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这个伪满洲册封的巴图鲁陈巧文又来了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6 00:25:47
原載於香港<亞洲週刊> 第二十四卷第四期 2010.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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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运再起 全新动员方式抗衡地产主义 ．谢晓阳、朱一心
香港一群「八十后」年轻人，利用facebook、twitter等互联网社群，组织反高铁等社会运动，以「这是我的城市，我要参与它的规划和决策」为诉求，反对地产主义，反对中环价值所垄断的发展模式。它有别于七十年代的社运，超越意识形态，重视环保和落实到一般市民的利益，但也面对主流民意不认同和被政治否决的痛苦命运。社运的过程，在这城市留下了重要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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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谁的城市？七十年代中，香港作家西西以文学手法在《我城》中发出了这个拷问。然而，回到现实，关心城市的社会运动，却要等到今天才蓬勃茁壮。数十年来，香港的社运历经高潮低潮，七十年代的社运，高举民族主义大旗，参与中文运动、保卫钓鱼台；八十年代的社运，争取居民权益，为弱势社群吶喊；在九十年代和二千年后十年，相对低潮，沉寂多年。今天，一群「八十后」（八十年代出生）年轻人超越意识形态，喊出：「这是我的城市，我要参与它的规划和决策。」日前被警方以「袭警」罪名拘捕的行游参与者陈巧文接受亚洲周刊专访时也说道：「这个社会太多不公义的事，像建高铁，小市民基本上得不到好处，是图利了大财团、大地产商。」
反高铁的深层意识是反对香港的地产主义和中环价值，拒绝再让地产集团垄断和主宰这城市的发展，也不再让「中环价值」只计算GDP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成为城市发展的唯一标准。陈巧文和部分同龄人一样，关心城市，关心地球，对于过度开发、「不公义的经济发展」嗤之以鼻。「零三年从英国回来后，我就发现这城市有很多问题，比如地产商垄断楼市，一般平民可能熬一辈子都买不到一层楼。这是不公义的自由经济。」几年来，在大大小小抗议表威中，都可看到陈巧文的身影。
不过这场社运也面对主流民意不认同的痛苦和被政治否决的命运。香港高铁兴建也势在必行，但社运的过程也许比目标还重要。它使香港人重新思考当前生存状态，也使港府当局重新厘定与民众沟通的方式与策略。
这次社运采用了许多新的动员方式，除了突破过往集队叫口号等仪式外，这次最大的两个突破，是非常规联盟，以及突破互联网单向发动。这次，动员方式主要由许多小圈子及个人发动，他们从身边的人际关系凝聚力量。在互联网方面，这次再不是传统由上而下，由一个主体送出电邮或facebook邀请，大家听命出发；这次，是多方向网络交织互动的发动，包括利用facebook和twitter等微博客。香港互联网协会会长兼时事评论员莫乃光及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讲师叶荫聪均指出，互联网只是辅助及带动效用，最重要仍然是现实里有许多个人及小圈子关心这件事，他们机动而全情投入，创意多变，凝聚力量推动这场运动。
从二零零六年开始，保卫喜帖街、天星码头、皇后码头、凤园等社会运动此起彼落，大部分媒体和政府都形容这是保育运动，也有人指这是一场集体的回忆，这些，都是误读。引用法国社会学家Henri Lefebvre的论说，这是一场Right to the City，对城市行使权利的运动，而这一轮新社会运动的指向，是捆绑香港三十多年的地产主义，以及和这套主义共生共长的中环价值。多年来一直是这场城市运动中坚分子的朱凯迪坦言：「我们就是希望透过这次反高铁，去揭示今天香港的政治体制，是在巩固一群人的利益，同时又增加他们的政治权力。这里头，地产商及围绕着这个行业的其它财团，都扮演很重要角色。」
今天的社会运动，早已在三十年前埋下伏笔，并由二十一世纪高速的网络动员去谱写。一九七八年，中国开放改革，香港工业北移，殖民政府推出高地价政策，房地产业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华人富豪，中环价值开始从港岛渗透至城市每一个角落……，三十年来，港人把自己捆绑在高楼价的牢笼里，也服膺于「发展是硬道理」的价值，或营营役役，早出晚归，或炒楼炒股，当中有人买车买楼，也有人仍然住在十数呎的笼屋。八零年代迄今，房地产及相关行业贡献了香港GDP的四分之一，但伴随着这些GDP成长而受伤害的，是城市的弱者和城市的历史及记忆。文化评论人马国明说：「今天主要由年轻人动员起来的社运，教懂了我们这些四、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很多东西。他们不再做顺民，他们关心城市空间，要参与城市的规划，也希望让社会『追认错失的历史』（班雅明语，意指港人当年忽略了天星码头、皇后码头和皇后像广场所形成的空间，是港人反殖民空间的历史）。」
如同「八十后青年反高铁」的陈景辉在电台节目《香港家书》中所言：「我们争取的不是经济改善，亦不是报纸访问我时所说的民生，亦不是传统的普选问题这样简单，而是要回归城市空间政治。可能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陌生的观念，但对我们这一代来说，这是一个清楚的诉求。」
十二月十八日、一月八日，反高铁大联盟发动了两次包围立法会行动，运动组织者透过苦行、互联网、媒体舆论，吸引大批市民支持。反高铁运动始于新界石岗菜园村，当地居民主要务农为生，政府却希望广深港高铁香港路段的维修厂设在那里，要求村民搬迁，部分村民同意赔款迁出，部分人却强调「不迁不拆」，他们结合社运力量，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反高铁风暴，连九十后的中学生也受感动。
一月八日下午，还在念中学、九一年出生的邓咏珊一下课就来到立法会前参加反高铁行动，问她为什么来？她指着环绕四周的高楼大厦说：「我不希望香港每一个地方都像中环这样，都是石屎（水泥）森林，很少树木。这座城市需要树木，我们的大气层已经暖化，继续再这样大建筑，地球很快就完了。」她之前去过多次菜园村，对村民能保持简朴生活非常感动。
菜园村的故事，让人想起最近全球热放的电影《阿凡达》。片里的地球人，为了抢夺潘多拉星球的稀有资源，软硬兼施，均告失败。地球人很不明白，在太空舱内怒吼：「为什么我们帮他们建公路，盖学校，他们还不满意？」影片传出「捍卫家园，保护土地」的讯息，正是当前全球城市运动中最重要的议题。反高铁团体抓住《阿凡达》的时代意义，一名「有心人」出资数万，邀请支持反高铁团体和菜园村村民在铜锣湾时代广场看电影，希望将看《阿凡达》的观众带到立法会前，参与这场新社会运动。
从权益到权利的转变
这一场抗衡地产主义和中环价值的是新社会运动，因为它有别于香港过去数十年的社运。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受全球左翼思潮影响，加上本地客观社会因素，出现了一连串社会运动，包括中文成为法定语文运动、保卫钓鱼台和反贪污捉葛柏等，但大背景是「意识形态先行」，当年运动骨干黎则奋对亚洲周刊说：「七十年代那一代人，将精力放在搞大理论上，包括毛派、托派、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反殖民主义等等，但只停在那里，大部分人都不知你说什么？」在那个「火红的年代」，年轻人热血沸腾，心怀国家大义，「年轻人整天在理论上争议，最终变成学社」。
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这些以「意识形态先行」的社运急速低沉，取而代之的是在不同小区争取居民权益的运动。像艇户事件、反公屋加租和分户、天台屋事件、反公屋富户政策等等，连串攸关居民权益的运动，贯穿了整个八、九十年代，也成为当时最重要的社会运动。但这些居民运动和今天主要由八十后发动的社运，有明显区别，二、三十年来不懈投入基层社运的基层发展中心组织者伍建荣对亚洲周刊说：「两者最明显的差别是，我们争取的是『权益』，一些实际看得到的东西，像租金、搬迁赔偿、安置，以及近年的老人退休保障等问题。我们强调在小区根，从小区出发，是由下而上的。而今天的年轻人争取的是『权利』，一些本来已经拥有但即将要失去的东西，像菜园村关注组喊出『不迁不拆』，就不是赔不赔偿的问题。」
如果说，今天八十后的社运主要抗衡的是地产主义和中环价值，其实，伍建荣和他的朋友近年所做的，又何尝不是！近年，他更积极参与了撼动社会的「反领汇事件」，提出「反对公共资产私有化」的问题。二零零六年，香港特区政府将全港大部分的居屋、公屋商场及停车场包裹上市，成立领汇管理公司，由于上市行为将使居屋及公屋内的铺租上升，从而推高物价，引起居民强烈反弹。基层小区组织便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反领汇上市运动，事实上，一场来自四方八面基层百姓的反领汇运动，也是一场反中环价值、反对以「经济」、「致富」、「效率」、「发展」、「全球化」作为社会进步指标的运动。今天这场新的社会运动，不是石头爆出来的，它累积了香港人多年来对政府经济政策向大财团倾斜不满的大反扑。
沉潜西方思潮的马国明说：「九七后，香港的城市空间就经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政府为了吸引游客，市区重建的规模越来越大，从旺角朗豪坊到湾仔喜帖街，每一次的重建，平民百姓都是输家，大财团就从中图利，贫富差距在重建的过程不断拉大。」
善用策略争取议员支持
不过，这一场新社运和议会的关系，也迥异于以往的社运，甚至和保卫天星、皇后的阶段，也不一样。七十年代街头战士黎则奋说：「我们当年的运动是反殖的，和官员当然没有合作空间，但八十后这群年轻人就很聪明，在反高铁时，他们甚至骑劫了泛民议员，让运动产生更大影响力。」由于泛民主派议员的策略运用，导致高铁拨款两度在议会内无法通过。
在「保卫皇后码头」阶段，本土行动成员极少主动寻求政治力量支持，而泛民主派的议员不是隔岸观火，就依然抱持「发展是硬道理」的心态，别说在议会内支持，就连到现场慰问绝食学生的也寥寥可数。但今天，朱凯迪说：「我们都看到，香港政制发展已经一潭死水，议员们没有什么可以发挥的地方，当我们有组织有策略去说服他们，让他们也站在我们的台上，号召市民参加元旦大行游和支持五区总辞方案，他们就选择了支持运动。」近日，公民党和社民连宣布参与五区总辞方案，黎则奋预言，「不用很久，五区总辞会和反高铁运动结合」。
另一名「七零分子」侯万云谈到今天香港的八十后反高铁一族，也感到八十后不仅比他们更有勇气和策略，也有理论，他说：「若给他们找到政府更多问题，特区政府肯定『头晕』。喜帖街、天星及皇后码头，到现在的菜园村，他们在等待一个『钓鱼台』。」
八十后有机肥皂生产者叶子侨(Bella)是「我不需要高铁」的小区经济生存空间支持者，也是反高铁Railway Truth（铁路真相）的站长及设立人。一年前，她开设网站时还不清楚自己能做些什么，但她有的是激情以及朋友网络，包括大学生、记者及老师、有机农友及环保组织等，她先发动身边的朋友，再带动朋友的朋友，再开始建立自己的小组，理工大学联盟及不少有机组织的发动就是由此开始。这些年轻人继而在facebook建立群组。叶子侨对亚洲周刊说：「现在，我很清楚自己在这场运动中扮演的角色，我们坚持温和，不用暴力，因为不想人家抹黑，我们用苦行，希望用念力感染走过中环的每一个人。当我苦行经过警察时，我心里在跟他们说话，希望他们明白我们在做什么，经济效益是要落实到平民老百姓的生活里，我们要有公义心，尽能力去改变社会的看法。」
此外，其它组织例如民间电台组织FM101、网上电台青台等，也一如叶子侨，先透过人际网络感染朋友，请他们来讲节目，再扩散开去。初时，反高铁声音只有菜园村居民建立的菜园村关注组、叶子侨的Railway Truth、本土行动、FM101及青台等，逐渐发展出别具心思及感染力的行动，包括菜园村导赏团、二十六公里高铁沿线步行、菜园村千人大合照及一些用心编写的小刊物，逐渐带动网民以及八十后的大力参与，随后，八十后反高铁一族亦开始建立他们自己的facebook反高铁群组。
叶荫聪指出，他们由松散的个人网络，透过互联网、香港独立媒体、农村产品、生活方式及苦行等，逐渐拉紧整个运动网络，慢慢制造一种广泛的情感力量，「这场运动强调的是亲身体验以及机动。因为运动不是单纯的理性计算」。虽然今次也成立了反高铁大联盟，但形式就与过往的联盟动员很不同，叶荫聪表示：「过往最大的问题是运动的纲领，例如由民阵主办的七一行游， 因为要符合大家接受的东西，大家接受的同一句口号，很形式化，有些人会不满意，这次反高铁虽有大联盟，但个别仍自由发挥。」
反高铁在香港刚开始时不受大家关注，直到去年末才出现意想不到的局面，正是小圈子小组酝酿成熟，再发挥互联网最大效果。莫乃光指出：「这次，突破了传统的单向性，善用web2.0，由小圈子甚至一个人在facebbok 发动，群体或个人感染网上的人，立即响应，网民及发动者均有很大满足感，支持者像雪球，人数越滚越大。」今次他们还玩一种网上流行的做法，就是利用facebook协议「数人头」以及twitter，例如「一万人包围立法局」，在网上点算支持度。莫乃光说，在最近两次反高铁包围立法会行动中，他每秒至数秒就收到一个新的twitter，这次更用了一个新方法，就是以stop-xrl（停建高铁的缩写）作标题，大家在这标题下搜索及互相追随，一段文章接一段，在极短时间就能如亲到现场般了解整件事件，「在最高峰时，在这标题下一分钟有逾百条twitter流过，每一秒都能掌握最新消息」。而且，莫乃光发觉，很多跟随者都是发来简体字，还留言说：「要多支持香港，这是大陆的未来。」
不少媒体、甚至特区政府，都将这一场新的社会运动视为八十后的运动，然而，只要亲到现场，就会发现，有六十后的新移民妇女在卖有机菜、有五十后曾经参加保钓运动的老将前来加油，还有九十后的中学生穿着校服赶来……无疑，这是一场跨世代、具有时代精神的社会运动。■
五区总辞普选公投
社民连和公民党五名议员辞职，意图使补选成变相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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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运再起 全新动员方式抗衡地产主义 ．谢晓阳、朱一心
香港一群「八十后」年轻人，利用facebook、twitter等互联网社群，组织反高铁等社会运动，以「这是我的城市，我要参与它的规划和决策」为诉求，反对地产主义，反对中环价值所垄断的发展模式。它有别于七十年代的社运，超越意识形态，重视环保和落实到一般市民的利益，但也面对主流民意不认同和被政治否决的痛苦命运。社运的过程，在这城市留下了重要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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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谁的城市？七十年代中，香港作家西西以文学手法在《我城》中发出了这个拷问。然而，回到现实，关心城市的社会运动，却要等到今天才蓬勃茁壮。数十年来，香港的社运历经高潮低潮，七十年代的社运，高举民族主义大旗，参与中文运动、保卫钓鱼台；八十年代的社运，争取居民权益，为弱势社群吶喊；在九十年代和二千年后十年，相对低潮，沉寂多年。今天，一群「八十后」（八十年代出生）年轻人超越意识形态，喊出：「这是我的城市，我要参与它的规划和决策。」日前被警方以「袭警」罪名拘捕的行游参与者陈巧文接受亚洲周刊专访时也说道：「这个社会太多不公义的事，像建高铁，小市民基本上得不到好处，是图利了大财团、大地产商。」
反高铁的深层意识是反对香港的地产主义和中环价值，拒绝再让地产集团垄断和主宰这城市的发展，也不再让「中环价值」只计算GDP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成为城市发展的唯一标准。陈巧文和部分同龄人一样，关心城市，关心地球，对于过度开发、「不公义的经济发展」嗤之以鼻。「零三年从英国回来后，我就发现这城市有很多问题，比如地产商垄断楼市，一般平民可能熬一辈子都买不到一层楼。这是不公义的自由经济。」几年来，在大大小小抗议表威中，都可看到陈巧文的身影。
不过这场社运也面对主流民意不认同的痛苦和被政治否决的命运。香港高铁兴建也势在必行，但社运的过程也许比目标还重要。它使香港人重新思考当前生存状态，也使港府当局重新厘定与民众沟通的方式与策略。
这次社运采用了许多新的动员方式，除了突破过往集队叫口号等仪式外，这次最大的两个突破，是非常规联盟，以及突破互联网单向发动。这次，动员方式主要由许多小圈子及个人发动，他们从身边的人际关系凝聚力量。在互联网方面，这次再不是传统由上而下，由一个主体送出电邮或facebook邀请，大家听命出发；这次，是多方向网络交织互动的发动，包括利用facebook和twitter等微博客。香港互联网协会会长兼时事评论员莫乃光及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讲师叶荫聪均指出，互联网只是辅助及带动效用，最重要仍然是现实里有许多个人及小圈子关心这件事，他们机动而全情投入，创意多变，凝聚力量推动这场运动。
从二零零六年开始，保卫喜帖街、天星码头、皇后码头、凤园等社会运动此起彼落，大部分媒体和政府都形容这是保育运动，也有人指这是一场集体的回忆，这些，都是误读。引用法国社会学家Henri Lefebvre的论说，这是一场Right to the City，对城市行使权利的运动，而这一轮新社会运动的指向，是捆绑香港三十多年的地产主义，以及和这套主义共生共长的中环价值。多年来一直是这场城市运动中坚分子的朱凯迪坦言：「我们就是希望透过这次反高铁，去揭示今天香港的政治体制，是在巩固一群人的利益，同时又增加他们的政治权力。这里头，地产商及围绕着这个行业的其它财团，都扮演很重要角色。」
今天的社会运动，早已在三十年前埋下伏笔，并由二十一世纪高速的网络动员去谱写。一九七八年，中国开放改革，香港工业北移，殖民政府推出高地价政策，房地产业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华人富豪，中环价值开始从港岛渗透至城市每一个角落……，三十年来，港人把自己捆绑在高楼价的牢笼里，也服膺于「发展是硬道理」的价值，或营营役役，早出晚归，或炒楼炒股，当中有人买车买楼，也有人仍然住在十数呎的笼屋。八零年代迄今，房地产及相关行业贡献了香港GDP的四分之一，但伴随着这些GDP成长而受伤害的，是城市的弱者和城市的历史及记忆。文化评论人马国明说：「今天主要由年轻人动员起来的社运，教懂了我们这些四、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很多东西。他们不再做顺民，他们关心城市空间，要参与城市的规划，也希望让社会『追认错失的历史』（班雅明语，意指港人当年忽略了天星码头、皇后码头和皇后像广场所形成的空间，是港人反殖民空间的历史）。」
如同「八十后青年反高铁」的陈景辉在电台节目《香港家书》中所言：「我们争取的不是经济改善，亦不是报纸访问我时所说的民生，亦不是传统的普选问题这样简单，而是要回归城市空间政治。可能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陌生的观念，但对我们这一代来说，这是一个清楚的诉求。」
十二月十八日、一月八日，反高铁大联盟发动了两次包围立法会行动，运动组织者透过苦行、互联网、媒体舆论，吸引大批市民支持。反高铁运动始于新界石岗菜园村，当地居民主要务农为生，政府却希望广深港高铁香港路段的维修厂设在那里，要求村民搬迁，部分村民同意赔款迁出，部分人却强调「不迁不拆」，他们结合社运力量，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反高铁风暴，连九十后的中学生也受感动。
一月八日下午，还在念中学、九一年出生的邓咏珊一下课就来到立法会前参加反高铁行动，问她为什么来？她指着环绕四周的高楼大厦说：「我不希望香港每一个地方都像中环这样，都是石屎（水泥）森林，很少树木。这座城市需要树木，我们的大气层已经暖化，继续再这样大建筑，地球很快就完了。」她之前去过多次菜园村，对村民能保持简朴生活非常感动。
菜园村的故事，让人想起最近全球热放的电影《阿凡达》。片里的地球人，为了抢夺潘多拉星球的稀有资源，软硬兼施，均告失败。地球人很不明白，在太空舱内怒吼：「为什么我们帮他们建公路，盖学校，他们还不满意？」影片传出「捍卫家园，保护土地」的讯息，正是当前全球城市运动中最重要的议题。反高铁团体抓住《阿凡达》的时代意义，一名「有心人」出资数万，邀请支持反高铁团体和菜园村村民在铜锣湾时代广场看电影，希望将看《阿凡达》的观众带到立法会前，参与这场新社会运动。
从权益到权利的转变
这一场抗衡地产主义和中环价值的是新社会运动，因为它有别于香港过去数十年的社运。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受全球左翼思潮影响，加上本地客观社会因素，出现了一连串社会运动，包括中文成为法定语文运动、保卫钓鱼台和反贪污捉葛柏等，但大背景是「意识形态先行」，当年运动骨干黎则奋对亚洲周刊说：「七十年代那一代人，将精力放在搞大理论上，包括毛派、托派、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反殖民主义等等，但只停在那里，大部分人都不知你说什么？」在那个「火红的年代」，年轻人热血沸腾，心怀国家大义，「年轻人整天在理论上争议，最终变成学社」。
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这些以「意识形态先行」的社运急速低沉，取而代之的是在不同小区争取居民权益的运动。像艇户事件、反公屋加租和分户、天台屋事件、反公屋富户政策等等，连串攸关居民权益的运动，贯穿了整个八、九十年代，也成为当时最重要的社会运动。但这些居民运动和今天主要由八十后发动的社运，有明显区别，二、三十年来不懈投入基层社运的基层发展中心组织者伍建荣对亚洲周刊说：「两者最明显的差别是，我们争取的是『权益』，一些实际看得到的东西，像租金、搬迁赔偿、安置，以及近年的老人退休保障等问题。我们强调在小区根，从小区出发，是由下而上的。而今天的年轻人争取的是『权利』，一些本来已经拥有但即将要失去的东西，像菜园村关注组喊出『不迁不拆』，就不是赔不赔偿的问题。」
如果说，今天八十后的社运主要抗衡的是地产主义和中环价值，其实，伍建荣和他的朋友近年所做的，又何尝不是！近年，他更积极参与了撼动社会的「反领汇事件」，提出「反对公共资产私有化」的问题。二零零六年，香港特区政府将全港大部分的居屋、公屋商场及停车场包裹上市，成立领汇管理公司，由于上市行为将使居屋及公屋内的铺租上升，从而推高物价，引起居民强烈反弹。基层小区组织便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反领汇上市运动，事实上，一场来自四方八面基层百姓的反领汇运动，也是一场反中环价值、反对以「经济」、「致富」、「效率」、「发展」、「全球化」作为社会进步指标的运动。今天这场新的社会运动，不是石头爆出来的，它累积了香港人多年来对政府经济政策向大财团倾斜不满的大反扑。
沉潜西方思潮的马国明说：「九七后，香港的城市空间就经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政府为了吸引游客，市区重建的规模越来越大，从旺角朗豪坊到湾仔喜帖街，每一次的重建，平民百姓都是输家，大财团就从中图利，贫富差距在重建的过程不断拉大。」
善用策略争取议员支持
不过，这一场新社运和议会的关系，也迥异于以往的社运，甚至和保卫天星、皇后的阶段，也不一样。七十年代街头战士黎则奋说：「我们当年的运动是反殖的，和官员当然没有合作空间，但八十后这群年轻人就很聪明，在反高铁时，他们甚至骑劫了泛民议员，让运动产生更大影响力。」由于泛民主派议员的策略运用，导致高铁拨款两度在议会内无法通过。
在「保卫皇后码头」阶段，本土行动成员极少主动寻求政治力量支持，而泛民主派的议员不是隔岸观火，就依然抱持「发展是硬道理」的心态，别说在议会内支持，就连到现场慰问绝食学生的也寥寥可数。但今天，朱凯迪说：「我们都看到，香港政制发展已经一潭死水，议员们没有什么可以发挥的地方，当我们有组织有策略去说服他们，让他们也站在我们的台上，号召市民参加元旦大行游和支持五区总辞方案，他们就选择了支持运动。」近日，公民党和社民连宣布参与五区总辞方案，黎则奋预言，「不用很久，五区总辞会和反高铁运动结合」。
另一名「七零分子」侯万云谈到今天香港的八十后反高铁一族，也感到八十后不仅比他们更有勇气和策略，也有理论，他说：「若给他们找到政府更多问题，特区政府肯定『头晕』。喜帖街、天星及皇后码头，到现在的菜园村，他们在等待一个『钓鱼台』。」
八十后有机肥皂生产者叶子侨(Bella)是「我不需要高铁」的小区经济生存空间支持者，也是反高铁Railway Truth（铁路真相）的站长及设立人。一年前，她开设网站时还不清楚自己能做些什么，但她有的是激情以及朋友网络，包括大学生、记者及老师、有机农友及环保组织等，她先发动身边的朋友，再带动朋友的朋友，再开始建立自己的小组，理工大学联盟及不少有机组织的发动就是由此开始。这些年轻人继而在facebook建立群组。叶子侨对亚洲周刊说：「现在，我很清楚自己在这场运动中扮演的角色，我们坚持温和，不用暴力，因为不想人家抹黑，我们用苦行，希望用念力感染走过中环的每一个人。当我苦行经过警察时，我心里在跟他们说话，希望他们明白我们在做什么，经济效益是要落实到平民老百姓的生活里，我们要有公义心，尽能力去改变社会的看法。」
此外，其它组织例如民间电台组织FM101、网上电台青台等，也一如叶子侨，先透过人际网络感染朋友，请他们来讲节目，再扩散开去。初时，反高铁声音只有菜园村居民建立的菜园村关注组、叶子侨的Railway Truth、本土行动、FM101及青台等，逐渐发展出别具心思及感染力的行动，包括菜园村导赏团、二十六公里高铁沿线步行、菜园村千人大合照及一些用心编写的小刊物，逐渐带动网民以及八十后的大力参与，随后，八十后反高铁一族亦开始建立他们自己的facebook反高铁群组。
叶荫聪指出，他们由松散的个人网络，透过互联网、香港独立媒体、农村产品、生活方式及苦行等，逐渐拉紧整个运动网络，慢慢制造一种广泛的情感力量，「这场运动强调的是亲身体验以及机动。因为运动不是单纯的理性计算」。虽然今次也成立了反高铁大联盟，但形式就与过往的联盟动员很不同，叶荫聪表示：「过往最大的问题是运动的纲领，例如由民阵主办的七一行游， 因为要符合大家接受的东西，大家接受的同一句口号，很形式化，有些人会不满意，这次反高铁虽有大联盟，但个别仍自由发挥。」
反高铁在香港刚开始时不受大家关注，直到去年末才出现意想不到的局面，正是小圈子小组酝酿成熟，再发挥互联网最大效果。莫乃光指出：「这次，突破了传统的单向性，善用web2.0，由小圈子甚至一个人在facebbok 发动，群体或个人感染网上的人，立即响应，网民及发动者均有很大满足感，支持者像雪球，人数越滚越大。」今次他们还玩一种网上流行的做法，就是利用facebook协议「数人头」以及twitter，例如「一万人包围立法局」，在网上点算支持度。莫乃光说，在最近两次反高铁包围立法会行动中，他每秒至数秒就收到一个新的twitter，这次更用了一个新方法，就是以stop-xrl（停建高铁的缩写）作标题，大家在这标题下搜索及互相追随，一段文章接一段，在极短时间就能如亲到现场般了解整件事件，「在最高峰时，在这标题下一分钟有逾百条twitter流过，每一秒都能掌握最新消息」。而且，莫乃光发觉，很多跟随者都是发来简体字，还留言说：「要多支持香港，这是大陆的未来。」
不少媒体、甚至特区政府，都将这一场新的社会运动视为八十后的运动，然而，只要亲到现场，就会发现，有六十后的新移民妇女在卖有机菜、有五十后曾经参加保钓运动的老将前来加油，还有九十后的中学生穿着校服赶来……无疑，这是一场跨世代、具有时代精神的社会运动。■
五区总辞普选公投
社民连和公民党五名议员辞职，意图使补选成变相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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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运再起 全新动员方式抗衡地产主义 ．谢晓阳、朱一心
香港一群「八十后」年轻人，利用facebook、twitter等互联网社群，组织反高铁等社会运动，以「这是我的城市，我要参与它的规划和决策」为诉求，反对地产主义，反对中环价值所垄断的发展模式。它有别于七十年代的社运，超越意识形态，重视环保和落实到一般市民的利益，但也面对主流民意不认同和被政治否决的痛苦命运。社运的过程，在这城市留下了重要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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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谁的城市？七十年代中，香港作家西西以文学手法在《我城》中发出了这个拷问。然而，回到现实，关心城市的社会运动，却要等到今天才蓬勃茁壮。数十年来，香港的社运历经高潮低潮，七十年代的社运，高举民族主义大旗，参与中文运动、保卫钓鱼台；八十年代的社运，争取居民权益，为弱势社群吶喊；在九十年代和二千年后十年，相对低潮，沉寂多年。今天，一群「八十后」（八十年代出生）年轻人超越意识形态，喊出：「这是我的城市，我要参与它的规划和决策。」日前被警方以「袭警」罪名拘捕的行游参与者陈巧文接受亚洲周刊专访时也说道：「这个社会太多不公义的事，像建高铁，小市民基本上得不到好处，是图利了大财团、大地产商。」
反高铁的深层意识是反对香港的地产主义和中环价值，拒绝再让地产集团垄断和主宰这城市的发展，也不再让「中环价值」只计算GDP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成为城市发展的唯一标准。陈巧文和部分同龄人一样，关心城市，关心地球，对于过度开发、「不公义的经济发展」嗤之以鼻。「零三年从英国回来后，我就发现这城市有很多问题，比如地产商垄断楼市，一般平民可能熬一辈子都买不到一层楼。这是不公义的自由经济。」几年来，在大大小小抗议表威中，都可看到陈巧文的身影。
不过这场社运也面对主流民意不认同的痛苦和被政治否决的命运。香港高铁兴建也势在必行，但社运的过程也许比目标还重要。它使香港人重新思考当前生存状态，也使港府当局重新厘定与民众沟通的方式与策略。
这次社运采用了许多新的动员方式，除了突破过往集队叫口号等仪式外，这次最大的两个突破，是非常规联盟，以及突破互联网单向发动。这次，动员方式主要由许多小圈子及个人发动，他们从身边的人际关系凝聚力量。在互联网方面，这次再不是传统由上而下，由一个主体送出电邮或facebook邀请，大家听命出发；这次，是多方向网络交织互动的发动，包括利用facebook和twitter等微博客。香港互联网协会会长兼时事评论员莫乃光及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讲师叶荫聪均指出，互联网只是辅助及带动效用，最重要仍然是现实里有许多个人及小圈子关心这件事，他们机动而全情投入，创意多变，凝聚力量推动这场运动。
从二零零六年开始，保卫喜帖街、天星码头、皇后码头、凤园等社会运动此起彼落，大部分媒体和政府都形容这是保育运动，也有人指这是一场集体的回忆，这些，都是误读。引用法国社会学家Henri Lefebvre的论说，这是一场Right to the City，对城市行使权利的运动，而这一轮新社会运动的指向，是捆绑香港三十多年的地产主义，以及和这套主义共生共长的中环价值。多年来一直是这场城市运动中坚分子的朱凯迪坦言：「我们就是希望透过这次反高铁，去揭示今天香港的政治体制，是在巩固一群人的利益，同时又增加他们的政治权力。这里头，地产商及围绕着这个行业的其它财团，都扮演很重要角色。」
今天的社会运动，早已在三十年前埋下伏笔，并由二十一世纪高速的网络动员去谱写。一九七八年，中国开放改革，香港工业北移，殖民政府推出高地价政策，房地产业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华人富豪，中环价值开始从港岛渗透至城市每一个角落……，三十年来，港人把自己捆绑在高楼价的牢笼里，也服膺于「发展是硬道理」的价值，或营营役役，早出晚归，或炒楼炒股，当中有人买车买楼，也有人仍然住在十数呎的笼屋。八零年代迄今，房地产及相关行业贡献了香港GDP的四分之一，但伴随着这些GDP成长而受伤害的，是城市的弱者和城市的历史及记忆。文化评论人马国明说：「今天主要由年轻人动员起来的社运，教懂了我们这些四、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很多东西。他们不再做顺民，他们关心城市空间，要参与城市的规划，也希望让社会『追认错失的历史』（班雅明语，意指港人当年忽略了天星码头、皇后码头和皇后像广场所形成的空间，是港人反殖民空间的历史）。」
如同「八十后青年反高铁」的陈景辉在电台节目《香港家书》中所言：「我们争取的不是经济改善，亦不是报纸访问我时所说的民生，亦不是传统的普选问题这样简单，而是要回归城市空间政治。可能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陌生的观念，但对我们这一代来说，这是一个清楚的诉求。」
十二月十八日、一月八日，反高铁大联盟发动了两次包围立法会行动，运动组织者透过苦行、互联网、媒体舆论，吸引大批市民支持。反高铁运动始于新界石岗菜园村，当地居民主要务农为生，政府却希望广深港高铁香港路段的维修厂设在那里，要求村民搬迁，部分村民同意赔款迁出，部分人却强调「不迁不拆」，他们结合社运力量，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反高铁风暴，连九十后的中学生也受感动。
一月八日下午，还在念中学、九一年出生的邓咏珊一下课就来到立法会前参加反高铁行动，问她为什么来？她指着环绕四周的高楼大厦说：「我不希望香港每一个地方都像中环这样，都是石屎（水泥）森林，很少树木。这座城市需要树木，我们的大气层已经暖化，继续再这样大建筑，地球很快就完了。」她之前去过多次菜园村，对村民能保持简朴生活非常感动。
菜园村的故事，让人想起最近全球热放的电影《阿凡达》。片里的地球人，为了抢夺潘多拉星球的稀有资源，软硬兼施，均告失败。地球人很不明白，在太空舱内怒吼：「为什么我们帮他们建公路，盖学校，他们还不满意？」影片传出「捍卫家园，保护土地」的讯息，正是当前全球城市运动中最重要的议题。反高铁团体抓住《阿凡达》的时代意义，一名「有心人」出资数万，邀请支持反高铁团体和菜园村村民在铜锣湾时代广场看电影，希望将看《阿凡达》的观众带到立法会前，参与这场新社会运动。
从权益到权利的转变
这一场抗衡地产主义和中环价值的是新社会运动，因为它有别于香港过去数十年的社运。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受全球左翼思潮影响，加上本地客观社会因素，出现了一连串社会运动，包括中文成为法定语文运动、保卫钓鱼台和反贪污捉葛柏等，但大背景是「意识形态先行」，当年运动骨干黎则奋对亚洲周刊说：「七十年代那一代人，将精力放在搞大理论上，包括毛派、托派、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反殖民主义等等，但只停在那里，大部分人都不知你说什么？」在那个「火红的年代」，年轻人热血沸腾，心怀国家大义，「年轻人整天在理论上争议，最终变成学社」。
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这些以「意识形态先行」的社运急速低沉，取而代之的是在不同小区争取居民权益的运动。像艇户事件、反公屋加租和分户、天台屋事件、反公屋富户政策等等，连串攸关居民权益的运动，贯穿了整个八、九十年代，也成为当时最重要的社会运动。但这些居民运动和今天主要由八十后发动的社运，有明显区别，二、三十年来不懈投入基层社运的基层发展中心组织者伍建荣对亚洲周刊说：「两者最明显的差别是，我们争取的是『权益』，一些实际看得到的东西，像租金、搬迁赔偿、安置，以及近年的老人退休保障等问题。我们强调在小区根，从小区出发，是由下而上的。而今天的年轻人争取的是『权利』，一些本来已经拥有但即将要失去的东西，像菜园村关注组喊出『不迁不拆』，就不是赔不赔偿的问题。」
如果说，今天八十后的社运主要抗衡的是地产主义和中环价值，其实，伍建荣和他的朋友近年所做的，又何尝不是！近年，他更积极参与了撼动社会的「反领汇事件」，提出「反对公共资产私有化」的问题。二零零六年，香港特区政府将全港大部分的居屋、公屋商场及停车场包裹上市，成立领汇管理公司，由于上市行为将使居屋及公屋内的铺租上升，从而推高物价，引起居民强烈反弹。基层小区组织便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反领汇上市运动，事实上，一场来自四方八面基层百姓的反领汇运动，也是一场反中环价值、反对以「经济」、「致富」、「效率」、「发展」、「全球化」作为社会进步指标的运动。今天这场新的社会运动，不是石头爆出来的，它累积了香港人多年来对政府经济政策向大财团倾斜不满的大反扑。
沉潜西方思潮的马国明说：「九七后，香港的城市空间就经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政府为了吸引游客，市区重建的规模越来越大，从旺角朗豪坊到湾仔喜帖街，每一次的重建，平民百姓都是输家，大财团就从中图利，贫富差距在重建的过程不断拉大。」
善用策略争取议员支持
不过，这一场新社运和议会的关系，也迥异于以往的社运，甚至和保卫天星、皇后的阶段，也不一样。七十年代街头战士黎则奋说：「我们当年的运动是反殖的，和官员当然没有合作空间，但八十后这群年轻人就很聪明，在反高铁时，他们甚至骑劫了泛民议员，让运动产生更大影响力。」由于泛民主派议员的策略运用，导致高铁拨款两度在议会内无法通过。
在「保卫皇后码头」阶段，本土行动成员极少主动寻求政治力量支持，而泛民主派的议员不是隔岸观火，就依然抱持「发展是硬道理」的心态，别说在议会内支持，就连到现场慰问绝食学生的也寥寥可数。但今天，朱凯迪说：「我们都看到，香港政制发展已经一潭死水，议员们没有什么可以发挥的地方，当我们有组织有策略去说服他们，让他们也站在我们的台上，号召市民参加元旦大行游和支持五区总辞方案，他们就选择了支持运动。」近日，公民党和社民连宣布参与五区总辞方案，黎则奋预言，「不用很久，五区总辞会和反高铁运动结合」。
另一名「七零分子」侯万云谈到今天香港的八十后反高铁一族，也感到八十后不仅比他们更有勇气和策略，也有理论，他说：「若给他们找到政府更多问题，特区政府肯定『头晕』。喜帖街、天星及皇后码头，到现在的菜园村，他们在等待一个『钓鱼台』。」
八十后有机肥皂生产者叶子侨(Bella)是「我不需要高铁」的小区经济生存空间支持者，也是反高铁Railway Truth（铁路真相）的站长及设立人。一年前，她开设网站时还不清楚自己能做些什么，但她有的是激情以及朋友网络，包括大学生、记者及老师、有机农友及环保组织等，她先发动身边的朋友，再带动朋友的朋友，再开始建立自己的小组，理工大学联盟及不少有机组织的发动就是由此开始。这些年轻人继而在facebook建立群组。叶子侨对亚洲周刊说：「现在，我很清楚自己在这场运动中扮演的角色，我们坚持温和，不用暴力，因为不想人家抹黑，我们用苦行，希望用念力感染走过中环的每一个人。当我苦行经过警察时，我心里在跟他们说话，希望他们明白我们在做什么，经济效益是要落实到平民老百姓的生活里，我们要有公义心，尽能力去改变社会的看法。」
此外，其它组织例如民间电台组织FM101、网上电台青台等，也一如叶子侨，先透过人际网络感染朋友，请他们来讲节目，再扩散开去。初时，反高铁声音只有菜园村居民建立的菜园村关注组、叶子侨的Railway Truth、本土行动、FM101及青台等，逐渐发展出别具心思及感染力的行动，包括菜园村导赏团、二十六公里高铁沿线步行、菜园村千人大合照及一些用心编写的小刊物，逐渐带动网民以及八十后的大力参与，随后，八十后反高铁一族亦开始建立他们自己的facebook反高铁群组。
叶荫聪指出，他们由松散的个人网络，透过互联网、香港独立媒体、农村产品、生活方式及苦行等，逐渐拉紧整个运动网络，慢慢制造一种广泛的情感力量，「这场运动强调的是亲身体验以及机动。因为运动不是单纯的理性计算」。虽然今次也成立了反高铁大联盟，但形式就与过往的联盟动员很不同，叶荫聪表示：「过往最大的问题是运动的纲领，例如由民阵主办的七一行游， 因为要符合大家接受的东西，大家接受的同一句口号，很形式化，有些人会不满意，这次反高铁虽有大联盟，但个别仍自由发挥。」
反高铁在香港刚开始时不受大家关注，直到去年末才出现意想不到的局面，正是小圈子小组酝酿成熟，再发挥互联网最大效果。莫乃光指出：「这次，突破了传统的单向性，善用web2.0，由小圈子甚至一个人在facebbok 发动，群体或个人感染网上的人，立即响应，网民及发动者均有很大满足感，支持者像雪球，人数越滚越大。」今次他们还玩一种网上流行的做法，就是利用facebook协议「数人头」以及twitter，例如「一万人包围立法局」，在网上点算支持度。莫乃光说，在最近两次反高铁包围立法会行动中，他每秒至数秒就收到一个新的twitter，这次更用了一个新方法，就是以stop-xrl（停建高铁的缩写）作标题，大家在这标题下搜索及互相追随，一段文章接一段，在极短时间就能如亲到现场般了解整件事件，「在最高峰时，在这标题下一分钟有逾百条twitter流过，每一秒都能掌握最新消息」。而且，莫乃光发觉，很多跟随者都是发来简体字，还留言说：「要多支持香港，这是大陆的未来。」
不少媒体、甚至特区政府，都将这一场新的社会运动视为八十后的运动，然而，只要亲到现场，就会发现，有六十后的新移民妇女在卖有机菜、有五十后曾经参加保钓运动的老将前来加油，还有九十后的中学生穿着校服赶来……无疑，这是一场跨世代、具有时代精神的社会运动。■
五区总辞普选公投
社民连和公民党五名议员辞职，意图使补选成变相公投。
--------------------------------------------------------------------------------原載於香港<亞洲週刊> 第二十四卷第四期 2010.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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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运再起 全新动员方式抗衡地产主义 ．谢晓阳、朱一心
香港一群「八十后」年轻人，利用facebook、twitter等互联网社群，组织反高铁等社会运动，以「这是我的城市，我要参与它的规划和决策」为诉求，反对地产主义，反对中环价值所垄断的发展模式。它有别于七十年代的社运，超越意识形态，重视环保和落实到一般市民的利益，但也面对主流民意不认同和被政治否决的痛苦命运。社运的过程，在这城市留下了重要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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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谁的城市？七十年代中，香港作家西西以文学手法在《我城》中发出了这个拷问。然而，回到现实，关心城市的社会运动，却要等到今天才蓬勃茁壮。数十年来，香港的社运历经高潮低潮，七十年代的社运，高举民族主义大旗，参与中文运动、保卫钓鱼台；八十年代的社运，争取居民权益，为弱势社群吶喊；在九十年代和二千年后十年，相对低潮，沉寂多年。今天，一群「八十后」（八十年代出生）年轻人超越意识形态，喊出：「这是我的城市，我要参与它的规划和决策。」日前被警方以「袭警」罪名拘捕的行游参与者陈巧文接受亚洲周刊专访时也说道：「这个社会太多不公义的事，像建高铁，小市民基本上得不到好处，是图利了大财团、大地产商。」
反高铁的深层意识是反对香港的地产主义和中环价值，拒绝再让地产集团垄断和主宰这城市的发展，也不再让「中环价值」只计算GDP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成为城市发展的唯一标准。陈巧文和部分同龄人一样，关心城市，关心地球，对于过度开发、「不公义的经济发展」嗤之以鼻。「零三年从英国回来后，我就发现这城市有很多问题，比如地产商垄断楼市，一般平民可能熬一辈子都买不到一层楼。这是不公义的自由经济。」几年来，在大大小小抗议表威中，都可看到陈巧文的身影。
不过这场社运也面对主流民意不认同的痛苦和被政治否决的命运。香港高铁兴建也势在必行，但社运的过程也许比目标还重要。它使香港人重新思考当前生存状态，也使港府当局重新厘定与民众沟通的方式与策略。
这次社运采用了许多新的动员方式，除了突破过往集队叫口号等仪式外，这次最大的两个突破，是非常规联盟，以及突破互联网单向发动。这次，动员方式主要由许多小圈子及个人发动，他们从身边的人际关系凝聚力量。在互联网方面，这次再不是传统由上而下，由一个主体送出电邮或facebook邀请，大家听命出发；这次，是多方向网络交织互动的发动，包括利用facebook和twitter等微博客。香港互联网协会会长兼时事评论员莫乃光及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讲师叶荫聪均指出，互联网只是辅助及带动效用，最重要仍然是现实里有许多个人及小圈子关心这件事，他们机动而全情投入，创意多变，凝聚力量推动这场运动。
从二零零六年开始，保卫喜帖街、天星码头、皇后码头、凤园等社会运动此起彼落，大部分媒体和政府都形容这是保育运动，也有人指这是一场集体的回忆，这些，都是误读。引用法国社会学家Henri Lefebvre的论说，这是一场Right to the City，对城市行使权利的运动，而这一轮新社会运动的指向，是捆绑香港三十多年的地产主义，以及和这套主义共生共长的中环价值。多年来一直是这场城市运动中坚分子的朱凯迪坦言：「我们就是希望透过这次反高铁，去揭示今天香港的政治体制，是在巩固一群人的利益，同时又增加他们的政治权力。这里头，地产商及围绕着这个行业的其它财团，都扮演很重要角色。」
今天的社会运动，早已在三十年前埋下伏笔，并由二十一世纪高速的网络动员去谱写。一九七八年，中国开放改革，香港工业北移，殖民政府推出高地价政策，房地产业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华人富豪，中环价值开始从港岛渗透至城市每一个角落……，三十年来，港人把自己捆绑在高楼价的牢笼里，也服膺于「发展是硬道理」的价值，或营营役役，早出晚归，或炒楼炒股，当中有人买车买楼，也有人仍然住在十数呎的笼屋。八零年代迄今，房地产及相关行业贡献了香港GDP的四分之一，但伴随着这些GDP成长而受伤害的，是城市的弱者和城市的历史及记忆。文化评论人马国明说：「今天主要由年轻人动员起来的社运，教懂了我们这些四、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很多东西。他们不再做顺民，他们关心城市空间，要参与城市的规划，也希望让社会『追认错失的历史』（班雅明语，意指港人当年忽略了天星码头、皇后码头和皇后像广场所形成的空间，是港人反殖民空间的历史）。」
如同「八十后青年反高铁」的陈景辉在电台节目《香港家书》中所言：「我们争取的不是经济改善，亦不是报纸访问我时所说的民生，亦不是传统的普选问题这样简单，而是要回归城市空间政治。可能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陌生的观念，但对我们这一代来说，这是一个清楚的诉求。」
十二月十八日、一月八日，反高铁大联盟发动了两次包围立法会行动，运动组织者透过苦行、互联网、媒体舆论，吸引大批市民支持。反高铁运动始于新界石岗菜园村，当地居民主要务农为生，政府却希望广深港高铁香港路段的维修厂设在那里，要求村民搬迁，部分村民同意赔款迁出，部分人却强调「不迁不拆」，他们结合社运力量，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反高铁风暴，连九十后的中学生也受感动。
一月八日下午，还在念中学、九一年出生的邓咏珊一下课就来到立法会前参加反高铁行动，问她为什么来？她指着环绕四周的高楼大厦说：「我不希望香港每一个地方都像中环这样，都是石屎（水泥）森林，很少树木。这座城市需要树木，我们的大气层已经暖化，继续再这样大建筑，地球很快就完了。」她之前去过多次菜园村，对村民能保持简朴生活非常感动。
菜园村的故事，让人想起最近全球热放的电影《阿凡达》。片里的地球人，为了抢夺潘多拉星球的稀有资源，软硬兼施，均告失败。地球人很不明白，在太空舱内怒吼：「为什么我们帮他们建公路，盖学校，他们还不满意？」影片传出「捍卫家园，保护土地」的讯息，正是当前全球城市运动中最重要的议题。反高铁团体抓住《阿凡达》的时代意义，一名「有心人」出资数万，邀请支持反高铁团体和菜园村村民在铜锣湾时代广场看电影，希望将看《阿凡达》的观众带到立法会前，参与这场新社会运动。
从权益到权利的转变
这一场抗衡地产主义和中环价值的是新社会运动，因为它有别于香港过去数十年的社运。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受全球左翼思潮影响，加上本地客观社会因素，出现了一连串社会运动，包括中文成为法定语文运动、保卫钓鱼台和反贪污捉葛柏等，但大背景是「意识形态先行」，当年运动骨干黎则奋对亚洲周刊说：「七十年代那一代人，将精力放在搞大理论上，包括毛派、托派、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反殖民主义等等，但只停在那里，大部分人都不知你说什么？」在那个「火红的年代」，年轻人热血沸腾，心怀国家大义，「年轻人整天在理论上争议，最终变成学社」。
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这些以「意识形态先行」的社运急速低沉，取而代之的是在不同小区争取居民权益的运动。像艇户事件、反公屋加租和分户、天台屋事件、反公屋富户政策等等，连串攸关居民权益的运动，贯穿了整个八、九十年代，也成为当时最重要的社会运动。但这些居民运动和今天主要由八十后发动的社运，有明显区别，二、三十年来不懈投入基层社运的基层发展中心组织者伍建荣对亚洲周刊说：「两者最明显的差别是，我们争取的是『权益』，一些实际看得到的东西，像租金、搬迁赔偿、安置，以及近年的老人退休保障等问题。我们强调在小区根，从小区出发，是由下而上的。而今天的年轻人争取的是『权利』，一些本来已经拥有但即将要失去的东西，像菜园村关注组喊出『不迁不拆』，就不是赔不赔偿的问题。」
如果说，今天八十后的社运主要抗衡的是地产主义和中环价值，其实，伍建荣和他的朋友近年所做的，又何尝不是！近年，他更积极参与了撼动社会的「反领汇事件」，提出「反对公共资产私有化」的问题。二零零六年，香港特区政府将全港大部分的居屋、公屋商场及停车场包裹上市，成立领汇管理公司，由于上市行为将使居屋及公屋内的铺租上升，从而推高物价，引起居民强烈反弹。基层小区组织便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反领汇上市运动，事实上，一场来自四方八面基层百姓的反领汇运动，也是一场反中环价值、反对以「经济」、「致富」、「效率」、「发展」、「全球化」作为社会进步指标的运动。今天这场新的社会运动，不是石头爆出来的，它累积了香港人多年来对政府经济政策向大财团倾斜不满的大反扑。
沉潜西方思潮的马国明说：「九七后，香港的城市空间就经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政府为了吸引游客，市区重建的规模越来越大，从旺角朗豪坊到湾仔喜帖街，每一次的重建，平民百姓都是输家，大财团就从中图利，贫富差距在重建的过程不断拉大。」
善用策略争取议员支持
不过，这一场新社运和议会的关系，也迥异于以往的社运，甚至和保卫天星、皇后的阶段，也不一样。七十年代街头战士黎则奋说：「我们当年的运动是反殖的，和官员当然没有合作空间，但八十后这群年轻人就很聪明，在反高铁时，他们甚至骑劫了泛民议员，让运动产生更大影响力。」由于泛民主派议员的策略运用，导致高铁拨款两度在议会内无法通过。
在「保卫皇后码头」阶段，本土行动成员极少主动寻求政治力量支持，而泛民主派的议员不是隔岸观火，就依然抱持「发展是硬道理」的心态，别说在议会内支持，就连到现场慰问绝食学生的也寥寥可数。但今天，朱凯迪说：「我们都看到，香港政制发展已经一潭死水，议员们没有什么可以发挥的地方，当我们有组织有策略去说服他们，让他们也站在我们的台上，号召市民参加元旦大行游和支持五区总辞方案，他们就选择了支持运动。」近日，公民党和社民连宣布参与五区总辞方案，黎则奋预言，「不用很久，五区总辞会和反高铁运动结合」。
另一名「七零分子」侯万云谈到今天香港的八十后反高铁一族，也感到八十后不仅比他们更有勇气和策略，也有理论，他说：「若给他们找到政府更多问题，特区政府肯定『头晕』。喜帖街、天星及皇后码头，到现在的菜园村，他们在等待一个『钓鱼台』。」
八十后有机肥皂生产者叶子侨(Bella)是「我不需要高铁」的小区经济生存空间支持者，也是反高铁Railway Truth（铁路真相）的站长及设立人。一年前，她开设网站时还不清楚自己能做些什么，但她有的是激情以及朋友网络，包括大学生、记者及老师、有机农友及环保组织等，她先发动身边的朋友，再带动朋友的朋友，再开始建立自己的小组，理工大学联盟及不少有机组织的发动就是由此开始。这些年轻人继而在facebook建立群组。叶子侨对亚洲周刊说：「现在，我很清楚自己在这场运动中扮演的角色，我们坚持温和，不用暴力，因为不想人家抹黑，我们用苦行，希望用念力感染走过中环的每一个人。当我苦行经过警察时，我心里在跟他们说话，希望他们明白我们在做什么，经济效益是要落实到平民老百姓的生活里，我们要有公义心，尽能力去改变社会的看法。」
此外，其它组织例如民间电台组织FM101、网上电台青台等，也一如叶子侨，先透过人际网络感染朋友，请他们来讲节目，再扩散开去。初时，反高铁声音只有菜园村居民建立的菜园村关注组、叶子侨的Railway Truth、本土行动、FM101及青台等，逐渐发展出别具心思及感染力的行动，包括菜园村导赏团、二十六公里高铁沿线步行、菜园村千人大合照及一些用心编写的小刊物，逐渐带动网民以及八十后的大力参与，随后，八十后反高铁一族亦开始建立他们自己的facebook反高铁群组。
叶荫聪指出，他们由松散的个人网络，透过互联网、香港独立媒体、农村产品、生活方式及苦行等，逐渐拉紧整个运动网络，慢慢制造一种广泛的情感力量，「这场运动强调的是亲身体验以及机动。因为运动不是单纯的理性计算」。虽然今次也成立了反高铁大联盟，但形式就与过往的联盟动员很不同，叶荫聪表示：「过往最大的问题是运动的纲领，例如由民阵主办的七一行游， 因为要符合大家接受的东西，大家接受的同一句口号，很形式化，有些人会不满意，这次反高铁虽有大联盟，但个别仍自由发挥。」
反高铁在香港刚开始时不受大家关注，直到去年末才出现意想不到的局面，正是小圈子小组酝酿成熟，再发挥互联网最大效果。莫乃光指出：「这次，突破了传统的单向性，善用web2.0，由小圈子甚至一个人在facebbok 发动，群体或个人感染网上的人，立即响应，网民及发动者均有很大满足感，支持者像雪球，人数越滚越大。」今次他们还玩一种网上流行的做法，就是利用facebook协议「数人头」以及twitter，例如「一万人包围立法局」，在网上点算支持度。莫乃光说，在最近两次反高铁包围立法会行动中，他每秒至数秒就收到一个新的twitter，这次更用了一个新方法，就是以stop-xrl（停建高铁的缩写）作标题，大家在这标题下搜索及互相追随，一段文章接一段，在极短时间就能如亲到现场般了解整件事件，「在最高峰时，在这标题下一分钟有逾百条twitter流过，每一秒都能掌握最新消息」。而且，莫乃光发觉，很多跟随者都是发来简体字，还留言说：「要多支持香港，这是大陆的未来。」
不少媒体、甚至特区政府，都将这一场新的社会运动视为八十后的运动，然而，只要亲到现场，就会发现，有六十后的新移民妇女在卖有机菜、有五十后曾经参加保钓运动的老将前来加油，还有九十后的中学生穿着校服赶来……无疑，这是一场跨世代、具有时代精神的社会运动。■
五区总辞普选公投
社民连和公民党五名议员辞职，意图使补选成变相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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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运也与被称为新民主运动的五区总辞方案紧密相连，五区总辞在泛民大党民主党缺席下仍在一月十一日敲定，命名为「五区公投运动」，运动将分三个阶段，推动这个运动的公民党及社民连成立「五区公投运动」联盟委员会，第一阶段将公布香港五个选区五名请辞的民主派议员名单。第二阶段是决定补选名单，第三阶段为表决日。
「五区公投运动」最初由社民连于二零零九年中提出，党魁黄毓民表示香港民主运动一潭死水，需要注入新的运动方式，发起泛民全体议员总辞，其后公民党提「五区各由一位泛民议员请辞」产生的五个缺席，必须进行补选，透过补选，运动提出单一议题「尽快实现真普选，废除功能组别」，由选民投票，该议题就可被视作为变相公投。
公投运动联盟委员会副发言人陈家洛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表示：「期盼政府尽快安排表决日，希望不要安排在世界杯期间，联盟期望在今年五月市民真的可以实行变相公投，对普选表示清晰的态度，成败两党都会承担。」
若然公投失败， 两党可能因此而被迫支持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陈家洛指出，只要五位候选人总得票超越五区主要对手的总得票，即使个别选区有候选人落败，公投议题仍然算成功。假若五区候选人总票数少于主要对手，公投便算失败。「至于补选名单，基于法例，我们必须等政府宣布了表决日，方可公布。但五个候选人，都会以政改议题在前，政党在后。」
最新躁动是民主党前主席李柱铭宣布筹组联盟，支持这场新民主运动。但五区总辞公投也被批评为以「政治自残」来争取民主，民调显示支持度有限，它是否昙花一现？有待未来验证。（朱一心）■
专访：香港社运老将黎则奋
不同的年代和不灭的理想 ．谢晓阳
七十年代社运中坚分子黎则奋欣赏八十后的社运者，指他们成功在反高铁运动中「绑架」了泛民主派，而不是被他们牵着鼻子走。八十后不搞大理论，而是将社会运动结合到基层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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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运动是不灭的理想。五十后和八十后，不同的年代，同样的心情。七十年代初社运中坚分子黎则奋，人称Q仔，除了高声称赞今天社运干将「很叻（聪明）」之外，他还说，两代人所追求的都是理想的社会，但内容不完全一样。而在表现形式和连结社会不同力量上，八十后更能洞察社会矛盾，将大理论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在反高铁及其衍生的社会运动热闹之际，亚洲周刊采访了七十年代初积极参与中文合法化运动、保钓运动的黎则奋，探寻这四十年来，香港社运如何走过潮起潮落，又如何薪火相传。以下是采访摘要：
请你先分析六七十年代香港社会运动的时代背景？
首先，一个客观的结构性问题是，那时的年轻人，正是战后第一代，一般来说，年轻人都较具有理想性，不同于五六十年代的是，当时的运动多数由国民党和共产党发动，不是本土自发。到了一九六六年苏守忠在天星码头绝食抗议开始，才算是现代香港本土运动的初生。苏守忠及后来的六七暴动，对当时的大学生产生很大影响，但最重要的还是意识形态的影响，促成了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大规模的社运。
是哪些意识形态呢？
当时的意识形态可以分作三部分。一是二战之后，大批文化人像司马长风、胡菊人，以及新儒家的钱穆、唐君毅等南来，他们带来了中华文化，并在香港生根。当时殖民政府不鼓励香港人认识自己的文化，这些南来文化人就将香港和中华文化接连上。譬如六十年代有文社活动，就是鼓励大家关心国家民族。第二部分是海外带回来的影响。像莫昭如，他在澳洲念书，参加了当地的反战和捍卫原住民权益运动，将西方思潮带回香港，像无政府主义等；第三，是香港的亲北京力量，文革发生后，七十年代初，中美关系缓和，中国国际地位提高，在香港的亲北京文化统战机构也纷纷创立，像《七十年代》。当时社会客观环境，加上三股意识形态出现，促使香港出现连串社会运动，像中文合法化运动、保卫钓鱼岛运动和反贪污捉葛柏运动，社运和民族主义和反资反殖密切相关。
中共也有一些「根正苗红」的人在香港，他们在民族主义的运动中扮演什么角色？
六七暴动后，这些根正苗红的力量为了避风头，基本上化整为零，行事低调，像现任立法会主席曾钰成，离开左派学校，就进入大专。当时他们组成大专服务队，「潜伏」大专内，做思想工作，引导学生。但不会站出来参加保钓。在保钓过程中，中共力量的介入，并不是要推翻殖民政府，反而希望吸纳保钓人士进入左派阵营，在意识形态上回归中国，像陈毓祥、程翔和《经济日报》总经理麦华章等，很多很多。当时作家叶灵凤的女儿叶中敏就是在做统战工作。
保钓及民族主义运动有何影响？
首先，一些本来主张中华文化的文化人，由于比较靠近台湾，而台湾在保钓事件中又显得懦弱，于是，这些文化人遇到学运和保钓，便被打沉了。这时候，海外华人受民族主义掀动，多支持保钓，又见北京在事件上态度强硬，于是掀起一股回归潮，投向北京。而部分属于无政府主义派的就自发创组《七十年代双周刊》，以直接行动为主，参与创刊的人除了莫昭如、吴仲贤之外，还有陈婉莹、冯可强、谢家驹等。当时《七十年代双周刊》发起多次保钓运动。保钓运动结束后，由于文化人的沉寂，很多学生便开始从西方新左理论中找寻论述，出现很多派别，像托洛斯基派、毛派、马克思主义派等等，这对学运中的学生后来投入不同行业，像教育界、新闻界和社工界，都有很大影响。
在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运动中，身份认同是否其中一个催化剂？
是的，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我们是有身份认同的问题。殖民政府很多措施都是逼你不做中国人。比如香港出生的有身份证，但到了拿成人身份证时，就要宣誓自己是英国人，身份证才会写你是英国籍，才能拿英国护照。如写中国籍，是拿不到的，这样对旅行读书有问题。在一些中学生周刊里，一些青年为了前途，宣誓了是英国人，但又内疚，陷入身份危机的矛盾里，于是便写散文抒发感情。一九六七年，我拿成人身份证的时候，就坚持做中国人。但那时大部分 还是会选择英国籍。
由意识形态掀引的社运，到什么时候沉寂下来？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香港经济急升，加上麦理浩上任港督后，推出一系列善政，包括十年建屋计划、免费教育等等，化解了社会不少矛盾，也成功吸纳了社运的力量。七十年代初积极参与社运的学生，由于经济好，社会向上流动快。当时七八十年代那群学生受了学运洗礼，除部分人进入政府当了官员外，部分人就从事新闻行业，像《明报》的张健波、《明周》的龙景昌，在教育界，则有张文光和陈汉森，而投入压力团体的，并从事争取居民权益运动的，就有冯检基和陈伟业等。你可以看到，这波人，后来也催生了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的政团和政党成立，像汇点、太平山学会等等。
那些在香港的亲北京力量，在七十年代后期，又处于什么状况？
四人帮下台后，左派在学校里也不讲意识形态的东西了，他们多做联谊。但到了开放改革后，他们又有更多机会北上发展和发达，成为既得利益者。有趣的是，他们在八九后又到外国拿护照，之后又回来，今天发表声明支持政改的，也是这些人。
那社会派后来又如何？
他们部分人后来落手落脚（身体力行）推动居民运动，认为香港需要改革。当香港前途问题出现时，社会上主流意识形态是要维持现状，但只有社会派的人懂得结合理想和现状，提出民主回归，这是中国人在民族大义中要站在民族立场出发。有关港人治港的概念，也是社会派提出的，这应是他们对香港前途问题的最大贡献。
七十年代初的社运和今天主要由八十后发动的社运，有雷同的地方吗？
现在的学生很叻(聪明)，他们看到政制发展已到死局，就提出对香港、中国大陆，甚至全球仍然沉醉的「发展就是硬道理」思维的批判。从利东街、天星、皇后等等运动，到今天的反高铁，都围绕着一个主轴，就是反资，在这点上和七十年代是相同的。另一个东西很像的，就是透过一个媒体聚合年轻力量，再发动社运。我们的时候有《七十年代双周刊》，今天就有inmedia。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媒体没有明显的领袖，是开大门，任何人喜欢做就是一分子。
今天的社运，还有什么值得肯定的？
在保卫天星和皇后码头时，他们少和议员接触，但这一次反高铁，却成功绑架了泛民议员，尤其是民主党。民主党本来投反对票的，他们没骂民主党，还叫他们加油，成功让民主党站出来，是很成熟的表现。还有，他们不似七十年代那一代人，将精力放在搞大理论上。大理论是有意思，但只停在那里，大多数人都不知你在说什么，那就只是学社而已。但今天年轻人没刻意追求意识形态，不是说他们不知道大理论，但没必要经常挂在口边，反而是讲一些让普通人都能明白的话，将运动和基层群众给合，触摸到深层次矛盾，这就是他们成功的地方。■
黎则奋小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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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出生于香港；毕业于华仁中学；1975年获香港大学社会科学学士；1976至77年参与《工贸一周》编缉；77至79年任香港大学教务处行政主任；79至81年在英讯补习社教英文；81至83年任《信报月刊》执行编辑；随后创立新英讯；89年至97年任《资本》杂志总编辑。近年多参与传媒的评论工作，经常为报章杂志撰稿。■
梦的竞争力和一国良制
梦的竞争力，刺激个人竞争力的提升，也让一国两制的微妙互动，成为一国良制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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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也有竞争力。哪些梦最迷人？哪些梦最有一种秘密的动力？那些在街头与警察推撞、冒着流血和被捕危险的年轻一代，也许就是被一个又一个梦所推动，也一步又一步地感受梦境的奇妙力量。
在告别街头多年之后，他们也许走上了生命中很不一样的轨迹，他们也许进了董事局，也许成了他们曾嗤之以鼻的体制内的重要一员，但那些梦想其实没有消逝，而是以不同的方式，在他们的生命中留下了不灭的烙印。
因为那些刺激他们走上街头的梦想，往往意外地成为提升个人竞争力的动力。香港社会中的不同领域的佼佼者，不少当年都是学生运动的健将。吴仲贤就是典型的例子，他从街头走进了董事局，成为一个报业集团的高层主管，但又在商场的长袖善舞中，不忘自己所认同的政治价值。
也许梦想的开始是浪漫的，也是意识形态的，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每一个聪明的参与者都发现，不能只在街头解决所有的问题，而必须进入决策的核心，才能落实理想，才能找到行动的真实坐标。
这也刺激很多新一代告别意识形态的牢笼，不再被口号和虚幻的目标所困，而是要从加强自己的竞争力开始，才能攀上权力的阶梯。
但这也面对一个绕不开的问题：赢得了权力，是否也背叛了梦想？那些当年为社会主义理想而浴血的街头战士，是否在若干年后，进入了资本主义的核心，成为昔日自己所鄙视的一环？
这的确是不少街头健将的结局，但这也可能是扑朔迷离的「无间道」。西方一些从表威行列走进了建制的年轻人，并没有忘记了社会运动的平等主义精神，而是不断地「掺沙子」，将一些人道主义的理想，渗透到资本主义的体系中，也最后从根本上改变了资本主义的实践。今天在加拿大、北欧等国家，它的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的成份，早已超过了号称自己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尤其在基础教育、公共医疗方面，更是让中国人汗颜。
这也许是现代社会的特色，重视商品和个人的竞争力，也重视梦想的竞争力。如果在主张资本主义的西方社会中，可以融合它曾经抗拒过的社会主义理想，那么在一个号称社会主义的中国社会中，是否也可以融合它曾经抗拒过的开放和民主的实践？
中国其实正是往这实践的方向移动。这个充满生命力的社会，不可能永远在持续的经济开放中，坚持它当前权力的傲慢，让政治改革严重滞后。香港的社会运动，其实最后不仅是在这岛屿留下了烙印，也肯定对神州大地带来了示范效应。香港和中国大陆通往梦想世界的路径也许迥然不同，但最后也一定是殊途同归，让一国两制的微妙互动，成为一国良制的催化剂。■
「五区公投运动」最初由社民连于二零零九年中提出，党魁黄毓民表示香港民主运动一潭死水，需要注入新的运动方式，发起泛民全体议员总辞，其后公民党提「五区各由一位泛民议员请辞」产生的五个缺席，必须进行补选，透过补选，运动提出单一议题「尽快实现真普选，废除功能组别」，由选民投票，该议题就可被视作为变相公投。
公投运动联盟委员会副发言人陈家洛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表示：「期盼政府尽快安排表决日，希望不要安排在世界杯期间，联盟期望在今年五月市民真的可以实行变相公投，对普选表示清晰的态度，成败两党都会承担。」
若然公投失败， 两党可能因此而被迫支持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陈家洛指出，只要五位候选人总得票超越五区主要对手的总得票，即使个别选区有候选人落败，公投议题仍然算成功。假若五区候选人总票数少于主要对手，公投便算失败。「至于补选名单，基于法例，我们必须等政府宣布了表决日，方可公布。但五个候选人，都会以政改议题在前，政党在后。」
最新躁动是民主党前主席李柱铭宣布筹组联盟，支持这场新民主运动。但五区总辞公投也被批评为以「政治自残」来争取民主，民调显示支持度有限，它是否昙花一现？有待未来验证。（朱一心）■
专访：香港社运老将黎则奋
不同的年代和不灭的理想 ．谢晓阳
七十年代社运中坚分子黎则奋欣赏八十后的社运者，指他们成功在反高铁运动中「绑架」了泛民主派，而不是被他们牵着鼻子走。八十后不搞大理论，而是将社会运动结合到基层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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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运动是不灭的理想。五十后和八十后，不同的年代，同样的心情。七十年代初社运中坚分子黎则奋，人称Q仔，除了高声称赞今天社运干将「很叻（聪明）」之外，他还说，两代人所追求的都是理想的社会，但内容不完全一样。而在表现形式和连结社会不同力量上，八十后更能洞察社会矛盾，将大理论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在反高铁及其衍生的社会运动热闹之际，亚洲周刊采访了七十年代初积极参与中文合法化运动、保钓运动的黎则奋，探寻这四十年来，香港社运如何走过潮起潮落，又如何薪火相传。以下是采访摘要：
请你先分析六七十年代香港社会运动的时代背景？
首先，一个客观的结构性问题是，那时的年轻人，正是战后第一代，一般来说，年轻人都较具有理想性，不同于五六十年代的是，当时的运动多数由国民党和共产党发动，不是本土自发。到了一九六六年苏守忠在天星码头绝食抗议开始，才算是现代香港本土运动的初生。苏守忠及后来的六七暴动，对当时的大学生产生很大影响，但最重要的还是意识形态的影响，促成了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大规模的社运。
是哪些意识形态呢？
当时的意识形态可以分作三部分。一是二战之后，大批文化人像司马长风、胡菊人，以及新儒家的钱穆、唐君毅等南来，他们带来了中华文化，并在香港生根。当时殖民政府不鼓励香港人认识自己的文化，这些南来文化人就将香港和中华文化接连上。譬如六十年代有文社活动，就是鼓励大家关心国家民族。第二部分是海外带回来的影响。像莫昭如，他在澳洲念书，参加了当地的反战和捍卫原住民权益运动，将西方思潮带回香港，像无政府主义等；第三，是香港的亲北京力量，文革发生后，七十年代初，中美关系缓和，中国国际地位提高，在香港的亲北京文化统战机构也纷纷创立，像《七十年代》。当时社会客观环境，加上三股意识形态出现，促使香港出现连串社会运动，像中文合法化运动、保卫钓鱼岛运动和反贪污捉葛柏运动，社运和民族主义和反资反殖密切相关。
中共也有一些「根正苗红」的人在香港，他们在民族主义的运动中扮演什么角色？
六七暴动后，这些根正苗红的力量为了避风头，基本上化整为零，行事低调，像现任立法会主席曾钰成，离开左派学校，就进入大专。当时他们组成大专服务队，「潜伏」大专内，做思想工作，引导学生。但不会站出来参加保钓。在保钓过程中，中共力量的介入，并不是要推翻殖民政府，反而希望吸纳保钓人士进入左派阵营，在意识形态上回归中国，像陈毓祥、程翔和《经济日报》总经理麦华章等，很多很多。当时作家叶灵凤的女儿叶中敏就是在做统战工作。
保钓及民族主义运动有何影响？
首先，一些本来主张中华文化的文化人，由于比较靠近台湾，而台湾在保钓事件中又显得懦弱，于是，这些文化人遇到学运和保钓，便被打沉了。这时候，海外华人受民族主义掀动，多支持保钓，又见北京在事件上态度强硬，于是掀起一股回归潮，投向北京。而部分属于无政府主义派的就自发创组《七十年代双周刊》，以直接行动为主，参与创刊的人除了莫昭如、吴仲贤之外，还有陈婉莹、冯可强、谢家驹等。当时《七十年代双周刊》发起多次保钓运动。保钓运动结束后，由于文化人的沉寂，很多学生便开始从西方新左理论中找寻论述，出现很多派别，像托洛斯基派、毛派、马克思主义派等等，这对学运中的学生后来投入不同行业，像教育界、新闻界和社工界，都有很大影响。
在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运动中，身份认同是否其中一个催化剂？
是的，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我们是有身份认同的问题。殖民政府很多措施都是逼你不做中国人。比如香港出生的有身份证，但到了拿成人身份证时，就要宣誓自己是英国人，身份证才会写你是英国籍，才能拿英国护照。如写中国籍，是拿不到的，这样对旅行读书有问题。在一些中学生周刊里，一些青年为了前途，宣誓了是英国人，但又内疚，陷入身份危机的矛盾里，于是便写散文抒发感情。一九六七年，我拿成人身份证的时候，就坚持做中国人。但那时大部分 还是会选择英国籍。
由意识形态掀引的社运，到什么时候沉寂下来？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香港经济急升，加上麦理浩上任港督后，推出一系列善政，包括十年建屋计划、免费教育等等，化解了社会不少矛盾，也成功吸纳了社运的力量。七十年代初积极参与社运的学生，由于经济好，社会向上流动快。当时七八十年代那群学生受了学运洗礼，除部分人进入政府当了官员外，部分人就从事新闻行业，像《明报》的张健波、《明周》的龙景昌，在教育界，则有张文光和陈汉森，而投入压力团体的，并从事争取居民权益运动的，就有冯检基和陈伟业等。你可以看到，这波人，后来也催生了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的政团和政党成立，像汇点、太平山学会等等。
那些在香港的亲北京力量，在七十年代后期，又处于什么状况？
四人帮下台后，左派在学校里也不讲意识形态的东西了，他们多做联谊。但到了开放改革后，他们又有更多机会北上发展和发达，成为既得利益者。有趣的是，他们在八九后又到外国拿护照，之后又回来，今天发表声明支持政改的，也是这些人。
那社会派后来又如何？
他们部分人后来落手落脚（身体力行）推动居民运动，认为香港需要改革。当香港前途问题出现时，社会上主流意识形态是要维持现状，但只有社会派的人懂得结合理想和现状，提出民主回归，这是中国人在民族大义中要站在民族立场出发。有关港人治港的概念，也是社会派提出的，这应是他们对香港前途问题的最大贡献。
七十年代初的社运和今天主要由八十后发动的社运，有雷同的地方吗？
现在的学生很叻(聪明)，他们看到政制发展已到死局，就提出对香港、中国大陆，甚至全球仍然沉醉的「发展就是硬道理」思维的批判。从利东街、天星、皇后等等运动，到今天的反高铁，都围绕着一个主轴，就是反资，在这点上和七十年代是相同的。另一个东西很像的，就是透过一个媒体聚合年轻力量，再发动社运。我们的时候有《七十年代双周刊》，今天就有inmedia。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媒体没有明显的领袖，是开大门，任何人喜欢做就是一分子。
今天的社运，还有什么值得肯定的？
在保卫天星和皇后码头时，他们少和议员接触，但这一次反高铁，却成功绑架了泛民议员，尤其是民主党。民主党本来投反对票的，他们没骂民主党，还叫他们加油，成功让民主党站出来，是很成熟的表现。还有，他们不似七十年代那一代人，将精力放在搞大理论上。大理论是有意思，但只停在那里，大多数人都不知你在说什么，那就只是学社而已。但今天年轻人没刻意追求意识形态，不是说他们不知道大理论，但没必要经常挂在口边，反而是讲一些让普通人都能明白的话，将运动和基层群众给合，触摸到深层次矛盾，这就是他们成功的地方。■
黎则奋小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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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出生于香港；毕业于华仁中学；1975年获香港大学社会科学学士；1976至77年参与《工贸一周》编缉；77至79年任香港大学教务处行政主任；79至81年在英讯补习社教英文；81至83年任《信报月刊》执行编辑；随后创立新英讯；89年至97年任《资本》杂志总编辑。近年多参与传媒的评论工作，经常为报章杂志撰稿。■
梦的竞争力和一国良制
梦的竞争力，刺激个人竞争力的提升，也让一国两制的微妙互动，成为一国良制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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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也有竞争力。哪些梦最迷人？哪些梦最有一种秘密的动力？那些在街头与警察推撞、冒着流血和被捕危险的年轻一代，也许就是被一个又一个梦所推动，也一步又一步地感受梦境的奇妙力量。
在告别街头多年之后，他们也许走上了生命中很不一样的轨迹，他们也许进了董事局，也许成了他们曾嗤之以鼻的体制内的重要一员，但那些梦想其实没有消逝，而是以不同的方式，在他们的生命中留下了不灭的烙印。
因为那些刺激他们走上街头的梦想，往往意外地成为提升个人竞争力的动力。香港社会中的不同领域的佼佼者，不少当年都是学生运动的健将。吴仲贤就是典型的例子，他从街头走进了董事局，成为一个报业集团的高层主管，但又在商场的长袖善舞中，不忘自己所认同的政治价值。
也许梦想的开始是浪漫的，也是意识形态的，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每一个聪明的参与者都发现，不能只在街头解决所有的问题，而必须进入决策的核心，才能落实理想，才能找到行动的真实坐标。
这也刺激很多新一代告别意识形态的牢笼，不再被口号和虚幻的目标所困，而是要从加强自己的竞争力开始，才能攀上权力的阶梯。
但这也面对一个绕不开的问题：赢得了权力，是否也背叛了梦想？那些当年为社会主义理想而浴血的街头战士，是否在若干年后，进入了资本主义的核心，成为昔日自己所鄙视的一环？
这的确是不少街头健将的结局，但这也可能是扑朔迷离的「无间道」。西方一些从表威行列走进了建制的年轻人，并没有忘记了社会运动的平等主义精神，而是不断地「掺沙子」，将一些人道主义的理想，渗透到资本主义的体系中，也最后从根本上改变了资本主义的实践。今天在加拿大、北欧等国家，它的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的成份，早已超过了号称自己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尤其在基础教育、公共医疗方面，更是让中国人汗颜。
这也许是现代社会的特色，重视商品和个人的竞争力，也重视梦想的竞争力。如果在主张资本主义的西方社会中，可以融合它曾经抗拒过的社会主义理想，那么在一个号称社会主义的中国社会中，是否也可以融合它曾经抗拒过的开放和民主的实践？
中国其实正是往这实践的方向移动。这个充满生命力的社会，不可能永远在持续的经济开放中，坚持它当前权力的傲慢，让政治改革严重滞后。香港的社会运动，其实最后不仅是在这岛屿留下了烙印，也肯定对神州大地带来了示范效应。香港和中国大陆通往梦想世界的路径也许迥然不同，但最后也一定是殊途同归，让一国两制的微妙互动，成为一国良制的催化剂。■
奉劝那些香港民主人士，你能整天干这些没生产力的事情是因为TG给了你一个台子，你要闹过界了，台子就没了。
这也算是香港的八股文了
港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