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中国在美国国会影响力增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4 20:38:55
中国在美国国会影响力增强
作者：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主管、《卡内基中国透视》主编 王雅平 2010-03-11
《华盛顿邮报》前北京分社主任潘文（John Pomfret）今年1月初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中国的游说努力对（美国）国会产生新的影响力与开放性》一文，分别例证和引证了中国在美国国会山上的影响力的增强。
潘文在文中举的实例主要有三。一是10年前，美国国会议员还在阻挠中国远洋运输集团在加州长滩岛的港口停靠，并指责其对美进行间谍活动。但从去年开始，美国国会对这一中国大型国有企业的态度发生明显转变。美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麻省参议员约翰·凯瑞（John F. Kerry）提出提案，表彰中远集团为美国提供上千就业机会并为保持阿拉斯加水域清洁作出卓越贡献。麻省众议员史蒂芬·林奇（Stephen F. Lynch）甚至称赞中远集团总裁魏家福为“人民大使”。二是去年10月，美众议院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纪念孔子诞辰决议案，受到华人普遍好评。三是曾在 1991年访问北京时在天安门广场为89年天安门事件打出抗议横幅的美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在去年访华时收敛了其一贯严厉批判中国人权的态度，更多地关注了气候变化问题。
潘文还引述了几位国会议员的言论，进一步证实中国在美国国会不断加强的影响力。美国奥勒冈州众议员厄尔·布鲁曼诺（Earl Blumenauer）指出，国会议员们“越来越意识到中国人不仅仅是共产主义者，中国人就是中国人。”他还说他处理的事务中几乎处处都有中国的影子。美众议院美中工作小组主席、华盛顿州众议员里克·拉森（Rick Larsen）比喻道，“我们在中国（这支股票）走低时买进，因此它只有升的机会。”
《卡内基中国透视》走访了几位有着多年国会工作背景的美国人士。他们也深切体会到中国在美国国会的影响力的增加，但同时也指出，增加的影响力并不必然意味着正面态度的增加。近些年来，中美两国政府之间的相互认识与理解有了很大提高，但两国在许多问题的利益与立场上仍然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分歧。增强的了解与认识使中美关系的操作更细节化与复杂化。
中国在美国国会影响力的增加，究其原因有二。一是中国外交手段的成熟，对美国政治体系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对其政治运作的把握也越来越自如。二是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的增强，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国会越来越不能忽视的角色。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位议员助理也证实，“美国议员们普遍都认识到中国对美国的重量级角色——无论是中国所承担的美国债务，还是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对左右美国外交利益的能力，美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地需要中国。”
美国会涉华联线与美中工作小组
在美国国会中，与中国有关的组织主要是众议院美中工作小组与一些涉华“联线”，如1987年成立的涉及西藏问题的人权联线、2002年成立的台湾联线及 2005年成立的中国联线。“联线”一词是 “caucus”的最常见译法。“caucus”是一个松散的概念，是由国会议员成立的一种非正式的联盟组织，由一个或几个议员发起，一般为支持某一事业或国家地区而不定期举办活动。美国国会联线数目繁多，形式各异；且由于发起议员的精力与关系网不同，联线有大有小，有的活动频繁有的不甚频繁。
台湾联线是美国国会中第二大联线，拥有成员占众议院总数的1/3之多。人们常以台湾联线来证明台湾在美国国会中的巨大影响力。台湾联线的使命主要是促进美台关系、保证台湾安全。它的发展也随台湾岛内政治形势的发展而变化。
中国联线虽名为“联线”，但与一般意义上的为“支持”某个国家地区而设立的联线有本质不同。简而言之，中国联线并不一定支持中国。它是一个由共和党众议员兰迪·福布斯（Randy Forbes）倡议，与民主党众议员埃克·斯凯尔顿（Ike Skelton）共同担当主席的跨党派联线团体。两位共同主席都是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资深议员。福布斯在军事上的鹰派立场与相对保守的贸易立场，基本上决定了中国联线的政策取向。
美中工作小组既然名为“小组”，就没有联线的“支持”不支持中美关系的涵义。它更多是一个集合地、一个论坛。它由管辖地区涉及大量美中贸易的60位议员组成，主旨在增进美中外交和经贸关系，促进美国国会与中国之间的双向了解，为其成员提供与中国有关的咨讯。其主席为华盛顿州民主党众议员里克·拉森（Rick Larsen）与伊利诺伊州共和党众议员马克•柯克（Mark Kirk）。较之中国联线，美中工作小组的活动更为频繁。
这几个国会中的涉华组织之间并不对立，且反而有重合之处。
中国对美国国会的影响方式
中国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影响美国国会——官方交流、官方游说与官方和企业的雇佣游说代理。
1999 年，中国全国人大与美国众议院建立交流机制。2004年初，中国人大又与美国参议院就建立正式交流机制达成一致协议。根据双方签署的备忘录，双方同意每两年互访一次，并且在美国国会和中国人大之间建立固定的会议机制，每年各派遣12名资深议员参加在华盛顿和北京轮流举行的会议。
官方游说则主要由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展开。潘文一文中提到，即将卸任的周文重大使曾亲自拜访过一百多位参众议员。大使馆的国会联络处专门负责国会联络工作，其人员编制也由几年前的仅一人扩充至今天的十几人；这些人全部是英语流利、精通中美关系和美国政治体制的外交官。
美国参众两院535名议员各有各的性格喜好、行事风格与沟通渠道，且由于其各自理念与代表利益团体的不同，也有着迥异的政策立场。加上换届选举、人员流动，如何能够“量体裁衣、看菜吃饭”是一门学问，也是一项耗力伤神的庞大工程。这也解释了游说公司的存在缘由。
官方通常运用外交官直接进行游说，雇佣游说公司一般只是战略策划，如预测与解释竞选结果、分析党派发展趋势和公关策略咨询等。根据“外国代理人登记法” （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 FARA），美国司法部每半年须向美国国会提交外国代理人报告。报告公布于美国司法部网站，列有所有受雇于外国政府或外国公司的游说公司的代理金额与游说目的。
最新一期公布的外国代理人报告是2008年下半年的代理情况。在这份报告中，中国的官方代理主要有四笔：1. 美国“霍根与哈特森律师事务所”（Hogan & Hartson, LLP）为中国政府提供与世界贸易组织相关的协商与咨询、美国法律以及行政与国会对华事务的咨询服务。中国政府在2008年3到8月期间付给该公司大约 39万美元。2. 美国“众达国际律师事务所”（Jones Day）为中国驻美大使馆提供法律服务，包括观察与报告美国国会跟中国相关的立法活动，发展与国会幕僚的关系、以及收集资讯。中国大使馆在2008下半年付给该公司大约10万美元。3. 美国“巴顿博格斯律师事务所”（Patton Boggs, LLP）为中国驻美大使馆提供协助“联络美国政府官员与国会议员以讨论中美关系”的代理服务。中国大使馆在2008下半年付给该公司大约26万美元。4. 伟达公共关系顾问公司（Hill & Knowlton, Inc）为北京奥组委提供北京奥运会公关传媒方面的顾问咨询服务。
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下半年中国大陆花在对美游说的费用公私共计约229万美元，已超过台湾的同期投入（约168万美元）。2006年下半年时，台湾的投入（约325万美元）还是大陆投入（172万美元）的近两倍。
与官方寻求战略咨询服务加之外交官直接进行游说不同，公司雇佣游说则是游说公司代表公司利益对美国政府与国会议员进行游说。这方面典型的案例有：中海油试图收购优尼科时聘请艾金岗波律师事务所（Akin Gump Strauss Hauer & Feld LLP）为其游说；联想收购IBM的PC部门时，曾聘请老布什和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进行游说；华为与贝恩联合发起对美国通讯设备商3Com公司的收购时，也曾邀请华盛顿K街的专业机构为其展开涉及法律、政策等一系列的游说活动。
政治游说在美国已经司空见惯，中国政府和企业已经在逐渐学习这一华盛顿政治的潜规则，进步空间仍然很大。
谏言
《卡内基中国透视》在走访几位国会资深代表时，收集到如下对国内政策制定者及研究者的一些建议：
首先，对于一贯严厉批评中国的美国政界人士，不宜随便贴上“反华”标签。简单地标签化容易深化巩固其“反华”立场。了解其立场的来源及背后的动机，以友好的方式邀请其提高对中国的了解才是更高超的策略。过去大使馆愤怒的谴责信、外交部发言人一成不变的谴责言辞，以及《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批判文章，这些方式方法已经证明了对改变这些“对华不友好人士”的想法与政策上的无力。在参议员舒默提出对华征收惩罚性关税议案以后邀请其访问中国、对一贯批判中国人权的美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以礼相待，都证明了是更有效、更老练的外交手段。
其次，加深对美国政治体制的了解。中美两国的政治体制很不同，套用中国的政治思维模式对美国的政治体制以己推人是行不通的。政策制定者一方面要深谙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的特点，一方面也要明白什么要紧什么不要紧。这方面的拿捏就更微妙一些。比如认识到国会议案与美国政府的政策之间的差别。国会通过的议案并不一定就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国会议员们正是因为清楚这一点所以在支持或反对一个议案的通过时并不需要战略权衡；有时候他们的立场往往只是出于某种情感上的依附。这时候，外国政府常错误地把这些议案看得比它们实际的意义更重要。
此外，政策制定者要意识到中美关系还受美国政府和国会的竞选周期的影响。将于今年11月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将使2010年成为中美关系发展困难的一年。在民主党和共和党对国会控制权的争夺中，中美贸易问题将不可避免地被加以“利用”。中美两国政府在这方面都应该提前做好准备。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成立于1910年，是美国历史最为悠久的智库、知名的外交与国际事务政策研究所，其中文网站“卡内基中文网”（www.ceip.org/china）由中国项目主办，旨在向政策制定者和学者广泛介绍来自卡内基基金会的著作、杂志、活动及其他信息资源，以增进中美之间国际政治和公共政策领域的学术交流及相互了解。中国在美国国会影响力增强
作者：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主管、《卡内基中国透视》主编 王雅平 2010-03-11
《华盛顿邮报》前北京分社主任潘文（John Pomfret）今年1月初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中国的游说努力对（美国）国会产生新的影响力与开放性》一文，分别例证和引证了中国在美国国会山上的影响力的增强。
潘文在文中举的实例主要有三。一是10年前，美国国会议员还在阻挠中国远洋运输集团在加州长滩岛的港口停靠，并指责其对美进行间谍活动。但从去年开始，美国国会对这一中国大型国有企业的态度发生明显转变。美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麻省参议员约翰·凯瑞（John F. Kerry）提出提案，表彰中远集团为美国提供上千就业机会并为保持阿拉斯加水域清洁作出卓越贡献。麻省众议员史蒂芬·林奇（Stephen F. Lynch）甚至称赞中远集团总裁魏家福为“人民大使”。二是去年10月，美众议院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纪念孔子诞辰决议案，受到华人普遍好评。三是曾在 1991年访问北京时在天安门广场为89年天安门事件打出抗议横幅的美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在去年访华时收敛了其一贯严厉批判中国人权的态度，更多地关注了气候变化问题。
潘文还引述了几位国会议员的言论，进一步证实中国在美国国会不断加强的影响力。美国奥勒冈州众议员厄尔·布鲁曼诺（Earl Blumenauer）指出，国会议员们“越来越意识到中国人不仅仅是共产主义者，中国人就是中国人。”他还说他处理的事务中几乎处处都有中国的影子。美众议院美中工作小组主席、华盛顿州众议员里克·拉森（Rick Larsen）比喻道，“我们在中国（这支股票）走低时买进，因此它只有升的机会。”
《卡内基中国透视》走访了几位有着多年国会工作背景的美国人士。他们也深切体会到中国在美国国会的影响力的增加，但同时也指出，增加的影响力并不必然意味着正面态度的增加。近些年来，中美两国政府之间的相互认识与理解有了很大提高，但两国在许多问题的利益与立场上仍然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分歧。增强的了解与认识使中美关系的操作更细节化与复杂化。
中国在美国国会影响力的增加，究其原因有二。一是中国外交手段的成熟，对美国政治体系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对其政治运作的把握也越来越自如。二是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的增强，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国会越来越不能忽视的角色。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位议员助理也证实，“美国议员们普遍都认识到中国对美国的重量级角色——无论是中国所承担的美国债务，还是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对左右美国外交利益的能力，美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地需要中国。”
美国会涉华联线与美中工作小组
在美国国会中，与中国有关的组织主要是众议院美中工作小组与一些涉华“联线”，如1987年成立的涉及西藏问题的人权联线、2002年成立的台湾联线及 2005年成立的中国联线。“联线”一词是 “caucus”的最常见译法。“caucus”是一个松散的概念，是由国会议员成立的一种非正式的联盟组织，由一个或几个议员发起，一般为支持某一事业或国家地区而不定期举办活动。美国国会联线数目繁多，形式各异；且由于发起议员的精力与关系网不同，联线有大有小，有的活动频繁有的不甚频繁。
台湾联线是美国国会中第二大联线，拥有成员占众议院总数的1/3之多。人们常以台湾联线来证明台湾在美国国会中的巨大影响力。台湾联线的使命主要是促进美台关系、保证台湾安全。它的发展也随台湾岛内政治形势的发展而变化。
中国联线虽名为“联线”，但与一般意义上的为“支持”某个国家地区而设立的联线有本质不同。简而言之，中国联线并不一定支持中国。它是一个由共和党众议员兰迪·福布斯（Randy Forbes）倡议，与民主党众议员埃克·斯凯尔顿（Ike Skelton）共同担当主席的跨党派联线团体。两位共同主席都是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资深议员。福布斯在军事上的鹰派立场与相对保守的贸易立场，基本上决定了中国联线的政策取向。
美中工作小组既然名为“小组”，就没有联线的“支持”不支持中美关系的涵义。它更多是一个集合地、一个论坛。它由管辖地区涉及大量美中贸易的60位议员组成，主旨在增进美中外交和经贸关系，促进美国国会与中国之间的双向了解，为其成员提供与中国有关的咨讯。其主席为华盛顿州民主党众议员里克·拉森（Rick Larsen）与伊利诺伊州共和党众议员马克•柯克（Mark Kirk）。较之中国联线，美中工作小组的活动更为频繁。
这几个国会中的涉华组织之间并不对立，且反而有重合之处。
中国对美国国会的影响方式
中国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影响美国国会——官方交流、官方游说与官方和企业的雇佣游说代理。
1999 年，中国全国人大与美国众议院建立交流机制。2004年初，中国人大又与美国参议院就建立正式交流机制达成一致协议。根据双方签署的备忘录，双方同意每两年互访一次，并且在美国国会和中国人大之间建立固定的会议机制，每年各派遣12名资深议员参加在华盛顿和北京轮流举行的会议。
官方游说则主要由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展开。潘文一文中提到，即将卸任的周文重大使曾亲自拜访过一百多位参众议员。大使馆的国会联络处专门负责国会联络工作，其人员编制也由几年前的仅一人扩充至今天的十几人；这些人全部是英语流利、精通中美关系和美国政治体制的外交官。
美国参众两院535名议员各有各的性格喜好、行事风格与沟通渠道，且由于其各自理念与代表利益团体的不同，也有着迥异的政策立场。加上换届选举、人员流动，如何能够“量体裁衣、看菜吃饭”是一门学问，也是一项耗力伤神的庞大工程。这也解释了游说公司的存在缘由。
官方通常运用外交官直接进行游说，雇佣游说公司一般只是战略策划，如预测与解释竞选结果、分析党派发展趋势和公关策略咨询等。根据“外国代理人登记法” （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 FARA），美国司法部每半年须向美国国会提交外国代理人报告。报告公布于美国司法部网站，列有所有受雇于外国政府或外国公司的游说公司的代理金额与游说目的。
最新一期公布的外国代理人报告是2008年下半年的代理情况。在这份报告中，中国的官方代理主要有四笔：1. 美国“霍根与哈特森律师事务所”（Hogan & Hartson, LLP）为中国政府提供与世界贸易组织相关的协商与咨询、美国法律以及行政与国会对华事务的咨询服务。中国政府在2008年3到8月期间付给该公司大约 39万美元。2. 美国“众达国际律师事务所”（Jones Day）为中国驻美大使馆提供法律服务，包括观察与报告美国国会跟中国相关的立法活动，发展与国会幕僚的关系、以及收集资讯。中国大使馆在2008下半年付给该公司大约10万美元。3. 美国“巴顿博格斯律师事务所”（Patton Boggs, LLP）为中国驻美大使馆提供协助“联络美国政府官员与国会议员以讨论中美关系”的代理服务。中国大使馆在2008下半年付给该公司大约26万美元。4. 伟达公共关系顾问公司（Hill & Knowlton, Inc）为北京奥组委提供北京奥运会公关传媒方面的顾问咨询服务。
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下半年中国大陆花在对美游说的费用公私共计约229万美元，已超过台湾的同期投入（约168万美元）。2006年下半年时，台湾的投入（约325万美元）还是大陆投入（172万美元）的近两倍。
与官方寻求战略咨询服务加之外交官直接进行游说不同，公司雇佣游说则是游说公司代表公司利益对美国政府与国会议员进行游说。这方面典型的案例有：中海油试图收购优尼科时聘请艾金岗波律师事务所（Akin Gump Strauss Hauer & Feld LLP）为其游说；联想收购IBM的PC部门时，曾聘请老布什和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进行游说；华为与贝恩联合发起对美国通讯设备商3Com公司的收购时，也曾邀请华盛顿K街的专业机构为其展开涉及法律、政策等一系列的游说活动。
政治游说在美国已经司空见惯，中国政府和企业已经在逐渐学习这一华盛顿政治的潜规则，进步空间仍然很大。
谏言
《卡内基中国透视》在走访几位国会资深代表时，收集到如下对国内政策制定者及研究者的一些建议：
首先，对于一贯严厉批评中国的美国政界人士，不宜随便贴上“反华”标签。简单地标签化容易深化巩固其“反华”立场。了解其立场的来源及背后的动机，以友好的方式邀请其提高对中国的了解才是更高超的策略。过去大使馆愤怒的谴责信、外交部发言人一成不变的谴责言辞，以及《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批判文章，这些方式方法已经证明了对改变这些“对华不友好人士”的想法与政策上的无力。在参议员舒默提出对华征收惩罚性关税议案以后邀请其访问中国、对一贯批判中国人权的美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以礼相待，都证明了是更有效、更老练的外交手段。
其次，加深对美国政治体制的了解。中美两国的政治体制很不同，套用中国的政治思维模式对美国的政治体制以己推人是行不通的。政策制定者一方面要深谙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的特点，一方面也要明白什么要紧什么不要紧。这方面的拿捏就更微妙一些。比如认识到国会议案与美国政府的政策之间的差别。国会通过的议案并不一定就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国会议员们正是因为清楚这一点所以在支持或反对一个议案的通过时并不需要战略权衡；有时候他们的立场往往只是出于某种情感上的依附。这时候，外国政府常错误地把这些议案看得比它们实际的意义更重要。
此外，政策制定者要意识到中美关系还受美国政府和国会的竞选周期的影响。将于今年11月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将使2010年成为中美关系发展困难的一年。在民主党和共和党对国会控制权的争夺中，中美贸易问题将不可避免地被加以“利用”。中美两国政府在这方面都应该提前做好准备。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成立于1910年，是美国历史最为悠久的智库、知名的外交与国际事务政策研究所，其中文网站“卡内基中文网”（www.ceip.org/china）由中国项目主办，旨在向政策制定者和学者广泛介绍来自卡内基基金会的著作、杂志、活动及其他信息资源，以增进中美之间国际政治和公共政策领域的学术交流及相互了解。
作者：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主管、《卡内基中国透视》主编 王雅平 2010-03-11
《华盛顿邮报》前北京分社主任潘文（John Pomfret）今年1月初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中国的游说努力对（美国）国会产生新的影响力与开放性》一文，分别例证和引证了中国在美国国会山上的影响力的增强。
潘文在文中举的实例主要有三。一是10年前，美国国会议员还在阻挠中国远洋运输集团在加州长滩岛的港口停靠，并指责其对美进行间谍活动。但从去年开始，美国国会对这一中国大型国有企业的态度发生明显转变。美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麻省参议员约翰·凯瑞（John F. Kerry）提出提案，表彰中远集团为美国提供上千就业机会并为保持阿拉斯加水域清洁作出卓越贡献。麻省众议员史蒂芬·林奇（Stephen F. Lynch）甚至称赞中远集团总裁魏家福为“人民大使”。二是去年10月，美众议院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纪念孔子诞辰决议案，受到华人普遍好评。三是曾在 1991年访问北京时在天安门广场为89年天安门事件打出抗议横幅的美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在去年访华时收敛了其一贯严厉批判中国人权的态度，更多地关注了气候变化问题。
潘文还引述了几位国会议员的言论，进一步证实中国在美国国会不断加强的影响力。美国奥勒冈州众议员厄尔·布鲁曼诺（Earl Blumenauer）指出，国会议员们“越来越意识到中国人不仅仅是共产主义者，中国人就是中国人。”他还说他处理的事务中几乎处处都有中国的影子。美众议院美中工作小组主席、华盛顿州众议员里克·拉森（Rick Larsen）比喻道，“我们在中国（这支股票）走低时买进，因此它只有升的机会。”
《卡内基中国透视》走访了几位有着多年国会工作背景的美国人士。他们也深切体会到中国在美国国会的影响力的增加，但同时也指出，增加的影响力并不必然意味着正面态度的增加。近些年来，中美两国政府之间的相互认识与理解有了很大提高，但两国在许多问题的利益与立场上仍然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分歧。增强的了解与认识使中美关系的操作更细节化与复杂化。
中国在美国国会影响力的增加，究其原因有二。一是中国外交手段的成熟，对美国政治体系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对其政治运作的把握也越来越自如。二是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的增强，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国会越来越不能忽视的角色。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位议员助理也证实，“美国议员们普遍都认识到中国对美国的重量级角色——无论是中国所承担的美国债务，还是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对左右美国外交利益的能力，美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地需要中国。”
美国会涉华联线与美中工作小组
在美国国会中，与中国有关的组织主要是众议院美中工作小组与一些涉华“联线”，如1987年成立的涉及西藏问题的人权联线、2002年成立的台湾联线及 2005年成立的中国联线。“联线”一词是 “caucus”的最常见译法。“caucus”是一个松散的概念，是由国会议员成立的一种非正式的联盟组织，由一个或几个议员发起，一般为支持某一事业或国家地区而不定期举办活动。美国国会联线数目繁多，形式各异；且由于发起议员的精力与关系网不同，联线有大有小，有的活动频繁有的不甚频繁。
台湾联线是美国国会中第二大联线，拥有成员占众议院总数的1/3之多。人们常以台湾联线来证明台湾在美国国会中的巨大影响力。台湾联线的使命主要是促进美台关系、保证台湾安全。它的发展也随台湾岛内政治形势的发展而变化。
中国联线虽名为“联线”，但与一般意义上的为“支持”某个国家地区而设立的联线有本质不同。简而言之，中国联线并不一定支持中国。它是一个由共和党众议员兰迪·福布斯（Randy Forbes）倡议，与民主党众议员埃克·斯凯尔顿（Ike Skelton）共同担当主席的跨党派联线团体。两位共同主席都是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资深议员。福布斯在军事上的鹰派立场与相对保守的贸易立场，基本上决定了中国联线的政策取向。
美中工作小组既然名为“小组”，就没有联线的“支持”不支持中美关系的涵义。它更多是一个集合地、一个论坛。它由管辖地区涉及大量美中贸易的60位议员组成，主旨在增进美中外交和经贸关系，促进美国国会与中国之间的双向了解，为其成员提供与中国有关的咨讯。其主席为华盛顿州民主党众议员里克·拉森（Rick Larsen）与伊利诺伊州共和党众议员马克•柯克（Mark Kirk）。较之中国联线，美中工作小组的活动更为频繁。
这几个国会中的涉华组织之间并不对立，且反而有重合之处。
中国对美国国会的影响方式
中国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影响美国国会——官方交流、官方游说与官方和企业的雇佣游说代理。
1999 年，中国全国人大与美国众议院建立交流机制。2004年初，中国人大又与美国参议院就建立正式交流机制达成一致协议。根据双方签署的备忘录，双方同意每两年互访一次，并且在美国国会和中国人大之间建立固定的会议机制，每年各派遣12名资深议员参加在华盛顿和北京轮流举行的会议。
官方游说则主要由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展开。潘文一文中提到，即将卸任的周文重大使曾亲自拜访过一百多位参众议员。大使馆的国会联络处专门负责国会联络工作，其人员编制也由几年前的仅一人扩充至今天的十几人；这些人全部是英语流利、精通中美关系和美国政治体制的外交官。
美国参众两院535名议员各有各的性格喜好、行事风格与沟通渠道，且由于其各自理念与代表利益团体的不同，也有着迥异的政策立场。加上换届选举、人员流动，如何能够“量体裁衣、看菜吃饭”是一门学问，也是一项耗力伤神的庞大工程。这也解释了游说公司的存在缘由。
官方通常运用外交官直接进行游说，雇佣游说公司一般只是战略策划，如预测与解释竞选结果、分析党派发展趋势和公关策略咨询等。根据“外国代理人登记法” （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 FARA），美国司法部每半年须向美国国会提交外国代理人报告。报告公布于美国司法部网站，列有所有受雇于外国政府或外国公司的游说公司的代理金额与游说目的。
最新一期公布的外国代理人报告是2008年下半年的代理情况。在这份报告中，中国的官方代理主要有四笔：1. 美国“霍根与哈特森律师事务所”（Hogan & Hartson, LLP）为中国政府提供与世界贸易组织相关的协商与咨询、美国法律以及行政与国会对华事务的咨询服务。中国政府在2008年3到8月期间付给该公司大约 39万美元。2. 美国“众达国际律师事务所”（Jones Day）为中国驻美大使馆提供法律服务，包括观察与报告美国国会跟中国相关的立法活动，发展与国会幕僚的关系、以及收集资讯。中国大使馆在2008下半年付给该公司大约10万美元。3. 美国“巴顿博格斯律师事务所”（Patton Boggs, LLP）为中国驻美大使馆提供协助“联络美国政府官员与国会议员以讨论中美关系”的代理服务。中国大使馆在2008下半年付给该公司大约26万美元。4. 伟达公共关系顾问公司（Hill & Knowlton, Inc）为北京奥组委提供北京奥运会公关传媒方面的顾问咨询服务。
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下半年中国大陆花在对美游说的费用公私共计约229万美元，已超过台湾的同期投入（约168万美元）。2006年下半年时，台湾的投入（约325万美元）还是大陆投入（172万美元）的近两倍。
与官方寻求战略咨询服务加之外交官直接进行游说不同，公司雇佣游说则是游说公司代表公司利益对美国政府与国会议员进行游说。这方面典型的案例有：中海油试图收购优尼科时聘请艾金岗波律师事务所（Akin Gump Strauss Hauer & Feld LLP）为其游说；联想收购IBM的PC部门时，曾聘请老布什和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进行游说；华为与贝恩联合发起对美国通讯设备商3Com公司的收购时，也曾邀请华盛顿K街的专业机构为其展开涉及法律、政策等一系列的游说活动。
政治游说在美国已经司空见惯，中国政府和企业已经在逐渐学习这一华盛顿政治的潜规则，进步空间仍然很大。
谏言
《卡内基中国透视》在走访几位国会资深代表时，收集到如下对国内政策制定者及研究者的一些建议：
首先，对于一贯严厉批评中国的美国政界人士，不宜随便贴上“反华”标签。简单地标签化容易深化巩固其“反华”立场。了解其立场的来源及背后的动机，以友好的方式邀请其提高对中国的了解才是更高超的策略。过去大使馆愤怒的谴责信、外交部发言人一成不变的谴责言辞，以及《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批判文章，这些方式方法已经证明了对改变这些“对华不友好人士”的想法与政策上的无力。在参议员舒默提出对华征收惩罚性关税议案以后邀请其访问中国、对一贯批判中国人权的美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以礼相待，都证明了是更有效、更老练的外交手段。
其次，加深对美国政治体制的了解。中美两国的政治体制很不同，套用中国的政治思维模式对美国的政治体制以己推人是行不通的。政策制定者一方面要深谙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的特点，一方面也要明白什么要紧什么不要紧。这方面的拿捏就更微妙一些。比如认识到国会议案与美国政府的政策之间的差别。国会通过的议案并不一定就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国会议员们正是因为清楚这一点所以在支持或反对一个议案的通过时并不需要战略权衡；有时候他们的立场往往只是出于某种情感上的依附。这时候，外国政府常错误地把这些议案看得比它们实际的意义更重要。
此外，政策制定者要意识到中美关系还受美国政府和国会的竞选周期的影响。将于今年11月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将使2010年成为中美关系发展困难的一年。在民主党和共和党对国会控制权的争夺中，中美贸易问题将不可避免地被加以“利用”。中美两国政府在这方面都应该提前做好准备。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成立于1910年，是美国历史最为悠久的智库、知名的外交与国际事务政策研究所，其中文网站“卡内基中文网”（www.ceip.org/china）由中国项目主办，旨在向政策制定者和学者广泛介绍来自卡内基基金会的著作、杂志、活动及其他信息资源，以增进中美之间国际政治和公共政策领域的学术交流及相互了解。中国在美国国会影响力增强
作者：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主管、《卡内基中国透视》主编 王雅平 2010-03-11
《华盛顿邮报》前北京分社主任潘文（John Pomfret）今年1月初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中国的游说努力对（美国）国会产生新的影响力与开放性》一文，分别例证和引证了中国在美国国会山上的影响力的增强。
潘文在文中举的实例主要有三。一是10年前，美国国会议员还在阻挠中国远洋运输集团在加州长滩岛的港口停靠，并指责其对美进行间谍活动。但从去年开始，美国国会对这一中国大型国有企业的态度发生明显转变。美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麻省参议员约翰·凯瑞（John F. Kerry）提出提案，表彰中远集团为美国提供上千就业机会并为保持阿拉斯加水域清洁作出卓越贡献。麻省众议员史蒂芬·林奇（Stephen F. Lynch）甚至称赞中远集团总裁魏家福为“人民大使”。二是去年10月，美众议院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纪念孔子诞辰决议案，受到华人普遍好评。三是曾在 1991年访问北京时在天安门广场为89年天安门事件打出抗议横幅的美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在去年访华时收敛了其一贯严厉批判中国人权的态度，更多地关注了气候变化问题。
潘文还引述了几位国会议员的言论，进一步证实中国在美国国会不断加强的影响力。美国奥勒冈州众议员厄尔·布鲁曼诺（Earl Blumenauer）指出，国会议员们“越来越意识到中国人不仅仅是共产主义者，中国人就是中国人。”他还说他处理的事务中几乎处处都有中国的影子。美众议院美中工作小组主席、华盛顿州众议员里克·拉森（Rick Larsen）比喻道，“我们在中国（这支股票）走低时买进，因此它只有升的机会。”
《卡内基中国透视》走访了几位有着多年国会工作背景的美国人士。他们也深切体会到中国在美国国会的影响力的增加，但同时也指出，增加的影响力并不必然意味着正面态度的增加。近些年来，中美两国政府之间的相互认识与理解有了很大提高，但两国在许多问题的利益与立场上仍然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分歧。增强的了解与认识使中美关系的操作更细节化与复杂化。
中国在美国国会影响力的增加，究其原因有二。一是中国外交手段的成熟，对美国政治体系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对其政治运作的把握也越来越自如。二是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的增强，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国会越来越不能忽视的角色。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位议员助理也证实，“美国议员们普遍都认识到中国对美国的重量级角色——无论是中国所承担的美国债务，还是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对左右美国外交利益的能力，美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地需要中国。”
美国会涉华联线与美中工作小组
在美国国会中，与中国有关的组织主要是众议院美中工作小组与一些涉华“联线”，如1987年成立的涉及西藏问题的人权联线、2002年成立的台湾联线及 2005年成立的中国联线。“联线”一词是 “caucus”的最常见译法。“caucus”是一个松散的概念，是由国会议员成立的一种非正式的联盟组织，由一个或几个议员发起，一般为支持某一事业或国家地区而不定期举办活动。美国国会联线数目繁多，形式各异；且由于发起议员的精力与关系网不同，联线有大有小，有的活动频繁有的不甚频繁。
台湾联线是美国国会中第二大联线，拥有成员占众议院总数的1/3之多。人们常以台湾联线来证明台湾在美国国会中的巨大影响力。台湾联线的使命主要是促进美台关系、保证台湾安全。它的发展也随台湾岛内政治形势的发展而变化。
中国联线虽名为“联线”，但与一般意义上的为“支持”某个国家地区而设立的联线有本质不同。简而言之，中国联线并不一定支持中国。它是一个由共和党众议员兰迪·福布斯（Randy Forbes）倡议，与民主党众议员埃克·斯凯尔顿（Ike Skelton）共同担当主席的跨党派联线团体。两位共同主席都是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资深议员。福布斯在军事上的鹰派立场与相对保守的贸易立场，基本上决定了中国联线的政策取向。
美中工作小组既然名为“小组”，就没有联线的“支持”不支持中美关系的涵义。它更多是一个集合地、一个论坛。它由管辖地区涉及大量美中贸易的60位议员组成，主旨在增进美中外交和经贸关系，促进美国国会与中国之间的双向了解，为其成员提供与中国有关的咨讯。其主席为华盛顿州民主党众议员里克·拉森（Rick Larsen）与伊利诺伊州共和党众议员马克•柯克（Mark Kirk）。较之中国联线，美中工作小组的活动更为频繁。
这几个国会中的涉华组织之间并不对立，且反而有重合之处。
中国对美国国会的影响方式
中国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影响美国国会——官方交流、官方游说与官方和企业的雇佣游说代理。
1999 年，中国全国人大与美国众议院建立交流机制。2004年初，中国人大又与美国参议院就建立正式交流机制达成一致协议。根据双方签署的备忘录，双方同意每两年互访一次，并且在美国国会和中国人大之间建立固定的会议机制，每年各派遣12名资深议员参加在华盛顿和北京轮流举行的会议。
官方游说则主要由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展开。潘文一文中提到，即将卸任的周文重大使曾亲自拜访过一百多位参众议员。大使馆的国会联络处专门负责国会联络工作，其人员编制也由几年前的仅一人扩充至今天的十几人；这些人全部是英语流利、精通中美关系和美国政治体制的外交官。
美国参众两院535名议员各有各的性格喜好、行事风格与沟通渠道，且由于其各自理念与代表利益团体的不同，也有着迥异的政策立场。加上换届选举、人员流动，如何能够“量体裁衣、看菜吃饭”是一门学问，也是一项耗力伤神的庞大工程。这也解释了游说公司的存在缘由。
官方通常运用外交官直接进行游说，雇佣游说公司一般只是战略策划，如预测与解释竞选结果、分析党派发展趋势和公关策略咨询等。根据“外国代理人登记法” （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 FARA），美国司法部每半年须向美国国会提交外国代理人报告。报告公布于美国司法部网站，列有所有受雇于外国政府或外国公司的游说公司的代理金额与游说目的。
最新一期公布的外国代理人报告是2008年下半年的代理情况。在这份报告中，中国的官方代理主要有四笔：1. 美国“霍根与哈特森律师事务所”（Hogan & Hartson, LLP）为中国政府提供与世界贸易组织相关的协商与咨询、美国法律以及行政与国会对华事务的咨询服务。中国政府在2008年3到8月期间付给该公司大约 39万美元。2. 美国“众达国际律师事务所”（Jones Day）为中国驻美大使馆提供法律服务，包括观察与报告美国国会跟中国相关的立法活动，发展与国会幕僚的关系、以及收集资讯。中国大使馆在2008下半年付给该公司大约10万美元。3. 美国“巴顿博格斯律师事务所”（Patton Boggs, LLP）为中国驻美大使馆提供协助“联络美国政府官员与国会议员以讨论中美关系”的代理服务。中国大使馆在2008下半年付给该公司大约26万美元。4. 伟达公共关系顾问公司（Hill & Knowlton, Inc）为北京奥组委提供北京奥运会公关传媒方面的顾问咨询服务。
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下半年中国大陆花在对美游说的费用公私共计约229万美元，已超过台湾的同期投入（约168万美元）。2006年下半年时，台湾的投入（约325万美元）还是大陆投入（172万美元）的近两倍。
与官方寻求战略咨询服务加之外交官直接进行游说不同，公司雇佣游说则是游说公司代表公司利益对美国政府与国会议员进行游说。这方面典型的案例有：中海油试图收购优尼科时聘请艾金岗波律师事务所（Akin Gump Strauss Hauer & Feld LLP）为其游说；联想收购IBM的PC部门时，曾聘请老布什和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进行游说；华为与贝恩联合发起对美国通讯设备商3Com公司的收购时，也曾邀请华盛顿K街的专业机构为其展开涉及法律、政策等一系列的游说活动。
政治游说在美国已经司空见惯，中国政府和企业已经在逐渐学习这一华盛顿政治的潜规则，进步空间仍然很大。
谏言
《卡内基中国透视》在走访几位国会资深代表时，收集到如下对国内政策制定者及研究者的一些建议：
首先，对于一贯严厉批评中国的美国政界人士，不宜随便贴上“反华”标签。简单地标签化容易深化巩固其“反华”立场。了解其立场的来源及背后的动机，以友好的方式邀请其提高对中国的了解才是更高超的策略。过去大使馆愤怒的谴责信、外交部发言人一成不变的谴责言辞，以及《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批判文章，这些方式方法已经证明了对改变这些“对华不友好人士”的想法与政策上的无力。在参议员舒默提出对华征收惩罚性关税议案以后邀请其访问中国、对一贯批判中国人权的美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以礼相待，都证明了是更有效、更老练的外交手段。
其次，加深对美国政治体制的了解。中美两国的政治体制很不同，套用中国的政治思维模式对美国的政治体制以己推人是行不通的。政策制定者一方面要深谙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的特点，一方面也要明白什么要紧什么不要紧。这方面的拿捏就更微妙一些。比如认识到国会议案与美国政府的政策之间的差别。国会通过的议案并不一定就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国会议员们正是因为清楚这一点所以在支持或反对一个议案的通过时并不需要战略权衡；有时候他们的立场往往只是出于某种情感上的依附。这时候，外国政府常错误地把这些议案看得比它们实际的意义更重要。
此外，政策制定者要意识到中美关系还受美国政府和国会的竞选周期的影响。将于今年11月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将使2010年成为中美关系发展困难的一年。在民主党和共和党对国会控制权的争夺中，中美贸易问题将不可避免地被加以“利用”。中美两国政府在这方面都应该提前做好准备。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成立于1910年，是美国历史最为悠久的智库、知名的外交与国际事务政策研究所，其中文网站“卡内基中文网”（www.ceip.org/china）由中国项目主办，旨在向政策制定者和学者广泛介绍来自卡内基基金会的著作、杂志、活动及其他信息资源，以增进中美之间国际政治和公共政策领域的学术交流及相互了解。
谨慎对待！三锅也一样啊！！
是好事，抢个3楼住住。。
这种影响是相互性的吧~~~国内的JY们跳得也越来越欢了啊~
制衡大陆，台湾加强在美国游说活动
根据美国司法部的资料，台湾政府在去年新雇用了三家美国公司协助提倡美台关系。有分析说，中国对美国的积极游说为台湾带来了重大挑战。
日期:2010-03-12 作者:陈亚军 2010年第6期 点击数：254
根据美国司法部的资料，台湾政府在去年新雇用了三家美国公司协助提倡美台关系。有分析说，中国对美国的积极游说为台湾带来了重大挑战。
美国司法部主管“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 FARA)事务办公室称，台湾驻美代表处去年跟三家美国公司签署契约，协助推动美台关系。
去年5月12号，台湾驻美代表袁健生与美国游说公司“布鲁与洛特领袖集团”(Bureauz Lott Leadership Group)签下一年合约，由该公司协助推动台湾政府与美国府会的关系。布鲁与洛特领袖集团由前联邦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特伦特·洛特(Trent Lott)与民主党副党鞭约翰·布鲁(John Breaux)所共同创办，契约规定该公司在这段期间不得代表中国政府。根据布鲁与洛特领袖集团在去年12月向司法部所递交的文件，台湾驻美代表处在去年下半年给付该公司大约美金20万元，协助安排台湾方面与美国国会领袖的会晤，并且随时提供参、众两院的相关立法活动。
去年2月到6月，美国椒木国际公司(Pepperwood International Corp.)代理台湾驻美代表处在美推动公关工作，包括提供学者以及前美国官员相关资讯，在媒体上撰文评论美台关系。台湾政府给付该公司2万5千美元。
去年1月，美国游说公司帕克策略公司(Park Strategies, LLC)开始代表台湾政府，协助安排台湾驻美官员与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议员与幕僚的会晤，安排美国国会人士访问台湾，以及提供咨询服务。该公司由前纽约州联邦参议员达马托(Senator Alfonse M. D'Amato)所创办。根据司法部文件，台湾驻美代表处在去年上半年给付该公司大约美金10万元。帕克策略公司协助安排台湾关系法颁行30周年纪念活动，以及美国议员跟去年5月过境美国的台湾总统马英九通电话。
前共和党参议员多尔(Senator Bob Dole)所任职的“奥尔斯顿与伯德律师事务所”(Alston & Bird, LLP)从2003年开始代理台湾驻美代表处。根据该公司在去年11月底向司法部所递交的文件，去年5到10月，前参议员多尔曾经协助台湾驻美代表袁健生跟10位两党重要联邦参议员的会晤。台湾去年下半年给付奥尔斯顿与伯德律师事务所大约14万美元。
台湾终止与索拉兹公司合约
台湾政府在去年元旦之后，终止跟长期代理民进党政府的索拉兹公司的合约。该公司由前纽约州联邦众议员索拉兹(Stephen Solarz)主持。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卜睿哲曾经担任索拉兹的助理。索拉兹公司从2001年5月开始代理台湾政府提升美台关系，按照契约，台湾政府每月给付1万美金。熟识索拉兹的消息人士说，索拉兹近年来由于身体健康因素，没有参加一些台湾的公开纪念活动。
此外，台湾民进党成为在野党之后，继续雇用能说流利闽南语的台湾通彭光理(Michael Fonte)，担任民进党驻华盛顿联络人。根据美国司法部文件，彭光理通过跟美国政府与国会的会晤，一方面说明台湾政局、美国对台军售、前台湾总统陈水扁的司法案件等问题，同时也了解奥巴马政府的对台政策。美国司法部的文件也指出，彭光理曾经在去年5月协助来华盛顿访问的蔡英文与萧美琴，跟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贝德(Jeffrey Bader)、美国贸易代表署主管中国事务的助理贸易代表斯特拉福德、国防部主管东亚事务的副助理部长米德伟、以及国务院东亚助卿希尔等人见面。
中对美游说为台湾带来挑战
中国对美国的积极游说为台湾带来了重大挑战。对此，彭光理称，他同意这个说法。
他说：“是的。最近一阵子的确如此。我从2002年开始担任民进党的代理人。我可以套用英文的一句俗话，说明中国越来越强大的影响力如何在美国的政界无所不在。中国在许多问题上发挥重要影响力，包括经济、金融、北韩、伊朗、以及气候变化等等。”
台湾驻美代表处婉拒评论台湾在美国的游说活动。曾经跟代理两岸说客接触的国会助理，也不评论游说公司在会面中支持或者反对什么特定问题。
彭光理还说，一方面中国外交官的手腕越来越熟练；另一方面，美国各界也出现反弹的声音，对中国的经济政策打上问号，尤其是在美国经济不景气、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之下，台湾在提倡美台关系时，除了强调台湾的民主以及台湾作为美国的坚强盟友，如何重新评估台湾对美国在东亚战略的涵义，也是个着力点。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费利奥马瓦耶加说，他跟中国驻美大使馆以及台湾驻美代表处都有接触，他希望两岸和平解决争端。
“我强烈主张，也诚挚希望：两岸的所有争端必须和平解决。我认为，台湾总统马英九正在这么做，他并未伤害人民的台湾意识，” 费利奥马瓦耶加说。
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在1938年颁行，主要是针对外国政府与政党在美国代理人的活动。这项法律规定：任何代表外国政府或者外国委托人在美国进行游说活动的美国人或民间团体，必须向美国司法部登记，并且报告代理活动的内容。
陈亚军，《华盛顿观察》2010年第6期，3/12/2010
根据美国司法部的资料，台湾政府在去年新雇用了三家美国公司协助提倡美台关系。有分析说，中国对美国的积极游说为台湾带来了重大挑战。
日期:2010-03-12 作者:陈亚军 2010年第6期 点击数：254
根据美国司法部的资料，台湾政府在去年新雇用了三家美国公司协助提倡美台关系。有分析说，中国对美国的积极游说为台湾带来了重大挑战。
美国司法部主管“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 FARA)事务办公室称，台湾驻美代表处去年跟三家美国公司签署契约，协助推动美台关系。
去年5月12号，台湾驻美代表袁健生与美国游说公司“布鲁与洛特领袖集团”(Bureauz Lott Leadership Group)签下一年合约，由该公司协助推动台湾政府与美国府会的关系。布鲁与洛特领袖集团由前联邦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特伦特·洛特(Trent Lott)与民主党副党鞭约翰·布鲁(John Breaux)所共同创办，契约规定该公司在这段期间不得代表中国政府。根据布鲁与洛特领袖集团在去年12月向司法部所递交的文件，台湾驻美代表处在去年下半年给付该公司大约美金20万元，协助安排台湾方面与美国国会领袖的会晤，并且随时提供参、众两院的相关立法活动。
去年2月到6月，美国椒木国际公司(Pepperwood International Corp.)代理台湾驻美代表处在美推动公关工作，包括提供学者以及前美国官员相关资讯，在媒体上撰文评论美台关系。台湾政府给付该公司2万5千美元。
去年1月，美国游说公司帕克策略公司(Park Strategies, LLC)开始代表台湾政府，协助安排台湾驻美官员与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议员与幕僚的会晤，安排美国国会人士访问台湾，以及提供咨询服务。该公司由前纽约州联邦参议员达马托(Senator Alfonse M. D'Amato)所创办。根据司法部文件，台湾驻美代表处在去年上半年给付该公司大约美金10万元。帕克策略公司协助安排台湾关系法颁行30周年纪念活动，以及美国议员跟去年5月过境美国的台湾总统马英九通电话。
前共和党参议员多尔(Senator Bob Dole)所任职的“奥尔斯顿与伯德律师事务所”(Alston & Bird, LLP)从2003年开始代理台湾驻美代表处。根据该公司在去年11月底向司法部所递交的文件，去年5到10月，前参议员多尔曾经协助台湾驻美代表袁健生跟10位两党重要联邦参议员的会晤。台湾去年下半年给付奥尔斯顿与伯德律师事务所大约14万美元。
台湾终止与索拉兹公司合约
台湾政府在去年元旦之后，终止跟长期代理民进党政府的索拉兹公司的合约。该公司由前纽约州联邦众议员索拉兹(Stephen Solarz)主持。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卜睿哲曾经担任索拉兹的助理。索拉兹公司从2001年5月开始代理台湾政府提升美台关系，按照契约，台湾政府每月给付1万美金。熟识索拉兹的消息人士说，索拉兹近年来由于身体健康因素，没有参加一些台湾的公开纪念活动。
此外，台湾民进党成为在野党之后，继续雇用能说流利闽南语的台湾通彭光理(Michael Fonte)，担任民进党驻华盛顿联络人。根据美国司法部文件，彭光理通过跟美国政府与国会的会晤，一方面说明台湾政局、美国对台军售、前台湾总统陈水扁的司法案件等问题，同时也了解奥巴马政府的对台政策。美国司法部的文件也指出，彭光理曾经在去年5月协助来华盛顿访问的蔡英文与萧美琴，跟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贝德(Jeffrey Bader)、美国贸易代表署主管中国事务的助理贸易代表斯特拉福德、国防部主管东亚事务的副助理部长米德伟、以及国务院东亚助卿希尔等人见面。
中对美游说为台湾带来挑战
中国对美国的积极游说为台湾带来了重大挑战。对此，彭光理称，他同意这个说法。
他说：“是的。最近一阵子的确如此。我从2002年开始担任民进党的代理人。我可以套用英文的一句俗话，说明中国越来越强大的影响力如何在美国的政界无所不在。中国在许多问题上发挥重要影响力，包括经济、金融、北韩、伊朗、以及气候变化等等。”
台湾驻美代表处婉拒评论台湾在美国的游说活动。曾经跟代理两岸说客接触的国会助理，也不评论游说公司在会面中支持或者反对什么特定问题。
彭光理还说，一方面中国外交官的手腕越来越熟练；另一方面，美国各界也出现反弹的声音，对中国的经济政策打上问号，尤其是在美国经济不景气、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之下，台湾在提倡美台关系时，除了强调台湾的民主以及台湾作为美国的坚强盟友，如何重新评估台湾对美国在东亚战略的涵义，也是个着力点。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费利奥马瓦耶加说，他跟中国驻美大使馆以及台湾驻美代表处都有接触，他希望两岸和平解决争端。
“我强烈主张，也诚挚希望：两岸的所有争端必须和平解决。我认为，台湾总统马英九正在这么做，他并未伤害人民的台湾意识，” 费利奥马瓦耶加说。
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在1938年颁行，主要是针对外国政府与政党在美国代理人的活动。这项法律规定：任何代表外国政府或者外国委托人在美国进行游说活动的美国人或民间团体，必须向美国司法部登记，并且报告代理活动的内容。
陈亚军，《华盛顿观察》2010年第6期，3/12/2010
这么容易游说就不用建设国防了. 迷信这个必定吃大亏.
游说是TM要花大钱的。
Lion 发表于 2010-3-14 15:04 
软硬兼施
软硬兼施
美国还有个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规范管理这些桌面下的活动，相反，他们在中国的活动就是暗箱操作了。1988，1989年，他们大声为赵*紫阳叫好的原因就是美国的一些什么基金已经渗透到赵的身边了，其许多智囊已经接受了这些基金的资助，影响中国的政策制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