孤家寡人了。纵使关系之铁如巴基斯坦，在美国迫使“选边站”以后，多半也会改变立场。届时中国不少邻国不但靠不住，甚至会磨刀霍霍，伺机一逞。这种冷酷性体现了当代国际关系的真谛。
关于美中关系的发展趋向，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在2月5日指出，“这对美国应该是一个考验。”这话讲得不错。可是，这对中国领导人的智慧又何尝不是一个考验呢？
既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可能全方位地遏制“老二”中国的崛起进程，就有必要审视一下美国综合国力在一场国际危机中的体现力度。具体说来，也就是对美国军事力量予以评估。世称美国军力强大，究竟强在哪里？全方位的知己知彼，尤其对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的各界精英，是不可或缺的。
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博士曾经指出，美军经历了军事革命，战力剧增，同任何其他军队相比，就如同一支配备来复枪的军队同一支手持刀斧的军队对阵。美军战力之所以无比犀利，除了各军兵种配备了先进的武器装备以外，大体说来，主要是基于下述原因：
第一，既然是打一场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美国必然占得先鞭。美国最早进入信息时代，又是全球研发信息技术和制造信息武器的原动力。过去，交战双方在武器的致命性和战争主动权方面，还只是一个多与少的差别；进入信息时代，双方处在高低不同的层次，往往呈现为有与无的区别。
第二，高科技战争的特点是快节奏、高烈度和短时间。一方在首战中丧失了主动权，往往再也无法夺回。首战通常就是决战。而美军快速反应能力之强，在全球无出其右，可以在一至两天内把一个师的军队、在二十天内把十万人的军队部署到世界上任何美国可能需要打仗的地点。
关于快速反应的能力，仅有“硬件”还不行，还要“软件”过关，即必须有一批专家和一套约定俗成的特殊程序，结合本国在全球可以调动的运输力量，分析敌军和战区的具体情况，拟订方案，先运什么，再运什么。这是一项严谨的系统工程。美军经验丰富，早已过关。日本和欧洲国家缺乏在海外大规模投掷军力的经验，根本无从谈起；英国稍有经验，在快速反应能力上，无论办法还是规模，同美国不在一个量级。
第三，现代战争中，制海、制地必须制空，而制空必须制天。当前美国侦察卫星遍布太空，敌军调动和物流趋势，都在美军眼皮底下进行，美军情报搜集和处理迅速及时，战场对美军已经是单向透明化了。这是“知彼”。美军凭借全球定位卫星和卫星图像显示系统，对遍布全球各处的美军作战部队的动态一清二楚，又凭借通信卫星不间断地对各支部队实施实时指挥。各支美军小分队也可以凭借全球定位卫星系统知道自己在战场上的精确位置，便于军种之间和友军之间的配合作战。这是“知己”。孙子关于“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论断，美军至少已经做到了“知彼知己”。
第四，美军凭借全球定位卫星等手段，使用导弹和制导航弹等利器，对敌军实施无远弗届的远程精确打击。就打击能力而言，美军虽然拳头不大，却是“拳头小，手臂长”，要戳敌军眼睛就戳眼睛，要打敌军鼻子就打鼻子，招招致敌死命，尤其擅长摧毁敌国军、政指挥中心。美国空军能够对敌军实施全方位、远航程的精确打击。这是任何其他国家的军队难以望其项背的。
第五，美军技术和后勤的保障能力特别强。这个特点既决定于美国高新技术开发能力强以及美国青年平均素质比较高，也同美国财力雄厚、运输能力强、海外军事基地众多以及物资调动机制对战场的适应性强等因素有关。这决定了美军在一场现代战争中可以持续地进行高密度的空袭，夺取制空权、制海权和制交通权，自始至终剥夺敌军的主动权，也为美军打一场持久战提供了可行性。
第六，美军高层及新进精英的危机意识比较强，即使处在军力巅峰期，仍然时刻保持危机感，这尤其难能可贵。在美军作战力诸要素构成方面，美军的强项不但表现在“硬件”即武器装备上，也体现在“软件”即战略、战法上。美军战略、战法灵活多变，每隔七八年就制定新战略，每隔一二年就修订新战法。在战略、战法上故步自封的其他军队，是无法同美军相比的。前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在其回忆录中对此感叹良深。
第七，世界各地重力异常，会影响远程战略导弹的精度；在全球不同地点，相同的地形也会出现不同的地杂波，会影响战术导弹攻击机动目标时的精度。过去五六十年间，美国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收集了全球大多数地区重力异常和地杂波异同的数据，在临战前夕输入前往某个地区作战的美军攻击武器的电脑。即使欧盟、日本配备了与美军完全相同的智能型战术导弹，打击海上机动目标时效果相差不太明显，在打击陆地高速机动目标时的精度却远不如美军，原因即在于此。
第八，若论单项高科技武器装备的性能，许多日本和欧洲产品与同类美国产品相比，不遑多让，甚至性能更好。然而，美国凭借超强的软件能力，整合武器系统、形成一个体系的能力特别强。就整个武器系统的综合作战性能而言，美国同欧洲、日本相比，相去不可以道里计。现代战争是整个武器系统之间的对抗。相比之下，自然是美国占上风了。
第九，目前国际上有十六条战略性的海峡和水道。美国海军、空军拥有在危机阶段或者战时全部予以控制的能力。美军控制了这些海洋通道，就等于控制了全球战略资源，有能力剥夺敌国持续获得全球战略资源的能力。这样，美国在与敌国进行的一场持久战中，就能够独自利用全球战略资源。敌国同美国交战，等于是在同全世界的资源交战，焉能取胜？
第十，美国国防动员机制完善，国家可供挖掘的潜力特别强大。近二十年以来，美国军人不停地奔波于各个战场，战争经验特别丰富。美国平民的素质也比较适应于现代战争。美国人是在大工业环境下成长的，最早进入后工业时代，年轻人从应召入伍起以至投入战场发挥战斗力，训练时间比其他国家缩短很多。从个人素质评估，美国年轻人比较适应于一场高科技局部战争。在一场比较持久的现代化联合战役中，无论是开战时的爆发力还是持续作战的后劲，美国是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
十一，美国实行前沿部署的军事方针，早就在全球各处建立了军事基地，或者扼制了战略性的海洋通道，或者部署了海、空军突袭部队。在和平时期，驻海外美国海、空军仅执行巡航和监视等职责，而在战时就可以突袭敌国战略纵深要害，同时严密封锁敌国同世界各处的联系，甚至达到毕其功于一役的战略目的。
一位日本航空自卫队的大佐（现为中将）曾经对笔者作了一个形象化的譬喻：有两支实力相仿的美军，一支驻扎在日本担任防守方，另一支驻扎在日本周围担任攻击方，各由若干具有同样军事素质的美军将领指挥。两支美军交战以后不久，还是担任攻击的一方美军获胜。根本原因就是担任攻击方的美军的前沿部署所致。美军处于前沿部署的态势，是美军与外国军队交战时最直接的战略优势。
当然，美军也不是在任何战场都能立于不败之地。如果美军陷入在敌国境内的地面交战，而这个敌国民众凝聚力强大，地形也不适合空、地各兵种快速作战，又能从境外获得源源不断的物资支持，美军却不能采取“三光”对策，那么，尽管美军不可能被战败，却也不可能彻底打垮对方，会出现一种“胜而不利”的胶着状态。久而久之，美国国内反战势力崛起，也会迫使美国撤军。从大战略层次而言，美国久久无法结束战争，无法达到发动这场战争的目的，间接说来，也就是在政治上失败了。
奥巴马何故前恭后倨
2009年11月，奥巴马访问亚洲，在日本同天皇会面握手时，身段放低。他在中国访问过程中也表现低调，态度谦和。就美中关系而论，他表现得比历届美国总统都要友善。例如，他在东京发表亚洲政策讲话时，明确表示“中国崛起对美国并非威胁”、“美国不会遏制中国”；在中美两国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中，明确表示对中国“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未几何时，奥巴马政府在一系列涉及中国重大利益的问题上，改变了立场，对华采取了强硬的姿态。1月29日，美国宣布新一波总额达63.92亿美元的对台湾军售。2月3日，奥巴马在讲话中表示，美国将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中国改变人民币汇率政策，以确保美国货不会被人为地抬价，而中国货不会被人为地压价。2月4日，白宫发言人证实，奥巴马将在本月稍后在白宫接见流亡国外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
原来外界估计今年美中关系将在对台军售、奥巴马接见达赖、人民币汇率三个问题上发生摩擦。果然，美方在中方反复提出警告的情况下依然发难，截至2月初，双方就这三个问题几乎是同时爆发摩擦和争议，而且力度不小。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加强了支持谷歌公司的力度，国会为此事举行了听证，负责电子侦查业务的美国安全局又介入中国骇客攻击谷歌网站的调查工作，一场商务争执迅速上升到了国家关系的层面。美国情报总监也公开宣布中国加强了对美国的间谍工作。至此，美中关系步入低谷。美方接连发功，主动摆出将在两国关系上打一场总体战的架式。
读者不禁要问：为什么奥巴马前恭后倨呢？据笔者分析，大致不外乎四条原因：
首先，牵涉到国际关系层面。正如前边谈到的，一旦美国完成了中国日后将成为同美国争霸的“老二”的战略定位，则上述摩擦及后续效应都是题中应有之义了，何足骇异？否则，就违反了国际政治的一条规律。此处不赘。
其次，美国对华立场之所以转向强硬，另有一个触媒，即据美国传媒解读，中国原来对美国的谦恭态度即将发生质变，似乎中国寄望于改变美国在两国关系中的强势地位，正以无所畏惧的姿态对待美国。2009年秋季以来北京处理中美关系的一系列表现，好像印证了美国专家的估计。于是，美国强硬派断定，既然中国打算挑战美国的权威，索性趁时犹未晚之际，让中国尝试一下挑战的后果吧。
再次，涉及美国国内政治。1月19日麻州联邦参议员遗缺补选，名不见经传的共和党人高票当选，打破了民主党多年掌控麻州联邦参议员的传统。这对民主党是一个震撼性的打击，因为选举结果显示选民对民主党高度不满以及共和党势力再度抬头的迹象。
今年11月美国国会又要进行中期选举，结果将决定由民主党掌控的美国国会是否会发生权力转移。为此，奥巴马必然在民主党内受到压力，自然不能继续掉以轻心，忽视舆论对其外交政策软弱和增加就业机会不力的指责。美国舆论普遍认为，奥巴马外交政策表现软弱以及未能增加就业机会，均与中国有关。而奥巴马可能认为，要在短期内达到影响舆论的目的，对中国改采强硬政策，不失为一条捷径。
最后，是奥巴马个人对中国的感受。据外电报道，他对本人在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上被中国领导人冷遇感到忿忿不平。温家宝总理16日莅会以后，由于不满美国执意要求中国减排工作接受国际检查，曾经两度拒绝出席有奥巴马参加的会议。18日奥巴马莅会，立即参加由20多国举行的一场紧急会议，温总理缺席，派副外长参加。随即各国领导人举行了一次大型会议，温总理又缺席，仅派了更低级别的一名官员代表他出席会议。美方更认为，各国领导人岂能与一名中国中层官员进行对话呢？这显然是对奥巴马的一种羞辱。
期间，奥巴马与温总理进行了近一小时的单独会见，却丝毫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他为了抓住最后机会，直言：“我想和温总理会谈。”于是，他硬是闯进了由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他一边走进会议室一边说：“总理先生，你准备好了和我见面吗？准备好了吗？”最终，奥巴马想说服中国配合国际减排的努力仍未如愿以偿。美国总统硬闯入会场要求和中国总理会谈，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奥巴马可能认为，自己上任以来给足了中国面子，而投桃报李，应是儒家传统。他在气候变化会议上遇到棘手的难题，想到中国领导人或许会给他面子，所以他勇于闯入温总理的会议室。否则，以其政坛经验之老辣，又何苦自讨没趣？却没有想到中国领导人连这点面子也不给他。不难理解当时奥巴马的既尴尬又恼火的感受。
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过去中国政府常说这句话。怎么到了关键场合，这句话反而恝置一旁呢？如果中国最高领导人换位思考一下，处在这种情况，又情何以堪？
外交官基本功：恶语善讲
中方在气候变化会议前的准备工作偏重于技术、经济层面，而西方国家却把会议提高到决定世界未来命运的高度，中方对会议高度政治化的倾向准备不足，对西方政治家的政治手腕也估计不足。衡量一下气候问题的发展趋势，今后仅由外交家、经济学家、气象专家等与西方国家周旋，未敷需要，应该纳入大战略的考量范畴。
事后，中国外交部认为，中方在气候变化会议上的表现是一次外交上的成功，所以表示“中国政府为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奥巴马一行回国以后，对于身临其境受到的屈辱，在多数情况下，会有“吾必有以报之”的想法。美国人习惯于直线式思考方式，又处于强势地位，诉诸施加压力的办法，就不可避免了。中方给予美方及奥巴马本人难堪，徒逞口舌之快，不旋踵美方却采取一连串的惩罚措施，不但给予中方以难堪，而且给中方带来了实质性的伤害，应验了一句古话：“慕虚名而受实祸。”
宋苏洵《辨奸论》：“月晕而风，础润而雨。”笔者引申此义至现阶段美中关系的走向，这一轮美中关系互动还没有走完程序，令中方有切肤之痛的后续动作还在后面，今后切实需要打点精神应付了。
认真反省一下，有所裨益。在中方看来，美国代表在会上作了错误的表态。如果中方要给予反击，应该而且必须“恶语善讲”。出席外交场合的基本功之一就是“恶语善讲”，“外交辞令”即出于此。
会议进程令中方不愉快，反驳、回避、拖宕均无不可。在国际场合，有时无声胜于有声。即使中方要采取反击措施，对奥巴马本人，大面上总要过得去。在奥巴马看来，他出席会议仅两天，他出席的两次会议，中国领导人都拒绝出席，不是明白表示与其个人过不去，又作何解？
况且，即使明知道会议内容令人不愉快，你拒绝出席是一种斗争手段，出席也是一种交手的方式，出席不出席仅有形式上的区别，何足道哉，而在会上会下的实质性的表现才是左右事态进展的关键。“折冲樽俎”这句成语，原指在众多诸侯会盟的宴席上制胜对方，后泛指外交谈判，就是指外交家如何在外交场合运用智慧，说服或折服对方，完成国家赋予的使命。
东汉末年，赤壁大战前夕，诸葛亮为了替刘备争取盟军，出使东吴，演出一台舌战群儒的好戏，毕竟还需要出面与群儒激辩一番。尤其是在外交场合，在强者、众者面前，扃门不出，在对方看来，有些傲慢，徒然刺激对方，智者勿为也。
温总理向来虚怀若谷。他对国内灾民关切备至，犹如在抱，己饥己溺，赢得国际广泛的好感。昔日他访问日本时，说了几番话，又采取了几项动作，日本朝野迅即一致给予佳评，有助于消弭两国关系剑拔弩张的状态。世人均予以赞赏。
这次中国代表团出席气候变化会议之前，可能已经将与会方针定为“要顶住美国”，大盘子业已定下。手法稍嫌生硬，咎错在于与环保和外交有关的职能部门。中央定下政策底线以后，如何在国际场合折冲樽俎，就是这些部门的职责了。若有不妥，则是职能部门思虑不周之故。
至于两次委派中级官员出席由各国领导人出席的会议，可能是幕僚出的主意。幕僚本应拾遗补阙，为首长排难解纷。近年一个“飘”字，从民间飘逸而及官场，由表层浸润而至内核，为患不浅。某些幕僚惑于大国迷思，自己在心态上“飘”起来，其后在行动上也“飘”起来。结果因小失大，不但陷首长于不义，而且促使美中碰撞提前到来，给国内其他部门平添了许多麻烦。
中国民众诘问奥巴马何故前恭后倨。其实，美国人或许更加倾向于诘问一下中国官员，过去对美国比较谦恭，最近数月却变得“飘”起来，又是何故？
近期美中关系走向
若要探究一下近期美中关系走势究竟如何，则至少必须从两个层面的分析得出结论。其一，上面说的导致奥巴马前恭后倨的四条原因中，究竟何为主，何为辅，哪条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二，在美中关系逆向互动的过程中，双方悟性是否够高、对策是否高明以及转圜是否及时而有力。
先讨论第一个层面。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四条原因中，美国对中国作为“老二”的战略定位以及美国国内政治这两条，对奥巴马施政的牵掣作用时间较长、力度较大，却是间接的，并且变化比较缓慢，作用具有惯性；而去秋以来北京对美国以强势外交姿态出现以及中方在国际气候变化会议冷遇奥巴马一行这两条，对奥巴马施政的牵掣作用时间较短、力度较小，却是直接的，并且变化比较快捷，作用仅具有限的惯性。
前述分析已经画龙点睛地指出了美中关系逆向互动的由来以及应付的对策。倘若仍有不解，再分析下去。
2009年11月奥巴马访华前后，华盛顿对北京的政策导向一仍旧贯，而奥巴马访华期间，又作出了前所未有的友善姿态。不出两个月，奥巴马态度丕变，似乎华盛顿对华政策重大调整以及必然随之而来的美中关系大幅度逆转在即。然而，在这段期间的前后，美国对中国战略评估的各个支撑要素并没有发生任何大的变化，换言之，美国对中国战略评估的基本盘并没有变化。过去美国对中国作出的战略评估仍然对当前的美中关系以惯性起着指导性作用。
据此观之，在导致奥巴马态度丕变的过程中，近月北京在处理与美国关系的问题上变得“飘”起来以及奥巴马自认在哥本哈根会议上被羞辱这两条，起着直接的催化剂的作用。对此，中国有关部门岂可不引起警觉乎？
病灶找出来以后，对症下药，是否可以“引咎以往，补过将来”呢？据报载，目前美国军方和情治部门倾向于对中国给予“老二”的战略定位。对此，奥巴马政府可能由于尚待给予全面评估、此举涉及反恐大业的前途以及需要对施政优先事项进行调整等因素，多半举棋未定。
试想：事实上，中国同“老二”的实力差距相当大，却已经“飘”起来了，在外交谈判上显得咄咄逼人。自然，西方战略家深谙“消祸于无形，防患于未然”的道理，把中国的“飘”看在眼里，结论无非是：与其日后扬汤止沸，在你成为老二以后同你打交道遇到大麻烦，不如眼前釜底抽薪，不让你今后一跃而成为老二。一旦他们的建言被采纳成为政策，北京领导人或许会面临来日大难却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国人扑面而来的可能是一场新形式的冷战。
对新冷战前景的分析
笔者认为，同苏联崩溃之前的冷战相比，这场新冷战大异其趣。相对说来，中国的处境或许犹不如苏联，原因无非是双方实力更不对称，而若干支撑冷战持久性的条件已经时过境迁。聊举几条看法如下：
首先，在冷战时期，苏联同美国在工业、科技的差距不是很大。例如1945年美国研制核武器成功，时隔四年以后，苏联也成功地试爆核弹。苏联空军装备同美国不相伯仲，陆军更是一枝独秀，仅海军装备远逊于美国。苏联毕竟是大陆国家，足可自保。而中国在自主创新的工业、科技方面同外部世界的差距更大。一旦外国公司全面撤资，中国许多高科技项目即告中断。
其次，苏联战略资源和整体经济对外依存度极低，经济自成体系，不是一个大进大出的经济格局。即使外国强权实行全面封锁，也无妨苏联经济继续高速运转。中国各项战略资源（甚至口粮）和整体经济对外依存度太高，而大进大出的经济格局又维持久矣，面临全面封锁，经济局面严重恶化，外患促使内乱迅即爆发，是当局不能承受之重。
再次，苏联至少有意识形态的坚强支撑。斯大林既有前瞻性的国际视野，也有丰富的政治经验，手段灵活多变。中央集权坚强有力，意识形态机器高速运转，加之民众对外部事务知之甚少，缺少独立思考的能力甚至意愿，对外体现为“上下同欲”。反思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早已同国际接轨，仅剩下民族主义与外部世界抗衡，论目下领导集体的权威性、执行力的坚强有力和对策的灵活多变，既比不上斯大林时期，也无法同毛泽东、邓小平时期媲美，而内部多年矛盾积累，民变频仍，犹如岩浆在地下涌动，喷欲出，实在是执政者的一大隐忧。
最后，在冷战时代，社会主义阵营由欧、亚两大洲十数个国家组成，在地域上连成一大片，由苏联、中国两个大国作为支撑，起码有意识形态在维系同盟关系。在外部世界，毕竟还有散布全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声应气求。一旦美中两国进入新冷战时代，中国可能成为“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孤家寡人了。纵使关系之铁如巴基斯坦，在美国迫使“选边站”以后，多半也会改变立场。届时中国不少邻国不但靠不住，甚至会磨刀霍霍，伺机一逞。这种冷酷性体现了当代国际关系的真谛。
关于美中关系的发展趋向，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在2月5日指出，“这对美国应该是一个考验。”这话讲得不错。可是，这对中国领导人的智慧又何尝不是一个考验呢？
崛起尚未完成 国人仍须戒骄
再从另外一个角度审视一下“战略机遇期”的问题。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持续腾飞、国力不断充实的状况，放在历史视野里，这个过程在某种涵义上可以被称之为历史长河中的“间隙期”。国际环境和国内政治给予这个“间隙期”的时间长度，毕竟是有限的。
北京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在于，在这个“间隙期”内，如何对各种有利因素予以充分利用，而对各种不利因素进行“无害处理”。如果中国能够顺利地度过这个“间隙期”，其综合国力必然又上了数个台阶，这是可以预料的。届时，国际敌对势力要对付中国，则成本太大，风险太高，一时又难以奏效，很可能就此罢手，不作此想，而是诉诸于如何同中国磋商，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合情合理地重新分配利益了。
假若中国尚未度过战略机遇期，或者在内政问题上变生肘腋，或者在一场国际军事危机中横逆自来，则过去几十年以来中华民族为了崛起而作的努力可谓前功尽弃，成为梦幻泡影。恰如一个人即将抬头然而尚未抬起头来之际，被旁人全力猛地把他的头按捺下去，就此低头服小；一旦他的头真的抬起来了，站稳了脚跟，旁人就难以把他的头按捺下去了。
如今北京把新世纪头二十年也视为“战略机遇期”，判断中国在这段期间可能进一步增强综合国力，说到底，也就是立足于在此期间基本上可以把美中两国迎头相撞的可能性排除在外的估计。战略机遇期的价值及其重要性恰恰在这里。
无庸讳言，日后史家能否把新世纪头二十年称为中国的“战略机遇期”，端视中国的掌舵人能否在这段时期避免同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发生全面对峙。这就是掌舵人的历史责任。历史对掌舵人是否可以作为合格的战略家的考核标准就是两个字：“能”或者“否”，其余的解释都是多余的。
至于一个国家内部民众情绪的变化，容易受到突发事件的影响而大幅度波动，往往是无序的，非但缺乏真知灼见，有时甚至是盲目的。所以，在多数情况下，激烈波动之下的民众情绪，同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是背道而驰的。鉴此，国家领导人需要对民众情绪进行及时、有力的引导和疏通。
一般说来，一个国家、一个政权在迈向盛世的路途中，执政者往往能够对民众情绪及时、有力地进行引导和疏通，而这样的引导和疏通对于盛世的到来也是不可或缺的；而当一个政权步向末世之际，执政者却每每无意或者无力对民众情绪进行必要的引导和疏通。在中外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
假如在新世纪头二十年内，中国出于主客观种种原因，同“战略机遇期”失之交臂，亦即“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只能留待后人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了。届时北京决策层反求诸己，不论作何等解释，都是徒劳无功的。
中国近代史上，十九世纪末清朝各省当局大兴洋务及1930年代经济发展趋于巅峰，均可被称为即将迈入盛世的前奏时期，结果均被日本横刀夺爱，令人痛心不已。可见盛世之毁，诚转瞬间之事，执政者可不戒惧乎。
战略正确与否决定国家兴衰
至于在美中关系逆向互动的过程中，如何衡量两国领导层悟性及对策的适用性，则存在一个评估标准的问题。多年以来，国内学术界一直在强调，社会制度的先进性在国际竞争乃至国际斗争中的重要意义；近年以来，国内学术界似乎又转为强调以GDP为支撑的综合国力对国家兴衰的重大作用。
诚如上述，在国际风云际会的严峻考验中，或者在国力发展遇到瓶颈的关键时刻，无论是社会制度的先进性或者以GDP为支撑的综合国力，对国家兴衰甚至兴亡都没有起到重大的作用。相反，一部世界史或者一部中国史，从某个侧面看，充斥着以弱胜强、以小胜大或者以野蛮战胜文明的记载，当然，有一个前提，即胜者有正确的战略作指导。
决定国家兴衰的决定性要素并不全是综合国力，而是领袖的智慧以及由领袖制定并为精英群体接受的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的正确与否，加上若干并非纯然是巧合的机会，亦即所谓“国运隆否”。软实力的作用丝毫不逊于硬实力。无怪乎奥巴马政府甫履新就要强调“巧实力”了。
一些外国学者指出，中国决策机制的长处是在重大事件突然爆发以后，北京可以利用一党长期执政的有利条件，调动全国各种资源，快捷、有力地应付危机；而中国决策机制的短处则是对危机爆发进行预防甚至预测的能力比较差。这种决策机制的特点是：倘若方略正确，办事时事半功倍；假如方略错误，办事时事倍功半。
在如何看待美国的问题上，北京向来试图“以两手对两手”。在两手战略中，“一手”即采取合作和灵活的政策，旨在纵使不能根绝也要缓解对方的敌意，而“另一手”则准备“该出手时就出手”，在必要时以果断而坚定的行动，挫败美国全面遏制中国的政策。
两手战略的含义延伸一下，面对强大的对手，战略的要点是“赔笑脸，握拳头，求发展”。“赔笑脸”是前提，“握拳头”是手段，“求发展”是目的。三者缺一不可，不宜偏废。如果中国能够成功地贯彻这项策略，就能化解或者阻止中国的假想敌之间的结盟及其针对中国的咄咄逼人的威胁性行动。
当前，“求发展”的目的是压倒一切的，尽管其他因素是相辅相成的，不能忽略，毕竟属于枝节。此时此刻，“争一日之雄长”，所谓在政治意志上作一番较量，后患无穷。
假如西方世界决策已定，绝不能让中国当世界老大，对策不出两个范畴：其一是化担忧为动力，发动一场新的产业革命；其二是横刀夺爱，拉中国的后腿，挫折中国发展的势头。或者双管齐下，毕其功于一役。如此，中国在“老二”席位上坐不暇暖，就同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失之交臂了。
据判，白宫在战略博弈中，对于是否将把中国视为必须全力对付的“老二”，尚在煞费踌躇的阶段，并未最终在棋盘上落子。在华盛顿的战略盘算中，中国可能还没有完全脱离“拉一拉”、“推一推”的范畴。概括地说，亦即“拉一拉”，则中国可能继续在国际反恐斗争中成为美国盟友或者至少是非敌对性的中立国家；“推一推”，则中国成为在现实中最需要打点精神与之周旋的对手或者至少是最大的假想敌。
事实上，中国距离“老二”的实力地位，尚间隔一段似乎不可逾越的距离，况且，中国根本没有挑战美国霸权以改变世界现存政治格局的图谋，却让西方世界作出相反的推论。症结即在于此。只此一例，足以说明中国在战略、谋略及政策贯彻力诸方面，确实还有很大的调整余地。
自然，在中国外交姿态日趋强硬的背后，还有国内民众加予的压力的因素。外界解读，似乎存在一层连带关系，即中国对国内安定日益缺乏信心，对外交却持有与日俱增的自信；同样，中国政府似乎觉得，在外交上日趋强硬，对国内民众就越有安抚力。这里有一个如何对待舆论引导的作用的问题。在历史上，在民众和官员之间，“飘”的心理交相感染，结果大多不妙。从远处看，则非国家之福；从近处看，对当局也没有益处，因为这种心理拉抬了民众对当局施政的期望值。
就中国而言，一言以蔽之，在白宫尚未在棋盘上落子之际，事犹可为；一旦白宫落下子，就形格势禁，举步艰难了。遇事快意恩仇，并不符合中华民族的战略利益。歧途去从，自须三思而行。
再从另外一个角度审视一下“战略机遇期”的问题。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持续腾飞、国力不断充实的状况，放在历史视野里，这个过程在某种涵义上可以被称之为历史长河中的“间隙期”。国际环境和国内政治给予这个“间隙期”的时间长度，毕竟是有限的。
北京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在于，在这个“间隙期”内，如何对各种有利因素予以充分利用，而对各种不利因素进行“无害处理”。如果中国能够顺利地度过这个“间隙期”，其综合国力必然又上了数个台阶，这是可以预料的。届时，国际敌对势力要对付中国，则成本太大，风险太高，一时又难以奏效，很可能就此罢手，不作此想，而是诉诸于如何同中国磋商，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合情合理地重新分配利益了。
假若中国尚未度过战略机遇期，或者在内政问题上变生肘腋，或者在一场国际军事危机中横逆自来，则过去几十年以来中华民族为了崛起而作的努力可谓前功尽弃，成为梦幻泡影。恰如一个人即将抬头然而尚未抬起头来之际，被旁人全力猛地把他的头按捺下去，就此低头服小；一旦他的头真的抬起来了，站稳了脚跟，旁人就难以把他的头按捺下去了。
如今北京把新世纪头二十年也视为“战略机遇期”，判断中国在这段期间可能进一步增强综合国力，说到底，也就是立足于在此期间基本上可以把美中两国迎头相撞的可能性排除在外的估计。战略机遇期的价值及其重要性恰恰在这里。
无庸讳言，日后史家能否把新世纪头二十年称为中国的“战略机遇期”，端视中国的掌舵人能否在这段时期避免同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发生全面对峙。这就是掌舵人的历史责任。历史对掌舵人是否可以作为合格的战略家的考核标准就是两个字：“能”或者“否”，其余的解释都是多余的。
至于一个国家内部民众情绪的变化，容易受到突发事件的影响而大幅度波动，往往是无序的，非但缺乏真知灼见，有时甚至是盲目的。所以，在多数情况下，激烈波动之下的民众情绪，同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是背道而驰的。鉴此，国家领导人需要对民众情绪进行及时、有力的引导和疏通。
一般说来，一个国家、一个政权在迈向盛世的路途中，执政者往往能够对民众情绪及时、有力地进行引导和疏通，而这样的引导和疏通对于盛世的到来也是不可或缺的；而当一个政权步向末世之际，执政者却每每无意或者无力对民众情绪进行必要的引导和疏通。在中外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
假如在新世纪头二十年内，中国出于主客观种种原因，同“战略机遇期”失之交臂，亦即“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只能留待后人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了。届时北京决策层反求诸己，不论作何等解释，都是徒劳无功的。
中国近代史上，十九世纪末清朝各省当局大兴洋务及1930年代经济发展趋于巅峰，均可被称为即将迈入盛世的前奏时期，结果均被日本横刀夺爱，令人痛心不已。可见盛世之毁，诚转瞬间之事，执政者可不戒惧乎。
战略正确与否决定国家兴衰
至于在美中关系逆向互动的过程中，如何衡量两国领导层悟性及对策的适用性，则存在一个评估标准的问题。多年以来，国内学术界一直在强调，社会制度的先进性在国际竞争乃至国际斗争中的重要意义；近年以来，国内学术界似乎又转为强调以GDP为支撑的综合国力对国家兴衰的重大作用。
诚如上述，在国际风云际会的严峻考验中，或者在国力发展遇到瓶颈的关键时刻，无论是社会制度的先进性或者以GDP为支撑的综合国力，对国家兴衰甚至兴亡都没有起到重大的作用。相反，一部世界史或者一部中国史，从某个侧面看，充斥着以弱胜强、以小胜大或者以野蛮战胜文明的记载，当然，有一个前提，即胜者有正确的战略作指导。
决定国家兴衰的决定性要素并不全是综合国力，而是领袖的智慧以及由领袖制定并为精英群体接受的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的正确与否，加上若干并非纯然是巧合的机会，亦即所谓“国运隆否”。软实力的作用丝毫不逊于硬实力。无怪乎奥巴马政府甫履新就要强调“巧实力”了。
一些外国学者指出，中国决策机制的长处是在重大事件突然爆发以后，北京可以利用一党长期执政的有利条件，调动全国各种资源，快捷、有力地应付危机；而中国决策机制的短处则是对危机爆发进行预防甚至预测的能力比较差。这种决策机制的特点是：倘若方略正确，办事时事半功倍；假如方略错误，办事时事倍功半。
在如何看待美国的问题上，北京向来试图“以两手对两手”。在两手战略中，“一手”即采取合作和灵活的政策，旨在纵使不能根绝也要缓解对方的敌意，而“另一手”则准备“该出手时就出手”，在必要时以果断而坚定的行动，挫败美国全面遏制中国的政策。
两手战略的含义延伸一下，面对强大的对手，战略的要点是“赔笑脸，握拳头，求发展”。“赔笑脸”是前提，“握拳头”是手段，“求发展”是目的。三者缺一不可，不宜偏废。如果中国能够成功地贯彻这项策略，就能化解或者阻止中国的假想敌之间的结盟及其针对中国的咄咄逼人的威胁性行动。
当前，“求发展”的目的是压倒一切的，尽管其他因素是相辅相成的，不能忽略，毕竟属于枝节。此时此刻，“争一日之雄长”，所谓在政治意志上作一番较量，后患无穷。
假如西方世界决策已定，绝不能让中国当世界老大，对策不出两个范畴：其一是化担忧为动力，发动一场新的产业革命；其二是横刀夺爱，拉中国的后腿，挫折中国发展的势头。或者双管齐下，毕其功于一役。如此，中国在“老二”席位上坐不暇暖，就同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失之交臂了。
据判，白宫在战略博弈中，对于是否将把中国视为必须全力对付的“老二”，尚在煞费踌躇的阶段，并未最终在棋盘上落子。在华盛顿的战略盘算中，中国可能还没有完全脱离“拉一拉”、“推一推”的范畴。概括地说，亦即“拉一拉”，则中国可能继续在国际反恐斗争中成为美国盟友或者至少是非敌对性的中立国家；“推一推”，则中国成为在现实中最需要打点精神与之周旋的对手或者至少是最大的假想敌。
事实上，中国距离“老二”的实力地位，尚间隔一段似乎不可逾越的距离，况且，中国根本没有挑战美国霸权以改变世界现存政治格局的图谋，却让西方世界作出相反的推论。症结即在于此。只此一例，足以说明中国在战略、谋略及政策贯彻力诸方面，确实还有很大的调整余地。
自然，在中国外交姿态日趋强硬的背后，还有国内民众加予的压力的因素。外界解读，似乎存在一层连带关系，即中国对国内安定日益缺乏信心，对外交却持有与日俱增的自信；同样，中国政府似乎觉得，在外交上日趋强硬，对国内民众就越有安抚力。这里有一个如何对待舆论引导的作用的问题。在历史上，在民众和官员之间，“飘”的心理交相感染，结果大多不妙。从远处看，则非国家之福；从近处看，对当局也没有益处，因为这种心理拉抬了民众对当局施政的期望值。
就中国而言，一言以蔽之，在白宫尚未在棋盘上落子之际，事犹可为；一旦白宫落下子，就形格势禁，举步艰难了。遇事快意恩仇，并不符合中华民族的战略利益。歧途去从，自须三思而行。
大不了就开打么，愁什么？
我们热爱平静的生活，但也不代表别人打破这个平静时我们会当缩头龟！
我们热爱平静的生活，但也不代表别人打破这个平静时我们会当缩头龟！
回复 5# piginfly
问题是现实中太多的不利因素。你我可以这样洒脱，但关系民族未来，不能儿戏
问题是现实中太多的不利因素。你我可以这样洒脱，但关系民族未来，不能儿戏
社科院智商不正常的人比较多
NC文章,没点价值
危言耸听
外交官的基本功：恶语善讲。很好很强大
506参谋长 发表于 2010-5-20 10:23 
有什么不利的？天朝比１８４０年落后还是处在１８９０年的群狼围攻？抑或是１９３７的强敌入侵、１９５０年的八国联军？
民族的未来就是一个亮剑式的选择，只有敢于面对毁灭的民族才能够生存。
这不是儿戏，强盗是不会和你讲道理的。真理只在大炮的射程之内。
有什么不利的？天朝比１８４０年落后还是处在１８９０年的群狼围攻？抑或是１９３７的强敌入侵、１９５０年的八国联军？
民族的未来就是一个亮剑式的选择，只有敢于面对毁灭的民族才能够生存。
这不是儿戏，强盗是不会和你讲道理的。真理只在大炮的射程之内。
对内苦练内功，对外苦修戈矛，才是王道。但也不能太悲观，要自信。反华势力和中国政府都是麻杆打狼两头怕。
回复 8# madniu
难道人家说的不对吗
阁下不NC的文章呢
难道人家说的不对吗
阁下不NC的文章呢
回复 9# N等P民
难道他说的不对吗
居安思危不对吗
你认为我们现在国内外环境真的和和谐吗
难道他说的不对吗
居安思危不对吗
你认为我们现在国内外环境真的和和谐吗
很多国人（尤其是砖家和官员们）就是不知道要低调，跟全世界宣扬“韬光养晦”，有这么韬光养晦的吗？老大势力尚强就跳出来叫嚷自己是世界第二（何况还远不是第二），这不是撮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