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寻求的不是美国式成功

中国已经开始相信技术创新是经济发展的一种持久、有力保障，但仍不能为创新营造最佳的氛围，原因可能与中国的主流哲学有关，中国传统上崇尚中庸思想，认为不偏不倚、兼顾、周到的思想、行为方式最有可能为自己营造一个最佳生存环境，重点在实用性，而正确性倒在其次。这与创新意识所要求的环境严重背离，寻求创新需要对个性化、精确性、特殊性保持最大的容忍，与创新有关的行为由于往往颠覆常识经常为世俗所不容，而“常规”所涵盖，相对静态的局面则长期被中国所美化，换言之，中国旧传统对最有可能为自身带来革命性变化，活力激增的诸因素习惯于采取敌视态度。不过，中国人因循守旧的理论体系算得上是一个很实用的政治平台，可以为最平庸的当权者储备必需的存在依据，其历史记忆中最受推崇的是仁君，即君主的仁慈远比激情、聪明以及随机应变能力更重要，国家政治的头等大事就是设法维护一个仁君的存在，即使君主以及其朝廷并不称职，维护成本过于昂贵，相关政治教义也为之在所不惜。但是，多数情况下这个理论体系与国家的幸福和经济的持续发展无关，对个人也是如此。因循守旧精神系出儒家，除了伟大的教育普及思想外，这个学说的主要价值之一在于其很早成为官方主要题库，千千万万的年轻人对其趋之若鹜，滚瓜乱熟，绝大多数是要以此为进身之阶，改善生活和实现个人价值，至于其是否合乎时宜，是否有实际操作价值等容易被他们忽略。这种文化刻意培养人与人之间的一致性，最成功的例子就是成为某个圣贤的复制品。倒是战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商鞅所提出的法治因与现代法治部分相似而更具现代感，尽管他设计了残酷的连坐制度，伤及无辜，让个人即使正确行为也经常不容易保全自己的性命，为了强调权威和提高效率而以个人的错误惩罚家族或团队，这与现代法治精神相悖，但从社会实际效应来看，他霸道的法治还是极大地放大了个人责任和量化方式的意义，不容许有人游离于法之外，他以法条而不是人情作为度量一切行为的尺度，其中蕴含明确的平等和公平思想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这已经是朝客观法治方向做出开拓性工作。在今天，党团或集体利益已取代家族利益的优先位置，前者所具有的凝聚力更符合文明演进潮流，所以更有竞争力，不过它的弊端也很明显，由它取代家族地位的社会结构中，个人权益仍居次要，虽然党团与个人利益关系可以用法的形式加以调整，它自利的局限性还是无法逾越的，抗打击力相当强，法治精神在这里面临的是比家族更大量级的博弈对手，假如党团利益集团以自己的理想崇高而自动将自身等同于法，法治精神就很容易被边缘化，党团利益集团或许无意干扰法治，但由于其内涵比法治大得多，其目的经常会与法治自然发生对峙，以致不难发现，一个利益集团如果特别稳定，既有可能是因为它善于经营，适应变化乃至功业卓著而具有统治力，更有可能是在随时牺牲法治。现代中国可能与美国有同样的法治抱负，从结果来看差异却很大，一直以来，儒家思想中的“以德治国”比“依法治国”在中国有更好的口碑和更大的吸引力，德治与法制彼此足以乱真，社会效果却经常大不相同，未来这种差异如果不能有效弥合，中国与美国政治貌合神离的状况就会变得更严重。

　　中国经济成就分享的对象事先并没有预定，但是现有的分配方式却缩小了经济利益的普适性，首先 权利成为第一分配等级，最前端的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中的绝大多数由于不具有定价权，他们的收益与付出多数是不相称的，他们必须依附于某个利益集团，这种情况的危害性并不刺眼，却非常持久，它会令知识界分裂，让他们最终不是为了真相而是为利益肉搏，古代中国的知识界之所以最像知识界是因为无数人为了获得进入知识界的身份可以皓首穷经，至死不悔，堪称世界奇观；这个知识界最不像知识界则是因为创立新知识的人和组织通常不能同时确立为权威，一是缺乏有公信力的权威机构予以验证、确认，从而使之迅速获得社会公众理解，及时得到推广、应用并创造社会价值，创新产品不是被神化就是被搁置，新知识传递途径自然被阻断；其次是政治权威不允许技术权威与之并列，以为这会威胁到政治权威的影响力，一个相关的例子是，即使最有影响力的宗教，也要高度服从甚至迎合世俗君主哪怕最荒诞的想法。在中国，政治权威决定技术优劣、存亡的例子很多，尽管很多成为笑料，这种传统至今还是很有人缘。

　　美国没有像罗马帝国、大英帝国等那样大规模开疆拓土，一方面是没有赶上时代，另一方面可能是发现了更好的扩展方式，美国熔炉的思想可能就涵盖他们理想的精华，为了多样性的文化均得到恰当的保护同时国家仍具有凝聚力，他们设法让自己看起来行为正确，这决定他们不是唯利是图的国家，主导这个国家的种族本身有创造力，竞争力出类拔萃，大部分利益来自其正当的劳动收入，他们酷爱利益是希望证明他们的动机合理，目的正确，改善个人生存条件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古代中国人则缺乏这种胆识，他们怀疑个人价值，这种怀疑得到成功延续的后果是有负面效应的，其中之一是在所有国家、集体与个人的冲突中，个人总是处于弱势，这是一个双输的结果，因为个人受损并不意味着国家和利益集团必然受益，事实也不断证明，最专横的君主、朝廷以及最顽固的利益集团往往不能持久甚至有最坏的结局。

　　目前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局面：可以轻易致富，政治上看起来可以很正确，但是国家面临的问题却在堆积，与美国为主的西方文明已有更多的交往，生活方式越来越接近，嫌隙却不见缩小。中国不会向旧时代折返，但是也很警惕、忌讳是否在向美国靠拢？是否与美国外形看起来更雷同？不寻求美国式的成功并无不妥，错误的是把成功分成种类，中国明显想要一个自己的成功，而不是复制，可是根据人性的相似性推论，在同一个世界上一条截然不同的国家成功之路不可能真的孤立存在，必然与外界存在某种关联。或许应该精心审视自由与特性的政治关联，未来会证明，工业化国家走在了前面，并不意味追赶者就已经失去一切创新的机会。

　　润石

《联合早报网》中国已经开始相信技术创新是经济发展的一种持久、有力保障，但仍不能为创新营造最佳的氛围，原因可能与中国的主流哲学有关，中国传统上崇尚中庸思想，认为不偏不倚、兼顾、周到的思想、行为方式最有可能为自己营造一个最佳生存环境，重点在实用性，而正确性倒在其次。这与创新意识所要求的环境严重背离，寻求创新需要对个性化、精确性、特殊性保持最大的容忍，与创新有关的行为由于往往颠覆常识经常为世俗所不容，而“常规”所涵盖，相对静态的局面则长期被中国所美化，换言之，中国旧传统对最有可能为自身带来革命性变化，活力激增的诸因素习惯于采取敌视态度。不过，中国人因循守旧的理论体系算得上是一个很实用的政治平台，可以为最平庸的当权者储备必需的存在依据，其历史记忆中最受推崇的是仁君，即君主的仁慈远比激情、聪明以及随机应变能力更重要，国家政治的头等大事就是设法维护一个仁君的存在，即使君主以及其朝廷并不称职，维护成本过于昂贵，相关政治教义也为之在所不惜。但是，多数情况下这个理论体系与国家的幸福和经济的持续发展无关，对个人也是如此。因循守旧精神系出儒家，除了伟大的教育普及思想外，这个学说的主要价值之一在于其很早成为官方主要题库，千千万万的年轻人对其趋之若鹜，滚瓜乱熟，绝大多数是要以此为进身之阶，改善生活和实现个人价值，至于其是否合乎时宜，是否有实际操作价值等容易被他们忽略。这种文化刻意培养人与人之间的一致性，最成功的例子就是成为某个圣贤的复制品。倒是战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商鞅所提出的法治因与现代法治部分相似而更具现代感，尽管他设计了残酷的连坐制度，伤及无辜，让个人即使正确行为也经常不容易保全自己的性命，为了强调权威和提高效率而以个人的错误惩罚家族或团队，这与现代法治精神相悖，但从社会实际效应来看，他霸道的法治还是极大地放大了个人责任和量化方式的意义，不容许有人游离于法之外，他以法条而不是人情作为度量一切行为的尺度，其中蕴含明确的平等和公平思想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这已经是朝客观法治方向做出开拓性工作。在今天，党团或集体利益已取代家族利益的优先位置，前者所具有的凝聚力更符合文明演进潮流，所以更有竞争力，不过它的弊端也很明显，由它取代家族地位的社会结构中，个人权益仍居次要，虽然党团与个人利益关系可以用法的形式加以调整，它自利的局限性还是无法逾越的，抗打击力相当强，法治精神在这里面临的是比家族更大量级的博弈对手，假如党团利益集团以自己的理想崇高而自动将自身等同于法，法治精神就很容易被边缘化，党团利益集团或许无意干扰法治，但由于其内涵比法治大得多，其目的经常会与法治自然发生对峙，以致不难发现，一个利益集团如果特别稳定，既有可能是因为它善于经营，适应变化乃至功业卓著而具有统治力，更有可能是在随时牺牲法治。现代中国可能与美国有同样的法治抱负，从结果来看差异却很大，一直以来，儒家思想中的“以德治国”比“依法治国”在中国有更好的口碑和更大的吸引力，德治与法制彼此足以乱真，社会效果却经常大不相同，未来这种差异如果不能有效弥合，中国与美国政治貌合神离的状况就会变得更严重。

　　中国经济成就分享的对象事先并没有预定，但是现有的分配方式却缩小了经济利益的普适性，首先 权利成为第一分配等级，最前端的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中的绝大多数由于不具有定价权，他们的收益与付出多数是不相称的，他们必须依附于某个利益集团，这种情况的危害性并不刺眼，却非常持久，它会令知识界分裂，让他们最终不是为了真相而是为利益肉搏，古代中国的知识界之所以最像知识界是因为无数人为了获得进入知识界的身份可以皓首穷经，至死不悔，堪称世界奇观；这个知识界最不像知识界则是因为创立新知识的人和组织通常不能同时确立为权威，一是缺乏有公信力的权威机构予以验证、确认，从而使之迅速获得社会公众理解，及时得到推广、应用并创造社会价值，创新产品不是被神化就是被搁置，新知识传递途径自然被阻断；其次是政治权威不允许技术权威与之并列，以为这会威胁到政治权威的影响力，一个相关的例子是，即使最有影响力的宗教，也要高度服从甚至迎合世俗君主哪怕最荒诞的想法。在中国，政治权威决定技术优劣、存亡的例子很多，尽管很多成为笑料，这种传统至今还是很有人缘。

　　美国没有像罗马帝国、大英帝国等那样大规模开疆拓土，一方面是没有赶上时代，另一方面可能是发现了更好的扩展方式，美国熔炉的思想可能就涵盖他们理想的精华，为了多样性的文化均得到恰当的保护同时国家仍具有凝聚力，他们设法让自己看起来行为正确，这决定他们不是唯利是图的国家，主导这个国家的种族本身有创造力，竞争力出类拔萃，大部分利益来自其正当的劳动收入，他们酷爱利益是希望证明他们的动机合理，目的正确，改善个人生存条件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古代中国人则缺乏这种胆识，他们怀疑个人价值，这种怀疑得到成功延续的后果是有负面效应的，其中之一是在所有国家、集体与个人的冲突中，个人总是处于弱势，这是一个双输的结果，因为个人受损并不意味着国家和利益集团必然受益，事实也不断证明，最专横的君主、朝廷以及最顽固的利益集团往往不能持久甚至有最坏的结局。

　　目前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局面：可以轻易致富，政治上看起来可以很正确，但是国家面临的问题却在堆积，与美国为主的西方文明已有更多的交往，生活方式越来越接近，嫌隙却不见缩小。中国不会向旧时代折返，但是也很警惕、忌讳是否在向美国靠拢？是否与美国外形看起来更雷同？不寻求美国式的成功并无不妥，错误的是把成功分成种类，中国明显想要一个自己的成功，而不是复制，可是根据人性的相似性推论，在同一个世界上一条截然不同的国家成功之路不可能真的孤立存在，必然与外界存在某种关联。或许应该精心审视自由与特性的政治关联，未来会证明，工业化国家走在了前面，并不意味追赶者就已经失去一切创新的机会。

　　润石

《联合早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