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向晖与原中国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王珺的历史讨论文章（两 ...

炎黄春秋->2000年第3期
对《中共特别工作开创者　李克农》一文质疑
□熊向晖  
　　《炎黄春秋》1999年8月号(总第89期)发表了王撰写的《中共特别工作开创者李克农》。编者在文前加上按语说：“李克农是中共特别工作的开创者之一，今年是他诞辰一百周年。本刊为纪念这位深潜魔窟建奇功的一代英豪，特别发表长期在李克农领导下工作的原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王同志写的文章，以表达我们对这位英雄人物的尊敬之情。”由于《炎黄春秋》刊载的许多文章“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史料价值，在海内外读者中享有很高声誉”，因此，王的这篇文章引起广泛的注意和很多人的重视。
　　笔者曾在李克农同志领导下工作过一个时期，现对王这篇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提出两项质疑。　　质疑之一  
　　王的文章说：“1947年10月情报工作发生过一起多年来未曾有过的重大事件。中央社会部直接领导的一个规模较大、情报工作很重要、涉及华北西北东北地区、有五部地下电台的王石坚情报系统，被敌人破坏，被捕情报干部44人，牵连被捕的达123人。”
　　这确实是“多年来未曾有过的重大事件”。在这一“重大事件”发生时，李克农是如何对待的呢?王是这样写的：
　　“那时中央社会部驻在晋西北临县一个偏僻的山村刘王沟。突然见李克农两只眼睛肿得像桃子，嗓子都哑了，他的老伴兼秘书赵瑛同志讲他饭吃不下，觉睡不着，心脏也不好了，竟有十几天话也说不出来了。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这一情报组织遭到破坏，王石坚及许多干部被捕，过度的痛苦和焦虑，使他像大病一场。”
　　在王的笔下，这一“重大事件”发生时，李克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只是“痛苦和焦虑”，始而“两只眼睛肿得像桃子”，继而“有十几天话也说不出来了”，最后，“像大病一场”。根据这些生理现象，王在文章中竟说：“这件事情使我体会到李克农对情报组织和情报干部关心之深，爱护之切。”这样的推断岂不是明显的牵强附会?
　　为了和王对“这件事情”的描述相对照，现全文抄录《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第751页至752页——1947年10月3日和6日的记载：   
　　10月3日 从合众社一日电得知，陈布雷之女陈琏与其丈夫袁永熙在北平被捕，王冶秋在警察到达前跑脱，致电罗迈、李克农：此案为军统局发动，似牵涉范围甚广，有扩大可能。望克农告王石坚等，不管有无牵连，均速谋善后，严防波及其他两处。陈琏系秘密党员，与学运有关，望罗迈告钱瑛严防牵连上海学运。并请另电冯文彬，注意到解放区受训的学生回去后有无牵连危险，望其慎重处理。
　　10月6日 致电杨尚昆、李克农、罗迈并告中共中央工委及康生：“平沪大捕人，牵连我情报机关。”应“杜绝一切可能牵连的漏洞，立即割断各种横的关系，并研究教训，给其他情报系统与地下党的组织以更严格的指示”。请中工委告诉杜理卿(许建国)、冯文彬：“利用他们关系追究此案破坏真相，并研究有无营救可能和办法”。对西安第二台请考虑有无办法撤退。同日，又致电康生、李克农：王石坚遇险，凶多吉少，有无其他营救的办法，望告。
　　正和毛泽东一起转战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周恩来，看到合众社的一则电讯以后，就连续发出一系列周到缜密的指示。作为情报部(社会部)副部长并实际上主持部务的李克农，怎么会像王写的那样只是“痛苦和焦虑”而无所作为呢?怎么会连周恩来10月6日“望告”的电报也不答复呢”，这使读者对李克农产生什么样的印象呢?
　　李克农当时采取的措施，事关机密，可能王不得而知。但事隔五十多年，王已当过副部长，撰写文章介绍李克农，文中又特别强调“王石坚情报系统被敌人破坏”的“重大事件”，对自己仍不了解的事，总该查查档案，问问知情的人吧。在解放战争开始时即主管秘密情报(包括“王石坚系统” )指导工作的罗青长，至今健在，记忆清楚，又是王的老上级，为什么不向他请教呢?
　　1996年12月，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了开诚著的《李克农——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一书，该书第四十五章中写了1947年9、10月间“王石坚情报系统”“被国民党特务破坏的重大事件”，其中有这样一段：
　　“这时，李克农率领中情部机关人员住在晋西北临县的一个偏僻的山村刘王沟，知道这一严重事件后，十分痛苦和焦虑，一连十几天，饭吃不下，觉睡不着，心脏也不好了，两只眼睛肿得像桃子，嗓子哑了，几乎说不出话来，像大病一场。”(第441页)
　　王的记述在内容和措词上与上文几乎完全相同，只是增加了“突然见”、“他的老伴兼秘书赵瑛同志讲”以及“后来我才知道”等表示亲见亲闻的字句。但是，开诚在这一段之后，在同一页上，还写了以下的话：
　　“这一严重事件发生后，李克农立即向中央报告情况，同时进行检查，研究对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中央吸取教训。”
　　只有简短的几句话，提供的资料并不多，远不足以说清当时的具体情况，但从中也可略见李克农在这一严重事件发生后，及时采取了措施。而王却连这几句简短的话也不提。介绍李克农光辉业绩的文章，因何出现这样大的漏洞呢?这是笔者提出的质疑之一。
　　质疑之二
　　1991年1月8日《人民日报》头版刊载“本报讯”，正题是《为纪念周恩来同志逝世十五周年》，副题是《本报五版刊登熊向晖同志文章〈周总理的魅力〉》。“本报讯”中称：“本报五版特刊载熊向晖同志写的一篇回忆文章的摘录：《周总理的魅力》。原文题为《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本报《海外版》自1月7日起全文连载”。
　　《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以下简称《地下》)记述了1937年冬，笔者遵照周恩来的布置，到国民党胡宗南部工作，后任他的机要秘书。同笔者联系的中央社会部驻西安人员几经变动，1941年后长期由王石坚联系。1947年胡宗南资送十几名部属赴美国留学，其中包括笔者及王石坚联系的另两名我党地下工作者陈忠经和申健。1949年5月笔者回到北京，先见罗青长。《地下》一文中有一段记述：
　　“罗青长说，进城后，查获敌伪大批档案，找到王石坚被捕经过和全部审讯记录。王石坚没有招供你们三人的真实身份，只说利用你们。李部长已总结了这一事件的教训。”
　　不久，周恩来接见罗青长和笔者，谈到王石坚被捕事。《地下》一文的有关记述是：
　　“王石坚的事，是下面保密局系统的人搞的，蒋介石不会马上知道。从戴笠起，沿下来的郑介民、毛人凤，都同胡宗南有很深的关系，他们唇齿相依。胡宗南一定会压住。王石坚没有供出你们三人的真实身份，那当然好。其实供不供无关重要。……即便王石坚招供，胡宗南也会让保密局保他的驾，……我估计胡宗南心里有数，必然压着顶着，不敢声张，还会否认。对这样的事，我有点准头。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你们都安全。要考虑怎样把王石坚要回来。”
　　当时周恩来考虑，把被囚禁的军统重要分子一、二人遣回台湾，作为交换，要国民党当局把王石坚送回大陆。
　　王的文章说：全国解放后，王石坚系统“被捕人员大部分返回中央社会部，李克农组织了审查委员会，自任主任，组织他们学习并一一进行了审查，作了结论。每份结论都是他审阅签字后报中央组织部审批”。按照“中组部领导同志指示”，对有出卖组织、出卖同志、问题严重的四个人定为叛徒”(定为叛徒的四个人中并无王石坚)。
　　《地下》一文发表后，几位不相识的读者写信给笔者，希望了解王石坚尔后的情况。对此，笔者并无所知。台湾《传记文学》1991年二月号和三月号全文转载了《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该刊编者在《熊向晖一文有关人物简介(二)》注释9中写道：“熊文中一关键人物即王石坚，熊之一切情报均经王传送，其重要性可想而知。王石坚后为当局侦破将之拘捕，王乃投降随国民政府来台，恢复原名赵耀斌，曾任国防部情报局专门委员，并在台结婚，现已病故。”1995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将笔者的几篇文章汇集成书，书名《历史的注脚——回忆毛泽东、周恩来及四老帅》，在该书《地下》一文里，笔者对一些事件和人物作了注释，第41条注释是：“据台湾报刊1991年材料，王石坚‘随同国民政府来台，恢复原名赵耀斌，曾任国防部情报局专门委员，并在台结婚，现已病故。’”笔者认为，“曾任国防部情报局专门委员”，已可说明王石坚到台湾后的政治面目。《炎黄春秋》发表的王的文章写道：王石坚“被捕叛变投敌，去台湾担任了国民党特务组织亚情研究所少将所长，死心塌地，忠心事敌，事后经李克农报告中央也定为叛徒”。笔者阅后甚为惊讶。李克农于1962年逝世，他生前已“报告中央”把王石坚“定为叛徒”，而笔者在1995年出书时对王石坚的注释中却未提这一点，尽管笔者事先毫不知情，但难免被认为是原则性政治性的错误。为此笔者特意询问了原中央调查部部长、长期是李克农主要助手的罗青长，他郑重地告诉笔者：他根本不知道李克农报告中央定王石坚为叛徒。原调查部长期主管机要档案的同志从未见过李克农向中央写的关于定王石坚为叛徒的报告，也从未见过中央关于此事的批件。
　　更使笔者惊讶的是，王的文章还写道：“‘文化大革命’后，曾有个别领导借口保护情报干部，竟公然宣布为王石坚及该案中几个叛徒翻案，此事在党的生活中及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受到严厉的批评。”王未说“个别领导”是谁，但笔者于1973年10月至1982年4月任中央调查部副部长，也有王所说的“个别领导”之嫌。
　　笔者在此着重指出，以下两点，从未听王讲过： 　
　第一点：所谓王石坚“事后经李克农报告中央也定为叛徒。”
　　第二点：所谓“‘文化大革命’后，曾有个别领导借口保护情报干部竟公然宣布为王石坚及该案中几个叛徒翻案，此事在党的生活中及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受到严厉的批评。”
　　这两点都是政治性、原则性的重大问题。鉴于王已在《炎黄春秋》杂志发表文章，将他炮制的这两点公之于世，笔者有权利、有责任公开向王提出质疑：有何根据?是何居心？
　　情报部门的工作具有很大机密性，一般人视之为神秘。“长期在李克农领导下工作的原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王同志写的文章”，题目又是“中共特别工作开创者李克农”，发表在著名的《炎黄春秋》上，自然会引起广泛的注意和很多人的重视。笔者对王的这篇文章提出两项质疑，一项是为了维护李克农的声誉，二项是为王文中所谓的“个别领导”辩诬。同时借此向可能被王误导的读者作些澄清。这是符合《炎黄春秋》“求实存真，秉笔直书今古大事”的办刊宗旨的。

以下是王的回复
炎黄春秋->2000年第4期
                  复熊向晖质疑
                  □王
                  　　拙作《中共特别工作开创者李克农》一文发表后，看到熊向晖对此文的“质疑”，答复如下：
                  　　一、如此“无所作为”
                  　　拙文列举了在王石坚案发生后，李克农陆续采取了如下善后措施：1、要有关同志查清组织破坏的原因和经过；2、寻找脱险同志的下落；3、安排返回解放区的同志们的生活和工作；4、对该案中回到中央社会部的同志组织学习和进行审查；5、对遇难的烈士进行追悼；6、总结经验教训，教育干部。这些虽然还不是他所采取措施的全部，但也是很重要的。熊向晖对此段内容竟视而不见，硬说在我笔下的李克农“无所作为”，“案发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只是痛苦和焦虑”。不顾事实，妄加指责，令人难解。 +Xg]@IS-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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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当解放战争高潮急需情报的时候，重要情报组织被破坏，许多同志被捕，李克农的焦虑和痛苦确是笔者亲眼所见，是情之必至，理所当然。他关怀、爱护干部也是有口皆碑的。熊向晖斥为“牵强附会”，竟滥予嘲笑，蓄意丑化。李克农精明强干、坚决果断，在业务上会采取许多必要的措施，当然是不言而喻的。拙文这段标题写的明明白白，中心是要表现李克农在本案人员的审查和处理上是非分明、界限清楚和高度的原则性。不能在主题之外去广搜旁骛，以自炫博闻，致画蛇添足、离题万里。李克农高风亮节、功勋卓著，在国家安全战线和人民中有崇高的威望，纪念他百年诞辰是很庄重的事情，而熊向晖竟以轻薄之词给予冷嘲热讽，是不严肃的，是对先贤的失敬，对读者的轻慢。 Dh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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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质疑”中提到我的这段文字与开诚所著《李克农——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一书中有关的内容与措辞完全相同一节，在此简单说明一下。我于1989年3月写过一篇关于李克农的回忆录《最可宝贵的因素》，载入《纪念李克农文集》，其中163页谈及此事，拙作再次引用了自己这段叙述。此书于1989年8月出版，早于开诚之书八年零两个月。至于文字相同，是偶合还是开诚参考了本人原作，不得而知，即使有所参考也是正常的，根本用不着大惊小怪。 nzdJ*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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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无批件论”可以休矣 J8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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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王石坚翻案的一些理由中，“无批件论”是熊向晖在“质疑”中的新发明，目的无非是以怀疑李克农对此事的传达来否定王石坚是叛徒的定论，这也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请看一系列的事实。 e Akj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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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王石坚被捕后很快就写了自白书（原件现存在国家安全部档案馆），洋洋万言，把他为  做情报工作的详细经过及他领导的我华北、西北、东北全部情报组织、地下工作人员及领导人、五部地下电台、报务员、译电员、交通员及他所知道的有关地址都全盘托出，互相牵连，导致44名地下情工人员（大部分是  员）被捕入狱，牵连被捕123人。许多人遭严刑拷打，被判徒刑。五烈士谢士炎、丁行之、朱建国、赵良璋、石纯惨遭杀害。王石坚在自白书中承认自己是“背叛国家、危害民族的罪人。愿以万死难赎之身为国家再做贡献”，奴颜婢膝地表示了卖身投靠的愿望。蒋介石对此案评价甚高，认为是搞垮了中共半壁天下，大事犒赏有功人员。王石坚也因有功被送到保密局特种问题研究组工作，后随国民党撤到台湾，担任了敌人特务机关“匪情研究所”少将所长（一说组长）和国防部情报局专门委员，作为反革命特务头子，从事反共特务活动达五十年之久。 ZR~ *Yo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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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王石坚被捕后出卖组织、出卖同志、出卖机密，手上沾满革命同志鲜血，他长期从事反革命特务活动，罪行累累，远远超过“假自首”的范围，中央认定他是个彻底叛变、忠心事敌的叛徒，是一点也不错的。 poqco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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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康生1967年4月28日与周总理、李富春一起在国际关系学院接见中央调查部和学院的群众代表时，谈到熊向晖任胡宗南的秘书一事，说：“那时候有一个人（指王石坚）被捕了，叛变了，隐约地讲了他（指熊）是  。反胡宗南的一派攻击胡宗南手下有  ，胡宗南说他们不是  ，胡宗南自己花钱把他们送到美国去了（记录稿现存国家安全部档案馆）。”康生很清楚地讲王石坚被捕叛变了。康生当时是政治局委员，这话是有根据的，特别是周总理在场，而且也肯定了当时康生的讲话。这也有力地证明了李克农1956年传达的中央认定王石坚是叛徒一事是绝对真实的。 .Y8z3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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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周总理曾考虑用国民党特务沈醉把他换回来，但经过有关渠道联系，并未换成。原因是在联系中，从对方得到准确的反馈信息，王已经彻底叛变，忠心事敌，将我方最重要的机密都告诉了敌人。中央已认定王石坚是叛徒，不要再做其他考虑了。与会同志均表同意。此事的内在联系、前因后果、来龙去脉都清清楚楚。可以看出李克农的传达和中央对王的定性都是势所必行、行所必至，是此事发展过程的必然结果。根据大量事实，中央确认王石坚彻底叛变，忠心事敌不过是一言可定、顺理成章之事，铁案如山。认为中央为王石坚定性一定得有“书面报告”和正式“批件”，是幼稚可笑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顾顺章、叶青等人之所以被认为是大叛徒，都是他们背叛革命的丑恶实践所决定的，而不是靠什么人的“书面报告”和中央“批件”所决定的。李克农当时常传达中央领导的一些重要指示和决定事项，如果都要求必须有“批件”才相信和服从，有些工作将陷于瘫痪和寸步难行。这是最普通的常识问题，老同志怎么能不懂呢？所谓“无批件论”是完全不能成立的。熊向晖讲，中央对王石坚的认定竟与自己《地下》一文中对王的注释有所不同。这又何必惊讶，把注释改过来就是了。 ;TA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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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口吐不实之辞 (p2jigP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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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熊在“质疑”中说：1998年11月原调查部领导讨论调查部历史时，王*2发言中并未谈及李克农传达王石坚叛变投敌、中央认定他是叛徒及个别领导为叛徒翻案的事。事实与此恰恰相反。我在11月23日下午发言，专门谈了这两个问题，与会的十五、六位同志都听到了。录音带保存完好。 vZ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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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质疑中引用熊《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一文说，“1949年5月笔者回京，先见罗青长，罗青长说：‘进城后查获大批敌伪档案，找到王石坚被捕经过和全部审讯记录，王没有招供你们三人的真实身份，只说利用你们。’”1949年本人在中央社会部工作，据我确知，该年5月我部并未查获与王案有关的大批敌伪档案。与此案有关的大批敌伪档案是1950年下半年之后才从南京查到的（这些档案现存国家安全部档案馆）。因工作关系，几百份案卷我全部查阅过，其中根本没有敌人对王石坚的全部审讯记录。所以1949年5月罗青长接见熊向晖时绝对不可能讲上述的话。所谓“王石坚没有招供你们三人的真实身份”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王石坚刚被捕时写的自白书中五处提到熊向晖，十七处提到陈忠经，详述了与他们的来往及掩护关系的情况。虽还未提及情报关系，但在军统特务行动处长叶翔之的连夜突击审讯之下，很快便供出了熊向晖等人的真实身份。前引康生在国际关系学院的讲话中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另查原国民党特务沈醉所著《军统内幕》（文史资料出版社）208页、《我的特务生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我所知道的戴笠》（群众出版社），李海生、完颜绍元著《军统巨枭毛人凤》（上海人民出版社），四书有关章节中使用了一些比较可靠的第一手材料，都详实而生动地记载了叶翔之很快突破王石坚及王如实招供熊向晖等真实身份的经过。因篇幅关系不能详引，但几本书所述相同，与康生所讲情况吻合。完全证明了熊向晖所写王石坚未供认熊等真实身份之说也是不真实的。 wHSas[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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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熊在“质疑”中肯定地说：“原中央调查部的领导都不曾为王石坚及几个叛徒翻案，或为此而受到严厉的批评。”口气十分武断，可惜事实并非如此。1983年9月22日上午，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王石坚案被捕人员落实政策问题，原中央调查部的个别领导在会上提出王石坚不是叛徒，强调该案被破坏组织上有责任。因胡耀邦有事，会由赵紫阳主持。王鹤寿讲：“王石坚是不能翻案的，这个人个人主义很严重。”赵紫阳也说：“这个案子组织有责任，那不能作为理由，不要造成有功就没有过了。”王鹤寿还说：“不要一风吹。”我认为这些话是对王石坚翻案的意见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在书记处的会议上，明确王石坚的叛徒问题不能翻案，也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中央对王石坚是叛徒一事是已经定了案的，否则“王石坚不能翻案”又从何谈起呢？与会的王鹤寿、陈野萍现已辞世，赵紫阳及做记录的张韬仍然健在，可以做证。 1}A1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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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年4月14日原中央调查部的个别领导在黄山有24个省市代表参加的情侦人员落实政策大会讲话中说：“现在我提出王石坚的案子……，王1940年6月到西安负责领导情报工作……，1947年9月由于各种原因，包括领导的原因，秘台破坏。王被捕后写了自白书，后我们得到了。但他保护了打入胡宗南内部的几个同志，保护了最大的机密。我认为此人功劳很大，工作一再得到毛主席的嘉奖。中央讨论王石坚案时我提出这个问题，有同志不同意。我和郑伯克同志交换意见后，认为这个案子应该翻。王功大于过，应予平反。"（上见国家安全部《情报史研究》1994年第一期） *_ 2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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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两项极重要档案材料白纸黑字，赫然存在国家安全部档案馆。清清楚楚证明了确实有个别领导一再要为王石坚翻案，而且受到了批评。显而易见熊向晖断定“无人为王石坚翻案”之说竟然全是不实之辞。 $"z|^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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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向晖既然要对王石坚问题发表议论，档案馆近在咫尺，普通知情者也大有人在，为什么只热衷于请教职务高的老上级而不肯眼睛向下，迈开两脚，做些老老实实的调查了解呢？ Byx8`C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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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辩诬”和“诬辩” :x*|?z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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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疑”认为拙文所说中央将王石坚定为叛徒及个别领导为叛徒翻案，“是重大政治原则问题”，是“诬”了领导，“国家安全部现领导一定会严肃处理。”看罢毛骨悚然。在肃杀的寒气中，忽然记起熊向晖的一段发言。也是在1998年11月23日上午的座谈会上，熊批评某位领导说：“我认为××同志对有的问题过了点，譬如王石坚的问题，1993年开国家安全会议时，住在京西宾馆，找我和陈忠经谈要为王石坚平反的意思。他有功，1947年，他在西安有三栋房子，我住在他院子里，王被捕后敌人搜查，把我存在他哪里的惟一的皮大衣、绥靖公署的信封信纸和桌上我的许多照片都搜去了。他供不供是明摆着的事……，总理的判断是对的，他供出来胡宗南也要压下的。他到台湾后的情况你并不了解呀。”（以上见熊向晖的发言录音带，现存国家安全部情史研究处）这里熊本人也批评了某领导不该为王石坚翻案，而且他的发言在我发言之前。 %SW"{Gn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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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还声称要为领导“辩诬”，精神可嘉，一片对领导关爱之情跃然纸上。但请不要忘记了中国一条古训，“君子爱人以德”，这个“德”一是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二是坚持原则坚持党性，不然有变成无原则奉承的危险，爱之反足以害之，有失[s:14]  [s:14]员的清誉。正直的领导也是不会接受的。这样去“辩诬”，难免画虎不成，反成“诬辩”，结果越帮越忙、越辩越污。岂不可悲。 fA HK<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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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仅此而已 6#egy|("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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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气节教育是我党的一贯传统。江泽民主席在十四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强调：“我们党员干部要带头发扬浩然正气，保持民族气节。”视死如归、坚贞不屈的高尚革命气节对国家安全工作人员尤其重要。许多情工干部不顾个人安危，奋战在敌人心脏，李克农等龙潭三杰深入虎穴，保卫党中央；李白上海滩英勇赴死；谢士炎等五烈士血洒雨花台；都是安全战线的千古楷模。那些无耻叛徒是反面教员。要世世代代教育安全情报干部树立坚定的革命人生观，保持高尚的革命气节，这才是安全战线在政治上的钢铁长城。作为领导干部，必须是非清楚、爱憎分明，对一切有功的同志要十分尊重爱戴；对彻底叛变、忠心事敌的叛徒，尽管过去有的有功，也绝不能情丝缠绵、眷恋不舍，甚至去为他们翻案。否则弄得是非混淆、好坏不分，只能起到瓦解斗志、自毁长城的作用。因此在拙文中除怀念李克农的丰功伟绩外，特别强调了他坚持原则、是非分明、崇尚革命气节的精神。同时也希望偏离党的原则的同志有所改正。“质疑”中追查拙文“是何居心”，谨答曰：有帮助同志之忱，无阿谀讨好之用意；光明正大、坚持真理、扶正祛邪，仅此而已，岂有他哉！！ +8td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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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12月 'Xl[ y炎黄春秋->2000年第3期
对《中共特别工作开创者　李克农》一文质疑
□熊向晖  
　　《炎黄春秋》1999年8月号(总第89期)发表了王撰写的《中共特别工作开创者李克农》。编者在文前加上按语说：“李克农是中共特别工作的开创者之一，今年是他诞辰一百周年。本刊为纪念这位深潜魔窟建奇功的一代英豪，特别发表长期在李克农领导下工作的原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王同志写的文章，以表达我们对这位英雄人物的尊敬之情。”由于《炎黄春秋》刊载的许多文章“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史料价值，在海内外读者中享有很高声誉”，因此，王的这篇文章引起广泛的注意和很多人的重视。
　　笔者曾在李克农同志领导下工作过一个时期，现对王这篇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提出两项质疑。　　质疑之一  
　　王的文章说：“1947年10月情报工作发生过一起多年来未曾有过的重大事件。中央社会部直接领导的一个规模较大、情报工作很重要、涉及华北西北东北地区、有五部地下电台的王石坚情报系统，被敌人破坏，被捕情报干部44人，牵连被捕的达123人。”
　　这确实是“多年来未曾有过的重大事件”。在这一“重大事件”发生时，李克农是如何对待的呢?王是这样写的：
　　“那时中央社会部驻在晋西北临县一个偏僻的山村刘王沟。突然见李克农两只眼睛肿得像桃子，嗓子都哑了，他的老伴兼秘书赵瑛同志讲他饭吃不下，觉睡不着，心脏也不好了，竟有十几天话也说不出来了。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这一情报组织遭到破坏，王石坚及许多干部被捕，过度的痛苦和焦虑，使他像大病一场。”
　　在王的笔下，这一“重大事件”发生时，李克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只是“痛苦和焦虑”，始而“两只眼睛肿得像桃子”，继而“有十几天话也说不出来了”，最后，“像大病一场”。根据这些生理现象，王在文章中竟说：“这件事情使我体会到李克农对情报组织和情报干部关心之深，爱护之切。”这样的推断岂不是明显的牵强附会?
　　为了和王对“这件事情”的描述相对照，现全文抄录《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第751页至752页——1947年10月3日和6日的记载：   
　　10月3日 从合众社一日电得知，陈布雷之女陈琏与其丈夫袁永熙在北平被捕，王冶秋在警察到达前跑脱，致电罗迈、李克农：此案为军统局发动，似牵涉范围甚广，有扩大可能。望克农告王石坚等，不管有无牵连，均速谋善后，严防波及其他两处。陈琏系秘密党员，与学运有关，望罗迈告钱瑛严防牵连上海学运。并请另电冯文彬，注意到解放区受训的学生回去后有无牵连危险，望其慎重处理。
　　10月6日 致电杨尚昆、李克农、罗迈并告中共中央工委及康生：“平沪大捕人，牵连我情报机关。”应“杜绝一切可能牵连的漏洞，立即割断各种横的关系，并研究教训，给其他情报系统与地下党的组织以更严格的指示”。请中工委告诉杜理卿(许建国)、冯文彬：“利用他们关系追究此案破坏真相，并研究有无营救可能和办法”。对西安第二台请考虑有无办法撤退。同日，又致电康生、李克农：王石坚遇险，凶多吉少，有无其他营救的办法，望告。
　　正和毛泽东一起转战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周恩来，看到合众社的一则电讯以后，就连续发出一系列周到缜密的指示。作为情报部(社会部)副部长并实际上主持部务的李克农，怎么会像王写的那样只是“痛苦和焦虑”而无所作为呢?怎么会连周恩来10月6日“望告”的电报也不答复呢”，这使读者对李克农产生什么样的印象呢?
　　李克农当时采取的措施，事关机密，可能王不得而知。但事隔五十多年，王已当过副部长，撰写文章介绍李克农，文中又特别强调“王石坚情报系统被敌人破坏”的“重大事件”，对自己仍不了解的事，总该查查档案，问问知情的人吧。在解放战争开始时即主管秘密情报(包括“王石坚系统” )指导工作的罗青长，至今健在，记忆清楚，又是王的老上级，为什么不向他请教呢?
　　1996年12月，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了开诚著的《李克农——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一书，该书第四十五章中写了1947年9、10月间“王石坚情报系统”“被国民党特务破坏的重大事件”，其中有这样一段：
　　“这时，李克农率领中情部机关人员住在晋西北临县的一个偏僻的山村刘王沟，知道这一严重事件后，十分痛苦和焦虑，一连十几天，饭吃不下，觉睡不着，心脏也不好了，两只眼睛肿得像桃子，嗓子哑了，几乎说不出话来，像大病一场。”(第441页)
　　王的记述在内容和措词上与上文几乎完全相同，只是增加了“突然见”、“他的老伴兼秘书赵瑛同志讲”以及“后来我才知道”等表示亲见亲闻的字句。但是，开诚在这一段之后，在同一页上，还写了以下的话：
　　“这一严重事件发生后，李克农立即向中央报告情况，同时进行检查，研究对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中央吸取教训。”
　　只有简短的几句话，提供的资料并不多，远不足以说清当时的具体情况，但从中也可略见李克农在这一严重事件发生后，及时采取了措施。而王却连这几句简短的话也不提。介绍李克农光辉业绩的文章，因何出现这样大的漏洞呢?这是笔者提出的质疑之一。
　　质疑之二
　　1991年1月8日《人民日报》头版刊载“本报讯”，正题是《为纪念周恩来同志逝世十五周年》，副题是《本报五版刊登熊向晖同志文章〈周总理的魅力〉》。“本报讯”中称：“本报五版特刊载熊向晖同志写的一篇回忆文章的摘录：《周总理的魅力》。原文题为《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本报《海外版》自1月7日起全文连载”。
　　《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以下简称《地下》)记述了1937年冬，笔者遵照周恩来的布置，到国民党胡宗南部工作，后任他的机要秘书。同笔者联系的中央社会部驻西安人员几经变动，1941年后长期由王石坚联系。1947年胡宗南资送十几名部属赴美国留学，其中包括笔者及王石坚联系的另两名我党地下工作者陈忠经和申健。1949年5月笔者回到北京，先见罗青长。《地下》一文中有一段记述：
　　“罗青长说，进城后，查获敌伪大批档案，找到王石坚被捕经过和全部审讯记录。王石坚没有招供你们三人的真实身份，只说利用你们。李部长已总结了这一事件的教训。”
　　不久，周恩来接见罗青长和笔者，谈到王石坚被捕事。《地下》一文的有关记述是：
　　“王石坚的事，是下面保密局系统的人搞的，蒋介石不会马上知道。从戴笠起，沿下来的郑介民、毛人凤，都同胡宗南有很深的关系，他们唇齿相依。胡宗南一定会压住。王石坚没有供出你们三人的真实身份，那当然好。其实供不供无关重要。……即便王石坚招供，胡宗南也会让保密局保他的驾，……我估计胡宗南心里有数，必然压着顶着，不敢声张，还会否认。对这样的事，我有点准头。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你们都安全。要考虑怎样把王石坚要回来。”
　　当时周恩来考虑，把被囚禁的军统重要分子一、二人遣回台湾，作为交换，要国民党当局把王石坚送回大陆。
　　王的文章说：全国解放后，王石坚系统“被捕人员大部分返回中央社会部，李克农组织了审查委员会，自任主任，组织他们学习并一一进行了审查，作了结论。每份结论都是他审阅签字后报中央组织部审批”。按照“中组部领导同志指示”，对有出卖组织、出卖同志、问题严重的四个人定为叛徒”(定为叛徒的四个人中并无王石坚)。
　　《地下》一文发表后，几位不相识的读者写信给笔者，希望了解王石坚尔后的情况。对此，笔者并无所知。台湾《传记文学》1991年二月号和三月号全文转载了《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该刊编者在《熊向晖一文有关人物简介(二)》注释9中写道：“熊文中一关键人物即王石坚，熊之一切情报均经王传送，其重要性可想而知。王石坚后为当局侦破将之拘捕，王乃投降随国民政府来台，恢复原名赵耀斌，曾任国防部情报局专门委员，并在台结婚，现已病故。”1995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将笔者的几篇文章汇集成书，书名《历史的注脚——回忆毛泽东、周恩来及四老帅》，在该书《地下》一文里，笔者对一些事件和人物作了注释，第41条注释是：“据台湾报刊1991年材料，王石坚‘随同国民政府来台，恢复原名赵耀斌，曾任国防部情报局专门委员，并在台结婚，现已病故。’”笔者认为，“曾任国防部情报局专门委员”，已可说明王石坚到台湾后的政治面目。《炎黄春秋》发表的王的文章写道：王石坚“被捕叛变投敌，去台湾担任了国民党特务组织亚情研究所少将所长，死心塌地，忠心事敌，事后经李克农报告中央也定为叛徒”。笔者阅后甚为惊讶。李克农于1962年逝世，他生前已“报告中央”把王石坚“定为叛徒”，而笔者在1995年出书时对王石坚的注释中却未提这一点，尽管笔者事先毫不知情，但难免被认为是原则性政治性的错误。为此笔者特意询问了原中央调查部部长、长期是李克农主要助手的罗青长，他郑重地告诉笔者：他根本不知道李克农报告中央定王石坚为叛徒。原调查部长期主管机要档案的同志从未见过李克农向中央写的关于定王石坚为叛徒的报告，也从未见过中央关于此事的批件。
　　更使笔者惊讶的是，王的文章还写道：“‘文化大革命’后，曾有个别领导借口保护情报干部，竟公然宣布为王石坚及该案中几个叛徒翻案，此事在党的生活中及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受到严厉的批评。”王未说“个别领导”是谁，但笔者于1973年10月至1982年4月任中央调查部副部长，也有王所说的“个别领导”之嫌。
　　笔者在此着重指出，以下两点，从未听王讲过： 　
　第一点：所谓王石坚“事后经李克农报告中央也定为叛徒。”
　　第二点：所谓“‘文化大革命’后，曾有个别领导借口保护情报干部竟公然宣布为王石坚及该案中几个叛徒翻案，此事在党的生活中及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受到严厉的批评。”
　　这两点都是政治性、原则性的重大问题。鉴于王已在《炎黄春秋》杂志发表文章，将他炮制的这两点公之于世，笔者有权利、有责任公开向王提出质疑：有何根据?是何居心？
　　情报部门的工作具有很大机密性，一般人视之为神秘。“长期在李克农领导下工作的原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王同志写的文章”，题目又是“中共特别工作开创者李克农”，发表在著名的《炎黄春秋》上，自然会引起广泛的注意和很多人的重视。笔者对王的这篇文章提出两项质疑，一项是为了维护李克农的声誉，二项是为王文中所谓的“个别领导”辩诬。同时借此向可能被王误导的读者作些澄清。这是符合《炎黄春秋》“求实存真，秉笔直书今古大事”的办刊宗旨的。

以下是王的回复
炎黄春秋->2000年第4期
                  复熊向晖质疑
                  □王
                  　　拙作《中共特别工作开创者李克农》一文发表后，看到熊向晖对此文的“质疑”，答复如下：
                  　　一、如此“无所作为”
                  　　拙文列举了在王石坚案发生后，李克农陆续采取了如下善后措施：1、要有关同志查清组织破坏的原因和经过；2、寻找脱险同志的下落；3、安排返回解放区的同志们的生活和工作；4、对该案中回到中央社会部的同志组织学习和进行审查；5、对遇难的烈士进行追悼；6、总结经验教训，教育干部。这些虽然还不是他所采取措施的全部，但也是很重要的。熊向晖对此段内容竟视而不见，硬说在我笔下的李克农“无所作为”，“案发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只是痛苦和焦虑”。不顾事实，妄加指责，令人难解。 +Xg]@IS-eg  
A\jX#gg  
                  　　正当解放战争高潮急需情报的时候，重要情报组织被破坏，许多同志被捕，李克农的焦虑和痛苦确是笔者亲眼所见，是情之必至，理所当然。他关怀、爱护干部也是有口皆碑的。熊向晖斥为“牵强附会”，竟滥予嘲笑，蓄意丑化。李克农精明强干、坚决果断，在业务上会采取许多必要的措施，当然是不言而喻的。拙文这段标题写的明明白白，中心是要表现李克农在本案人员的审查和处理上是非分明、界限清楚和高度的原则性。不能在主题之外去广搜旁骛，以自炫博闻，致画蛇添足、离题万里。李克农高风亮节、功勋卓著，在国家安全战线和人民中有崇高的威望，纪念他百年诞辰是很庄重的事情，而熊向晖竟以轻薄之词给予冷嘲热讽，是不严肃的，是对先贤的失敬，对读者的轻慢。 Dh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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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质疑”中提到我的这段文字与开诚所著《李克农——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一书中有关的内容与措辞完全相同一节，在此简单说明一下。我于1989年3月写过一篇关于李克农的回忆录《最可宝贵的因素》，载入《纪念李克农文集》，其中163页谈及此事，拙作再次引用了自己这段叙述。此书于1989年8月出版，早于开诚之书八年零两个月。至于文字相同，是偶合还是开诚参考了本人原作，不得而知，即使有所参考也是正常的，根本用不着大惊小怪。 nzdJ*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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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无批件论”可以休矣 J8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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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王石坚翻案的一些理由中，“无批件论”是熊向晖在“质疑”中的新发明，目的无非是以怀疑李克农对此事的传达来否定王石坚是叛徒的定论，这也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请看一系列的事实。 e Akj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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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王石坚被捕后很快就写了自白书（原件现存在国家安全部档案馆），洋洋万言，把他为  做情报工作的详细经过及他领导的我华北、西北、东北全部情报组织、地下工作人员及领导人、五部地下电台、报务员、译电员、交通员及他所知道的有关地址都全盘托出，互相牵连，导致44名地下情工人员（大部分是  员）被捕入狱，牵连被捕123人。许多人遭严刑拷打，被判徒刑。五烈士谢士炎、丁行之、朱建国、赵良璋、石纯惨遭杀害。王石坚在自白书中承认自己是“背叛国家、危害民族的罪人。愿以万死难赎之身为国家再做贡献”，奴颜婢膝地表示了卖身投靠的愿望。蒋介石对此案评价甚高，认为是搞垮了中共半壁天下，大事犒赏有功人员。王石坚也因有功被送到保密局特种问题研究组工作，后随国民党撤到台湾，担任了敌人特务机关“匪情研究所”少将所长（一说组长）和国防部情报局专门委员，作为反革命特务头子，从事反共特务活动达五十年之久。 ZR~ *Yo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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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王石坚被捕后出卖组织、出卖同志、出卖机密，手上沾满革命同志鲜血，他长期从事反革命特务活动，罪行累累，远远超过“假自首”的范围，中央认定他是个彻底叛变、忠心事敌的叛徒，是一点也不错的。 poqco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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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康生1967年4月28日与周总理、李富春一起在国际关系学院接见中央调查部和学院的群众代表时，谈到熊向晖任胡宗南的秘书一事，说：“那时候有一个人（指王石坚）被捕了，叛变了，隐约地讲了他（指熊）是  。反胡宗南的一派攻击胡宗南手下有  ，胡宗南说他们不是  ，胡宗南自己花钱把他们送到美国去了（记录稿现存国家安全部档案馆）。”康生很清楚地讲王石坚被捕叛变了。康生当时是政治局委员，这话是有根据的，特别是周总理在场，而且也肯定了当时康生的讲话。这也有力地证明了李克农1956年传达的中央认定王石坚是叛徒一事是绝对真实的。 .Y8z3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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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周总理曾考虑用国民党特务沈醉把他换回来，但经过有关渠道联系，并未换成。原因是在联系中，从对方得到准确的反馈信息，王已经彻底叛变，忠心事敌，将我方最重要的机密都告诉了敌人。中央已认定王石坚是叛徒，不要再做其他考虑了。与会同志均表同意。此事的内在联系、前因后果、来龙去脉都清清楚楚。可以看出李克农的传达和中央对王的定性都是势所必行、行所必至，是此事发展过程的必然结果。根据大量事实，中央确认王石坚彻底叛变，忠心事敌不过是一言可定、顺理成章之事，铁案如山。认为中央为王石坚定性一定得有“书面报告”和正式“批件”，是幼稚可笑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顾顺章、叶青等人之所以被认为是大叛徒，都是他们背叛革命的丑恶实践所决定的，而不是靠什么人的“书面报告”和中央“批件”所决定的。李克农当时常传达中央领导的一些重要指示和决定事项，如果都要求必须有“批件”才相信和服从，有些工作将陷于瘫痪和寸步难行。这是最普通的常识问题，老同志怎么能不懂呢？所谓“无批件论”是完全不能成立的。熊向晖讲，中央对王石坚的认定竟与自己《地下》一文中对王的注释有所不同。这又何必惊讶，把注释改过来就是了。 ;TA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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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口吐不实之辞 (p2jigP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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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熊在“质疑”中说：1998年11月原调查部领导讨论调查部历史时，王*2发言中并未谈及李克农传达王石坚叛变投敌、中央认定他是叛徒及个别领导为叛徒翻案的事。事实与此恰恰相反。我在11月23日下午发言，专门谈了这两个问题，与会的十五、六位同志都听到了。录音带保存完好。 vZ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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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质疑中引用熊《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一文说，“1949年5月笔者回京，先见罗青长，罗青长说：‘进城后查获大批敌伪档案，找到王石坚被捕经过和全部审讯记录，王没有招供你们三人的真实身份，只说利用你们。’”1949年本人在中央社会部工作，据我确知，该年5月我部并未查获与王案有关的大批敌伪档案。与此案有关的大批敌伪档案是1950年下半年之后才从南京查到的（这些档案现存国家安全部档案馆）。因工作关系，几百份案卷我全部查阅过，其中根本没有敌人对王石坚的全部审讯记录。所以1949年5月罗青长接见熊向晖时绝对不可能讲上述的话。所谓“王石坚没有招供你们三人的真实身份”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王石坚刚被捕时写的自白书中五处提到熊向晖，十七处提到陈忠经，详述了与他们的来往及掩护关系的情况。虽还未提及情报关系，但在军统特务行动处长叶翔之的连夜突击审讯之下，很快便供出了熊向晖等人的真实身份。前引康生在国际关系学院的讲话中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另查原国民党特务沈醉所著《军统内幕》（文史资料出版社）208页、《我的特务生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我所知道的戴笠》（群众出版社），李海生、完颜绍元著《军统巨枭毛人凤》（上海人民出版社），四书有关章节中使用了一些比较可靠的第一手材料，都详实而生动地记载了叶翔之很快突破王石坚及王如实招供熊向晖等真实身份的经过。因篇幅关系不能详引，但几本书所述相同，与康生所讲情况吻合。完全证明了熊向晖所写王石坚未供认熊等真实身份之说也是不真实的。 wHSas[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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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熊在“质疑”中肯定地说：“原中央调查部的领导都不曾为王石坚及几个叛徒翻案，或为此而受到严厉的批评。”口气十分武断，可惜事实并非如此。1983年9月22日上午，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王石坚案被捕人员落实政策问题，原中央调查部的个别领导在会上提出王石坚不是叛徒，强调该案被破坏组织上有责任。因胡耀邦有事，会由赵紫阳主持。王鹤寿讲：“王石坚是不能翻案的，这个人个人主义很严重。”赵紫阳也说：“这个案子组织有责任，那不能作为理由，不要造成有功就没有过了。”王鹤寿还说：“不要一风吹。”我认为这些话是对王石坚翻案的意见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在书记处的会议上，明确王石坚的叛徒问题不能翻案，也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中央对王石坚是叛徒一事是已经定了案的，否则“王石坚不能翻案”又从何谈起呢？与会的王鹤寿、陈野萍现已辞世，赵紫阳及做记录的张韬仍然健在，可以做证。 1}A1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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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年4月14日原中央调查部的个别领导在黄山有24个省市代表参加的情侦人员落实政策大会讲话中说：“现在我提出王石坚的案子……，王1940年6月到西安负责领导情报工作……，1947年9月由于各种原因，包括领导的原因，秘台破坏。王被捕后写了自白书，后我们得到了。但他保护了打入胡宗南内部的几个同志，保护了最大的机密。我认为此人功劳很大，工作一再得到毛主席的嘉奖。中央讨论王石坚案时我提出这个问题，有同志不同意。我和郑伯克同志交换意见后，认为这个案子应该翻。王功大于过，应予平反。"（上见国家安全部《情报史研究》1994年第一期） *_ 2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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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两项极重要档案材料白纸黑字，赫然存在国家安全部档案馆。清清楚楚证明了确实有个别领导一再要为王石坚翻案，而且受到了批评。显而易见熊向晖断定“无人为王石坚翻案”之说竟然全是不实之辞。 $"z|^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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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向晖既然要对王石坚问题发表议论，档案馆近在咫尺，普通知情者也大有人在，为什么只热衷于请教职务高的老上级而不肯眼睛向下，迈开两脚，做些老老实实的调查了解呢？ Byx8`C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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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辩诬”和“诬辩” :x*|?z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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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疑”认为拙文所说中央将王石坚定为叛徒及个别领导为叛徒翻案，“是重大政治原则问题”，是“诬”了领导，“国家安全部现领导一定会严肃处理。”看罢毛骨悚然。在肃杀的寒气中，忽然记起熊向晖的一段发言。也是在1998年11月23日上午的座谈会上，熊批评某位领导说：“我认为××同志对有的问题过了点，譬如王石坚的问题，1993年开国家安全会议时，住在京西宾馆，找我和陈忠经谈要为王石坚平反的意思。他有功，1947年，他在西安有三栋房子，我住在他院子里，王被捕后敌人搜查，把我存在他哪里的惟一的皮大衣、绥靖公署的信封信纸和桌上我的许多照片都搜去了。他供不供是明摆着的事……，总理的判断是对的，他供出来胡宗南也要压下的。他到台湾后的情况你并不了解呀。”（以上见熊向晖的发言录音带，现存国家安全部情史研究处）这里熊本人也批评了某领导不该为王石坚翻案，而且他的发言在我发言之前。 %SW"{GnO ^  
][b_l(r$?  
                  　　熊还声称要为领导“辩诬”，精神可嘉，一片对领导关爱之情跃然纸上。但请不要忘记了中国一条古训，“君子爱人以德”，这个“德”一是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二是坚持原则坚持党性，不然有变成无原则奉承的危险，爱之反足以害之，有失[s:14]  [s:14]员的清誉。正直的领导也是不会接受的。这样去“辩诬”，难免画虎不成，反成“诬辩”，结果越帮越忙、越辩越污。岂不可悲。 fA HK<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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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仅此而已 6#egy|("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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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气节教育是我党的一贯传统。江泽民主席在十四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强调：“我们党员干部要带头发扬浩然正气，保持民族气节。”视死如归、坚贞不屈的高尚革命气节对国家安全工作人员尤其重要。许多情工干部不顾个人安危，奋战在敌人心脏，李克农等龙潭三杰深入虎穴，保卫党中央；李白上海滩英勇赴死；谢士炎等五烈士血洒雨花台；都是安全战线的千古楷模。那些无耻叛徒是反面教员。要世世代代教育安全情报干部树立坚定的革命人生观，保持高尚的革命气节，这才是安全战线在政治上的钢铁长城。作为领导干部，必须是非清楚、爱憎分明，对一切有功的同志要十分尊重爱戴；对彻底叛变、忠心事敌的叛徒，尽管过去有的有功，也绝不能情丝缠绵、眷恋不舍，甚至去为他们翻案。否则弄得是非混淆、好坏不分，只能起到瓦解斗志、自毁长城的作用。因此在拙文中除怀念李克农的丰功伟绩外，特别强调了他坚持原则、是非分明、崇尚革命气节的精神。同时也希望偏离党的原则的同志有所改正。“质疑”中追查拙文“是何居心”，谨答曰：有帮助同志之忱，无阿谀讨好之用意；光明正大、坚持真理、扶正祛邪，仅此而已，岂有他哉！！ +8td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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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12月 'Xl[ 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