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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反导试验的意图之解读(2010-01-18 17:34:14)标签：军事 反导试验 核力量 对台军售 沈丁立 中国
此文争鸣性较强，某官媒因经常要与各位官方专家学者合作，不敢登，故发在这里。其实我与各位专家素无成见，仅就观点说话，而且充分理解当前民足主义情绪浩浩荡荡，顺昌逆亡的形势，但我还是有不同观点，请批判。
与对台军售的关系
对此次公布反导试验的意图，首先是与对台军售没有联系，这是人民大学金灿荣、空军戴旭和宋晓军的一致观点。社科院洪源在香港《文汇报》的说法则更有外交辞令：“也许，这只是一次时间的巧合”，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对台军售损害的是中国人民的核心利益，中国会为此“针锋相对、互不相让”。
不过香港中评社的论点可能更客观一些：考虑到外交辞令的特点以及两者时间上的相近性，人们难免将其在逻辑上扯上关系。实际上，任何一国发展军事技术都不会无的放矢，它选择优先发展某一种技术，而不是另外一种技术，都与其面临的安全环境有关。考虑到近来一直传言奥巴马将批准对台军售，中国等待时机的意图应当是存在的。
其实，即使真地无联系，这个时机也会使美国将这一试验视为对对台军售问题的反应，所以这些解释如果不是统一开会的要求，实在显得有些画蛇添足。中国武德讲究点到为止，但那一击也是直指要害才停，哪有隔着八丈远就停了，还要用语言来补充：我从来就不打算打你，但如果你惹了我，我想打你哪就打你哪，你信不信？
更可笑的是，对无联系论，学者们还要来解释。金灿荣的解释是：“爱国者3”是防御性武器，而不是进攻型武器。的确，但潜艇呢，F-16C/D呢？解放军少将罗援的观点就完全是统战宣传色彩：我们郑重声明，我们的导弹不是针对任何国家的，也不是针对台湾人民的（这种理论是不是还要说，我们是针对台湾反动统治阶级马英九之流的，我们一开战，台湾被压迫人民定会揭竿而起），但它是有效的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自卫手段。宋晓军的解释符合技术派的特点：反导武器的研发需要长时间的投入。“决定搞试验的时候，也没有预期到对台军售。”
笔者认为：刻意将反导试验为中美关系某个具体节点（比如奥巴马批准某批武器售台）准备，完全不现实，仅今年冬天的恶劣天气就会使试验日期的安排变数太多，但关于对台关系中美国军售这个症结，中国则肯定从未停止过寻找对策。
当前的局面，与1996年台海危机中有相似之处，当时中国对台独势力必须拿出新的有效震慑，这一次，中国以前对美国对台军售的抗议、警告、中断军事交流等手段效果不彰，民间舆论早已热议寻找新手段的必要性。此时，恰逢一直秘密进行的反导研究具备试射条件，再考虑到中美军事战略格局中，美国反导系统早已严重威胁中国为数不多的核反击能力，多次理论和外交渠道的表态收效甚微，中国高层将这次试射公开，欲寻“一石二鸟”和“敲山震虎”之效，是更合理的逻辑。这也反过来说明，中国的反导能力研究是长期经营的，同时高度重视外交上公开的时机和效果。
无需道义化——与沈丁立商榷
但是，显然政府的这次外交姿态被绝大多数学者和公众放大解读了。问题在于，一次反导试射，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拥有成熟反导能力，更不意味着中国已经决心并着手建设全面的战略反导力量。的确，中国已经着手战区反导能力，但放眼周边，除了朝鲜有点伊拉克式的飞毛腿，日本、韩国、台湾地区、越南、印度、太平洋美军，没有一个是以中近程战术弹道导弹见长的对手，这是否说明中国的反导，重点只能是战略级的。但战略级的反导即使建立，针对印度的和针对美国的，或者说与印度还是与美国展开核威慑-反威慑竞赛，也将是完全不同的考量。尽管各种可能都有，但问题是，公开的官方信息虽高调却极其简短，一次试验哪里看得到那么多决策？那些大呼中国奉陪到底的人，为什么没有多一点的证据？难道又是天机不可泄？那我们还是洗洗睡吧，热闹看完了，管你鸟事。
这里有一个重要背景需要考虑，中国官方2006年才首次公开的自卫防御性核战略虽然至今作为基本国策，并无变化，但在新形势下，特别是美国反导压力下，是否需要调整，已经在学界讨论多年。在多个学术和外交场合，中国向美国表达过自己对美国反导的立场。
早在2007年，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院长胡思得院士就在一次对美学术交流中指出：“中国核力量的现代化不可能，也不需要简单地依靠增加数量的办法来实现，中国为核武器的安全性提供了可靠的保障，中国战略力量现代化的投资强度将限于很低的水平，中国核武器的现代化，理所当然地将在CTBT（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允许的框架内进行。”
当然，胡院士也指出：对中国核武器现代化，美国是一个重要因素。“美国应该承认和尊重中国的自卫核威慑政策和在发展核力量上的克制态度，美国发展导弹防御系统以及精确打击远程机动目标的能力，表面上说不是专门针对中国，但客观上肯定会削弱中国核武器威慑能力的有效性，必然引起中国的关切，中国在核武器现代化方面做出一些反应是理所当然的。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可能的反应将遵循中国既定的核战略方针的指导，绝对不与美国搞核军备竞赛。中国科学家将密切关注反导系统部署的进展，客观、科学地评价它的效果，然后向中国领导提出合适的对策建议。”
可见，这次试验，如果一上来就采用“中国无法阻止美国发展反导系统，只能奉陪”（《东方早报》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沈丁立），显然将这一战略问题上与美国博弈的空间一气顶到满格，并不理智。
实际上，在2007年和2008年中美相继击落自己的卫星，使本来在联合国框架内进行的禁止太空武器化争论升级到威慑行动后，双方并没有如冷战时期美苏之间那样迅速进一步升级对抗，这虽然有美国总统更替，新的外空和核政策都在研讨的关系，但双方连将这一争论扩大到双边关系和舆论框架内也没有发生，可见都需要保留进一步博弈的余地。
沈教授等学者还惯性地陷入一个误区，急于解释中国反导试验的正义性，认为：“美国是否拥有核武器，乃美国主权，但若美国对外主动干涉，它就会损害他国主权，这时美国的导弹防御能力将有助于美国敢于干涉而不太担心受到报复”。
美国的好多行为当然不高尚，反导当然也不全是自卫，但在外交层面，大家都以道义话语争论时，美国是否会反问沈教授：就算我是个恶棍，那你是说好人行路方可带刀，有前科或不义者将自动丧失自卫权？一个劳改释放人员，练出一身肌肉，你就说他一定是为了下次拒捕？
其实，作为防御性手段，中国反导努力跟美国一样，在道义上并无多少压力。对比这次国外舆论的反应和2007年反卫试验的激烈反应（这需要看点英文资料，当时国内媒体没人报，最简单而合法的资料请访问联合国网站，看各国代表在裁军委员会上辩论此事的发言）就一目了然。同样，世界各国虽然积极配合美国反导者寥寥，但在道义上也一直不便抨击美国的反导进程，这毕竟是个防御性武器。
最值得我们研究的是，反应最强烈的俄罗斯也根本没有通过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作道德评价（可以联想一下中苏关系破裂前的九评苏共中央）来声张自己的利益，而是直接引用已为现实检验多年的核游戏规则——核力量的有效性对俄罗斯大国地位有根本价值，绝不容忍这一价值受威胁。
出于技术和经济考虑，俄罗斯甚至没有与美国展开反导竞赛，而是直接诉诸“增加和完善进攻性核力量”这一在道义上明显会面临压力的举措。相比之下，处处以道义致上的我们，如果想适度增加进攻性核力量，至少在面子上就要为难得多，这实在是自缚手脚。
可见，总是迫不急待地解释自己在道义上的合理性，并非对外战略的最明智思路。实际上，国际关系中存在大量在道义上属于灰色地带的利益博弈和交易，动辄道义辩论，反而容易丧失这些交易机会。
遗憾的是，沈教授还将道义论一直扩展到反卫星问题，认为：“美国是最早进行反卫星战试验的国家，其通过试验在太空产生的碎片直接危害了他国在轨航天器的安全，美国因此获得的反卫星能力对其他国家的通信、传感和指挥安全也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势必遭到中俄的强烈反对。但美国出于绝对安全的考虑对此不会顾忌，这就迫使我国进行中国版的反卫星能力工程。”
除了前一个不明智，此论还忽视了一个现实：航天史上一次性产生碎片最多的太空活动就是中国2007年反卫试验，美国2008年同类试验重视了这一点，产生的碎片少得多。这虽然于我国不利，但国际航天界都能观测到的结果，否认于事无补。而这次中国外交部声明中特别强调试验不产生太空垃圾（这次撞击发生的轨道高度并不高，碎片会落入大气层烧毁），显然也是汲取了上次教训，增强了国家公关意识，特别注意了军事行动与外交姿态的配合，以及避免损害国际公益而引起指责。在此就不妄议沈教授的科技基础了，我也是文科生，并不深懂科技。只是有一点，中国当前国际问题研究中，学贯东西和文理两界，又分工够细，无一锅煮之弊的学者实在太少。
类似的道义辩论还有“中国反导系统只部署在国内，承担国土防御任务，而美国的反导系统还要部署到盟国的领土上，体现的是全球霸权；其次，中国的反导系统不会推动太空军备竞赛，而美国的反导系统却不断致力于太空军事化”（《新快报》国平）。
此论的偏颇之处在于：有效的战略反导系统很难只部署在国内就能完成任务，至少需要增加预警卫星或海基雷达；美国外交上值得指责之处甚多，但并未靠霸权强行将反导部署到他国，而是有小国乐于依靠美国的保护，何况这个如意算盘现在已经被爱好和平的俄罗斯和世界人民打破了；其次，中美之间的反导动作不可避免要相互作用，军备竞赛不是主观道义上就能回避，而是个客观结果。中国此次反导，仍旧遵循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但也必须作好美国明里暗里反弹的准备。同时，如果有必要，有实力，我们大可不必谈军备竞赛而色变（如果忌讳这个词，可以换个说法，比如“不能视而不见”）。试问，如果我们不积极进行“军事斗争准备”（这就是个很聪明的措辞），台海军力平衡能产生今天这样于我有利的局面吗？
另一些舆论也陷入了类似的误区，将反导试验与中国自信捆绑起来，认为：“从总体上看，中国此次试验反导系统是出于中国国防发展需要和国家战略安全的整体考量，绝不是临时‘显示态度’的一般性试验，西方媒体的看法显然是‘低估了中国’”。这就更不得了了，谁敢反对我，就是与华族为敌。
上述误区，显然都抛弃了中国的一个基本战略需要：不管是早有准备，还是仁至义尽，忍无可忍，与美国陷入导弹/反导军备竞赛都将是中国的巨大负担，结果也很难预料和控制。在对台军售和反导等问题上，一个典型思维是“别无选择”，但理智地思考一下，必须承认：尽管中国实力迅速上升，但与美国之间力量仍不对称，特别是在高技术领域，中国仍将长时间在这种不利下与美国打交道，诸多问题仍将长时间面临办法不多的局面，但情绪化反应都只能更加不利。有时即使没有办法，也比过早和过激地对抗有利，即使有办法，也必须高度重视技巧和交易的余地。诸如抛售美国国债，向伊朗出售核武器等所谓能“把美国打痛”的办法，都要考虑全局上的代价。承认这一点，绝不是丢了大国脸面的事，而恰好是大国的生存之道。
可以相信，中国在反导问题上，通过一次高调试验，最大的意图在于释放强烈信号，它同对台海的常规导弹试射和反卫试验一样，都是展示了一种能力，但目的不在于真正运用这种能力本身获利，而在于将对方拉入一场博弈。它也不可能眼下就获得立竿见影之效，而是着眼为长远获得更有利的地位赢得机会。
不管是不是临时显示态度，有一点是明确的，这事相当地突然，效果如何正在观察。政府动作大而表态精练，也是在观察，试探，学界和社会上红旗漫卷的自发舆论怕是对美国军备政策影响不大。最重要的是，我当然希望中国这次战略和外交试探收效明显，但如果效果不理想，照我们国人透支的这热忱，是不是就要写血书，捶胸顿足，要把我这乌鸦嘴撕到脑后去呢？平和一点吧。
反导实战，一个伪问题
还应该注意的是，在国际战略领域，反导的实战效能几乎是一个伪问题。纳入核战争实战背景下考虑的反导问题，实际意图是打破“相互确保摧毁”的恐怖核均势，取得核优势，但既然通过反导完全废掉对方的核打击能力是里根时期狂热的“星球大战”计划也不可能彻底解决的问题，那么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导致对方大幅度增加弹头数量，以保证有拦截损失情况下的打击能力，从而陷入新一轮危险的核军备竞赛。对方也会同时展开突防与反突防的技术竞赛，但这种竞赛不会有永久的绝对把握，因而数量永远是可靠保证。
这些问题，在美国国内关于反导的争论中早有论及。2009年11月，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凯文·希尔顿就曾表示：（在美国西海岸部署拦截导弹）这或许会刺激中国将其当前的核力量扩展两倍、三倍甚至四倍，因为他们或许会觉得本国的威慑已不再切实可行。”如果中国的反导手段必须实战化，难道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
可见，最终反导会从军事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成为核对抗的一种施压和讨价还价手段，而拦截对方全部导弹这种军事技术使命早已不是终极目标。这也是为什么美苏会在1972年达成《反弹道导弹条约》，共同禁止反导。
当然，世界力量并不永远平衡，在某些时候，通过反导获取优势仍然会强烈地诱惑着战略家和政治家。里根当年赌的并不是全部拦截前苏联弹头，而是用军备竞赛拖垮前苏联；小布什废除《反导条约》，赌的更不是全部拦截，而是俄罗斯实力衰落，有可能取得核优势，同时也的确需要防范核导弹扩散后，中等强国对美国构成核威慑的局面。事实上，如果不是国际形势复杂，美国面临的威胁太多，战争负担太重，单纯在核领域，美国已经享有明显的核优势，反导只是可能将这种优势绝对化。
另外，反导也并不是绝对地全部拦截才有威慑力，部分或大部分拦截敌方弹头，一来可以削弱对手打击能力，二来可能保全自身关键要害，确保国家生存和反击。对本来就拥有核武器数量优势的美国来说，这意味着使其核反击具有彻底毁灭性的威慑力，甚至形成局部先发制人地使用核武器的主动权。
目前世界上有能力制造导弹的国家有30多个，拥有导弹的超过100个。这种导弹扩散的局面，中国也必须考虑。在研发反导武器能力上，中国进入了一个成员数量极少的顶级俱乐部，既有核武，又有战略防御，两条腿走路，甚为有利。然而，拥有核武器四十余年来，中国虽然与美、苏均有冲突，但并未与其它核大国，特别是美国在核力量上正面竞赛和对抗过。俄罗斯衰落后，中国客观上更多地面临这一压力，实际上却缺乏直接经验，更不用说在核实力并不对等的情况下讨价还价的经验。因而，忽视核战略的复杂课程，过度期待依靠反导，或者依靠一次反导试验一劳永逸地取得重大战略利益，是个幼稚的危险倾向。
作者是原《战场》中的不知火中国反导试验的意图之解读(2010-01-18 17:34:14)标签：军事 反导试验 核力量 对台军售 沈丁立 中国
此文争鸣性较强，某官媒因经常要与各位官方专家学者合作，不敢登，故发在这里。其实我与各位专家素无成见，仅就观点说话，而且充分理解当前民足主义情绪浩浩荡荡，顺昌逆亡的形势，但我还是有不同观点，请批判。
与对台军售的关系
对此次公布反导试验的意图，首先是与对台军售没有联系，这是人民大学金灿荣、空军戴旭和宋晓军的一致观点。社科院洪源在香港《文汇报》的说法则更有外交辞令：“也许，这只是一次时间的巧合”，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对台军售损害的是中国人民的核心利益，中国会为此“针锋相对、互不相让”。
不过香港中评社的论点可能更客观一些：考虑到外交辞令的特点以及两者时间上的相近性，人们难免将其在逻辑上扯上关系。实际上，任何一国发展军事技术都不会无的放矢，它选择优先发展某一种技术，而不是另外一种技术，都与其面临的安全环境有关。考虑到近来一直传言奥巴马将批准对台军售，中国等待时机的意图应当是存在的。
其实，即使真地无联系，这个时机也会使美国将这一试验视为对对台军售问题的反应，所以这些解释如果不是统一开会的要求，实在显得有些画蛇添足。中国武德讲究点到为止，但那一击也是直指要害才停，哪有隔着八丈远就停了，还要用语言来补充：我从来就不打算打你，但如果你惹了我，我想打你哪就打你哪，你信不信？
更可笑的是，对无联系论，学者们还要来解释。金灿荣的解释是：“爱国者3”是防御性武器，而不是进攻型武器。的确，但潜艇呢，F-16C/D呢？解放军少将罗援的观点就完全是统战宣传色彩：我们郑重声明，我们的导弹不是针对任何国家的，也不是针对台湾人民的（这种理论是不是还要说，我们是针对台湾反动统治阶级马英九之流的，我们一开战，台湾被压迫人民定会揭竿而起），但它是有效的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自卫手段。宋晓军的解释符合技术派的特点：反导武器的研发需要长时间的投入。“决定搞试验的时候，也没有预期到对台军售。”
笔者认为：刻意将反导试验为中美关系某个具体节点（比如奥巴马批准某批武器售台）准备，完全不现实，仅今年冬天的恶劣天气就会使试验日期的安排变数太多，但关于对台关系中美国军售这个症结，中国则肯定从未停止过寻找对策。
当前的局面，与1996年台海危机中有相似之处，当时中国对台独势力必须拿出新的有效震慑，这一次，中国以前对美国对台军售的抗议、警告、中断军事交流等手段效果不彰，民间舆论早已热议寻找新手段的必要性。此时，恰逢一直秘密进行的反导研究具备试射条件，再考虑到中美军事战略格局中，美国反导系统早已严重威胁中国为数不多的核反击能力，多次理论和外交渠道的表态收效甚微，中国高层将这次试射公开，欲寻“一石二鸟”和“敲山震虎”之效，是更合理的逻辑。这也反过来说明，中国的反导能力研究是长期经营的，同时高度重视外交上公开的时机和效果。
无需道义化——与沈丁立商榷
但是，显然政府的这次外交姿态被绝大多数学者和公众放大解读了。问题在于，一次反导试射，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拥有成熟反导能力，更不意味着中国已经决心并着手建设全面的战略反导力量。的确，中国已经着手战区反导能力，但放眼周边，除了朝鲜有点伊拉克式的飞毛腿，日本、韩国、台湾地区、越南、印度、太平洋美军，没有一个是以中近程战术弹道导弹见长的对手，这是否说明中国的反导，重点只能是战略级的。但战略级的反导即使建立，针对印度的和针对美国的，或者说与印度还是与美国展开核威慑-反威慑竞赛，也将是完全不同的考量。尽管各种可能都有，但问题是，公开的官方信息虽高调却极其简短，一次试验哪里看得到那么多决策？那些大呼中国奉陪到底的人，为什么没有多一点的证据？难道又是天机不可泄？那我们还是洗洗睡吧，热闹看完了，管你鸟事。
这里有一个重要背景需要考虑，中国官方2006年才首次公开的自卫防御性核战略虽然至今作为基本国策，并无变化，但在新形势下，特别是美国反导压力下，是否需要调整，已经在学界讨论多年。在多个学术和外交场合，中国向美国表达过自己对美国反导的立场。
早在2007年，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院长胡思得院士就在一次对美学术交流中指出：“中国核力量的现代化不可能，也不需要简单地依靠增加数量的办法来实现，中国为核武器的安全性提供了可靠的保障，中国战略力量现代化的投资强度将限于很低的水平，中国核武器的现代化，理所当然地将在CTBT（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允许的框架内进行。”
当然，胡院士也指出：对中国核武器现代化，美国是一个重要因素。“美国应该承认和尊重中国的自卫核威慑政策和在发展核力量上的克制态度，美国发展导弹防御系统以及精确打击远程机动目标的能力，表面上说不是专门针对中国，但客观上肯定会削弱中国核武器威慑能力的有效性，必然引起中国的关切，中国在核武器现代化方面做出一些反应是理所当然的。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可能的反应将遵循中国既定的核战略方针的指导，绝对不与美国搞核军备竞赛。中国科学家将密切关注反导系统部署的进展，客观、科学地评价它的效果，然后向中国领导提出合适的对策建议。”
可见，这次试验，如果一上来就采用“中国无法阻止美国发展反导系统，只能奉陪”（《东方早报》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沈丁立），显然将这一战略问题上与美国博弈的空间一气顶到满格，并不理智。
实际上，在2007年和2008年中美相继击落自己的卫星，使本来在联合国框架内进行的禁止太空武器化争论升级到威慑行动后，双方并没有如冷战时期美苏之间那样迅速进一步升级对抗，这虽然有美国总统更替，新的外空和核政策都在研讨的关系，但双方连将这一争论扩大到双边关系和舆论框架内也没有发生，可见都需要保留进一步博弈的余地。
沈教授等学者还惯性地陷入一个误区，急于解释中国反导试验的正义性，认为：“美国是否拥有核武器，乃美国主权，但若美国对外主动干涉，它就会损害他国主权，这时美国的导弹防御能力将有助于美国敢于干涉而不太担心受到报复”。
美国的好多行为当然不高尚，反导当然也不全是自卫，但在外交层面，大家都以道义话语争论时，美国是否会反问沈教授：就算我是个恶棍，那你是说好人行路方可带刀，有前科或不义者将自动丧失自卫权？一个劳改释放人员，练出一身肌肉，你就说他一定是为了下次拒捕？
其实，作为防御性手段，中国反导努力跟美国一样，在道义上并无多少压力。对比这次国外舆论的反应和2007年反卫试验的激烈反应（这需要看点英文资料，当时国内媒体没人报，最简单而合法的资料请访问联合国网站，看各国代表在裁军委员会上辩论此事的发言）就一目了然。同样，世界各国虽然积极配合美国反导者寥寥，但在道义上也一直不便抨击美国的反导进程，这毕竟是个防御性武器。
最值得我们研究的是，反应最强烈的俄罗斯也根本没有通过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作道德评价（可以联想一下中苏关系破裂前的九评苏共中央）来声张自己的利益，而是直接引用已为现实检验多年的核游戏规则——核力量的有效性对俄罗斯大国地位有根本价值，绝不容忍这一价值受威胁。
出于技术和经济考虑，俄罗斯甚至没有与美国展开反导竞赛，而是直接诉诸“增加和完善进攻性核力量”这一在道义上明显会面临压力的举措。相比之下，处处以道义致上的我们，如果想适度增加进攻性核力量，至少在面子上就要为难得多，这实在是自缚手脚。
可见，总是迫不急待地解释自己在道义上的合理性，并非对外战略的最明智思路。实际上，国际关系中存在大量在道义上属于灰色地带的利益博弈和交易，动辄道义辩论，反而容易丧失这些交易机会。
遗憾的是，沈教授还将道义论一直扩展到反卫星问题，认为：“美国是最早进行反卫星战试验的国家，其通过试验在太空产生的碎片直接危害了他国在轨航天器的安全，美国因此获得的反卫星能力对其他国家的通信、传感和指挥安全也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势必遭到中俄的强烈反对。但美国出于绝对安全的考虑对此不会顾忌，这就迫使我国进行中国版的反卫星能力工程。”
除了前一个不明智，此论还忽视了一个现实：航天史上一次性产生碎片最多的太空活动就是中国2007年反卫试验，美国2008年同类试验重视了这一点，产生的碎片少得多。这虽然于我国不利，但国际航天界都能观测到的结果，否认于事无补。而这次中国外交部声明中特别强调试验不产生太空垃圾（这次撞击发生的轨道高度并不高，碎片会落入大气层烧毁），显然也是汲取了上次教训，增强了国家公关意识，特别注意了军事行动与外交姿态的配合，以及避免损害国际公益而引起指责。在此就不妄议沈教授的科技基础了，我也是文科生，并不深懂科技。只是有一点，中国当前国际问题研究中，学贯东西和文理两界，又分工够细，无一锅煮之弊的学者实在太少。
类似的道义辩论还有“中国反导系统只部署在国内，承担国土防御任务，而美国的反导系统还要部署到盟国的领土上，体现的是全球霸权；其次，中国的反导系统不会推动太空军备竞赛，而美国的反导系统却不断致力于太空军事化”（《新快报》国平）。
此论的偏颇之处在于：有效的战略反导系统很难只部署在国内就能完成任务，至少需要增加预警卫星或海基雷达；美国外交上值得指责之处甚多，但并未靠霸权强行将反导部署到他国，而是有小国乐于依靠美国的保护，何况这个如意算盘现在已经被爱好和平的俄罗斯和世界人民打破了；其次，中美之间的反导动作不可避免要相互作用，军备竞赛不是主观道义上就能回避，而是个客观结果。中国此次反导，仍旧遵循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但也必须作好美国明里暗里反弹的准备。同时，如果有必要，有实力，我们大可不必谈军备竞赛而色变（如果忌讳这个词，可以换个说法，比如“不能视而不见”）。试问，如果我们不积极进行“军事斗争准备”（这就是个很聪明的措辞），台海军力平衡能产生今天这样于我有利的局面吗？
另一些舆论也陷入了类似的误区，将反导试验与中国自信捆绑起来，认为：“从总体上看，中国此次试验反导系统是出于中国国防发展需要和国家战略安全的整体考量，绝不是临时‘显示态度’的一般性试验，西方媒体的看法显然是‘低估了中国’”。这就更不得了了，谁敢反对我，就是与华族为敌。
上述误区，显然都抛弃了中国的一个基本战略需要：不管是早有准备，还是仁至义尽，忍无可忍，与美国陷入导弹/反导军备竞赛都将是中国的巨大负担，结果也很难预料和控制。在对台军售和反导等问题上，一个典型思维是“别无选择”，但理智地思考一下，必须承认：尽管中国实力迅速上升，但与美国之间力量仍不对称，特别是在高技术领域，中国仍将长时间在这种不利下与美国打交道，诸多问题仍将长时间面临办法不多的局面，但情绪化反应都只能更加不利。有时即使没有办法，也比过早和过激地对抗有利，即使有办法，也必须高度重视技巧和交易的余地。诸如抛售美国国债，向伊朗出售核武器等所谓能“把美国打痛”的办法，都要考虑全局上的代价。承认这一点，绝不是丢了大国脸面的事，而恰好是大国的生存之道。
可以相信，中国在反导问题上，通过一次高调试验，最大的意图在于释放强烈信号，它同对台海的常规导弹试射和反卫试验一样，都是展示了一种能力，但目的不在于真正运用这种能力本身获利，而在于将对方拉入一场博弈。它也不可能眼下就获得立竿见影之效，而是着眼为长远获得更有利的地位赢得机会。
不管是不是临时显示态度，有一点是明确的，这事相当地突然，效果如何正在观察。政府动作大而表态精练，也是在观察，试探，学界和社会上红旗漫卷的自发舆论怕是对美国军备政策影响不大。最重要的是，我当然希望中国这次战略和外交试探收效明显，但如果效果不理想，照我们国人透支的这热忱，是不是就要写血书，捶胸顿足，要把我这乌鸦嘴撕到脑后去呢？平和一点吧。
反导实战，一个伪问题
还应该注意的是，在国际战略领域，反导的实战效能几乎是一个伪问题。纳入核战争实战背景下考虑的反导问题，实际意图是打破“相互确保摧毁”的恐怖核均势，取得核优势，但既然通过反导完全废掉对方的核打击能力是里根时期狂热的“星球大战”计划也不可能彻底解决的问题，那么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导致对方大幅度增加弹头数量，以保证有拦截损失情况下的打击能力，从而陷入新一轮危险的核军备竞赛。对方也会同时展开突防与反突防的技术竞赛，但这种竞赛不会有永久的绝对把握，因而数量永远是可靠保证。
这些问题，在美国国内关于反导的争论中早有论及。2009年11月，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凯文·希尔顿就曾表示：（在美国西海岸部署拦截导弹）这或许会刺激中国将其当前的核力量扩展两倍、三倍甚至四倍，因为他们或许会觉得本国的威慑已不再切实可行。”如果中国的反导手段必须实战化，难道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
可见，最终反导会从军事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成为核对抗的一种施压和讨价还价手段，而拦截对方全部导弹这种军事技术使命早已不是终极目标。这也是为什么美苏会在1972年达成《反弹道导弹条约》，共同禁止反导。
当然，世界力量并不永远平衡，在某些时候，通过反导获取优势仍然会强烈地诱惑着战略家和政治家。里根当年赌的并不是全部拦截前苏联弹头，而是用军备竞赛拖垮前苏联；小布什废除《反导条约》，赌的更不是全部拦截，而是俄罗斯实力衰落，有可能取得核优势，同时也的确需要防范核导弹扩散后，中等强国对美国构成核威慑的局面。事实上，如果不是国际形势复杂，美国面临的威胁太多，战争负担太重，单纯在核领域，美国已经享有明显的核优势，反导只是可能将这种优势绝对化。
另外，反导也并不是绝对地全部拦截才有威慑力，部分或大部分拦截敌方弹头，一来可以削弱对手打击能力，二来可能保全自身关键要害，确保国家生存和反击。对本来就拥有核武器数量优势的美国来说，这意味着使其核反击具有彻底毁灭性的威慑力，甚至形成局部先发制人地使用核武器的主动权。
目前世界上有能力制造导弹的国家有30多个，拥有导弹的超过100个。这种导弹扩散的局面，中国也必须考虑。在研发反导武器能力上，中国进入了一个成员数量极少的顶级俱乐部，既有核武，又有战略防御，两条腿走路，甚为有利。然而，拥有核武器四十余年来，中国虽然与美、苏均有冲突，但并未与其它核大国，特别是美国在核力量上正面竞赛和对抗过。俄罗斯衰落后，中国客观上更多地面临这一压力，实际上却缺乏直接经验，更不用说在核实力并不对等的情况下讨价还价的经验。因而，忽视核战略的复杂课程，过度期待依靠反导，或者依靠一次反导试验一劳永逸地取得重大战略利益，是个幼稚的危险倾向。
作者是原《战场》中的不知火
此文争鸣性较强，某官媒因经常要与各位官方专家学者合作，不敢登，故发在这里。其实我与各位专家素无成见，仅就观点说话，而且充分理解当前民足主义情绪浩浩荡荡，顺昌逆亡的形势，但我还是有不同观点，请批判。
与对台军售的关系
对此次公布反导试验的意图，首先是与对台军售没有联系，这是人民大学金灿荣、空军戴旭和宋晓军的一致观点。社科院洪源在香港《文汇报》的说法则更有外交辞令：“也许，这只是一次时间的巧合”，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对台军售损害的是中国人民的核心利益，中国会为此“针锋相对、互不相让”。
不过香港中评社的论点可能更客观一些：考虑到外交辞令的特点以及两者时间上的相近性，人们难免将其在逻辑上扯上关系。实际上，任何一国发展军事技术都不会无的放矢，它选择优先发展某一种技术，而不是另外一种技术，都与其面临的安全环境有关。考虑到近来一直传言奥巴马将批准对台军售，中国等待时机的意图应当是存在的。
其实，即使真地无联系，这个时机也会使美国将这一试验视为对对台军售问题的反应，所以这些解释如果不是统一开会的要求，实在显得有些画蛇添足。中国武德讲究点到为止，但那一击也是直指要害才停，哪有隔着八丈远就停了，还要用语言来补充：我从来就不打算打你，但如果你惹了我，我想打你哪就打你哪，你信不信？
更可笑的是，对无联系论，学者们还要来解释。金灿荣的解释是：“爱国者3”是防御性武器，而不是进攻型武器。的确，但潜艇呢，F-16C/D呢？解放军少将罗援的观点就完全是统战宣传色彩：我们郑重声明，我们的导弹不是针对任何国家的，也不是针对台湾人民的（这种理论是不是还要说，我们是针对台湾反动统治阶级马英九之流的，我们一开战，台湾被压迫人民定会揭竿而起），但它是有效的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自卫手段。宋晓军的解释符合技术派的特点：反导武器的研发需要长时间的投入。“决定搞试验的时候，也没有预期到对台军售。”
笔者认为：刻意将反导试验为中美关系某个具体节点（比如奥巴马批准某批武器售台）准备，完全不现实，仅今年冬天的恶劣天气就会使试验日期的安排变数太多，但关于对台关系中美国军售这个症结，中国则肯定从未停止过寻找对策。
当前的局面，与1996年台海危机中有相似之处，当时中国对台独势力必须拿出新的有效震慑，这一次，中国以前对美国对台军售的抗议、警告、中断军事交流等手段效果不彰，民间舆论早已热议寻找新手段的必要性。此时，恰逢一直秘密进行的反导研究具备试射条件，再考虑到中美军事战略格局中，美国反导系统早已严重威胁中国为数不多的核反击能力，多次理论和外交渠道的表态收效甚微，中国高层将这次试射公开，欲寻“一石二鸟”和“敲山震虎”之效，是更合理的逻辑。这也反过来说明，中国的反导能力研究是长期经营的，同时高度重视外交上公开的时机和效果。
无需道义化——与沈丁立商榷
但是，显然政府的这次外交姿态被绝大多数学者和公众放大解读了。问题在于，一次反导试射，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拥有成熟反导能力，更不意味着中国已经决心并着手建设全面的战略反导力量。的确，中国已经着手战区反导能力，但放眼周边，除了朝鲜有点伊拉克式的飞毛腿，日本、韩国、台湾地区、越南、印度、太平洋美军，没有一个是以中近程战术弹道导弹见长的对手，这是否说明中国的反导，重点只能是战略级的。但战略级的反导即使建立，针对印度的和针对美国的，或者说与印度还是与美国展开核威慑-反威慑竞赛，也将是完全不同的考量。尽管各种可能都有，但问题是，公开的官方信息虽高调却极其简短，一次试验哪里看得到那么多决策？那些大呼中国奉陪到底的人，为什么没有多一点的证据？难道又是天机不可泄？那我们还是洗洗睡吧，热闹看完了，管你鸟事。
这里有一个重要背景需要考虑，中国官方2006年才首次公开的自卫防御性核战略虽然至今作为基本国策，并无变化，但在新形势下，特别是美国反导压力下，是否需要调整，已经在学界讨论多年。在多个学术和外交场合，中国向美国表达过自己对美国反导的立场。
早在2007年，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院长胡思得院士就在一次对美学术交流中指出：“中国核力量的现代化不可能，也不需要简单地依靠增加数量的办法来实现，中国为核武器的安全性提供了可靠的保障，中国战略力量现代化的投资强度将限于很低的水平，中国核武器的现代化，理所当然地将在CTBT（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允许的框架内进行。”
当然，胡院士也指出：对中国核武器现代化，美国是一个重要因素。“美国应该承认和尊重中国的自卫核威慑政策和在发展核力量上的克制态度，美国发展导弹防御系统以及精确打击远程机动目标的能力，表面上说不是专门针对中国，但客观上肯定会削弱中国核武器威慑能力的有效性，必然引起中国的关切，中国在核武器现代化方面做出一些反应是理所当然的。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可能的反应将遵循中国既定的核战略方针的指导，绝对不与美国搞核军备竞赛。中国科学家将密切关注反导系统部署的进展，客观、科学地评价它的效果，然后向中国领导提出合适的对策建议。”
可见，这次试验，如果一上来就采用“中国无法阻止美国发展反导系统，只能奉陪”（《东方早报》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沈丁立），显然将这一战略问题上与美国博弈的空间一气顶到满格，并不理智。
实际上，在2007年和2008年中美相继击落自己的卫星，使本来在联合国框架内进行的禁止太空武器化争论升级到威慑行动后，双方并没有如冷战时期美苏之间那样迅速进一步升级对抗，这虽然有美国总统更替，新的外空和核政策都在研讨的关系，但双方连将这一争论扩大到双边关系和舆论框架内也没有发生，可见都需要保留进一步博弈的余地。
沈教授等学者还惯性地陷入一个误区，急于解释中国反导试验的正义性，认为：“美国是否拥有核武器，乃美国主权，但若美国对外主动干涉，它就会损害他国主权，这时美国的导弹防御能力将有助于美国敢于干涉而不太担心受到报复”。
美国的好多行为当然不高尚，反导当然也不全是自卫，但在外交层面，大家都以道义话语争论时，美国是否会反问沈教授：就算我是个恶棍，那你是说好人行路方可带刀，有前科或不义者将自动丧失自卫权？一个劳改释放人员，练出一身肌肉，你就说他一定是为了下次拒捕？
其实，作为防御性手段，中国反导努力跟美国一样，在道义上并无多少压力。对比这次国外舆论的反应和2007年反卫试验的激烈反应（这需要看点英文资料，当时国内媒体没人报，最简单而合法的资料请访问联合国网站，看各国代表在裁军委员会上辩论此事的发言）就一目了然。同样，世界各国虽然积极配合美国反导者寥寥，但在道义上也一直不便抨击美国的反导进程，这毕竟是个防御性武器。
最值得我们研究的是，反应最强烈的俄罗斯也根本没有通过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作道德评价（可以联想一下中苏关系破裂前的九评苏共中央）来声张自己的利益，而是直接引用已为现实检验多年的核游戏规则——核力量的有效性对俄罗斯大国地位有根本价值，绝不容忍这一价值受威胁。
出于技术和经济考虑，俄罗斯甚至没有与美国展开反导竞赛，而是直接诉诸“增加和完善进攻性核力量”这一在道义上明显会面临压力的举措。相比之下，处处以道义致上的我们，如果想适度增加进攻性核力量，至少在面子上就要为难得多，这实在是自缚手脚。
可见，总是迫不急待地解释自己在道义上的合理性，并非对外战略的最明智思路。实际上，国际关系中存在大量在道义上属于灰色地带的利益博弈和交易，动辄道义辩论，反而容易丧失这些交易机会。
遗憾的是，沈教授还将道义论一直扩展到反卫星问题，认为：“美国是最早进行反卫星战试验的国家，其通过试验在太空产生的碎片直接危害了他国在轨航天器的安全，美国因此获得的反卫星能力对其他国家的通信、传感和指挥安全也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势必遭到中俄的强烈反对。但美国出于绝对安全的考虑对此不会顾忌，这就迫使我国进行中国版的反卫星能力工程。”
除了前一个不明智，此论还忽视了一个现实：航天史上一次性产生碎片最多的太空活动就是中国2007年反卫试验，美国2008年同类试验重视了这一点，产生的碎片少得多。这虽然于我国不利，但国际航天界都能观测到的结果，否认于事无补。而这次中国外交部声明中特别强调试验不产生太空垃圾（这次撞击发生的轨道高度并不高，碎片会落入大气层烧毁），显然也是汲取了上次教训，增强了国家公关意识，特别注意了军事行动与外交姿态的配合，以及避免损害国际公益而引起指责。在此就不妄议沈教授的科技基础了，我也是文科生，并不深懂科技。只是有一点，中国当前国际问题研究中，学贯东西和文理两界，又分工够细，无一锅煮之弊的学者实在太少。
类似的道义辩论还有“中国反导系统只部署在国内，承担国土防御任务，而美国的反导系统还要部署到盟国的领土上，体现的是全球霸权；其次，中国的反导系统不会推动太空军备竞赛，而美国的反导系统却不断致力于太空军事化”（《新快报》国平）。
此论的偏颇之处在于：有效的战略反导系统很难只部署在国内就能完成任务，至少需要增加预警卫星或海基雷达；美国外交上值得指责之处甚多，但并未靠霸权强行将反导部署到他国，而是有小国乐于依靠美国的保护，何况这个如意算盘现在已经被爱好和平的俄罗斯和世界人民打破了；其次，中美之间的反导动作不可避免要相互作用，军备竞赛不是主观道义上就能回避，而是个客观结果。中国此次反导，仍旧遵循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但也必须作好美国明里暗里反弹的准备。同时，如果有必要，有实力，我们大可不必谈军备竞赛而色变（如果忌讳这个词，可以换个说法，比如“不能视而不见”）。试问，如果我们不积极进行“军事斗争准备”（这就是个很聪明的措辞），台海军力平衡能产生今天这样于我有利的局面吗？
另一些舆论也陷入了类似的误区，将反导试验与中国自信捆绑起来，认为：“从总体上看，中国此次试验反导系统是出于中国国防发展需要和国家战略安全的整体考量，绝不是临时‘显示态度’的一般性试验，西方媒体的看法显然是‘低估了中国’”。这就更不得了了，谁敢反对我，就是与华族为敌。
上述误区，显然都抛弃了中国的一个基本战略需要：不管是早有准备，还是仁至义尽，忍无可忍，与美国陷入导弹/反导军备竞赛都将是中国的巨大负担，结果也很难预料和控制。在对台军售和反导等问题上，一个典型思维是“别无选择”，但理智地思考一下，必须承认：尽管中国实力迅速上升，但与美国之间力量仍不对称，特别是在高技术领域，中国仍将长时间在这种不利下与美国打交道，诸多问题仍将长时间面临办法不多的局面，但情绪化反应都只能更加不利。有时即使没有办法，也比过早和过激地对抗有利，即使有办法，也必须高度重视技巧和交易的余地。诸如抛售美国国债，向伊朗出售核武器等所谓能“把美国打痛”的办法，都要考虑全局上的代价。承认这一点，绝不是丢了大国脸面的事，而恰好是大国的生存之道。
可以相信，中国在反导问题上，通过一次高调试验，最大的意图在于释放强烈信号，它同对台海的常规导弹试射和反卫试验一样，都是展示了一种能力，但目的不在于真正运用这种能力本身获利，而在于将对方拉入一场博弈。它也不可能眼下就获得立竿见影之效，而是着眼为长远获得更有利的地位赢得机会。
不管是不是临时显示态度，有一点是明确的，这事相当地突然，效果如何正在观察。政府动作大而表态精练，也是在观察，试探，学界和社会上红旗漫卷的自发舆论怕是对美国军备政策影响不大。最重要的是，我当然希望中国这次战略和外交试探收效明显，但如果效果不理想，照我们国人透支的这热忱，是不是就要写血书，捶胸顿足，要把我这乌鸦嘴撕到脑后去呢？平和一点吧。
反导实战，一个伪问题
还应该注意的是，在国际战略领域，反导的实战效能几乎是一个伪问题。纳入核战争实战背景下考虑的反导问题，实际意图是打破“相互确保摧毁”的恐怖核均势，取得核优势，但既然通过反导完全废掉对方的核打击能力是里根时期狂热的“星球大战”计划也不可能彻底解决的问题，那么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导致对方大幅度增加弹头数量，以保证有拦截损失情况下的打击能力，从而陷入新一轮危险的核军备竞赛。对方也会同时展开突防与反突防的技术竞赛，但这种竞赛不会有永久的绝对把握，因而数量永远是可靠保证。
这些问题，在美国国内关于反导的争论中早有论及。2009年11月，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凯文·希尔顿就曾表示：（在美国西海岸部署拦截导弹）这或许会刺激中国将其当前的核力量扩展两倍、三倍甚至四倍，因为他们或许会觉得本国的威慑已不再切实可行。”如果中国的反导手段必须实战化，难道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
可见，最终反导会从军事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成为核对抗的一种施压和讨价还价手段，而拦截对方全部导弹这种军事技术使命早已不是终极目标。这也是为什么美苏会在1972年达成《反弹道导弹条约》，共同禁止反导。
当然，世界力量并不永远平衡，在某些时候，通过反导获取优势仍然会强烈地诱惑着战略家和政治家。里根当年赌的并不是全部拦截前苏联弹头，而是用军备竞赛拖垮前苏联；小布什废除《反导条约》，赌的更不是全部拦截，而是俄罗斯实力衰落，有可能取得核优势，同时也的确需要防范核导弹扩散后，中等强国对美国构成核威慑的局面。事实上，如果不是国际形势复杂，美国面临的威胁太多，战争负担太重，单纯在核领域，美国已经享有明显的核优势，反导只是可能将这种优势绝对化。
另外，反导也并不是绝对地全部拦截才有威慑力，部分或大部分拦截敌方弹头，一来可以削弱对手打击能力，二来可能保全自身关键要害，确保国家生存和反击。对本来就拥有核武器数量优势的美国来说，这意味着使其核反击具有彻底毁灭性的威慑力，甚至形成局部先发制人地使用核武器的主动权。
目前世界上有能力制造导弹的国家有30多个，拥有导弹的超过100个。这种导弹扩散的局面，中国也必须考虑。在研发反导武器能力上，中国进入了一个成员数量极少的顶级俱乐部，既有核武，又有战略防御，两条腿走路，甚为有利。然而，拥有核武器四十余年来，中国虽然与美、苏均有冲突，但并未与其它核大国，特别是美国在核力量上正面竞赛和对抗过。俄罗斯衰落后，中国客观上更多地面临这一压力，实际上却缺乏直接经验，更不用说在核实力并不对等的情况下讨价还价的经验。因而，忽视核战略的复杂课程，过度期待依靠反导，或者依靠一次反导试验一劳永逸地取得重大战略利益，是个幼稚的危险倾向。
作者是原《战场》中的不知火中国反导试验的意图之解读(2010-01-18 17:34:14)标签：军事 反导试验 核力量 对台军售 沈丁立 中国
此文争鸣性较强，某官媒因经常要与各位官方专家学者合作，不敢登，故发在这里。其实我与各位专家素无成见，仅就观点说话，而且充分理解当前民足主义情绪浩浩荡荡，顺昌逆亡的形势，但我还是有不同观点，请批判。
与对台军售的关系
对此次公布反导试验的意图，首先是与对台军售没有联系，这是人民大学金灿荣、空军戴旭和宋晓军的一致观点。社科院洪源在香港《文汇报》的说法则更有外交辞令：“也许，这只是一次时间的巧合”，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对台军售损害的是中国人民的核心利益，中国会为此“针锋相对、互不相让”。
不过香港中评社的论点可能更客观一些：考虑到外交辞令的特点以及两者时间上的相近性，人们难免将其在逻辑上扯上关系。实际上，任何一国发展军事技术都不会无的放矢，它选择优先发展某一种技术，而不是另外一种技术，都与其面临的安全环境有关。考虑到近来一直传言奥巴马将批准对台军售，中国等待时机的意图应当是存在的。
其实，即使真地无联系，这个时机也会使美国将这一试验视为对对台军售问题的反应，所以这些解释如果不是统一开会的要求，实在显得有些画蛇添足。中国武德讲究点到为止，但那一击也是直指要害才停，哪有隔着八丈远就停了，还要用语言来补充：我从来就不打算打你，但如果你惹了我，我想打你哪就打你哪，你信不信？
更可笑的是，对无联系论，学者们还要来解释。金灿荣的解释是：“爱国者3”是防御性武器，而不是进攻型武器。的确，但潜艇呢，F-16C/D呢？解放军少将罗援的观点就完全是统战宣传色彩：我们郑重声明，我们的导弹不是针对任何国家的，也不是针对台湾人民的（这种理论是不是还要说，我们是针对台湾反动统治阶级马英九之流的，我们一开战，台湾被压迫人民定会揭竿而起），但它是有效的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自卫手段。宋晓军的解释符合技术派的特点：反导武器的研发需要长时间的投入。“决定搞试验的时候，也没有预期到对台军售。”
笔者认为：刻意将反导试验为中美关系某个具体节点（比如奥巴马批准某批武器售台）准备，完全不现实，仅今年冬天的恶劣天气就会使试验日期的安排变数太多，但关于对台关系中美国军售这个症结，中国则肯定从未停止过寻找对策。
当前的局面，与1996年台海危机中有相似之处，当时中国对台独势力必须拿出新的有效震慑，这一次，中国以前对美国对台军售的抗议、警告、中断军事交流等手段效果不彰，民间舆论早已热议寻找新手段的必要性。此时，恰逢一直秘密进行的反导研究具备试射条件，再考虑到中美军事战略格局中，美国反导系统早已严重威胁中国为数不多的核反击能力，多次理论和外交渠道的表态收效甚微，中国高层将这次试射公开，欲寻“一石二鸟”和“敲山震虎”之效，是更合理的逻辑。这也反过来说明，中国的反导能力研究是长期经营的，同时高度重视外交上公开的时机和效果。
无需道义化——与沈丁立商榷
但是，显然政府的这次外交姿态被绝大多数学者和公众放大解读了。问题在于，一次反导试射，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拥有成熟反导能力，更不意味着中国已经决心并着手建设全面的战略反导力量。的确，中国已经着手战区反导能力，但放眼周边，除了朝鲜有点伊拉克式的飞毛腿，日本、韩国、台湾地区、越南、印度、太平洋美军，没有一个是以中近程战术弹道导弹见长的对手，这是否说明中国的反导，重点只能是战略级的。但战略级的反导即使建立，针对印度的和针对美国的，或者说与印度还是与美国展开核威慑-反威慑竞赛，也将是完全不同的考量。尽管各种可能都有，但问题是，公开的官方信息虽高调却极其简短，一次试验哪里看得到那么多决策？那些大呼中国奉陪到底的人，为什么没有多一点的证据？难道又是天机不可泄？那我们还是洗洗睡吧，热闹看完了，管你鸟事。
这里有一个重要背景需要考虑，中国官方2006年才首次公开的自卫防御性核战略虽然至今作为基本国策，并无变化，但在新形势下，特别是美国反导压力下，是否需要调整，已经在学界讨论多年。在多个学术和外交场合，中国向美国表达过自己对美国反导的立场。
早在2007年，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院长胡思得院士就在一次对美学术交流中指出：“中国核力量的现代化不可能，也不需要简单地依靠增加数量的办法来实现，中国为核武器的安全性提供了可靠的保障，中国战略力量现代化的投资强度将限于很低的水平，中国核武器的现代化，理所当然地将在CTBT（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允许的框架内进行。”
当然，胡院士也指出：对中国核武器现代化，美国是一个重要因素。“美国应该承认和尊重中国的自卫核威慑政策和在发展核力量上的克制态度，美国发展导弹防御系统以及精确打击远程机动目标的能力，表面上说不是专门针对中国，但客观上肯定会削弱中国核武器威慑能力的有效性，必然引起中国的关切，中国在核武器现代化方面做出一些反应是理所当然的。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可能的反应将遵循中国既定的核战略方针的指导，绝对不与美国搞核军备竞赛。中国科学家将密切关注反导系统部署的进展，客观、科学地评价它的效果，然后向中国领导提出合适的对策建议。”
可见，这次试验，如果一上来就采用“中国无法阻止美国发展反导系统，只能奉陪”（《东方早报》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沈丁立），显然将这一战略问题上与美国博弈的空间一气顶到满格，并不理智。
实际上，在2007年和2008年中美相继击落自己的卫星，使本来在联合国框架内进行的禁止太空武器化争论升级到威慑行动后，双方并没有如冷战时期美苏之间那样迅速进一步升级对抗，这虽然有美国总统更替，新的外空和核政策都在研讨的关系，但双方连将这一争论扩大到双边关系和舆论框架内也没有发生，可见都需要保留进一步博弈的余地。
沈教授等学者还惯性地陷入一个误区，急于解释中国反导试验的正义性，认为：“美国是否拥有核武器，乃美国主权，但若美国对外主动干涉，它就会损害他国主权，这时美国的导弹防御能力将有助于美国敢于干涉而不太担心受到报复”。
美国的好多行为当然不高尚，反导当然也不全是自卫，但在外交层面，大家都以道义话语争论时，美国是否会反问沈教授：就算我是个恶棍，那你是说好人行路方可带刀，有前科或不义者将自动丧失自卫权？一个劳改释放人员，练出一身肌肉，你就说他一定是为了下次拒捕？
其实，作为防御性手段，中国反导努力跟美国一样，在道义上并无多少压力。对比这次国外舆论的反应和2007年反卫试验的激烈反应（这需要看点英文资料，当时国内媒体没人报，最简单而合法的资料请访问联合国网站，看各国代表在裁军委员会上辩论此事的发言）就一目了然。同样，世界各国虽然积极配合美国反导者寥寥，但在道义上也一直不便抨击美国的反导进程，这毕竟是个防御性武器。
最值得我们研究的是，反应最强烈的俄罗斯也根本没有通过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作道德评价（可以联想一下中苏关系破裂前的九评苏共中央）来声张自己的利益，而是直接引用已为现实检验多年的核游戏规则——核力量的有效性对俄罗斯大国地位有根本价值，绝不容忍这一价值受威胁。
出于技术和经济考虑，俄罗斯甚至没有与美国展开反导竞赛，而是直接诉诸“增加和完善进攻性核力量”这一在道义上明显会面临压力的举措。相比之下，处处以道义致上的我们，如果想适度增加进攻性核力量，至少在面子上就要为难得多，这实在是自缚手脚。
可见，总是迫不急待地解释自己在道义上的合理性，并非对外战略的最明智思路。实际上，国际关系中存在大量在道义上属于灰色地带的利益博弈和交易，动辄道义辩论，反而容易丧失这些交易机会。
遗憾的是，沈教授还将道义论一直扩展到反卫星问题，认为：“美国是最早进行反卫星战试验的国家，其通过试验在太空产生的碎片直接危害了他国在轨航天器的安全，美国因此获得的反卫星能力对其他国家的通信、传感和指挥安全也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势必遭到中俄的强烈反对。但美国出于绝对安全的考虑对此不会顾忌，这就迫使我国进行中国版的反卫星能力工程。”
除了前一个不明智，此论还忽视了一个现实：航天史上一次性产生碎片最多的太空活动就是中国2007年反卫试验，美国2008年同类试验重视了这一点，产生的碎片少得多。这虽然于我国不利，但国际航天界都能观测到的结果，否认于事无补。而这次中国外交部声明中特别强调试验不产生太空垃圾（这次撞击发生的轨道高度并不高，碎片会落入大气层烧毁），显然也是汲取了上次教训，增强了国家公关意识，特别注意了军事行动与外交姿态的配合，以及避免损害国际公益而引起指责。在此就不妄议沈教授的科技基础了，我也是文科生，并不深懂科技。只是有一点，中国当前国际问题研究中，学贯东西和文理两界，又分工够细，无一锅煮之弊的学者实在太少。
类似的道义辩论还有“中国反导系统只部署在国内，承担国土防御任务，而美国的反导系统还要部署到盟国的领土上，体现的是全球霸权；其次，中国的反导系统不会推动太空军备竞赛，而美国的反导系统却不断致力于太空军事化”（《新快报》国平）。
此论的偏颇之处在于：有效的战略反导系统很难只部署在国内就能完成任务，至少需要增加预警卫星或海基雷达；美国外交上值得指责之处甚多，但并未靠霸权强行将反导部署到他国，而是有小国乐于依靠美国的保护，何况这个如意算盘现在已经被爱好和平的俄罗斯和世界人民打破了；其次，中美之间的反导动作不可避免要相互作用，军备竞赛不是主观道义上就能回避，而是个客观结果。中国此次反导，仍旧遵循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但也必须作好美国明里暗里反弹的准备。同时，如果有必要，有实力，我们大可不必谈军备竞赛而色变（如果忌讳这个词，可以换个说法，比如“不能视而不见”）。试问，如果我们不积极进行“军事斗争准备”（这就是个很聪明的措辞），台海军力平衡能产生今天这样于我有利的局面吗？
另一些舆论也陷入了类似的误区，将反导试验与中国自信捆绑起来，认为：“从总体上看，中国此次试验反导系统是出于中国国防发展需要和国家战略安全的整体考量，绝不是临时‘显示态度’的一般性试验，西方媒体的看法显然是‘低估了中国’”。这就更不得了了，谁敢反对我，就是与华族为敌。
上述误区，显然都抛弃了中国的一个基本战略需要：不管是早有准备，还是仁至义尽，忍无可忍，与美国陷入导弹/反导军备竞赛都将是中国的巨大负担，结果也很难预料和控制。在对台军售和反导等问题上，一个典型思维是“别无选择”，但理智地思考一下，必须承认：尽管中国实力迅速上升，但与美国之间力量仍不对称，特别是在高技术领域，中国仍将长时间在这种不利下与美国打交道，诸多问题仍将长时间面临办法不多的局面，但情绪化反应都只能更加不利。有时即使没有办法，也比过早和过激地对抗有利，即使有办法，也必须高度重视技巧和交易的余地。诸如抛售美国国债，向伊朗出售核武器等所谓能“把美国打痛”的办法，都要考虑全局上的代价。承认这一点，绝不是丢了大国脸面的事，而恰好是大国的生存之道。
可以相信，中国在反导问题上，通过一次高调试验，最大的意图在于释放强烈信号，它同对台海的常规导弹试射和反卫试验一样，都是展示了一种能力，但目的不在于真正运用这种能力本身获利，而在于将对方拉入一场博弈。它也不可能眼下就获得立竿见影之效，而是着眼为长远获得更有利的地位赢得机会。
不管是不是临时显示态度，有一点是明确的，这事相当地突然，效果如何正在观察。政府动作大而表态精练，也是在观察，试探，学界和社会上红旗漫卷的自发舆论怕是对美国军备政策影响不大。最重要的是，我当然希望中国这次战略和外交试探收效明显，但如果效果不理想，照我们国人透支的这热忱，是不是就要写血书，捶胸顿足，要把我这乌鸦嘴撕到脑后去呢？平和一点吧。
反导实战，一个伪问题
还应该注意的是，在国际战略领域，反导的实战效能几乎是一个伪问题。纳入核战争实战背景下考虑的反导问题，实际意图是打破“相互确保摧毁”的恐怖核均势，取得核优势，但既然通过反导完全废掉对方的核打击能力是里根时期狂热的“星球大战”计划也不可能彻底解决的问题，那么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导致对方大幅度增加弹头数量，以保证有拦截损失情况下的打击能力，从而陷入新一轮危险的核军备竞赛。对方也会同时展开突防与反突防的技术竞赛，但这种竞赛不会有永久的绝对把握，因而数量永远是可靠保证。
这些问题，在美国国内关于反导的争论中早有论及。2009年11月，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凯文·希尔顿就曾表示：（在美国西海岸部署拦截导弹）这或许会刺激中国将其当前的核力量扩展两倍、三倍甚至四倍，因为他们或许会觉得本国的威慑已不再切实可行。”如果中国的反导手段必须实战化，难道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
可见，最终反导会从军事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成为核对抗的一种施压和讨价还价手段，而拦截对方全部导弹这种军事技术使命早已不是终极目标。这也是为什么美苏会在1972年达成《反弹道导弹条约》，共同禁止反导。
当然，世界力量并不永远平衡，在某些时候，通过反导获取优势仍然会强烈地诱惑着战略家和政治家。里根当年赌的并不是全部拦截前苏联弹头，而是用军备竞赛拖垮前苏联；小布什废除《反导条约》，赌的更不是全部拦截，而是俄罗斯实力衰落，有可能取得核优势，同时也的确需要防范核导弹扩散后，中等强国对美国构成核威慑的局面。事实上，如果不是国际形势复杂，美国面临的威胁太多，战争负担太重，单纯在核领域，美国已经享有明显的核优势，反导只是可能将这种优势绝对化。
另外，反导也并不是绝对地全部拦截才有威慑力，部分或大部分拦截敌方弹头，一来可以削弱对手打击能力，二来可能保全自身关键要害，确保国家生存和反击。对本来就拥有核武器数量优势的美国来说，这意味着使其核反击具有彻底毁灭性的威慑力，甚至形成局部先发制人地使用核武器的主动权。
目前世界上有能力制造导弹的国家有30多个，拥有导弹的超过100个。这种导弹扩散的局面，中国也必须考虑。在研发反导武器能力上，中国进入了一个成员数量极少的顶级俱乐部，既有核武，又有战略防御，两条腿走路，甚为有利。然而，拥有核武器四十余年来，中国虽然与美、苏均有冲突，但并未与其它核大国，特别是美国在核力量上正面竞赛和对抗过。俄罗斯衰落后，中国客观上更多地面临这一压力，实际上却缺乏直接经验，更不用说在核实力并不对等的情况下讨价还价的经验。因而，忽视核战略的复杂课程，过度期待依靠反导，或者依靠一次反导试验一劳永逸地取得重大战略利益，是个幼稚的危险倾向。
作者是原《战场》中的不知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