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对话央视前台长杨伟光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4 21:44:29
深度对话：首先聊聊您的竞争对手吧。1980年代的央视并不如今日那么强势，它和其他媒介的话语权孰大孰小？
杨伟光：五六十年代，报纸的话语权比较大，很多名记者都是新华社、人民日报的，这说明他们的文章影响大。到了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前半期，中国实际上的第一媒体是广播。那时候城市家庭大都有收音机，农村大喇叭一响全村都听到了。“文革”时，毛主席最新指示一广播，全国都敲锣打鼓庆祝。那时候最知名的媒体人是中央广播电台的播音员，比如齐越、夏青、林田、费寄平、葛兰、方明、铁成等。
不同媒介影响力的此消彼长，不是一个晚上就变了的。我大学在北大和人大时，学习的、实习的还是报纸新闻。1961年毕业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到我们学校选人，把我安排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在那里，我从记者、编辑再到组长，从副主任到主管新闻的副台长。
1983年时，电台开始感到电视的威胁和冲击了，当时我在中央台（那时候央广的影响力大于央视，故“中央台”指的是央广——编者）内部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广播会被电视冲垮吗？》，提出一定要抓住广播自己的特点，这样电视也不可能代替广播。那时候电视新闻还没发展起来，我提出广播要加强新闻、音乐节目。时任广电部部长的吴冷西同志看了很欣赏，批示给期刊《广播电视战线》公开发表。2年后，我就被派到中央电视台当副台长，主管新闻，我又把主管广播的经验搬到电视台。
深度对话：您刚上任时，除去开始红遍大江南北的春晚，央视的每日常规节目质量如何？
杨伟光：当时的央视的新闻节目，只有《新闻联播》一个。我就任前有个思想准备，自己当年49岁了，大学同学很多则在央视干了二十多年。我作为副台长，把中央台新闻部主任沈纪带去当台长助理，他们觉得我们这种人央视一抓一大把，用不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调；还有人质疑我，你杨伟光懂拍新闻、扛机器吗。后来我说，我不是来扛机器的，是来管理扛机器、拍新闻的人的。
但我们总体上是低调的，就任后先调查两个月，看电视新闻主要存在什么问题，然后写了一个报告。提出要把《新闻联播》办成国内外要闻总汇，实际上就是要提高《新闻联播》的话语权、影响力。
深度对话：对于话语权扩张，您有什么具体措施？
杨伟光：四个字：新、短、快、广。如果没有这几条，多少钱都没有用。这不是钱的问题，我们有很多观念上的问题要改变。首先，新闻要讲时效。当时记者下午三四点采访归来，就回家了，第二天《新闻联播》报的是前一天的新闻。他们辩解说，报纸是文字的，广播是声音的，我们有图象又有声音，第二天播也有人看。我反驳，我们比他们有优势，又比他们先播出，那不是更好吗。后来，中央领导出席重要活动，如果记者晚上6点回到台里，《新闻联播》还要在《天气预报》以前播出“刚刚收到的消息”。有些领导人回家一打开电视，看到他的会见央视已经播了，就觉得电视台很快，后来报纸、广播和电视的新闻播发同一条高层新闻，中央领导就先给央视审稿。
我们还必须注意电视新闻内容的广泛性。原来半小时只十五六条新闻，一个乡镇企业可以播三四分钟。后来我说，一个乡镇企业就算产值翻了一番，对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多大的作用呢？如果大庆油田、鞍钢超额完成任务，那才是新闻。一般乡镇企业的新闻不应在《新闻联播》里面播，但可以挪到经济节目，这样就增加了科教文卫体新闻和社会新闻，跟老百姓比较接近，大家也比较愿意看。还有一些新闻，一句话就能讲清它的新闻价值了，这就是后来的“一句话新闻”。
深度对话：您第一次在重大报道中和广播电台的正式交锋是什么时候？
杨伟光：是1986年的汉城亚运会。过去没有卫星传送，世界上重大事件的报道全靠电话，所以广播电台是最有时效性的。我到任央视后打了个翻身仗。我们发现，广播电台打长途电话，要通过好几个总机，首先转到北京电信，再到中央广播电台的总机，然后才是编辑部，我们租了一个卫星专线，拿起电话就到北京机房，少了很多中间环节。
我们报道团里有个朝鲜族同事，我告诉他，奥运会第一块金牌第一天将产生于自行车比赛，你先去电话旁边守着，跟韩国工作人员搞熟了，你要用的时候马上可以用。我国运动员真的第一个到达终点。他打电话传来捷报，当时我又担心消息是否准确，问报道团很大的新华社，他们回答还没听说谁是第一。后来我说还是发了吧，让电视台打出滚动的字幕新闻。半小时以后，新华社、中央广播电台才发稿。最后一天金牌总数第一的消息，也是我们抢在前面报道。
深度对话：当时《新闻联播》在新闻排序上有非常大胆的举动，比如把国外新闻放在头条。
杨伟光：我们的国际新闻一般都放在《新闻联播》的后面，先对内，后对外。至于“挑战者号升空后爆炸”的新闻，我们后来之所以决定放在头条，因为这是全世界报纸、广播、电视新闻的头条，我们应该按照新闻价值走。最后我拍板，把这条新闻放头条播了六分多钟，李鹏总理的唁电放在第二条，然后听听各方面的反映。结果上级领导没有人反对，倒是新闻界说，这是中央电视台改革的一项很重要的标志，也是提高自己的话语权，使得重大事件能够及时传递给观众。
当时还没有驻外记者，我们就买了CNN的画面。我主张全世界大地方和出大新闻的地方，都应该有中央台的记者在，人都准备好了，但主管部门觉得国际台（即中国国际广播频道——编者）有了，央视就不一定要有。后来央视的广告业务上去以后，很多地区的驻外记者站就建立起来了。
深度对话：除了央视自身主张的改革举措，是不是还有主管部门的“命题作文”？
杨伟光：80年代中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时，外国人有很多误解。而过去的人大记者招待会，央视只是非常简单地播一条新闻，国家领导人讲什么是不报的，外国人提什么问题也是不报的。那年中央领导决定利用七届人大的记者招待会解疑释惑。
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郁文同志问我有什么好办法，我建议把记者招待会的内容录像播出来，把外国人提问和领导人回答都连起来，一两句不合适的话再删掉。虽然这个提议引起很大的争论，但一些人支持我，说我们跟外国人都讲了，外国记者把最尖锐的问答内容放头条，我们国内没有，他们就会抓到我们新闻自由问题上的把柄，《参考消息》再转载外电，就变成“出口转内销”——既然要解疑释惑，中国人也应该有知情权。
经过一番争论，最后同意由广电部的负责审稿，前方的人民大会堂现场三个人，后方的制作机房三个人，一边传片子一边制作，最后也没发现什么特别不合适的地方要删掉的。八场记者招待会一播，包括北大等大学生在内的全国观众，都看得很满足。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评论：此举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
后来，中共十三大开幕式，我们实现了现场直播；八届人大开幕式，我们实现了连续报道。
民众话语权：舆论监督双剑客
调查记者工资比台长高
我每天早晨起床就先看《东方时空》，有问题马上打电话让他们修改，不要影响中午的重播。没想到这个节目改变了中国人早上起床不看电视，只听广播的习惯。
深度对话：80年代，您作为台长仅仅主管新闻工作；1991年底您上任台长，是如何为进一步改革争取支持的？？
杨伟光：1992年底，当时的中宣部新闻局局长徐心华同志来到我的办公室，传达中央精神，要求新闻媒体更贴近群众，报纸、广播、电视要抓热点问题，应让工人、农民、战士、干部、专家、学者对热点问题发表意见，通过讨论来引导社会舆论。当时我还是心有余悸，觉得抓热点很容易“踩雷”、挨批，就提出应发表红头文件，让各媒体都遵照执行，让干部、群众有思想准备。于是，1993年春天，中宣部下发了一个关于全国宣传思想工作指导意见的文件，白纸黑字传达精神。
深度对话：有了中央文件“撑腰”，您接下来有何打算？
杨伟光：有了中央这个精神，我们办了《东方时空》。内容上，《东方时空》是电视新闻杂志，有新闻人物（“东方之子”）、采访观众（“焦点时刻”“生活空间”），也有文艺节目（“金曲榜”），设节目主持人。这样的内容更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让观众、新闻人物自己说话，而不只是念解说词，在一定意义上跟时代接轨了。
一开始我还不敢把节目放在黄金时间，而是早上7点。以前央视上午八点才有节目，当时提出七点办《东方时空》。新闻中心有的同志怕上早班，提这个条件那个条件，反对的人也不少。我说国际台上通宵，中央台6点半就有《新闻报摘》，我们为什么7点播节目不行？开办以后，我每天早晨起床就先看《东方时空》，有问题马上打电话让他们修改，不要影响中午的重播。没想到这个节目改变了中国人早上起床不看电视，只听广播的习惯。
深度对话：一年后成效如何？
杨伟光：过了一年，领导很支持，群众也很欢迎，我们抓热点问题的一支队伍也成长起来了。我的态度于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建议把节目放到《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之后的晚7：35，每天大约做13分钟的节目，结果收视率达到35%左右，成了央视收视率第二高的栏目。
我们随后推出了《实话实说》，让老百姓自己来讲自己的事情；后来觉得《焦点访谈》只能把问题提出来，缺乏纵深的分析，又推出了《新闻调查》。至此，我们已经完成了新闻节目的从时效到深度的全过程。
深度报道：当时这些舆论监督会不会恶化央视和有关部门的关系，您是怎么平衡的？
杨伟光：首先要尊重事实，揭露的内容不允许造假，这是最重要的。其次要与人为善，我们揭露问题不是想搞臭人家，而是为了解决问题。第三是连续报道，对批评对象的改进措施也进行报道，改了就好嘛。第四，短时间内不要过分集中地批评某一个地方或部门，不然他们受不了了。第五，各省、各部委领导在北京开会的时候，央视不要点他们的名，让他们很难看。这几点把握好了，他们的部门被批评了心里不是很好受，但也说不出什么。 李鹏总理视察央视，还题词“焦点访谈，表彰先进，批评后进，伸张正义”，而朱镕基总理视察时则题词“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
深度报道：当时有没有省长一级的高官被点名，或者因为《焦点访谈》的披露受到制裁？
杨伟光：真正点名省长的比较少，有也是中央已经定性了的。但一些干部没有意识到《焦点访谈》在全国的影响力。吉林市博物馆烧掉后，当地市长面对镜头说“没什么损失，没什么损失”，节目播出后大家意见都很大，他一不尊重事实，二不尊重记者，把自己搞得很被动。
山东某县的法院院长喝了一点酒，对前去采访的《焦点访谈》记者说“我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还把我们记者的车给放了气。当时山东正在开人代会，人大代表看了说他把山东的脸都丢光了，三天内就把他免了职。这件事老百姓拍手称快，连上级领导都说，这个人真是狂啊。地方上很欢迎《新闻联播》的记者，不大欢迎《焦点访谈》的记者，因为我们规定，批评性报道的记者， 不吃人家的，不住人家的，完全是独立采访，他们所有费用实报实销，全部台里出钱。你的节目质量高，做得又多，你拿的钱比台长高也可以；你做的节目少，又很一般，最少的就800块吃饭钱。
深度报道：舆论监督最重要落实到人。涉及到央视筋骨的人事制度，您又是如何改革的？
杨伟光：人事改革还是很难。1993年，央视分党组决定在新闻中心增设评论部建制，计划需要100多名采编人员，由于内部调动困难，我们决定实行央视历史上第一次面向社会的公开招聘。《东方时空》那时候招聘的最低学历是本科，尽可能招硕士生和博士生。然而，人事部说，招聘人员不发工作证、不能评职称，没有医疗保险；财务部门说，招聘人员每月工资只有280块，相当于一个清洁工的月薪。此外，招聘人员还不能入党，不能享受福利分房。
我对他们说，台聘制度是本台的第二用工制度（国家给编制是第一用工制度——编者）。台里的广告收入，给他们发工资，并且取消了那些不合理的限制。《东方时空》开始15秒钟广告才赚2500块钱，半年变成12500块钱，他的钱都用不完了——我们发展当中遇到的一切拦路虎，都要靠改革来解决；改革有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但应该允许试验。结果新闻评论部一个部门，每年就向台里上交广告费一亿多块钱。
有一次内部开会，食堂说已经赚了500万块钱。我当时就说：食堂的房子是台里的，水、电、家具也是台里的，主要工作是为职工服务，还赚什么钱？后来食堂把午餐改为每人3块钱的自助餐，花样很多，大家随便吃。没想到几年下来检查身体，很多人得了脂肪肝。
深度报道：您培养了许多现在依然活跃于央视舞台的名主持、名编导，这支新闻队伍是怎么带起来的呢？
杨伟光：像敬一丹，她原来是黑龙江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到北京读研究生，在央视《新闻联播》实习，实习结束时她就到办公室找我，我觉得她的形象和能力不错，就让她留下来了。白岩松、崔永元是中央广播电台来的，王小丫是四川台来的，水均益是新华社来的，王志是湖南台来的，李瑞英是江苏台来的，李修平、朱军是甘肃台来的，周涛是北京台来的，徐俐是从长沙台来的。当时我们确实是五湖四海，不拘一格用人才。
我当时经常审新闻，但不直接跟实习生接触；很多后来成名的实习生，当时只知道他们的片子，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他们进了央视后都很努力。100个进央视的人里面，可能有10个人出名了，另外90个人干三个月，觉得自己不适应就走了——流水把泥沙冲走，留下的是金子。
企业话语权：黄金时段出标王
深度对话：节目质量上去之后，就是商家想借收视率的东风了。
杨伟光：《新闻联播》收视率达到45%左右后，一些厂家觉得《新闻联播》之后、《天气预报》之前如果能播广告，他们愿意出高价。广告部跟我说了一通，我说挺有吸引力，但也有风险——那时候不像现在，大家对广告都很反感。我说先播30秒的广告，5秒钟一个，这样观众还没想清楚怎么回事，广告就播完了。这么一播，领导没有反应，群众也没有反应。半年之后，广告延长到一分钟，大家也没有反应，这步险棋成功了。
到了第二年，广告部说现在有190多个企业，要央视的13块5秒钟的标版。我说（由我决定的话），有些企业就会质疑，你为什么给他不给我，是不是你们之间有什么猫腻？于是我们决定在央视进行第一次广告的公开招标。后来出访东欧途中，我又觉得招标方案不够完善：13块标版都是同一个时间段，第一名的“标王”和最后一名出的钱可能差别很大，竞标者出钱的时候就会很小心，成为标王的心理也不平衡。我从保加利亚打电话回来，把方案改为：出价最低的中标者给出的价格，作为这个时间段的广告价格，比如出价最低的是一千万，一千万就是这个时间段的广告价格，出1亿的标王多出来的九千万，我们可以在别的时间段给他做广告。我们当时已经有七八个频道，分为白天、晚上、深夜，广告资源多得很。
深度报道：广告公开招标，央视和企业实现了双赢。
杨伟光：广告的公开招标，已经被证明是央视和企业界双赢的举措。第一个标王的产值从2亿增加到8亿，央视的身价也上去了。1997年，我们对《新闻联播》后的1分钟和《焦点访谈》前的3分钟进行公开招标，收入28个亿，占到央视全年广告收入约三分之二。要知道，1990年我们的广告收入才1个亿。1997年，广告收入45个亿，我们上税4个亿，交给广电部等各部门8个亿，剩下的钱就是台里可以自己支配的了。我们员工的奖金比工资还要高。那几年我们盖和买了二十几万平方米的职工住房。我离开央视的时候，还有2.7亿的奖金没有发完。
深度对话：如今，《新闻联播》从最辉煌的45%收视率到现在的16%-17%收视率，会不会影响到广告业务？
杨伟光：现在的中央电视台广告收入，在全国电视台中也是大头，因为它是覆盖全国的国家电视台。虽然它的收视分散到十几个频道和很多地方上的卫星台，但其他台跟中央台相比，只是零点几的收视率。央视的收视率是最高的。因此，广告收入的绝对数肯定中央台是大头。
深度对话：现在有些学者指出，央视作为国家电视台，应该像BBC（英国广播公司）一样，由国家来出钱，保证它的公益性质，您觉得这个观点符合我国国情？
杨伟光：BBC和日本电视台NHK不允许在节目中做广告，但它们也不是靠国家拨款，而是靠观众的“收视费”。其他商业电视台才靠广告生存。央视这种“国家少量拨款+广告收入”的模式，短时间恐怕很难改变。90年代如果全靠国家拨款的话，就没有那么快的发展。香港回归的报道，我们提前一年，一次性买了8亿的世界一流设备，实现从模拟设备到数字设备的大跨越。这笔钱向国家申请就很难。
深度对话：那时候，您的回旋空间应该已经很大了吧？
杨伟光：当时跟BBC争发稿权争得很厉害，最后确立了对等原则，你多少个机位，我也多少个机位。当时很多电视台远赴香港，是不能进交接仪式现场的，只能用BBC或央视的信号，我就下决心，一定要把BBC比下去。我在香港新闻中心的黄金位置建立了500平米的演播室，请香港的设计师设计，很多游客都到我们那儿照相。BBC的演播室只有50平米，看了我们的演播室以后，他们退了原来租的演播室，找别的地方去了。当时我台要从北京运送设备到香港，一路浩浩荡荡，公安部专门给各省开具证明，要求沿途省市保证车队安全。
深度对话：纵观您在央视的10年改革，一个是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一个探索市场运作，这些改革思想的来源是什么？
杨伟光：这跟我从大学开始喜欢哲学，尤其是辩证法，很有关系。新闻里面也有哲学，当时我们提出，改革要积极稳步，把握好度，这个“度“就是成功的关键，过犹不及，过了不行，不及又很难发展。
http://news.qq.com/zt/2008/dialog/ywg.htm深度对话：首先聊聊您的竞争对手吧。1980年代的央视并不如今日那么强势，它和其他媒介的话语权孰大孰小？
杨伟光：五六十年代，报纸的话语权比较大，很多名记者都是新华社、人民日报的，这说明他们的文章影响大。到了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前半期，中国实际上的第一媒体是广播。那时候城市家庭大都有收音机，农村大喇叭一响全村都听到了。“文革”时，毛主席最新指示一广播，全国都敲锣打鼓庆祝。那时候最知名的媒体人是中央广播电台的播音员，比如齐越、夏青、林田、费寄平、葛兰、方明、铁成等。
不同媒介影响力的此消彼长，不是一个晚上就变了的。我大学在北大和人大时，学习的、实习的还是报纸新闻。1961年毕业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到我们学校选人，把我安排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在那里，我从记者、编辑再到组长，从副主任到主管新闻的副台长。
1983年时，电台开始感到电视的威胁和冲击了，当时我在中央台（那时候央广的影响力大于央视，故“中央台”指的是央广——编者）内部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广播会被电视冲垮吗？》，提出一定要抓住广播自己的特点，这样电视也不可能代替广播。那时候电视新闻还没发展起来，我提出广播要加强新闻、音乐节目。时任广电部部长的吴冷西同志看了很欣赏，批示给期刊《广播电视战线》公开发表。2年后，我就被派到中央电视台当副台长，主管新闻，我又把主管广播的经验搬到电视台。
深度对话：您刚上任时，除去开始红遍大江南北的春晚，央视的每日常规节目质量如何？
杨伟光：当时的央视的新闻节目，只有《新闻联播》一个。我就任前有个思想准备，自己当年49岁了，大学同学很多则在央视干了二十多年。我作为副台长，把中央台新闻部主任沈纪带去当台长助理，他们觉得我们这种人央视一抓一大把，用不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调；还有人质疑我，你杨伟光懂拍新闻、扛机器吗。后来我说，我不是来扛机器的，是来管理扛机器、拍新闻的人的。
但我们总体上是低调的，就任后先调查两个月，看电视新闻主要存在什么问题，然后写了一个报告。提出要把《新闻联播》办成国内外要闻总汇，实际上就是要提高《新闻联播》的话语权、影响力。
深度对话：对于话语权扩张，您有什么具体措施？
杨伟光：四个字：新、短、快、广。如果没有这几条，多少钱都没有用。这不是钱的问题，我们有很多观念上的问题要改变。首先，新闻要讲时效。当时记者下午三四点采访归来，就回家了，第二天《新闻联播》报的是前一天的新闻。他们辩解说，报纸是文字的，广播是声音的，我们有图象又有声音，第二天播也有人看。我反驳，我们比他们有优势，又比他们先播出，那不是更好吗。后来，中央领导出席重要活动，如果记者晚上6点回到台里，《新闻联播》还要在《天气预报》以前播出“刚刚收到的消息”。有些领导人回家一打开电视，看到他的会见央视已经播了，就觉得电视台很快，后来报纸、广播和电视的新闻播发同一条高层新闻，中央领导就先给央视审稿。
我们还必须注意电视新闻内容的广泛性。原来半小时只十五六条新闻，一个乡镇企业可以播三四分钟。后来我说，一个乡镇企业就算产值翻了一番，对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多大的作用呢？如果大庆油田、鞍钢超额完成任务，那才是新闻。一般乡镇企业的新闻不应在《新闻联播》里面播，但可以挪到经济节目，这样就增加了科教文卫体新闻和社会新闻，跟老百姓比较接近，大家也比较愿意看。还有一些新闻，一句话就能讲清它的新闻价值了，这就是后来的“一句话新闻”。
深度对话：您第一次在重大报道中和广播电台的正式交锋是什么时候？
杨伟光：是1986年的汉城亚运会。过去没有卫星传送，世界上重大事件的报道全靠电话，所以广播电台是最有时效性的。我到任央视后打了个翻身仗。我们发现，广播电台打长途电话，要通过好几个总机，首先转到北京电信，再到中央广播电台的总机，然后才是编辑部，我们租了一个卫星专线，拿起电话就到北京机房，少了很多中间环节。
我们报道团里有个朝鲜族同事，我告诉他，奥运会第一块金牌第一天将产生于自行车比赛，你先去电话旁边守着，跟韩国工作人员搞熟了，你要用的时候马上可以用。我国运动员真的第一个到达终点。他打电话传来捷报，当时我又担心消息是否准确，问报道团很大的新华社，他们回答还没听说谁是第一。后来我说还是发了吧，让电视台打出滚动的字幕新闻。半小时以后，新华社、中央广播电台才发稿。最后一天金牌总数第一的消息，也是我们抢在前面报道。
深度对话：当时《新闻联播》在新闻排序上有非常大胆的举动，比如把国外新闻放在头条。
杨伟光：我们的国际新闻一般都放在《新闻联播》的后面，先对内，后对外。至于“挑战者号升空后爆炸”的新闻，我们后来之所以决定放在头条，因为这是全世界报纸、广播、电视新闻的头条，我们应该按照新闻价值走。最后我拍板，把这条新闻放头条播了六分多钟，李鹏总理的唁电放在第二条，然后听听各方面的反映。结果上级领导没有人反对，倒是新闻界说，这是中央电视台改革的一项很重要的标志，也是提高自己的话语权，使得重大事件能够及时传递给观众。
当时还没有驻外记者，我们就买了CNN的画面。我主张全世界大地方和出大新闻的地方，都应该有中央台的记者在，人都准备好了，但主管部门觉得国际台（即中国国际广播频道——编者）有了，央视就不一定要有。后来央视的广告业务上去以后，很多地区的驻外记者站就建立起来了。
深度对话：除了央视自身主张的改革举措，是不是还有主管部门的“命题作文”？
杨伟光：80年代中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时，外国人有很多误解。而过去的人大记者招待会，央视只是非常简单地播一条新闻，国家领导人讲什么是不报的，外国人提什么问题也是不报的。那年中央领导决定利用七届人大的记者招待会解疑释惑。
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郁文同志问我有什么好办法，我建议把记者招待会的内容录像播出来，把外国人提问和领导人回答都连起来，一两句不合适的话再删掉。虽然这个提议引起很大的争论，但一些人支持我，说我们跟外国人都讲了，外国记者把最尖锐的问答内容放头条，我们国内没有，他们就会抓到我们新闻自由问题上的把柄，《参考消息》再转载外电，就变成“出口转内销”——既然要解疑释惑，中国人也应该有知情权。
经过一番争论，最后同意由广电部的负责审稿，前方的人民大会堂现场三个人，后方的制作机房三个人，一边传片子一边制作，最后也没发现什么特别不合适的地方要删掉的。八场记者招待会一播，包括北大等大学生在内的全国观众，都看得很满足。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评论：此举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
后来，中共十三大开幕式，我们实现了现场直播；八届人大开幕式，我们实现了连续报道。
民众话语权：舆论监督双剑客
调查记者工资比台长高
我每天早晨起床就先看《东方时空》，有问题马上打电话让他们修改，不要影响中午的重播。没想到这个节目改变了中国人早上起床不看电视，只听广播的习惯。
深度对话：80年代，您作为台长仅仅主管新闻工作；1991年底您上任台长，是如何为进一步改革争取支持的？？
杨伟光：1992年底，当时的中宣部新闻局局长徐心华同志来到我的办公室，传达中央精神，要求新闻媒体更贴近群众，报纸、广播、电视要抓热点问题，应让工人、农民、战士、干部、专家、学者对热点问题发表意见，通过讨论来引导社会舆论。当时我还是心有余悸，觉得抓热点很容易“踩雷”、挨批，就提出应发表红头文件，让各媒体都遵照执行，让干部、群众有思想准备。于是，1993年春天，中宣部下发了一个关于全国宣传思想工作指导意见的文件，白纸黑字传达精神。
深度对话：有了中央文件“撑腰”，您接下来有何打算？
杨伟光：有了中央这个精神，我们办了《东方时空》。内容上，《东方时空》是电视新闻杂志，有新闻人物（“东方之子”）、采访观众（“焦点时刻”“生活空间”），也有文艺节目（“金曲榜”），设节目主持人。这样的内容更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让观众、新闻人物自己说话，而不只是念解说词，在一定意义上跟时代接轨了。
一开始我还不敢把节目放在黄金时间，而是早上7点。以前央视上午八点才有节目，当时提出七点办《东方时空》。新闻中心有的同志怕上早班，提这个条件那个条件，反对的人也不少。我说国际台上通宵，中央台6点半就有《新闻报摘》，我们为什么7点播节目不行？开办以后，我每天早晨起床就先看《东方时空》，有问题马上打电话让他们修改，不要影响中午的重播。没想到这个节目改变了中国人早上起床不看电视，只听广播的习惯。
深度对话：一年后成效如何？
杨伟光：过了一年，领导很支持，群众也很欢迎，我们抓热点问题的一支队伍也成长起来了。我的态度于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建议把节目放到《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之后的晚7：35，每天大约做13分钟的节目，结果收视率达到35%左右，成了央视收视率第二高的栏目。
我们随后推出了《实话实说》，让老百姓自己来讲自己的事情；后来觉得《焦点访谈》只能把问题提出来，缺乏纵深的分析，又推出了《新闻调查》。至此，我们已经完成了新闻节目的从时效到深度的全过程。
深度报道：当时这些舆论监督会不会恶化央视和有关部门的关系，您是怎么平衡的？
杨伟光：首先要尊重事实，揭露的内容不允许造假，这是最重要的。其次要与人为善，我们揭露问题不是想搞臭人家，而是为了解决问题。第三是连续报道，对批评对象的改进措施也进行报道，改了就好嘛。第四，短时间内不要过分集中地批评某一个地方或部门，不然他们受不了了。第五，各省、各部委领导在北京开会的时候，央视不要点他们的名，让他们很难看。这几点把握好了，他们的部门被批评了心里不是很好受，但也说不出什么。 李鹏总理视察央视，还题词“焦点访谈，表彰先进，批评后进，伸张正义”，而朱镕基总理视察时则题词“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
深度报道：当时有没有省长一级的高官被点名，或者因为《焦点访谈》的披露受到制裁？
杨伟光：真正点名省长的比较少，有也是中央已经定性了的。但一些干部没有意识到《焦点访谈》在全国的影响力。吉林市博物馆烧掉后，当地市长面对镜头说“没什么损失，没什么损失”，节目播出后大家意见都很大，他一不尊重事实，二不尊重记者，把自己搞得很被动。
山东某县的法院院长喝了一点酒，对前去采访的《焦点访谈》记者说“我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还把我们记者的车给放了气。当时山东正在开人代会，人大代表看了说他把山东的脸都丢光了，三天内就把他免了职。这件事老百姓拍手称快，连上级领导都说，这个人真是狂啊。地方上很欢迎《新闻联播》的记者，不大欢迎《焦点访谈》的记者，因为我们规定，批评性报道的记者， 不吃人家的，不住人家的，完全是独立采访，他们所有费用实报实销，全部台里出钱。你的节目质量高，做得又多，你拿的钱比台长高也可以；你做的节目少，又很一般，最少的就800块吃饭钱。
深度报道：舆论监督最重要落实到人。涉及到央视筋骨的人事制度，您又是如何改革的？
杨伟光：人事改革还是很难。1993年，央视分党组决定在新闻中心增设评论部建制，计划需要100多名采编人员，由于内部调动困难，我们决定实行央视历史上第一次面向社会的公开招聘。《东方时空》那时候招聘的最低学历是本科，尽可能招硕士生和博士生。然而，人事部说，招聘人员不发工作证、不能评职称，没有医疗保险；财务部门说，招聘人员每月工资只有280块，相当于一个清洁工的月薪。此外，招聘人员还不能入党，不能享受福利分房。
我对他们说，台聘制度是本台的第二用工制度（国家给编制是第一用工制度——编者）。台里的广告收入，给他们发工资，并且取消了那些不合理的限制。《东方时空》开始15秒钟广告才赚2500块钱，半年变成12500块钱，他的钱都用不完了——我们发展当中遇到的一切拦路虎，都要靠改革来解决；改革有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但应该允许试验。结果新闻评论部一个部门，每年就向台里上交广告费一亿多块钱。
有一次内部开会，食堂说已经赚了500万块钱。我当时就说：食堂的房子是台里的，水、电、家具也是台里的，主要工作是为职工服务，还赚什么钱？后来食堂把午餐改为每人3块钱的自助餐，花样很多，大家随便吃。没想到几年下来检查身体，很多人得了脂肪肝。
深度报道：您培养了许多现在依然活跃于央视舞台的名主持、名编导，这支新闻队伍是怎么带起来的呢？
杨伟光：像敬一丹，她原来是黑龙江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到北京读研究生，在央视《新闻联播》实习，实习结束时她就到办公室找我，我觉得她的形象和能力不错，就让她留下来了。白岩松、崔永元是中央广播电台来的，王小丫是四川台来的，水均益是新华社来的，王志是湖南台来的，李瑞英是江苏台来的，李修平、朱军是甘肃台来的，周涛是北京台来的，徐俐是从长沙台来的。当时我们确实是五湖四海，不拘一格用人才。
我当时经常审新闻，但不直接跟实习生接触；很多后来成名的实习生，当时只知道他们的片子，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他们进了央视后都很努力。100个进央视的人里面，可能有10个人出名了，另外90个人干三个月，觉得自己不适应就走了——流水把泥沙冲走，留下的是金子。
企业话语权：黄金时段出标王
深度对话：节目质量上去之后，就是商家想借收视率的东风了。
杨伟光：《新闻联播》收视率达到45%左右后，一些厂家觉得《新闻联播》之后、《天气预报》之前如果能播广告，他们愿意出高价。广告部跟我说了一通，我说挺有吸引力，但也有风险——那时候不像现在，大家对广告都很反感。我说先播30秒的广告，5秒钟一个，这样观众还没想清楚怎么回事，广告就播完了。这么一播，领导没有反应，群众也没有反应。半年之后，广告延长到一分钟，大家也没有反应，这步险棋成功了。
到了第二年，广告部说现在有190多个企业，要央视的13块5秒钟的标版。我说（由我决定的话），有些企业就会质疑，你为什么给他不给我，是不是你们之间有什么猫腻？于是我们决定在央视进行第一次广告的公开招标。后来出访东欧途中，我又觉得招标方案不够完善：13块标版都是同一个时间段，第一名的“标王”和最后一名出的钱可能差别很大，竞标者出钱的时候就会很小心，成为标王的心理也不平衡。我从保加利亚打电话回来，把方案改为：出价最低的中标者给出的价格，作为这个时间段的广告价格，比如出价最低的是一千万，一千万就是这个时间段的广告价格，出1亿的标王多出来的九千万，我们可以在别的时间段给他做广告。我们当时已经有七八个频道，分为白天、晚上、深夜，广告资源多得很。
深度报道：广告公开招标，央视和企业实现了双赢。
杨伟光：广告的公开招标，已经被证明是央视和企业界双赢的举措。第一个标王的产值从2亿增加到8亿，央视的身价也上去了。1997年，我们对《新闻联播》后的1分钟和《焦点访谈》前的3分钟进行公开招标，收入28个亿，占到央视全年广告收入约三分之二。要知道，1990年我们的广告收入才1个亿。1997年，广告收入45个亿，我们上税4个亿，交给广电部等各部门8个亿，剩下的钱就是台里可以自己支配的了。我们员工的奖金比工资还要高。那几年我们盖和买了二十几万平方米的职工住房。我离开央视的时候，还有2.7亿的奖金没有发完。
深度对话：如今，《新闻联播》从最辉煌的45%收视率到现在的16%-17%收视率，会不会影响到广告业务？
杨伟光：现在的中央电视台广告收入，在全国电视台中也是大头，因为它是覆盖全国的国家电视台。虽然它的收视分散到十几个频道和很多地方上的卫星台，但其他台跟中央台相比，只是零点几的收视率。央视的收视率是最高的。因此，广告收入的绝对数肯定中央台是大头。
深度对话：现在有些学者指出，央视作为国家电视台，应该像BBC（英国广播公司）一样，由国家来出钱，保证它的公益性质，您觉得这个观点符合我国国情？
杨伟光：BBC和日本电视台NHK不允许在节目中做广告，但它们也不是靠国家拨款，而是靠观众的“收视费”。其他商业电视台才靠广告生存。央视这种“国家少量拨款+广告收入”的模式，短时间恐怕很难改变。90年代如果全靠国家拨款的话，就没有那么快的发展。香港回归的报道，我们提前一年，一次性买了8亿的世界一流设备，实现从模拟设备到数字设备的大跨越。这笔钱向国家申请就很难。
深度对话：那时候，您的回旋空间应该已经很大了吧？
杨伟光：当时跟BBC争发稿权争得很厉害，最后确立了对等原则，你多少个机位，我也多少个机位。当时很多电视台远赴香港，是不能进交接仪式现场的，只能用BBC或央视的信号，我就下决心，一定要把BBC比下去。我在香港新闻中心的黄金位置建立了500平米的演播室，请香港的设计师设计，很多游客都到我们那儿照相。BBC的演播室只有50平米，看了我们的演播室以后，他们退了原来租的演播室，找别的地方去了。当时我台要从北京运送设备到香港，一路浩浩荡荡，公安部专门给各省开具证明，要求沿途省市保证车队安全。
深度对话：纵观您在央视的10年改革，一个是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一个探索市场运作，这些改革思想的来源是什么？
杨伟光：这跟我从大学开始喜欢哲学，尤其是辩证法，很有关系。新闻里面也有哲学，当时我们提出，改革要积极稳步，把握好度，这个“度“就是成功的关键，过犹不及，过了不行，不及又很难发展。
http://news.qq.com/zt/2008/dialog/ywg.htm
杨伟光：五六十年代，报纸的话语权比较大，很多名记者都是新华社、人民日报的，这说明他们的文章影响大。到了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前半期，中国实际上的第一媒体是广播。那时候城市家庭大都有收音机，农村大喇叭一响全村都听到了。“文革”时，毛主席最新指示一广播，全国都敲锣打鼓庆祝。那时候最知名的媒体人是中央广播电台的播音员，比如齐越、夏青、林田、费寄平、葛兰、方明、铁成等。
不同媒介影响力的此消彼长，不是一个晚上就变了的。我大学在北大和人大时，学习的、实习的还是报纸新闻。1961年毕业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到我们学校选人，把我安排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在那里，我从记者、编辑再到组长，从副主任到主管新闻的副台长。
1983年时，电台开始感到电视的威胁和冲击了，当时我在中央台（那时候央广的影响力大于央视，故“中央台”指的是央广——编者）内部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广播会被电视冲垮吗？》，提出一定要抓住广播自己的特点，这样电视也不可能代替广播。那时候电视新闻还没发展起来，我提出广播要加强新闻、音乐节目。时任广电部部长的吴冷西同志看了很欣赏，批示给期刊《广播电视战线》公开发表。2年后，我就被派到中央电视台当副台长，主管新闻，我又把主管广播的经验搬到电视台。
深度对话：您刚上任时，除去开始红遍大江南北的春晚，央视的每日常规节目质量如何？
杨伟光：当时的央视的新闻节目，只有《新闻联播》一个。我就任前有个思想准备，自己当年49岁了，大学同学很多则在央视干了二十多年。我作为副台长，把中央台新闻部主任沈纪带去当台长助理，他们觉得我们这种人央视一抓一大把，用不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调；还有人质疑我，你杨伟光懂拍新闻、扛机器吗。后来我说，我不是来扛机器的，是来管理扛机器、拍新闻的人的。
但我们总体上是低调的，就任后先调查两个月，看电视新闻主要存在什么问题，然后写了一个报告。提出要把《新闻联播》办成国内外要闻总汇，实际上就是要提高《新闻联播》的话语权、影响力。
深度对话：对于话语权扩张，您有什么具体措施？
杨伟光：四个字：新、短、快、广。如果没有这几条，多少钱都没有用。这不是钱的问题，我们有很多观念上的问题要改变。首先，新闻要讲时效。当时记者下午三四点采访归来，就回家了，第二天《新闻联播》报的是前一天的新闻。他们辩解说，报纸是文字的，广播是声音的，我们有图象又有声音，第二天播也有人看。我反驳，我们比他们有优势，又比他们先播出，那不是更好吗。后来，中央领导出席重要活动，如果记者晚上6点回到台里，《新闻联播》还要在《天气预报》以前播出“刚刚收到的消息”。有些领导人回家一打开电视，看到他的会见央视已经播了，就觉得电视台很快，后来报纸、广播和电视的新闻播发同一条高层新闻，中央领导就先给央视审稿。
我们还必须注意电视新闻内容的广泛性。原来半小时只十五六条新闻，一个乡镇企业可以播三四分钟。后来我说，一个乡镇企业就算产值翻了一番，对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多大的作用呢？如果大庆油田、鞍钢超额完成任务，那才是新闻。一般乡镇企业的新闻不应在《新闻联播》里面播，但可以挪到经济节目，这样就增加了科教文卫体新闻和社会新闻，跟老百姓比较接近，大家也比较愿意看。还有一些新闻，一句话就能讲清它的新闻价值了，这就是后来的“一句话新闻”。
深度对话：您第一次在重大报道中和广播电台的正式交锋是什么时候？
杨伟光：是1986年的汉城亚运会。过去没有卫星传送，世界上重大事件的报道全靠电话，所以广播电台是最有时效性的。我到任央视后打了个翻身仗。我们发现，广播电台打长途电话，要通过好几个总机，首先转到北京电信，再到中央广播电台的总机，然后才是编辑部，我们租了一个卫星专线，拿起电话就到北京机房，少了很多中间环节。
我们报道团里有个朝鲜族同事，我告诉他，奥运会第一块金牌第一天将产生于自行车比赛，你先去电话旁边守着，跟韩国工作人员搞熟了，你要用的时候马上可以用。我国运动员真的第一个到达终点。他打电话传来捷报，当时我又担心消息是否准确，问报道团很大的新华社，他们回答还没听说谁是第一。后来我说还是发了吧，让电视台打出滚动的字幕新闻。半小时以后，新华社、中央广播电台才发稿。最后一天金牌总数第一的消息，也是我们抢在前面报道。
深度对话：当时《新闻联播》在新闻排序上有非常大胆的举动，比如把国外新闻放在头条。
杨伟光：我们的国际新闻一般都放在《新闻联播》的后面，先对内，后对外。至于“挑战者号升空后爆炸”的新闻，我们后来之所以决定放在头条，因为这是全世界报纸、广播、电视新闻的头条，我们应该按照新闻价值走。最后我拍板，把这条新闻放头条播了六分多钟，李鹏总理的唁电放在第二条，然后听听各方面的反映。结果上级领导没有人反对，倒是新闻界说，这是中央电视台改革的一项很重要的标志，也是提高自己的话语权，使得重大事件能够及时传递给观众。
当时还没有驻外记者，我们就买了CNN的画面。我主张全世界大地方和出大新闻的地方，都应该有中央台的记者在，人都准备好了，但主管部门觉得国际台（即中国国际广播频道——编者）有了，央视就不一定要有。后来央视的广告业务上去以后，很多地区的驻外记者站就建立起来了。
深度对话：除了央视自身主张的改革举措，是不是还有主管部门的“命题作文”？
杨伟光：80年代中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时，外国人有很多误解。而过去的人大记者招待会，央视只是非常简单地播一条新闻，国家领导人讲什么是不报的，外国人提什么问题也是不报的。那年中央领导决定利用七届人大的记者招待会解疑释惑。
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郁文同志问我有什么好办法，我建议把记者招待会的内容录像播出来，把外国人提问和领导人回答都连起来，一两句不合适的话再删掉。虽然这个提议引起很大的争论，但一些人支持我，说我们跟外国人都讲了，外国记者把最尖锐的问答内容放头条，我们国内没有，他们就会抓到我们新闻自由问题上的把柄，《参考消息》再转载外电，就变成“出口转内销”——既然要解疑释惑，中国人也应该有知情权。
经过一番争论，最后同意由广电部的负责审稿，前方的人民大会堂现场三个人，后方的制作机房三个人，一边传片子一边制作，最后也没发现什么特别不合适的地方要删掉的。八场记者招待会一播，包括北大等大学生在内的全国观众，都看得很满足。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评论：此举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
后来，中共十三大开幕式，我们实现了现场直播；八届人大开幕式，我们实现了连续报道。
民众话语权：舆论监督双剑客
调查记者工资比台长高
我每天早晨起床就先看《东方时空》，有问题马上打电话让他们修改，不要影响中午的重播。没想到这个节目改变了中国人早上起床不看电视，只听广播的习惯。
深度对话：80年代，您作为台长仅仅主管新闻工作；1991年底您上任台长，是如何为进一步改革争取支持的？？
杨伟光：1992年底，当时的中宣部新闻局局长徐心华同志来到我的办公室，传达中央精神，要求新闻媒体更贴近群众，报纸、广播、电视要抓热点问题，应让工人、农民、战士、干部、专家、学者对热点问题发表意见，通过讨论来引导社会舆论。当时我还是心有余悸，觉得抓热点很容易“踩雷”、挨批，就提出应发表红头文件，让各媒体都遵照执行，让干部、群众有思想准备。于是，1993年春天，中宣部下发了一个关于全国宣传思想工作指导意见的文件，白纸黑字传达精神。
深度对话：有了中央文件“撑腰”，您接下来有何打算？
杨伟光：有了中央这个精神，我们办了《东方时空》。内容上，《东方时空》是电视新闻杂志，有新闻人物（“东方之子”）、采访观众（“焦点时刻”“生活空间”），也有文艺节目（“金曲榜”），设节目主持人。这样的内容更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让观众、新闻人物自己说话，而不只是念解说词，在一定意义上跟时代接轨了。
一开始我还不敢把节目放在黄金时间，而是早上7点。以前央视上午八点才有节目，当时提出七点办《东方时空》。新闻中心有的同志怕上早班，提这个条件那个条件，反对的人也不少。我说国际台上通宵，中央台6点半就有《新闻报摘》，我们为什么7点播节目不行？开办以后，我每天早晨起床就先看《东方时空》，有问题马上打电话让他们修改，不要影响中午的重播。没想到这个节目改变了中国人早上起床不看电视，只听广播的习惯。
深度对话：一年后成效如何？
杨伟光：过了一年，领导很支持，群众也很欢迎，我们抓热点问题的一支队伍也成长起来了。我的态度于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建议把节目放到《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之后的晚7：35，每天大约做13分钟的节目，结果收视率达到35%左右，成了央视收视率第二高的栏目。
我们随后推出了《实话实说》，让老百姓自己来讲自己的事情；后来觉得《焦点访谈》只能把问题提出来，缺乏纵深的分析，又推出了《新闻调查》。至此，我们已经完成了新闻节目的从时效到深度的全过程。
深度报道：当时这些舆论监督会不会恶化央视和有关部门的关系，您是怎么平衡的？
杨伟光：首先要尊重事实，揭露的内容不允许造假，这是最重要的。其次要与人为善，我们揭露问题不是想搞臭人家，而是为了解决问题。第三是连续报道，对批评对象的改进措施也进行报道，改了就好嘛。第四，短时间内不要过分集中地批评某一个地方或部门，不然他们受不了了。第五，各省、各部委领导在北京开会的时候，央视不要点他们的名，让他们很难看。这几点把握好了，他们的部门被批评了心里不是很好受，但也说不出什么。 李鹏总理视察央视，还题词“焦点访谈，表彰先进，批评后进，伸张正义”，而朱镕基总理视察时则题词“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
深度报道：当时有没有省长一级的高官被点名，或者因为《焦点访谈》的披露受到制裁？
杨伟光：真正点名省长的比较少，有也是中央已经定性了的。但一些干部没有意识到《焦点访谈》在全国的影响力。吉林市博物馆烧掉后，当地市长面对镜头说“没什么损失，没什么损失”，节目播出后大家意见都很大，他一不尊重事实，二不尊重记者，把自己搞得很被动。
山东某县的法院院长喝了一点酒，对前去采访的《焦点访谈》记者说“我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还把我们记者的车给放了气。当时山东正在开人代会，人大代表看了说他把山东的脸都丢光了，三天内就把他免了职。这件事老百姓拍手称快，连上级领导都说，这个人真是狂啊。地方上很欢迎《新闻联播》的记者，不大欢迎《焦点访谈》的记者，因为我们规定，批评性报道的记者， 不吃人家的，不住人家的，完全是独立采访，他们所有费用实报实销，全部台里出钱。你的节目质量高，做得又多，你拿的钱比台长高也可以；你做的节目少，又很一般，最少的就800块吃饭钱。
深度报道：舆论监督最重要落实到人。涉及到央视筋骨的人事制度，您又是如何改革的？
杨伟光：人事改革还是很难。1993年，央视分党组决定在新闻中心增设评论部建制，计划需要100多名采编人员，由于内部调动困难，我们决定实行央视历史上第一次面向社会的公开招聘。《东方时空》那时候招聘的最低学历是本科，尽可能招硕士生和博士生。然而，人事部说，招聘人员不发工作证、不能评职称，没有医疗保险；财务部门说，招聘人员每月工资只有280块，相当于一个清洁工的月薪。此外，招聘人员还不能入党，不能享受福利分房。
我对他们说，台聘制度是本台的第二用工制度（国家给编制是第一用工制度——编者）。台里的广告收入，给他们发工资，并且取消了那些不合理的限制。《东方时空》开始15秒钟广告才赚2500块钱，半年变成12500块钱，他的钱都用不完了——我们发展当中遇到的一切拦路虎，都要靠改革来解决；改革有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但应该允许试验。结果新闻评论部一个部门，每年就向台里上交广告费一亿多块钱。
有一次内部开会，食堂说已经赚了500万块钱。我当时就说：食堂的房子是台里的，水、电、家具也是台里的，主要工作是为职工服务，还赚什么钱？后来食堂把午餐改为每人3块钱的自助餐，花样很多，大家随便吃。没想到几年下来检查身体，很多人得了脂肪肝。
深度报道：您培养了许多现在依然活跃于央视舞台的名主持、名编导，这支新闻队伍是怎么带起来的呢？
杨伟光：像敬一丹，她原来是黑龙江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到北京读研究生，在央视《新闻联播》实习，实习结束时她就到办公室找我，我觉得她的形象和能力不错，就让她留下来了。白岩松、崔永元是中央广播电台来的，王小丫是四川台来的，水均益是新华社来的，王志是湖南台来的，李瑞英是江苏台来的，李修平、朱军是甘肃台来的，周涛是北京台来的，徐俐是从长沙台来的。当时我们确实是五湖四海，不拘一格用人才。
我当时经常审新闻，但不直接跟实习生接触；很多后来成名的实习生，当时只知道他们的片子，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他们进了央视后都很努力。100个进央视的人里面，可能有10个人出名了，另外90个人干三个月，觉得自己不适应就走了——流水把泥沙冲走，留下的是金子。
企业话语权：黄金时段出标王
深度对话：节目质量上去之后，就是商家想借收视率的东风了。
杨伟光：《新闻联播》收视率达到45%左右后，一些厂家觉得《新闻联播》之后、《天气预报》之前如果能播广告，他们愿意出高价。广告部跟我说了一通，我说挺有吸引力，但也有风险——那时候不像现在，大家对广告都很反感。我说先播30秒的广告，5秒钟一个，这样观众还没想清楚怎么回事，广告就播完了。这么一播，领导没有反应，群众也没有反应。半年之后，广告延长到一分钟，大家也没有反应，这步险棋成功了。
到了第二年，广告部说现在有190多个企业，要央视的13块5秒钟的标版。我说（由我决定的话），有些企业就会质疑，你为什么给他不给我，是不是你们之间有什么猫腻？于是我们决定在央视进行第一次广告的公开招标。后来出访东欧途中，我又觉得招标方案不够完善：13块标版都是同一个时间段，第一名的“标王”和最后一名出的钱可能差别很大，竞标者出钱的时候就会很小心，成为标王的心理也不平衡。我从保加利亚打电话回来，把方案改为：出价最低的中标者给出的价格，作为这个时间段的广告价格，比如出价最低的是一千万，一千万就是这个时间段的广告价格，出1亿的标王多出来的九千万，我们可以在别的时间段给他做广告。我们当时已经有七八个频道，分为白天、晚上、深夜，广告资源多得很。
深度报道：广告公开招标，央视和企业实现了双赢。
杨伟光：广告的公开招标，已经被证明是央视和企业界双赢的举措。第一个标王的产值从2亿增加到8亿，央视的身价也上去了。1997年，我们对《新闻联播》后的1分钟和《焦点访谈》前的3分钟进行公开招标，收入28个亿，占到央视全年广告收入约三分之二。要知道，1990年我们的广告收入才1个亿。1997年，广告收入45个亿，我们上税4个亿，交给广电部等各部门8个亿，剩下的钱就是台里可以自己支配的了。我们员工的奖金比工资还要高。那几年我们盖和买了二十几万平方米的职工住房。我离开央视的时候，还有2.7亿的奖金没有发完。
深度对话：如今，《新闻联播》从最辉煌的45%收视率到现在的16%-17%收视率，会不会影响到广告业务？
杨伟光：现在的中央电视台广告收入，在全国电视台中也是大头，因为它是覆盖全国的国家电视台。虽然它的收视分散到十几个频道和很多地方上的卫星台，但其他台跟中央台相比，只是零点几的收视率。央视的收视率是最高的。因此，广告收入的绝对数肯定中央台是大头。
深度对话：现在有些学者指出，央视作为国家电视台，应该像BBC（英国广播公司）一样，由国家来出钱，保证它的公益性质，您觉得这个观点符合我国国情？
杨伟光：BBC和日本电视台NHK不允许在节目中做广告，但它们也不是靠国家拨款，而是靠观众的“收视费”。其他商业电视台才靠广告生存。央视这种“国家少量拨款+广告收入”的模式，短时间恐怕很难改变。90年代如果全靠国家拨款的话，就没有那么快的发展。香港回归的报道，我们提前一年，一次性买了8亿的世界一流设备，实现从模拟设备到数字设备的大跨越。这笔钱向国家申请就很难。
深度对话：那时候，您的回旋空间应该已经很大了吧？
杨伟光：当时跟BBC争发稿权争得很厉害，最后确立了对等原则，你多少个机位，我也多少个机位。当时很多电视台远赴香港，是不能进交接仪式现场的，只能用BBC或央视的信号，我就下决心，一定要把BBC比下去。我在香港新闻中心的黄金位置建立了500平米的演播室，请香港的设计师设计，很多游客都到我们那儿照相。BBC的演播室只有50平米，看了我们的演播室以后，他们退了原来租的演播室，找别的地方去了。当时我台要从北京运送设备到香港，一路浩浩荡荡，公安部专门给各省开具证明，要求沿途省市保证车队安全。
深度对话：纵观您在央视的10年改革，一个是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一个探索市场运作，这些改革思想的来源是什么？
杨伟光：这跟我从大学开始喜欢哲学，尤其是辩证法，很有关系。新闻里面也有哲学，当时我们提出，改革要积极稳步，把握好度，这个“度“就是成功的关键，过犹不及，过了不行，不及又很难发展。
http://news.qq.com/zt/2008/dialog/ywg.htm深度对话：首先聊聊您的竞争对手吧。1980年代的央视并不如今日那么强势，它和其他媒介的话语权孰大孰小？
杨伟光：五六十年代，报纸的话语权比较大，很多名记者都是新华社、人民日报的，这说明他们的文章影响大。到了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前半期，中国实际上的第一媒体是广播。那时候城市家庭大都有收音机，农村大喇叭一响全村都听到了。“文革”时，毛主席最新指示一广播，全国都敲锣打鼓庆祝。那时候最知名的媒体人是中央广播电台的播音员，比如齐越、夏青、林田、费寄平、葛兰、方明、铁成等。
不同媒介影响力的此消彼长，不是一个晚上就变了的。我大学在北大和人大时，学习的、实习的还是报纸新闻。1961年毕业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到我们学校选人，把我安排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在那里，我从记者、编辑再到组长，从副主任到主管新闻的副台长。
1983年时，电台开始感到电视的威胁和冲击了，当时我在中央台（那时候央广的影响力大于央视，故“中央台”指的是央广——编者）内部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广播会被电视冲垮吗？》，提出一定要抓住广播自己的特点，这样电视也不可能代替广播。那时候电视新闻还没发展起来，我提出广播要加强新闻、音乐节目。时任广电部部长的吴冷西同志看了很欣赏，批示给期刊《广播电视战线》公开发表。2年后，我就被派到中央电视台当副台长，主管新闻，我又把主管广播的经验搬到电视台。
深度对话：您刚上任时，除去开始红遍大江南北的春晚，央视的每日常规节目质量如何？
杨伟光：当时的央视的新闻节目，只有《新闻联播》一个。我就任前有个思想准备，自己当年49岁了，大学同学很多则在央视干了二十多年。我作为副台长，把中央台新闻部主任沈纪带去当台长助理，他们觉得我们这种人央视一抓一大把，用不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调；还有人质疑我，你杨伟光懂拍新闻、扛机器吗。后来我说，我不是来扛机器的，是来管理扛机器、拍新闻的人的。
但我们总体上是低调的，就任后先调查两个月，看电视新闻主要存在什么问题，然后写了一个报告。提出要把《新闻联播》办成国内外要闻总汇，实际上就是要提高《新闻联播》的话语权、影响力。
深度对话：对于话语权扩张，您有什么具体措施？
杨伟光：四个字：新、短、快、广。如果没有这几条，多少钱都没有用。这不是钱的问题，我们有很多观念上的问题要改变。首先，新闻要讲时效。当时记者下午三四点采访归来，就回家了，第二天《新闻联播》报的是前一天的新闻。他们辩解说，报纸是文字的，广播是声音的，我们有图象又有声音，第二天播也有人看。我反驳，我们比他们有优势，又比他们先播出，那不是更好吗。后来，中央领导出席重要活动，如果记者晚上6点回到台里，《新闻联播》还要在《天气预报》以前播出“刚刚收到的消息”。有些领导人回家一打开电视，看到他的会见央视已经播了，就觉得电视台很快，后来报纸、广播和电视的新闻播发同一条高层新闻，中央领导就先给央视审稿。
我们还必须注意电视新闻内容的广泛性。原来半小时只十五六条新闻，一个乡镇企业可以播三四分钟。后来我说，一个乡镇企业就算产值翻了一番，对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多大的作用呢？如果大庆油田、鞍钢超额完成任务，那才是新闻。一般乡镇企业的新闻不应在《新闻联播》里面播，但可以挪到经济节目，这样就增加了科教文卫体新闻和社会新闻，跟老百姓比较接近，大家也比较愿意看。还有一些新闻，一句话就能讲清它的新闻价值了，这就是后来的“一句话新闻”。
深度对话：您第一次在重大报道中和广播电台的正式交锋是什么时候？
杨伟光：是1986年的汉城亚运会。过去没有卫星传送，世界上重大事件的报道全靠电话，所以广播电台是最有时效性的。我到任央视后打了个翻身仗。我们发现，广播电台打长途电话，要通过好几个总机，首先转到北京电信，再到中央广播电台的总机，然后才是编辑部，我们租了一个卫星专线，拿起电话就到北京机房，少了很多中间环节。
我们报道团里有个朝鲜族同事，我告诉他，奥运会第一块金牌第一天将产生于自行车比赛，你先去电话旁边守着，跟韩国工作人员搞熟了，你要用的时候马上可以用。我国运动员真的第一个到达终点。他打电话传来捷报，当时我又担心消息是否准确，问报道团很大的新华社，他们回答还没听说谁是第一。后来我说还是发了吧，让电视台打出滚动的字幕新闻。半小时以后，新华社、中央广播电台才发稿。最后一天金牌总数第一的消息，也是我们抢在前面报道。
深度对话：当时《新闻联播》在新闻排序上有非常大胆的举动，比如把国外新闻放在头条。
杨伟光：我们的国际新闻一般都放在《新闻联播》的后面，先对内，后对外。至于“挑战者号升空后爆炸”的新闻，我们后来之所以决定放在头条，因为这是全世界报纸、广播、电视新闻的头条，我们应该按照新闻价值走。最后我拍板，把这条新闻放头条播了六分多钟，李鹏总理的唁电放在第二条，然后听听各方面的反映。结果上级领导没有人反对，倒是新闻界说，这是中央电视台改革的一项很重要的标志，也是提高自己的话语权，使得重大事件能够及时传递给观众。
当时还没有驻外记者，我们就买了CNN的画面。我主张全世界大地方和出大新闻的地方，都应该有中央台的记者在，人都准备好了，但主管部门觉得国际台（即中国国际广播频道——编者）有了，央视就不一定要有。后来央视的广告业务上去以后，很多地区的驻外记者站就建立起来了。
深度对话：除了央视自身主张的改革举措，是不是还有主管部门的“命题作文”？
杨伟光：80年代中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时，外国人有很多误解。而过去的人大记者招待会，央视只是非常简单地播一条新闻，国家领导人讲什么是不报的，外国人提什么问题也是不报的。那年中央领导决定利用七届人大的记者招待会解疑释惑。
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郁文同志问我有什么好办法，我建议把记者招待会的内容录像播出来，把外国人提问和领导人回答都连起来，一两句不合适的话再删掉。虽然这个提议引起很大的争论，但一些人支持我，说我们跟外国人都讲了，外国记者把最尖锐的问答内容放头条，我们国内没有，他们就会抓到我们新闻自由问题上的把柄，《参考消息》再转载外电，就变成“出口转内销”——既然要解疑释惑，中国人也应该有知情权。
经过一番争论，最后同意由广电部的负责审稿，前方的人民大会堂现场三个人，后方的制作机房三个人，一边传片子一边制作，最后也没发现什么特别不合适的地方要删掉的。八场记者招待会一播，包括北大等大学生在内的全国观众，都看得很满足。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评论：此举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
后来，中共十三大开幕式，我们实现了现场直播；八届人大开幕式，我们实现了连续报道。
民众话语权：舆论监督双剑客
调查记者工资比台长高
我每天早晨起床就先看《东方时空》，有问题马上打电话让他们修改，不要影响中午的重播。没想到这个节目改变了中国人早上起床不看电视，只听广播的习惯。
深度对话：80年代，您作为台长仅仅主管新闻工作；1991年底您上任台长，是如何为进一步改革争取支持的？？
杨伟光：1992年底，当时的中宣部新闻局局长徐心华同志来到我的办公室，传达中央精神，要求新闻媒体更贴近群众，报纸、广播、电视要抓热点问题，应让工人、农民、战士、干部、专家、学者对热点问题发表意见，通过讨论来引导社会舆论。当时我还是心有余悸，觉得抓热点很容易“踩雷”、挨批，就提出应发表红头文件，让各媒体都遵照执行，让干部、群众有思想准备。于是，1993年春天，中宣部下发了一个关于全国宣传思想工作指导意见的文件，白纸黑字传达精神。
深度对话：有了中央文件“撑腰”，您接下来有何打算？
杨伟光：有了中央这个精神，我们办了《东方时空》。内容上，《东方时空》是电视新闻杂志，有新闻人物（“东方之子”）、采访观众（“焦点时刻”“生活空间”），也有文艺节目（“金曲榜”），设节目主持人。这样的内容更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让观众、新闻人物自己说话，而不只是念解说词，在一定意义上跟时代接轨了。
一开始我还不敢把节目放在黄金时间，而是早上7点。以前央视上午八点才有节目，当时提出七点办《东方时空》。新闻中心有的同志怕上早班，提这个条件那个条件，反对的人也不少。我说国际台上通宵，中央台6点半就有《新闻报摘》，我们为什么7点播节目不行？开办以后，我每天早晨起床就先看《东方时空》，有问题马上打电话让他们修改，不要影响中午的重播。没想到这个节目改变了中国人早上起床不看电视，只听广播的习惯。
深度对话：一年后成效如何？
杨伟光：过了一年，领导很支持，群众也很欢迎，我们抓热点问题的一支队伍也成长起来了。我的态度于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建议把节目放到《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之后的晚7：35，每天大约做13分钟的节目，结果收视率达到35%左右，成了央视收视率第二高的栏目。
我们随后推出了《实话实说》，让老百姓自己来讲自己的事情；后来觉得《焦点访谈》只能把问题提出来，缺乏纵深的分析，又推出了《新闻调查》。至此，我们已经完成了新闻节目的从时效到深度的全过程。
深度报道：当时这些舆论监督会不会恶化央视和有关部门的关系，您是怎么平衡的？
杨伟光：首先要尊重事实，揭露的内容不允许造假，这是最重要的。其次要与人为善，我们揭露问题不是想搞臭人家，而是为了解决问题。第三是连续报道，对批评对象的改进措施也进行报道，改了就好嘛。第四，短时间内不要过分集中地批评某一个地方或部门，不然他们受不了了。第五，各省、各部委领导在北京开会的时候，央视不要点他们的名，让他们很难看。这几点把握好了，他们的部门被批评了心里不是很好受，但也说不出什么。 李鹏总理视察央视，还题词“焦点访谈，表彰先进，批评后进，伸张正义”，而朱镕基总理视察时则题词“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
深度报道：当时有没有省长一级的高官被点名，或者因为《焦点访谈》的披露受到制裁？
杨伟光：真正点名省长的比较少，有也是中央已经定性了的。但一些干部没有意识到《焦点访谈》在全国的影响力。吉林市博物馆烧掉后，当地市长面对镜头说“没什么损失，没什么损失”，节目播出后大家意见都很大，他一不尊重事实，二不尊重记者，把自己搞得很被动。
山东某县的法院院长喝了一点酒，对前去采访的《焦点访谈》记者说“我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还把我们记者的车给放了气。当时山东正在开人代会，人大代表看了说他把山东的脸都丢光了，三天内就把他免了职。这件事老百姓拍手称快，连上级领导都说，这个人真是狂啊。地方上很欢迎《新闻联播》的记者，不大欢迎《焦点访谈》的记者，因为我们规定，批评性报道的记者， 不吃人家的，不住人家的，完全是独立采访，他们所有费用实报实销，全部台里出钱。你的节目质量高，做得又多，你拿的钱比台长高也可以；你做的节目少，又很一般，最少的就800块吃饭钱。
深度报道：舆论监督最重要落实到人。涉及到央视筋骨的人事制度，您又是如何改革的？
杨伟光：人事改革还是很难。1993年，央视分党组决定在新闻中心增设评论部建制，计划需要100多名采编人员，由于内部调动困难，我们决定实行央视历史上第一次面向社会的公开招聘。《东方时空》那时候招聘的最低学历是本科，尽可能招硕士生和博士生。然而，人事部说，招聘人员不发工作证、不能评职称，没有医疗保险；财务部门说，招聘人员每月工资只有280块，相当于一个清洁工的月薪。此外，招聘人员还不能入党，不能享受福利分房。
我对他们说，台聘制度是本台的第二用工制度（国家给编制是第一用工制度——编者）。台里的广告收入，给他们发工资，并且取消了那些不合理的限制。《东方时空》开始15秒钟广告才赚2500块钱，半年变成12500块钱，他的钱都用不完了——我们发展当中遇到的一切拦路虎，都要靠改革来解决；改革有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但应该允许试验。结果新闻评论部一个部门，每年就向台里上交广告费一亿多块钱。
有一次内部开会，食堂说已经赚了500万块钱。我当时就说：食堂的房子是台里的，水、电、家具也是台里的，主要工作是为职工服务，还赚什么钱？后来食堂把午餐改为每人3块钱的自助餐，花样很多，大家随便吃。没想到几年下来检查身体，很多人得了脂肪肝。
深度报道：您培养了许多现在依然活跃于央视舞台的名主持、名编导，这支新闻队伍是怎么带起来的呢？
杨伟光：像敬一丹，她原来是黑龙江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到北京读研究生，在央视《新闻联播》实习，实习结束时她就到办公室找我，我觉得她的形象和能力不错，就让她留下来了。白岩松、崔永元是中央广播电台来的，王小丫是四川台来的，水均益是新华社来的，王志是湖南台来的，李瑞英是江苏台来的，李修平、朱军是甘肃台来的，周涛是北京台来的，徐俐是从长沙台来的。当时我们确实是五湖四海，不拘一格用人才。
我当时经常审新闻，但不直接跟实习生接触；很多后来成名的实习生，当时只知道他们的片子，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他们进了央视后都很努力。100个进央视的人里面，可能有10个人出名了，另外90个人干三个月，觉得自己不适应就走了——流水把泥沙冲走，留下的是金子。
企业话语权：黄金时段出标王
深度对话：节目质量上去之后，就是商家想借收视率的东风了。
杨伟光：《新闻联播》收视率达到45%左右后，一些厂家觉得《新闻联播》之后、《天气预报》之前如果能播广告，他们愿意出高价。广告部跟我说了一通，我说挺有吸引力，但也有风险——那时候不像现在，大家对广告都很反感。我说先播30秒的广告，5秒钟一个，这样观众还没想清楚怎么回事，广告就播完了。这么一播，领导没有反应，群众也没有反应。半年之后，广告延长到一分钟，大家也没有反应，这步险棋成功了。
到了第二年，广告部说现在有190多个企业，要央视的13块5秒钟的标版。我说（由我决定的话），有些企业就会质疑，你为什么给他不给我，是不是你们之间有什么猫腻？于是我们决定在央视进行第一次广告的公开招标。后来出访东欧途中，我又觉得招标方案不够完善：13块标版都是同一个时间段，第一名的“标王”和最后一名出的钱可能差别很大，竞标者出钱的时候就会很小心，成为标王的心理也不平衡。我从保加利亚打电话回来，把方案改为：出价最低的中标者给出的价格，作为这个时间段的广告价格，比如出价最低的是一千万，一千万就是这个时间段的广告价格，出1亿的标王多出来的九千万，我们可以在别的时间段给他做广告。我们当时已经有七八个频道，分为白天、晚上、深夜，广告资源多得很。
深度报道：广告公开招标，央视和企业实现了双赢。
杨伟光：广告的公开招标，已经被证明是央视和企业界双赢的举措。第一个标王的产值从2亿增加到8亿，央视的身价也上去了。1997年，我们对《新闻联播》后的1分钟和《焦点访谈》前的3分钟进行公开招标，收入28个亿，占到央视全年广告收入约三分之二。要知道，1990年我们的广告收入才1个亿。1997年，广告收入45个亿，我们上税4个亿，交给广电部等各部门8个亿，剩下的钱就是台里可以自己支配的了。我们员工的奖金比工资还要高。那几年我们盖和买了二十几万平方米的职工住房。我离开央视的时候，还有2.7亿的奖金没有发完。
深度对话：如今，《新闻联播》从最辉煌的45%收视率到现在的16%-17%收视率，会不会影响到广告业务？
杨伟光：现在的中央电视台广告收入，在全国电视台中也是大头，因为它是覆盖全国的国家电视台。虽然它的收视分散到十几个频道和很多地方上的卫星台，但其他台跟中央台相比，只是零点几的收视率。央视的收视率是最高的。因此，广告收入的绝对数肯定中央台是大头。
深度对话：现在有些学者指出，央视作为国家电视台，应该像BBC（英国广播公司）一样，由国家来出钱，保证它的公益性质，您觉得这个观点符合我国国情？
杨伟光：BBC和日本电视台NHK不允许在节目中做广告，但它们也不是靠国家拨款，而是靠观众的“收视费”。其他商业电视台才靠广告生存。央视这种“国家少量拨款+广告收入”的模式，短时间恐怕很难改变。90年代如果全靠国家拨款的话，就没有那么快的发展。香港回归的报道，我们提前一年，一次性买了8亿的世界一流设备，实现从模拟设备到数字设备的大跨越。这笔钱向国家申请就很难。
深度对话：那时候，您的回旋空间应该已经很大了吧？
杨伟光：当时跟BBC争发稿权争得很厉害，最后确立了对等原则，你多少个机位，我也多少个机位。当时很多电视台远赴香港，是不能进交接仪式现场的，只能用BBC或央视的信号，我就下决心，一定要把BBC比下去。我在香港新闻中心的黄金位置建立了500平米的演播室，请香港的设计师设计，很多游客都到我们那儿照相。BBC的演播室只有50平米，看了我们的演播室以后，他们退了原来租的演播室，找别的地方去了。当时我台要从北京运送设备到香港，一路浩浩荡荡，公安部专门给各省开具证明，要求沿途省市保证车队安全。
深度对话：纵观您在央视的10年改革，一个是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一个探索市场运作，这些改革思想的来源是什么？
杨伟光：这跟我从大学开始喜欢哲学，尤其是辩证法，很有关系。新闻里面也有哲学，当时我们提出，改革要积极稳步，把握好度，这个“度“就是成功的关键，过犹不及，过了不行，不及又很难发展。
http://news.qq.com/zt/2008/dialog/ywg.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