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关于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的朝鲜各派别的表现。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19 22:28:17
朝鲜正式被日本吞并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便在中国开始辗转流亡，在华韩国流亡政府么，据说棒子现在还把重庆视为圣地之一。关于在重庆的朝鲜人，大致认为分为亲共的“义勇队”，主要受国民党支持的“光复军”等主要派别，似乎这些派别也牵扯到了国共斗争中，并且相互之间也屡有冲突，至于其在华期间战争中的具体表现，却少有记载。另外，对日本军中的朝鲜兵，很多野史录称“朝鲜兵格外凶残”，而韩国官方则一直声称大部分朝鲜兵都是被强征去充当杂役，较少有作战部队，并且也受到日军的严格监管，战争后期甚至屡有暴动（我只查到一次徐州兵营暴动），所谓“南京大屠杀中朝鲜兵杀人最多”均为谣言等等。
有没有童子有兴趣聊一下朝鲜人（韩国人）在中国抗战中扮演的方方面面角色？这方面资料较少，附上个人找到的一点东西。
韩国临时政府全称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于1919年4月，至1945年宣告解散，是一个在中国持续时间长达26年的反日复国、坚持独立运动的流亡政府。其在中国存在的26年中，大致经历了上海时代、迁徙时代和重庆时代。其中在重庆的六年(1939—1945年)，是韩国临时政府开展独立运动最活跃的六年，也是韩国独立运动史上最为辉煌和重要的时期。
1919年朝鲜“三一”爱国运动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镇压后，数千名爱国志士流亡到中国上海，于4月11日在上海法租界成立了民族独立运动的最高领导机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1932年虹口公园爆炸事件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强了对上海韩籍革命志士的追捕，临时政府被迫撤离上海，后几经辗转杭州、嘉兴、镇江、南京、长沙、广州等地。1937年中国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韩国临时政府也随之西移，于1939年3月从广西柳州迁到重庆市郊的綦江县，1940年9月又由綦江迁重庆市区办公，从而开始了在重庆的流亡岁月。
在I临时政府迁抵重庆綦江之始，临时政府主席金九就提出了韩国国民党、朝鲜革命党、韩国独立党诸党派的统一方案，但因各党主张不同，此次提议无果而终。后在中国当局的督促下，1939年5月，金九、金若山两人联名发表《告同志同胞者诸君公开信》，提出了现阶段朝鲜革命的十大政治纲领，并号召解散目前在关内的一切革命团体，停止现存各团体的地方分裂和派系摩擦，在团结第一的目标下，重新建立一个单一的组织。8月27日，韩国临时政府在綦江县城的瀛山宾馆召开有韩国国民党、韩国独立党、朝鲜民族革命党、朝鲜民族解放同盟、朝鲜青年前卫同盟、朝鲜革命党、朝鲜无政府主义者同盟参加的“七党统一会议”，会议仍因各党领导人对统一各执己见，朝鲜民族解放同盟、朝鲜青年前卫同盟以主义不同，反对组建单一党并退出会议而告失败。9月22日，韩国国民党、韩国独立党、朝鲜民族革命党、朝鲜革命党、朝鲜无政府主义者同盟继续举行“五党统一会议”，仍因各党派在组织、党义、政策诸问题上的意见不合而归失败。
韩国临时政府统一各党派的努力虽然失败了，但韩国独立党、国民党、革命党三党经过几次接触，对三党合并却达成共识。1940年5月8日，三党在綦江举行“三党统一会议”并在“解散宣言”上签字，宣布三党合并，重新组成新的“韩国独立党”，作为韩国临时政府的执政党，金九以临时政府主席的身份在独立党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上当选为委员长。
由于历史的原因，韩国临时政府的基础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仍只局限于韩国独立党等少数派别，这种状况显然不能适合日益发展的韩国独立运动的新局面。1941年4月，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约见韩国独立党和民族革命党领导人金九和金若山，希望两党团结合作，共同促进临时政府早日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在中国朝野各界的再三督促和影响下，朝鲜民族革命党于1941年5月在重庆召开五届七中全会，决议参加韩国临时政府，与韩国独立党合作，以改组韩国临时政府为各党派之联合政府。12月，该党又召开第六届全党代表大会，并于大会宣言中表明该党决定参加临时政府并予以支持。在朝鲜民族革命党的影响下，其他各党派也先后决定参加并支持临时政府。
1942年10月25日，韩国临时政府议政院在重庆召开第34届议会，其主要任务是各党派人士开诚布公、检讨过去、团结合作、策划未来。会议产生了以韩国独立党、朝鲜民族革命党、朝鲜民族解放同盟、朝鲜革命者同盟联合执政的临时政府，韩国独立党中央执行委员洪震当选为议会议长，金九任国务委员会主席，赵琬九任内务部长，赵素昂任外交部长，曹成焕任军务部长，朴赞翊任法务部长，李始荣任财务部长，柳东悦任交通部长，金奎植任宣传部长，张建相任学务部长，黄学秀任生计部长，车利锡任秘书长。此届临时政府组成成员虽然仍以韩国独立党为主，但也融人了朝鲜民族革命党的成员。因此，以第34届临时议会的召开为标志，韩国临时政府结束了一党执政的局面，初步形成了朝鲜在重庆各党派的团结合作，临时政府的执政基础开始扩大。到1944年4月韩国临时议政院第36届议会召开时，对临时政府作了更大幅度的改组，在14名国务委员中，虽然韩国独立党仍以8人占主要地位，但朝鲜民族革命党占有4席，朝鲜民族解放同盟、朝鲜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也各占有一席，朝鲜民族革命党的金奎植更当选为临时政府副主席。会后，韩国独立党、朝鲜革命党、朝鲜民族解放同盟、朝鲜无政府主义者同盟纷纷发表拥护宣言，表示在今后为达成全民族的总团结和独立自由的共同目标，在共同的原则下，更加密切地合作起来。至此，韩国临时政府终于解决了内部的纷争问题，成为各党共同执政的联合政府。
在建立多党合作，实现统一大业的同时，韩国临时政府还积极开展独立复国的各项准备工作。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韩国光复军的建立和争取国际社会对韩国临时政府的承认。在重庆期间，韩国临时政府不失时宜地利用一切机会，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对朝鲜独立复国运动的支持，并正式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然终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韩国临时政府更是多管齐下，在要求各方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同时，积极作回返祖国的各项准备，并在重庆成立了“朝鲜建国筹备委员会”。11月初，金九等韩国临时政府成员自重庆飞上海，在11月23日宣布解散“韩国临时政府”之后转机回国，从而结束了“韩国临时政府”在重庆六年多的流亡生活。
朝鲜正式被日本吞并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便在中国开始辗转流亡，在华韩国流亡政府么，据说棒子现在还把重庆视为圣地之一。关于在重庆的朝鲜人，大致认为分为亲共的“义勇队”，主要受国民党支持的“光复军”等主要派别，似乎这些派别也牵扯到了国共斗争中，并且相互之间也屡有冲突，至于其在华期间战争中的具体表现，却少有记载。另外，对日本军中的朝鲜兵，很多野史录称“朝鲜兵格外凶残”，而韩国官方则一直声称大部分朝鲜兵都是被强征去充当杂役，较少有作战部队，并且也受到日军的严格监管，战争后期甚至屡有暴动（我只查到一次徐州兵营暴动），所谓“南京大屠杀中朝鲜兵杀人最多”均为谣言等等。
有没有童子有兴趣聊一下朝鲜人（韩国人）在中国抗战中扮演的方方面面角色？这方面资料较少，附上个人找到的一点东西。
韩国临时政府全称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于1919年4月，至1945年宣告解散，是一个在中国持续时间长达26年的反日复国、坚持独立运动的流亡政府。其在中国存在的26年中，大致经历了上海时代、迁徙时代和重庆时代。其中在重庆的六年(1939—1945年)，是韩国临时政府开展独立运动最活跃的六年，也是韩国独立运动史上最为辉煌和重要的时期。
1919年朝鲜“三一”爱国运动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镇压后，数千名爱国志士流亡到中国上海，于4月11日在上海法租界成立了民族独立运动的最高领导机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1932年虹口公园爆炸事件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强了对上海韩籍革命志士的追捕，临时政府被迫撤离上海，后几经辗转杭州、嘉兴、镇江、南京、长沙、广州等地。1937年中国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韩国临时政府也随之西移，于1939年3月从广西柳州迁到重庆市郊的綦江县，1940年9月又由綦江迁重庆市区办公，从而开始了在重庆的流亡岁月。
在I临时政府迁抵重庆綦江之始，临时政府主席金九就提出了韩国国民党、朝鲜革命党、韩国独立党诸党派的统一方案，但因各党主张不同，此次提议无果而终。后在中国当局的督促下，1939年5月，金九、金若山两人联名发表《告同志同胞者诸君公开信》，提出了现阶段朝鲜革命的十大政治纲领，并号召解散目前在关内的一切革命团体，停止现存各团体的地方分裂和派系摩擦，在团结第一的目标下，重新建立一个单一的组织。8月27日，韩国临时政府在綦江县城的瀛山宾馆召开有韩国国民党、韩国独立党、朝鲜民族革命党、朝鲜民族解放同盟、朝鲜青年前卫同盟、朝鲜革命党、朝鲜无政府主义者同盟参加的“七党统一会议”，会议仍因各党领导人对统一各执己见，朝鲜民族解放同盟、朝鲜青年前卫同盟以主义不同，反对组建单一党并退出会议而告失败。9月22日，韩国国民党、韩国独立党、朝鲜民族革命党、朝鲜革命党、朝鲜无政府主义者同盟继续举行“五党统一会议”，仍因各党派在组织、党义、政策诸问题上的意见不合而归失败。
韩国临时政府统一各党派的努力虽然失败了，但韩国独立党、国民党、革命党三党经过几次接触，对三党合并却达成共识。1940年5月8日，三党在綦江举行“三党统一会议”并在“解散宣言”上签字，宣布三党合并，重新组成新的“韩国独立党”，作为韩国临时政府的执政党，金九以临时政府主席的身份在独立党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上当选为委员长。
由于历史的原因，韩国临时政府的基础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仍只局限于韩国独立党等少数派别，这种状况显然不能适合日益发展的韩国独立运动的新局面。1941年4月，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约见韩国独立党和民族革命党领导人金九和金若山，希望两党团结合作，共同促进临时政府早日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在中国朝野各界的再三督促和影响下，朝鲜民族革命党于1941年5月在重庆召开五届七中全会，决议参加韩国临时政府，与韩国独立党合作，以改组韩国临时政府为各党派之联合政府。12月，该党又召开第六届全党代表大会，并于大会宣言中表明该党决定参加临时政府并予以支持。在朝鲜民族革命党的影响下，其他各党派也先后决定参加并支持临时政府。
1942年10月25日，韩国临时政府议政院在重庆召开第34届议会，其主要任务是各党派人士开诚布公、检讨过去、团结合作、策划未来。会议产生了以韩国独立党、朝鲜民族革命党、朝鲜民族解放同盟、朝鲜革命者同盟联合执政的临时政府，韩国独立党中央执行委员洪震当选为议会议长，金九任国务委员会主席，赵琬九任内务部长，赵素昂任外交部长，曹成焕任军务部长，朴赞翊任法务部长，李始荣任财务部长，柳东悦任交通部长，金奎植任宣传部长，张建相任学务部长，黄学秀任生计部长，车利锡任秘书长。此届临时政府组成成员虽然仍以韩国独立党为主，但也融人了朝鲜民族革命党的成员。因此，以第34届临时议会的召开为标志，韩国临时政府结束了一党执政的局面，初步形成了朝鲜在重庆各党派的团结合作，临时政府的执政基础开始扩大。到1944年4月韩国临时议政院第36届议会召开时，对临时政府作了更大幅度的改组，在14名国务委员中，虽然韩国独立党仍以8人占主要地位，但朝鲜民族革命党占有4席，朝鲜民族解放同盟、朝鲜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也各占有一席，朝鲜民族革命党的金奎植更当选为临时政府副主席。会后，韩国独立党、朝鲜革命党、朝鲜民族解放同盟、朝鲜无政府主义者同盟纷纷发表拥护宣言，表示在今后为达成全民族的总团结和独立自由的共同目标，在共同的原则下，更加密切地合作起来。至此，韩国临时政府终于解决了内部的纷争问题，成为各党共同执政的联合政府。
在建立多党合作，实现统一大业的同时，韩国临时政府还积极开展独立复国的各项准备工作。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韩国光复军的建立和争取国际社会对韩国临时政府的承认。在重庆期间，韩国临时政府不失时宜地利用一切机会，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对朝鲜独立复国运动的支持，并正式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然终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韩国临时政府更是多管齐下，在要求各方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同时，积极作回返祖国的各项准备，并在重庆成立了“朝鲜建国筹备委员会”。11月初，金九等韩国临时政府成员自重庆飞上海，在11月23日宣布解散“韩国临时政府”之后转机回国，从而结束了“韩国临时政府”在重庆六年多的流亡生活。
1938年2月，日本军部颁发“陆军特别志愿兵令”，赋予17周岁以上，身高1米60以上，学历小学以上的朝鲜青年参加日军资格，经选拔参加日军。1938年至1943年，1万7664人以此方式进入日本陆军。
日本海军对朝鲜兵员不予信任，1943年7月23日方采用朝鲜人志愿兵制。
随着日军战线扩大，兵员捉襟见肘，方开始酝酿在朝鲜征兵，192年8月决定1944年起在朝鲜实行征兵制，朝鲜境内凡满20周岁的青年都属于征兵对象，44年4月1日至8月20日的首期征兵，26万6225人的当征对象中收录20万6057人，其中4万5000人动员为现役兵。1945年2月至5月第二期征兵，其中4万5000人征入驻朝鲜军及关东军。
——包括“军属”，以军事名义征用60万，这个军属指的是准军事组织，各种杂役。这些杂役中被定为战犯的最多，因为充当英美军俘虏营的牢头而获罪。
——网上还有煞有其事地拿出日军朝鲜人战犯军官的名单，其实这些名单是韩国制定的“亲日派”大名单
韩国《朝鲜日报》网络版12日报道称，中国网民撰文表示，“南京大屠杀的主犯是韩国人，当时日军的40%是韩国人，松井石根15师团中的韩国联队最先强奸中国妇女”。有韩国学者认为：“如果这种说法在网上传播，被不明真相的网民看到，很可能威胁到中韩关系，成为影响中韩关系的地雷”。
报道称，在中国的百度、新浪和谷歌等网站，可以搜索到多条内容为“韩国人参加南京大屠杀”的帖子，代表性文章包括“国人不应忘记的历史，南京大屠杀中的韩国人(百度，2006.10.17)”、“历史事实：南京大屠杀中比日军更残忍的韩国人(谷歌，2008.10.3)”等等。
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政策企划室研究员南相求认为，这是一些没有根据的流言蜚语和对历史的篡改，发帖者是反感韩国企业进入中国和韩流进入中国的网民。南相求说，韩国人被征入日军是在1938年4月(陆军)和1943年(海军)，当时是志愿兵制度，征兵制在1944年才实行。南京大屠杀发生在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1938年至1943年，通过陆军志愿兵制加入日军的韩国人为17364人，为了防止叛乱，日军中没有以韩国人为主力的部队，韩国人分散在日军中，因此不可能有韩国人占40%的部队或者包括3万名韩国人的部队参加1937年12月的南京大屠杀。1925年至1938年4月，日本方面也没有所谓的松井石根15师团。至于中国网民帖子中所列出的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朝鲜人名单”，这些名单其实是韩国民族问题研究所和亲日人名字典编纂委员会于2005年公布的韩国亲日派名单，与南京大屠杀并无关系。
《环球时报》记者注意到，中国网络上确实有此说法，但多是作为论坛中的帖子互相转引，日期也比较旧，中国的主流媒体则基本没有这样的报道。南相求也表示，中国学者并没有人这么认为。他称韩方曾向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提出这一问题，纪念馆认为是“无稽之谈”。记者还注意到，这篇反驳中国网友观点的文章只刊登在《朝鲜日报》韩文网站上，其中文网上没有，《朝鲜日报》报纸上也没有。事实上，“韩国人参与南京大屠杀”并不是近期中国网上的热点，也远未形成主流。《朝鲜日报》作为韩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对部分未经证实的中国网民观点大做文章，反而会在韩国国内引发反华情绪。记者发现，在《朝鲜日报》韩文网站刊登这篇文章后，已经出现一部分指责中国的回帖。(王轶峰)
日本海军对朝鲜兵员不予信任，1943年7月23日方采用朝鲜人志愿兵制。
随着日军战线扩大，兵员捉襟见肘，方开始酝酿在朝鲜征兵，192年8月决定1944年起在朝鲜实行征兵制，朝鲜境内凡满20周岁的青年都属于征兵对象，44年4月1日至8月20日的首期征兵，26万6225人的当征对象中收录20万6057人，其中4万5000人动员为现役兵。1945年2月至5月第二期征兵，其中4万5000人征入驻朝鲜军及关东军。
——包括“军属”，以军事名义征用60万，这个军属指的是准军事组织，各种杂役。这些杂役中被定为战犯的最多，因为充当英美军俘虏营的牢头而获罪。
——网上还有煞有其事地拿出日军朝鲜人战犯军官的名单，其实这些名单是韩国制定的“亲日派”大名单
韩国《朝鲜日报》网络版12日报道称，中国网民撰文表示，“南京大屠杀的主犯是韩国人，当时日军的40%是韩国人，松井石根15师团中的韩国联队最先强奸中国妇女”。有韩国学者认为：“如果这种说法在网上传播，被不明真相的网民看到，很可能威胁到中韩关系，成为影响中韩关系的地雷”。
报道称，在中国的百度、新浪和谷歌等网站，可以搜索到多条内容为“韩国人参加南京大屠杀”的帖子，代表性文章包括“国人不应忘记的历史，南京大屠杀中的韩国人(百度，2006.10.17)”、“历史事实：南京大屠杀中比日军更残忍的韩国人(谷歌，2008.10.3)”等等。
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政策企划室研究员南相求认为，这是一些没有根据的流言蜚语和对历史的篡改，发帖者是反感韩国企业进入中国和韩流进入中国的网民。南相求说，韩国人被征入日军是在1938年4月(陆军)和1943年(海军)，当时是志愿兵制度，征兵制在1944年才实行。南京大屠杀发生在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1938年至1943年，通过陆军志愿兵制加入日军的韩国人为17364人，为了防止叛乱，日军中没有以韩国人为主力的部队，韩国人分散在日军中，因此不可能有韩国人占40%的部队或者包括3万名韩国人的部队参加1937年12月的南京大屠杀。1925年至1938年4月，日本方面也没有所谓的松井石根15师团。至于中国网民帖子中所列出的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朝鲜人名单”，这些名单其实是韩国民族问题研究所和亲日人名字典编纂委员会于2005年公布的韩国亲日派名单，与南京大屠杀并无关系。
《环球时报》记者注意到，中国网络上确实有此说法，但多是作为论坛中的帖子互相转引，日期也比较旧，中国的主流媒体则基本没有这样的报道。南相求也表示，中国学者并没有人这么认为。他称韩方曾向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提出这一问题，纪念馆认为是“无稽之谈”。记者还注意到，这篇反驳中国网友观点的文章只刊登在《朝鲜日报》韩文网站上，其中文网上没有，《朝鲜日报》报纸上也没有。事实上，“韩国人参与南京大屠杀”并不是近期中国网上的热点，也远未形成主流。《朝鲜日报》作为韩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对部分未经证实的中国网民观点大做文章，反而会在韩国国内引发反华情绪。记者发现，在《朝鲜日报》韩文网站刊登这篇文章后，已经出现一部分指责中国的回帖。(王轶峰)
个人对棒子这段历史突然发生了兴趣，希望大家一起来聊聊，毕竟说起来，棒子的现政府确实算是在中国重庆起源的。
1919年4月11日，韩国抗日领袖金九等在上海创建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中国的27年时间内，临时政府在对国内复国斗争进行领导的同时，也积极组织力量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到了中国国民政府的大力支持。 韩国反抗日本统治的“三一”运动后，在国内被镇压的革命势力，转而向国外发展寻求复国的希望。1919年4月11日，韩国抗日领袖金九等在上海创建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中国的27年时间内，临时政府在对国内复国斗争进行领导的同时，也积极组织力量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到了中国国民政府的大力支持。
日俄战争后，日本迫使韩国签订了韩日议定书，并在韩国派驻了六个半营，铺设军用铁路，强取电报电话网络，霸占土地。并在随后的一系列强制条例中，最终对韩国全境实行了军事管制。还安插官员进韩国的王室、国防部、警察、教育、财政和外交部门，并把韩国货币纳入日本的货币体系，令韩国币值贬值了五分之一到一半。1905年11月17日，在美英的默许下，日本在韩国设立了统监府正式实施殖民统治。
1919年4月11日，韩国抗日领袖金九等在上海创建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中国的27年时间内，临时政府在对国内复国斗争进行领导的同时，也积极组织力量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到了中国国民政府的大力支持。 韩国反抗日本统治的“三一”运动后，在国内被镇压的革命势力，转而向国外发展寻求复国的希望。1919年4月11日，韩国抗日领袖金九等在上海创建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中国的27年时间内，临时政府在对国内复国斗争进行领导的同时，也积极组织力量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到了中国国民政府的大力支持。
日俄战争后，日本迫使韩国签订了韩日议定书，并在韩国派驻了六个半营，铺设军用铁路，强取电报电话网络，霸占土地。并在随后的一系列强制条例中，最终对韩国全境实行了军事管制。还安插官员进韩国的王室、国防部、警察、教育、财政和外交部门，并把韩国货币纳入日本的货币体系，令韩国币值贬值了五分之一到一半。1905年11月17日，在美英的默许下，日本在韩国设立了统监府正式实施殖民统治。
盲区 学习了
看来斗争还挺激烈 果然是从李朝就延续下来的党争传统
话说这个临时政府和后来的南朝有何关联否？
看来斗争还挺激烈 果然是从李朝就延续下来的党争传统
话说这个临时政府和后来的南朝有何关联否？
这些都是找到的零碎资料，不成系统，希望大家补充，大家一起来聊聊。
日军的暴力镇压和屠杀使韩国独立组织意识到独立斗争也需要有人领导。1919年3月21日在海参崴、4月11日在上海、4月21日在汉城分别成立了韩国临时政府。
“虹口事件”直接导致了蒋介石和金九会面，使中国国民党政府开始积极支持与援助韩国临时政府。同时临时政府在韩国人心目中也树立了威信。蒋介石见到金九时说：“用恐怖手段杀死一个天皇还会出现一个天皇，杀死一个大将还会出现另一个大将。为了独立战争必须培训武官。”他答应继续为韩国培养军事人才，并给予财政上的援助。
国方面帮助韩国临时政府从上海撤至南京。1937年11月底国民政府机关离开南京向重庆转移。韩国临时政府成员及其家属在中国当局的安排下，1938年3 月到达长沙。经过几次迁移后，1940年5月，金九向蒋介石提出将临时政府迁至重庆。国民政府为安置韩国临时政府和“光复阵线”各党派成员以及他们的家属，在重庆郊外的土桥专门划出一块地建造“韩人村”，供临时政府成员及其家属居住。
1940年4月，韩人“光复阵线”要求中国当局允许在中国领土建立另一支韩人武装队伍———“韩国光复军”。9月，中国政府允许尚无外交关系的韩国临时政府在中国领土上建立了一支“国军”。“国军” 在中国领土内活动期间隶属中国军事委员会管辖，受其指挥；粮饷配备均由军事委员会直接补给，服饰上也缀以青天白日军徽。 yF+0_@s(
以反对日本侵略、争取朝鲜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奋斗目标的韩国独立运动，始终把组建革命武力，进行抗日复国的武装斗争置于头等重要的地位。在华韩国独立运动各主要党派长期以中国为基地进行创建革命武力的活动，中国国民政府则对此对予积极和有效的支援。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朝鲜义勇队和韩国光复军先后在武汉和重庆成立，它们与中国军队并肩作战，成为中国战场上的抗日国际纵队，这两支武力从各自分立最后走向联合，组成统一的韩国光复军。这是中国政府和韩国独立运动两个主要党派共同努力的结果，顺应了朝鲜人民独立复国和统一的民族意愿。
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韩国武装力量的组建和统一，是韩国独立运动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中国国民政府协助韩国独立运动的一个主要成果。１９３８年朝鲜义勇队在武汉组成， １９４０年韩国光复军在重庆成立，１９４２年朝鲜义勇队并入光复军，终于实现韩国在华革命武力的统一。韩国武装力量与中国军队并肩作战，抗击日本侵略军，在韩国独立运动史和中国抗日战争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韩国在华武力基干的养成
韩国光复军和朝鲜义勇队的成立和统一，是在华韩国独立运动几个主要党派长期从事军事活动的共同成果，也是国民政府长期协助韩国独立运动在军事方面的主要结果。
这个历史过程早在广州国民政府时期就已经开始。为援助亚洲各被压迫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斗争，黄埔军校吸收亚洲各国革命青年，予以军事教育和训练，其中韩国青年有数十人之多。朝鲜义烈团金若山等共１８人经陈果夫介绍和蒋介石的批准，录取为军校第四期学生。这批学生毕业后大都分赴国民革命军，参加了北伐战争。金若山（化名崔林），毕业后留校担任基层干部。金氏后来成为朝鲜民族革命党的总书记，担任朝鲜义勇队的队长。北伐军进占武汉以后，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又设立一个特别班，吸收一批新入伍的韩籍学生进行训练。这就是广州和武汉革命政府，协助韩国独立运动造就了第一批军事干部。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以后，支援韩国独立运动的工作，由过去个别的若干次数的援助，逐步发展成为中国党政军当局的一项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
“九一八”事变揭开了中国人民长达１５年之久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序幕，也是朝鲜人民抗日独立复国运动新阶段的开端。韩国临时政府和朝鲜义烈团以及后来的民族革命党等爱国党派，鉴于东亚形势的新变化，乃进一步重视和加强了军事干部的培育和军事基干队伍的组建。中国国民政府也采取有力措施，积极协助韩国独立运动，组建军事基干力量，一方面，由三民主义力行社联系朝鲜义烈团和朝鲜民族革命党金若山一派；另一方面，由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国民党党务系统和中央组织部联系韩国临时政府金九一派，分别担负建设武力基干的任务。
１９３２年１２月，蒋介石会晤金九于中央军官学校官邸。蒋介石提出“为了将来的独立战争着想，先训练一批武官”的建议，对此金九极为赞同［（１）］。陈果夫等接着与金九商定，在中央军官学校洛阳分校特设朝鲜军官班，训练韩国军事人员，并报请蒋介石批准。金九等人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招收了一批韩国青年入校受训。１９３３年春，第一批进入中央军校洛阳分校的韩籍青年共有９２名，编为陆军军官训练班第１７队（韩国学生队）。金九邀请曾在中国东北担任朝鲜政府军事委员长兼朝鲜革命军司令官的李青天，来军校担任韩国学生队总领队，又请曾任朝鲜北路军政署旅团长的李范ｓｈì＠①，担任该队队长。韩国学生队学员与中国学生共同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修业期限为两年。同时，金九、李青天和金若山又各选其所属干部学历较高者共计５０名，送往南京中央军校，由该校设立特别班进行培训［（２）］。
以后，国民政府又不顾日本方面的一再反对和要胁。继续在中央军校吸收和培训韩国军事干部。１９３４年８月，中央军校第１０期招收韩籍学员１７名；第１１期招收韩生２０名。１９３５年２月，中央军校又专设韩国独立军特务队预备训练所，集中韩生２８名加以培训。为筹建空军力量，金九还曾保送若干韩籍学生，参加中国的航空学校。由金九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合作，培养的军事干部，抗战时期
日军的暴力镇压和屠杀使韩国独立组织意识到独立斗争也需要有人领导。1919年3月21日在海参崴、4月11日在上海、4月21日在汉城分别成立了韩国临时政府。
“虹口事件”直接导致了蒋介石和金九会面，使中国国民党政府开始积极支持与援助韩国临时政府。同时临时政府在韩国人心目中也树立了威信。蒋介石见到金九时说：“用恐怖手段杀死一个天皇还会出现一个天皇，杀死一个大将还会出现另一个大将。为了独立战争必须培训武官。”他答应继续为韩国培养军事人才，并给予财政上的援助。
国方面帮助韩国临时政府从上海撤至南京。1937年11月底国民政府机关离开南京向重庆转移。韩国临时政府成员及其家属在中国当局的安排下，1938年3 月到达长沙。经过几次迁移后，1940年5月，金九向蒋介石提出将临时政府迁至重庆。国民政府为安置韩国临时政府和“光复阵线”各党派成员以及他们的家属，在重庆郊外的土桥专门划出一块地建造“韩人村”，供临时政府成员及其家属居住。
1940年4月，韩人“光复阵线”要求中国当局允许在中国领土建立另一支韩人武装队伍———“韩国光复军”。9月，中国政府允许尚无外交关系的韩国临时政府在中国领土上建立了一支“国军”。“国军” 在中国领土内活动期间隶属中国军事委员会管辖，受其指挥；粮饷配备均由军事委员会直接补给，服饰上也缀以青天白日军徽。 yF+0_@s(
以反对日本侵略、争取朝鲜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奋斗目标的韩国独立运动，始终把组建革命武力，进行抗日复国的武装斗争置于头等重要的地位。在华韩国独立运动各主要党派长期以中国为基地进行创建革命武力的活动，中国国民政府则对此对予积极和有效的支援。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朝鲜义勇队和韩国光复军先后在武汉和重庆成立，它们与中国军队并肩作战，成为中国战场上的抗日国际纵队，这两支武力从各自分立最后走向联合，组成统一的韩国光复军。这是中国政府和韩国独立运动两个主要党派共同努力的结果，顺应了朝鲜人民独立复国和统一的民族意愿。
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韩国武装力量的组建和统一，是韩国独立运动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中国国民政府协助韩国独立运动的一个主要成果。１９３８年朝鲜义勇队在武汉组成， １９４０年韩国光复军在重庆成立，１９４２年朝鲜义勇队并入光复军，终于实现韩国在华革命武力的统一。韩国武装力量与中国军队并肩作战，抗击日本侵略军，在韩国独立运动史和中国抗日战争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韩国在华武力基干的养成
韩国光复军和朝鲜义勇队的成立和统一，是在华韩国独立运动几个主要党派长期从事军事活动的共同成果，也是国民政府长期协助韩国独立运动在军事方面的主要结果。
这个历史过程早在广州国民政府时期就已经开始。为援助亚洲各被压迫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斗争，黄埔军校吸收亚洲各国革命青年，予以军事教育和训练，其中韩国青年有数十人之多。朝鲜义烈团金若山等共１８人经陈果夫介绍和蒋介石的批准，录取为军校第四期学生。这批学生毕业后大都分赴国民革命军，参加了北伐战争。金若山（化名崔林），毕业后留校担任基层干部。金氏后来成为朝鲜民族革命党的总书记，担任朝鲜义勇队的队长。北伐军进占武汉以后，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又设立一个特别班，吸收一批新入伍的韩籍学生进行训练。这就是广州和武汉革命政府，协助韩国独立运动造就了第一批军事干部。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以后，支援韩国独立运动的工作，由过去个别的若干次数的援助，逐步发展成为中国党政军当局的一项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
“九一八”事变揭开了中国人民长达１５年之久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序幕，也是朝鲜人民抗日独立复国运动新阶段的开端。韩国临时政府和朝鲜义烈团以及后来的民族革命党等爱国党派，鉴于东亚形势的新变化，乃进一步重视和加强了军事干部的培育和军事基干队伍的组建。中国国民政府也采取有力措施，积极协助韩国独立运动，组建军事基干力量，一方面，由三民主义力行社联系朝鲜义烈团和朝鲜民族革命党金若山一派；另一方面，由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国民党党务系统和中央组织部联系韩国临时政府金九一派，分别担负建设武力基干的任务。
１９３２年１２月，蒋介石会晤金九于中央军官学校官邸。蒋介石提出“为了将来的独立战争着想，先训练一批武官”的建议，对此金九极为赞同［（１）］。陈果夫等接着与金九商定，在中央军官学校洛阳分校特设朝鲜军官班，训练韩国军事人员，并报请蒋介石批准。金九等人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招收了一批韩国青年入校受训。１９３３年春，第一批进入中央军校洛阳分校的韩籍青年共有９２名，编为陆军军官训练班第１７队（韩国学生队）。金九邀请曾在中国东北担任朝鲜政府军事委员长兼朝鲜革命军司令官的李青天，来军校担任韩国学生队总领队，又请曾任朝鲜北路军政署旅团长的李范ｓｈì＠①，担任该队队长。韩国学生队学员与中国学生共同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修业期限为两年。同时，金九、李青天和金若山又各选其所属干部学历较高者共计５０名，送往南京中央军校，由该校设立特别班进行培训［（２）］。
以后，国民政府又不顾日本方面的一再反对和要胁。继续在中央军校吸收和培训韩国军事干部。１９３４年８月，中央军校第１０期招收韩籍学员１７名；第１１期招收韩生２０名。１９３５年２月，中央军校又专设韩国独立军特务队预备训练所，集中韩生２８名加以培训。为筹建空军力量，金九还曾保送若干韩籍学生，参加中国的航空学校。由金九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合作，培养的军事干部，抗战时期
称霸明日 发表于 2010-4-8 03:55 
重庆临时政府回国后，就是后来的大韩民国政府。所以南棒子是在我陪都起源的。
重庆临时政府回国后，就是后来的大韩民国政府。所以南棒子是在我陪都起源的。
原来没发完。。。。插楼了。。。。
韩国在华武力基干的养成
韩国光复军和朝鲜义勇队的成立和统一，是在华韩国独立运动几个主要党派长期从事军事活动的共同成果，也是国民政府长期协助韩国独立运动在军事方面的主要结果。
这个历史过程早在广州国民政府时期就已经开始。为援助亚洲各被压迫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斗争，黄埔军校吸收亚洲各国革命青年，予以军事教育和训练，其中韩国青年有数十人之多。朝鲜义烈团金若山等共１８人经陈果夫介绍和蒋介石的批准，录取为军校第四期学生。这批学生毕业后大都分赴国民革命军，参加了北伐战争。金若山（化名崔林），毕业后留校担任基层干部。金氏后来成为朝鲜民族革命党的总书记，担任朝鲜义勇队的队长。北伐军进占武汉以后，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又设立一个特别班，吸收一批新入伍的韩籍学生进行训练。这就是广州和武汉革命政府，协助韩国独立运动造就了第一批军事干部。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以后，支援韩国独立运动的工作，由过去个别的若干次数的援助，逐步发展成为中国党政军当局的一项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
“九一八”事变揭开了中国人民长达１５年之久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序幕，也是朝鲜人民抗日独立复国运动新阶段的开端。韩国临时政府和朝鲜义烈团以及后来的民族革命党等爱国党派，鉴于东亚形势的新变化，乃进一步重视和加强了军事干部的培育和军事基干队伍的组建。中国国民政府也采取有力措施，积极协助韩国独立运动，组建军事基干力量，一方面，由三民主义力行社联系朝鲜义烈团和朝鲜民族革命党金若山一派；另一方面，由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国民党党务系统和中央组织部联系韩国临时政府金九一派，分别担负建设武力基干的任务。
１９３２年１２月，蒋介石会晤金九于中央军官学校官邸。蒋介石提出“为了将来的独立战争着想，先训练一批武官”的建议，对此金九极为赞同［（１）］。陈果夫等接着与金九商定，在中央军官学校洛阳分校特设朝鲜军官班，训练韩国军事人员，并报请蒋介石批准。金九等人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招收了一批韩国青年入校受训。１９３３年春，第一批进入中央军校洛阳分校的韩籍青年共有９２名，编为陆军军官训练班第１７队（韩国学生队）。金九邀请曾在中国东北担任朝鲜政府军事委员长兼朝鲜革命军司令官的李青天，来军校担任韩国学生队总领队，又请曾任朝鲜北路军政署旅团长的李范ｓｈì＠①，担任该队队长。韩国学生队学员与中国学生共同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修业期限为两年。同时，金九、李青天和金若山又各选其所属干部学历较高者共计５０名，送往南京中央军校，由该校设立特别班进行培训［（２）］。
以后，国民政府又不顾日本方面的一再反对和要胁。继续在中央军校吸收和培训韩国军事干部。１９３４年８月，中央军校第１０期招收韩籍学员１７名；第１１期招收韩生２０名。１９３５年２月，中央军校又专设韩国独立军特务队预备训练所，集中韩生２８名加以培训。为筹建空军力量，金九还曾保送若干韩籍学生，参加中国的航空学校。由金九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合作，培养的军事干部，抗战时期大都成为韩国光复军的基干。
由黄埔系军人为主干组成的三民主义力行社，则以国民政府军事当局和军事特工系统为背景，协同以金若山为首的朝鲜义烈团和后来的朝鲜民族革命党进行军事干部的培训。“九一八”事变后，金若山进一步通过黄埔同学会与力行社建立联系，并拟定了以训练军事干部为中心的“朝鲜革命计划书”，转呈蒋介石，获得批准。１９３２年５月，金若山提出举办一个文武合一的革命干部训练班的计划，得到力行社书记滕杰的首肯。受蒋介石指派，滕杰负责协助金若山筹建军事干部训练机关，以力行社在南京汤山的训练基地为场地，成立“朝鲜革命干部学校”，由金若山担任校长［（３）］。
朝鲜革命干部学校第一期招收韩籍青年学员２６名，于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２０日入学，翌年４月２２日毕业。第二期招收学员５４名，１９３３年９月１７日入学，翌年４月２０日毕业。第三期招收学员４４名，１９３５年４月２日入学，同年１０月毕业。此外，力行社骨干、军委会别动总队长康泽在江西星子举办的军委会政训班，继续吸收朝鲜青年进行培训。１９３５年１０月，康泽与金若山合作，在星子设立军委会政训班朝鲜学生队，招收韩籍学生８４名，专以敌后情报特工工作为训练任务。南京汤山和星子两地培训出来的两百余名军事干部，以后大部分成为金若山所领导的朝鲜义勇队的基干。
朝鲜义勇队在武汉组成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揭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从此，中国和亚洲各国进入反帝民族解放运动的新阶段，韩国在华独立运动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之前，韩国独立运动在华军事力量的发展，还处在造就武装力量基干队伍的阶段；在这以后，组建武装部队的任务就提到了议事日程，已发展到建立军队、参加抗日战争的阶段。
抗日战争开始后，集中一切力量，以民族革命战争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民族独立和自由，已成为中、韩人民最迫切的共同任务。韩国在华独立运动志士的活动重心，迅速集中到组建韩人武装部队，参加对日抗战方面。中国国民政府对在华韩国独立运动的军事援助，也由秘密变为公开，由培训军事干部发展为直接援助在华韩国革命党派组建武装部队和参战。于是，在华韩人组建部队的工作，顿形加强。
以金若山为首的朝鲜民族革命党，首先组织了一支在华武装部队。１９３７年８月上旬，在南京召开的朝鲜民族革命党代表大会讨论了组建朝鲜义勇军的问题，提出了一个初步的建军计划。同年１２月，朝鲜民族革命党联合朝鲜民族解放运动者同盟和朝鲜革命者联盟两个小党，组成“朝鲜民族战线联盟”。该联盟成立后，把“建立朝鲜革命武装队伍”作为当前最主要的任务。１９３８年５月，朝鲜民族革命党在湖北江陵举行第三届代表大会，决定在江陵组织队伍实施军事训练，“创立朝鲜义勇队，直接参加中国对日战争。”［（４）］经过金若山与国民政府军委会方面多次商讨，议定了“组织朝鲜义勇队，来参加中国抗战，以求朝鲜民族之自由独立解放”的建军方案。这个方案在１９３８年“七七”抗战周年纪念日呈报军委会，获蒋介石的批准，并交与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主办。陈诚指派前力行社骨干、政治部秘书长兼第一厅厅长贺衷寒与金若山共同筹建朝鲜义勇队。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１０日，朝鲜义勇队在汉口正式成立，隶属于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按照政治部的规定，制订了“朝鲜义勇队指导委员会组织规程”、“编制表”等文件，其粮饷和武器装备全部由中方提供。朝鲜义勇队成立以后，提出以下三项作为自己的政纲：一、动员所有在华朝鲜革命力量，参加中国抗战；二、争取日本广大国民，发动东方各弱小民族，共同打倒日本军阀；三、推动朝鲜革命运动，争取朝鲜民族的自由解放。朝鲜义勇队，“她是朝鲜民族解放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抗战中国际纵队的先锋队之一。”［（５）］义勇队的成立，使中韩军队合作抗日的历史又增光荣之一页。
义勇队创建以后，组织和队伍逐步有所发展。义勇队设队本部，为全队领率和指导机关，金若山担任总队长；队本部设机要、政治、总务三个组，由申岳、金学武、李集中分任组长；另设编辑委员会，李斗山任主任；训练所，由金若山兼主任。至１９４０年，义勇队分编为三个支队：第一支队，队长朴孝三，有队员七十六名；第二支队，队长李益星，有队员七十三名；第三支队，队长金世日，有队员六十一名。队本部直属部队和三个支队共有人员三百十四名。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朝鲜义勇队队本部随中国军队南移广西桂林，１９４０年３月复由桂林转移中国战时首都重庆。义勇队最初两年的工作，着重于对敌心理作战和政治攻势。他们在前线对敌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向敌士兵进行火线广播。同时协助各战区指挥部，翻译敌方文件，训练政工人员，审问与教育俘虏。义勇队先后挺进于湘北、赣北、鄂北、桂南以及华北各个战线上。据该队工作报告，在成立最初两年，“曾转战六个战区、十三个省份，……协助中国军队的政治部，创办许多简易日语训练班，训练了六万余对敌工作干部。在前线及敌人后方曾印发中韩文小册五万份，传单五十一万张，标语四十余万份。在火线上，该队的阵地宣传队、游击宣传队等一面宣传，一面战斗。曾经参加了湘北会战、鄂北三次会战、昆仑关争夺战、中条山反扫荡战，并曾参加了抚州、通城、通山、大沙坪、崇阳、铁丝岗、锡山、羊楼司、滑水塘、奉新、新建等地的战斗。”［（６）］
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４日，朝鲜义勇队举行干部会议，总结两年来的工作和讨论今后的行动方针。会议鉴于中国沦陷区尤其是在华北广大地区，韩人急速增加，为争取敌后韩侨，扩大义勇队战斗力量，决定以开展敌后工作为此后主要工作方向。自此以后，义勇队的三个支队，先后进入华北，中南和西北的敌后区域活动，“向敌后进军”成为义勇队的战斗口号。１９ ４１年１月，第三支队首先奉军委会政治部命令，从重庆出发北上，进抵河南洛阳，接着北渡黄河前至豫北林县。后来进入八路军太行山抗日革命根据地，开展敌后抗日斗争。“由于他们的推动，华北的韩国爱国人士组织了统一的‘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以后并扩大改组为‘朝鲜独立同盟’，在华北的朝鲜各党派的力量都亲密地团结起来了。”［（７）］第一支队则在第九战区长沙方面进行工作；第二支队起初配置于第一战区，以后又转赴第五战区和第十战区，最后在西安一带进行活动。
韩国光复军在重庆成立
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５日，韩国临时政府召开国务会议，决定在军务部之下设置军事委员会，以加强军事工作的领导。军事委员会由柳东悦、李青天、李复源、玄益哲、安恭根、金学奎六人组成，其主要任务为掌管独立战争计划案之研究制订，军事干部人才之养成，以及军事方面必要论著之研究和编纂等，以求迅速开展军事活动。［（８）］
这时，韩国临时政府的实际领导者金九以韩国国民党为基础，联合韩国独立党、朝鲜革命党，以及在檀香山与美洲等地的大韩人同志会、韩人爱国团、北美大韩人国民会等九个团体，于１９３７年８月在南京组成韩国光复运动团体联合会。这一联合组织，虽然并未达到各派之间真正的统一，但却推进了韩国在华独立运动党派之间的联合，扩大了临时政府的支持力量，有利于与中国共同抗日，也为尔后韩国光复军的组建创造了条件。
韩国临时政府迁往四川綦江后，继续致力于创建属于临时政府的武装部队。１９４０年４月，金九为首的韩国国民党、赵素昂为首的韩国独立党和李青天为首的朝鲜革命党，实行三党合并，成立一个新的统一的韩国独立党，成为临时政府的执政党。该党在成立宣言中号召要“积极编成光复军”。１９４０年３月１日临时政府主席金九发表《韩国独立与东亚和平》一文，就组建光复军向中国政府提出呼吁：“中国要驱逐倭寇，收复失地，则不可忽视韩人的独立运动。故安定华北，必先收复东北，要收复东北，必须援助韩国独立，……希望最短期内，实施援助组织韩国光复军，共同驱倭，奠定两民族独立、自由、和平的新国基”［（ ９）］。
１９４０年２月，金九向国民党中统局副局长徐恩曾面提组建光复军的建议，当即获后者的首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中统局长朱家骅也表示同意，并于同月２８日呈报蒋介石，建议予以批准。蒋介石在同年４月１１日批准朱家骅的呈文，同意成立光复军。蒋介石有鉴于韩国独立党与中国国民党的历史关系，以及独立党志士在韩国革命史上的地位，乃不顾朝鲜民族革命党方面的反对，亲自批准了韩国临时政府在中国境内成立光复军的要求。
蒋介石的指示下达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和中统局会同军政部，积极协助金九和独立党筹建光复军。１９４０年６月２０日前后，金九向朱家骅提出《韩国光复军编练计划大纲》，对光复军的性质、任务、兵额、隶属、编制、征募方法、训练方法及地点、活动区域等事项，拟订了初步计划。其中划定：“光复军系讨倭韩人武装势力之正式的基干部队”，兵额“暂以一师为标准”，训练地点暂设西安或洛阳，部队“暂以冀、陕、豫、晋、鲁及东北四省为主要活动区域”［（１０）］。中国当局原则上同意此一计划。
１９４０年９月，韩国临时政府由四川綦江迁至重庆。９月１７日，临时政府在嘉陵江畔的嘉陵宾馆，举行盛大的韩国光复军成立典礼，并宣告光复军总司令部在重庆成立。临时政府任命李青天为光复军总司令，李范ｓｈì＠①为参谋长，蔡君先为参谋处长，黄学秀为副官处长，赵素昂为政训处长，洪震为军法处长，金起亢为管理处长，车利锡为军需处长，刘振东为军医处长。同时编成特务队四个队，每队六十人，共二百四十名［（１１）］。韩国临时政府对光复军的成立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告国内外同胞书》中，号召“积极扩大、强化韩国光复军”，“我们要尽所有的力量，把各地方的革命的及半武装队伍，都在光复军的名义下，重新编成。同时，积极动员全国青年及壮年，参加到光复军来！”［（１２）］
但实际上，光复军成立之初，仅先建立总司令部，暂设参谋、政训、副官等三个处，其他各机关及下属正式部队并未组建。这时中国军方对光复军的组建及其在各地行动计划，意见尚未一致，未作出具体决定，该军的组建与发展乃处于停顿状态。为此，１９４１年春金九多次致函朱家骅，并转呈蒋介石，请求“正式编组韩国光复军”。５月２８日，蒋介石据报后正式批准成立韩国光复军。５月３０日，军委会办公厅正式作出了关于光复军编制和总司令部组成人员配备的规定。军委会１９４１年１１月又规定，光复军由“军事委员会直接统率指挥，……参谋长及参谋、政工人员悉数由军委会派遣”。经军委会下达的该军总部编制，除总司令和正副参谋长外，设参谋、总务、政训等三处。军委会任命中国陆军中将尹呈辅为总司令部参谋长。
１９４０年１１月，光复军总部副官长黄学秀、高级参谋金学奎率领在渝人员抵西安，与临时政府驻西安代表、军务部长曹成焕会合，成立光复军西安办事处，开展宣传动员、争取敌后韩国同胞的工作。同年１２月，光复军总司令部移至西安。光复军在西安通过第一战区司令部开办训练班，招收和训练韩人青年，至１９４１年１０月已训练了两期学员。同时，在西安招收了成立于１９３９年、曾在三十四集团军受过训练的韩国青年战地工作队五十余名队员。此期，光复军组成四个支队和一个征募分处。第一支队，支队长李范ｓｈì＠①；第二支队，支队长高云起；第三支队，支队长金学奎；第五支队，支队长罗月焕。其中第五支队，即由韩国青年战地工作队改编而成。此外，光复军还在一些地区招募和集结一批韩侨，至１９４２年２月，“除沦陷区域不计外，在山西、西安、上饶等地集结者已达四百余人。”［（１３）］
光复军在名义上是属于在华韩国临时政府的武装部队，但在实际上却归中国政府军委会和有关战区司令长官部的指挥和管辖。光复军总部参谋长和各部主管，均由中国军方派员担任，副职由韩方人员充任。光复军的粮饷和武器装备，全由中国军事当局拨给，并由军委会办公厅军事处管辖监督。在光复军成立之初，中国军委会主管部门为求军令和军政的统一，严格管理和指挥这支特殊性质的武装力量，制订了《韩国光复军行动准绳》九项。经韩国临时政府同意，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１３日，军委会办公厅向光复军总司令李青天颁发了上述“行动准绳”。其中规定：“韩国光复军在我国抗日作战期间直隶本会，由参谋总长掌握运用”， “仅接受我国最高统帅唯一之军令，不得接受任何其他政治牵制”，“关于该军之指挥命令，请领款械等事由，本会指定办公厅军事处负责接洽”，光复军在中国各战区的活动，“必须受我当地最高军事长官之节制”等等［（１４）］。这九项“行动准绳”的基本点，是把光复军的领导权全部归之于中国军方。这与韩国临时政府当初设想的领导体制，即光复军“直隶于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中国最高军事领袖以中韩联军总司令资格，统率并指挥之”［（１５）］，是大相径庭的。
光复军的组成，在韩国独立运动的发展进程中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光复军总司令李青天指出：“革命如果没有团结与统一的领导，没有革命的武力，没有实质的准备，决不会成功的。即使成功，也是局部的得不偿失的。韩国光复军就是在这些事实经验教训中，本着三一革命运动的传统精神，以及时代的需要，而建立和成长起来的。”［（１６）］光复军不仅成为中国抗日战场上的一支劲旅，而且对韩国独立运动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光复军成立两周年的时候，李青天在与重庆《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中，高度评价它对独立运动的意义和作用，说：“光复军之成立，激励了韩国内地人民，使他们复国的信念更加强了。这二年中，许多韩国青年冲破敌人封锁，来内地参加光复军，在美国的韩侨组军运动，也非常激烈，援助光复军之运动，盛极一时。”国统区韩国革命武装力量的统一
朝鲜义勇队和韩国光复军这两支韩国革命武装力量，它们在总的政治目标上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动员和组织在华韩人参加抗日武装斗争，打倒日本侵略者，夺取朝鲜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然而，这两支武力分属于不同党派，处于分裂状态，这是在华韩国独立运动中各个党派长期分裂，特别是朝鲜民族革命党与韩国独立党这两大党派争夺韩国武装力量领导权的表现。而争夺军事领导权，归根到底是为争夺独立运动的政治领导权和在未来国家政权中的主宰地位。
朝鲜民族革命党在朝鲜民族战线联盟中居于主导地位，其掌握的朝鲜义勇队，是朝鲜独立运动在中国关内地区最早建立的一支武装力量，并得到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的支持。该党力求实现以朝鲜义勇队为主干的在华武装力量的统一。韩国独立党与临时政府则认为韩国光复军是政府的国军，在华独立运动的一切武装力量均应统一于光复军，因而，独立党企图以临时政府的名义将朝鲜义勇队归并于光复军。由于双方争夺军事领导权，以及中国政府方面由军方和党方分别支持韩国两支武力，对两支武力的统一又缺乏一致的政策和意见，导致两军一直各自为政，相互分立。
然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朝鲜独立前景的日益显露，造成了走向统一的趋势。同时，韩国独立党和韩鲜民族革命党之间在政治、军事力量的分化与消长，也造成了在韩国临时政府和光复军的旗帜下，统一两派武装力量的有利条件。而中国国民政府援韩政策的正式确立，以及以韩国独立党和临时政府为支援重点的原则之确定，对于实现以韩国光复军为基础的武装力量的统一，则起了主导作用。
国民政府对于韩方两支武装力量的统一问题一向十分关注，认为如果军事统一问题不解决，韩国两大党派便不能真正合作，独立和复国的最终目标亦无法达成。韩国光复军和朝鲜义勇队本来是由中国党方和军方扶助而建立的，都得到国民政府的全力援助。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援韩政策的演变，国民政府对两支武力统一的态度，逐渐倾向于将义勇队归并于光复军，而强化后者的地位。这一方面是因为韩国临时政府和光复军已为越来越多的海内外韩人所认同和拥护；另一方面，国民政府方面愈来愈明显地察觉到，朝鲜义勇队内部潜藏着共产主义分子，认为这支队伍隐伏着危险性。尤其是朝鲜义勇队屡次发生一些队伍投向八路军根据地而不复返的事件［（１８）］，更促使蒋介石作出义勇队并入光复军的决策。
蒋介石在１９４１年１０月３０日致电何应钦，令将义勇队和光复军一同改隶军事委员会，均由参谋总长统一指挥。同年１１月１５日，蒋介石正式指定，韩国光复军受军委会参谋总长之统辖指挥，并调派尹呈辅、王平一等中国将校出任光复军总部之参谋长及各处处长，加强对光复军的指导。同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和中统局根据对在华韩国独立运动各党的历史和现状的了解，以及对韩方两支武力的考察，确认支持韩国独立党和光复军是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有利的政策。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１日，中统局副局长徐恩曾致函朱家骅，系统陈述这一主张，说：“朝鲜民族革命党（即朝鲜义勇队）自苏德战争发生后，颇有人与共党发生关系。根据政治部之通报，亦确有此事”，“金九所领导之韩国独立党其前途希望最大，参加人员亦较有历史，……站在本党立场，扶持金九领导之团体，比较最妥，而今后进行方法，鲜义勇队“归属于韩国光复军，混合组织，以期武装统一。”［（２３）］朱家骅对金九的提议极表赞同，主张由金九接管朝鲜义勇队。
至此，蒋介石认为韩方两支武力并编的时机已经到来，义勇队已无单独存在的必要。金九亦采取主动，与金若山加强谈判，并指定临时政府各部首长与民族革命党和义勇队干部磋商，并就并编原则达成协议。金若山一派在十分勉强的情况下，不得不接受并编的方案。蒋介石随即批准并编方案，军委会于１９４２年５月１５日发布命令：“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增设副司令一员，并派金若山为该军副司令，其原有朝鲜义勇队着改编为该军第一支队。……” ［（２４）］新的韩国光复军成立后，由李青天、金若山分任正副总司令。朝鲜义勇队改编为韩国光复军第一支队，由金若山兼任支队长，原光复军第一和第五队合编为第二支队，由李范ｓｈì＠①任支队长；原第三支队保持原状，仍由金学奎任支队长。“自此，在华的朝鲜革命运动，在军事上已经完成统一。……一个统一的民族，是一定能战胜一切的。”［（ ２５）］
新编的韩国光复军名义上是韩国临时政府的武装力量，但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它在实际上仍是一支隶属于国民政府军委会的国际纵队，无论是在军令或军政方面，都是受军委会指挥和管辖的。前述的“准绳”九项，在初期其积极作用得到了应有的发挥，中国军事当局切实负起了支持、援助和指挥光复军的责任。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其消极方面日益显现，韩国独立运动中不少党派认为它有损于韩国的军事主权，表示不满。自１９４２年下半年以来，太平洋战场上日军节节败退，盟国战胜日本和朝鲜独立的曙光已经逐渐显露，朝鲜的国家独立意识也明显增强，遂对九项“行动准绳”和中国人员担任光复军实际领导的状况，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而且，由此引发朝鲜独立运动内部新的派系斗争，在野各党派纷纷指责执政的韩国独立党“媚外”、临时政府“丧权辱国”等等。
在上述背景下，１９４３年１月２６日，韩国临时政府国务会议推选国务委员赵素昂等五人，会同光复军总司令李青天，商讨与中国政府交涉“行动准绳”九项问题。２月１日，临时政府国务会议一致通过要求废除《行动准绳》，决定派赵素昂等三人为代表，与中国政府进行讨论。［（２６）］１９４４年６月，临时政府向中国国民党中央提出《中韩互助军事协定草案》十条。同年７月３１日，吴铁城、何应钦、朱家骅向蒋介石提出：“韩国光复军行动准绳九项应即予取消。关于该项行动准绳一般韩人以其中规定有光复军隶于我国军事委员会一节，认为有损害韩国之独立精神，藉此为攻击临时政府之口实。”［（２７）］９月８日，蒋介石指令呈铁城：原则同意将光复军改隶韩国临时政府，取消“行动准绳”。１０月７日，韩国临时政府将《蒋国光复军换文草案》［（２８）］和《韩国光复军要求事项》［ （２９）］提交中国当局。韩方上述两项文件，除规定光复军在中国境内对日作战期间，须配合中国军队作战，并受中国最高统帅部指挥外，其他条款主要是要求中方在军费、住房、物资等等方面承担义务和提供种种便利。中方则以为这些要求难以悉数满足，而韩方却坚持不让。双方经过多次争议，在中方一再协调磋商之下，于１９４５年２月达成《援助韩国光复军办法》［（３０）］。３月９日，蒋介石核准该项办法，并于５月１日起正式实施。
这一“办法”正式实施后，韩国光复军不再隶属于中国国民政府军委会，中方原先派驻的军事干部，一律由中方撤回。中方对光复军的各种支持和资助，一律按“办法”规定办理。这一切，显然是加强了早已存在的中国政府事实上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意义，进一步巩固了国统区韩国革命武装的统一，提升了在华韩国独立运动的地位。
韩国光复军和朝鲜义勇队的成立和统一，是在华韩国独立运动几个主要党派长期从事军事活动的共同成果，也是国民政府长期协助韩国独立运动在军事方面的主要结果。
这个历史过程早在广州国民政府时期就已经开始。为援助亚洲各被压迫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斗争，黄埔军校吸收亚洲各国革命青年，予以军事教育和训练，其中韩国青年有数十人之多。朝鲜义烈团金若山等共１８人经陈果夫介绍和蒋介石的批准，录取为军校第四期学生。这批学生毕业后大都分赴国民革命军，参加了北伐战争。金若山（化名崔林），毕业后留校担任基层干部。金氏后来成为朝鲜民族革命党的总书记，担任朝鲜义勇队的队长。北伐军进占武汉以后，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又设立一个特别班，吸收一批新入伍的韩籍学生进行训练。这就是广州和武汉革命政府，协助韩国独立运动造就了第一批军事干部。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以后，支援韩国独立运动的工作，由过去个别的若干次数的援助，逐步发展成为中国党政军当局的一项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
“九一八”事变揭开了中国人民长达１５年之久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序幕，也是朝鲜人民抗日独立复国运动新阶段的开端。韩国临时政府和朝鲜义烈团以及后来的民族革命党等爱国党派，鉴于东亚形势的新变化，乃进一步重视和加强了军事干部的培育和军事基干队伍的组建。中国国民政府也采取有力措施，积极协助韩国独立运动，组建军事基干力量，一方面，由三民主义力行社联系朝鲜义烈团和朝鲜民族革命党金若山一派；另一方面，由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国民党党务系统和中央组织部联系韩国临时政府金九一派，分别担负建设武力基干的任务。
１９３２年１２月，蒋介石会晤金九于中央军官学校官邸。蒋介石提出“为了将来的独立战争着想，先训练一批武官”的建议，对此金九极为赞同［（１）］。陈果夫等接着与金九商定，在中央军官学校洛阳分校特设朝鲜军官班，训练韩国军事人员，并报请蒋介石批准。金九等人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招收了一批韩国青年入校受训。１９３３年春，第一批进入中央军校洛阳分校的韩籍青年共有９２名，编为陆军军官训练班第１７队（韩国学生队）。金九邀请曾在中国东北担任朝鲜政府军事委员长兼朝鲜革命军司令官的李青天，来军校担任韩国学生队总领队，又请曾任朝鲜北路军政署旅团长的李范ｓｈì＠①，担任该队队长。韩国学生队学员与中国学生共同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修业期限为两年。同时，金九、李青天和金若山又各选其所属干部学历较高者共计５０名，送往南京中央军校，由该校设立特别班进行培训［（２）］。
以后，国民政府又不顾日本方面的一再反对和要胁。继续在中央军校吸收和培训韩国军事干部。１９３４年８月，中央军校第１０期招收韩籍学员１７名；第１１期招收韩生２０名。１９３５年２月，中央军校又专设韩国独立军特务队预备训练所，集中韩生２８名加以培训。为筹建空军力量，金九还曾保送若干韩籍学生，参加中国的航空学校。由金九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合作，培养的军事干部，抗战时期大都成为韩国光复军的基干。
由黄埔系军人为主干组成的三民主义力行社，则以国民政府军事当局和军事特工系统为背景，协同以金若山为首的朝鲜义烈团和后来的朝鲜民族革命党进行军事干部的培训。“九一八”事变后，金若山进一步通过黄埔同学会与力行社建立联系，并拟定了以训练军事干部为中心的“朝鲜革命计划书”，转呈蒋介石，获得批准。１９３２年５月，金若山提出举办一个文武合一的革命干部训练班的计划，得到力行社书记滕杰的首肯。受蒋介石指派，滕杰负责协助金若山筹建军事干部训练机关，以力行社在南京汤山的训练基地为场地，成立“朝鲜革命干部学校”，由金若山担任校长［（３）］。
朝鲜革命干部学校第一期招收韩籍青年学员２６名，于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２０日入学，翌年４月２２日毕业。第二期招收学员５４名，１９３３年９月１７日入学，翌年４月２０日毕业。第三期招收学员４４名，１９３５年４月２日入学，同年１０月毕业。此外，力行社骨干、军委会别动总队长康泽在江西星子举办的军委会政训班，继续吸收朝鲜青年进行培训。１９３５年１０月，康泽与金若山合作，在星子设立军委会政训班朝鲜学生队，招收韩籍学生８４名，专以敌后情报特工工作为训练任务。南京汤山和星子两地培训出来的两百余名军事干部，以后大部分成为金若山所领导的朝鲜义勇队的基干。
朝鲜义勇队在武汉组成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揭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从此，中国和亚洲各国进入反帝民族解放运动的新阶段，韩国在华独立运动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之前，韩国独立运动在华军事力量的发展，还处在造就武装力量基干队伍的阶段；在这以后，组建武装部队的任务就提到了议事日程，已发展到建立军队、参加抗日战争的阶段。
抗日战争开始后，集中一切力量，以民族革命战争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民族独立和自由，已成为中、韩人民最迫切的共同任务。韩国在华独立运动志士的活动重心，迅速集中到组建韩人武装部队，参加对日抗战方面。中国国民政府对在华韩国独立运动的军事援助，也由秘密变为公开，由培训军事干部发展为直接援助在华韩国革命党派组建武装部队和参战。于是，在华韩人组建部队的工作，顿形加强。
以金若山为首的朝鲜民族革命党，首先组织了一支在华武装部队。１９３７年８月上旬，在南京召开的朝鲜民族革命党代表大会讨论了组建朝鲜义勇军的问题，提出了一个初步的建军计划。同年１２月，朝鲜民族革命党联合朝鲜民族解放运动者同盟和朝鲜革命者联盟两个小党，组成“朝鲜民族战线联盟”。该联盟成立后，把“建立朝鲜革命武装队伍”作为当前最主要的任务。１９３８年５月，朝鲜民族革命党在湖北江陵举行第三届代表大会，决定在江陵组织队伍实施军事训练，“创立朝鲜义勇队，直接参加中国对日战争。”［（４）］经过金若山与国民政府军委会方面多次商讨，议定了“组织朝鲜义勇队，来参加中国抗战，以求朝鲜民族之自由独立解放”的建军方案。这个方案在１９３８年“七七”抗战周年纪念日呈报军委会，获蒋介石的批准，并交与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主办。陈诚指派前力行社骨干、政治部秘书长兼第一厅厅长贺衷寒与金若山共同筹建朝鲜义勇队。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１０日，朝鲜义勇队在汉口正式成立，隶属于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按照政治部的规定，制订了“朝鲜义勇队指导委员会组织规程”、“编制表”等文件，其粮饷和武器装备全部由中方提供。朝鲜义勇队成立以后，提出以下三项作为自己的政纲：一、动员所有在华朝鲜革命力量，参加中国抗战；二、争取日本广大国民，发动东方各弱小民族，共同打倒日本军阀；三、推动朝鲜革命运动，争取朝鲜民族的自由解放。朝鲜义勇队，“她是朝鲜民族解放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抗战中国际纵队的先锋队之一。”［（５）］义勇队的成立，使中韩军队合作抗日的历史又增光荣之一页。
义勇队创建以后，组织和队伍逐步有所发展。义勇队设队本部，为全队领率和指导机关，金若山担任总队长；队本部设机要、政治、总务三个组，由申岳、金学武、李集中分任组长；另设编辑委员会，李斗山任主任；训练所，由金若山兼主任。至１９４０年，义勇队分编为三个支队：第一支队，队长朴孝三，有队员七十六名；第二支队，队长李益星，有队员七十三名；第三支队，队长金世日，有队员六十一名。队本部直属部队和三个支队共有人员三百十四名。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朝鲜义勇队队本部随中国军队南移广西桂林，１９４０年３月复由桂林转移中国战时首都重庆。义勇队最初两年的工作，着重于对敌心理作战和政治攻势。他们在前线对敌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向敌士兵进行火线广播。同时协助各战区指挥部，翻译敌方文件，训练政工人员，审问与教育俘虏。义勇队先后挺进于湘北、赣北、鄂北、桂南以及华北各个战线上。据该队工作报告，在成立最初两年，“曾转战六个战区、十三个省份，……协助中国军队的政治部，创办许多简易日语训练班，训练了六万余对敌工作干部。在前线及敌人后方曾印发中韩文小册五万份，传单五十一万张，标语四十余万份。在火线上，该队的阵地宣传队、游击宣传队等一面宣传，一面战斗。曾经参加了湘北会战、鄂北三次会战、昆仑关争夺战、中条山反扫荡战，并曾参加了抚州、通城、通山、大沙坪、崇阳、铁丝岗、锡山、羊楼司、滑水塘、奉新、新建等地的战斗。”［（６）］
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４日，朝鲜义勇队举行干部会议，总结两年来的工作和讨论今后的行动方针。会议鉴于中国沦陷区尤其是在华北广大地区，韩人急速增加，为争取敌后韩侨，扩大义勇队战斗力量，决定以开展敌后工作为此后主要工作方向。自此以后，义勇队的三个支队，先后进入华北，中南和西北的敌后区域活动，“向敌后进军”成为义勇队的战斗口号。１９ ４１年１月，第三支队首先奉军委会政治部命令，从重庆出发北上，进抵河南洛阳，接着北渡黄河前至豫北林县。后来进入八路军太行山抗日革命根据地，开展敌后抗日斗争。“由于他们的推动，华北的韩国爱国人士组织了统一的‘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以后并扩大改组为‘朝鲜独立同盟’，在华北的朝鲜各党派的力量都亲密地团结起来了。”［（７）］第一支队则在第九战区长沙方面进行工作；第二支队起初配置于第一战区，以后又转赴第五战区和第十战区，最后在西安一带进行活动。
韩国光复军在重庆成立
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５日，韩国临时政府召开国务会议，决定在军务部之下设置军事委员会，以加强军事工作的领导。军事委员会由柳东悦、李青天、李复源、玄益哲、安恭根、金学奎六人组成，其主要任务为掌管独立战争计划案之研究制订，军事干部人才之养成，以及军事方面必要论著之研究和编纂等，以求迅速开展军事活动。［（８）］
这时，韩国临时政府的实际领导者金九以韩国国民党为基础，联合韩国独立党、朝鲜革命党，以及在檀香山与美洲等地的大韩人同志会、韩人爱国团、北美大韩人国民会等九个团体，于１９３７年８月在南京组成韩国光复运动团体联合会。这一联合组织，虽然并未达到各派之间真正的统一，但却推进了韩国在华独立运动党派之间的联合，扩大了临时政府的支持力量，有利于与中国共同抗日，也为尔后韩国光复军的组建创造了条件。
韩国临时政府迁往四川綦江后，继续致力于创建属于临时政府的武装部队。１９４０年４月，金九为首的韩国国民党、赵素昂为首的韩国独立党和李青天为首的朝鲜革命党，实行三党合并，成立一个新的统一的韩国独立党，成为临时政府的执政党。该党在成立宣言中号召要“积极编成光复军”。１９４０年３月１日临时政府主席金九发表《韩国独立与东亚和平》一文，就组建光复军向中国政府提出呼吁：“中国要驱逐倭寇，收复失地，则不可忽视韩人的独立运动。故安定华北，必先收复东北，要收复东北，必须援助韩国独立，……希望最短期内，实施援助组织韩国光复军，共同驱倭，奠定两民族独立、自由、和平的新国基”［（ ９）］。
１９４０年２月，金九向国民党中统局副局长徐恩曾面提组建光复军的建议，当即获后者的首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中统局长朱家骅也表示同意，并于同月２８日呈报蒋介石，建议予以批准。蒋介石在同年４月１１日批准朱家骅的呈文，同意成立光复军。蒋介石有鉴于韩国独立党与中国国民党的历史关系，以及独立党志士在韩国革命史上的地位，乃不顾朝鲜民族革命党方面的反对，亲自批准了韩国临时政府在中国境内成立光复军的要求。
蒋介石的指示下达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和中统局会同军政部，积极协助金九和独立党筹建光复军。１９４０年６月２０日前后，金九向朱家骅提出《韩国光复军编练计划大纲》，对光复军的性质、任务、兵额、隶属、编制、征募方法、训练方法及地点、活动区域等事项，拟订了初步计划。其中划定：“光复军系讨倭韩人武装势力之正式的基干部队”，兵额“暂以一师为标准”，训练地点暂设西安或洛阳，部队“暂以冀、陕、豫、晋、鲁及东北四省为主要活动区域”［（１０）］。中国当局原则上同意此一计划。
１９４０年９月，韩国临时政府由四川綦江迁至重庆。９月１７日，临时政府在嘉陵江畔的嘉陵宾馆，举行盛大的韩国光复军成立典礼，并宣告光复军总司令部在重庆成立。临时政府任命李青天为光复军总司令，李范ｓｈì＠①为参谋长，蔡君先为参谋处长，黄学秀为副官处长，赵素昂为政训处长，洪震为军法处长，金起亢为管理处长，车利锡为军需处长，刘振东为军医处长。同时编成特务队四个队，每队六十人，共二百四十名［（１１）］。韩国临时政府对光复军的成立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告国内外同胞书》中，号召“积极扩大、强化韩国光复军”，“我们要尽所有的力量，把各地方的革命的及半武装队伍，都在光复军的名义下，重新编成。同时，积极动员全国青年及壮年，参加到光复军来！”［（１２）］
但实际上，光复军成立之初，仅先建立总司令部，暂设参谋、政训、副官等三个处，其他各机关及下属正式部队并未组建。这时中国军方对光复军的组建及其在各地行动计划，意见尚未一致，未作出具体决定，该军的组建与发展乃处于停顿状态。为此，１９４１年春金九多次致函朱家骅，并转呈蒋介石，请求“正式编组韩国光复军”。５月２８日，蒋介石据报后正式批准成立韩国光复军。５月３０日，军委会办公厅正式作出了关于光复军编制和总司令部组成人员配备的规定。军委会１９４１年１１月又规定，光复军由“军事委员会直接统率指挥，……参谋长及参谋、政工人员悉数由军委会派遣”。经军委会下达的该军总部编制，除总司令和正副参谋长外，设参谋、总务、政训等三处。军委会任命中国陆军中将尹呈辅为总司令部参谋长。
１９４０年１１月，光复军总部副官长黄学秀、高级参谋金学奎率领在渝人员抵西安，与临时政府驻西安代表、军务部长曹成焕会合，成立光复军西安办事处，开展宣传动员、争取敌后韩国同胞的工作。同年１２月，光复军总司令部移至西安。光复军在西安通过第一战区司令部开办训练班，招收和训练韩人青年，至１９４１年１０月已训练了两期学员。同时，在西安招收了成立于１９３９年、曾在三十四集团军受过训练的韩国青年战地工作队五十余名队员。此期，光复军组成四个支队和一个征募分处。第一支队，支队长李范ｓｈì＠①；第二支队，支队长高云起；第三支队，支队长金学奎；第五支队，支队长罗月焕。其中第五支队，即由韩国青年战地工作队改编而成。此外，光复军还在一些地区招募和集结一批韩侨，至１９４２年２月，“除沦陷区域不计外，在山西、西安、上饶等地集结者已达四百余人。”［（１３）］
光复军在名义上是属于在华韩国临时政府的武装部队，但在实际上却归中国政府军委会和有关战区司令长官部的指挥和管辖。光复军总部参谋长和各部主管，均由中国军方派员担任，副职由韩方人员充任。光复军的粮饷和武器装备，全由中国军事当局拨给，并由军委会办公厅军事处管辖监督。在光复军成立之初，中国军委会主管部门为求军令和军政的统一，严格管理和指挥这支特殊性质的武装力量，制订了《韩国光复军行动准绳》九项。经韩国临时政府同意，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１３日，军委会办公厅向光复军总司令李青天颁发了上述“行动准绳”。其中规定：“韩国光复军在我国抗日作战期间直隶本会，由参谋总长掌握运用”， “仅接受我国最高统帅唯一之军令，不得接受任何其他政治牵制”，“关于该军之指挥命令，请领款械等事由，本会指定办公厅军事处负责接洽”，光复军在中国各战区的活动，“必须受我当地最高军事长官之节制”等等［（１４）］。这九项“行动准绳”的基本点，是把光复军的领导权全部归之于中国军方。这与韩国临时政府当初设想的领导体制，即光复军“直隶于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中国最高军事领袖以中韩联军总司令资格，统率并指挥之”［（１５）］，是大相径庭的。
光复军的组成，在韩国独立运动的发展进程中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光复军总司令李青天指出：“革命如果没有团结与统一的领导，没有革命的武力，没有实质的准备，决不会成功的。即使成功，也是局部的得不偿失的。韩国光复军就是在这些事实经验教训中，本着三一革命运动的传统精神，以及时代的需要，而建立和成长起来的。”［（１６）］光复军不仅成为中国抗日战场上的一支劲旅，而且对韩国独立运动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光复军成立两周年的时候，李青天在与重庆《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中，高度评价它对独立运动的意义和作用，说：“光复军之成立，激励了韩国内地人民，使他们复国的信念更加强了。这二年中，许多韩国青年冲破敌人封锁，来内地参加光复军，在美国的韩侨组军运动，也非常激烈，援助光复军之运动，盛极一时。”国统区韩国革命武装力量的统一
朝鲜义勇队和韩国光复军这两支韩国革命武装力量，它们在总的政治目标上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动员和组织在华韩人参加抗日武装斗争，打倒日本侵略者，夺取朝鲜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然而，这两支武力分属于不同党派，处于分裂状态，这是在华韩国独立运动中各个党派长期分裂，特别是朝鲜民族革命党与韩国独立党这两大党派争夺韩国武装力量领导权的表现。而争夺军事领导权，归根到底是为争夺独立运动的政治领导权和在未来国家政权中的主宰地位。
朝鲜民族革命党在朝鲜民族战线联盟中居于主导地位，其掌握的朝鲜义勇队，是朝鲜独立运动在中国关内地区最早建立的一支武装力量，并得到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的支持。该党力求实现以朝鲜义勇队为主干的在华武装力量的统一。韩国独立党与临时政府则认为韩国光复军是政府的国军，在华独立运动的一切武装力量均应统一于光复军，因而，独立党企图以临时政府的名义将朝鲜义勇队归并于光复军。由于双方争夺军事领导权，以及中国政府方面由军方和党方分别支持韩国两支武力，对两支武力的统一又缺乏一致的政策和意见，导致两军一直各自为政，相互分立。
然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朝鲜独立前景的日益显露，造成了走向统一的趋势。同时，韩国独立党和韩鲜民族革命党之间在政治、军事力量的分化与消长，也造成了在韩国临时政府和光复军的旗帜下，统一两派武装力量的有利条件。而中国国民政府援韩政策的正式确立，以及以韩国独立党和临时政府为支援重点的原则之确定，对于实现以韩国光复军为基础的武装力量的统一，则起了主导作用。
国民政府对于韩方两支武装力量的统一问题一向十分关注，认为如果军事统一问题不解决，韩国两大党派便不能真正合作，独立和复国的最终目标亦无法达成。韩国光复军和朝鲜义勇队本来是由中国党方和军方扶助而建立的，都得到国民政府的全力援助。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援韩政策的演变，国民政府对两支武力统一的态度，逐渐倾向于将义勇队归并于光复军，而强化后者的地位。这一方面是因为韩国临时政府和光复军已为越来越多的海内外韩人所认同和拥护；另一方面，国民政府方面愈来愈明显地察觉到，朝鲜义勇队内部潜藏着共产主义分子，认为这支队伍隐伏着危险性。尤其是朝鲜义勇队屡次发生一些队伍投向八路军根据地而不复返的事件［（１８）］，更促使蒋介石作出义勇队并入光复军的决策。
蒋介石在１９４１年１０月３０日致电何应钦，令将义勇队和光复军一同改隶军事委员会，均由参谋总长统一指挥。同年１１月１５日，蒋介石正式指定，韩国光复军受军委会参谋总长之统辖指挥，并调派尹呈辅、王平一等中国将校出任光复军总部之参谋长及各处处长，加强对光复军的指导。同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和中统局根据对在华韩国独立运动各党的历史和现状的了解，以及对韩方两支武力的考察，确认支持韩国独立党和光复军是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有利的政策。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１日，中统局副局长徐恩曾致函朱家骅，系统陈述这一主张，说：“朝鲜民族革命党（即朝鲜义勇队）自苏德战争发生后，颇有人与共党发生关系。根据政治部之通报，亦确有此事”，“金九所领导之韩国独立党其前途希望最大，参加人员亦较有历史，……站在本党立场，扶持金九领导之团体，比较最妥，而今后进行方法，鲜义勇队“归属于韩国光复军，混合组织，以期武装统一。”［（２３）］朱家骅对金九的提议极表赞同，主张由金九接管朝鲜义勇队。
至此，蒋介石认为韩方两支武力并编的时机已经到来，义勇队已无单独存在的必要。金九亦采取主动，与金若山加强谈判，并指定临时政府各部首长与民族革命党和义勇队干部磋商，并就并编原则达成协议。金若山一派在十分勉强的情况下，不得不接受并编的方案。蒋介石随即批准并编方案，军委会于１９４２年５月１５日发布命令：“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增设副司令一员，并派金若山为该军副司令，其原有朝鲜义勇队着改编为该军第一支队。……” ［（２４）］新的韩国光复军成立后，由李青天、金若山分任正副总司令。朝鲜义勇队改编为韩国光复军第一支队，由金若山兼任支队长，原光复军第一和第五队合编为第二支队，由李范ｓｈì＠①任支队长；原第三支队保持原状，仍由金学奎任支队长。“自此，在华的朝鲜革命运动，在军事上已经完成统一。……一个统一的民族，是一定能战胜一切的。”［（ ２５）］
新编的韩国光复军名义上是韩国临时政府的武装力量，但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它在实际上仍是一支隶属于国民政府军委会的国际纵队，无论是在军令或军政方面，都是受军委会指挥和管辖的。前述的“准绳”九项，在初期其积极作用得到了应有的发挥，中国军事当局切实负起了支持、援助和指挥光复军的责任。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其消极方面日益显现，韩国独立运动中不少党派认为它有损于韩国的军事主权，表示不满。自１９４２年下半年以来，太平洋战场上日军节节败退，盟国战胜日本和朝鲜独立的曙光已经逐渐显露，朝鲜的国家独立意识也明显增强，遂对九项“行动准绳”和中国人员担任光复军实际领导的状况，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而且，由此引发朝鲜独立运动内部新的派系斗争，在野各党派纷纷指责执政的韩国独立党“媚外”、临时政府“丧权辱国”等等。
在上述背景下，１９４３年１月２６日，韩国临时政府国务会议推选国务委员赵素昂等五人，会同光复军总司令李青天，商讨与中国政府交涉“行动准绳”九项问题。２月１日，临时政府国务会议一致通过要求废除《行动准绳》，决定派赵素昂等三人为代表，与中国政府进行讨论。［（２６）］１９４４年６月，临时政府向中国国民党中央提出《中韩互助军事协定草案》十条。同年７月３１日，吴铁城、何应钦、朱家骅向蒋介石提出：“韩国光复军行动准绳九项应即予取消。关于该项行动准绳一般韩人以其中规定有光复军隶于我国军事委员会一节，认为有损害韩国之独立精神，藉此为攻击临时政府之口实。”［（２７）］９月８日，蒋介石指令呈铁城：原则同意将光复军改隶韩国临时政府，取消“行动准绳”。１０月７日，韩国临时政府将《蒋国光复军换文草案》［（２８）］和《韩国光复军要求事项》［ （２９）］提交中国当局。韩方上述两项文件，除规定光复军在中国境内对日作战期间，须配合中国军队作战，并受中国最高统帅部指挥外，其他条款主要是要求中方在军费、住房、物资等等方面承担义务和提供种种便利。中方则以为这些要求难以悉数满足，而韩方却坚持不让。双方经过多次争议，在中方一再协调磋商之下，于１９４５年２月达成《援助韩国光复军办法》［（３０）］。３月９日，蒋介石核准该项办法，并于５月１日起正式实施。
这一“办法”正式实施后，韩国光复军不再隶属于中国国民政府军委会，中方原先派驻的军事干部，一律由中方撤回。中方对光复军的各种支持和资助，一律按“办法”规定办理。这一切，显然是加强了早已存在的中国政府事实上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意义，进一步巩固了国统区韩国革命武装的统一，提升了在华韩国独立运动的地位。
重庆1700平方米院落 承载韩国光复梦
历史总是容易让人遗忘。但几乎所有的韩国人,都对远离国土万里的中国重庆市渝中区莲花池街38号（解放前的莲花池4号）顶礼膜拜。这里曾是他们流亡政府的临时驻地,1700平方米的弹丸之地,当时承载着所有韩国人的光复梦想。
韩国临时政府全称“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于1919年4月,至1945年宣告解散,是一个在中国持续了26年的反日复国、坚持独立运动的流亡政府。26年中,临时政府大致经历了上海时代、迁徙时代和重庆时代。其中在重庆的六年(1939—1945年),是临时政府开展独立运动最活跃的6年。日本投降
韩领导人竟有遗憾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这天大的好消息,却对当时在重庆的韩国临时政府领导人金九先生而言,竟有深深遗憾的一面。
他在回忆录中写到,几年间千辛万苦的战事准备竟成徒劳,与美国陆军部协商训练青年,授之秘密武器,从山东乘美军潜艇秘密潜回国等计划,都未能实施,倭寇就投降了,真是前功尽弃,实在可惜。比这更难堪的是,我们在这次战争中没做一件事,因此在国际上将没有充分的发言权。
日本的投降,让临时政府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回国成了首要任务。但美国以汉城已成立美国军政府为由,不允许他们以临时政府的名义回国。无奈之下,全体成员在莲花池街38号临时政府大门口合影后,以个人名义回国。
当年11月5日上午9时,韩国临时政府部长以上人员及秘书侍卫29人,分乘两架专机离渝,经上海回国。为感谢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金九在起飞前发表的《致中华民国朝野人士告别书》。随后很长一段时间,莲花池街38号都鲜为人知。
韩国民众
每年数千人来缅怀
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韩国光复50周年）之际,经过修复的莲花池街38号,被辟为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馆舍占地1700平方米,陈列实物468件,文件资料150件,真实铭刻着那个时代的印记。
据李鲜子副馆长介绍,陈列馆对外开放之日,韩国光复军的老兵、独立运动人的后人及政要出席了揭幕仪式。自从2000年重庆和首尔（原名汉城）通航后,每年都有数千韩国人来此缅怀。但平日,除了慕名前来的韩国游客外,这里大部分时间都很安静。2000年9月,重庆市政府将其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韩国教授
奔波万里挽救旧址
这个堪称史上最小的国家政府机关所在地,但政府部门机构都一应俱全。其旧址是如何被发现,并加以修复保存下来的呢？
韩国教授赵东杰一直致力于研究流亡政府的历史。1991年,他组织了一次在中国境内的考察,沿当年韩国临时政府的迁徙路线,从上海一路辗转来到重庆,站在了渝中区莲花池街38号的门前。
“他非常激动,没有想到在重庆,还保存着如此完整的临时政府旧址。”李鲜子副馆长介绍。“因当年临时政府人员归国时都在这里照过相,因此赵教授一眼就认出了这处建筑。”赵东杰研究的历史内容得以衔接。
他找到了重庆市政府,得知旧址已划入渝海集团的旧房改造规划,准备随时拆迁。当时中韩还未建交,他非常着急,回国后第一件事就是向韩国政府汇报了此事,后经中韩多次谈判,1994年达成了协议,修复该旧址,建立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1995年8月11日,陈列馆正式对外开放。
曲折选址
中国帮忙支付房租
说起韩国临时政府在重庆的选址,还颇曲折。随着国民政府西迁,韩国临时政府派驻重庆的代表和部分家属,于1938年春到达重庆。1939年2月,主要领导人金九等抵达重庆。次月,临时政府领导机构的全体成员从镇江,经长沙、广州、柳州等地辗转到达重庆綦江沱湾镇。
1940年9月,国民政府在重庆郊外的土桥乡,专门划出一块地建造“韩人村”,供临时政府成员及其家属居住。但土桥离市中心较远,极不方便,临时政府拟在市区揽一驻地。曾先后在杨柳街、石板街、吴师爷巷等地办过公,但均空间狭小,后经多番考察,他们看中了七星岗莲花池的莲花行馆,其内有小院,外有院坝,修建了防空洞,比较安全。
临时政府想租下行馆,遭到断然拒绝。原来行馆是生意人范伯溶的房产,相当于现在的行业宾馆,只给来重庆做生意的同行住。
多次碰壁后,临时政府主席办公室主任闵石麟亲自到范泊溶府上,讲解韩国志士艰苦卓越的抗战事迹,并表达了所有在华韩国人的共同心愿,先帮助中国驱除日寇,再争取韩国独立。一席肺腑之言打动了范伯溶,他最后同意以一年40万法币出租,但窘迫的临时政府无力承担租金。闵石麟通过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从国民政府处获得财政援助,得以支付房租。1945年1月,临时政府从和平路师爷巷1号搬到了莲花池。国民政府派遣了6名警官守卫。
尽管临时政府在各方面得到了大力支持,但仍然很窘迫。闵石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每次见到金九主席外出,因为没有交通工具（主要是黄包车）而彷徨时,就非常难过。
于是,闵石麟向当时的军政部长陈诚提出,希望支援金九主席一辆吉普车。陈诚很爽快的答应了,并配备了12支德国造的新式毛瑟手枪及10余套军服布料。闵石麟又在土桥新韩村青年会馆的学生兵中选拔了12名体格健全者,编成主席警卫队。
坚信复国
韩国志士全场痛哭
艰苦的流亡中,韩国人无时无刻希望建立一支属于自己民族的军队。1944年底,51名从韩国本土被强征到日军中的学生兵从徐州兵营里逃出来,历经千难投奔重庆临时政府和光复军。
现任韩国社会科学院理事长、51名学兵之一的金俊烨回忆,1940年他在日本庆应大学留学,1943年末被日军强征入伍,被送到了中国战场。
“1944年,我们驻扎在中国徐州。经过一段时间接触,我发现身边还有很多韩籍学生兵。”金俊烨与其他学生兵取得了联系,“我们知道临时政府在重庆并成立了光复军,大家就约逃往重庆。”他们一路吃树皮草根,报着坚定的复国信念,冒着被日本人发现后处死的危险,几个月跋涉6000多公里后,次年1月30日来到重庆。
在临时政府的国旗下,51名学生兵接受了光复军总司令李青天的检阅。在欢迎大会上,“金九先生忍不住嚎啕大哭,会场里的与会者也跟着痛哭……”
讲述人
张绍炎、黄有德夫妇 80岁,莲花池街38号老住户
金俊烨 1940年在日本庆应大学留学,1943年末被强征为“学生兵”,1944年驻屯中国徐州后逃出,前往重庆加入光复军；现任韩国社会科学院理事长
李鲜子 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副馆长
专家点评
李鲜子副馆长：临时政府大院占地只有1700平方米,堪称史上最小的国家政府机关所在地。但从韩国临时政府可以看出,重庆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得到世界很多国家所认可。韩国临时政府设在重庆,说明了这座城市在抗日阶段的重大历史意义和做出的贡献。
当事人见证
岁月沧桑 我在这里住过30年
2008年2月22日上午,家住两路口桂花园新村的张绍炎、黄有德夫妇,再次来到莲花池街38号。他们再来看看曾住过的老宅,老夫妇从1958年起,在临时政府的2号楼住了30年。
顺着渝海大厦旁的车道,下行不到20米,眼前豁然开朗。灰色的外墙,青砖黑瓦的房舍,门前设有哨岗,两扇大门上镌刻有中韩两国文字“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整个陈列馆端庄肃静。
迈过齐膝高的门槛,进入陈列馆的大门。见到张绍炎、黄有德夫妇,值班的大妈笑脸相迎,“又来参观老房子嗦。”张大爷笑笑,“出来走走,不知不觉就又走到这里来了！”
张大爷径直走向2号楼的一楼。“我是1952年进的渝中区机关,1957年在这里分到一个20多平方米的房间。”张大爷搬进来时,莲花池街38号的4栋楼分别是4个机关单位的宿舍。
起初,张绍炎并不知道这些老宅的历史。“邻居老朱跟我摆,抗战时这里是韩国临时政府所在地。”经老朱指点,他才知道,自己所住的房间当年是临时政府的车库。“不是汽车库哟,当时的临时政府办公条件艰苦得很,出门是坐黄包车。”
而朱维文老人所住的4号楼,当年正是临时政府主席金九的住所——顺石阶而上,往右侧拐弯,4号楼2层的第一个房间,从1945年1月到当年11月,金九在此住了近10月。
屋内保持了当年原貌。木质硬板单人床、简易衣柜、办公桌,电话、纸砚,居住办公合二为一。临时政府首脑们的会议室,就在金九先生卧室旁。八只木椅、一张长桌子。
历史总是容易让人遗忘。但几乎所有的韩国人,都对远离国土万里的中国重庆市渝中区莲花池街38号（解放前的莲花池4号）顶礼膜拜。这里曾是他们流亡政府的临时驻地,1700平方米的弹丸之地,当时承载着所有韩国人的光复梦想。
韩国临时政府全称“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于1919年4月,至1945年宣告解散,是一个在中国持续了26年的反日复国、坚持独立运动的流亡政府。26年中,临时政府大致经历了上海时代、迁徙时代和重庆时代。其中在重庆的六年(1939—1945年),是临时政府开展独立运动最活跃的6年。日本投降
韩领导人竟有遗憾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这天大的好消息,却对当时在重庆的韩国临时政府领导人金九先生而言,竟有深深遗憾的一面。
他在回忆录中写到,几年间千辛万苦的战事准备竟成徒劳,与美国陆军部协商训练青年,授之秘密武器,从山东乘美军潜艇秘密潜回国等计划,都未能实施,倭寇就投降了,真是前功尽弃,实在可惜。比这更难堪的是,我们在这次战争中没做一件事,因此在国际上将没有充分的发言权。
日本的投降,让临时政府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回国成了首要任务。但美国以汉城已成立美国军政府为由,不允许他们以临时政府的名义回国。无奈之下,全体成员在莲花池街38号临时政府大门口合影后,以个人名义回国。
当年11月5日上午9时,韩国临时政府部长以上人员及秘书侍卫29人,分乘两架专机离渝,经上海回国。为感谢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金九在起飞前发表的《致中华民国朝野人士告别书》。随后很长一段时间,莲花池街38号都鲜为人知。
韩国民众
每年数千人来缅怀
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韩国光复50周年）之际,经过修复的莲花池街38号,被辟为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馆舍占地1700平方米,陈列实物468件,文件资料150件,真实铭刻着那个时代的印记。
据李鲜子副馆长介绍,陈列馆对外开放之日,韩国光复军的老兵、独立运动人的后人及政要出席了揭幕仪式。自从2000年重庆和首尔（原名汉城）通航后,每年都有数千韩国人来此缅怀。但平日,除了慕名前来的韩国游客外,这里大部分时间都很安静。2000年9月,重庆市政府将其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韩国教授
奔波万里挽救旧址
这个堪称史上最小的国家政府机关所在地,但政府部门机构都一应俱全。其旧址是如何被发现,并加以修复保存下来的呢？
韩国教授赵东杰一直致力于研究流亡政府的历史。1991年,他组织了一次在中国境内的考察,沿当年韩国临时政府的迁徙路线,从上海一路辗转来到重庆,站在了渝中区莲花池街38号的门前。
“他非常激动,没有想到在重庆,还保存着如此完整的临时政府旧址。”李鲜子副馆长介绍。“因当年临时政府人员归国时都在这里照过相,因此赵教授一眼就认出了这处建筑。”赵东杰研究的历史内容得以衔接。
他找到了重庆市政府,得知旧址已划入渝海集团的旧房改造规划,准备随时拆迁。当时中韩还未建交,他非常着急,回国后第一件事就是向韩国政府汇报了此事,后经中韩多次谈判,1994年达成了协议,修复该旧址,建立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1995年8月11日,陈列馆正式对外开放。
曲折选址
中国帮忙支付房租
说起韩国临时政府在重庆的选址,还颇曲折。随着国民政府西迁,韩国临时政府派驻重庆的代表和部分家属,于1938年春到达重庆。1939年2月,主要领导人金九等抵达重庆。次月,临时政府领导机构的全体成员从镇江,经长沙、广州、柳州等地辗转到达重庆綦江沱湾镇。
1940年9月,国民政府在重庆郊外的土桥乡,专门划出一块地建造“韩人村”,供临时政府成员及其家属居住。但土桥离市中心较远,极不方便,临时政府拟在市区揽一驻地。曾先后在杨柳街、石板街、吴师爷巷等地办过公,但均空间狭小,后经多番考察,他们看中了七星岗莲花池的莲花行馆,其内有小院,外有院坝,修建了防空洞,比较安全。
临时政府想租下行馆,遭到断然拒绝。原来行馆是生意人范伯溶的房产,相当于现在的行业宾馆,只给来重庆做生意的同行住。
多次碰壁后,临时政府主席办公室主任闵石麟亲自到范泊溶府上,讲解韩国志士艰苦卓越的抗战事迹,并表达了所有在华韩国人的共同心愿,先帮助中国驱除日寇,再争取韩国独立。一席肺腑之言打动了范伯溶,他最后同意以一年40万法币出租,但窘迫的临时政府无力承担租金。闵石麟通过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从国民政府处获得财政援助,得以支付房租。1945年1月,临时政府从和平路师爷巷1号搬到了莲花池。国民政府派遣了6名警官守卫。
尽管临时政府在各方面得到了大力支持,但仍然很窘迫。闵石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每次见到金九主席外出,因为没有交通工具（主要是黄包车）而彷徨时,就非常难过。
于是,闵石麟向当时的军政部长陈诚提出,希望支援金九主席一辆吉普车。陈诚很爽快的答应了,并配备了12支德国造的新式毛瑟手枪及10余套军服布料。闵石麟又在土桥新韩村青年会馆的学生兵中选拔了12名体格健全者,编成主席警卫队。
坚信复国
韩国志士全场痛哭
艰苦的流亡中,韩国人无时无刻希望建立一支属于自己民族的军队。1944年底,51名从韩国本土被强征到日军中的学生兵从徐州兵营里逃出来,历经千难投奔重庆临时政府和光复军。
现任韩国社会科学院理事长、51名学兵之一的金俊烨回忆,1940年他在日本庆应大学留学,1943年末被日军强征入伍,被送到了中国战场。
“1944年,我们驻扎在中国徐州。经过一段时间接触,我发现身边还有很多韩籍学生兵。”金俊烨与其他学生兵取得了联系,“我们知道临时政府在重庆并成立了光复军,大家就约逃往重庆。”他们一路吃树皮草根,报着坚定的复国信念,冒着被日本人发现后处死的危险,几个月跋涉6000多公里后,次年1月30日来到重庆。
在临时政府的国旗下,51名学生兵接受了光复军总司令李青天的检阅。在欢迎大会上,“金九先生忍不住嚎啕大哭,会场里的与会者也跟着痛哭……”
讲述人
张绍炎、黄有德夫妇 80岁,莲花池街38号老住户
金俊烨 1940年在日本庆应大学留学,1943年末被强征为“学生兵”,1944年驻屯中国徐州后逃出,前往重庆加入光复军；现任韩国社会科学院理事长
李鲜子 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副馆长
专家点评
李鲜子副馆长：临时政府大院占地只有1700平方米,堪称史上最小的国家政府机关所在地。但从韩国临时政府可以看出,重庆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得到世界很多国家所认可。韩国临时政府设在重庆,说明了这座城市在抗日阶段的重大历史意义和做出的贡献。
当事人见证
岁月沧桑 我在这里住过30年
2008年2月22日上午,家住两路口桂花园新村的张绍炎、黄有德夫妇,再次来到莲花池街38号。他们再来看看曾住过的老宅,老夫妇从1958年起,在临时政府的2号楼住了30年。
顺着渝海大厦旁的车道,下行不到20米,眼前豁然开朗。灰色的外墙,青砖黑瓦的房舍,门前设有哨岗,两扇大门上镌刻有中韩两国文字“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整个陈列馆端庄肃静。
迈过齐膝高的门槛,进入陈列馆的大门。见到张绍炎、黄有德夫妇,值班的大妈笑脸相迎,“又来参观老房子嗦。”张大爷笑笑,“出来走走,不知不觉就又走到这里来了！”
张大爷径直走向2号楼的一楼。“我是1952年进的渝中区机关,1957年在这里分到一个20多平方米的房间。”张大爷搬进来时,莲花池街38号的4栋楼分别是4个机关单位的宿舍。
起初,张绍炎并不知道这些老宅的历史。“邻居老朱跟我摆,抗战时这里是韩国临时政府所在地。”经老朱指点,他才知道,自己所住的房间当年是临时政府的车库。“不是汽车库哟,当时的临时政府办公条件艰苦得很,出门是坐黄包车。”
而朱维文老人所住的4号楼,当年正是临时政府主席金九的住所——顺石阶而上,往右侧拐弯,4号楼2层的第一个房间,从1945年1月到当年11月,金九在此住了近10月。
屋内保持了当年原貌。木质硬板单人床、简易衣柜、办公桌,电话、纸砚,居住办公合二为一。临时政府首脑们的会议室,就在金九先生卧室旁。八只木椅、一张长桌子。
重庆1700平方米院落 承载韩国光复梦
历史总是容易让人遗忘。但几乎所有的韩国人,都对远离国土万里的中国重庆市渝中区莲花池街38号（解放前的莲花池4号）顶礼膜拜。这里曾是他们流亡政府的临时驻地,1700平方米的弹丸之地,当时承载着所有韩国人的光复梦想。
韩国临时政府全称“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于1919年4月,至1945年宣告解散,是一个在中国持续了26年的反日复国、坚持独立运动的流亡政府。26年中,临时政府大致经历了上海时代、迁徙时代和重庆时代。其中在重庆的六年(1939—1945年),是临时政府开展独立运动最活跃的6年。日本投降
韩领导人竟有遗憾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这天大的好消息,却对当时在重庆的韩国临时政府领导人金九先生而言,竟有深深遗憾的一面。
他在回忆录中写到,几年间千辛万苦的战事准备竟成徒劳,与美国陆军部协商训练青年,授之秘密武器,从山东乘美军潜艇秘密潜回国等计划,都未能实施,倭寇就投降了,真是前功尽弃,实在可惜。比这更难堪的是,我们在这次战争中没做一件事,因此在国际上将没有充分的发言权。
日本的投降,让临时政府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回国成了首要任务。但美国以汉城已成立美国军政府为由,不允许他们以临时政府的名义回国。无奈之下,全体成员在莲花池街38号临时政府大门口合影后,以个人名义回国。
当年11月5日上午9时,韩国临时政府部长以上人员及秘书侍卫29人,分乘两架专机离渝,经上海回国。为感谢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金九在起飞前发表的《致中华民国朝野人士告别书》。随后很长一段时间,莲花池街38号都鲜为人知。
韩国民众
每年数千人来缅怀
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韩国光复50周年）之际,经过修复的莲花池街38号,被辟为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馆舍占地1700平方米,陈列实物468件,文件资料150件,真实铭刻着那个时代的印记。
据李鲜子副馆长介绍,陈列馆对外开放之日,韩国光复军的老兵、独立运动人的后人及政要出席了揭幕仪式。自从2000年重庆和首尔（原名汉城）通航后,每年都有数千韩国人来此缅怀。但平日,除了慕名前来的韩国游客外,这里大部分时间都很安静。2000年9月,重庆市政府将其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韩国教授
奔波万里挽救旧址
这个堪称史上最小的国家政府机关所在地,但政府部门机构都一应俱全。其旧址是如何被发现,并加以修复保存下来的呢？
韩国教授赵东杰一直致力于研究流亡政府的历史。1991年,他组织了一次在中国境内的考察,沿当年韩国临时政府的迁徙路线,从上海一路辗转来到重庆,站在了渝中区莲花池街38号的门前。
“他非常激动,没有想到在重庆,还保存着如此完整的临时政府旧址。”李鲜子副馆长介绍。“因当年临时政府人员归国时都在这里照过相,因此赵教授一眼就认出了这处建筑。”赵东杰研究的历史内容得以衔接。
他找到了重庆市政府,得知旧址已划入渝海集团的旧房改造规划,准备随时拆迁。当时中韩还未建交,他非常着急,回国后第一件事就是向韩国政府汇报了此事,后经中韩多次谈判,1994年达成了协议,修复该旧址,建立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1995年8月11日,陈列馆正式对外开放。
曲折选址
中国帮忙支付房租
说起韩国临时政府在重庆的选址,还颇曲折。随着国民政府西迁,韩国临时政府派驻重庆的代表和部分家属,于1938年春到达重庆。1939年2月,主要领导人金九等抵达重庆。次月,临时政府领导机构的全体成员从镇江,经长沙、广州、柳州等地辗转到达重庆綦江沱湾镇。
1940年9月,国民政府在重庆郊外的土桥乡,专门划出一块地建造“韩人村”,供临时政府成员及其家属居住。但土桥离市中心较远,极不方便,临时政府拟在市区揽一驻地。曾先后在杨柳街、石板街、吴师爷巷等地办过公,但均空间狭小,后经多番考察,他们看中了七星岗莲花池的莲花行馆,其内有小院,外有院坝,修建了防空洞,比较安全。
临时政府想租下行馆,遭到断然拒绝。原来行馆是生意人范伯溶的房产,相当于现在的行业宾馆,只给来重庆做生意的同行住。
多次碰壁后,临时政府主席办公室主任闵石麟亲自到范泊溶府上,讲解韩国志士艰苦卓越的抗战事迹,并表达了所有在华韩国人的共同心愿,先帮助中国驱除日寇,再争取韩国独立。一席肺腑之言打动了范伯溶,他最后同意以一年40万法币出租,但窘迫的临时政府无力承担租金。闵石麟通过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从国民政府处获得财政援助,得以支付房租。1945年1月,临时政府从和平路师爷巷1号搬到了莲花池。国民政府派遣了6名警官守卫。
尽管临时政府在各方面得到了大力支持,但仍然很窘迫。闵石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每次见到金九主席外出,因为没有交通工具（主要是黄包车）而彷徨时,就非常难过。
于是,闵石麟向当时的军政部长陈诚提出,希望支援金九主席一辆吉普车。陈诚很爽快的答应了,并配备了12支德国造的新式毛瑟手枪及10余套军服布料。闵石麟又在土桥新韩村青年会馆的学生兵中选拔了12名体格健全者,编成主席警卫队。
坚信复国
韩国志士全场痛哭
艰苦的流亡中,韩国人无时无刻希望建立一支属于自己民族的军队。1944年底,51名从韩国本土被强征到日军中的学生兵从徐州兵营里逃出来,历经千难投奔重庆临时政府和光复军。
现任韩国社会科学院理事长、51名学兵之一的金俊烨回忆,1940年他在日本庆应大学留学,1943年末被日军强征入伍,被送到了中国战场。
“1944年,我们驻扎在中国徐州。经过一段时间接触,我发现身边还有很多韩籍学生兵。”金俊烨与其他学生兵取得了联系,“我们知道临时政府在重庆并成立了光复军,大家就约逃往重庆。”他们一路吃树皮草根,报着坚定的复国信念,冒着被日本人发现后处死的危险,几个月跋涉6000多公里后,次年1月30日来到重庆。
在临时政府的国旗下,51名学生兵接受了光复军总司令李青天的检阅。在欢迎大会上,“金九先生忍不住嚎啕大哭,会场里的与会者也跟着痛哭……”
讲述人
张绍炎、黄有德夫妇 80岁,莲花池街38号老住户
金俊烨 1940年在日本庆应大学留学,1943年末被强征为“学生兵”,1944年驻屯中国徐州后逃出,前往重庆加入光复军；现任韩国社会科学院理事长
李鲜子 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副馆长
专家点评
李鲜子副馆长：临时政府大院占地只有1700平方米,堪称史上最小的国家政府机关所在地。但从韩国临时政府可以看出,重庆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得到世界很多国家所认可。韩国临时政府设在重庆,说明了这座城市在抗日阶段的重大历史意义和做出的贡献。
当事人见证
岁月沧桑 我在这里住过30年
2008年2月22日上午,家住两路口桂花园新村的张绍炎、黄有德夫妇,再次来到莲花池街38号。他们再来看看曾住过的老宅,老夫妇从1958年起,在临时政府的2号楼住了30年。
顺着渝海大厦旁的车道,下行不到20米,眼前豁然开朗。灰色的外墙,青砖黑瓦的房舍,门前设有哨岗,两扇大门上镌刻有中韩两国文字“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整个陈列馆端庄肃静。
迈过齐膝高的门槛,进入陈列馆的大门。见到张绍炎、黄有德夫妇,值班的大妈笑脸相迎,“又来参观老房子嗦。”张大爷笑笑,“出来走走,不知不觉就又走到这里来了！”
张大爷径直走向2号楼的一楼。“我是1952年进的渝中区机关,1957年在这里分到一个20多平方米的房间。”张大爷搬进来时,莲花池街38号的4栋楼分别是4个机关单位的宿舍。
起初,张绍炎并不知道这些老宅的历史。“邻居老朱跟我摆,抗战时这里是韩国临时政府所在地。”经老朱指点,他才知道,自己所住的房间当年是临时政府的车库。“不是汽车库哟,当时的临时政府办公条件艰苦得很,出门是坐黄包车。”
而朱维文老人所住的4号楼,当年正是临时政府主席金九的住所——顺石阶而上,往右侧拐弯,4号楼2层的第一个房间,从1945年1月到当年11月,金九在此住了近10月。
屋内保持了当年原貌。木质硬板单人床、简易衣柜、办公桌,电话、纸砚,居住办公合二为一。临时政府首脑们的会议室,就在金九先生卧室旁。八只木椅、一张长桌子。
历史总是容易让人遗忘。但几乎所有的韩国人,都对远离国土万里的中国重庆市渝中区莲花池街38号（解放前的莲花池4号）顶礼膜拜。这里曾是他们流亡政府的临时驻地,1700平方米的弹丸之地,当时承载着所有韩国人的光复梦想。
韩国临时政府全称“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于1919年4月,至1945年宣告解散,是一个在中国持续了26年的反日复国、坚持独立运动的流亡政府。26年中,临时政府大致经历了上海时代、迁徙时代和重庆时代。其中在重庆的六年(1939—1945年),是临时政府开展独立运动最活跃的6年。日本投降
韩领导人竟有遗憾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这天大的好消息,却对当时在重庆的韩国临时政府领导人金九先生而言,竟有深深遗憾的一面。
他在回忆录中写到,几年间千辛万苦的战事准备竟成徒劳,与美国陆军部协商训练青年,授之秘密武器,从山东乘美军潜艇秘密潜回国等计划,都未能实施,倭寇就投降了,真是前功尽弃,实在可惜。比这更难堪的是,我们在这次战争中没做一件事,因此在国际上将没有充分的发言权。
日本的投降,让临时政府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回国成了首要任务。但美国以汉城已成立美国军政府为由,不允许他们以临时政府的名义回国。无奈之下,全体成员在莲花池街38号临时政府大门口合影后,以个人名义回国。
当年11月5日上午9时,韩国临时政府部长以上人员及秘书侍卫29人,分乘两架专机离渝,经上海回国。为感谢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金九在起飞前发表的《致中华民国朝野人士告别书》。随后很长一段时间,莲花池街38号都鲜为人知。
韩国民众
每年数千人来缅怀
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韩国光复50周年）之际,经过修复的莲花池街38号,被辟为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馆舍占地1700平方米,陈列实物468件,文件资料150件,真实铭刻着那个时代的印记。
据李鲜子副馆长介绍,陈列馆对外开放之日,韩国光复军的老兵、独立运动人的后人及政要出席了揭幕仪式。自从2000年重庆和首尔（原名汉城）通航后,每年都有数千韩国人来此缅怀。但平日,除了慕名前来的韩国游客外,这里大部分时间都很安静。2000年9月,重庆市政府将其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韩国教授
奔波万里挽救旧址
这个堪称史上最小的国家政府机关所在地,但政府部门机构都一应俱全。其旧址是如何被发现,并加以修复保存下来的呢？
韩国教授赵东杰一直致力于研究流亡政府的历史。1991年,他组织了一次在中国境内的考察,沿当年韩国临时政府的迁徙路线,从上海一路辗转来到重庆,站在了渝中区莲花池街38号的门前。
“他非常激动,没有想到在重庆,还保存着如此完整的临时政府旧址。”李鲜子副馆长介绍。“因当年临时政府人员归国时都在这里照过相,因此赵教授一眼就认出了这处建筑。”赵东杰研究的历史内容得以衔接。
他找到了重庆市政府,得知旧址已划入渝海集团的旧房改造规划,准备随时拆迁。当时中韩还未建交,他非常着急,回国后第一件事就是向韩国政府汇报了此事,后经中韩多次谈判,1994年达成了协议,修复该旧址,建立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1995年8月11日,陈列馆正式对外开放。
曲折选址
中国帮忙支付房租
说起韩国临时政府在重庆的选址,还颇曲折。随着国民政府西迁,韩国临时政府派驻重庆的代表和部分家属,于1938年春到达重庆。1939年2月,主要领导人金九等抵达重庆。次月,临时政府领导机构的全体成员从镇江,经长沙、广州、柳州等地辗转到达重庆綦江沱湾镇。
1940年9月,国民政府在重庆郊外的土桥乡,专门划出一块地建造“韩人村”,供临时政府成员及其家属居住。但土桥离市中心较远,极不方便,临时政府拟在市区揽一驻地。曾先后在杨柳街、石板街、吴师爷巷等地办过公,但均空间狭小,后经多番考察,他们看中了七星岗莲花池的莲花行馆,其内有小院,外有院坝,修建了防空洞,比较安全。
临时政府想租下行馆,遭到断然拒绝。原来行馆是生意人范伯溶的房产,相当于现在的行业宾馆,只给来重庆做生意的同行住。
多次碰壁后,临时政府主席办公室主任闵石麟亲自到范泊溶府上,讲解韩国志士艰苦卓越的抗战事迹,并表达了所有在华韩国人的共同心愿,先帮助中国驱除日寇,再争取韩国独立。一席肺腑之言打动了范伯溶,他最后同意以一年40万法币出租,但窘迫的临时政府无力承担租金。闵石麟通过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从国民政府处获得财政援助,得以支付房租。1945年1月,临时政府从和平路师爷巷1号搬到了莲花池。国民政府派遣了6名警官守卫。
尽管临时政府在各方面得到了大力支持,但仍然很窘迫。闵石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每次见到金九主席外出,因为没有交通工具（主要是黄包车）而彷徨时,就非常难过。
于是,闵石麟向当时的军政部长陈诚提出,希望支援金九主席一辆吉普车。陈诚很爽快的答应了,并配备了12支德国造的新式毛瑟手枪及10余套军服布料。闵石麟又在土桥新韩村青年会馆的学生兵中选拔了12名体格健全者,编成主席警卫队。
坚信复国
韩国志士全场痛哭
艰苦的流亡中,韩国人无时无刻希望建立一支属于自己民族的军队。1944年底,51名从韩国本土被强征到日军中的学生兵从徐州兵营里逃出来,历经千难投奔重庆临时政府和光复军。
现任韩国社会科学院理事长、51名学兵之一的金俊烨回忆,1940年他在日本庆应大学留学,1943年末被日军强征入伍,被送到了中国战场。
“1944年,我们驻扎在中国徐州。经过一段时间接触,我发现身边还有很多韩籍学生兵。”金俊烨与其他学生兵取得了联系,“我们知道临时政府在重庆并成立了光复军,大家就约逃往重庆。”他们一路吃树皮草根,报着坚定的复国信念,冒着被日本人发现后处死的危险,几个月跋涉6000多公里后,次年1月30日来到重庆。
在临时政府的国旗下,51名学生兵接受了光复军总司令李青天的检阅。在欢迎大会上,“金九先生忍不住嚎啕大哭,会场里的与会者也跟着痛哭……”
讲述人
张绍炎、黄有德夫妇 80岁,莲花池街38号老住户
金俊烨 1940年在日本庆应大学留学,1943年末被强征为“学生兵”,1944年驻屯中国徐州后逃出,前往重庆加入光复军；现任韩国社会科学院理事长
李鲜子 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副馆长
专家点评
李鲜子副馆长：临时政府大院占地只有1700平方米,堪称史上最小的国家政府机关所在地。但从韩国临时政府可以看出,重庆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得到世界很多国家所认可。韩国临时政府设在重庆,说明了这座城市在抗日阶段的重大历史意义和做出的贡献。
当事人见证
岁月沧桑 我在这里住过30年
2008年2月22日上午,家住两路口桂花园新村的张绍炎、黄有德夫妇,再次来到莲花池街38号。他们再来看看曾住过的老宅,老夫妇从1958年起,在临时政府的2号楼住了30年。
顺着渝海大厦旁的车道,下行不到20米,眼前豁然开朗。灰色的外墙,青砖黑瓦的房舍,门前设有哨岗,两扇大门上镌刻有中韩两国文字“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整个陈列馆端庄肃静。
迈过齐膝高的门槛,进入陈列馆的大门。见到张绍炎、黄有德夫妇,值班的大妈笑脸相迎,“又来参观老房子嗦。”张大爷笑笑,“出来走走,不知不觉就又走到这里来了！”
张大爷径直走向2号楼的一楼。“我是1952年进的渝中区机关,1957年在这里分到一个20多平方米的房间。”张大爷搬进来时,莲花池街38号的4栋楼分别是4个机关单位的宿舍。
起初,张绍炎并不知道这些老宅的历史。“邻居老朱跟我摆,抗战时这里是韩国临时政府所在地。”经老朱指点,他才知道,自己所住的房间当年是临时政府的车库。“不是汽车库哟,当时的临时政府办公条件艰苦得很,出门是坐黄包车。”
而朱维文老人所住的4号楼,当年正是临时政府主席金九的住所——顺石阶而上,往右侧拐弯,4号楼2层的第一个房间,从1945年1月到当年11月,金九在此住了近10月。
屋内保持了当年原貌。木质硬板单人床、简易衣柜、办公桌,电话、纸砚,居住办公合二为一。临时政府首脑们的会议室,就在金九先生卧室旁。八只木椅、一张长桌子。
重庆1700平方米院落 承载韩国光复梦
历史总是容易让人遗忘。但几乎所有的韩国人,都对远离国土万里的中国重庆市渝中区莲花池街38号（解放前的莲花池4号）顶礼膜拜。这里曾是他们流亡政府的临时驻地,1700平方米的弹丸之地,当时承载着所有韩国人的光复梦想。
韩国临时政府全称“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于1919年4月,至1945年宣告解散,是一个在中国持续了26年的反日复国、坚持独立运动的流亡政府。26年中,临时政府大致经历了上海时代、迁徙时代和重庆时代。其中在重庆的六年(1939—1945年),是临时政府开展独立运动最活跃的6年。日本投降
韩领导人竟有遗憾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这天大的好消息,却对当时在重庆的韩国临时政府领导人金九先生而言,竟有深深遗憾的一面。
他在回忆录中写到,几年间千辛万苦的战事准备竟成徒劳,与美国陆军部协商训练青年,授之秘密武器,从山东乘美军潜艇秘密潜回国等计划,都未能实施,倭寇就投降了,真是前功尽弃,实在可惜。比这更难堪的是,我们在这次战争中没做一件事,因此在国际上将没有充分的发言权。
日本的投降,让临时政府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回国成了首要任务。但美国以汉城已成立美国军政府为由,不允许他们以临时政府的名义回国。无奈之下,全体成员在莲花池街38号临时政府大门口合影后,以个人名义回国。
当年11月5日上午9时,韩国临时政府部长以上人员及秘书侍卫29人,分乘两架专机离渝,经上海回国。为感谢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金九在起飞前发表的《致中华民国朝野人士告别书》。随后很长一段时间,莲花池街38号都鲜为人知。
韩国民众
每年数千人来缅怀
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韩国光复50周年）之际,经过修复的莲花池街38号,被辟为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馆舍占地1700平方米,陈列实物468件,文件资料150件,真实铭刻着那个时代的印记。
据李鲜子副馆长介绍,陈列馆对外开放之日,韩国光复军的老兵、独立运动人的后人及政要出席了揭幕仪式。自从2000年重庆和首尔（原名汉城）通航后,每年都有数千韩国人来此缅怀。但平日,除了慕名前来的韩国游客外,这里大部分时间都很安静。2000年9月,重庆市政府将其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韩国教授
奔波万里挽救旧址
这个堪称史上最小的国家政府机关所在地,但政府部门机构都一应俱全。其旧址是如何被发现,并加以修复保存下来的呢？
韩国教授赵东杰一直致力于研究流亡政府的历史。1991年,他组织了一次在中国境内的考察,沿当年韩国临时政府的迁徙路线,从上海一路辗转来到重庆,站在了渝中区莲花池街38号的门前。
“他非常激动,没有想到在重庆,还保存着如此完整的临时政府旧址。”李鲜子副馆长介绍。“因当年临时政府人员归国时都在这里照过相,因此赵教授一眼就认出了这处建筑。”赵东杰研究的历史内容得以衔接。
他找到了重庆市政府,得知旧址已划入渝海集团的旧房改造规划,准备随时拆迁。当时中韩还未建交,他非常着急,回国后第一件事就是向韩国政府汇报了此事,后经中韩多次谈判,1994年达成了协议,修复该旧址,建立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1995年8月11日,陈列馆正式对外开放。
曲折选址
中国帮忙支付房租
说起韩国临时政府在重庆的选址,还颇曲折。随着国民政府西迁,韩国临时政府派驻重庆的代表和部分家属,于1938年春到达重庆。1939年2月,主要领导人金九等抵达重庆。次月,临时政府领导机构的全体成员从镇江,经长沙、广州、柳州等地辗转到达重庆綦江沱湾镇。
1940年9月,国民政府在重庆郊外的土桥乡,专门划出一块地建造“韩人村”,供临时政府成员及其家属居住。但土桥离市中心较远,极不方便,临时政府拟在市区揽一驻地。曾先后在杨柳街、石板街、吴师爷巷等地办过公,但均空间狭小,后经多番考察,他们看中了七星岗莲花池的莲花行馆,其内有小院,外有院坝,修建了防空洞,比较安全。
临时政府想租下行馆,遭到断然拒绝。原来行馆是生意人范伯溶的房产,相当于现在的行业宾馆,只给来重庆做生意的同行住。
多次碰壁后,临时政府主席办公室主任闵石麟亲自到范泊溶府上,讲解韩国志士艰苦卓越的抗战事迹,并表达了所有在华韩国人的共同心愿,先帮助中国驱除日寇,再争取韩国独立。一席肺腑之言打动了范伯溶,他最后同意以一年40万法币出租,但窘迫的临时政府无力承担租金。闵石麟通过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从国民政府处获得财政援助,得以支付房租。1945年1月,临时政府从和平路师爷巷1号搬到了莲花池。国民政府派遣了6名警官守卫。
尽管临时政府在各方面得到了大力支持,但仍然很窘迫。闵石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每次见到金九主席外出,因为没有交通工具（主要是黄包车）而彷徨时,就非常难过。
于是,闵石麟向当时的军政部长陈诚提出,希望支援金九主席一辆吉普车。陈诚很爽快的答应了,并配备了12支德国造的新式毛瑟手枪及10余套军服布料。闵石麟又在土桥新韩村青年会馆的学生兵中选拔了12名体格健全者,编成主席警卫队。
坚信复国
韩国志士全场痛哭
艰苦的流亡中,韩国人无时无刻希望建立一支属于自己民族的军队。1944年底,51名从韩国本土被强征到日军中的学生兵从徐州兵营里逃出来,历经千难投奔重庆临时政府和光复军。
现任韩国社会科学院理事长、51名学兵之一的金俊烨回忆,1940年他在日本庆应大学留学,1943年末被日军强征入伍,被送到了中国战场。
“1944年,我们驻扎在中国徐州。经过一段时间接触,我发现身边还有很多韩籍学生兵。”金俊烨与其他学生兵取得了联系,“我们知道临时政府在重庆并成立了光复军,大家就约逃往重庆。”他们一路吃树皮草根,报着坚定的复国信念,冒着被日本人发现后处死的危险,几个月跋涉6000多公里后,次年1月30日来到重庆。
在临时政府的国旗下,51名学生兵接受了光复军总司令李青天的检阅。在欢迎大会上,“金九先生忍不住嚎啕大哭,会场里的与会者也跟着痛哭……”
讲述人
张绍炎、黄有德夫妇 80岁,莲花池街38号老住户
金俊烨 1940年在日本庆应大学留学,1943年末被强征为“学生兵”,1944年驻屯中国徐州后逃出,前往重庆加入光复军；现任韩国社会科学院理事长
李鲜子 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副馆长
专家点评
李鲜子副馆长：临时政府大院占地只有1700平方米,堪称史上最小的国家政府机关所在地。但从韩国临时政府可以看出,重庆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得到世界很多国家所认可。韩国临时政府设在重庆,说明了这座城市在抗日阶段的重大历史意义和做出的贡献。
当事人见证
岁月沧桑 我在这里住过30年
2008年2月22日上午,家住两路口桂花园新村的张绍炎、黄有德夫妇,再次来到莲花池街38号。他们再来看看曾住过的老宅,老夫妇从1958年起,在临时政府的2号楼住了30年。
顺着渝海大厦旁的车道,下行不到20米,眼前豁然开朗。灰色的外墙,青砖黑瓦的房舍,门前设有哨岗,两扇大门上镌刻有中韩两国文字“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整个陈列馆端庄肃静。
迈过齐膝高的门槛,进入陈列馆的大门。见到张绍炎、黄有德夫妇,值班的大妈笑脸相迎,“又来参观老房子嗦。”张大爷笑笑,“出来走走,不知不觉就又走到这里来了！”
张大爷径直走向2号楼的一楼。“我是1952年进的渝中区机关,1957年在这里分到一个20多平方米的房间。”张大爷搬进来时,莲花池街38号的4栋楼分别是4个机关单位的宿舍。
起初,张绍炎并不知道这些老宅的历史。“邻居老朱跟我摆,抗战时这里是韩国临时政府所在地。”经老朱指点,他才知道,自己所住的房间当年是临时政府的车库。“不是汽车库哟,当时的临时政府办公条件艰苦得很,出门是坐黄包车。”
而朱维文老人所住的4号楼,当年正是临时政府主席金九的住所——顺石阶而上,往右侧拐弯,4号楼2层的第一个房间,从1945年1月到当年11月,金九在此住了近10月。
屋内保持了当年原貌。木质硬板单人床、简易衣柜、办公桌,电话、纸砚,居住办公合二为一。临时政府首脑们的会议室,就在金九先生卧室旁。八只木椅、一张长桌子。
历史总是容易让人遗忘。但几乎所有的韩国人,都对远离国土万里的中国重庆市渝中区莲花池街38号（解放前的莲花池4号）顶礼膜拜。这里曾是他们流亡政府的临时驻地,1700平方米的弹丸之地,当时承载着所有韩国人的光复梦想。
韩国临时政府全称“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于1919年4月,至1945年宣告解散,是一个在中国持续了26年的反日复国、坚持独立运动的流亡政府。26年中,临时政府大致经历了上海时代、迁徙时代和重庆时代。其中在重庆的六年(1939—1945年),是临时政府开展独立运动最活跃的6年。日本投降
韩领导人竟有遗憾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这天大的好消息,却对当时在重庆的韩国临时政府领导人金九先生而言,竟有深深遗憾的一面。
他在回忆录中写到,几年间千辛万苦的战事准备竟成徒劳,与美国陆军部协商训练青年,授之秘密武器,从山东乘美军潜艇秘密潜回国等计划,都未能实施,倭寇就投降了,真是前功尽弃,实在可惜。比这更难堪的是,我们在这次战争中没做一件事,因此在国际上将没有充分的发言权。
日本的投降,让临时政府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回国成了首要任务。但美国以汉城已成立美国军政府为由,不允许他们以临时政府的名义回国。无奈之下,全体成员在莲花池街38号临时政府大门口合影后,以个人名义回国。
当年11月5日上午9时,韩国临时政府部长以上人员及秘书侍卫29人,分乘两架专机离渝,经上海回国。为感谢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金九在起飞前发表的《致中华民国朝野人士告别书》。随后很长一段时间,莲花池街38号都鲜为人知。
韩国民众
每年数千人来缅怀
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韩国光复50周年）之际,经过修复的莲花池街38号,被辟为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馆舍占地1700平方米,陈列实物468件,文件资料150件,真实铭刻着那个时代的印记。
据李鲜子副馆长介绍,陈列馆对外开放之日,韩国光复军的老兵、独立运动人的后人及政要出席了揭幕仪式。自从2000年重庆和首尔（原名汉城）通航后,每年都有数千韩国人来此缅怀。但平日,除了慕名前来的韩国游客外,这里大部分时间都很安静。2000年9月,重庆市政府将其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韩国教授
奔波万里挽救旧址
这个堪称史上最小的国家政府机关所在地,但政府部门机构都一应俱全。其旧址是如何被发现,并加以修复保存下来的呢？
韩国教授赵东杰一直致力于研究流亡政府的历史。1991年,他组织了一次在中国境内的考察,沿当年韩国临时政府的迁徙路线,从上海一路辗转来到重庆,站在了渝中区莲花池街38号的门前。
“他非常激动,没有想到在重庆,还保存着如此完整的临时政府旧址。”李鲜子副馆长介绍。“因当年临时政府人员归国时都在这里照过相,因此赵教授一眼就认出了这处建筑。”赵东杰研究的历史内容得以衔接。
他找到了重庆市政府,得知旧址已划入渝海集团的旧房改造规划,准备随时拆迁。当时中韩还未建交,他非常着急,回国后第一件事就是向韩国政府汇报了此事,后经中韩多次谈判,1994年达成了协议,修复该旧址,建立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1995年8月11日,陈列馆正式对外开放。
曲折选址
中国帮忙支付房租
说起韩国临时政府在重庆的选址,还颇曲折。随着国民政府西迁,韩国临时政府派驻重庆的代表和部分家属,于1938年春到达重庆。1939年2月,主要领导人金九等抵达重庆。次月,临时政府领导机构的全体成员从镇江,经长沙、广州、柳州等地辗转到达重庆綦江沱湾镇。
1940年9月,国民政府在重庆郊外的土桥乡,专门划出一块地建造“韩人村”,供临时政府成员及其家属居住。但土桥离市中心较远,极不方便,临时政府拟在市区揽一驻地。曾先后在杨柳街、石板街、吴师爷巷等地办过公,但均空间狭小,后经多番考察,他们看中了七星岗莲花池的莲花行馆,其内有小院,外有院坝,修建了防空洞,比较安全。
临时政府想租下行馆,遭到断然拒绝。原来行馆是生意人范伯溶的房产,相当于现在的行业宾馆,只给来重庆做生意的同行住。
多次碰壁后,临时政府主席办公室主任闵石麟亲自到范泊溶府上,讲解韩国志士艰苦卓越的抗战事迹,并表达了所有在华韩国人的共同心愿,先帮助中国驱除日寇,再争取韩国独立。一席肺腑之言打动了范伯溶,他最后同意以一年40万法币出租,但窘迫的临时政府无力承担租金。闵石麟通过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从国民政府处获得财政援助,得以支付房租。1945年1月,临时政府从和平路师爷巷1号搬到了莲花池。国民政府派遣了6名警官守卫。
尽管临时政府在各方面得到了大力支持,但仍然很窘迫。闵石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每次见到金九主席外出,因为没有交通工具（主要是黄包车）而彷徨时,就非常难过。
于是,闵石麟向当时的军政部长陈诚提出,希望支援金九主席一辆吉普车。陈诚很爽快的答应了,并配备了12支德国造的新式毛瑟手枪及10余套军服布料。闵石麟又在土桥新韩村青年会馆的学生兵中选拔了12名体格健全者,编成主席警卫队。
坚信复国
韩国志士全场痛哭
艰苦的流亡中,韩国人无时无刻希望建立一支属于自己民族的军队。1944年底,51名从韩国本土被强征到日军中的学生兵从徐州兵营里逃出来,历经千难投奔重庆临时政府和光复军。
现任韩国社会科学院理事长、51名学兵之一的金俊烨回忆,1940年他在日本庆应大学留学,1943年末被日军强征入伍,被送到了中国战场。
“1944年,我们驻扎在中国徐州。经过一段时间接触,我发现身边还有很多韩籍学生兵。”金俊烨与其他学生兵取得了联系,“我们知道临时政府在重庆并成立了光复军,大家就约逃往重庆。”他们一路吃树皮草根,报着坚定的复国信念,冒着被日本人发现后处死的危险,几个月跋涉6000多公里后,次年1月30日来到重庆。
在临时政府的国旗下,51名学生兵接受了光复军总司令李青天的检阅。在欢迎大会上,“金九先生忍不住嚎啕大哭,会场里的与会者也跟着痛哭……”
讲述人
张绍炎、黄有德夫妇 80岁,莲花池街38号老住户
金俊烨 1940年在日本庆应大学留学,1943年末被强征为“学生兵”,1944年驻屯中国徐州后逃出,前往重庆加入光复军；现任韩国社会科学院理事长
李鲜子 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副馆长
专家点评
李鲜子副馆长：临时政府大院占地只有1700平方米,堪称史上最小的国家政府机关所在地。但从韩国临时政府可以看出,重庆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得到世界很多国家所认可。韩国临时政府设在重庆,说明了这座城市在抗日阶段的重大历史意义和做出的贡献。
当事人见证
岁月沧桑 我在这里住过30年
2008年2月22日上午,家住两路口桂花园新村的张绍炎、黄有德夫妇,再次来到莲花池街38号。他们再来看看曾住过的老宅,老夫妇从1958年起,在临时政府的2号楼住了30年。
顺着渝海大厦旁的车道,下行不到20米,眼前豁然开朗。灰色的外墙,青砖黑瓦的房舍,门前设有哨岗,两扇大门上镌刻有中韩两国文字“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整个陈列馆端庄肃静。
迈过齐膝高的门槛,进入陈列馆的大门。见到张绍炎、黄有德夫妇,值班的大妈笑脸相迎,“又来参观老房子嗦。”张大爷笑笑,“出来走走,不知不觉就又走到这里来了！”
张大爷径直走向2号楼的一楼。“我是1952年进的渝中区机关,1957年在这里分到一个20多平方米的房间。”张大爷搬进来时,莲花池街38号的4栋楼分别是4个机关单位的宿舍。
起初,张绍炎并不知道这些老宅的历史。“邻居老朱跟我摆,抗战时这里是韩国临时政府所在地。”经老朱指点,他才知道,自己所住的房间当年是临时政府的车库。“不是汽车库哟,当时的临时政府办公条件艰苦得很,出门是坐黄包车。”
而朱维文老人所住的4号楼,当年正是临时政府主席金九的住所——顺石阶而上,往右侧拐弯,4号楼2层的第一个房间,从1945年1月到当年11月,金九在此住了近10月。
屋内保持了当年原貌。木质硬板单人床、简易衣柜、办公桌,电话、纸砚,居住办公合二为一。临时政府首脑们的会议室,就在金九先生卧室旁。八只木椅、一张长桌子。
听我爷爷说 抗日时期 二鬼子棒子兵比日本兵狠
抗联的老人大多对金日成小朋友不屑一顾！本地到处都是当年金日成活动的地点！
金日成太没脸没皮了，伊在赴苏的朝鲜抗联干部里都不算最重要的还不是靠苏联扶植起来的，但你看他写的自传《与世纪同行》，总之抗日革命是我金某人一个人干的，苏军反攻远东的元帅们是要向他请教的恨不得高呼金太阳万岁
听过朝鲜广播里的《与世纪同行》后我对金家父子的印象大坏，人不能无耻到这种地步
听过朝鲜广播里的《与世纪同行》后我对金家父子的印象大坏，人不能无耻到这种地步
以下是几个朝鲜对华广播里让我印象深刻的 片段：
下面由功勋演员**演唱歌曲《将军啊，没有你就没有祖国》。
世界各地人民纷纷欢庆太阳节，南美某国**说***，非洲某国***说****，沈阳***说****。
伟大的将军是在人类各个领域都作出卓越贡献的伟人。
将军在农村视察，一位老农握住将军的手说，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的大花园里是多么幸福啊。
丫简直是玷污了社会主义。
下面由功勋演员**演唱歌曲《将军啊，没有你就没有祖国》。
世界各地人民纷纷欢庆太阳节，南美某国**说***，非洲某国***说****，沈阳***说****。
伟大的将军是在人类各个领域都作出卓越贡献的伟人。
将军在农村视察，一位老农握住将军的手说，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的大花园里是多么幸福啊。
丫简直是玷污了社会主义。
风卷云 发表于 2010-4-8 14:04
二鬼子祸害老百姓比小鬼子狠，打仗就怂了。
二鬼子祸害老百姓比小鬼子狠，打仗就怂了。
风卷云 发表于 2010-4-8 14:04
可有具体资料介绍？野史也可以聊一下。
可有具体资料介绍？野史也可以聊一下。
三面红旗 发表于 2010-4-8 17:53
“二鬼子比鬼子狠”这样的说法由来已久，更有流传“南京杀人最多的是朝鲜人”之类的说法，但另一方面韩国人自己也在辟谣，那么那边更接近事实呢？这也是我想跟大家讨论的话题之一。有没有什么可靠点的资料大家聊聊看？
“二鬼子比鬼子狠”这样的说法由来已久，更有流传“南京杀人最多的是朝鲜人”之类的说法，但另一方面韩国人自己也在辟谣，那么那边更接近事实呢？这也是我想跟大家讨论的话题之一。有没有什么可靠点的资料大家聊聊看？
鱼鹰 发表于 2010-4-8 21:39
我听老人讲前期都是日本人，后期才有朝鲜人，至少说明前期部队主体是日本人，朝鲜人即使有也不是主要的。“二鬼子比鬼子狠”更多的是体现在糟蹋老百姓，不是指作战。我同学他姥爷当过日军小队长，小鬼子差不多的时候开小差跑了。
我听老人讲前期都是日本人，后期才有朝鲜人，至少说明前期部队主体是日本人，朝鲜人即使有也不是主要的。“二鬼子比鬼子狠”更多的是体现在糟蹋老百姓，不是指作战。我同学他姥爷当过日军小队长，小鬼子差不多的时候开小差跑了。
鱼鹰 发表于 2010-4-8 21:39
“南京杀人最多的是朝鲜人”这说法毫无疑问是假的，跟八百宪兵的故事有一拼。日军攻城部队的番号里根本就没有第15师团。
“南京杀人最多的是朝鲜人”这说法毫无疑问是假的，跟八百宪兵的故事有一拼。日军攻城部队的番号里根本就没有第15师团。
刚才百度了一下，发现现在还有那么多人相信这彻头彻尾的造谣，实在太惊人了。
看看
http://www.nj1937.org/showZXXX.asp?id=2452
看看
http://www.nj1937.org/showZXXX.asp?id=2452
加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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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期间有朝鲜人组成的日本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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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nj1937.org (2009年10月9日 20时53分) 来源:本站
朱成山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研究员 南京210000
摘要：“南京大屠杀期间究竟有无朝鲜人组成的日本军”这个问题，在网络上一度被炒得沸沸扬扬，成为一个争论的焦点。论者运用参加南京大屠杀日军部队的建制、近代韩国建国历史与战时征兵制等史料，对这一论题进行理性的、实事求是的史学分析，得出南京大屠杀期间肯定没有朝鲜人组成的日本军的结论。以廓清认知，还历史的真相。
关键词: 南京大屠杀 朝鲜人 日本军
中图分类号：K26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09）10-0080-06
“南京大屠杀期间究竟有无朝鲜人组成的日本军”这个问题，在网络上一度被炒得沸沸扬扬，成为一个争论的焦点。因此，对这一问题进行史学研究和深入探讨是必要的，可以廓清认知，还历史真相。但前提必须是历史的、理性的和实事求是的。
一、对网络上有关南京大屠杀期间有朝鲜人组成的“日本军”的评析
在我国的网络媒体上，逐渐出现了一批韩国人曾参与当年南京大屠杀的传闻，有些文中甚至明确指出其数量之多，达到占当时所有攻占南京城日军部队人数的40%；有的文中还明确指出隶属日军的韩国人部队建制是师团级或联队级单位；有的还引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史料为证据，等等。笔者为了探讨的需要，仅选几篇文章的主要论点，进行剖析如下：
在一篇题为《南京大屠杀中有很多兽行都是韩国人干的！》①的文章中，作者指出：“南京大屠杀，第一支违反日军军令开始强奸中国妇女的日军部队恰恰是松井石根十五师团中的韩国联队（团级单位）。在所有攻占南京城的日军部队中，韩国人的比例并不低，最高的甚至达40%都是韩国人。”②从这段话中，暴露出此文撰写者并不太熟悉和了解当时侵攻南京，以及直接参与了南京大屠杀的日军部队建制。据史料记载，1937年12月1日，日本最高统帅部下达了华中方面军的战斗序列令，命令以松井石根为华中方面军司令官，下辖上海派遣军（先由松井石根兼任司令官，后改由朝香宫鸠彦任司令官），以及柳川平助为司令官的第十军侵攻中国国民政府首都南京。而这两支侵华日军部队，又下辖了来自名古屋、岐阜、丰桥、静冈的藤田进第三师团，来自金沢、富山、敦贺、鯖江的吉住良辅第九师团，来自丸龟、松山、德岛、高知的山室宗武第十一师团，来自仙台、高田、新发田、若松的荻洲立兵第十三师团，来自京都、福知山、奈良、津的中岛今朝吾第十六师团，来自东京、甲府、佐仓的伊东政善第一O一师团及其他部队，来自熊本、大分、都城、鹿儿岛的谷寿夫第六师团，来自久留米、大村、小仓、福冈的牛岛贞雄第十八师团，来自宇都宫、水户、高崎、松本的末松武志第一一四师团，还有来自福山的国崎支队山田铁二郎的步兵四十一联队。在上述所有的日军部队的建制中，并没有“松井石根的第十五师团”。那么，是否会有朝鲜人组成的日军联队（团级单位）参加南京大屠杀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是非常明确的，当时并没有一个日军联队是由朝鲜人组成的，只要看一看下列 “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战斗序列”表，这个问题不难找到答案。③
上述列表中的括弧中，已清楚注明了日军各个联队的兵员来自日本名古屋、岐阜、静冈、金沢、仙台、德岛、高知、东京、京都、奈良、熊本、大分、鹿儿岛、久留米、福冈、宇都宫等各地，没有一个联队来自朝鲜，更谈不上“攻占南京城的日军部队中”，“高达40%是韩国人”这种说法显然是不正确的。假设当时真有一个联队（约5000人）为朝鲜人组成，但按当时攻占南京的日军部队总数约20万人来计算，也达不到40%的比例。
在该篇文章中，还引用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一些当时幸存的老南京（当时是收尸队的）回忆，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当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日本从韩国征调的韩籍士兵，其残忍手段一点也不逊于日本兵。现在工人新村的南京汽车集团退休职工王克俭老人（81岁）回忆说：‘很多不戴钢盔的鬼子兵（韩籍士兵没戴钢盔）强奸女人后活活挖出女人的子宫套在女人头上，还起名叫（从哪里来到哪里去）’。”④这里引用历史证人的证言来说明问题，并且指名道姓、有根有据，本文并不怀疑其真实性。笔者在参与调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过程中，也曾亲耳听到个别幸存者谈过类似的话。值得指出的是，幸存者老人由于年事已高，南京大屠杀历史发生的时间相距过长，记忆上的误差是可能发生的，也是可以谅解的。以此“孤证”作出肯定的判断是欠妥的。
在另一篇题为《无知的韩国人：你们也是南京大屠杀的凶手》一文中这样写道：“在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有5支日军因为‘作战勇敢’受到日本国王的奖励，其中一个就是完全由3万朝鲜人组成的‘鲜人部队’。”⑤“南京大屠杀一开始就是松井石根率领的一群高丽棒（邦）子干的。……南京大屠杀一开始就是由朝鲜师团的人挑起的。”⑥在这里，把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朝鲜人一个“联队”提升到一个“师团”，并说是人数达3万人之多。这是没有根据的。按日军当时的建制，一个师团人数约2万多人，一个旅团人数约1万人，一个联队人数约5000人。从上文的列表中，也可知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至于说“南京大屠杀就是松井石根率领一群高丽棒（邦）子干的”以及“一开始就是朝鲜师团的人挑起的”说辞与认定，更是荒谬的。
还有一篇题为《南京大屠杀日军里很多是韩国人》的文章里说：“南京大屠杀中日军里很多是韩国人，以至于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时，松井石根辩称说南京日军军纪败坏，是因为朝鲜人连（联）队带头强奸中国妇女开始的。”笔者研究南京大屠杀史多年，也系统地看过东京审判的不少史料，从未见到这种所谓的“松井石根的辩称”，所以怀疑其资料的准确性，是否引用什么文学艺术作品？即使是真实的史料，那也是甲级战犯松井石根或其律师的推托之辞和不实之词。把“日军军纪败坏”说成是“因为朝鲜人连队”造成的，姑且不论松井石根作为华中方面军司令官，他理应知道所属部队里有无朝鲜人的群体，他也应该知道日军在侵攻南京的途中，曾下令“就地征收”，实际上等同于合法的抢劫。这种抢劫愈演愈烈，一发不可收，导致了强奸、放火等军纪败坏的暴行在日军各部队普遍发生。特别是侵占南京城后，这种集团化的败坏军纪，加上军国主义思想毒化的支配、战胜者的欲望、武士道的精神等诸多综合因素，使日军部队演变成一个杀人、强奸、放火和掠夺的“兽类集团”，成为一部“开动的犯罪机器”。
在网络上，至今还有《国人不能忘记的历史，南京大屠杀的韩国人》，《韩国军队的南京大屠杀》等文章，均认定南京大屠杀与朝鲜人有关，其论点偏颇，缺乏事实根据，本文不一一赘述。
二、近代韩国建国历史与战时朝鲜征兵制
在网络传媒对此类问题的报道中，多次出现“韩国人”、“韩国兵”、“韩国军队”、“韩籍士兵”、“鲜人部队”、“朝鲜师团”等字眼，造成朝鲜人与韩国人、朝鲜兵与韩国兵、朝鲜军队与韩国军队等概念的混淆不清，有必要论述一下“近代韩国建国历史与战时朝鲜征兵制”，这一问题对本文论题的解读也是大有裨益的。
笔者曾参与《中日韩三国共同历史读本，东亚三国的近代史》教科书的编撰和出版工作，在为期三年的时间里，与韩国学者交流、研讨甚至还激烈争论，弄清了一些史学问题，也从中对韩国的近代历史增加了认知，学到了一些以前不曾有的历史知识，深知在近代，韩国的建国历史错综复杂，是一部充满着艰险、磨难和斗争的历史。
朝鲜王朝政府于1897年将国名更名为“大韩帝国”。从1910年起，朝鲜半岛事实上已处于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朝鲜人不断爆发独立运动，受到日本残酷镇压。1919年，部分朝鲜人在中国上海成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并于1923年召开了国民代表会议。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东北和俄罗斯滨海边区成立了朝鲜独立军和朝鲜人民军，宣布对日作战。后又于1941年在以重庆和延安为中心成立朝鲜独立同盟和建国同盟等，发表了韩国建国纲领，成立了韩国光复军。1945年8月，日本突然宣布投降，使韩国光复军的国内进攻计划没有付诸实践。美国政府据此不承认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金九等领导人不能以政府要员的身份回到韩国，但却受到国民的欢迎。⑨
1945年12月，在莫斯科召开了美国、英国和苏联三国外长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就朝鲜成立临时政府达成一致，并确定在朝鲜具备独立能力以前，由美、英、中、苏进行托管，托管的最长期限为5年。对此，一部分朝鲜人赞成，认为建立临时政府将给朝鲜带来独立；有些人则表示反对，反驳说托管统治是小视朝鲜人的统治能力。美国和苏联为将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达成一致的事项付诸实践，分别在1946年和1947年召开两次美苏共同委员会议。但是，两国只是在反复重复自己的主张，会议没有取得任何成果而告终。
联合国决定按照人口比例进行总选举，在朝鲜半岛建立政府。但是，北朝鲜和苏联认为联合国的决定有利于人口多的南朝鲜，如果按照联合国的决定，政治的主导权将被南朝鲜和美国夺去。因此，北朝鲜和苏联拒绝了联合国的决定。为此，在平壤召开了由南北政党和社会团体参加的协商会议。这时，反对只在南朝鲜进行选举的武装起义在济州岛爆发。在镇压济州岛起义的过程中，民众遭到军队、警察和右翼青年团体的大量屠杀，史称“4·3大屠杀”。
1948年8月15日，在南朝鲜成立了大韩民国，北朝鲜于9月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朝鲜半岛最终由于世界的冷战体制和国内的对立没能建立统一政府，形成了南北分裂的局面。南北朝鲜的对立和日益加深的冷战体制最终将朝鲜半岛推向战争。⑩
在二战前后，的确是有一批朝鲜人被作为军人强制劳工和随军慰安妇，驱赶到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中。通过1905年日本强迫朝鲜签订的《乙巳条约》，特别是1910年实行所谓的“朝日合并”后，朝鲜半岛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下，朝鲜人原本是不能参军的。但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需要，日本为填补兵力不足，逐步将朝鲜的青年拉到了战场上。从1938年起以小学毕业、年满17岁的青年为对象，开始实行志愿兵役制度。特别是在太平洋战争战况的恶化后，从1943年起强行征兵，在朝鲜境内到达一定年龄的所有男性都要拉去充军。⑦截止到日本战败投降为止，大约有61万多朝鲜军人及军属被日军征用，其中陆海军官兵达23万多名。另外，86万多劳工被强制征用，至朝鲜半岛之外服劳役，646万多人被日军强制征用在岛内服劳役，朝鲜人被日军征用总人数达794万多人。各类数字如下表：
殖民地时期朝鲜人被征用一览表⑧
（单位：名）
强制劳工 计 征兵
（军人、军属） 计
朝鲜半岛内强制劳工 6468942 陆军 207703
朝鲜半岛外强制劳工 867643 海军 22299
其他 384514
合计 7326585 合计 614516
总计 7941101
注：军慰安妇、企业慰安妇等性动员被害者除外。
据史料记载，日本在朝鲜半岛征用雇佣军分为志愿兵役制和征兵制两个阶段。1937年，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大将，向日本陆军大臣申请对朝鲜人实行志愿兵制度。1938年1月5日，日本陆军省提出实行朝鲜人现役志愿兵役制的计划。2月18日，日本内阁通过决议，决定实施朝鲜志愿兵制度。2月22日，日本以敕令第五十九号的形式公布了朝鲜特别志愿兵令。3月29日，公布了朝鲜总督府陆军志愿兵训练所管理制度。同年4月进行第一次征召志愿兵，其中步兵200名，辎重兵100名，高射炮兵100名。12月7日，朝鲜总督府陆军志愿兵训练所第一批400名学员训练后毕业。12月10日入伍日本驻朝鲜师团下属部队。紧接着12月15日举行了后期志愿者的训练所入所仪式。从上述资料上看，在1937年12月至1938年1月的南京大屠杀期间，日本陆军省提议在朝鲜实行志愿兵役制，这个提议当时还没有得到日本内阁批准，而朝鲜第一批陆军志愿兵训练毕业入营，更是在南京大屠杀发生一年后的1938年12月，因而说南京大屠杀期间有朝鲜人的日本军参与是站不住脚的。
此后，1939年临时训练所在朝鲜京畿道开设了正式训练所。1939年2月10日，第二批陆军志愿兵375名训练毕业。5月30日，朝鲜志愿兵225名后期生，在陆军支援训练所受训后毕业入营。从1940年开始训练者们分3期入所训练，训练时间也缩短成4个月。从1942年开始随着训练所学生的增加，在平壤增设了第二志愿兵训练所。1938年至1943年的陆军特别志愿兵志愿者训练所入所者，还有关于入伍日本军的人员的变化如下表：
陆军特别志愿兵现况⑨、⑩
区分 训练所
入所者数 日本军入伍者数 备注
现役 第一补充役 合计
1938 406 300 100 400
1939 613 250 350 600
1940 3060 900 2100 3000 4，8，12月入伍
1941 3208 1000 2000 3000
1942 4077 2250 2250 4500 增设第二训练所
1943 6300 3200 2130 5330
合计 17664 7900 8930 16830
从上表能看得出1940年开始不管是训练所入所者，还是日本军入伍者数才大大增加。这些由朝鲜人组成的志愿兵被派往哪里去了呢？下表中有明确的记载：
陆军特别志愿兵配置状况⑪
区分 1938年 1939年 1940年 1941年 1942年 1943年 合计
十九师团 250 375 990 840 1380 450 4285
二十师团 150 225 1010 820 1345 420 3970
三十师团 160 160
朝鲜军 420
朝鲜直辖军 150 575
关东军 1000 900 400 780 3080
华北派遣军 970 730 1700
东部军 210 210
中部军 150 150
西部军 150 150
合计 400 600 3000 3000 4500 3200 14700
*1943年度志愿兵中补充兵2130名除外
据查，日本在日俄战争取得胜利后，同时夺取了朝鲜半岛。起初，朝鲜半岛的警备部队由日本内地派遣的师团轮流担当。1915年12月24日，在朝鲜的罗南和龙山两地分别成立日本陆军第十九、二十师团，分别负责朝鲜北部和南部的警备任务，但实际上兵员都是从日本内地补充的。直到1938年12月，经过训练的400名朝鲜军人，被补充到日本第十九师团和二十师团。此后逐年补充到十九师团的共4285，二十师团的共3970名。上述两个师团曾抽调一部，派往中国东北和华北地区。此外，从1940年开始至1943年，又有3080名朝鲜军人陆续补充到日本关东军，被派往中国东北；自1942年至1943年，共有1700名朝鲜军人补充日军华北派遣军，被派往中国华北战场，参与日军侵华战争。
日本大规模的在朝鲜半岛实行征兵制度，始于1943年8月。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真正爆发后，日本于1942年1月15日，发布了“关于临时征兵检查规则以及士兵事务特例的条例”并开始实行。7月18日，朝鲜总督府发布了采用朝鲜人青年海军军属做土木工程作业。1943年3月1日，朝鲜总督府实施对朝鲜人户籍以及滞留者的调查，对象为20岁以上的男子。5月10日，日本内阁决定在朝鲜和台湾新设海军特别志愿兵役制，并从8月1日实行。日本还于3月2日发布兵役法改正案，决定于同年8月1日起在朝鲜和台湾实行征兵制，朝鲜实行了一道一兵部的制度，于1945年2月，在罗南、平壤、京城、大邱、光州成立5个师管区，隶属于朝鲜军司令官板垣征四郎大将和朝鲜总督小矶国昭大将的管辖。1944年9月1日，在朝鲜各地举行第一次征兵者入营活动，至1945年，共向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新几内亚、缅甸、苏联、中国及日本国内大量派遣朝鲜人组成的日本军11万人，其中陆军9万人，海军2万人。⑫
根据日本厚生省1971年公布的“旧日本军在籍朝鲜出身死者联名簿”中，朝鲜人组成的日本军阵亡的地点和人数，大体可推断出他们当年到达的国家及地区。
朝鲜人组成的日本军人及军属死亡者分区地区一览表⑬
死亡地点 死亡人数 死亡地点 死亡人数 死亡地点 死亡人数
菲律宾 2597 马里亚纳 335 中国台湾省 458
印度尼西亚 2280 夸贾林环礁（马绍尔群岛） 310 中国湖南省 219
塞班岛（北马里亚纳群岛） 1101 贝里琉岛（帛琉） 254 中国湖北省 134
新几内亚 1076 米利环礁（马绍尔群岛） 214 （日本）中国地区 809
帕劳 632 埃尼威托克环礁 211
吉尔伯特 564 拉包儿（巴布亚新几内亚） 188 （日本）舞鹤市 481
基里巴斯 513 硫黄岛 139 （日本）冲绳县 267
特鲁克岛 484 巴士海峡 101 （日本）东京 150
缅甸 453 布干维尔岛 114 （日本）四国 131
吉尔伯特群岛 452 沃利埃岛 109 日本其他地区 766
关岛 358 所罗门群岛 101
吕宋岛（菲律宾） 344 北川岛（苏联） 543 朝鲜境内 290
从1944至1945年，朝鲜兵与日本兵一起，共同参与了“大东亚战争”的各个战场，直至1945年8月战败投降，朝鲜军人离开了日军部队建制，归入联合国军管理。⑭
三、南京大屠杀期间肯定没有朝鲜人组成的日本军
综上所述，可以做出一个明确的判断，那就是南京大屠杀期间肯定没有朝鲜人组成的日本军。其理由是：
1、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日本陆军省的确发布了朝鲜人现役志愿兵役制的计划，但当时还没有得到日本内阁会议的正式批准。1938年2月以后，组建训练所，招募志愿兵并进行训练，需要一定的时日，直到1938年12月，第一批400名朝鲜人志愿兵训练毕业入营。在此之前，不可能有朝鲜人志愿兵到达南京。此后，朝鲜人组成的志愿兵主要混编于日军第十九师团、二十师团和关东军等部队中，参与侵华战争。
2、日本在朝鲜正式实施征兵制为1943年8月1日，此时距南京大屠杀相隔6年。此后，在朝鲜大量征兵达11万人补充日军，并参与日军所谓的“大东亚战争”，而这些征兵者正式入营加入侵略军行列应在1944年9月1日以后，被日军分期分批地派往太平洋战争各个战场，如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新几内亚、缅甸及中国各地，在此阶段，可能有少量朝鲜军人到达南京。
3、从阵亡地点和数量上看，朝鲜人组成的日本军主要分布在中国湖南、湖北和台湾，而不在南京，并且应该发生在朝鲜征兵制时段。这与中国抗日战争史的时间表是相吻合的。据史料记载，1945年3月，日军华北方面军为解除中国湖北老河口空军基地及豫西部队及其平汉路南段的威胁，曾以日军3个师团、2个旅团等部向豫西进犯，以1个师团、2个旅团向鄂北进犯，策应主力作战。中国国民政府军第一战区、第五战区、第十战区部队与之会战，日军损失惨重，共伤亡1.5万余人。⑪1944年10月，日军相继侵入湖南邵阳、武冈一带，1945年春季，又进犯湖南桂阳县、彬县、新化县、隆回县、绥宁县、洞口县、武阳县等地，制造了一系列惨案，受到了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造成一定数量的伤亡。⑫1945年4月，日军为了侵占湖南西部芷江空军基地，掩护湘桂、粤汉铁路交通，保障华南日军北撤，遂以第二十军指挥第一一六十四十七、三十四、六十八师团等部，由益阳、邵阳、东安之线向湘西进攻，受到中国第四方面军和第三方面军的痛击，会战历时两个月，共毙伤日军2.4万余人。⑬在日据台湾时期，台湾人民在台湾民主党、台湾民族主义青年团、台湾革命党、台湾革命同盟会、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等抗日组织的动员，与盘踞在台湾的日军进行战斗，使日军有不小的伤亡。⑭在中国其他地区未见死亡记录，并不等于没有朝鲜籍日本兵，但其数量肯定不会太多。本文不一一详细论。
注释：
①、②、④、⑤、⑥天涯网，2008年7月24日。
③《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图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第31页。
⑦、⑧、15、16《中日韩三国共同历史读本，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6月版第146页、172页、180-181页。
⑨表中训练所入所者数参考日本近藤釰一编《太平洋战争下的朝鲜及台湾》附录。
⑩、11、12、13、14（日）宫田節子编：《朝鲜军概要史》附录，日本不二出版社，1989年1月版第82页—87页。
17、19、20《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第755-756页、第717-718页、第112-113页。
18《日军侵华暴行实录》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391-428页。
http://www.nj1937.org/showZXXX.asp?id=2452
南京大屠杀期间有朝鲜人组成的日本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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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nj1937.org (2009年10月9日 20时53分) 来源:本站
朱成山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研究员 南京210000
摘要：“南京大屠杀期间究竟有无朝鲜人组成的日本军”这个问题，在网络上一度被炒得沸沸扬扬，成为一个争论的焦点。论者运用参加南京大屠杀日军部队的建制、近代韩国建国历史与战时征兵制等史料，对这一论题进行理性的、实事求是的史学分析，得出南京大屠杀期间肯定没有朝鲜人组成的日本军的结论。以廓清认知，还历史的真相。
关键词: 南京大屠杀 朝鲜人 日本军
中图分类号：K26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09）10-0080-06
“南京大屠杀期间究竟有无朝鲜人组成的日本军”这个问题，在网络上一度被炒得沸沸扬扬，成为一个争论的焦点。因此，对这一问题进行史学研究和深入探讨是必要的，可以廓清认知，还历史真相。但前提必须是历史的、理性的和实事求是的。
一、对网络上有关南京大屠杀期间有朝鲜人组成的“日本军”的评析
在我国的网络媒体上，逐渐出现了一批韩国人曾参与当年南京大屠杀的传闻，有些文中甚至明确指出其数量之多，达到占当时所有攻占南京城日军部队人数的40%；有的文中还明确指出隶属日军的韩国人部队建制是师团级或联队级单位；有的还引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史料为证据，等等。笔者为了探讨的需要，仅选几篇文章的主要论点，进行剖析如下：
在一篇题为《南京大屠杀中有很多兽行都是韩国人干的！》①的文章中，作者指出：“南京大屠杀，第一支违反日军军令开始强奸中国妇女的日军部队恰恰是松井石根十五师团中的韩国联队（团级单位）。在所有攻占南京城的日军部队中，韩国人的比例并不低，最高的甚至达40%都是韩国人。”②从这段话中，暴露出此文撰写者并不太熟悉和了解当时侵攻南京，以及直接参与了南京大屠杀的日军部队建制。据史料记载，1937年12月1日，日本最高统帅部下达了华中方面军的战斗序列令，命令以松井石根为华中方面军司令官，下辖上海派遣军（先由松井石根兼任司令官，后改由朝香宫鸠彦任司令官），以及柳川平助为司令官的第十军侵攻中国国民政府首都南京。而这两支侵华日军部队，又下辖了来自名古屋、岐阜、丰桥、静冈的藤田进第三师团，来自金沢、富山、敦贺、鯖江的吉住良辅第九师团，来自丸龟、松山、德岛、高知的山室宗武第十一师团，来自仙台、高田、新发田、若松的荻洲立兵第十三师团，来自京都、福知山、奈良、津的中岛今朝吾第十六师团，来自东京、甲府、佐仓的伊东政善第一O一师团及其他部队，来自熊本、大分、都城、鹿儿岛的谷寿夫第六师团，来自久留米、大村、小仓、福冈的牛岛贞雄第十八师团，来自宇都宫、水户、高崎、松本的末松武志第一一四师团，还有来自福山的国崎支队山田铁二郎的步兵四十一联队。在上述所有的日军部队的建制中，并没有“松井石根的第十五师团”。那么，是否会有朝鲜人组成的日军联队（团级单位）参加南京大屠杀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是非常明确的，当时并没有一个日军联队是由朝鲜人组成的，只要看一看下列 “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战斗序列”表，这个问题不难找到答案。③
上述列表中的括弧中，已清楚注明了日军各个联队的兵员来自日本名古屋、岐阜、静冈、金沢、仙台、德岛、高知、东京、京都、奈良、熊本、大分、鹿儿岛、久留米、福冈、宇都宫等各地，没有一个联队来自朝鲜，更谈不上“攻占南京城的日军部队中”，“高达40%是韩国人”这种说法显然是不正确的。假设当时真有一个联队（约5000人）为朝鲜人组成，但按当时攻占南京的日军部队总数约20万人来计算，也达不到40%的比例。
在该篇文章中，还引用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一些当时幸存的老南京（当时是收尸队的）回忆，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当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日本从韩国征调的韩籍士兵，其残忍手段一点也不逊于日本兵。现在工人新村的南京汽车集团退休职工王克俭老人（81岁）回忆说：‘很多不戴钢盔的鬼子兵（韩籍士兵没戴钢盔）强奸女人后活活挖出女人的子宫套在女人头上，还起名叫（从哪里来到哪里去）’。”④这里引用历史证人的证言来说明问题，并且指名道姓、有根有据，本文并不怀疑其真实性。笔者在参与调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过程中，也曾亲耳听到个别幸存者谈过类似的话。值得指出的是，幸存者老人由于年事已高，南京大屠杀历史发生的时间相距过长，记忆上的误差是可能发生的，也是可以谅解的。以此“孤证”作出肯定的判断是欠妥的。
在另一篇题为《无知的韩国人：你们也是南京大屠杀的凶手》一文中这样写道：“在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有5支日军因为‘作战勇敢’受到日本国王的奖励，其中一个就是完全由3万朝鲜人组成的‘鲜人部队’。”⑤“南京大屠杀一开始就是松井石根率领的一群高丽棒（邦）子干的。……南京大屠杀一开始就是由朝鲜师团的人挑起的。”⑥在这里，把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朝鲜人一个“联队”提升到一个“师团”，并说是人数达3万人之多。这是没有根据的。按日军当时的建制，一个师团人数约2万多人，一个旅团人数约1万人，一个联队人数约5000人。从上文的列表中，也可知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至于说“南京大屠杀就是松井石根率领一群高丽棒（邦）子干的”以及“一开始就是朝鲜师团的人挑起的”说辞与认定，更是荒谬的。
还有一篇题为《南京大屠杀日军里很多是韩国人》的文章里说：“南京大屠杀中日军里很多是韩国人，以至于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时，松井石根辩称说南京日军军纪败坏，是因为朝鲜人连（联）队带头强奸中国妇女开始的。”笔者研究南京大屠杀史多年，也系统地看过东京审判的不少史料，从未见到这种所谓的“松井石根的辩称”，所以怀疑其资料的准确性，是否引用什么文学艺术作品？即使是真实的史料，那也是甲级战犯松井石根或其律师的推托之辞和不实之词。把“日军军纪败坏”说成是“因为朝鲜人连队”造成的，姑且不论松井石根作为华中方面军司令官，他理应知道所属部队里有无朝鲜人的群体，他也应该知道日军在侵攻南京的途中，曾下令“就地征收”，实际上等同于合法的抢劫。这种抢劫愈演愈烈，一发不可收，导致了强奸、放火等军纪败坏的暴行在日军各部队普遍发生。特别是侵占南京城后，这种集团化的败坏军纪，加上军国主义思想毒化的支配、战胜者的欲望、武士道的精神等诸多综合因素，使日军部队演变成一个杀人、强奸、放火和掠夺的“兽类集团”，成为一部“开动的犯罪机器”。
在网络上，至今还有《国人不能忘记的历史，南京大屠杀的韩国人》，《韩国军队的南京大屠杀》等文章，均认定南京大屠杀与朝鲜人有关，其论点偏颇，缺乏事实根据，本文不一一赘述。
二、近代韩国建国历史与战时朝鲜征兵制
在网络传媒对此类问题的报道中，多次出现“韩国人”、“韩国兵”、“韩国军队”、“韩籍士兵”、“鲜人部队”、“朝鲜师团”等字眼，造成朝鲜人与韩国人、朝鲜兵与韩国兵、朝鲜军队与韩国军队等概念的混淆不清，有必要论述一下“近代韩国建国历史与战时朝鲜征兵制”，这一问题对本文论题的解读也是大有裨益的。
笔者曾参与《中日韩三国共同历史读本，东亚三国的近代史》教科书的编撰和出版工作，在为期三年的时间里，与韩国学者交流、研讨甚至还激烈争论，弄清了一些史学问题，也从中对韩国的近代历史增加了认知，学到了一些以前不曾有的历史知识，深知在近代，韩国的建国历史错综复杂，是一部充满着艰险、磨难和斗争的历史。
朝鲜王朝政府于1897年将国名更名为“大韩帝国”。从1910年起，朝鲜半岛事实上已处于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朝鲜人不断爆发独立运动，受到日本残酷镇压。1919年，部分朝鲜人在中国上海成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并于1923年召开了国民代表会议。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东北和俄罗斯滨海边区成立了朝鲜独立军和朝鲜人民军，宣布对日作战。后又于1941年在以重庆和延安为中心成立朝鲜独立同盟和建国同盟等，发表了韩国建国纲领，成立了韩国光复军。1945年8月，日本突然宣布投降，使韩国光复军的国内进攻计划没有付诸实践。美国政府据此不承认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金九等领导人不能以政府要员的身份回到韩国，但却受到国民的欢迎。⑨
1945年12月，在莫斯科召开了美国、英国和苏联三国外长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就朝鲜成立临时政府达成一致，并确定在朝鲜具备独立能力以前，由美、英、中、苏进行托管，托管的最长期限为5年。对此，一部分朝鲜人赞成，认为建立临时政府将给朝鲜带来独立；有些人则表示反对，反驳说托管统治是小视朝鲜人的统治能力。美国和苏联为将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达成一致的事项付诸实践，分别在1946年和1947年召开两次美苏共同委员会议。但是，两国只是在反复重复自己的主张，会议没有取得任何成果而告终。
联合国决定按照人口比例进行总选举，在朝鲜半岛建立政府。但是，北朝鲜和苏联认为联合国的决定有利于人口多的南朝鲜，如果按照联合国的决定，政治的主导权将被南朝鲜和美国夺去。因此，北朝鲜和苏联拒绝了联合国的决定。为此，在平壤召开了由南北政党和社会团体参加的协商会议。这时，反对只在南朝鲜进行选举的武装起义在济州岛爆发。在镇压济州岛起义的过程中，民众遭到军队、警察和右翼青年团体的大量屠杀，史称“4·3大屠杀”。
1948年8月15日，在南朝鲜成立了大韩民国，北朝鲜于9月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朝鲜半岛最终由于世界的冷战体制和国内的对立没能建立统一政府，形成了南北分裂的局面。南北朝鲜的对立和日益加深的冷战体制最终将朝鲜半岛推向战争。⑩
在二战前后，的确是有一批朝鲜人被作为军人强制劳工和随军慰安妇，驱赶到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中。通过1905年日本强迫朝鲜签订的《乙巳条约》，特别是1910年实行所谓的“朝日合并”后，朝鲜半岛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下，朝鲜人原本是不能参军的。但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需要，日本为填补兵力不足，逐步将朝鲜的青年拉到了战场上。从1938年起以小学毕业、年满17岁的青年为对象，开始实行志愿兵役制度。特别是在太平洋战争战况的恶化后，从1943年起强行征兵，在朝鲜境内到达一定年龄的所有男性都要拉去充军。⑦截止到日本战败投降为止，大约有61万多朝鲜军人及军属被日军征用，其中陆海军官兵达23万多名。另外，86万多劳工被强制征用，至朝鲜半岛之外服劳役，646万多人被日军强制征用在岛内服劳役，朝鲜人被日军征用总人数达794万多人。各类数字如下表：
殖民地时期朝鲜人被征用一览表⑧
（单位：名）
强制劳工 计 征兵
（军人、军属） 计
朝鲜半岛内强制劳工 6468942 陆军 207703
朝鲜半岛外强制劳工 867643 海军 22299
其他 384514
合计 7326585 合计 614516
总计 7941101
注：军慰安妇、企业慰安妇等性动员被害者除外。
据史料记载，日本在朝鲜半岛征用雇佣军分为志愿兵役制和征兵制两个阶段。1937年，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大将，向日本陆军大臣申请对朝鲜人实行志愿兵制度。1938年1月5日，日本陆军省提出实行朝鲜人现役志愿兵役制的计划。2月18日，日本内阁通过决议，决定实施朝鲜志愿兵制度。2月22日，日本以敕令第五十九号的形式公布了朝鲜特别志愿兵令。3月29日，公布了朝鲜总督府陆军志愿兵训练所管理制度。同年4月进行第一次征召志愿兵，其中步兵200名，辎重兵100名，高射炮兵100名。12月7日，朝鲜总督府陆军志愿兵训练所第一批400名学员训练后毕业。12月10日入伍日本驻朝鲜师团下属部队。紧接着12月15日举行了后期志愿者的训练所入所仪式。从上述资料上看，在1937年12月至1938年1月的南京大屠杀期间，日本陆军省提议在朝鲜实行志愿兵役制，这个提议当时还没有得到日本内阁批准，而朝鲜第一批陆军志愿兵训练毕业入营，更是在南京大屠杀发生一年后的1938年12月，因而说南京大屠杀期间有朝鲜人的日本军参与是站不住脚的。
此后，1939年临时训练所在朝鲜京畿道开设了正式训练所。1939年2月10日，第二批陆军志愿兵375名训练毕业。5月30日，朝鲜志愿兵225名后期生，在陆军支援训练所受训后毕业入营。从1940年开始训练者们分3期入所训练，训练时间也缩短成4个月。从1942年开始随着训练所学生的增加，在平壤增设了第二志愿兵训练所。1938年至1943年的陆军特别志愿兵志愿者训练所入所者，还有关于入伍日本军的人员的变化如下表：
陆军特别志愿兵现况⑨、⑩
区分 训练所
入所者数 日本军入伍者数 备注
现役 第一补充役 合计
1938 406 300 100 400
1939 613 250 350 600
1940 3060 900 2100 3000 4，8，12月入伍
1941 3208 1000 2000 3000
1942 4077 2250 2250 4500 增设第二训练所
1943 6300 3200 2130 5330
合计 17664 7900 8930 16830
从上表能看得出1940年开始不管是训练所入所者，还是日本军入伍者数才大大增加。这些由朝鲜人组成的志愿兵被派往哪里去了呢？下表中有明确的记载：
陆军特别志愿兵配置状况⑪
区分 1938年 1939年 1940年 1941年 1942年 1943年 合计
十九师团 250 375 990 840 1380 450 4285
二十师团 150 225 1010 820 1345 420 3970
三十师团 160 160
朝鲜军 420
朝鲜直辖军 150 575
关东军 1000 900 400 780 3080
华北派遣军 970 730 1700
东部军 210 210
中部军 150 150
西部军 150 150
合计 400 600 3000 3000 4500 3200 14700
*1943年度志愿兵中补充兵2130名除外
据查，日本在日俄战争取得胜利后，同时夺取了朝鲜半岛。起初，朝鲜半岛的警备部队由日本内地派遣的师团轮流担当。1915年12月24日，在朝鲜的罗南和龙山两地分别成立日本陆军第十九、二十师团，分别负责朝鲜北部和南部的警备任务，但实际上兵员都是从日本内地补充的。直到1938年12月，经过训练的400名朝鲜军人，被补充到日本第十九师团和二十师团。此后逐年补充到十九师团的共4285，二十师团的共3970名。上述两个师团曾抽调一部，派往中国东北和华北地区。此外，从1940年开始至1943年，又有3080名朝鲜军人陆续补充到日本关东军，被派往中国东北；自1942年至1943年，共有1700名朝鲜军人补充日军华北派遣军，被派往中国华北战场，参与日军侵华战争。
日本大规模的在朝鲜半岛实行征兵制度，始于1943年8月。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真正爆发后，日本于1942年1月15日，发布了“关于临时征兵检查规则以及士兵事务特例的条例”并开始实行。7月18日，朝鲜总督府发布了采用朝鲜人青年海军军属做土木工程作业。1943年3月1日，朝鲜总督府实施对朝鲜人户籍以及滞留者的调查，对象为20岁以上的男子。5月10日，日本内阁决定在朝鲜和台湾新设海军特别志愿兵役制，并从8月1日实行。日本还于3月2日发布兵役法改正案，决定于同年8月1日起在朝鲜和台湾实行征兵制，朝鲜实行了一道一兵部的制度，于1945年2月，在罗南、平壤、京城、大邱、光州成立5个师管区，隶属于朝鲜军司令官板垣征四郎大将和朝鲜总督小矶国昭大将的管辖。1944年9月1日，在朝鲜各地举行第一次征兵者入营活动，至1945年，共向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新几内亚、缅甸、苏联、中国及日本国内大量派遣朝鲜人组成的日本军11万人，其中陆军9万人，海军2万人。⑫
根据日本厚生省1971年公布的“旧日本军在籍朝鲜出身死者联名簿”中，朝鲜人组成的日本军阵亡的地点和人数，大体可推断出他们当年到达的国家及地区。
朝鲜人组成的日本军人及军属死亡者分区地区一览表⑬
死亡地点 死亡人数 死亡地点 死亡人数 死亡地点 死亡人数
菲律宾 2597 马里亚纳 335 中国台湾省 458
印度尼西亚 2280 夸贾林环礁（马绍尔群岛） 310 中国湖南省 219
塞班岛（北马里亚纳群岛） 1101 贝里琉岛（帛琉） 254 中国湖北省 134
新几内亚 1076 米利环礁（马绍尔群岛） 214 （日本）中国地区 809
帕劳 632 埃尼威托克环礁 211
吉尔伯特 564 拉包儿（巴布亚新几内亚） 188 （日本）舞鹤市 481
基里巴斯 513 硫黄岛 139 （日本）冲绳县 267
特鲁克岛 484 巴士海峡 101 （日本）东京 150
缅甸 453 布干维尔岛 114 （日本）四国 131
吉尔伯特群岛 452 沃利埃岛 109 日本其他地区 766
关岛 358 所罗门群岛 101
吕宋岛（菲律宾） 344 北川岛（苏联） 543 朝鲜境内 290
从1944至1945年，朝鲜兵与日本兵一起，共同参与了“大东亚战争”的各个战场，直至1945年8月战败投降，朝鲜军人离开了日军部队建制，归入联合国军管理。⑭
三、南京大屠杀期间肯定没有朝鲜人组成的日本军
综上所述，可以做出一个明确的判断，那就是南京大屠杀期间肯定没有朝鲜人组成的日本军。其理由是：
1、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日本陆军省的确发布了朝鲜人现役志愿兵役制的计划，但当时还没有得到日本内阁会议的正式批准。1938年2月以后，组建训练所，招募志愿兵并进行训练，需要一定的时日，直到1938年12月，第一批400名朝鲜人志愿兵训练毕业入营。在此之前，不可能有朝鲜人志愿兵到达南京。此后，朝鲜人组成的志愿兵主要混编于日军第十九师团、二十师团和关东军等部队中，参与侵华战争。
2、日本在朝鲜正式实施征兵制为1943年8月1日，此时距南京大屠杀相隔6年。此后，在朝鲜大量征兵达11万人补充日军，并参与日军所谓的“大东亚战争”，而这些征兵者正式入营加入侵略军行列应在1944年9月1日以后，被日军分期分批地派往太平洋战争各个战场，如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新几内亚、缅甸及中国各地，在此阶段，可能有少量朝鲜军人到达南京。
3、从阵亡地点和数量上看，朝鲜人组成的日本军主要分布在中国湖南、湖北和台湾，而不在南京，并且应该发生在朝鲜征兵制时段。这与中国抗日战争史的时间表是相吻合的。据史料记载，1945年3月，日军华北方面军为解除中国湖北老河口空军基地及豫西部队及其平汉路南段的威胁，曾以日军3个师团、2个旅团等部向豫西进犯，以1个师团、2个旅团向鄂北进犯，策应主力作战。中国国民政府军第一战区、第五战区、第十战区部队与之会战，日军损失惨重，共伤亡1.5万余人。⑪1944年10月，日军相继侵入湖南邵阳、武冈一带，1945年春季，又进犯湖南桂阳县、彬县、新化县、隆回县、绥宁县、洞口县、武阳县等地，制造了一系列惨案，受到了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造成一定数量的伤亡。⑫1945年4月，日军为了侵占湖南西部芷江空军基地，掩护湘桂、粤汉铁路交通，保障华南日军北撤，遂以第二十军指挥第一一六十四十七、三十四、六十八师团等部，由益阳、邵阳、东安之线向湘西进攻，受到中国第四方面军和第三方面军的痛击，会战历时两个月，共毙伤日军2.4万余人。⑬在日据台湾时期，台湾人民在台湾民主党、台湾民族主义青年团、台湾革命党、台湾革命同盟会、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等抗日组织的动员，与盘踞在台湾的日军进行战斗，使日军有不小的伤亡。⑭在中国其他地区未见死亡记录，并不等于没有朝鲜籍日本兵，但其数量肯定不会太多。本文不一一详细论。
注释：
①、②、④、⑤、⑥天涯网，2008年7月24日。
③《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图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第31页。
⑦、⑧、15、16《中日韩三国共同历史读本，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6月版第146页、172页、180-181页。
⑨表中训练所入所者数参考日本近藤釰一编《太平洋战争下的朝鲜及台湾》附录。
⑩、11、12、13、14（日）宫田節子编：《朝鲜军概要史》附录，日本不二出版社，1989年1月版第82页—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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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中国朝鲜族移民史］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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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前后朝鲜族在东北建立抗日武装的历史作用金昌国
【摘要】：正 据一九三○年底统计,全东北朝鲜族人口有六十三万零九百八十二人。他们大都聚居在延边四县、南满的磐石和东边道(通化、长白、辑安等地)地区及北满的宁安、饶河、密山、珠河、汤原等县份。朝鲜族人民具有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九一八”前后,他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在东北建党、建立抗日武装、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打击日寇,争取抗战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YBDS1987Z1020.htm
【摘要】：正 据一九三○年底统计,全东北朝鲜族人口有六十三万零九百八十二人。他们大都聚居在延边四县、南满的磐石和东边道(通化、长白、辑安等地)地区及北满的宁安、饶河、密山、珠河、汤原等县份。朝鲜族人民具有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九一八”前后,他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在东北建党、建立抗日武装、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打击日寇,争取抗战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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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朝鲜族十四年抗日斗争述论蒋立文
【摘要】：九一八事变后，聚居东北的朝鲜族同胞在中共满洲省委的领导下，与其他民族一起，高 举爱国主义旗帜，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十四年的殊死搏斗。每支抗日队伍的初创，无不 有朝鲜族同志的积极参与；在师团两级领导中，朝鲜族同志占了很大比例；广大朝鲜族 战士，构成了抗日队伍中坚力量的重要部分；而为数众多的朝鲜族群众，则更为抗战胜 利付出了高昂代价。朝鲜族同胞以其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卓越表现，为东北抗日游击 战争的坚持和抗战胜利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体现出这个民族的英雄品格和爱国主义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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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史及史料研究（三）——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学术会议论文集》 1998年 加入收藏 获取最新 试论东北朝鲜族人民的抗日战争李倩
【摘要】：正 我国东北地区的朝鲜族人民,具有反帝爱国的光荣传统,在我国近代反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史上谱写了光辉灿烂的篇章,今天,回顾朝鲜族人民与兄弟民族人民同生死,共患难,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对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有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http://cpfd.cnki.com.cn/Article/CPFDTOTAL-ZGJX199810001027.htm
【摘要】：正 我国东北地区的朝鲜族人民,具有反帝爱国的光荣传统,在我国近代反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史上谱写了光辉灿烂的篇章,今天,回顾朝鲜族人民与兄弟民族人民同生死,共患难,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对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有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http://cpfd.cnki.com.cn/Article/CPFDTOTAL-ZGJX19981000102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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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吉林延边人的，我们这里就是当年重要的抗日根据地，延边地区有个很奇特的现象——“村村烈士碑、家家军烈属”这个说法虽然有点过，不过还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就朝鲜族在抗战中的表现来说有值得肯定的一面也有恶劣的一面，东满抗日斗争朝族人确实出了很大的力，牺牲者成千上万，但是二鬼子、朝奸也不少，抗日的情况就不多谈了，因为各种文献中都有，就谈一下我了解到的情况，这些情况都是从老人那里听来的，可信度很高！朝奸俗称“二鬼子”，在日据时期，日本人把东北老百姓分成三等人，第一等为日本开垦团的移民，第二等即为朝族人，因甲午战争后日本吞并了朝鲜，所以日本人基本认为朝鲜人比较安全可靠，第三等不用说就是东北人汉族了，当时称为满洲人。这里不得不说一句，当时满族人并没得到什么特别优待，看到很多网站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大谈满族人当时在日据时期如何得到优待的言论那纯属胡扯，得到优待的是满清一些皇室后裔，不是普通满族老百姓！言归正传，朝奸们通常担任日本人的密探，在村落中监视其他汉族人的衣食住行，在朝族村子里也监视自己的朝族同胞，当时日本占领军在东北推行一系列政策和法律中有一条“经济罪”的条款就是汉族人不得吃大米、白面，大米白面是要全部上缴做军粮的，如果谁家偷藏、偷吃是要被重处的，轻的被判劳役、重的枪决！为此被朝奸告发而家破人亡的汉族人在东满地区很多！汉族老百姓对此十分仇恨！因此在当时基本上汉族村是不和朝族村来往的，当时很多朝族抗日武装得不到汉族人的帮助，同样汉族武装也别想得到朝族村民的援助！当时的土匪第一洗劫的目标就是朝族村屯！其次才是汉族村屯！每次土匪洗劫朝族村屯都要杀一些朝奸以示报复！本地当年有两大土匪武装，一个为马喜山匪帮、另一个为安振友匪帮，二人手上都沾满了朝族人的血！
东风强劲 发表于 2010-4-9 11:11
很有价值的东西。有时候虽然这些口口相传的东西比不上官方史料全面，但更能从一些侧面再现当时的真实情况。若有更多资料的话，请一起发上来讨论。
我这边也收集到一些说法，日据时期，朝汉两族并不像官方史料描述的那么和睦。
很有价值的东西。有时候虽然这些口口相传的东西比不上官方史料全面，但更能从一些侧面再现当时的真实情况。若有更多资料的话，请一起发上来讨论。
我这边也收集到一些说法，日据时期，朝汉两族并不像官方史料描述的那么和睦。
在重庆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也是很有意思的话题，据说目前的韩国政府仍把重庆视为“革命圣地”，那么关于那段历史，有没有什么史料大家可以分享？比如当时亲共的义勇队和亲国府的光复军，哪个贡献更大，他们之间的明争暗斗如何？有没有组织过什么大型的作战行动？
鱼鹰 发表于 2010-4-9 11:38
日据之前朝鲜人是外来民族，虽然是他们最先开发了图们江流域，但是在清王朝和张作霖父子眼里他们都是外来的劣等人，当时对朝鲜人的税抽的很重，政府还鼓励东北边民去那里扩展土地，值到日本来了他们的状况才有所改善，日本人要用他们压制汉族人所以对他们有一些优惠待遇。延边朝鲜族的历史由于建国后民族和睦政策的需要很多旧事已经不见历史文献，很多记录也去除了不和谐的内容，只有一些老人的口口相传才能了解到当年的一些故事！
不过客观的说朝鲜族还是为东北抗日斗争立下了汗马功劳的，特别是日本投降后朝鲜族抗日武装坚定的站在了共产一边，成为东满根据地迅速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反观一些抗日武装在国民党的强势面前没能坚持住，投向了国民党，最后身败名裂！我前文提到的本地大土匪头子马喜山，最初也是投入共产党的队伍，可见到国军强势入东北后在特务的高官厚禄的引诱下迅速叛变，带领部队围攻本地县政府最后被消灭！具有历史巧合的是马喜山、安振友匪帮最后都是栽在了朝鲜族共产党武装手里！
延边地区朝鲜族抗日武装最后和其他地区的朝鲜族抗日武装一起被编为了四野，分别是１５６师、１６４师、166师。
日据之前朝鲜人是外来民族，虽然是他们最先开发了图们江流域，但是在清王朝和张作霖父子眼里他们都是外来的劣等人，当时对朝鲜人的税抽的很重，政府还鼓励东北边民去那里扩展土地，值到日本来了他们的状况才有所改善，日本人要用他们压制汉族人所以对他们有一些优惠待遇。延边朝鲜族的历史由于建国后民族和睦政策的需要很多旧事已经不见历史文献，很多记录也去除了不和谐的内容，只有一些老人的口口相传才能了解到当年的一些故事！
不过客观的说朝鲜族还是为东北抗日斗争立下了汗马功劳的，特别是日本投降后朝鲜族抗日武装坚定的站在了共产一边，成为东满根据地迅速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反观一些抗日武装在国民党的强势面前没能坚持住，投向了国民党，最后身败名裂！我前文提到的本地大土匪头子马喜山，最初也是投入共产党的队伍，可见到国军强势入东北后在特务的高官厚禄的引诱下迅速叛变，带领部队围攻本地县政府最后被消灭！具有历史巧合的是马喜山、安振友匪帮最后都是栽在了朝鲜族共产党武装手里！
延边地区朝鲜族抗日武装最后和其他地区的朝鲜族抗日武装一起被编为了四野，分别是１５６师、１６４师、166师。
本地烈士陵园内有名有姓被追认烈士的人员中80%是朝鲜族人，足见当年他们还是抗日的！
不过我要说句题外话，当时朝鲜族的抗日不要全部生拉硬套上共产党的作用，很多朝鲜族抗日的目的是为了自己民族的生存，而不是为了我们的民族的解放！现在很多历史文献上都把朝鲜族抗日写成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而战斗，我不赞同！朝鲜族的民族认同感到现在都还有分歧何况当年！中国共产党的作用还是在抗战中后期才对朝鲜族抗日武装有了指导作用！
不过我要说句题外话，当时朝鲜族的抗日不要全部生拉硬套上共产党的作用，很多朝鲜族抗日的目的是为了自己民族的生存，而不是为了我们的民族的解放！现在很多历史文献上都把朝鲜族抗日写成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而战斗，我不赞同！朝鲜族的民族认同感到现在都还有分歧何况当年！中国共产党的作用还是在抗战中后期才对朝鲜族抗日武装有了指导作用！
回复 3# 鱼鹰
请教一下楼主，印象中李承晚好像是从美国飞抵朝鲜的。他和这个临时政府是什么关系呢？
请教一下楼主，印象中李承晚好像是从美国飞抵朝鲜的。他和这个临时政府是什么关系呢？
鱼鹰 发表于 2010-4-9 11:40
这个, 我很担心呐{:yan:}
这个, 我很担心呐{:yan:}
布衣鲜卑 发表于 2010-4-9 13:28
似乎是这样子的，1919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李承晚因为早年间在海外的宣传活动，被认为是独立运动领袖之一，所以被缺席选为第一任总理。但当时他并未回国或者到中国参加政府工作（临时政府一直在中国），而是在美国继续从事活动，后来年轻一代的朝鲜民族主义者在临时政府改组过程中把他的领导职务取消。临时政府在中国期间，主要由另外一位老资格活动家金九（被誉为韩国国父）领导，包括组织光复军、三党合一等重要工作。
1945年，重庆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集体回到朝鲜，李承晚也回去了——客观地说，他对游说盟国恢复朝鲜独立地位还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1948年，温和派的金九——一般认为这位同志因为多年在中国工作，对中国感情较深——被极端主义分子刺杀，于是李承晚成为首任大韩民国总统。
似乎是这样子的，1919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李承晚因为早年间在海外的宣传活动，被认为是独立运动领袖之一，所以被缺席选为第一任总理。但当时他并未回国或者到中国参加政府工作（临时政府一直在中国），而是在美国继续从事活动，后来年轻一代的朝鲜民族主义者在临时政府改组过程中把他的领导职务取消。临时政府在中国期间，主要由另外一位老资格活动家金九（被誉为韩国国父）领导，包括组织光复军、三党合一等重要工作。
1945年，重庆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集体回到朝鲜，李承晚也回去了——客观地说，他对游说盟国恢复朝鲜独立地位还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1948年，温和派的金九——一般认为这位同志因为多年在中国工作，对中国感情较深——被极端主义分子刺杀，于是李承晚成为首任大韩民国总统。
其实我想知道的，倒不是这些官面文章和资料，而是真实的历史生态。比如东风强劲所说的，朝族人在东北地区与汉族人、日本人之间微妙的关系。
那么在重庆的光复军、义勇军、临时政府各个党派之间，与国民党、我共、美国、日本之间，又发生过什么不为人知的事情呢？特别是在具体的抗日活动中，他们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当时的重庆人怎么看待这些韩国人？（貌似直到今天，重庆的韩国人都特别多）？他们之间有过怎样的故事？
从细微处看历史，有时候更有意思。我更喜欢了解一些细节——比如据说临时政府经济困窘，金九主席连黄包车都坐不起，每天步行在重庆城里奔走，后来好像是陈诚看不过去了（也可能是拉拢之意），便调了一部吉普车给临时政府使用。
那么在重庆的光复军、义勇军、临时政府各个党派之间，与国民党、我共、美国、日本之间，又发生过什么不为人知的事情呢？特别是在具体的抗日活动中，他们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当时的重庆人怎么看待这些韩国人？（貌似直到今天，重庆的韩国人都特别多）？他们之间有过怎样的故事？
从细微处看历史，有时候更有意思。我更喜欢了解一些细节——比如据说临时政府经济困窘，金九主席连黄包车都坐不起，每天步行在重庆城里奔走，后来好像是陈诚看不过去了（也可能是拉拢之意），便调了一部吉普车给临时政府使用。
资料我很多，但主要以朝鲜语为主，我就懒得一一翻译了
孙春日教授写的“中国朝鲜族移民史”里，各种详细情况都有叙述，并没什么带政治倾向的隐瞒或者是夸张。
蓝色经典 发表于 2010-4-10 14:15
此书可有购买或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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