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2009年：中国内外环境进入盘整期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5 11:55:40
邱震海
2009年，中国的外部和内部环境在“变”与“不变”之间，度过了微妙但却具有深刻而长远意义的盘整一年。之所以称之为盘整期，是因为与之前几年相比，这一年中国的内外环境相对比较平静和稳定。2009年，中国没有如2008年北京奥运、四川大地震和西藏风波那样的大风大浪，同时在经济走出危机的同时，也安稳度过了六十周年国庆及其他一系列重要而相对敏感的日子。
未来的两、三年里，这一内外环境的盘整期可能将得以延续。唯其如此，一些不易为人们察觉的深层问题也可能逐渐显现。
外部环境：稳定中深层问题逐渐显现
首先，在外部环境方面，无论是中美、中日还是两岸关系，这一年都基本稳定且有长足进步。中美关系在奥巴马上任后，突破了原先美国总统上任之初每每跌入低谷，然后经磨合后才逐渐回升的陈旧逻辑，以高走开局，并在奥巴马十一月访华时达到高潮。同时，中美在使世界共同走出经济危机方面的合作，也凸显双方日益紧密的依存关系。但未来中美在贸易和对台军售方面的冲突仍将持续；双方能否在这些看似微观，但却能牵动中美关系整体神经的问题上达成沟通机制，颇为引人关注。
中日关系方面，这一年上任的日本民主党鸠山内阁，是近十几年不可多得的重视中日关系的日本内阁；鸠山提出的“东亚共同体”的构想，虽然距东亚可操作的现实相距尚远，但作为理念却对东亚提升处理国际关系的认知乃至智慧水平，具有长远的积极意义。当然，中日两国的国家定位和民族心理调适是极其漫长的过程，如何抓紧鸠山内阁任期逐渐建构并完善磨合机制，尤其是国民情感和认知的磨合，仍是挑战。
两岸关系方面，今年继续稳定发展，但也逐渐显露瓶颈，其主要原因是两岸在基本完成第一阶段经贸、人员往来议题后，对如何展开下一阶段的政治对话似有无力感。自胡 锦 涛去年除夕提出“两岸可就国家统一前的特殊阶段的政治关系展开务实讨论”后，一年来马英九方面按兵不动。其间当然有马英九内部困境和个人性格原因，但在大陆内部则逐渐产生两种不同解读和思维：一是认为马英九“三不”政策长此以往将产生和平分裂；二是认为应遵循两岸关系内在规律，耐得住寂寞，不在不适当时机提出不适当的议题。无论是着眼于保证“后马英九时代”两岸关系不致逆转，还是从拉近两岸人民心理距离的角度，大陆对台政策可能也将进入一个战略思维的盘整期。
这一年，南海主权争议逐渐表面化，其标志不仅是上半年各有关国家因提交联合国划界文件而频频活动以及在开发资源上继续先下手为强，同时有关国家还正在试图使南海争议国际化、法律化和事实状态化方面，迈出实实在在的步子。中国未来在这方面的压力将更大。
同时这一年里，中西民间没有发生去年奥运火炬传递和西藏风波那样的重大冲突，但中西民间心理秩序秩序也正进入更为深层和不为人察觉的盘整期。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中西民间心理基础依然脆弱；去年中西民间风波发生之后，究竟有多少已转化或发酵成双方民间心理深层的理性因素，目前尚无法量化和预计。未来随着可能更多具有冲突元素的个案的发生，中西民间心理秩序调适依然是一个极其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国际战略：警惕G2，重视欧日
如果说，上述发展均以平稳为主基调，只不过在平稳之下有些暗流，那么过去一年在国际战略格局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这一年随着中美在一系列国际经济和政治议题上的合作和依存关系的加强，国际社会对于中美分别为当今和未来世界两极的印象似正在不断清晰和强化，而这又不以中国领导人对G2概念保持清醒和警觉为转移。
中美两极过早成型给中国带来的战略压力是十分明显的。它不但会带来美国对中国过早的战略敌意，而且也会带来其他国家因此而产生的战略择边行动，同时也容易带来过早给中国带来国际责任方面的不适当压力。但如前所述，中美两极过早成型又不以中国领导人的警觉为转移。这就需要从战略层面善用多极资源予以调整。这种善用多极资源，不是古代意义上的合纵连横，而是将之前“一超多强”中的各国“强国”有机糅合到中国的国家和对美战略之中。其间，在全球层面重要的另一极无疑是欧洲，而在地区层面则是日本。
在全球层面，美中欧三足鼎立无疑要较中美两极对中国更为安全。由于欧洲特有的文化背景和理想主义色彩，中欧表面上在一系列意识形态问题上的冲突甚至超过中美类似的冲突，但必须看到，从中欧不同的国家定位而言，中欧未来不可能发生本质战略冲突；中欧之间的绝大部分冲突，都属于人性和体制间的正常冲突。而且从本质上看，中欧甚至有可能藉双方深厚的文化底蕴，在中国崛起给世界带来的深刻影响方面，提炼出属于人类的共同智慧。
在亚太格局上，中美对抗似正通过中日和南海争端等一系列议题得以体现。如何准确评估和利用美国因素，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课题。虽然“东亚共同体”只是一个愿景，但以这一愿景为标志的东亚整合如何糅合美国因素，从而既稀释中日之间的短兵相接，同时也舒缓美国对东亚整合的战略敌意，最关键的是减少美日因针对中国崛起而产生的共同战略需求，这些都属于中国对外战略的的深层课题。
内部环境：重视两大瓶颈
但任何外交都是内政的延续；若没有内政可持续发展的支撑，任何外部影响力的延伸都将是短暂和不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年当中国经济逐渐走出危机，同时也平稳度过过去一段时间从奥运到国庆六十年大庆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之后，现在是到了人们在盘整期沉下心来，梳理中国发展在取得巨大成就同时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瓶颈问题的时候了。
这些瓶颈可分为两个层面：一、中国正面临工业化二、三十年后的普遍问题，即城市化难题、贫富不均、治安恶化、政商结合、特殊利益集团等；二、与中国第一次现代化尝试 － 洋务运动相比，三十年改革开放在经济发展层面基本成功，其主要标志是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但中国依然面临另一个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难题，即探索保障中国现代化成功的制度性框架。两者轻重缓急不同，但却互有内在联系。中国目前面临的工业化产生的负面问题，不是一个纯经济学、政治学或社会学问题，而是已嵌入到中国百年现代化进程的深层结构，即如何才能有一套制度性框架，来保障中国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和成功？
就可预期的未来而言，完善分配机制、转变政府职能和基本确立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是三个不容回避的挑战。必须看到，政商结合处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已是一个日渐膨胀的毒瘤，由此也使政治体制改革更为步履维艰；而政改探索越是滞后，特殊利益集团就将更为膨胀。如何在稳妥和进取之间保持平衡，尤其是以“碎步走”的方式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探索，显然是在二十一世纪头十年过去之际，全体关心中国前途的人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http://blog.ifeng.com/article/3911020.html邱震海
2009年，中国的外部和内部环境在“变”与“不变”之间，度过了微妙但却具有深刻而长远意义的盘整一年。之所以称之为盘整期，是因为与之前几年相比，这一年中国的内外环境相对比较平静和稳定。2009年，中国没有如2008年北京奥运、四川大地震和西藏风波那样的大风大浪，同时在经济走出危机的同时，也安稳度过了六十周年国庆及其他一系列重要而相对敏感的日子。
未来的两、三年里，这一内外环境的盘整期可能将得以延续。唯其如此，一些不易为人们察觉的深层问题也可能逐渐显现。
外部环境：稳定中深层问题逐渐显现
首先，在外部环境方面，无论是中美、中日还是两岸关系，这一年都基本稳定且有长足进步。中美关系在奥巴马上任后，突破了原先美国总统上任之初每每跌入低谷，然后经磨合后才逐渐回升的陈旧逻辑，以高走开局，并在奥巴马十一月访华时达到高潮。同时，中美在使世界共同走出经济危机方面的合作，也凸显双方日益紧密的依存关系。但未来中美在贸易和对台军售方面的冲突仍将持续；双方能否在这些看似微观，但却能牵动中美关系整体神经的问题上达成沟通机制，颇为引人关注。
中日关系方面，这一年上任的日本民主党鸠山内阁，是近十几年不可多得的重视中日关系的日本内阁；鸠山提出的“东亚共同体”的构想，虽然距东亚可操作的现实相距尚远，但作为理念却对东亚提升处理国际关系的认知乃至智慧水平，具有长远的积极意义。当然，中日两国的国家定位和民族心理调适是极其漫长的过程，如何抓紧鸠山内阁任期逐渐建构并完善磨合机制，尤其是国民情感和认知的磨合，仍是挑战。
两岸关系方面，今年继续稳定发展，但也逐渐显露瓶颈，其主要原因是两岸在基本完成第一阶段经贸、人员往来议题后，对如何展开下一阶段的政治对话似有无力感。自胡 锦 涛去年除夕提出“两岸可就国家统一前的特殊阶段的政治关系展开务实讨论”后，一年来马英九方面按兵不动。其间当然有马英九内部困境和个人性格原因，但在大陆内部则逐渐产生两种不同解读和思维：一是认为马英九“三不”政策长此以往将产生和平分裂；二是认为应遵循两岸关系内在规律，耐得住寂寞，不在不适当时机提出不适当的议题。无论是着眼于保证“后马英九时代”两岸关系不致逆转，还是从拉近两岸人民心理距离的角度，大陆对台政策可能也将进入一个战略思维的盘整期。
这一年，南海主权争议逐渐表面化，其标志不仅是上半年各有关国家因提交联合国划界文件而频频活动以及在开发资源上继续先下手为强，同时有关国家还正在试图使南海争议国际化、法律化和事实状态化方面，迈出实实在在的步子。中国未来在这方面的压力将更大。
同时这一年里，中西民间没有发生去年奥运火炬传递和西藏风波那样的重大冲突，但中西民间心理秩序秩序也正进入更为深层和不为人察觉的盘整期。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中西民间心理基础依然脆弱；去年中西民间风波发生之后，究竟有多少已转化或发酵成双方民间心理深层的理性因素，目前尚无法量化和预计。未来随着可能更多具有冲突元素的个案的发生，中西民间心理秩序调适依然是一个极其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国际战略：警惕G2，重视欧日
如果说，上述发展均以平稳为主基调，只不过在平稳之下有些暗流，那么过去一年在国际战略格局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这一年随着中美在一系列国际经济和政治议题上的合作和依存关系的加强，国际社会对于中美分别为当今和未来世界两极的印象似正在不断清晰和强化，而这又不以中国领导人对G2概念保持清醒和警觉为转移。
中美两极过早成型给中国带来的战略压力是十分明显的。它不但会带来美国对中国过早的战略敌意，而且也会带来其他国家因此而产生的战略择边行动，同时也容易带来过早给中国带来国际责任方面的不适当压力。但如前所述，中美两极过早成型又不以中国领导人的警觉为转移。这就需要从战略层面善用多极资源予以调整。这种善用多极资源，不是古代意义上的合纵连横，而是将之前“一超多强”中的各国“强国”有机糅合到中国的国家和对美战略之中。其间，在全球层面重要的另一极无疑是欧洲，而在地区层面则是日本。
在全球层面，美中欧三足鼎立无疑要较中美两极对中国更为安全。由于欧洲特有的文化背景和理想主义色彩，中欧表面上在一系列意识形态问题上的冲突甚至超过中美类似的冲突，但必须看到，从中欧不同的国家定位而言，中欧未来不可能发生本质战略冲突；中欧之间的绝大部分冲突，都属于人性和体制间的正常冲突。而且从本质上看，中欧甚至有可能藉双方深厚的文化底蕴，在中国崛起给世界带来的深刻影响方面，提炼出属于人类的共同智慧。
在亚太格局上，中美对抗似正通过中日和南海争端等一系列议题得以体现。如何准确评估和利用美国因素，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课题。虽然“东亚共同体”只是一个愿景，但以这一愿景为标志的东亚整合如何糅合美国因素，从而既稀释中日之间的短兵相接，同时也舒缓美国对东亚整合的战略敌意，最关键的是减少美日因针对中国崛起而产生的共同战略需求，这些都属于中国对外战略的的深层课题。
内部环境：重视两大瓶颈
但任何外交都是内政的延续；若没有内政可持续发展的支撑，任何外部影响力的延伸都将是短暂和不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年当中国经济逐渐走出危机，同时也平稳度过过去一段时间从奥运到国庆六十年大庆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之后，现在是到了人们在盘整期沉下心来，梳理中国发展在取得巨大成就同时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瓶颈问题的时候了。
这些瓶颈可分为两个层面：一、中国正面临工业化二、三十年后的普遍问题，即城市化难题、贫富不均、治安恶化、政商结合、特殊利益集团等；二、与中国第一次现代化尝试 － 洋务运动相比，三十年改革开放在经济发展层面基本成功，其主要标志是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但中国依然面临另一个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难题，即探索保障中国现代化成功的制度性框架。两者轻重缓急不同，但却互有内在联系。中国目前面临的工业化产生的负面问题，不是一个纯经济学、政治学或社会学问题，而是已嵌入到中国百年现代化进程的深层结构，即如何才能有一套制度性框架，来保障中国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和成功？
就可预期的未来而言，完善分配机制、转变政府职能和基本确立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是三个不容回避的挑战。必须看到，政商结合处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已是一个日渐膨胀的毒瘤，由此也使政治体制改革更为步履维艰；而政改探索越是滞后，特殊利益集团就将更为膨胀。如何在稳妥和进取之间保持平衡，尤其是以“碎步走”的方式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探索，显然是在二十一世纪头十年过去之际，全体关心中国前途的人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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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中国的外部和内部环境在“变”与“不变”之间，度过了微妙但却具有深刻而长远意义的盘整一年。之所以称之为盘整期，是因为与之前几年相比，这一年中国的内外环境相对比较平静和稳定。2009年，中国没有如2008年北京奥运、四川大地震和西藏风波那样的大风大浪，同时在经济走出危机的同时，也安稳度过了六十周年国庆及其他一系列重要而相对敏感的日子。
未来的两、三年里，这一内外环境的盘整期可能将得以延续。唯其如此，一些不易为人们察觉的深层问题也可能逐渐显现。
外部环境：稳定中深层问题逐渐显现
首先，在外部环境方面，无论是中美、中日还是两岸关系，这一年都基本稳定且有长足进步。中美关系在奥巴马上任后，突破了原先美国总统上任之初每每跌入低谷，然后经磨合后才逐渐回升的陈旧逻辑，以高走开局，并在奥巴马十一月访华时达到高潮。同时，中美在使世界共同走出经济危机方面的合作，也凸显双方日益紧密的依存关系。但未来中美在贸易和对台军售方面的冲突仍将持续；双方能否在这些看似微观，但却能牵动中美关系整体神经的问题上达成沟通机制，颇为引人关注。
中日关系方面，这一年上任的日本民主党鸠山内阁，是近十几年不可多得的重视中日关系的日本内阁；鸠山提出的“东亚共同体”的构想，虽然距东亚可操作的现实相距尚远，但作为理念却对东亚提升处理国际关系的认知乃至智慧水平，具有长远的积极意义。当然，中日两国的国家定位和民族心理调适是极其漫长的过程，如何抓紧鸠山内阁任期逐渐建构并完善磨合机制，尤其是国民情感和认知的磨合，仍是挑战。
两岸关系方面，今年继续稳定发展，但也逐渐显露瓶颈，其主要原因是两岸在基本完成第一阶段经贸、人员往来议题后，对如何展开下一阶段的政治对话似有无力感。自胡 锦 涛去年除夕提出“两岸可就国家统一前的特殊阶段的政治关系展开务实讨论”后，一年来马英九方面按兵不动。其间当然有马英九内部困境和个人性格原因，但在大陆内部则逐渐产生两种不同解读和思维：一是认为马英九“三不”政策长此以往将产生和平分裂；二是认为应遵循两岸关系内在规律，耐得住寂寞，不在不适当时机提出不适当的议题。无论是着眼于保证“后马英九时代”两岸关系不致逆转，还是从拉近两岸人民心理距离的角度，大陆对台政策可能也将进入一个战略思维的盘整期。
这一年，南海主权争议逐渐表面化，其标志不仅是上半年各有关国家因提交联合国划界文件而频频活动以及在开发资源上继续先下手为强，同时有关国家还正在试图使南海争议国际化、法律化和事实状态化方面，迈出实实在在的步子。中国未来在这方面的压力将更大。
同时这一年里，中西民间没有发生去年奥运火炬传递和西藏风波那样的重大冲突，但中西民间心理秩序秩序也正进入更为深层和不为人察觉的盘整期。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中西民间心理基础依然脆弱；去年中西民间风波发生之后，究竟有多少已转化或发酵成双方民间心理深层的理性因素，目前尚无法量化和预计。未来随着可能更多具有冲突元素的个案的发生，中西民间心理秩序调适依然是一个极其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国际战略：警惕G2，重视欧日
如果说，上述发展均以平稳为主基调，只不过在平稳之下有些暗流，那么过去一年在国际战略格局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这一年随着中美在一系列国际经济和政治议题上的合作和依存关系的加强，国际社会对于中美分别为当今和未来世界两极的印象似正在不断清晰和强化，而这又不以中国领导人对G2概念保持清醒和警觉为转移。
中美两极过早成型给中国带来的战略压力是十分明显的。它不但会带来美国对中国过早的战略敌意，而且也会带来其他国家因此而产生的战略择边行动，同时也容易带来过早给中国带来国际责任方面的不适当压力。但如前所述，中美两极过早成型又不以中国领导人的警觉为转移。这就需要从战略层面善用多极资源予以调整。这种善用多极资源，不是古代意义上的合纵连横，而是将之前“一超多强”中的各国“强国”有机糅合到中国的国家和对美战略之中。其间，在全球层面重要的另一极无疑是欧洲，而在地区层面则是日本。
在全球层面，美中欧三足鼎立无疑要较中美两极对中国更为安全。由于欧洲特有的文化背景和理想主义色彩，中欧表面上在一系列意识形态问题上的冲突甚至超过中美类似的冲突，但必须看到，从中欧不同的国家定位而言，中欧未来不可能发生本质战略冲突；中欧之间的绝大部分冲突，都属于人性和体制间的正常冲突。而且从本质上看，中欧甚至有可能藉双方深厚的文化底蕴，在中国崛起给世界带来的深刻影响方面，提炼出属于人类的共同智慧。
在亚太格局上，中美对抗似正通过中日和南海争端等一系列议题得以体现。如何准确评估和利用美国因素，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课题。虽然“东亚共同体”只是一个愿景，但以这一愿景为标志的东亚整合如何糅合美国因素，从而既稀释中日之间的短兵相接，同时也舒缓美国对东亚整合的战略敌意，最关键的是减少美日因针对中国崛起而产生的共同战略需求，这些都属于中国对外战略的的深层课题。
内部环境：重视两大瓶颈
但任何外交都是内政的延续；若没有内政可持续发展的支撑，任何外部影响力的延伸都将是短暂和不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年当中国经济逐渐走出危机，同时也平稳度过过去一段时间从奥运到国庆六十年大庆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之后，现在是到了人们在盘整期沉下心来，梳理中国发展在取得巨大成就同时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瓶颈问题的时候了。
这些瓶颈可分为两个层面：一、中国正面临工业化二、三十年后的普遍问题，即城市化难题、贫富不均、治安恶化、政商结合、特殊利益集团等；二、与中国第一次现代化尝试 － 洋务运动相比，三十年改革开放在经济发展层面基本成功，其主要标志是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但中国依然面临另一个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难题，即探索保障中国现代化成功的制度性框架。两者轻重缓急不同，但却互有内在联系。中国目前面临的工业化产生的负面问题，不是一个纯经济学、政治学或社会学问题，而是已嵌入到中国百年现代化进程的深层结构，即如何才能有一套制度性框架，来保障中国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和成功？
就可预期的未来而言，完善分配机制、转变政府职能和基本确立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是三个不容回避的挑战。必须看到，政商结合处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已是一个日渐膨胀的毒瘤，由此也使政治体制改革更为步履维艰；而政改探索越是滞后，特殊利益集团就将更为膨胀。如何在稳妥和进取之间保持平衡，尤其是以“碎步走”的方式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探索，显然是在二十一世纪头十年过去之际，全体关心中国前途的人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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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中国的外部和内部环境在“变”与“不变”之间，度过了微妙但却具有深刻而长远意义的盘整一年。之所以称之为盘整期，是因为与之前几年相比，这一年中国的内外环境相对比较平静和稳定。2009年，中国没有如2008年北京奥运、四川大地震和西藏风波那样的大风大浪，同时在经济走出危机的同时，也安稳度过了六十周年国庆及其他一系列重要而相对敏感的日子。
未来的两、三年里，这一内外环境的盘整期可能将得以延续。唯其如此，一些不易为人们察觉的深层问题也可能逐渐显现。
外部环境：稳定中深层问题逐渐显现
首先，在外部环境方面，无论是中美、中日还是两岸关系，这一年都基本稳定且有长足进步。中美关系在奥巴马上任后，突破了原先美国总统上任之初每每跌入低谷，然后经磨合后才逐渐回升的陈旧逻辑，以高走开局，并在奥巴马十一月访华时达到高潮。同时，中美在使世界共同走出经济危机方面的合作，也凸显双方日益紧密的依存关系。但未来中美在贸易和对台军售方面的冲突仍将持续；双方能否在这些看似微观，但却能牵动中美关系整体神经的问题上达成沟通机制，颇为引人关注。
中日关系方面，这一年上任的日本民主党鸠山内阁，是近十几年不可多得的重视中日关系的日本内阁；鸠山提出的“东亚共同体”的构想，虽然距东亚可操作的现实相距尚远，但作为理念却对东亚提升处理国际关系的认知乃至智慧水平，具有长远的积极意义。当然，中日两国的国家定位和民族心理调适是极其漫长的过程，如何抓紧鸠山内阁任期逐渐建构并完善磨合机制，尤其是国民情感和认知的磨合，仍是挑战。
两岸关系方面，今年继续稳定发展，但也逐渐显露瓶颈，其主要原因是两岸在基本完成第一阶段经贸、人员往来议题后，对如何展开下一阶段的政治对话似有无力感。自胡 锦 涛去年除夕提出“两岸可就国家统一前的特殊阶段的政治关系展开务实讨论”后，一年来马英九方面按兵不动。其间当然有马英九内部困境和个人性格原因，但在大陆内部则逐渐产生两种不同解读和思维：一是认为马英九“三不”政策长此以往将产生和平分裂；二是认为应遵循两岸关系内在规律，耐得住寂寞，不在不适当时机提出不适当的议题。无论是着眼于保证“后马英九时代”两岸关系不致逆转，还是从拉近两岸人民心理距离的角度，大陆对台政策可能也将进入一个战略思维的盘整期。
这一年，南海主权争议逐渐表面化，其标志不仅是上半年各有关国家因提交联合国划界文件而频频活动以及在开发资源上继续先下手为强，同时有关国家还正在试图使南海争议国际化、法律化和事实状态化方面，迈出实实在在的步子。中国未来在这方面的压力将更大。
同时这一年里，中西民间没有发生去年奥运火炬传递和西藏风波那样的重大冲突，但中西民间心理秩序秩序也正进入更为深层和不为人察觉的盘整期。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中西民间心理基础依然脆弱；去年中西民间风波发生之后，究竟有多少已转化或发酵成双方民间心理深层的理性因素，目前尚无法量化和预计。未来随着可能更多具有冲突元素的个案的发生，中西民间心理秩序调适依然是一个极其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国际战略：警惕G2，重视欧日
如果说，上述发展均以平稳为主基调，只不过在平稳之下有些暗流，那么过去一年在国际战略格局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这一年随着中美在一系列国际经济和政治议题上的合作和依存关系的加强，国际社会对于中美分别为当今和未来世界两极的印象似正在不断清晰和强化，而这又不以中国领导人对G2概念保持清醒和警觉为转移。
中美两极过早成型给中国带来的战略压力是十分明显的。它不但会带来美国对中国过早的战略敌意，而且也会带来其他国家因此而产生的战略择边行动，同时也容易带来过早给中国带来国际责任方面的不适当压力。但如前所述，中美两极过早成型又不以中国领导人的警觉为转移。这就需要从战略层面善用多极资源予以调整。这种善用多极资源，不是古代意义上的合纵连横，而是将之前“一超多强”中的各国“强国”有机糅合到中国的国家和对美战略之中。其间，在全球层面重要的另一极无疑是欧洲，而在地区层面则是日本。
在全球层面，美中欧三足鼎立无疑要较中美两极对中国更为安全。由于欧洲特有的文化背景和理想主义色彩，中欧表面上在一系列意识形态问题上的冲突甚至超过中美类似的冲突，但必须看到，从中欧不同的国家定位而言，中欧未来不可能发生本质战略冲突；中欧之间的绝大部分冲突，都属于人性和体制间的正常冲突。而且从本质上看，中欧甚至有可能藉双方深厚的文化底蕴，在中国崛起给世界带来的深刻影响方面，提炼出属于人类的共同智慧。
在亚太格局上，中美对抗似正通过中日和南海争端等一系列议题得以体现。如何准确评估和利用美国因素，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课题。虽然“东亚共同体”只是一个愿景，但以这一愿景为标志的东亚整合如何糅合美国因素，从而既稀释中日之间的短兵相接，同时也舒缓美国对东亚整合的战略敌意，最关键的是减少美日因针对中国崛起而产生的共同战略需求，这些都属于中国对外战略的的深层课题。
内部环境：重视两大瓶颈
但任何外交都是内政的延续；若没有内政可持续发展的支撑，任何外部影响力的延伸都将是短暂和不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年当中国经济逐渐走出危机，同时也平稳度过过去一段时间从奥运到国庆六十年大庆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之后，现在是到了人们在盘整期沉下心来，梳理中国发展在取得巨大成就同时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瓶颈问题的时候了。
这些瓶颈可分为两个层面：一、中国正面临工业化二、三十年后的普遍问题，即城市化难题、贫富不均、治安恶化、政商结合、特殊利益集团等；二、与中国第一次现代化尝试 － 洋务运动相比，三十年改革开放在经济发展层面基本成功，其主要标志是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但中国依然面临另一个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难题，即探索保障中国现代化成功的制度性框架。两者轻重缓急不同，但却互有内在联系。中国目前面临的工业化产生的负面问题，不是一个纯经济学、政治学或社会学问题，而是已嵌入到中国百年现代化进程的深层结构，即如何才能有一套制度性框架，来保障中国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和成功？
就可预期的未来而言，完善分配机制、转变政府职能和基本确立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是三个不容回避的挑战。必须看到，政商结合处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已是一个日渐膨胀的毒瘤，由此也使政治体制改革更为步履维艰；而政改探索越是滞后，特殊利益集团就将更为膨胀。如何在稳妥和进取之间保持平衡，尤其是以“碎步走”的方式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探索，显然是在二十一世纪头十年过去之际，全体关心中国前途的人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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