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问题不能用增加生育率来解决

是否放开二胎，首要考虑的是——如何看待人的生育权。至于用调节生育率来解决社会发展问题，还是一种“计划”思维。人类的一切活动，包括经济活动、社会活动以及生育，都是高度复杂的，任何计划都永远不可能搜集到进行合理计划所需要的必要信息。因而是否放开“二胎”的讨论，应该放到“人的权利”的层面，而不应停留在解决某种政经问题的层面…

两会之前，人口政策就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国家计生委重罚名人、富人超生，倒促使人们去反思只生育一胎的现行人口政策。当然，以一胎化为核心内容的现行人口政策本身的利弊得失早已是学术界、舆论关心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叶廷芳等29名委员在本次政协会议上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他们联名提案，要求政府尽快停止独生子女条例的执行。

对此，政府部门当然会有自己的看法，一胎化政策大概也不会在近期内有所变化。事实上，即便是在学界，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口学家等对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后果、对于是否应当继续奉行一胎化政策，仍有不同看法。至于普通民众，尽管也感受到了独生子女政策给家庭生活、社会文化带来的负面后果，比如人们对70后、80后各代的种种议论，都很自然地会提到“独生子女”这个词，但仍有很多人几乎不假思索地相信，中国的资源已经不能养活太多人口了。所以，人口政策究竟如何调整，确实需要一场严肃而深入的公共辩论，而不应草率地由政府部门随意决定。

在进行这样的讨论之前，似乎应首先厘清一个根本问题:人口应当计划、能够计划吗？

中国曾经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结果却导致一种“有计划的混乱”，企业效率低下，消费者的需求总是得不到满足，整体经济增长十分缓慢。于是，民众自发地、甚至冒险地进行市场化改革，结果在市场化进程相对健全的领域，比如一般消费品领域，所有人的福利都改进了。这个事实证明了，经济不可能、因而也就不应当由一个中心自上而下地进行计划。这个命题，在相当大程度上可以适用于社会领域，包括人口问题。

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类的一切活动，包括经济活动、社会活动以及生育，都是高度复杂的，任何计划当局都永远不可能搜集到进行合理计划所需要的必要信息。这一点决定了，再先进的计算机与数学模型，都不足以让计划当局制定出一个合理的计划。所有貌似科学的计划，都具有不可克服的任意性。

以人口领域为例，一胎化政策的一个前提是，我们可以确定一个最优人口规模，然后通过对全社会生育活动的计划管制，使人口不至于超出这个规模。然而，这个最优规模必然是任意的，或者用人们喜欢用的一个词，它不可能有任何“科学”依据。比如，确定最优人口规模的依据之一是资源供应规模。总是有人宣称，依据中国目前的资源总量，生活在这片大地上的人口，就不可能超过某个水平。城市也煞有介事地宣布，基于本地资源水平，人口规模不可超过某个规模，因此不能改革户籍制度，必须阻止农村人口流入城市。

这样的科学依据全部是虚妄的。从事后的结果来看，所有这些计算结果都毫无意义。因为，人类利用资源的历史清晰地证明，资源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其供应取决于人的创造性在合理的制度下之发挥。不是地球储藏着资源，而是知识创造了资源。就此而言，资源供应在任一时间点上都是充分的，其供应量仅受市场法则支配，受制度制约。这也意味着，任何人都不可能计算出资源总量是多少，当然也就无从据此确定最优人口规模。

而社会的复杂性，也使计划当局永远不可能预料到其计划执行的全部后果。当初人们之所以选择计划，是因为相信，计划可以避免市场导致的某些后果。然而，计划当局所能把握的变量是十分有限的，还有大量变量是不可测量的，计划当局不可能掌握。但这些变量不会因为惧怕计划当局而不发挥作用，一旦计划付诸实施，它们就自然地导致某些后果。比如，一胎化政策导致的社会、文化、伦理后果，恐怕当初就没有人预料到。一个没有考虑这些后果的计划，是否应当继续坚持？

总之，就事物的性质而言，对一个超出一定数量的共同体的经济、社会、生育活动进行计划，超出了人的理性能力，是理性的致命自负。计划经济不可行，包括人口在内的其他领域的计划同样是不可行的。

而要解决老龄化问题，应该从诸如优化经济结构；追求城乡和地区间经济均衡发展；改进国民的就业环境；尤其是完善社会保障体制等方面，做出积极改变。



http://view.news.qq.com/a/20100302/000061.htm是否放开二胎，首要考虑的是——如何看待人的生育权。至于用调节生育率来解决社会发展问题，还是一种“计划”思维。人类的一切活动，包括经济活动、社会活动以及生育，都是高度复杂的，任何计划都永远不可能搜集到进行合理计划所需要的必要信息。因而是否放开“二胎”的讨论，应该放到“人的权利”的层面，而不应停留在解决某种政经问题的层面…

两会之前，人口政策就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国家计生委重罚名人、富人超生，倒促使人们去反思只生育一胎的现行人口政策。当然，以一胎化为核心内容的现行人口政策本身的利弊得失早已是学术界、舆论关心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叶廷芳等29名委员在本次政协会议上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他们联名提案，要求政府尽快停止独生子女条例的执行。

对此，政府部门当然会有自己的看法，一胎化政策大概也不会在近期内有所变化。事实上，即便是在学界，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口学家等对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后果、对于是否应当继续奉行一胎化政策，仍有不同看法。至于普通民众，尽管也感受到了独生子女政策给家庭生活、社会文化带来的负面后果，比如人们对70后、80后各代的种种议论，都很自然地会提到“独生子女”这个词，但仍有很多人几乎不假思索地相信，中国的资源已经不能养活太多人口了。所以，人口政策究竟如何调整，确实需要一场严肃而深入的公共辩论，而不应草率地由政府部门随意决定。

在进行这样的讨论之前，似乎应首先厘清一个根本问题:人口应当计划、能够计划吗？

中国曾经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结果却导致一种“有计划的混乱”，企业效率低下，消费者的需求总是得不到满足，整体经济增长十分缓慢。于是，民众自发地、甚至冒险地进行市场化改革，结果在市场化进程相对健全的领域，比如一般消费品领域，所有人的福利都改进了。这个事实证明了，经济不可能、因而也就不应当由一个中心自上而下地进行计划。这个命题，在相当大程度上可以适用于社会领域，包括人口问题。

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类的一切活动，包括经济活动、社会活动以及生育，都是高度复杂的，任何计划当局都永远不可能搜集到进行合理计划所需要的必要信息。这一点决定了，再先进的计算机与数学模型，都不足以让计划当局制定出一个合理的计划。所有貌似科学的计划，都具有不可克服的任意性。

以人口领域为例，一胎化政策的一个前提是，我们可以确定一个最优人口规模，然后通过对全社会生育活动的计划管制，使人口不至于超出这个规模。然而，这个最优规模必然是任意的，或者用人们喜欢用的一个词，它不可能有任何“科学”依据。比如，确定最优人口规模的依据之一是资源供应规模。总是有人宣称，依据中国目前的资源总量，生活在这片大地上的人口，就不可能超过某个水平。城市也煞有介事地宣布，基于本地资源水平，人口规模不可超过某个规模，因此不能改革户籍制度，必须阻止农村人口流入城市。

这样的科学依据全部是虚妄的。从事后的结果来看，所有这些计算结果都毫无意义。因为，人类利用资源的历史清晰地证明，资源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其供应取决于人的创造性在合理的制度下之发挥。不是地球储藏着资源，而是知识创造了资源。就此而言，资源供应在任一时间点上都是充分的，其供应量仅受市场法则支配，受制度制约。这也意味着，任何人都不可能计算出资源总量是多少，当然也就无从据此确定最优人口规模。

而社会的复杂性，也使计划当局永远不可能预料到其计划执行的全部后果。当初人们之所以选择计划，是因为相信，计划可以避免市场导致的某些后果。然而，计划当局所能把握的变量是十分有限的，还有大量变量是不可测量的，计划当局不可能掌握。但这些变量不会因为惧怕计划当局而不发挥作用，一旦计划付诸实施，它们就自然地导致某些后果。比如，一胎化政策导致的社会、文化、伦理后果，恐怕当初就没有人预料到。一个没有考虑这些后果的计划，是否应当继续坚持？

总之，就事物的性质而言，对一个超出一定数量的共同体的经济、社会、生育活动进行计划，超出了人的理性能力，是理性的致命自负。计划经济不可行，包括人口在内的其他领域的计划同样是不可行的。

而要解决老龄化问题，应该从诸如优化经济结构；追求城乡和地区间经济均衡发展；改进国民的就业环境；尤其是完善社会保障体制等方面，做出积极改变。



http://view.news.qq.com/a/20100302/00006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