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校园悲剧：中美何以如此不同？

　在一个月间，中国连续发生四起针对校园学生的暴力事件。这在新中国六十年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不容否认，这是中国开创的前无古人的改革持续深化这一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在这个阶段，新旧体制仍在磨合，不同群体的利益交错甚至对立，社会矛盾大量存在。如果不是从理想主义的角度来看待社会，这是任何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所不可避免的。实际上就是进入后发达阶段，矛盾也未必消失。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美国。

　　美国自今年起已经发生几十起枪击案（仅旧金山不到两个月就发生七起），遍及社会各个层面。从大学、中学校园、到教堂、法院、五角大楼（附近）、医疗机构、餐馆，当然重灾区仍然是校园。

　　应该说枪击案在美国已是积重难返之症，上至总统下至百姓，均罹患其祸。据统计，每年死于枪下的美国公民高达三万至四万人！另有8万人受伤，平均每天80多人成为枪下冤魂。最为荒唐的，是去年竟然在军营里也发生了枪击事件，13人被打死，造成和平时期美军最大的伤亡。

　　每个国家国情不同，发生悲剧的原因也不同，也自有其历史不可避免性。但悲剧发生之后，如何应对、如何解决，却可以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制度的标准之一。

　　中国自校园悲剧发生之后，教育部立即下发紧急通知，加强校园安全。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更表示“学生生命不保，谈何教育？”。公安部也同样迅速反应，要求全国公安机关“立即行动起来”，加强对学校和幼儿园的安全保卫工作，开展一场全国学校、幼儿园及周边治安秩序专项整治行动。”国家主席胡 锦 涛、总理温家宝都做了具体的批示。

　　除了国家层面外，各地方也立马风行地推出各种措施，以切实保护学生的安全。在北京，各学校出现警车、警察巡逻、护卫。此外北京市还要求，要在每所学校配备一名治安信息员，每天向警方通报学校治安状况。重庆立即排查校园周边精神病患者，并成立单独的“校园警察”，规定可当场击毙伤害学生的凶犯。广东省则规定“校园出事故，一票否决”。南京自五月一日起， 70名统一着装并配备警棍、警用辣椒水等警械的专职校园保安，进驻鼓楼区67所公办中小学和幼儿园。福建、济南、青岛、苏州……实际上全国各地都立即动员起来，应对这前所未有的挑战。

　　反观美国，枪击悲剧屡屡发生，百姓深受其害，政府却是束手无策，毫不做为。从表面上看，此类悲剧的原因在于枪枝泛滥，但背后还是制度。

　　美国由于是一个移民国家，建国初期社会动荡，而且又面临着英国的军事威胁，故人人自危之下必然人人选择持有枪枝。这有其历史合理性。然而，在国家安全大大提升之后，政府不做为，却是其制度的必然。

　　从政治学的角度讲，社会是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两个阶层。根据西方的民主理论，统治者要征得被统治者的同意和选择，并以被统治者同意的方式进行治理。而问题就出在建立在这一套理论之上的制度模式。

　　美国政府是通过选民选举产生的。在三亿多人口的美国，竟有2亿多枪枝被民众持有。民众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利----尽管危害社会，美国政府自然也无法、无力改变。这不妨称为依赖民意治国。问题在于，民意并不总是正确的，还经常处于变动之中，甚至前后矛盾。当年小布什入侵伊拉克，多数美国民众支持。但几年之后，美国深陷泥潭，民众又转而反对。其实，像伊战这样复杂的地缘政治事件，民众怎能有足够的专业知识进行判断？而且如此依赖民意治国，政治精英的责任何在？岂不把自己等同于大众？别忘了，老百姓选你是因为认为你能力出众，可以领导一个国家。这应该是政治人物占有权力的自私，而放弃了自己的责任。而这又和选票决定一切的制度密切相关。其实这样的事情是民主国家的通例，绝非美国个案。印度人口增长失控，但无政党敢提出计划生育政策，否则就会被选民抛弃，也就只能任问题存在并愈演愈烈。

　　然而，决定美国政府的不仅仅是民意，背后还有更重要的财团，实际上，代表资本的财团才是真正的决策者。这可从候选人的选择到最后的竞选整个民主运作的过程得到验证。全球民主国家，候选人的产生大都是政党提名。这一过程，民众根本无法参与。从美国的政治实践看，候选人都产生于即得的利益集团中。要么是州长（如小布什），要么是议员（如奥巴马），要么是屡立战功的军事强人（艾森豪威尔）。谁出线，都是政党内部博弈、讨价还价的结果。候选人产生之后，才交由民众进行投票。而这个过程，谁拥有更多的资金、更多的媒体、更多的广告，谁就会赢得大选。而有能力承担这个天文数字般选举费用的，只有财团。民众表面上是自己独立的投出手中一票，实际上却早就被财团以金钱操纵了。而且除了政党推出的人选外，民众根本别无选择。所以西方民主一语以蔽之：选民被动地从有钱人筛选出的几个候选人中行使神圣的普选权。

　　因此，当政治人物最终胜选之时，他必然首先要回报资本的支持。具体到枪击案，就是要保障枪枝制造商和销售商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哪怕总统都遇到枪击案，对此等社会问题也无能为力。更别说打死多少学生、平民。

　　以美国为代表的制度模式尽管有如此之多的问题，比如国内的全球经济危机、金钱对选举的决定性影响、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警察滥用暴力（对百姓和外交官）、官员腐败（州长卖官、议员收贿）、虐囚案、6%的人口消耗35%的资源、高的惊人的犯罪率（包括枪击案）、贫富差距跨过国际公认的安全线、救灾无力；国际上以武力向全球输出意识形态并大搞颜色革命、偏袒以色列、拒不签署《京都意向书》、拒不签署《联合国保护儿童权利公约》、《禁止地雷公约》、《禁生物武器公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拒绝批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禁止酷刑及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关于废止强迫劳动的公约》（实际上全球一百多个人权公约，美国只批准了十几个）等等。但由于美国综合国力仍居全球第一，也由此仍然掌握世界的话语权，因此这个世界对之或者往往视而不见，或者视之当然，已经失去了反思、批评之力。其实想想，伏尔泰时代，中国文明发展已经放缓、停滞甚至下行，但却仍然令伏尔泰佩服的五体投地，就是同样的原因。

　　中国在西方眼里，是一个一党制国家，不是和它们同类的民主国家。但何以当中国面对校园悲剧时，可以举国上下迅速地行动起来，采取有效的措施？

　　首先，所谓政党、一党制、多党制，还有民族国家等等这些概念和理念都是西方的发明，也都是西方的价值观和文化。由于西方文明暂时主导全球，它们自然以为自己的价值观是普世的，并以这种视角来看待全球各国。其实这和当年中国强盛时的表现并无二致。而且哪个时候西方对中国的崇拜之情----当然包括政治制度----并不次于今日中国的自由派。以法国启蒙大师伏尔泰为例，他的书房几十年如一日挂着孔子像，被德国人称为“欧洲的孔夫子”，这和今天某些自由派人士摆放、崇仰民主女神像何等相似。他还认为“中国人是最有理性的”，并将中国人推崇的“理”解释为“自然之光”，“在道德上欧洲人应该是中国的徒弟”。当然他最大胆的宣言是：东方是一切艺术的摇篮，东方给了西方一切。

　　之所以先回顾这一段历史，是要告诉大家要跳出西方的话语结构来看待中国，才能找到问题的答案。

　　正如伏尔泰所认为的“中国的君主制度不是独裁。集权不等于独裁”。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钱穆在其专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也提出同样的观点：从先秦到清两千年，我们对以往的传统政治，至少不能很简单地说它是专制政治了。

　　原因就在于中国独特的“天命观”和“家国一体”。在中国没有“君权神授”一说，更没有法国路易十四“朕即天下”的绝对皇权。在中国，皇帝是代表上天来治理国家，如果失职就失去合法性，就要被推翻。因此，在实践上，中国设有谏议制度，所有官员都可以对皇帝提出建议和异议。出了问题皇帝要承担责任，下“罪已诏”。“这种不称职就要被更替”的政治共识，如果套用西方的话语体系，不妨看作是中国的民主观。“家国一体”则皇帝是一家之父的象征（还有国母一词、一职），与百姓一家。皇帝有责任和义务为百姓谋福利，从百姓的角度讲，也有孝顺的义务。这和西方利益博弈、权力限制的政治范式完全不同。所以说，中国没有阶级，没有贵族，政权是代表整个国家。这就是中国传承几千年的政治传统和政治文化。面对这种制度，也难怪伏尔泰如此感叹：“人类肯定想象不出一个比这更好的政府”、“人类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国政治还要优良的政治组织。”

　　其次，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这个政治传统和政治文化的影响仍然无所不在。更不用说执政党的基础就是来自工农。江泽民时代提出的“三个代表”、胡 锦 涛时代提出的“以人为本”，不妨看作这个政治传统在新时代的延续和表现。也正是这个原因，当校园悲剧突然发生的时候，这个政府可以排除任何干扰（实际上和美国不同，也没有什么干扰），立即进行雷厉风行的防范和遏制。我们也相信，效果也将是立竿见影。

　　中国是注重实用理性的民族。在衡量什么才是真正代表人民的政府时，不是看它如何产生、如何自我宣传，而是看它如何执政。在针对学生的校园暴力事件中，我们不妨套用伟大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话作为结尾：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美国这只制度之“猫”解决不了校园悲剧，是否应该深刻反思呢？如果美国的经济危机达到希腊的程度，一个社会拥有2亿多只枪的美国又会展现一幅什么场景呢？恐怕不仅仅是全国半数劳动人口停工、火烧银行这么简单吧？

　　法国巴黎 宋鲁郑

《联合早报网》在一个月间，中国连续发生四起针对校园学生的暴力事件。这在新中国六十年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不容否认，这是中国开创的前无古人的改革持续深化这一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在这个阶段，新旧体制仍在磨合，不同群体的利益交错甚至对立，社会矛盾大量存在。如果不是从理想主义的角度来看待社会，这是任何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所不可避免的。实际上就是进入后发达阶段，矛盾也未必消失。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美国。

　　美国自今年起已经发生几十起枪击案（仅旧金山不到两个月就发生七起），遍及社会各个层面。从大学、中学校园、到教堂、法院、五角大楼（附近）、医疗机构、餐馆，当然重灾区仍然是校园。

　　应该说枪击案在美国已是积重难返之症，上至总统下至百姓，均罹患其祸。据统计，每年死于枪下的美国公民高达三万至四万人！另有8万人受伤，平均每天80多人成为枪下冤魂。最为荒唐的，是去年竟然在军营里也发生了枪击事件，13人被打死，造成和平时期美军最大的伤亡。

　　每个国家国情不同，发生悲剧的原因也不同，也自有其历史不可避免性。但悲剧发生之后，如何应对、如何解决，却可以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制度的标准之一。

　　中国自校园悲剧发生之后，教育部立即下发紧急通知，加强校园安全。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更表示“学生生命不保，谈何教育？”。公安部也同样迅速反应，要求全国公安机关“立即行动起来”，加强对学校和幼儿园的安全保卫工作，开展一场全国学校、幼儿园及周边治安秩序专项整治行动。”国家主席胡 锦 涛、总理温家宝都做了具体的批示。

　　除了国家层面外，各地方也立马风行地推出各种措施，以切实保护学生的安全。在北京，各学校出现警车、警察巡逻、护卫。此外北京市还要求，要在每所学校配备一名治安信息员，每天向警方通报学校治安状况。重庆立即排查校园周边精神病患者，并成立单独的“校园警察”，规定可当场击毙伤害学生的凶犯。广东省则规定“校园出事故，一票否决”。南京自五月一日起， 70名统一着装并配备警棍、警用辣椒水等警械的专职校园保安，进驻鼓楼区67所公办中小学和幼儿园。福建、济南、青岛、苏州……实际上全国各地都立即动员起来，应对这前所未有的挑战。

　　反观美国，枪击悲剧屡屡发生，百姓深受其害，政府却是束手无策，毫不做为。从表面上看，此类悲剧的原因在于枪枝泛滥，但背后还是制度。

　　美国由于是一个移民国家，建国初期社会动荡，而且又面临着英国的军事威胁，故人人自危之下必然人人选择持有枪枝。这有其历史合理性。然而，在国家安全大大提升之后，政府不做为，却是其制度的必然。

　　从政治学的角度讲，社会是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两个阶层。根据西方的民主理论，统治者要征得被统治者的同意和选择，并以被统治者同意的方式进行治理。而问题就出在建立在这一套理论之上的制度模式。

　　美国政府是通过选民选举产生的。在三亿多人口的美国，竟有2亿多枪枝被民众持有。民众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利----尽管危害社会，美国政府自然也无法、无力改变。这不妨称为依赖民意治国。问题在于，民意并不总是正确的，还经常处于变动之中，甚至前后矛盾。当年小布什入侵伊拉克，多数美国民众支持。但几年之后，美国深陷泥潭，民众又转而反对。其实，像伊战这样复杂的地缘政治事件，民众怎能有足够的专业知识进行判断？而且如此依赖民意治国，政治精英的责任何在？岂不把自己等同于大众？别忘了，老百姓选你是因为认为你能力出众，可以领导一个国家。这应该是政治人物占有权力的自私，而放弃了自己的责任。而这又和选票决定一切的制度密切相关。其实这样的事情是民主国家的通例，绝非美国个案。印度人口增长失控，但无政党敢提出计划生育政策，否则就会被选民抛弃，也就只能任问题存在并愈演愈烈。

　　然而，决定美国政府的不仅仅是民意，背后还有更重要的财团，实际上，代表资本的财团才是真正的决策者。这可从候选人的选择到最后的竞选整个民主运作的过程得到验证。全球民主国家，候选人的产生大都是政党提名。这一过程，民众根本无法参与。从美国的政治实践看，候选人都产生于即得的利益集团中。要么是州长（如小布什），要么是议员（如奥巴马），要么是屡立战功的军事强人（艾森豪威尔）。谁出线，都是政党内部博弈、讨价还价的结果。候选人产生之后，才交由民众进行投票。而这个过程，谁拥有更多的资金、更多的媒体、更多的广告，谁就会赢得大选。而有能力承担这个天文数字般选举费用的，只有财团。民众表面上是自己独立的投出手中一票，实际上却早就被财团以金钱操纵了。而且除了政党推出的人选外，民众根本别无选择。所以西方民主一语以蔽之：选民被动地从有钱人筛选出的几个候选人中行使神圣的普选权。

　　因此，当政治人物最终胜选之时，他必然首先要回报资本的支持。具体到枪击案，就是要保障枪枝制造商和销售商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哪怕总统都遇到枪击案，对此等社会问题也无能为力。更别说打死多少学生、平民。

　　以美国为代表的制度模式尽管有如此之多的问题，比如国内的全球经济危机、金钱对选举的决定性影响、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警察滥用暴力（对百姓和外交官）、官员腐败（州长卖官、议员收贿）、虐囚案、6%的人口消耗35%的资源、高的惊人的犯罪率（包括枪击案）、贫富差距跨过国际公认的安全线、救灾无力；国际上以武力向全球输出意识形态并大搞颜色革命、偏袒以色列、拒不签署《京都意向书》、拒不签署《联合国保护儿童权利公约》、《禁止地雷公约》、《禁生物武器公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拒绝批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禁止酷刑及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关于废止强迫劳动的公约》（实际上全球一百多个人权公约，美国只批准了十几个）等等。但由于美国综合国力仍居全球第一，也由此仍然掌握世界的话语权，因此这个世界对之或者往往视而不见，或者视之当然，已经失去了反思、批评之力。其实想想，伏尔泰时代，中国文明发展已经放缓、停滞甚至下行，但却仍然令伏尔泰佩服的五体投地，就是同样的原因。

　　中国在西方眼里，是一个一党制国家，不是和它们同类的民主国家。但何以当中国面对校园悲剧时，可以举国上下迅速地行动起来，采取有效的措施？

　　首先，所谓政党、一党制、多党制，还有民族国家等等这些概念和理念都是西方的发明，也都是西方的价值观和文化。由于西方文明暂时主导全球，它们自然以为自己的价值观是普世的，并以这种视角来看待全球各国。其实这和当年中国强盛时的表现并无二致。而且哪个时候西方对中国的崇拜之情----当然包括政治制度----并不次于今日中国的自由派。以法国启蒙大师伏尔泰为例，他的书房几十年如一日挂着孔子像，被德国人称为“欧洲的孔夫子”，这和今天某些自由派人士摆放、崇仰民主女神像何等相似。他还认为“中国人是最有理性的”，并将中国人推崇的“理”解释为“自然之光”，“在道德上欧洲人应该是中国的徒弟”。当然他最大胆的宣言是：东方是一切艺术的摇篮，东方给了西方一切。

　　之所以先回顾这一段历史，是要告诉大家要跳出西方的话语结构来看待中国，才能找到问题的答案。

　　正如伏尔泰所认为的“中国的君主制度不是独裁。集权不等于独裁”。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钱穆在其专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也提出同样的观点：从先秦到清两千年，我们对以往的传统政治，至少不能很简单地说它是专制政治了。

　　原因就在于中国独特的“天命观”和“家国一体”。在中国没有“君权神授”一说，更没有法国路易十四“朕即天下”的绝对皇权。在中国，皇帝是代表上天来治理国家，如果失职就失去合法性，就要被推翻。因此，在实践上，中国设有谏议制度，所有官员都可以对皇帝提出建议和异议。出了问题皇帝要承担责任，下“罪已诏”。“这种不称职就要被更替”的政治共识，如果套用西方的话语体系，不妨看作是中国的民主观。“家国一体”则皇帝是一家之父的象征（还有国母一词、一职），与百姓一家。皇帝有责任和义务为百姓谋福利，从百姓的角度讲，也有孝顺的义务。这和西方利益博弈、权力限制的政治范式完全不同。所以说，中国没有阶级，没有贵族，政权是代表整个国家。这就是中国传承几千年的政治传统和政治文化。面对这种制度，也难怪伏尔泰如此感叹：“人类肯定想象不出一个比这更好的政府”、“人类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国政治还要优良的政治组织。”

　　其次，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这个政治传统和政治文化的影响仍然无所不在。更不用说执政党的基础就是来自工农。江泽民时代提出的“三个代表”、胡 锦 涛时代提出的“以人为本”，不妨看作这个政治传统在新时代的延续和表现。也正是这个原因，当校园悲剧突然发生的时候，这个政府可以排除任何干扰（实际上和美国不同，也没有什么干扰），立即进行雷厉风行的防范和遏制。我们也相信，效果也将是立竿见影。

　　中国是注重实用理性的民族。在衡量什么才是真正代表人民的政府时，不是看它如何产生、如何自我宣传，而是看它如何执政。在针对学生的校园暴力事件中，我们不妨套用伟大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话作为结尾：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美国这只制度之“猫”解决不了校园悲剧，是否应该深刻反思呢？如果美国的经济危机达到希腊的程度，一个社会拥有2亿多只枪的美国又会展现一幅什么场景呢？恐怕不仅仅是全国半数劳动人口停工、火烧银行这么简单吧？

　　法国巴黎 宋鲁郑

《联合早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