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赖昌星称不排除回国可能性 提出三项条件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19 05:38:37
赖昌星称不排除回国可能性 提出三项条件http://www.sina.com.cn 2009年12月09日 中国新闻周刊
十年一梦赖昌星
1999年，接到举报的调查组进驻福建厦门，听闻风声的赖昌星辗转逃到加拿大温哥华，一进一出间，远华特大走私案曝光，举世震惊。
十年倏忽而过，300多名受到法律追究的涉案人员，有的仍在服刑，有的病死狱中，有的已重获自由。无论在厦门还是晋江，涉事者都尽量回避对“远华”的回忆。不过，主要嫌犯赖昌星尚未归案，“远华案”远未尘埃落定。而十年来，由于遣返、引渡的悬疑未解，潜逃者赖昌星从未真正淡出过公众的视线。
十年或许也是一个转折的节点。2009年5月，赖昌星的前妻曾明娜携女回国，似在暗示主要当事人的态度转变；而年底的加拿大总理破冰之访，也让外界期待政府层面对事件的可能推动。
在远华案发十年之际，我们再度聚焦赖氏家族和他们的栖身之地，除了关注这一焦点事件的最新走向，更希望以一个合适的距离和角度，审视中国史上最大走私家族的生成之因，生存之道。十年一梦，除了喧嚣尽处的幻灭感，应该有更多东西随远华案写进历史。
赖昌星回首十年逃亡路
他谨慎地应对媒体，又偶有直言不讳的情感表露。十年的异国逃亡生涯，让他逐渐改变着对人生、对过往、对未来的判断
本刊特约撰稿人/丁果(发自加拿大)
远华案涉嫌主犯赖昌星的加拿大逃亡之路，已经十年了，虽然许多人都认为赖昌星在加拿大可以为所欲为，吃喝玩乐，但他自己很清楚，他仍然是个逃犯，是一个有案子在身的人。在刚刚过去的这个秋天，他首次在电视台演播室接受采访，面对我的提问，他承认自己并非是一个自由人，随时都有可能被遣返回国。
“投石问路”
十年的官司几经起伏。现在，赖昌星的难民申请被拒，等待着第二次被遣返前的风险评估报告审查。看得出，他颇有“过一天算一天”的消极心态。当然，按民间观点，凡事逢“十”常有变化，对赖昌星来说，最大的变化就发生在今年早些时候——他的前妻曾明娜携带女儿赖真真，自愿回到中国，这是不是征兆？
曾明娜2009年5月初就悄然回国，此事一直没有被曝光，三个月后，笔者在专访加拿大移民部长肯尼的时候，肯尼直言不讳地表示，曾明娜、赖真真已经回国，她们是自愿回去的，加拿大无意也不会继续关注曾明娜的案件，那个案件“结束了”。随后，外界才知道曾明娜母女回国的消息。
肯尼也主动表示，如果赖昌星要循此模式回中国，移民部乐见其成，也“愿意提供所有需要的帮助”。肯尼的谈话播出后，被全球中文媒体广泛报道，随后是英文媒体纷纷跟进，赖昌星送妻女回去“投石问路”，类似的标题俯拾皆是，“赖昌星回国之日近了”的猜测也甚嚣尘上。一时间，赖昌星再次成了新闻的焦点。
不过，赖昌星却对媒体玩起了“捉迷藏”，手机关闭，人无踪影。除了偶然与一家媒体的记者撞见，闲聊几句之外，唯一的一次公开出现，是在其律师的安排下接受加拿大最大的英文媒体《环球邮报》采访，但谈的还是老调。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要“消毒”，怕“赖昌星想回国”的媒体报道，影响他的法庭程序和法官的心理。
到了秋天，赖昌星终于出面，接受笔者专访，谈了他逃亡十年的心路历程，也谈了他是否可能自愿回国的事情。之后，我们又电话采访了一些内容，大致可以勾画出他的想法轮廓。
那种绝望“很难说得清楚”
潜伏在加拿大的前一年多时间，赖昌星经常白天泡在赌场排遣恐慌，晚上给国内打电话了解案情。在加拿大被抓捕的瞬间，赖昌星有万念俱灰的消沉，“如果被遣返回去，肯定没命了”，他承认相当害怕。直到后来开始申请难民，从看守所出来，心情才慢慢平复。
赖昌星记忆犹新的是，他是戴着脚镣手铐上庭的，“好像杀人的重犯”，那时候的每一步移动，都觉得漫长沉重，他说自己还是有“悔不当初”的感觉。
三年前的经历也让他难忘：可能被遣返回去的那一刻，移民部把机票都准备好了，在机场，赖昌星以头撞柱，血流如注，那种绝望，“很难说得清楚”。
赖昌星对自己心路历程的回顾，简单而无修饰，但可以读到他“求生本能”的强烈，以及要活下去的简单目标。赖昌星是一个“惜命的人”，并非外界媒体描述的“亡命之徒”。
赖昌星曾经是福建首富，也是极尽奢华排场的人，甚至很嚣张。然而，十年的逃亡，显然消磨了他的锐气。他这样描述现在的想法：“平平安安过日子就是福，风风雨雨太辛苦，像我这样的，代价太大。”
见过赖昌星的人，都说在加拿大逃亡十年了，赖昌星还是“很土”，不过，言谈之间还是能感觉到他的精明。赖昌星的法律意识很强，对媒体报道也很在意。
赖昌星承认，自己来加拿大十年，结交了不少新朋友，也有找上门来要求合伙做生意的人，甚至从香港、纽约来的都有，好像他真的无所不能，可以“点石成金”。另一方面，也有温哥华的人抱怨说，赖昌星“骗了不少钱”。对此，赖昌星当然抵赖：一个不自由的人，怎么可能大手笔做生意？
无论在哪里，以赖昌星的性格，都不缺朋友。但长期回不了家乡还是让他惆怅。赖昌星说，虽然常在外面吃饭，但还是最喜欢自己煮的地瓜咸鱼粥。现在，赖昌星还会很频繁地给老家打电话；老家出来人，他在温哥华会接待。但是，“跟远华的时代，就不能比了”。
提前回去，“可能性是存在的”
赖昌星十年孜孜以求的，是保住性命。在远华案最轰动的阶段，他只有一个想法：如何利用加拿大的法律，避免被遣送回去。开始纠缠的是死刑问题，随着中国领导人的表态，加拿大也接受，认为中方不判处死刑的承诺是可靠的；接下来，赖昌星仍在设法逃避被遣返，几场官司下来，其辩护律师、加拿大最有名的所谓人权律师马塔斯也无法打赢，他只能利用不断上诉的程序，把案件往后拖；到了第二次的遣返前风险评估，焦点集中在遣返后是否会在狱中受到虐待。十年来，外界情况不断变化着，善于观察形势的赖昌星开始考虑，是否回到中国面对官司，才是结束十年动荡生涯的最佳捷径。
在之前的几次采访中，赖昌星流露出想家的心态。他并不讳言，与北京沟通的渠道还是“畅通的”，直到这次曾明娜和赖真真自愿回国，外界开始看到，他心态转变并付诸实验。但用赖昌星的话说，“还是不大相信政府的承诺”，但事实是他相信了北京与曾明娜的协商，才会让母女踏上回国之途，他在这之后的低调，也从侧面反映了他内心的巨大挣扎与矛盾。
在采访中，赖昌星甚至不排除一种可能，即两个儿子也步赖真真的后尘回国。笔者问赖昌星：“目前你在加拿大还有一个司法程序。你现在到底是希望走完司法程序，还是在消除一些障碍之后，司法程序没有结束前也有可能回去？”他沉默了很长时间，回答得小心谨慎：“可能性是存在的。”
笔者接下来问，“需要哪些条件，你才能放手一赌？”
赖昌星对此显然想了很久，他提出了三条：其一，远华案主要涉案的官员，比如庄杨等人的公审档案能否公开，因为赖昌星一直咬定，巨额走私是当时体制漏洞的产物，他不是靠贿赂成事的；其二，他希望远华公司骨干们的案子能够重新审视，因为他是主犯，其他人责任轻微；其三，他希望专案组能够“换些人”。
赖昌星清楚知道，曾明娜先期回国，让他还有一丝与中国政府“协商”的空间。一旦自己真的遣返回去，手中再无任何“筹码”。
十年逃亡路，留给赖昌星颇多感慨。以前的采访中，他都认定自己的人生很精彩，大起大落，风光过了，折腾过了，赚回了本钱，能在加拿大留一天，就是赚一天。如今，他改换了口气：如果当初中国的相关制度完善、健康，他就没有空子可钻，不会走邪路，人生或许是另外一种光景。
赖昌星不愿承认是“赖在加拿大”，他的辩解是官司进程非他所能控制。但他知道，将近十年没有打赢的官司，把握已不是很大。所以他对自己在加拿大的未来憧憬是短期的——能打工的时候，希望可以打工做点事，明年争取交一点收入税。曾经走私达上千亿的赖昌星，如果真的交了税，还真有点讽刺的况味。
初冬的北京，迟延了4年的加拿大总理访华终于成行，哈珀的这次破冰之旅，给中加关系带来了春天的气息。此前中加关系不顺畅的原因中，赖昌星案件始终是一个被关注的焦点。在胡 锦 涛主席、温家宝总理与哈珀总理的会谈中，中方仍然要求加方尽快遣返赖昌星，了结相关案件。针对中方的要求，加拿大总理首次在国际聚焦的场合，表明加拿大政府希望尽快遣返赖昌星。当然，政府无法插手司法程序，还要静待司法程序的完成。
中加关系的全面解冻，给中加之间签订引渡条约创造了相当乐观的前景。这些变化对赖昌星并不是什么好消息，赖昌星知道，加拿大总理的表态极有可能加速案件的审理过程，让拖延达九年之久的赖案，走到了最关键的十字路口。
http://news.sina.com.cn/c/sd/2009-12-09/120519223320.shtml赖昌星称不排除回国可能性 提出三项条件http://www.sina.com.cn 2009年12月09日 中国新闻周刊
中国新闻周刊2009046期封面
赖昌星和前妻曾明娜 资料图
十年一梦赖昌星
1999年，接到举报的调查组进驻福建厦门，听闻风声的赖昌星辗转逃到加拿大温哥华，一进一出间，远华特大走私案曝光，举世震惊。
十年倏忽而过，300多名受到法律追究的涉案人员，有的仍在服刑，有的病死狱中，有的已重获自由。无论在厦门还是晋江，涉事者都尽量回避对“远华”的回忆。不过，主要嫌犯赖昌星尚未归案，“远华案”远未尘埃落定。而十年来，由于遣返、引渡的悬疑未解，潜逃者赖昌星从未真正淡出过公众的视线。
十年或许也是一个转折的节点。2009年5月，赖昌星的前妻曾明娜携女回国，似在暗示主要当事人的态度转变；而年底的加拿大总理破冰之访，也让外界期待政府层面对事件的可能推动。
在远华案发十年之际，我们再度聚焦赖氏家族和他们的栖身之地，除了关注这一焦点事件的最新走向，更希望以一个合适的距离和角度，审视中国史上最大走私家族的生成之因，生存之道。十年一梦，除了喧嚣尽处的幻灭感，应该有更多东西随远华案写进历史。
赖昌星回首十年逃亡路
他谨慎地应对媒体，又偶有直言不讳的情感表露。十年的异国逃亡生涯，让他逐渐改变着对人生、对过往、对未来的判断
本刊特约撰稿人/丁果(发自加拿大)
远华案涉嫌主犯赖昌星的加拿大逃亡之路，已经十年了，虽然许多人都认为赖昌星在加拿大可以为所欲为，吃喝玩乐，但他自己很清楚，他仍然是个逃犯，是一个有案子在身的人。在刚刚过去的这个秋天，他首次在电视台演播室接受采访，面对我的提问，他承认自己并非是一个自由人，随时都有可能被遣返回国。
“投石问路”
十年的官司几经起伏。现在，赖昌星的难民申请被拒，等待着第二次被遣返前的风险评估报告审查。看得出，他颇有“过一天算一天”的消极心态。当然，按民间观点，凡事逢“十”常有变化，对赖昌星来说，最大的变化就发生在今年早些时候——他的前妻曾明娜携带女儿赖真真，自愿回到中国，这是不是征兆？
曾明娜2009年5月初就悄然回国，此事一直没有被曝光，三个月后，笔者在专访加拿大移民部长肯尼的时候，肯尼直言不讳地表示，曾明娜、赖真真已经回国，她们是自愿回去的，加拿大无意也不会继续关注曾明娜的案件，那个案件“结束了”。随后，外界才知道曾明娜母女回国的消息。
肯尼也主动表示，如果赖昌星要循此模式回中国，移民部乐见其成，也“愿意提供所有需要的帮助”。肯尼的谈话播出后，被全球中文媒体广泛报道，随后是英文媒体纷纷跟进，赖昌星送妻女回去“投石问路”，类似的标题俯拾皆是，“赖昌星回国之日近了”的猜测也甚嚣尘上。一时间，赖昌星再次成了新闻的焦点。
不过，赖昌星却对媒体玩起了“捉迷藏”，手机关闭，人无踪影。除了偶然与一家媒体的记者撞见，闲聊几句之外，唯一的一次公开出现，是在其律师的安排下接受加拿大最大的英文媒体《环球邮报》采访，但谈的还是老调。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要“消毒”，怕“赖昌星想回国”的媒体报道，影响他的法庭程序和法官的心理。
到了秋天，赖昌星终于出面，接受笔者专访，谈了他逃亡十年的心路历程，也谈了他是否可能自愿回国的事情。之后，我们又电话采访了一些内容，大致可以勾画出他的想法轮廓。
那种绝望“很难说得清楚”
潜伏在加拿大的前一年多时间，赖昌星经常白天泡在赌场排遣恐慌，晚上给国内打电话了解案情。在加拿大被抓捕的瞬间，赖昌星有万念俱灰的消沉，“如果被遣返回去，肯定没命了”，他承认相当害怕。直到后来开始申请难民，从看守所出来，心情才慢慢平复。
赖昌星记忆犹新的是，他是戴着脚镣手铐上庭的，“好像杀人的重犯”，那时候的每一步移动，都觉得漫长沉重，他说自己还是有“悔不当初”的感觉。
三年前的经历也让他难忘：可能被遣返回去的那一刻，移民部把机票都准备好了，在机场，赖昌星以头撞柱，血流如注，那种绝望，“很难说得清楚”。
赖昌星对自己心路历程的回顾，简单而无修饰，但可以读到他“求生本能”的强烈，以及要活下去的简单目标。赖昌星是一个“惜命的人”，并非外界媒体描述的“亡命之徒”。
赖昌星曾经是福建首富，也是极尽奢华排场的人，甚至很嚣张。然而，十年的逃亡，显然消磨了他的锐气。他这样描述现在的想法：“平平安安过日子就是福，风风雨雨太辛苦，像我这样的，代价太大。”
见过赖昌星的人，都说在加拿大逃亡十年了，赖昌星还是“很土”，不过，言谈之间还是能感觉到他的精明。赖昌星的法律意识很强，对媒体报道也很在意。
赖昌星承认，自己来加拿大十年，结交了不少新朋友，也有找上门来要求合伙做生意的人，甚至从香港、纽约来的都有，好像他真的无所不能，可以“点石成金”。另一方面，也有温哥华的人抱怨说，赖昌星“骗了不少钱”。对此，赖昌星当然抵赖：一个不自由的人，怎么可能大手笔做生意？
无论在哪里，以赖昌星的性格，都不缺朋友。但长期回不了家乡还是让他惆怅。赖昌星说，虽然常在外面吃饭，但还是最喜欢自己煮的地瓜咸鱼粥。现在，赖昌星还会很频繁地给老家打电话；老家出来人，他在温哥华会接待。但是，“跟远华的时代，就不能比了”。
提前回去，“可能性是存在的”
赖昌星十年孜孜以求的，是保住性命。在远华案最轰动的阶段，他只有一个想法：如何利用加拿大的法律，避免被遣送回去。开始纠缠的是死刑问题，随着中国领导人的表态，加拿大也接受，认为中方不判处死刑的承诺是可靠的；接下来，赖昌星仍在设法逃避被遣返，几场官司下来，其辩护律师、加拿大最有名的所谓人权律师马塔斯也无法打赢，他只能利用不断上诉的程序，把案件往后拖；到了第二次的遣返前风险评估，焦点集中在遣返后是否会在狱中受到虐待。十年来，外界情况不断变化着，善于观察形势的赖昌星开始考虑，是否回到中国面对官司，才是结束十年动荡生涯的最佳捷径。
在之前的几次采访中，赖昌星流露出想家的心态。他并不讳言，与北京沟通的渠道还是“畅通的”，直到这次曾明娜和赖真真自愿回国，外界开始看到，他心态转变并付诸实验。但用赖昌星的话说，“还是不大相信政府的承诺”，但事实是他相信了北京与曾明娜的协商，才会让母女踏上回国之途，他在这之后的低调，也从侧面反映了他内心的巨大挣扎与矛盾。
在采访中，赖昌星甚至不排除一种可能，即两个儿子也步赖真真的后尘回国。笔者问赖昌星：“目前你在加拿大还有一个司法程序。你现在到底是希望走完司法程序，还是在消除一些障碍之后，司法程序没有结束前也有可能回去？”他沉默了很长时间，回答得小心谨慎：“可能性是存在的。”
笔者接下来问，“需要哪些条件，你才能放手一赌？”
赖昌星对此显然想了很久，他提出了三条：其一，远华案主要涉案的官员，比如庄杨等人的公审档案能否公开，因为赖昌星一直咬定，巨额走私是当时体制漏洞的产物，他不是靠贿赂成事的；其二，他希望远华公司骨干们的案子能够重新审视，因为他是主犯，其他人责任轻微；其三，他希望专案组能够“换些人”。
赖昌星清楚知道，曾明娜先期回国，让他还有一丝与中国政府“协商”的空间。一旦自己真的遣返回去，手中再无任何“筹码”。
十年逃亡路，留给赖昌星颇多感慨。以前的采访中，他都认定自己的人生很精彩，大起大落，风光过了，折腾过了，赚回了本钱，能在加拿大留一天，就是赚一天。如今，他改换了口气：如果当初中国的相关制度完善、健康，他就没有空子可钻，不会走邪路，人生或许是另外一种光景。
赖昌星不愿承认是“赖在加拿大”，他的辩解是官司进程非他所能控制。但他知道，将近十年没有打赢的官司，把握已不是很大。所以他对自己在加拿大的未来憧憬是短期的——能打工的时候，希望可以打工做点事，明年争取交一点收入税。曾经走私达上千亿的赖昌星，如果真的交了税，还真有点讽刺的况味。
初冬的北京，迟延了4年的加拿大总理访华终于成行，哈珀的这次破冰之旅，给中加关系带来了春天的气息。此前中加关系不顺畅的原因中，赖昌星案件始终是一个被关注的焦点。在胡 锦 涛主席、温家宝总理与哈珀总理的会谈中，中方仍然要求加方尽快遣返赖昌星，了结相关案件。针对中方的要求，加拿大总理首次在国际聚焦的场合，表明加拿大政府希望尽快遣返赖昌星。当然，政府无法插手司法程序，还要静待司法程序的完成。
中加关系的全面解冻，给中加之间签订引渡条约创造了相当乐观的前景。这些变化对赖昌星并不是什么好消息，赖昌星知道，加拿大总理的表态极有可能加速案件的审理过程，让拖延达九年之久的赖案，走到了最关键的十字路口。
http://news.sina.com.cn/c/sd/2009-12-09/120519223320.shtml
中国新闻周刊2009046期封面
赖昌星和前妻曾明娜 资料图
十年一梦赖昌星
1999年，接到举报的调查组进驻福建厦门，听闻风声的赖昌星辗转逃到加拿大温哥华，一进一出间，远华特大走私案曝光，举世震惊。
十年倏忽而过，300多名受到法律追究的涉案人员，有的仍在服刑，有的病死狱中，有的已重获自由。无论在厦门还是晋江，涉事者都尽量回避对“远华”的回忆。不过，主要嫌犯赖昌星尚未归案，“远华案”远未尘埃落定。而十年来，由于遣返、引渡的悬疑未解，潜逃者赖昌星从未真正淡出过公众的视线。
十年或许也是一个转折的节点。2009年5月，赖昌星的前妻曾明娜携女回国，似在暗示主要当事人的态度转变；而年底的加拿大总理破冰之访，也让外界期待政府层面对事件的可能推动。
在远华案发十年之际，我们再度聚焦赖氏家族和他们的栖身之地，除了关注这一焦点事件的最新走向，更希望以一个合适的距离和角度，审视中国史上最大走私家族的生成之因，生存之道。十年一梦，除了喧嚣尽处的幻灭感，应该有更多东西随远华案写进历史。
赖昌星回首十年逃亡路
他谨慎地应对媒体，又偶有直言不讳的情感表露。十年的异国逃亡生涯，让他逐渐改变着对人生、对过往、对未来的判断
本刊特约撰稿人/丁果(发自加拿大)
远华案涉嫌主犯赖昌星的加拿大逃亡之路，已经十年了，虽然许多人都认为赖昌星在加拿大可以为所欲为，吃喝玩乐，但他自己很清楚，他仍然是个逃犯，是一个有案子在身的人。在刚刚过去的这个秋天，他首次在电视台演播室接受采访，面对我的提问，他承认自己并非是一个自由人，随时都有可能被遣返回国。
“投石问路”
十年的官司几经起伏。现在，赖昌星的难民申请被拒，等待着第二次被遣返前的风险评估报告审查。看得出，他颇有“过一天算一天”的消极心态。当然，按民间观点，凡事逢“十”常有变化，对赖昌星来说，最大的变化就发生在今年早些时候——他的前妻曾明娜携带女儿赖真真，自愿回到中国，这是不是征兆？
曾明娜2009年5月初就悄然回国，此事一直没有被曝光，三个月后，笔者在专访加拿大移民部长肯尼的时候，肯尼直言不讳地表示，曾明娜、赖真真已经回国，她们是自愿回去的，加拿大无意也不会继续关注曾明娜的案件，那个案件“结束了”。随后，外界才知道曾明娜母女回国的消息。
肯尼也主动表示，如果赖昌星要循此模式回中国，移民部乐见其成，也“愿意提供所有需要的帮助”。肯尼的谈话播出后，被全球中文媒体广泛报道，随后是英文媒体纷纷跟进，赖昌星送妻女回去“投石问路”，类似的标题俯拾皆是，“赖昌星回国之日近了”的猜测也甚嚣尘上。一时间，赖昌星再次成了新闻的焦点。
不过，赖昌星却对媒体玩起了“捉迷藏”，手机关闭，人无踪影。除了偶然与一家媒体的记者撞见，闲聊几句之外，唯一的一次公开出现，是在其律师的安排下接受加拿大最大的英文媒体《环球邮报》采访，但谈的还是老调。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要“消毒”，怕“赖昌星想回国”的媒体报道，影响他的法庭程序和法官的心理。
到了秋天，赖昌星终于出面，接受笔者专访，谈了他逃亡十年的心路历程，也谈了他是否可能自愿回国的事情。之后，我们又电话采访了一些内容，大致可以勾画出他的想法轮廓。
那种绝望“很难说得清楚”
潜伏在加拿大的前一年多时间，赖昌星经常白天泡在赌场排遣恐慌，晚上给国内打电话了解案情。在加拿大被抓捕的瞬间，赖昌星有万念俱灰的消沉，“如果被遣返回去，肯定没命了”，他承认相当害怕。直到后来开始申请难民，从看守所出来，心情才慢慢平复。
赖昌星记忆犹新的是，他是戴着脚镣手铐上庭的，“好像杀人的重犯”，那时候的每一步移动，都觉得漫长沉重，他说自己还是有“悔不当初”的感觉。
三年前的经历也让他难忘：可能被遣返回去的那一刻，移民部把机票都准备好了，在机场，赖昌星以头撞柱，血流如注，那种绝望，“很难说得清楚”。
赖昌星对自己心路历程的回顾，简单而无修饰，但可以读到他“求生本能”的强烈，以及要活下去的简单目标。赖昌星是一个“惜命的人”，并非外界媒体描述的“亡命之徒”。
赖昌星曾经是福建首富，也是极尽奢华排场的人，甚至很嚣张。然而，十年的逃亡，显然消磨了他的锐气。他这样描述现在的想法：“平平安安过日子就是福，风风雨雨太辛苦，像我这样的，代价太大。”
见过赖昌星的人，都说在加拿大逃亡十年了，赖昌星还是“很土”，不过，言谈之间还是能感觉到他的精明。赖昌星的法律意识很强，对媒体报道也很在意。
赖昌星承认，自己来加拿大十年，结交了不少新朋友，也有找上门来要求合伙做生意的人，甚至从香港、纽约来的都有，好像他真的无所不能，可以“点石成金”。另一方面，也有温哥华的人抱怨说，赖昌星“骗了不少钱”。对此，赖昌星当然抵赖：一个不自由的人，怎么可能大手笔做生意？
无论在哪里，以赖昌星的性格，都不缺朋友。但长期回不了家乡还是让他惆怅。赖昌星说，虽然常在外面吃饭，但还是最喜欢自己煮的地瓜咸鱼粥。现在，赖昌星还会很频繁地给老家打电话；老家出来人，他在温哥华会接待。但是，“跟远华的时代，就不能比了”。
提前回去，“可能性是存在的”
赖昌星十年孜孜以求的，是保住性命。在远华案最轰动的阶段，他只有一个想法：如何利用加拿大的法律，避免被遣送回去。开始纠缠的是死刑问题，随着中国领导人的表态，加拿大也接受，认为中方不判处死刑的承诺是可靠的；接下来，赖昌星仍在设法逃避被遣返，几场官司下来，其辩护律师、加拿大最有名的所谓人权律师马塔斯也无法打赢，他只能利用不断上诉的程序，把案件往后拖；到了第二次的遣返前风险评估，焦点集中在遣返后是否会在狱中受到虐待。十年来，外界情况不断变化着，善于观察形势的赖昌星开始考虑，是否回到中国面对官司，才是结束十年动荡生涯的最佳捷径。
在之前的几次采访中，赖昌星流露出想家的心态。他并不讳言，与北京沟通的渠道还是“畅通的”，直到这次曾明娜和赖真真自愿回国，外界开始看到，他心态转变并付诸实验。但用赖昌星的话说，“还是不大相信政府的承诺”，但事实是他相信了北京与曾明娜的协商，才会让母女踏上回国之途，他在这之后的低调，也从侧面反映了他内心的巨大挣扎与矛盾。
在采访中，赖昌星甚至不排除一种可能，即两个儿子也步赖真真的后尘回国。笔者问赖昌星：“目前你在加拿大还有一个司法程序。你现在到底是希望走完司法程序，还是在消除一些障碍之后，司法程序没有结束前也有可能回去？”他沉默了很长时间，回答得小心谨慎：“可能性是存在的。”
笔者接下来问，“需要哪些条件，你才能放手一赌？”
赖昌星对此显然想了很久，他提出了三条：其一，远华案主要涉案的官员，比如庄杨等人的公审档案能否公开，因为赖昌星一直咬定，巨额走私是当时体制漏洞的产物，他不是靠贿赂成事的；其二，他希望远华公司骨干们的案子能够重新审视，因为他是主犯，其他人责任轻微；其三，他希望专案组能够“换些人”。
赖昌星清楚知道，曾明娜先期回国，让他还有一丝与中国政府“协商”的空间。一旦自己真的遣返回去，手中再无任何“筹码”。
十年逃亡路，留给赖昌星颇多感慨。以前的采访中，他都认定自己的人生很精彩，大起大落，风光过了，折腾过了，赚回了本钱，能在加拿大留一天，就是赚一天。如今，他改换了口气：如果当初中国的相关制度完善、健康，他就没有空子可钻，不会走邪路，人生或许是另外一种光景。
赖昌星不愿承认是“赖在加拿大”，他的辩解是官司进程非他所能控制。但他知道，将近十年没有打赢的官司，把握已不是很大。所以他对自己在加拿大的未来憧憬是短期的——能打工的时候，希望可以打工做点事，明年争取交一点收入税。曾经走私达上千亿的赖昌星，如果真的交了税，还真有点讽刺的况味。
初冬的北京，迟延了4年的加拿大总理访华终于成行，哈珀的这次破冰之旅，给中加关系带来了春天的气息。此前中加关系不顺畅的原因中，赖昌星案件始终是一个被关注的焦点。在胡 锦 涛主席、温家宝总理与哈珀总理的会谈中，中方仍然要求加方尽快遣返赖昌星，了结相关案件。针对中方的要求，加拿大总理首次在国际聚焦的场合，表明加拿大政府希望尽快遣返赖昌星。当然，政府无法插手司法程序，还要静待司法程序的完成。
中加关系的全面解冻，给中加之间签订引渡条约创造了相当乐观的前景。这些变化对赖昌星并不是什么好消息，赖昌星知道，加拿大总理的表态极有可能加速案件的审理过程，让拖延达九年之久的赖案，走到了最关键的十字路口。
http://news.sina.com.cn/c/sd/2009-12-09/120519223320.shtml赖昌星称不排除回国可能性 提出三项条件http://www.sina.com.cn 2009年12月09日 中国新闻周刊
中国新闻周刊2009046期封面赖昌星和前妻曾明娜 资料图十年一梦赖昌星
1999年，接到举报的调查组进驻福建厦门，听闻风声的赖昌星辗转逃到加拿大温哥华，一进一出间，远华特大走私案曝光，举世震惊。
十年倏忽而过，300多名受到法律追究的涉案人员，有的仍在服刑，有的病死狱中，有的已重获自由。无论在厦门还是晋江，涉事者都尽量回避对“远华”的回忆。不过，主要嫌犯赖昌星尚未归案，“远华案”远未尘埃落定。而十年来，由于遣返、引渡的悬疑未解，潜逃者赖昌星从未真正淡出过公众的视线。
十年或许也是一个转折的节点。2009年5月，赖昌星的前妻曾明娜携女回国，似在暗示主要当事人的态度转变；而年底的加拿大总理破冰之访，也让外界期待政府层面对事件的可能推动。
在远华案发十年之际，我们再度聚焦赖氏家族和他们的栖身之地，除了关注这一焦点事件的最新走向，更希望以一个合适的距离和角度，审视中国史上最大走私家族的生成之因，生存之道。十年一梦，除了喧嚣尽处的幻灭感，应该有更多东西随远华案写进历史。
赖昌星回首十年逃亡路
他谨慎地应对媒体，又偶有直言不讳的情感表露。十年的异国逃亡生涯，让他逐渐改变着对人生、对过往、对未来的判断
本刊特约撰稿人/丁果(发自加拿大)
远华案涉嫌主犯赖昌星的加拿大逃亡之路，已经十年了，虽然许多人都认为赖昌星在加拿大可以为所欲为，吃喝玩乐，但他自己很清楚，他仍然是个逃犯，是一个有案子在身的人。在刚刚过去的这个秋天，他首次在电视台演播室接受采访，面对我的提问，他承认自己并非是一个自由人，随时都有可能被遣返回国。
“投石问路”
十年的官司几经起伏。现在，赖昌星的难民申请被拒，等待着第二次被遣返前的风险评估报告审查。看得出，他颇有“过一天算一天”的消极心态。当然，按民间观点，凡事逢“十”常有变化，对赖昌星来说，最大的变化就发生在今年早些时候——他的前妻曾明娜携带女儿赖真真，自愿回到中国，这是不是征兆？
曾明娜2009年5月初就悄然回国，此事一直没有被曝光，三个月后，笔者在专访加拿大移民部长肯尼的时候，肯尼直言不讳地表示，曾明娜、赖真真已经回国，她们是自愿回去的，加拿大无意也不会继续关注曾明娜的案件，那个案件“结束了”。随后，外界才知道曾明娜母女回国的消息。
肯尼也主动表示，如果赖昌星要循此模式回中国，移民部乐见其成，也“愿意提供所有需要的帮助”。肯尼的谈话播出后，被全球中文媒体广泛报道，随后是英文媒体纷纷跟进，赖昌星送妻女回去“投石问路”，类似的标题俯拾皆是，“赖昌星回国之日近了”的猜测也甚嚣尘上。一时间，赖昌星再次成了新闻的焦点。
不过，赖昌星却对媒体玩起了“捉迷藏”，手机关闭，人无踪影。除了偶然与一家媒体的记者撞见，闲聊几句之外，唯一的一次公开出现，是在其律师的安排下接受加拿大最大的英文媒体《环球邮报》采访，但谈的还是老调。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要“消毒”，怕“赖昌星想回国”的媒体报道，影响他的法庭程序和法官的心理。
到了秋天，赖昌星终于出面，接受笔者专访，谈了他逃亡十年的心路历程，也谈了他是否可能自愿回国的事情。之后，我们又电话采访了一些内容，大致可以勾画出他的想法轮廓。
那种绝望“很难说得清楚”
潜伏在加拿大的前一年多时间，赖昌星经常白天泡在赌场排遣恐慌，晚上给国内打电话了解案情。在加拿大被抓捕的瞬间，赖昌星有万念俱灰的消沉，“如果被遣返回去，肯定没命了”，他承认相当害怕。直到后来开始申请难民，从看守所出来，心情才慢慢平复。
赖昌星记忆犹新的是，他是戴着脚镣手铐上庭的，“好像杀人的重犯”，那时候的每一步移动，都觉得漫长沉重，他说自己还是有“悔不当初”的感觉。
三年前的经历也让他难忘：可能被遣返回去的那一刻，移民部把机票都准备好了，在机场，赖昌星以头撞柱，血流如注，那种绝望，“很难说得清楚”。
赖昌星对自己心路历程的回顾，简单而无修饰，但可以读到他“求生本能”的强烈，以及要活下去的简单目标。赖昌星是一个“惜命的人”，并非外界媒体描述的“亡命之徒”。
赖昌星曾经是福建首富，也是极尽奢华排场的人，甚至很嚣张。然而，十年的逃亡，显然消磨了他的锐气。他这样描述现在的想法：“平平安安过日子就是福，风风雨雨太辛苦，像我这样的，代价太大。”
见过赖昌星的人，都说在加拿大逃亡十年了，赖昌星还是“很土”，不过，言谈之间还是能感觉到他的精明。赖昌星的法律意识很强，对媒体报道也很在意。
赖昌星承认，自己来加拿大十年，结交了不少新朋友，也有找上门来要求合伙做生意的人，甚至从香港、纽约来的都有，好像他真的无所不能，可以“点石成金”。另一方面，也有温哥华的人抱怨说，赖昌星“骗了不少钱”。对此，赖昌星当然抵赖：一个不自由的人，怎么可能大手笔做生意？
无论在哪里，以赖昌星的性格，都不缺朋友。但长期回不了家乡还是让他惆怅。赖昌星说，虽然常在外面吃饭，但还是最喜欢自己煮的地瓜咸鱼粥。现在，赖昌星还会很频繁地给老家打电话；老家出来人，他在温哥华会接待。但是，“跟远华的时代，就不能比了”。
提前回去，“可能性是存在的”
赖昌星十年孜孜以求的，是保住性命。在远华案最轰动的阶段，他只有一个想法：如何利用加拿大的法律，避免被遣送回去。开始纠缠的是死刑问题，随着中国领导人的表态，加拿大也接受，认为中方不判处死刑的承诺是可靠的；接下来，赖昌星仍在设法逃避被遣返，几场官司下来，其辩护律师、加拿大最有名的所谓人权律师马塔斯也无法打赢，他只能利用不断上诉的程序，把案件往后拖；到了第二次的遣返前风险评估，焦点集中在遣返后是否会在狱中受到虐待。十年来，外界情况不断变化着，善于观察形势的赖昌星开始考虑，是否回到中国面对官司，才是结束十年动荡生涯的最佳捷径。
在之前的几次采访中，赖昌星流露出想家的心态。他并不讳言，与北京沟通的渠道还是“畅通的”，直到这次曾明娜和赖真真自愿回国，外界开始看到，他心态转变并付诸实验。但用赖昌星的话说，“还是不大相信政府的承诺”，但事实是他相信了北京与曾明娜的协商，才会让母女踏上回国之途，他在这之后的低调，也从侧面反映了他内心的巨大挣扎与矛盾。
在采访中，赖昌星甚至不排除一种可能，即两个儿子也步赖真真的后尘回国。笔者问赖昌星：“目前你在加拿大还有一个司法程序。你现在到底是希望走完司法程序，还是在消除一些障碍之后，司法程序没有结束前也有可能回去？”他沉默了很长时间，回答得小心谨慎：“可能性是存在的。”
笔者接下来问，“需要哪些条件，你才能放手一赌？”
赖昌星对此显然想了很久，他提出了三条：其一，远华案主要涉案的官员，比如庄杨等人的公审档案能否公开，因为赖昌星一直咬定，巨额走私是当时体制漏洞的产物，他不是靠贿赂成事的；其二，他希望远华公司骨干们的案子能够重新审视，因为他是主犯，其他人责任轻微；其三，他希望专案组能够“换些人”。
赖昌星清楚知道，曾明娜先期回国，让他还有一丝与中国政府“协商”的空间。一旦自己真的遣返回去，手中再无任何“筹码”。
十年逃亡路，留给赖昌星颇多感慨。以前的采访中，他都认定自己的人生很精彩，大起大落，风光过了，折腾过了，赚回了本钱，能在加拿大留一天，就是赚一天。如今，他改换了口气：如果当初中国的相关制度完善、健康，他就没有空子可钻，不会走邪路，人生或许是另外一种光景。
赖昌星不愿承认是“赖在加拿大”，他的辩解是官司进程非他所能控制。但他知道，将近十年没有打赢的官司，把握已不是很大。所以他对自己在加拿大的未来憧憬是短期的——能打工的时候，希望可以打工做点事，明年争取交一点收入税。曾经走私达上千亿的赖昌星，如果真的交了税，还真有点讽刺的况味。
初冬的北京，迟延了4年的加拿大总理访华终于成行，哈珀的这次破冰之旅，给中加关系带来了春天的气息。此前中加关系不顺畅的原因中，赖昌星案件始终是一个被关注的焦点。在胡 锦 涛主席、温家宝总理与哈珀总理的会谈中，中方仍然要求加方尽快遣返赖昌星，了结相关案件。针对中方的要求，加拿大总理首次在国际聚焦的场合，表明加拿大政府希望尽快遣返赖昌星。当然，政府无法插手司法程序，还要静待司法程序的完成。
中加关系的全面解冻，给中加之间签订引渡条约创造了相当乐观的前景。这些变化对赖昌星并不是什么好消息，赖昌星知道，加拿大总理的表态极有可能加速案件的审理过程，让拖延达九年之久的赖案，走到了最关键的十字路口。
http://news.sina.com.cn/c/sd/2009-12-09/120519223320.shtml
潜逃者赖昌星的“身后事”http://www.sina.com.cn 2009年12月09日 中国新闻周刊
潜逃者赖昌星的“身后事”
潜逃十年间，赖昌星从未断过与国内的联系。直到现在，他还几乎每天都与弟弟赖昌图通话。不过，与当初他对这个庞大的家族“产业”的掌控不同，如今的赖昌星更多时候是一个倾听者和倾诉者，他无法对家族、家人的命运施以太多影响。而这命运，在十年间已有太多曲折
本刊记者/张鹭 陈晓舒 (发自福建晋江)
蔡秀猛放下电话，心神不宁地找人翻开那本封皮有些磨损的《荒漠甘泉》——19世纪末著名的美国基督徒考门夫人的日记体灵修随笔。翻到6月3日，一股恐惧感向她袭来。
这天的部分，第一句话是：“我们渡到那边去吧。”(可四章三十五节)
接到这个电话大概是在2006年，或者2007年的6月2日。电话是远在加拿大的长女曾明娜打来的。女儿在电话那头哭诉，加拿大方面要把她遣送回来，第二天(6月3日)上午10点的飞机，连机票都买好了。
蔡秀猛不识字，平时读经只能请教友念给她听。慌乱之际，又请教友念了6月2日的部分，当听到“不要怕，只要信”时，她像抓到救命稻草般地祈祷起来。
“人家说我们是，关关难过关关过。”2009年10月，回顾这些年经受的“重重考验”，蔡秀猛坐在客厅沙发上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感叹。
她人生中的一系列“考验”是从10年前开始的：
1999年8月，前女婿赖昌星带着女儿和外孙、外孙女流亡加拿大；1年多以后，逃往菲律宾的儿子曾明育和曾明铁相继入狱，刑期分别是无期徒刑和10年；2000年底，她往加拿大汇款30万港币，想帮女儿女婿支付法律诉讼的费用，结果因“包庇罪”入狱1年半；2006年，丈夫曾传章被查出有肝癌、肝硬化，医生说只有3个月时间了。
应对这一系列的家庭变故，蔡秀猛的方法一以贯之：祈祷。即便身陷囹圄时，每天坐在监狱的水泥通铺上也没有停止过祈祷。如今，她相信自己的虔诚起了作用——
丈夫的肝癌，因为2006年手术的成功，近期复查，结果肝脏“未见异常”；
今年5月3日，女儿带着外孙女从加拿大回来了，每隔一两周便从厦门住处来看他们；
8月4日，大儿子曾明育被保释回家；加上两三年前被减刑回家的小儿子曾明铁，10年之后，一家人终于团圆。
很难说前妻和女儿的回国与家人团聚，是否对独居在温哥华海景公寓里的赖昌星有所触动。但去国整整10年后，对青年时代的回忆开始在赖昌星的内心悄悄蔓延——至少他开始在电话里催促住在老家的弟弟赖昌图，把自己年轻时的照片寄过去。
出狱后的两难选择
赖昌图总对别人感慨自己只有初中学历，考上了高中但没去念。仿佛如果当年读了高中，他的人生会是另一条路。
另外那条可能的人生路径无从展开，从已经走过的道路来看，他随着自己三哥赖昌星走上了一条大喜大悲的人生之旅：在远华集团鼎盛时，他作为集团董事主导利润最大的香烟和汽车“生意”，事发后逃亡澳大利亚，而后被落网的大哥赖水强力劝回国自首，免于死刑。去年10月，坐牢8年的他取保候审回到家里。
赖昌图出狱后一直住在晋江烧厝村老家的房子里。
1998年下半年，他的二哥赖昌标在一次酒后斗殴中被自己的保镖击中头部，成为植物人，瘫痪后的日子就在这里度过。
这是一个被围起来的院子，坐落在赖昌星捐建的村老友会旁。一层的平房里供着父母的遗像。边房是赖昌星当年的婚房，不到十平米的小屋依然挂着红幔帐。赖家人发达之后，就把这个屋子里的物品一如新婚之夜一样摆放整齐，十年之后，小屋的门锁早已锈迹斑斑。
赖昌图住进新搭起的阁楼。回家的第一个晚上，村子里的老朋友挤满了赖家的厅堂。赖昌图和以前一样和声细气，但“变得有些低眉顺气”。村里的朋友说，“监狱里放出来的人都这样。”
狱中的日子，赖昌图喜欢看破案小说和《知音》杂志，杂志里描写的苦大仇深、生活无助，让他感同身受。那是因为他真正感受到绝望的滋味，“整个人精神风貌不好”。赖昌图说自己不仅穿得难看，也变老了许多，头发比以前少了。
平日的生活赖昌图作息规律，一般早上九点起床，喝早茶、会朋友，他会上网看看新闻，没事开车出去溜达。他由保姆照料生活，偶尔自己打扫屋子熬粥做饭。赖昌图厨艺不错，喜欢喝粥，擅长做福建风味的姜母鸭。妻子与女儿早就去了香港定居，他一两个月会去趟深圳与家人团聚。
他有很多想做的生意，晋江是个工业城市，农村里的村民更多已经放弃了农活，赖文建说：“村子里大部分人在办企业，主要是办印刷厂。”赖昌图也想办个印刷厂，找点事做，“不能老这么闲着。”这句话他每天早上起来见到朋友时都会念叨。
“想干就赶紧干。”常到家里做客的朋友劝说。“会怕的。”自从远华案发，赖氏家族生活像过山车一样往下滑，赖昌图就一直担惊受怕。
他思前想后，2009年6月12日，还是给中纪委“4·20”专案组寄了一封申请信：“本人赖昌图因远华集团案件，现已释放快一年⋯⋯释放这一年来，本人遵纪守法，老实本分生活在家。因至今本人还没有身份证，生活十分不便。再者，本人现在家无事失业，经济生活困难，为度生计，本人屋边旧猪舍杂地400平方米，准本临时搭建铁皮屋，经营小加工厂，到时如政府规划需要动用此地，本人愿意无条件服从拆迁。以上事宜请求专案组领导转告晋江市政府领导给予支持方便，谢谢。”
赖昌图口述，朋友帮忙手写，写完后他在信尾签上名字，羡慕地说：“你们有文化就是好。”表情诚恳。给“4·20”专案组申请后，他依然不忘到晋江市各个主管领导处走动备案，然后在宅院后面搭起了铁皮屋。
既想做些事情，又不免畏首畏尾，出狱后的赖昌图就这样处于两难境地。
树欲静，风不止
赖昌图是同辈中最小的，在他心里，三哥赖昌星如同父亲，大哥二哥则更多体现母亲般的关爱。赖昌图对于记者们感兴趣的陈年旧事不愿提及，但跟他聊起赖家这些年的家长里短时，他会难得地放松下来。
赖昌星家乡最亲的人就是这个弟弟赖昌图，他在加拿大每天要给弟弟通电话。赖昌图告诉他，烧厝村里的村干部改选，堂亲赖文宾被选为村长。电话那端，赖昌星会很开心，说要打电话去祝贺。
赖昌图通过越洋电话缓解赖昌星对故乡和亲友的思念——
房梁上长出草来，我一大早爬上去修剪了；
村门口开了一家“远华饭店”，仗着我们以前的名号，生意火得不行，来的车子都快把马路占满了；
印刷厂铁皮屋的工程又有进展；
⋯⋯诸如此类，事无巨细。
2009年8月末的一天，赖昌星在加拿大独自醒来，凌晨5点，他突然非常想念弟弟，给赖昌图打了一通电话。电话那头，赖昌图不像以往语气温和，而是着急上火。赖昌星忙问什么事。赖昌图跳脚说：“铁皮屋被拆了。”
此时的晋江已近傍晚，侄子赖文峰等人闻讯赶来。赖昌图出狱后小心翼翼办的第一件事竟然“黄”了，让赖家人灰心。
这个下午，赖昌图一直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他私自搭建的铁皮屋被晋江市城管拆除。他接到村民电话赶回来时，300平米的厂房已经是一堆废铁。在福建晋江农村，许多村民在村里办厂子，私自搭建屡见不鲜。“私自搭建”让赖昌图一直惴惴不安，“大家都这么做”又让他觉得顺其自然。
“我出狱后，政府让我专心赚钱，现在搞得我什么都不能做，我不就办个印刷厂吗，这样子会害怕的。”赖昌图不停地走来走去。电话不断响起，要么是赖昌星从加拿大打来的，要么是妻子从香港打来，要么是赖昌星前妻曾明娜从厦门打来的。
这个时间段，正是曾明娜回国的第三个月，曾明育出狱，“4·20”专案组一直都在与赖昌星协商引渡回国的事宜。“阿星每天都在和专案组汇报，自从去加拿大就没断过。”赖家的好友说。
赖昌图一脸沮丧：“赔了十来万，这都是和朋友借的钱。”
“阿星本来是要回来的，谈判进展都很顺利，今天已经放话说不回来了。”这个晚上，赖昌图家人来人往，赖家好友不断把赖昌星的最新态度传递出去。
潜逃者赖昌星的“身后事”
潜逃十年间，赖昌星从未断过与国内的联系。直到现在，他还几乎每天都与弟弟赖昌图通话。不过，与当初他对这个庞大的家族“产业”的掌控不同，如今的赖昌星更多时候是一个倾听者和倾诉者，他无法对家族、家人的命运施以太多影响。而这命运，在十年间已有太多曲折
本刊记者/张鹭 陈晓舒 (发自福建晋江)
蔡秀猛放下电话，心神不宁地找人翻开那本封皮有些磨损的《荒漠甘泉》——19世纪末著名的美国基督徒考门夫人的日记体灵修随笔。翻到6月3日，一股恐惧感向她袭来。
这天的部分，第一句话是：“我们渡到那边去吧。”(可四章三十五节)
接到这个电话大概是在2006年，或者2007年的6月2日。电话是远在加拿大的长女曾明娜打来的。女儿在电话那头哭诉，加拿大方面要把她遣送回来，第二天(6月3日)上午10点的飞机，连机票都买好了。
蔡秀猛不识字，平时读经只能请教友念给她听。慌乱之际，又请教友念了6月2日的部分，当听到“不要怕，只要信”时，她像抓到救命稻草般地祈祷起来。
“人家说我们是，关关难过关关过。”2009年10月，回顾这些年经受的“重重考验”，蔡秀猛坐在客厅沙发上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感叹。
她人生中的一系列“考验”是从10年前开始的：
1999年8月，前女婿赖昌星带着女儿和外孙、外孙女流亡加拿大；1年多以后，逃往菲律宾的儿子曾明育和曾明铁相继入狱，刑期分别是无期徒刑和10年；2000年底，她往加拿大汇款30万港币，想帮女儿女婿支付法律诉讼的费用，结果因“包庇罪”入狱1年半；2006年，丈夫曾传章被查出有肝癌、肝硬化，医生说只有3个月时间了。
应对这一系列的家庭变故，蔡秀猛的方法一以贯之：祈祷。即便身陷囹圄时，每天坐在监狱的水泥通铺上也没有停止过祈祷。如今，她相信自己的虔诚起了作用——
丈夫的肝癌，因为2006年手术的成功，近期复查，结果肝脏“未见异常”；
今年5月3日，女儿带着外孙女从加拿大回来了，每隔一两周便从厦门住处来看他们；
8月4日，大儿子曾明育被保释回家；加上两三年前被减刑回家的小儿子曾明铁，10年之后，一家人终于团圆。
很难说前妻和女儿的回国与家人团聚，是否对独居在温哥华海景公寓里的赖昌星有所触动。但去国整整10年后，对青年时代的回忆开始在赖昌星的内心悄悄蔓延——至少他开始在电话里催促住在老家的弟弟赖昌图，把自己年轻时的照片寄过去。
出狱后的两难选择
赖昌图总对别人感慨自己只有初中学历，考上了高中但没去念。仿佛如果当年读了高中，他的人生会是另一条路。
另外那条可能的人生路径无从展开，从已经走过的道路来看，他随着自己三哥赖昌星走上了一条大喜大悲的人生之旅：在远华集团鼎盛时，他作为集团董事主导利润最大的香烟和汽车“生意”，事发后逃亡澳大利亚，而后被落网的大哥赖水强力劝回国自首，免于死刑。去年10月，坐牢8年的他取保候审回到家里。
赖昌图出狱后一直住在晋江烧厝村老家的房子里。
1998年下半年，他的二哥赖昌标在一次酒后斗殴中被自己的保镖击中头部，成为植物人，瘫痪后的日子就在这里度过。
这是一个被围起来的院子，坐落在赖昌星捐建的村老友会旁。一层的平房里供着父母的遗像。边房是赖昌星当年的婚房，不到十平米的小屋依然挂着红幔帐。赖家人发达之后，就把这个屋子里的物品一如新婚之夜一样摆放整齐，十年之后，小屋的门锁早已锈迹斑斑。
赖昌图住进新搭起的阁楼。回家的第一个晚上，村子里的老朋友挤满了赖家的厅堂。赖昌图和以前一样和声细气，但“变得有些低眉顺气”。村里的朋友说，“监狱里放出来的人都这样。”
狱中的日子，赖昌图喜欢看破案小说和《知音》杂志，杂志里描写的苦大仇深、生活无助，让他感同身受。那是因为他真正感受到绝望的滋味，“整个人精神风貌不好”。赖昌图说自己不仅穿得难看，也变老了许多，头发比以前少了。
平日的生活赖昌图作息规律，一般早上九点起床，喝早茶、会朋友，他会上网看看新闻，没事开车出去溜达。他由保姆照料生活，偶尔自己打扫屋子熬粥做饭。赖昌图厨艺不错，喜欢喝粥，擅长做福建风味的姜母鸭。妻子与女儿早就去了香港定居，他一两个月会去趟深圳与家人团聚。
他有很多想做的生意，晋江是个工业城市，农村里的村民更多已经放弃了农活，赖文建说：“村子里大部分人在办企业，主要是办印刷厂。”赖昌图也想办个印刷厂，找点事做，“不能老这么闲着。”这句话他每天早上起来见到朋友时都会念叨。
“想干就赶紧干。”常到家里做客的朋友劝说。“会怕的。”自从远华案发，赖氏家族生活像过山车一样往下滑，赖昌图就一直担惊受怕。
他思前想后，2009年6月12日，还是给中纪委“4·20”专案组寄了一封申请信：“本人赖昌图因远华集团案件，现已释放快一年⋯⋯释放这一年来，本人遵纪守法，老实本分生活在家。因至今本人还没有身份证，生活十分不便。再者，本人现在家无事失业，经济生活困难，为度生计，本人屋边旧猪舍杂地400平方米，准本临时搭建铁皮屋，经营小加工厂，到时如政府规划需要动用此地，本人愿意无条件服从拆迁。以上事宜请求专案组领导转告晋江市政府领导给予支持方便，谢谢。”
赖昌图口述，朋友帮忙手写，写完后他在信尾签上名字，羡慕地说：“你们有文化就是好。”表情诚恳。给“4·20”专案组申请后，他依然不忘到晋江市各个主管领导处走动备案，然后在宅院后面搭起了铁皮屋。
既想做些事情，又不免畏首畏尾，出狱后的赖昌图就这样处于两难境地。
树欲静，风不止
赖昌图是同辈中最小的，在他心里，三哥赖昌星如同父亲，大哥二哥则更多体现母亲般的关爱。赖昌图对于记者们感兴趣的陈年旧事不愿提及，但跟他聊起赖家这些年的家长里短时，他会难得地放松下来。
赖昌星家乡最亲的人就是这个弟弟赖昌图，他在加拿大每天要给弟弟通电话。赖昌图告诉他，烧厝村里的村干部改选，堂亲赖文宾被选为村长。电话那端，赖昌星会很开心，说要打电话去祝贺。
赖昌图通过越洋电话缓解赖昌星对故乡和亲友的思念——
房梁上长出草来，我一大早爬上去修剪了；
村门口开了一家“远华饭店”，仗着我们以前的名号，生意火得不行，来的车子都快把马路占满了；
印刷厂铁皮屋的工程又有进展；
⋯⋯诸如此类，事无巨细。
2009年8月末的一天，赖昌星在加拿大独自醒来，凌晨5点，他突然非常想念弟弟，给赖昌图打了一通电话。电话那头，赖昌图不像以往语气温和，而是着急上火。赖昌星忙问什么事。赖昌图跳脚说：“铁皮屋被拆了。”
此时的晋江已近傍晚，侄子赖文峰等人闻讯赶来。赖昌图出狱后小心翼翼办的第一件事竟然“黄”了，让赖家人灰心。
这个下午，赖昌图一直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他私自搭建的铁皮屋被晋江市城管拆除。他接到村民电话赶回来时，300平米的厂房已经是一堆废铁。在福建晋江农村，许多村民在村里办厂子，私自搭建屡见不鲜。“私自搭建”让赖昌图一直惴惴不安，“大家都这么做”又让他觉得顺其自然。
“我出狱后，政府让我专心赚钱，现在搞得我什么都不能做，我不就办个印刷厂吗，这样子会害怕的。”赖昌图不停地走来走去。电话不断响起，要么是赖昌星从加拿大打来的，要么是妻子从香港打来，要么是赖昌星前妻曾明娜从厦门打来的。
这个时间段，正是曾明娜回国的第三个月，曾明育出狱，“4·20”专案组一直都在与赖昌星协商引渡回国的事宜。“阿星每天都在和专案组汇报，自从去加拿大就没断过。”赖家的好友说。
赖昌图一脸沮丧：“赔了十来万，这都是和朋友借的钱。”
“阿星本来是要回来的，谈判进展都很顺利，今天已经放话说不回来了。”这个晚上，赖昌图家人来人往，赖家好友不断把赖昌星的最新态度传递出去。
赖昌星前妻曾明娜回国换取弟弟曾明育出狱http://www.sina.com.cn 2009年12月09日 中国新闻周刊
曾家老辈的怨言
赖昌星的前岳母蔡秀猛不止一次拍着胸脯说：“曾家10年后能好起来，都是我们俩老的撑起来的。”
赖昌星拖着一家人逃亡加拿大的十年，曾家仍然守着晋江机场边上的三亩多地，这条莲屿街道本是晋江市最繁华的地段之一。“过去有钱人才住这里。”“地瓜”说。他原是大哥赖水强的司机，远华案发后去了东南亚做打工，近两年又回到了晋江，靠着之前与赖家的交情，每天过来陪伴赖昌图。
10年后，在周边广场与商城的兴起下，这条本不宽敞的巷子也面临着拆迁。这是曾传章和蔡秀猛每天挂在嘴边的谈资。“我这空地有700多平方米，到时候房子给补贴，空地给补吗？”蔡秀猛嚷嚷，“不行我就去香港申请一个廉租房，从深圳坐火车也就三小时到厦门，早上去晚上回。”
76岁的曾传章晚年生活不仅要算计着政府的拆迁，还得保住一家团圆。2008年的12月，曾传章给公安部寄去了一封信，“我们年纪大了，得有人养老送终，我写信和政府求情，看能不能放了阿育。”“阿育”是曾传章的大儿子曾明育，远华集团董事会五名成员之一，因厦门远华一案被判15年监禁。
为此，曾传章家里的电话几乎成了热线。四处托人求情，疏通各种关系。最后的回音是：只要作为远华董事会成员之一、赖昌星的前妻曾明娜能回国，将考虑给曾明育减刑保释。
曾明娜未满18岁嫁给赖昌星，踏入赖家家门，对晋江市西园街道烧厝村的村民来说，她是再熟悉不过的人，“变瘦了很多，也老了，和以前很不一样。”赖文建评价回国的曾明娜。
“一开始她哪里敢回来，吓都吓死了。我们告诉她，现在不自己回来，到时候被抓回来就更惨。”蔡秀猛说。“她非常想回国，在加拿大生活很不习惯，连吃的都不习惯，我们两个老人家去动员她，才动员成。”而曾明娜的回国也是在得到“宽大处理”的答复之后才做的试探。
“这等于阿好(曾明娜小名)来换阿育。”曾传章说。这是他晚年最骄傲的事情之一：“一家人还是亲人。”曾明娜愿意妥协来换取弟弟曾明育的自由。
2009年5月3日，曾明娜带着23的小女儿赖真真悄然回国。住在政府安排的房子内，出入自由，没有受到任何限制。“朋友很多，都会去厦门做客。”蔡秀猛称。
曾明娜回国3个月后，曾明育出狱，不过“每周还要去派出所报到”。曾传章已知足，“一家人算团圆了”。弟弟出狱后，曾明娜才开始四处走动。此后的每个周末，曾明娜会带着女儿从厦门开车到晋江，先到大嫂家探望，吃完午饭，到赖昌图家闲聊，晚上再到娘家休息。
10年之后，赖昌星的两个哥哥赖水强和赖昌标已经相继去世，后者的葬礼很萧条。这一年也是曾明娜和赖昌星离婚的第四年，当然，两家人依旧密不可分。蔡秀猛抱怨以前的赖昌星，“只照顾他们家那边，根本不照顾我们这边。我两次去香港，他就给我11万元，一次4万元，一次6万多元，他非常有钱，就给我这么一点。”
大女儿和大儿子也是她的抱怨对象：“曾明娜也是啥都不懂，要是真能干，今天怎么能到这地步。我要是识字，一定会被拉去做会计，现在死的就是我；我们阿育以前根本没做生意，天天跟着他们吃喝玩乐。我一直教育我们家阿育自己留点，他说‘妈妈你怎么这么贪。’他现在也不结婚，什么都不做，也不管我们死活。”
据蔡秀猛讲，当初并非没有人劝过滑向深渊的赖昌星，“但他谁的话都不听，他武断得很：‘我比你们还不会？’‘成功’的人，好听的不好听的都要能听进去才行啊。”蔡秀猛总结，她至今耿耿于怀的是，赖昌星夫妇被香港移民局抓去时，“两个孩子哭天抢地，没得吃，他们的朋友兄弟攒钱，我寄了10万元过去，被抓去判了一年半。”
未泯灭的创业梦
兄弟俩在电话里提及最多的话题，是那些刑期将满或者已满的朋友：谁在狱中变化大，谁快出来了。赖昌星会在电话里吩咐弟弟去宽慰、拜访。
“我觉得很对不住他。帮我转告，如果方便我想和他通个话，只是很多年没见面很想念，没有别的意思，他要是不方便我也理解。”赖昌星会在电话里交代弟弟。
这也一直是赖家兄弟与人交往的准则：绝不在有求于人的时候才临时抱佛脚。在加拿大，赖昌星逢年过节会打电话来拜年，家里的事情他都会了解。赖家兄弟在烧厝村出了名的“会做人”。
以至于直到今天，赖氏五村的老人们还经常念叨起这个“肥星”。有陌生人进村询问赖家的住处，村民们也异常警觉，必问：“找他们什么事情？”得到满意的答案后，才会指路。
“他们几兄弟一直都对别人很真心，所以大家都愿意跟着他们。”“地瓜”说，厦门远华最兴盛的时期，烧厝村以及边上其他赖姓村庄的年轻人都去了厦门吃赖家的饭，“来来往往的几百人肯定是有，这就是几百个家庭的生计。”赖文建说。
太多眼睛在窥视，使得赖家兄弟做任何事情都远比10年前要小心翼翼。
还在假释期的赖昌图没有身份证，出入不便。去年“两会”期间，赖昌图坐火车到北京游玩，住在“最高检”边上，晚上去天安门闲逛，遇见迎面而来的警察竟吓得不知进退。
赖昌图抱怨：“做点事情真的很难。”他想换个环境，去浙江做生意，他四处找人帮他介绍浙江的朋友。“就赖昌星弟弟这个名头拿出去，还是可以的。”赖家的好友说。
赖水强的两个儿子赖文峰、赖文曲出狱后在生意场上也如鱼得水。“以前的关系都还在，朋友也都还在。”接近赖家的人说。
在赖水强的大宅子边，停放着悍马和路虎，宅子有六层楼高，楼内有电梯直达，一层是台球室和车库，以上的每层都是套间，装修豪华。
对于47岁的赖昌图而言，过往更值得怀念，10年变幻，让他开始觉得“人都靠运气”。他对来看望他的朋友说，“我觉得再提起(远华案)是很丢脸的事情，赖家的成功和失败都是全国人的教材。” ★
(本刊记者张鹭对本文亦有贡献)
曾家老辈的怨言
赖昌星的前岳母蔡秀猛不止一次拍着胸脯说：“曾家10年后能好起来，都是我们俩老的撑起来的。”
赖昌星拖着一家人逃亡加拿大的十年，曾家仍然守着晋江机场边上的三亩多地，这条莲屿街道本是晋江市最繁华的地段之一。“过去有钱人才住这里。”“地瓜”说。他原是大哥赖水强的司机，远华案发后去了东南亚做打工，近两年又回到了晋江，靠着之前与赖家的交情，每天过来陪伴赖昌图。
10年后，在周边广场与商城的兴起下，这条本不宽敞的巷子也面临着拆迁。这是曾传章和蔡秀猛每天挂在嘴边的谈资。“我这空地有700多平方米，到时候房子给补贴，空地给补吗？”蔡秀猛嚷嚷，“不行我就去香港申请一个廉租房，从深圳坐火车也就三小时到厦门，早上去晚上回。”
76岁的曾传章晚年生活不仅要算计着政府的拆迁，还得保住一家团圆。2008年的12月，曾传章给公安部寄去了一封信，“我们年纪大了，得有人养老送终，我写信和政府求情，看能不能放了阿育。”“阿育”是曾传章的大儿子曾明育，远华集团董事会五名成员之一，因厦门远华一案被判15年监禁。
为此，曾传章家里的电话几乎成了热线。四处托人求情，疏通各种关系。最后的回音是：只要作为远华董事会成员之一、赖昌星的前妻曾明娜能回国，将考虑给曾明育减刑保释。
曾明娜未满18岁嫁给赖昌星，踏入赖家家门，对晋江市西园街道烧厝村的村民来说，她是再熟悉不过的人，“变瘦了很多，也老了，和以前很不一样。”赖文建评价回国的曾明娜。
“一开始她哪里敢回来，吓都吓死了。我们告诉她，现在不自己回来，到时候被抓回来就更惨。”蔡秀猛说。“她非常想回国，在加拿大生活很不习惯，连吃的都不习惯，我们两个老人家去动员她，才动员成。”而曾明娜的回国也是在得到“宽大处理”的答复之后才做的试探。
“这等于阿好(曾明娜小名)来换阿育。”曾传章说。这是他晚年最骄傲的事情之一：“一家人还是亲人。”曾明娜愿意妥协来换取弟弟曾明育的自由。
2009年5月3日，曾明娜带着23的小女儿赖真真悄然回国。住在政府安排的房子内，出入自由，没有受到任何限制。“朋友很多，都会去厦门做客。”蔡秀猛称。
曾明娜回国3个月后，曾明育出狱，不过“每周还要去派出所报到”。曾传章已知足，“一家人算团圆了”。弟弟出狱后，曾明娜才开始四处走动。此后的每个周末，曾明娜会带着女儿从厦门开车到晋江，先到大嫂家探望，吃完午饭，到赖昌图家闲聊，晚上再到娘家休息。
10年之后，赖昌星的两个哥哥赖水强和赖昌标已经相继去世，后者的葬礼很萧条。这一年也是曾明娜和赖昌星离婚的第四年，当然，两家人依旧密不可分。蔡秀猛抱怨以前的赖昌星，“只照顾他们家那边，根本不照顾我们这边。我两次去香港，他就给我11万元，一次4万元，一次6万多元，他非常有钱，就给我这么一点。”
大女儿和大儿子也是她的抱怨对象：“曾明娜也是啥都不懂，要是真能干，今天怎么能到这地步。我要是识字，一定会被拉去做会计，现在死的就是我；我们阿育以前根本没做生意，天天跟着他们吃喝玩乐。我一直教育我们家阿育自己留点，他说‘妈妈你怎么这么贪。’他现在也不结婚，什么都不做，也不管我们死活。”
据蔡秀猛讲，当初并非没有人劝过滑向深渊的赖昌星，“但他谁的话都不听，他武断得很：‘我比你们还不会？’‘成功’的人，好听的不好听的都要能听进去才行啊。”蔡秀猛总结，她至今耿耿于怀的是，赖昌星夫妇被香港移民局抓去时，“两个孩子哭天抢地，没得吃，他们的朋友兄弟攒钱，我寄了10万元过去，被抓去判了一年半。”
未泯灭的创业梦
兄弟俩在电话里提及最多的话题，是那些刑期将满或者已满的朋友：谁在狱中变化大，谁快出来了。赖昌星会在电话里吩咐弟弟去宽慰、拜访。
“我觉得很对不住他。帮我转告，如果方便我想和他通个话，只是很多年没见面很想念，没有别的意思，他要是不方便我也理解。”赖昌星会在电话里交代弟弟。
这也一直是赖家兄弟与人交往的准则：绝不在有求于人的时候才临时抱佛脚。在加拿大，赖昌星逢年过节会打电话来拜年，家里的事情他都会了解。赖家兄弟在烧厝村出了名的“会做人”。
以至于直到今天，赖氏五村的老人们还经常念叨起这个“肥星”。有陌生人进村询问赖家的住处，村民们也异常警觉，必问：“找他们什么事情？”得到满意的答案后，才会指路。
“他们几兄弟一直都对别人很真心，所以大家都愿意跟着他们。”“地瓜”说，厦门远华最兴盛的时期，烧厝村以及边上其他赖姓村庄的年轻人都去了厦门吃赖家的饭，“来来往往的几百人肯定是有，这就是几百个家庭的生计。”赖文建说。
太多眼睛在窥视，使得赖家兄弟做任何事情都远比10年前要小心翼翼。
还在假释期的赖昌图没有身份证，出入不便。去年“两会”期间，赖昌图坐火车到北京游玩，住在“最高检”边上，晚上去天安门闲逛，遇见迎面而来的警察竟吓得不知进退。
赖昌图抱怨：“做点事情真的很难。”他想换个环境，去浙江做生意，他四处找人帮他介绍浙江的朋友。“就赖昌星弟弟这个名头拿出去，还是可以的。”赖家的好友说。
赖水强的两个儿子赖文峰、赖文曲出狱后在生意场上也如鱼得水。“以前的关系都还在，朋友也都还在。”接近赖家的人说。
在赖水强的大宅子边，停放着悍马和路虎，宅子有六层楼高，楼内有电梯直达，一层是台球室和车库，以上的每层都是套间，装修豪华。
对于47岁的赖昌图而言，过往更值得怀念，10年变幻，让他开始觉得“人都靠运气”。他对来看望他的朋友说，“我觉得再提起(远华案)是很丢脸的事情，赖家的成功和失败都是全国人的教材。” ★
(本刊记者张鹭对本文亦有贡献)
赖昌星前传http://www.sina.com.cn 2009年12月09日 中国新闻周刊
赖昌星前传
在成为一件惊天大案的嫌疑主犯之前，他走过了怎样的道路？
远华事件的喧嚣早已远去，是时候追问一些被忽略的问题了——
远华案为什么发生在这块土地上？为什么发生在赖氏家族？又为什么“成就”了赖昌星？
本刊记者/张鹭(发自福建晋江、石狮)
晋江市烧厝村，烧厝南区106号。这是赖昌星的弟弟赖昌图的家(其实也是赖昌星的住处，他们两家一直生活在一起)，同一个村里，还有大哥赖水强等亲属的住所。
“远华案”已经过去十年了，一方面，村里人很忌讳公开谈论赖昌星和远华，另一方面，他们又大多对那段历史多有感念。
这是一个典型的宗族社会，从普通人家到盛极一时再到远华案发之后，赖氏家族都与这个村落发生着密切而复杂的联系。透过这个村子，我们可以看到赖昌星及其家族的生存逻辑和发展脉络，发现“远华案”背后的深层秘密。
祖屋与宗族
赖昌图的住处在村委会和村老友会的附近，中等规模的一个院子，种着晋江并不常见的棕榈树。2层小楼的居室里，内饰气派，但还远称不上豪华，至少远远逊色于大哥营造的庄园。
路过村口“旅港赖昌星先生捐建”的牌坊，再往前走一点，从那个更高更气派的大门进入，就是大哥赖水强的庄园。近1公里的水泥路的两旁，是小溪、稻田，以及小作坊式的工厂，路的尽头就是已经病亡在狱中的赖水强住过的院子。其中的6层主楼体量庞大，是村里的制高点。可以想象，站在这座大厦般的住宅楼顶，俯瞰在稻田和工厂里劳作的人们，带给主人的是威望和权势带来的满足感。
两兄弟的宅子，不在一个量级，这样的对比很容易让人心生诧异。对此，赖昌星的同班同学、儿时好友赖昌翁分析，那是因为两兄弟的想法不同，赖昌星一直想把他“事业”的重心放在厦门，而赖水强则更愿意在晋江老家发展。
考虑到幼年时住所的拥挤程度，赖水强对于住所体量的追求变得可以理解。从赖昌图的住处出来，走半分钟，经过一个小小的下坡，就到了这个丘陵地形的村子里少见的一片大块平地。这里就是赖昌星兄弟出生的祖屋。
在被改成家庙以前，这个祖屋是泉州地区农村常见的民居样式：两落五间张双护厝，由下落、榉头、天井、顶落四部分构成，为典型的四合院布局，适合家族聚居。村干部赖文建回忆，这个被很多村民称为“祖屋”的建筑，大概有850平米，七八十间房子，住了好几十家人。
往上追溯，这些人家可以归到同一个祖先。事实上，在赖家族谱里，“昌”字辈是第24代。赖家一世祖原本定居在烧厝边上的赖厝，后来的祖先因为现已不可考的原因举族迁往泉州，大概200多年前的嘉庆年间，第15代祖先又率众从泉州迁了回来。从第10代到第14代，5代人出了6个进士。这也是赖昌星之前，这个家族最风光的历史。直到今天，村里的文庙仍以此为傲。
1958年农历九月十五，赖昌星出生在这幢据说是第16代祖先传下来的祖屋，他是八个兄弟姐妹中的老七，比大哥赖水强小10岁，比小弟赖昌图大4岁。
赖昌翁对赖昌星家的记忆从小学开始，那时赖昌星一家住在祖屋七八十间房子中的三间里，“非常挤”。赖昌星跟二哥赖昌标住一个房间，中间是厨房，赖母、最小的姐姐和小弟赖昌图住在另一间房子里。赖的父亲赖永等早在“大跃进”时就是村支书，因为家里住不下，一直住在现在老友会所在的老村委会会址中。大哥赖水强住在村里的民兵营房，他后来在老村委会边上开了个小卖部，搬到小卖部里住。
1995年，当远华中学的赖世雄老师以赖氏五村建校委员会代表的身份，到赖昌星在厦门的住处，接受赖对远华中学的500万捐款时，发现昌标、昌星、昌图兄弟几个竟然住在一栋大宅子里。而当时，昌标、昌图都已成为远华集团某一方面“业务”独当一面的人物。看起来，即便是到“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家族聚居仍是这个家族所秉持的生活方式——或许是对幼时一家人分开居住的补偿——他们“做生意”的方式也是家族式的，远华集团董事会的五名成员，分别是赖昌星、赖昌标、赖昌图、曾明娜和曾明育。
一个“有力量”的少年
日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贫穷一直是故乡留给赖昌星的童年记忆。但无论是儿时玩伴还是小弟赖昌图都强调，在那个普遍贫穷的时代，他们家并不算特别困难。在赖文建和赖昌翁的描述中，童年生活因贫穷而更显简单，有着一种不复追寻的田园牧歌般的诗意。
赖文建那时住在赖昌星家隔壁，他们这一幢楼里差不多大的孩子，上学时相约同行，下课了一起回家。童年最大的欢乐，都在简单的游戏中度过。
他们最爱的是游泳，不上课的下午，要在脏兮兮的水坝里泡四五个钟头，即便是上课，午休的时间也被利用起来，吃完饭碗筷一丢，在水坝里泡两个小时，离上课只剩一刻钟时再一路小跑到学校。还有一种冲关游戏，小孩们分成两拨，防守的一拨站成五条线，拦住进攻者的冲击，进攻者一口气冲过五条防线就算赢，反过来，则算防守方赢。
最令人回味的时光是在夏日的夜里，家家户户在家门口搭个简易床，用竹子和纸板做成扇子，就在外面纳凉睡觉。那时连蚊香都没有，只能利用烧麦秆产生的烟雾来驱蚊，这帮孩子就是在这样的袅袅烟雾中捉迷藏，因为房子很多，家里又没有灯泡，只有煤油灯和蜡烛，一个人藏起来经常一晚上都找不着。
农村的孩子普遍读书很晚，赖昌星直到9岁才上学。家庭的贫困、“文革”对教育的破坏，使得与他同届入学的同学逐渐流失，一年级时还有五六个班，到进入五年级毕业班时，只有一个班硕果仅存。赖昌星的“学历”并非他自己记忆中的三年级，而是五年级。
1973年五六月份，赖昌星班上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要去香港，这个毕业班的语文课由其他几个老师分着上，赖世雄就是代课老师之一。由于给赖昌星上课不多，他对于这个学生并无太多印象。曾教过赖昌星的数学老师赖锦星对这个昔日学生的唯一印象，也只剩下“长得很漂亮，很多老师看见他都忍不住要去摸一下他的头”。
赖昌星比赖昌翁早一年上学，但赖昌翁读到三年级时，两人竟然变成了同班同学。由此，赖昌翁猜测，赖昌星应该是留过一级。那个时候一套小学教材分十册，他俩都读到了第十册。
“赖昌星在学校喜欢打篮球和乒乓球，他个子不高，但是速度快，力气大。功课一般，数学马马虎虎，要他写点东西，搞不来。上课不怎么专心，要交作业了，临时借我的抄一下。”赖昌翁强调说，“但是他的头脑好。”赖昌星自己显然也这么认为。日后，他把自己的才智用到了做生意当中，比如，他能轻松记住300多个电话号码。
干农活当然是每个农村孩子的必修课。赖昌翁回忆，有一段时间，他们凌晨两三点就要起床，背着粪箕，拿着粪耙，漫山遍野地拾猪粪和狗粪给大队的地里做肥料。上学前还需要拔青草喂自家的兔子，挖了松菇为家里换几个零用钱。
赖文建说，到了冬天，他们天不亮就要走到1公里外的山上，去大队的地里挖地瓜。生产队白天挖地瓜时把大的挖走了，会剩下一些小地瓜，他们这些小孩结伴去挖出来，好一点的自己吃，差一点的喂猪、喂兔子。冬天的早上很冷，他们穿着拖鞋上去，单薄的衣服满是补丁，山上风大，一群孩子冻得不得了。赖文建说：“别看这玩意不值钱，但是埋在地下，用锄头耙，耙很久才能耙到一块。”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赖昌星开始在同龄人中显露他出众的号召力。众多挖地瓜的孩子中，他经常是那个组织者。“他矮胖矮胖的，有力气，每次都能挖很多，而且人缘好，讲义气，看见跟他一起去的孩子捡得少，会主动把自己挖到的地瓜分给别人。”
有理由相信，这个十二三岁的孩子表现出来的对人的体谅，来自父亲朴实的言传身教。
家族的基因
赖昌星父亲赖永等的好名声不仅限于烧厝，至今，在附近的赖氏五村提起他，乡亲们依然深怀敬意。赖昌翁说，上世纪50年代村里搞生产队分组的时候，村里一些最穷的人家没人愿意要，赖昌星的父亲把他们统统捡过来，合成一个生产队。
在担任生产队大队长兼书记期间，赖永等领着村民开荒、种树、种水果。那时村里家家户户都种麦子，但吃不完的麦子很难卖出去，他想办法弄了个用手摇的做面条的机器，全村仅此一台。村民把脱了壳的麦子送来他家，他就帮着加工成面条，很方便。副业的成功，让烧厝村的经济情况在附近几个村子里还算不错。由于农村建设搞得有声有色，政府还专门为村里盖了个礼堂，这在当时可算取得了很大成就的标志。烧厝村也因此成为一个典型，全省各地都有人来参观。
在赖昌图的回忆里，父亲是个“没脾气的人”，从来没发过火。因此，他经常充当着“摆平”村里矛盾的角色。怎样“摆平”？“两个人吵架，讨好一个，再讨好另一个咯。‘看在我的面子上，算了算了。’”
不知与赖永等早年在村里大兴副业有无关系，据赖昌翁回忆，早在“文革”期间，烧厝就有了算盘厂、印刷厂等好几个工厂。作为赖家最早见过世面的孩子，赖水强还入股了算盘厂，很早就全国各地到处跑销售。这期间积累下的销售渠道资源，也为日后赖昌星所开麻纺厂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儿时玩伴赖永独回忆，早在读小学时，赖昌星就跟他一起卖过油条、包子、冰棒，还从果农手里买进水果，再在公路边卖给路人。关于赖昌星的经济头脑，赖昌图只是淡淡地表述为“从小就想赚钱”。对于经商传统深厚的闽南人而言，获取财富可能是一种骨子里的本能。
按赖昌星本人对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的回忆，1973年小学毕业后，他先是在家种了一阵地，然后跟着哥哥一起到部队挖了一年多水井，之后又去了泉州挖防空洞。
赖文建跟他一起去的泉州，他回忆说，自己那时跟赖昌星住一个工棚里面，每天早上4点起床，晚上八九点收工，一天要工作10多个小时。赖昌星推独轮车，400公斤的土筐，推到两三公里外的地方倒掉，一天不知要重复多少遍。“晚上回来吃了就睡，累得不得了。”即便这么累，他俩还是咬牙坚持着，原因很简单，“在生产队，一天只能挣两三毛钱，在这边给包工头干，一天挣三四块。”那时候的赖昌星，身体素质好，干活出色，加之能说会道，与周围人关系很好。
工程做完后，赖昌星回到了烧厝。在村里的农机厂谋得了一个跑业务的工作，但不久碰上针对非公有经济的“运动”，厂子停产了。那是在1976年，当时还隶属晋江的石狮镇出现了螺丝大王、水产大王等八位年收入过万的商贩，是谓著名的“八大王”。该年，新闻纪录片《铁证如山》在全国各地播放，其中有一段解说词称：石狮的资本主义小摊点有993个，日成交额达60余万元。
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对赖昌星的影响其实很有限。运动过去后，他很快就与五个村民集资办了一个小的汽车配件厂，每个人出几百块，几个人既当老板又当工人。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投资。工厂就开在其中一个集资者家里，厂里一共4个炉，每个炉灶4个人，一个拉风箱的、两个抡大锤的，还有一个师傅抡小锤。
赖文建那时和赖昌星在一个炉灶抡大锤，10来斤的大锤，每天8个小时不停地抡下来，虽然也很累，但毕竟比在泉州打工时要好很多。只是他们的货发出去，钱却收不回来，让他们很是郁闷。这样光拿工资，做下来一个月也才五六十块。
这段时间里，赖昌翁成天跟赖昌星腻在一起，“每天晚上，不是我上去他家，就是他下来我家”，两人抽着两毛八一包的“水仙”烟瞎聊。“他抡大锤是把好手，有一次他跟我比，两人用大锤打钻头，看谁更准，最后我都没他准。”
致富的梦想
赖昌星的精力并不专注于劳动本身，他“万能的头脑”时刻都在寻找着更赚钱的路径。在集资的汽配工厂干了一两年后，他做了一个决定：自己单起炉灶，开了一个纺织机械厂。因为没有地方，他买下了自己家对面一家人的房子，改建成厂房，还请了个师傅帮忙。赖昌翁这个时候担任着生产队的出纳，赖昌星的厂子要买煤、钢材等原料时，有时不够钱，找到他拿几千块钱垫上，过一两天就过来还。
这个厂子带给赖昌星的一个意外收获是，在这期间，他邂逅了曾明娜。其间细节，曾传章并不愿回忆，只是粗略地概括为：“他那时到处联系麻纺生意，在莲屿这边谈生意时遇到了明娜，不久就托人来介绍。”这是在1981年。事后回溯，对于赖昌星而言，这场婚姻的意义除了完成传宗接代的自然使命，也让他找到了日后“事业”上最亲密的搭档。
事实证明，赖昌星出来单干的决定是正确的。因为相比汽车配件而言，做纺织机械的人还不多，更为重要的是，他赶上了改革开放后的来料加工型经济大潮——浙江、福建和广东的沿海村镇蓬勃发展的制衣业，为他的厂子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除了做纺织配件，他也做利润更高的纺织机床。由于厂里没有足够的空间用来组装，需要装车时，还得借用小学的操场。
此时的赖昌星已经初具青年企业家的气象，他挤火车、睡地下室，全国各地跑销售，努力用自己的执著与热情弥补文化的缺陷——最开始跑业务时，他甚至不会讲普通话。在一张上世纪80年代初摄于河南的照片上，正在与客户谈生意的他蓄着小胡子，穿着一件白色V领毛衣和牛仔裤，双手交叠着放在翘起的腿上，袖子高高挽起，看起来干练而诚恳。很快，继父亲大搞农村建设成为省里的典型后，他的纺织机械厂也成为省里领导参观的对象。
纺织机械厂取得的成功，促使赖昌星相继开办了印刷厂、雨伞厂，并从中获得了可观的财富。赖水强日后接受央视《新闻调查》采访称，这个时候“钱很多，一年能弄到一两百万”。
在财富之旅的第一个巅峰，赖昌星做了一个让人略感吃惊的决定：他到石狮去了。
赖文建说不清赖昌星是因为何种机缘去石狮的，只是听说他在做纺织配件生意时认识了一些石狮的朋友，把他拉到石狮去了。也许是在做纺织配件生意中，看到了服装生产带来的巨大利润，他在1989年与一位姓吴的朋友在石狮开办了“蝶燕服装厂”。
赖昌星进军石狮，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背景：这个原隶属晋江的小镇，因为商品经济急速发展，以至于原有的建制无法与之相适应，在1988年底脱离晋江成为县级市。
《石狮市志》这样描述这个过程：1979年，海关放宽华侨和港澳同胞回国探亲携带物品的规定。由于放宽的幅度大，大量侨货港货源源涌入石狮。据不完全统计，1979年华侨和港澳同胞除带进电视机1130台、收录音机6276台、计算器25009台，还有经中国旅行社托运入境的包裹(主要是衣服、布料)71.85万公斤，以及从邮局寄进的10.2万余包货物包裹。由于华侨物资太多，重新出现了大量小商贩，石狮成了闻名全国的“洋货”市场。
据知情人的描述，当时石狮的汽车站几乎是福建省内开通长途班车线路最多的一个。直到现在，“摩的”司机也会自豪而又不容置疑地告诉你，晋江“摩的”的起步价是3块，而石狮是5块，“因为这里是石狮”。
滑向走私渊薮
此时的赖昌星已经拥有了纺织机械厂、雨伞厂、服装厂等产业，但据他日后对《华尔街日报》驻京记者詹姆斯·麦克格雷格的回忆，真正触动他的是倒卖电子产品所能挣到的巨大利润。这个时代全民倒卖电视的疯狂举动，在日后的电视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里，被亲历过此过程的导演叶京详细描绘：几乎全国的客户都提着现金跑到南方沿海城市，寻找可能的货源，轻松一倒手间，价格便已翻了几倍。麻烦在于，要解决货源、运输等问题，需要搞到各种各样的“条子”。
赖昌星很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1989年，他设法认识了当时在石狮市公安局任副局长兼政委、日后成为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的庄如顺。《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寻访到的曾在1989年任职于石狮市公安局的两位警官都拒绝了采访，对于赖与庄往来的了解也就无从深入。
庄如顺在石狮期间给予了赖昌星多大的帮助，一直是个谜。据赖昌星对麦克格雷格的回忆，当时，国营的中国旅行社利用渠道优势，已经在电子产品领域建立了非常赚钱的业务，主要是出国人员为国内家人购买免税电视、音响和家用电器。出国人员在回国前从国旅获得免税代金券。然后他们可以在中国凭票购买免税产品，再带给家人。
赖昌星组织并垄断了此类代金券的二级市场。旅行社代理和导游会替他从出国人员那里购买这些代金券，然后赖再用这些代金券成车地兑换彩电和家用电器。他还进一步扩张业务，为海外华人组织打折中国旅游团，这些海外华人把自己的代金券交给他的导游。
在此过程中，赖昌星并不从事生产，他只是运用自己的组合各类资源的能力，在一系列的腾挪倒换中攫取利润。这对关系资源——他称之为与高层官员的友谊——的依赖十分明显。在财经作家吴晓波描绘的中国企业成长史中，在一切资源都控制在国家手中的转轨期，利用两种轨道之间的灰色间隙，通过倒卖各种指标积累财富的行为并不鲜见。
但赖昌星与其他企业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中的很多人从这种介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行为中及时收手，而赖昌星则滑向了比这还要深的渊薮——在石狮这个走私的前线，他很快发现直接走私的利润空间比代金券大得多。用赖水强的话说，此时的他，“开始小小的走私，有时候混装一点偷运进来，刺激了他，总是比做其他事情利润大，就往这个方向发展。”
石狮的走私风潮，几乎与海关对侨货、港货的放宽同步。《石狮市志》描述：1981年下半年，东南沿海出现严重的海上走私，港台走私船直接驶向深沪湾海面，走私物品主要是布料、手表、“三机”和日用工业品等。石狮周围5个沿海公社的渔业大队大多不同程度地卷入走私活动，甚至广东沿海的走私货也运到石狮销售，使华侨物资失去竞争力，石狮市场销售的洋货，逐步为走私货所取代。
而在参与走私最严重的永宁公社沙堤大队，早在1980年，51艘渔船全部参与走私，涉及549人，占该大队人口数的67.73%。
知情者介绍，石狮的走私，其实从“文革”期间就开始了，一开始是手表，之后是电器和摩托车，最后是服装和香烟。
发迹之后
尽管做好了足够的准备，但走在沙堤村，这个村子的富庶还是让《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略感惊讶。在这里几乎看不到旧房子，所有的住宅都是二层或二层以上的漂亮楼房。从敞开的大门中往里看，内部装修的精致和家电的齐全，在沿海地区的农村里也算少见。
村里没有泥土路，水泥道路一直延伸到海边。这里的任何公共设施，小到篮球场、家庙的栏杆，大到水泥路段，均由村民集资修建，因此，村里最随处可见的是刻在石碑上的捐资名录。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很自然生发的一种情感，是对宗族的强烈依赖和认同感。较之村落共同体的现实利益，国家利益显得遥远而抽象。
至少在赖昌星所在的烧厝便是如此。即便作为人民教师，对于赖家，赖世雄最朴素的感受仍是感念：当年若不是赖昌星的捐资，远华中学的建校地址很可能就要花落别家，给赖氏五村的子弟凭空增添交通成本不说，还会让村里丧失一个固定的经济来源——一个1500人的学校，每天产生的消费是多少？看看马路两旁密集的饭馆就知道。
他进一步对记者分析，对于晋江这样靠来料加工发家的地方来说，赖昌星带来的廉价原材料无疑增强了本地企业的竞争力。
探讨走私对于国家的影响，是个过于宏观而专业的问题。这样的影响往往隐而不彰，赖昌星似乎并不明白其与普通生意的区别。在接受麦克格雷格采访时，他认为自己并未背叛国家，“我从来没有偷国库里的钱，我只是在它们进入国库之前才拿这些钱，它那时还不算国家的钱呢。”
赖昌星确信自己找到了最适合自己追逐财富的路径依赖。被石狮税务部门查封了在石狮的工厂之后，赖昌星并没有因此而走回头路，而是带着400万美元资产离开了石狮前往厦门，不久后移居香港，并在几年后以港商身份重返厦门。
此时的赖昌星，已经成为日后媒体津津乐道的那个炙手可热的权势人物，却仍保持着乍看之下与其身份地位并不相称的谦恭。
赖昌翁最后一次见到老同学赖昌星是在1995年。那时，赖昌星要建88层的远华国际中心，在挖地基时挖到一块大石头，请他去帮忙挖掉。此时的赖昌星踌躇满志，要在厦门建一座远华城。这位大老板对困难时刻帮助过自己的儿时伙伴很亲热，“他跟司机讲，这是我真正的老同学。”赖昌翁回忆说。 ★
(应采访对象要求，“赖文建”系化名)
赖昌星前传
在成为一件惊天大案的嫌疑主犯之前，他走过了怎样的道路？
远华事件的喧嚣早已远去，是时候追问一些被忽略的问题了——
远华案为什么发生在这块土地上？为什么发生在赖氏家族？又为什么“成就”了赖昌星？
本刊记者/张鹭(发自福建晋江、石狮)
晋江市烧厝村，烧厝南区106号。这是赖昌星的弟弟赖昌图的家(其实也是赖昌星的住处，他们两家一直生活在一起)，同一个村里，还有大哥赖水强等亲属的住所。
“远华案”已经过去十年了，一方面，村里人很忌讳公开谈论赖昌星和远华，另一方面，他们又大多对那段历史多有感念。
这是一个典型的宗族社会，从普通人家到盛极一时再到远华案发之后，赖氏家族都与这个村落发生着密切而复杂的联系。透过这个村子，我们可以看到赖昌星及其家族的生存逻辑和发展脉络，发现“远华案”背后的深层秘密。
祖屋与宗族
赖昌图的住处在村委会和村老友会的附近，中等规模的一个院子，种着晋江并不常见的棕榈树。2层小楼的居室里，内饰气派，但还远称不上豪华，至少远远逊色于大哥营造的庄园。
路过村口“旅港赖昌星先生捐建”的牌坊，再往前走一点，从那个更高更气派的大门进入，就是大哥赖水强的庄园。近1公里的水泥路的两旁，是小溪、稻田，以及小作坊式的工厂，路的尽头就是已经病亡在狱中的赖水强住过的院子。其中的6层主楼体量庞大，是村里的制高点。可以想象，站在这座大厦般的住宅楼顶，俯瞰在稻田和工厂里劳作的人们，带给主人的是威望和权势带来的满足感。
两兄弟的宅子，不在一个量级，这样的对比很容易让人心生诧异。对此，赖昌星的同班同学、儿时好友赖昌翁分析，那是因为两兄弟的想法不同，赖昌星一直想把他“事业”的重心放在厦门，而赖水强则更愿意在晋江老家发展。
考虑到幼年时住所的拥挤程度，赖水强对于住所体量的追求变得可以理解。从赖昌图的住处出来，走半分钟，经过一个小小的下坡，就到了这个丘陵地形的村子里少见的一片大块平地。这里就是赖昌星兄弟出生的祖屋。
在被改成家庙以前，这个祖屋是泉州地区农村常见的民居样式：两落五间张双护厝，由下落、榉头、天井、顶落四部分构成，为典型的四合院布局，适合家族聚居。村干部赖文建回忆，这个被很多村民称为“祖屋”的建筑，大概有850平米，七八十间房子，住了好几十家人。
往上追溯，这些人家可以归到同一个祖先。事实上，在赖家族谱里，“昌”字辈是第24代。赖家一世祖原本定居在烧厝边上的赖厝，后来的祖先因为现已不可考的原因举族迁往泉州，大概200多年前的嘉庆年间，第15代祖先又率众从泉州迁了回来。从第10代到第14代，5代人出了6个进士。这也是赖昌星之前，这个家族最风光的历史。直到今天，村里的文庙仍以此为傲。
1958年农历九月十五，赖昌星出生在这幢据说是第16代祖先传下来的祖屋，他是八个兄弟姐妹中的老七，比大哥赖水强小10岁，比小弟赖昌图大4岁。
赖昌翁对赖昌星家的记忆从小学开始，那时赖昌星一家住在祖屋七八十间房子中的三间里，“非常挤”。赖昌星跟二哥赖昌标住一个房间，中间是厨房，赖母、最小的姐姐和小弟赖昌图住在另一间房子里。赖的父亲赖永等早在“大跃进”时就是村支书，因为家里住不下，一直住在现在老友会所在的老村委会会址中。大哥赖水强住在村里的民兵营房，他后来在老村委会边上开了个小卖部，搬到小卖部里住。
1995年，当远华中学的赖世雄老师以赖氏五村建校委员会代表的身份，到赖昌星在厦门的住处，接受赖对远华中学的500万捐款时，发现昌标、昌星、昌图兄弟几个竟然住在一栋大宅子里。而当时，昌标、昌图都已成为远华集团某一方面“业务”独当一面的人物。看起来，即便是到“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家族聚居仍是这个家族所秉持的生活方式——或许是对幼时一家人分开居住的补偿——他们“做生意”的方式也是家族式的，远华集团董事会的五名成员，分别是赖昌星、赖昌标、赖昌图、曾明娜和曾明育。
一个“有力量”的少年
日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贫穷一直是故乡留给赖昌星的童年记忆。但无论是儿时玩伴还是小弟赖昌图都强调，在那个普遍贫穷的时代，他们家并不算特别困难。在赖文建和赖昌翁的描述中，童年生活因贫穷而更显简单，有着一种不复追寻的田园牧歌般的诗意。
赖文建那时住在赖昌星家隔壁，他们这一幢楼里差不多大的孩子，上学时相约同行，下课了一起回家。童年最大的欢乐，都在简单的游戏中度过。
他们最爱的是游泳，不上课的下午，要在脏兮兮的水坝里泡四五个钟头，即便是上课，午休的时间也被利用起来，吃完饭碗筷一丢，在水坝里泡两个小时，离上课只剩一刻钟时再一路小跑到学校。还有一种冲关游戏，小孩们分成两拨，防守的一拨站成五条线，拦住进攻者的冲击，进攻者一口气冲过五条防线就算赢，反过来，则算防守方赢。
最令人回味的时光是在夏日的夜里，家家户户在家门口搭个简易床，用竹子和纸板做成扇子，就在外面纳凉睡觉。那时连蚊香都没有，只能利用烧麦秆产生的烟雾来驱蚊，这帮孩子就是在这样的袅袅烟雾中捉迷藏，因为房子很多，家里又没有灯泡，只有煤油灯和蜡烛，一个人藏起来经常一晚上都找不着。
农村的孩子普遍读书很晚，赖昌星直到9岁才上学。家庭的贫困、“文革”对教育的破坏，使得与他同届入学的同学逐渐流失，一年级时还有五六个班，到进入五年级毕业班时，只有一个班硕果仅存。赖昌星的“学历”并非他自己记忆中的三年级，而是五年级。
1973年五六月份，赖昌星班上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要去香港，这个毕业班的语文课由其他几个老师分着上，赖世雄就是代课老师之一。由于给赖昌星上课不多，他对于这个学生并无太多印象。曾教过赖昌星的数学老师赖锦星对这个昔日学生的唯一印象，也只剩下“长得很漂亮，很多老师看见他都忍不住要去摸一下他的头”。
赖昌星比赖昌翁早一年上学，但赖昌翁读到三年级时，两人竟然变成了同班同学。由此，赖昌翁猜测，赖昌星应该是留过一级。那个时候一套小学教材分十册，他俩都读到了第十册。
“赖昌星在学校喜欢打篮球和乒乓球，他个子不高，但是速度快，力气大。功课一般，数学马马虎虎，要他写点东西，搞不来。上课不怎么专心，要交作业了，临时借我的抄一下。”赖昌翁强调说，“但是他的头脑好。”赖昌星自己显然也这么认为。日后，他把自己的才智用到了做生意当中，比如，他能轻松记住300多个电话号码。
干农活当然是每个农村孩子的必修课。赖昌翁回忆，有一段时间，他们凌晨两三点就要起床，背着粪箕，拿着粪耙，漫山遍野地拾猪粪和狗粪给大队的地里做肥料。上学前还需要拔青草喂自家的兔子，挖了松菇为家里换几个零用钱。
赖文建说，到了冬天，他们天不亮就要走到1公里外的山上，去大队的地里挖地瓜。生产队白天挖地瓜时把大的挖走了，会剩下一些小地瓜，他们这些小孩结伴去挖出来，好一点的自己吃，差一点的喂猪、喂兔子。冬天的早上很冷，他们穿着拖鞋上去，单薄的衣服满是补丁，山上风大，一群孩子冻得不得了。赖文建说：“别看这玩意不值钱，但是埋在地下，用锄头耙，耙很久才能耙到一块。”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赖昌星开始在同龄人中显露他出众的号召力。众多挖地瓜的孩子中，他经常是那个组织者。“他矮胖矮胖的，有力气，每次都能挖很多，而且人缘好，讲义气，看见跟他一起去的孩子捡得少，会主动把自己挖到的地瓜分给别人。”
有理由相信，这个十二三岁的孩子表现出来的对人的体谅，来自父亲朴实的言传身教。
家族的基因
赖昌星父亲赖永等的好名声不仅限于烧厝，至今，在附近的赖氏五村提起他，乡亲们依然深怀敬意。赖昌翁说，上世纪50年代村里搞生产队分组的时候，村里一些最穷的人家没人愿意要，赖昌星的父亲把他们统统捡过来，合成一个生产队。
在担任生产队大队长兼书记期间，赖永等领着村民开荒、种树、种水果。那时村里家家户户都种麦子，但吃不完的麦子很难卖出去，他想办法弄了个用手摇的做面条的机器，全村仅此一台。村民把脱了壳的麦子送来他家，他就帮着加工成面条，很方便。副业的成功，让烧厝村的经济情况在附近几个村子里还算不错。由于农村建设搞得有声有色，政府还专门为村里盖了个礼堂，这在当时可算取得了很大成就的标志。烧厝村也因此成为一个典型，全省各地都有人来参观。
在赖昌图的回忆里，父亲是个“没脾气的人”，从来没发过火。因此，他经常充当着“摆平”村里矛盾的角色。怎样“摆平”？“两个人吵架，讨好一个，再讨好另一个咯。‘看在我的面子上，算了算了。’”
不知与赖永等早年在村里大兴副业有无关系，据赖昌翁回忆，早在“文革”期间，烧厝就有了算盘厂、印刷厂等好几个工厂。作为赖家最早见过世面的孩子，赖水强还入股了算盘厂，很早就全国各地到处跑销售。这期间积累下的销售渠道资源，也为日后赖昌星所开麻纺厂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儿时玩伴赖永独回忆，早在读小学时，赖昌星就跟他一起卖过油条、包子、冰棒，还从果农手里买进水果，再在公路边卖给路人。关于赖昌星的经济头脑，赖昌图只是淡淡地表述为“从小就想赚钱”。对于经商传统深厚的闽南人而言，获取财富可能是一种骨子里的本能。
按赖昌星本人对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的回忆，1973年小学毕业后，他先是在家种了一阵地，然后跟着哥哥一起到部队挖了一年多水井，之后又去了泉州挖防空洞。
赖文建跟他一起去的泉州，他回忆说，自己那时跟赖昌星住一个工棚里面，每天早上4点起床，晚上八九点收工，一天要工作10多个小时。赖昌星推独轮车，400公斤的土筐，推到两三公里外的地方倒掉，一天不知要重复多少遍。“晚上回来吃了就睡，累得不得了。”即便这么累，他俩还是咬牙坚持着，原因很简单，“在生产队，一天只能挣两三毛钱，在这边给包工头干，一天挣三四块。”那时候的赖昌星，身体素质好，干活出色，加之能说会道，与周围人关系很好。
工程做完后，赖昌星回到了烧厝。在村里的农机厂谋得了一个跑业务的工作，但不久碰上针对非公有经济的“运动”，厂子停产了。那是在1976年，当时还隶属晋江的石狮镇出现了螺丝大王、水产大王等八位年收入过万的商贩，是谓著名的“八大王”。该年，新闻纪录片《铁证如山》在全国各地播放，其中有一段解说词称：石狮的资本主义小摊点有993个，日成交额达60余万元。
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对赖昌星的影响其实很有限。运动过去后，他很快就与五个村民集资办了一个小的汽车配件厂，每个人出几百块，几个人既当老板又当工人。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投资。工厂就开在其中一个集资者家里，厂里一共4个炉，每个炉灶4个人，一个拉风箱的、两个抡大锤的，还有一个师傅抡小锤。
赖文建那时和赖昌星在一个炉灶抡大锤，10来斤的大锤，每天8个小时不停地抡下来，虽然也很累，但毕竟比在泉州打工时要好很多。只是他们的货发出去，钱却收不回来，让他们很是郁闷。这样光拿工资，做下来一个月也才五六十块。
这段时间里，赖昌翁成天跟赖昌星腻在一起，“每天晚上，不是我上去他家，就是他下来我家”，两人抽着两毛八一包的“水仙”烟瞎聊。“他抡大锤是把好手，有一次他跟我比，两人用大锤打钻头，看谁更准，最后我都没他准。”
致富的梦想
赖昌星的精力并不专注于劳动本身，他“万能的头脑”时刻都在寻找着更赚钱的路径。在集资的汽配工厂干了一两年后，他做了一个决定：自己单起炉灶，开了一个纺织机械厂。因为没有地方，他买下了自己家对面一家人的房子，改建成厂房，还请了个师傅帮忙。赖昌翁这个时候担任着生产队的出纳，赖昌星的厂子要买煤、钢材等原料时，有时不够钱，找到他拿几千块钱垫上，过一两天就过来还。
这个厂子带给赖昌星的一个意外收获是，在这期间，他邂逅了曾明娜。其间细节，曾传章并不愿回忆，只是粗略地概括为：“他那时到处联系麻纺生意，在莲屿这边谈生意时遇到了明娜，不久就托人来介绍。”这是在1981年。事后回溯，对于赖昌星而言，这场婚姻的意义除了完成传宗接代的自然使命，也让他找到了日后“事业”上最亲密的搭档。
事实证明，赖昌星出来单干的决定是正确的。因为相比汽车配件而言，做纺织机械的人还不多，更为重要的是，他赶上了改革开放后的来料加工型经济大潮——浙江、福建和广东的沿海村镇蓬勃发展的制衣业，为他的厂子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除了做纺织配件，他也做利润更高的纺织机床。由于厂里没有足够的空间用来组装，需要装车时，还得借用小学的操场。
此时的赖昌星已经初具青年企业家的气象，他挤火车、睡地下室，全国各地跑销售，努力用自己的执著与热情弥补文化的缺陷——最开始跑业务时，他甚至不会讲普通话。在一张上世纪80年代初摄于河南的照片上，正在与客户谈生意的他蓄着小胡子，穿着一件白色V领毛衣和牛仔裤，双手交叠着放在翘起的腿上，袖子高高挽起，看起来干练而诚恳。很快，继父亲大搞农村建设成为省里的典型后，他的纺织机械厂也成为省里领导参观的对象。
纺织机械厂取得的成功，促使赖昌星相继开办了印刷厂、雨伞厂，并从中获得了可观的财富。赖水强日后接受央视《新闻调查》采访称，这个时候“钱很多，一年能弄到一两百万”。
在财富之旅的第一个巅峰，赖昌星做了一个让人略感吃惊的决定：他到石狮去了。
赖文建说不清赖昌星是因为何种机缘去石狮的，只是听说他在做纺织配件生意时认识了一些石狮的朋友，把他拉到石狮去了。也许是在做纺织配件生意中，看到了服装生产带来的巨大利润，他在1989年与一位姓吴的朋友在石狮开办了“蝶燕服装厂”。
赖昌星进军石狮，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背景：这个原隶属晋江的小镇，因为商品经济急速发展，以至于原有的建制无法与之相适应，在1988年底脱离晋江成为县级市。
《石狮市志》这样描述这个过程：1979年，海关放宽华侨和港澳同胞回国探亲携带物品的规定。由于放宽的幅度大，大量侨货港货源源涌入石狮。据不完全统计，1979年华侨和港澳同胞除带进电视机1130台、收录音机6276台、计算器25009台，还有经中国旅行社托运入境的包裹(主要是衣服、布料)71.85万公斤，以及从邮局寄进的10.2万余包货物包裹。由于华侨物资太多，重新出现了大量小商贩，石狮成了闻名全国的“洋货”市场。
据知情人的描述，当时石狮的汽车站几乎是福建省内开通长途班车线路最多的一个。直到现在，“摩的”司机也会自豪而又不容置疑地告诉你，晋江“摩的”的起步价是3块，而石狮是5块，“因为这里是石狮”。
滑向走私渊薮
此时的赖昌星已经拥有了纺织机械厂、雨伞厂、服装厂等产业，但据他日后对《华尔街日报》驻京记者詹姆斯·麦克格雷格的回忆，真正触动他的是倒卖电子产品所能挣到的巨大利润。这个时代全民倒卖电视的疯狂举动，在日后的电视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里，被亲历过此过程的导演叶京详细描绘：几乎全国的客户都提着现金跑到南方沿海城市，寻找可能的货源，轻松一倒手间，价格便已翻了几倍。麻烦在于，要解决货源、运输等问题，需要搞到各种各样的“条子”。
赖昌星很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1989年，他设法认识了当时在石狮市公安局任副局长兼政委、日后成为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的庄如顺。《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寻访到的曾在1989年任职于石狮市公安局的两位警官都拒绝了采访，对于赖与庄往来的了解也就无从深入。
庄如顺在石狮期间给予了赖昌星多大的帮助，一直是个谜。据赖昌星对麦克格雷格的回忆，当时，国营的中国旅行社利用渠道优势，已经在电子产品领域建立了非常赚钱的业务，主要是出国人员为国内家人购买免税电视、音响和家用电器。出国人员在回国前从国旅获得免税代金券。然后他们可以在中国凭票购买免税产品，再带给家人。
赖昌星组织并垄断了此类代金券的二级市场。旅行社代理和导游会替他从出国人员那里购买这些代金券，然后赖再用这些代金券成车地兑换彩电和家用电器。他还进一步扩张业务，为海外华人组织打折中国旅游团，这些海外华人把自己的代金券交给他的导游。
在此过程中，赖昌星并不从事生产，他只是运用自己的组合各类资源的能力，在一系列的腾挪倒换中攫取利润。这对关系资源——他称之为与高层官员的友谊——的依赖十分明显。在财经作家吴晓波描绘的中国企业成长史中，在一切资源都控制在国家手中的转轨期，利用两种轨道之间的灰色间隙，通过倒卖各种指标积累财富的行为并不鲜见。
但赖昌星与其他企业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中的很多人从这种介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行为中及时收手，而赖昌星则滑向了比这还要深的渊薮——在石狮这个走私的前线，他很快发现直接走私的利润空间比代金券大得多。用赖水强的话说，此时的他，“开始小小的走私，有时候混装一点偷运进来，刺激了他，总是比做其他事情利润大，就往这个方向发展。”
石狮的走私风潮，几乎与海关对侨货、港货的放宽同步。《石狮市志》描述：1981年下半年，东南沿海出现严重的海上走私，港台走私船直接驶向深沪湾海面，走私物品主要是布料、手表、“三机”和日用工业品等。石狮周围5个沿海公社的渔业大队大多不同程度地卷入走私活动，甚至广东沿海的走私货也运到石狮销售，使华侨物资失去竞争力，石狮市场销售的洋货，逐步为走私货所取代。
而在参与走私最严重的永宁公社沙堤大队，早在1980年，51艘渔船全部参与走私，涉及549人，占该大队人口数的67.73%。
知情者介绍，石狮的走私，其实从“文革”期间就开始了，一开始是手表，之后是电器和摩托车，最后是服装和香烟。
发迹之后
尽管做好了足够的准备，但走在沙堤村，这个村子的富庶还是让《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略感惊讶。在这里几乎看不到旧房子，所有的住宅都是二层或二层以上的漂亮楼房。从敞开的大门中往里看，内部装修的精致和家电的齐全，在沿海地区的农村里也算少见。
村里没有泥土路，水泥道路一直延伸到海边。这里的任何公共设施，小到篮球场、家庙的栏杆，大到水泥路段，均由村民集资修建，因此，村里最随处可见的是刻在石碑上的捐资名录。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很自然生发的一种情感，是对宗族的强烈依赖和认同感。较之村落共同体的现实利益，国家利益显得遥远而抽象。
至少在赖昌星所在的烧厝便是如此。即便作为人民教师，对于赖家，赖世雄最朴素的感受仍是感念：当年若不是赖昌星的捐资，远华中学的建校地址很可能就要花落别家，给赖氏五村的子弟凭空增添交通成本不说，还会让村里丧失一个固定的经济来源——一个1500人的学校，每天产生的消费是多少？看看马路两旁密集的饭馆就知道。
他进一步对记者分析，对于晋江这样靠来料加工发家的地方来说，赖昌星带来的廉价原材料无疑增强了本地企业的竞争力。
探讨走私对于国家的影响，是个过于宏观而专业的问题。这样的影响往往隐而不彰，赖昌星似乎并不明白其与普通生意的区别。在接受麦克格雷格采访时，他认为自己并未背叛国家，“我从来没有偷国库里的钱，我只是在它们进入国库之前才拿这些钱，它那时还不算国家的钱呢。”
赖昌星确信自己找到了最适合自己追逐财富的路径依赖。被石狮税务部门查封了在石狮的工厂之后，赖昌星并没有因此而走回头路，而是带着400万美元资产离开了石狮前往厦门，不久后移居香港，并在几年后以港商身份重返厦门。
此时的赖昌星，已经成为日后媒体津津乐道的那个炙手可热的权势人物，却仍保持着乍看之下与其身份地位并不相称的谦恭。
赖昌翁最后一次见到老同学赖昌星是在1995年。那时，赖昌星要建88层的远华国际中心，在挖地基时挖到一块大石头，请他去帮忙挖掉。此时的赖昌星踌躇满志，要在厦门建一座远华城。这位大老板对困难时刻帮助过自己的儿时伙伴很亲热，“他跟司机讲，这是我真正的老同学。”赖昌翁回忆说。 ★
(应采访对象要求，“赖文建”系化名)
加拿大，哼，赖昌星的回国已经不是个司法问题，而是一个国际政治问题了。
要是自愿回来才奇怪……
看了文章我才发现，赖昌星是好人呀
其实，这都是宣传，不过可没有宣传星哥涉黑。这是为什么？
肥兔子 发表于 2009-12-9 21:31 
普陀山捐香火的第一名呵呵
普陀山捐香火的第一名呵呵
按他的罪毙一百次都不够，可如果他回来国家怎么办？不毙吧。国人不干！毙了吧！洋大人不干！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临回国时被车撞死拉倒！
丢一小黑屋,没小没电,一天一小碗稀米汤,关到死为拉倒:@
犯了法，想平平安安过日子了。
说了多少次了，他回不回来取决于国内的局势，和什么人权根本没有关系，相关方早就协议好了，他不爆料不乱说话，自然可以无限期滞留，他敢乱讲，第一时间被遣送
丢一小黑屋,没小没电,一天一小碗稀米汤,关到死为拉倒
楼兰 发表于 2009-12-10 09:29
照会各方因京畿各口岸民愤极大，为赖某安全计，拟从大连上岸，由陆路至北京。我方提供专门的豪华房车，为保证人犯舒适，一天行进不得超过50公里，中途需休息三次。门上封条上盖专印，沿途官员需仔细查验封条完好，并全力保证押送人员食宿，余皆不问。
丢一小黑屋,没小没电,一天一小碗稀米汤,关到死为拉倒
楼兰 发表于 2009-12-10 09:29
照会各方因京畿各口岸民愤极大，为赖某安全计，拟从大连上岸，由陆路至北京。我方提供专门的豪华房车，为保证人犯舒适，一天行进不得超过50公里，中途需休息三次。门上封条上盖专印，沿途官员需仔细查验封条完好，并全力保证押送人员食宿，余皆不问。
加拿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