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南 徐焰 两位将军的文章 （标题够长了吧。。。） ...

收有此书，好像是8块一本，不错的

怎么没多少同好回应呢？:Q 是不是可以，是不是感兴趣，你们都给我个回话，我好做决定啊[:a5:]

支持 有好文章当然好

没看过，发些片段

当然支持了，LZ快发吧

更正一下，《世界军事》抗战60周年增刊里共有李钢林先生四篇文章，不是我昨天说的只有一篇，特此致歉！同好们如果支持，就请大家再耐心等两天，到时候如果没有什么不同意见，我一定转载！

日本法西斯发展溯源
                                                                          作者：金一南        编辑：岳正

    说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世人皆知，那是一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战争。中国的抗日战争则是那场犯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然而，二战前的日本，是怎样走上法西斯道路的呢？知道的人恐怕并不太多。。。

                                                  一言难尽的一衣带水

    若说中国与哪一个国家的关系最难说清的话，恐怕就是日本。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向中国这样，给日本人以如此巨大的影响。从汉字到为期，从《论语》到《法华经》，日本人几乎一成不变地从中国学去了这些文化精髓。
    历史上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向日本这样，给中国国人如此巨大的伤害！
    自甲午战争始，哪一次针对中国的战争，都少不了日本；哪一个帝国主义杀人，都不想日本人那样在南京屠城。
    中日两国，说不清的关系说不清的恩怨皆用这四个字带过：一衣带水。
    因为一衣带水，联系方便，影响也方便；因为一衣带水，掠夺方便，侵略也方便。
    日本原本也是被侵略者，而且对被侵略、被掠夺一直比中国有着更多的担心。1837年，幕府统治者德川齐昭发出预言：日本将是西方攻击的第一个目标。中国太大，朝鲜和琉球又太小，对大不列颠的炮舰来说，日本恰好不大不小。他比中国的道光皇帝先预感到危机。
    3年后，危机来了。首先来到的却是躺在床上抽鸦片的中国。
    即使如此，鸦片战争的冲击对日本也极大。许多人以鸦片战争为题著书立说，论述西方对东方的野心，慨叹清政府的失败，警告德川幕府如果不速筹对策，必重蹈中国覆辙。
    诗人山田芳古特赋诗一首：
                  勿峙内洋多礁砂，支那倾覆是前车。浙江一带惟流水，巨舰泝来欧罗巴。
    日本还在不断地向中国学习。这回学到的是危机。
    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社会，也是一个凝固、停滞的社会。1864年，东京大学前身“开成所”的教授杉亨二，读到世界史法国大革命章节，也不禁惊呼：“人类社会之变动竟有如此之剧烈耶？余为之落胆也！”
    可见社会的停滞已经给人们的思想意识带来了何等深刻的影响。
    使日本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是中国的魏源。
    林则徐交待魏源写得《海国图志》《圣武记》《瀛环志略》，在中国没有引起太大反响，传到日本后却引起强烈震动。这是日本统治者和知识界首先接触到的西学知识。魏源在日本的知名度，远远超过中国。
    合上魏源的书本睁开眼睛看世界之时，对岸正火焰熊熊--大清王朝的圆明园被英法联句付之一炬。
    于是魏源成为日本从一衣带水的对岸接受的最后一位思想界人物。此后它便转向了西方。于是就有了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翻译过来的思想却渊源流向中国。

                                                  从日本传来的马克思主义

    1960年6月21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上海接见以野间宏为团长的日本文化代表团。毛泽东说了这样一句话：“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日本比中国早，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是从日本的到手的，是从日本的书上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毛泽东说出了一个实情。十月革命炮响之前，马克思主义已经从日本传入中国。
    1906年1月，同盟会党人朱执信在东京出版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摘要翻译了《共产到宣言》。马克思、恩格斯的著名论断“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被朱执信译为：“自草昧混沌而降，之余吾今有生，所谓史者，何非阶级争夺之陈迹乎”。这是最早介绍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朱执信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从日本版转译的，这一转移意义重大，“共产党”一词在中国第一次出现。于是，一个无数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名词，通过朱执信那支不经意的笔在中国大地上产生。
    日本比中国早36年知道了马克思主义。1870年，明治维新时代启蒙思想家加藤弘治，就把这一学说介绍到日本。介绍的目的不是为了学习，而是为了批判。当时“共产主义的幽灵”已在欧洲徘徊。由于害怕这个幽灵也徘徊到日本，明治政府允许这一学说作为反面教材出现。
    1882年，被称为“东方卢梭”的中江兆民介绍了空想社会主义、拉萨尔主义、马克思主义；1893年草鹿丁卯次郎写的《马克思与拉萨尔》；1903年片山潜写的《我的社会主义》；1903年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1904年幸德秋水和界利彦合译《共产党宣言》、安部矶雄翻译出版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907年界利彦等翻译的《社会主义纲要》等，马克思主义在日本获得广泛传播。
    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这些最新的理论便被同盟会会员们一批一批翻译到中国。他们把这些新思想介绍到中国，确实在长期沉寂黑暗的中国思想界，擦着了几分光亮。通过他们的介绍，大量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术语由日本传到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党”“共产主义”“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辩证法”“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等等词汇，都是从日本传过来的。大革命时期响彻中国的“劳工神圣”和“团结就是力量”等口号，也是日本革命者片山潜、高野房太郎等人，1897年从美国带回来的。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曾是日本文明的发源处；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却成为东方进步思想学说的集散地。毛泽东说，从洪秀全到孙中山，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西方离中国毕竟太远，一衣带水的日本却很近。于是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中国人，便如周恩来所说：“大江歌罢棹头东，邃觅群科济世穷”；东渡日本学习新思想。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都是留日学生；后来彭湃、王若飞、周恩来、杨匏安、杨闇公、董必武等也先后留日。
    毛泽东没有留日。但1910年秋，毛泽东决定外出求学时，抄写了西乡隆盛的一首诗，悄悄夹在账簿里留给父亲：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原诗被改了两处：“孩儿”在原诗中是“男儿”；“誓不还”在原诗中是“死不还”。两处改动，可看出毛泽东当时细腻的心境。
    西乡隆盛与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被称为“维新三杰”。“维新三杰”推动的“明治维新”运动，不但使日本避免了沦为欧洲殖民地，而且使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近代化发展道路的国家，三人也由此成为名贯东亚的著名人物。
    但对中国共产党人影响最大的，还不是大久保利通和西乡隆盛这样的日本政客，而是如经济学家、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这样的日本学者。
    共产党人中最早宣传马列主义的李大钊，1913年至1916年在早稻田大学留学时期，就爱读河上肇的著作，通过河上肇的著作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
    周恩来在日本留学期间，看到的第一本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理论著作，就是河上肇的《贫乏物语》。为师从河上先生，周恩来特地提出入学申请，想选修京都帝大经济系课程，未成。又去京都在南开同学吴瀚涛处住了一段，想见河上，仍未成。后来归国，箱子里的重要物件就是河上肇的书。
    郭沫若后来翻译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时，给朋友成仿吾写道：“这本书的翻译，使我的一生来了一个转折。把我从半睡眠状态下唤醒的是它，把我从歧路的彷徨中拉出来的是它，把我从死亡的阴影中拯救出来的是它。”
    至今在韶山毛泽东纪念馆里，还陈列着毛泽东早年阅读过的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河上肇翻译的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
    然而向中国人提供了先进思想武器的日本，却没有走上如中国一样的革命道路。它走上的是一条相反的路：法西斯道路。

                                                  北一辉：日本法西斯理论的鼻祖

    看到马克思日复一日地出入大英图书馆，李大钊本人就是图书馆主任，毛泽东也曾在图书馆工作，有人便说：革命起于图书馆。
    还有另一现象：法西斯也起于图书馆。
    1904年日俄战争正酣之际，一个21岁的日本青年，天天来到东京上野的帝国图书馆，殚精竭虑地苦读。两年后， 他的重要著作《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写成，自费出版。他就是日本法西斯理论之鼻祖北一辉。
    法西斯主要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说法，是最省事的说法。它不用解释如下现实：为什么法西斯的兴起，最初总源于社会下层、且能将这一阶层的支持保持到最后灭亡。
    北一辉在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中说，日本必须通过“土地和生产机构的公有及其公共经营”，来实现“共产制度”或“社会的共产制”，这项任务的实现者是“下层阶级”，其本意是通过天皇的“协治”来完成“社会主义大革命”。但他倾注心血之作吓坏了内阁，虽然自费出版，也被政府禁止发行。
    此时的北一辉崇尚民权革命，还不是法西斯主义者。面对禁锢得连书都不能出的日本，他转而为中国革命奔走：支持孙中山，结交宋教仁、张继，而且一听到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便立即前往中国，甚至写了一本《中国革命外史》；而且在中国把他的名字由辉次郎改为了北一辉。
    五四运动冲垮了北一辉立志为中国革命效力的决心。他把这一运动看作是排日运动，“眼前所见之排日运动前列并宣传鼓动与指挥者，皆为十年间同生共死有刎颈之交的同志”，他为此绝食。抗议不成，便决心离开中国，“告别十余年间参与的中国革命的生活，返回日本。我看到，这十余年间特别加速腐败堕落的我国，若继续这样下去而不加过问，则无论是对世界政策，还是对华政策或国内政策，都显然要濒于毁灭。”他的结论是“让日本之魂从底层翻腾起来，来担当日本自身的革命吧。”


                                                  清水加饭团    酿成法西斯

    回国之前，北一辉在上海完成了法西斯主义研究。
    中国青年志士去日本寻找救国真理，日本法西斯组织却派人来中国寻找其领袖人物。1919年8月，标榜为“国家主义”的日本右翼团体犹存社成立，派大川周明专程到中国寻找北一辉。
    大川周明比北一辉小3岁，东京帝国大学的法学博士，后来与北一辉齐名为日本法西斯运动的两个精神领袖。大川周明对中国并不陌生，1918年就在中国东北“满铁”任职。但当他8月23日到达上海，在一间破房子里第一次见到北一辉时，大吃一惊，他没有料到后者过得如此清苦，仅靠吃米饭团喝清水，撰写8卷本的巨著《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
    北一辉把已经写好的前七卷交给大川，约定写完第八卷立即回国。他要在上海完成其法西斯思想的代表作。
    北一辉已经从中国五四运动的苦闷中解脱出来了，决心完全效力于日本国家主义。他把革命与扩张合为一体，认为“在国际间处于无产者地位之日本”应成为一个“打败英国，使土耳其复活，使印度独立，使中国自立，其后太阳旗将给全人类以阳光”的“革命帝国”。
    在上海亭子间炮制“革命理论”的北一辉，虽也主张限制私人资本，雇主和雇员之间利润均分，抑制藩阀财团，但他的“革命”依靠的不是工人，而是军人。他生拉硬扯地将日本军人说成是“有兵卒素质之工人”，主张成立与俄国十月革命工兵代表苏维埃类似的“工兵会”，让最有组织，最有战斗力的在乡军人成为改造国家的骨干力量。于是他在国家主义与军国主义之间搭上了一块方便跳板。
    后来有人说北一辉的理论好像在日本的旧米酒瓶中灌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酒，其实说反了，他是在马克思主义的酒瓶中灌进了日本的旧米酒。他说：“如马克思，虽生于德国，然而系无国家而只有社会之犹太人，故其主义虽首先并非筑基于国家而是筑基与社会之上，但若我日本作为社会组织而有所求时，则惟见国家”；所以“社会主义与日本即成国家主义”。
    他的服务对象不是具体的哪一个阶级，而是抽象的国家。于是他的国家主义与西方未曾谋面的伙伴一样，很快变成不折不扣的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
    1919年是世界法西斯运动“收获颇丰”的一年。5月，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组织了“战斗的法西斯”；9月，希特勒在德国加入“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9月，北一辉在上海完成《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
    当俄国革命刚刚成功、德国革命正在进行、中国革命行将开始之时，法西斯主义也不约而同，在西方与东方同时呱呱坠地了。
                                                                                                                    （本篇文章未载完，请待续）

日本法西斯发展溯源
                                                                          作者：金一南        编辑：岳正

    说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世人皆知，那是一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战争。中国的抗日战争则是那场犯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然而，二战前的日本，是怎样走上法西斯道路的呢？知道的人恐怕并不太多。。。

                                                  一言难尽的一衣带水

    若说中国与哪一个国家的关系最难说清的话，恐怕就是日本。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向中国这样，给日本人以如此巨大的影响。从汉字到为期，从《论语》到《法华经》，日本人几乎一成不变地从中国学去了这些文化精髓。
    历史上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向日本这样，给中国国人如此巨大的伤害！
    自甲午战争始，哪一次针对中国的战争，都少不了日本；哪一个帝国主义杀人，都不想日本人那样在南京屠城。
    中日两国，说不清的关系说不清的恩怨皆用这四个字带过：一衣带水。
    因为一衣带水，联系方便，影响也方便；因为一衣带水，掠夺方便，侵略也方便。
    日本原本也是被侵略者，而且对被侵略、被掠夺一直比中国有着更多的担心。1837年，幕府统治者德川齐昭发出预言：日本将是西方攻击的第一个目标。中国太大，朝鲜和琉球又太小，对大不列颠的炮舰来说，日本恰好不大不小。他比中国的道光皇帝先预感到危机。
    3年后，危机来了。首先来到的却是躺在床上抽鸦片的中国。
    即使如此，鸦片战争的冲击对日本也极大。许多人以鸦片战争为题著书立说，论述西方对东方的野心，慨叹清政府的失败，警告德川幕府如果不速筹对策，必重蹈中国覆辙。
    诗人山田芳古特赋诗一首：
                  勿峙内洋多礁砂，支那倾覆是前车。浙江一带惟流水，巨舰泝来欧罗巴。
    日本还在不断地向中国学习。这回学到的是危机。
    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社会，也是一个凝固、停滞的社会。1864年，东京大学前身“开成所”的教授杉亨二，读到世界史法国大革命章节，也不禁惊呼：“人类社会之变动竟有如此之剧烈耶？余为之落胆也！”
    可见社会的停滞已经给人们的思想意识带来了何等深刻的影响。
    使日本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是中国的魏源。
    林则徐交待魏源写得《海国图志》《圣武记》《瀛环志略》，在中国没有引起太大反响，传到日本后却引起强烈震动。这是日本统治者和知识界首先接触到的西学知识。魏源在日本的知名度，远远超过中国。
    合上魏源的书本睁开眼睛看世界之时，对岸正火焰熊熊--大清王朝的圆明园被英法联句付之一炬。
    于是魏源成为日本从一衣带水的对岸接受的最后一位思想界人物。此后它便转向了西方。于是就有了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翻译过来的思想却渊源流向中国。

                                                  从日本传来的马克思主义

    1960年6月21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上海接见以野间宏为团长的日本文化代表团。毛泽东说了这样一句话：“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日本比中国早，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是从日本的到手的，是从日本的书上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毛泽东说出了一个实情。十月革命炮响之前，马克思主义已经从日本传入中国。
    1906年1月，同盟会党人朱执信在东京出版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摘要翻译了《共产到宣言》。马克思、恩格斯的著名论断“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被朱执信译为：“自草昧混沌而降，之余吾今有生，所谓史者，何非阶级争夺之陈迹乎”。这是最早介绍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朱执信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从日本版转译的，这一转移意义重大，“共产党”一词在中国第一次出现。于是，一个无数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名词，通过朱执信那支不经意的笔在中国大地上产生。
    日本比中国早36年知道了马克思主义。1870年，明治维新时代启蒙思想家加藤弘治，就把这一学说介绍到日本。介绍的目的不是为了学习，而是为了批判。当时“共产主义的幽灵”已在欧洲徘徊。由于害怕这个幽灵也徘徊到日本，明治政府允许这一学说作为反面教材出现。
    1882年，被称为“东方卢梭”的中江兆民介绍了空想社会主义、拉萨尔主义、马克思主义；1893年草鹿丁卯次郎写的《马克思与拉萨尔》；1903年片山潜写的《我的社会主义》；1903年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1904年幸德秋水和界利彦合译《共产党宣言》、安部矶雄翻译出版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907年界利彦等翻译的《社会主义纲要》等，马克思主义在日本获得广泛传播。
    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这些最新的理论便被同盟会会员们一批一批翻译到中国。他们把这些新思想介绍到中国，确实在长期沉寂黑暗的中国思想界，擦着了几分光亮。通过他们的介绍，大量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术语由日本传到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党”“共产主义”“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辩证法”“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等等词汇，都是从日本传过来的。大革命时期响彻中国的“劳工神圣”和“团结就是力量”等口号，也是日本革命者片山潜、高野房太郎等人，1897年从美国带回来的。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曾是日本文明的发源处；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却成为东方进步思想学说的集散地。毛泽东说，从洪秀全到孙中山，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西方离中国毕竟太远，一衣带水的日本却很近。于是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中国人，便如周恩来所说：“大江歌罢棹头东，邃觅群科济世穷”；东渡日本学习新思想。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都是留日学生；后来彭湃、王若飞、周恩来、杨匏安、杨闇公、董必武等也先后留日。
    毛泽东没有留日。但1910年秋，毛泽东决定外出求学时，抄写了西乡隆盛的一首诗，悄悄夹在账簿里留给父亲：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原诗被改了两处：“孩儿”在原诗中是“男儿”；“誓不还”在原诗中是“死不还”。两处改动，可看出毛泽东当时细腻的心境。
    西乡隆盛与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被称为“维新三杰”。“维新三杰”推动的“明治维新”运动，不但使日本避免了沦为欧洲殖民地，而且使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近代化发展道路的国家，三人也由此成为名贯东亚的著名人物。
    但对中国共产党人影响最大的，还不是大久保利通和西乡隆盛这样的日本政客，而是如经济学家、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这样的日本学者。
    共产党人中最早宣传马列主义的李大钊，1913年至1916年在早稻田大学留学时期，就爱读河上肇的著作，通过河上肇的著作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
    周恩来在日本留学期间，看到的第一本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理论著作，就是河上肇的《贫乏物语》。为师从河上先生，周恩来特地提出入学申请，想选修京都帝大经济系课程，未成。又去京都在南开同学吴瀚涛处住了一段，想见河上，仍未成。后来归国，箱子里的重要物件就是河上肇的书。
    郭沫若后来翻译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时，给朋友成仿吾写道：“这本书的翻译，使我的一生来了一个转折。把我从半睡眠状态下唤醒的是它，把我从歧路的彷徨中拉出来的是它，把我从死亡的阴影中拯救出来的是它。”
    至今在韶山毛泽东纪念馆里，还陈列着毛泽东早年阅读过的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河上肇翻译的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
    然而向中国人提供了先进思想武器的日本，却没有走上如中国一样的革命道路。它走上的是一条相反的路：法西斯道路。

                                                  北一辉：日本法西斯理论的鼻祖

    看到马克思日复一日地出入大英图书馆，李大钊本人就是图书馆主任，毛泽东也曾在图书馆工作，有人便说：革命起于图书馆。
    还有另一现象：法西斯也起于图书馆。
    1904年日俄战争正酣之际，一个21岁的日本青年，天天来到东京上野的帝国图书馆，殚精竭虑地苦读。两年后， 他的重要著作《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写成，自费出版。他就是日本法西斯理论之鼻祖北一辉。
    法西斯主要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说法，是最省事的说法。它不用解释如下现实：为什么法西斯的兴起，最初总源于社会下层、且能将这一阶层的支持保持到最后灭亡。
    北一辉在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中说，日本必须通过“土地和生产机构的公有及其公共经营”，来实现“共产制度”或“社会的共产制”，这项任务的实现者是“下层阶级”，其本意是通过天皇的“协治”来完成“社会主义大革命”。但他倾注心血之作吓坏了内阁，虽然自费出版，也被政府禁止发行。
    此时的北一辉崇尚民权革命，还不是法西斯主义者。面对禁锢得连书都不能出的日本，他转而为中国革命奔走：支持孙中山，结交宋教仁、张继，而且一听到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便立即前往中国，甚至写了一本《中国革命外史》；而且在中国把他的名字由辉次郎改为了北一辉。
    五四运动冲垮了北一辉立志为中国革命效力的决心。他把这一运动看作是排日运动，“眼前所见之排日运动前列并宣传鼓动与指挥者，皆为十年间同生共死有刎颈之交的同志”，他为此绝食。抗议不成，便决心离开中国，“告别十余年间参与的中国革命的生活，返回日本。我看到，这十余年间特别加速腐败堕落的我国，若继续这样下去而不加过问，则无论是对世界政策，还是对华政策或国内政策，都显然要濒于毁灭。”他的结论是“让日本之魂从底层翻腾起来，来担当日本自身的革命吧。”


                                                  清水加饭团    酿成法西斯

    回国之前，北一辉在上海完成了法西斯主义研究。
    中国青年志士去日本寻找救国真理，日本法西斯组织却派人来中国寻找其领袖人物。1919年8月，标榜为“国家主义”的日本右翼团体犹存社成立，派大川周明专程到中国寻找北一辉。
    大川周明比北一辉小3岁，东京帝国大学的法学博士，后来与北一辉齐名为日本法西斯运动的两个精神领袖。大川周明对中国并不陌生，1918年就在中国东北“满铁”任职。但当他8月23日到达上海，在一间破房子里第一次见到北一辉时，大吃一惊，他没有料到后者过得如此清苦，仅靠吃米饭团喝清水，撰写8卷本的巨著《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
    北一辉把已经写好的前七卷交给大川，约定写完第八卷立即回国。他要在上海完成其法西斯思想的代表作。
    北一辉已经从中国五四运动的苦闷中解脱出来了，决心完全效力于日本国家主义。他把革命与扩张合为一体，认为“在国际间处于无产者地位之日本”应成为一个“打败英国，使土耳其复活，使印度独立，使中国自立，其后太阳旗将给全人类以阳光”的“革命帝国”。
    在上海亭子间炮制“革命理论”的北一辉，虽也主张限制私人资本，雇主和雇员之间利润均分，抑制藩阀财团，但他的“革命”依靠的不是工人，而是军人。他生拉硬扯地将日本军人说成是“有兵卒素质之工人”，主张成立与俄国十月革命工兵代表苏维埃类似的“工兵会”，让最有组织，最有战斗力的在乡军人成为改造国家的骨干力量。于是他在国家主义与军国主义之间搭上了一块方便跳板。
    后来有人说北一辉的理论好像在日本的旧米酒瓶中灌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酒，其实说反了，他是在马克思主义的酒瓶中灌进了日本的旧米酒。他说：“如马克思，虽生于德国，然而系无国家而只有社会之犹太人，故其主义虽首先并非筑基于国家而是筑基与社会之上，但若我日本作为社会组织而有所求时，则惟见国家”；所以“社会主义与日本即成国家主义”。
    他的服务对象不是具体的哪一个阶级，而是抽象的国家。于是他的国家主义与西方未曾谋面的伙伴一样，很快变成不折不扣的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
    1919年是世界法西斯运动“收获颇丰”的一年。5月，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组织了“战斗的法西斯”；9月，希特勒在德国加入“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9月，北一辉在上海完成《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
    当俄国革命刚刚成功、德国革命正在进行、中国革命行将开始之时，法西斯主义也不约而同，在西方与东方同时呱呱坠地了。
                                                                                                                    （本篇文章未载完，请待续）

我更关心这期杂志还能买到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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