歼九飞机研制历史

1970年5月601所分迁来的200多名设计人员和工人，在极端困难和条件十分简陋的情况下，把歼九的工作开展起来。但是歼九到了成都，还是没有摆脱坎坷的命运。1970年6月六院发文通知决定把歼九Ⅴ方案指标改为“高度25公里，M数为2.5”。于是分所开始了歼九“双二五”方案的论证工作。到1970年底空军又提出将指标改为“高度26公里，M数为2.6”分所又开始“双二六”方案的布局研究，选择了鸭式布局，编号为Ⅵ方案，并于1971年上半年进行了方案论证和总体布置。由于歼九飞机指标一再提高，使发动机性能实现不了，于是，606所开始仿制“斯贝”发动机，而停止了歼九发动机的研制。1972年4月六院通知我所，歼九飞机停止研制，改为课题研究。消息传来，全所震动，大家对六院的决定不理解、想不通，但不气馁，接着就开展歼九有关课题的试验研究，大搞技术储备。在总结了歼九型号9年来的工作的基础上，1973年底，大干30天，全所又投入了方案论证工作，为翌年的方案审查做好准备。在全所的努力，和部、院的支持下，歼九迎来了第二个春天。1975年2月8日，国务院、中央军委下达了国发（1975）34号文，同意继续研制歼九飞机，并批准了上报的战技指标。全所职工欢欣鼓舞，决心为歼九飞机研制做出贡献。根据国发34号文和战术技术要求，1976年初，我所进一步调整总体气动布局和设计参数，形成了鸭式布局的歼九Ⅵ-Ⅲ方案，并以此作为基本方案进行研制。
七十年代，我室先后开展了歼九“双二五”、“双二六”及“Ⅵ-Ⅲ”方案，机身、翼面、起落架结构的总体论证工作，机、尾翼结构的设计计算是首当其冲。我根据歼七、歼八飞机的设计经验，采用经典结构力学方法--“静不定结构应力设计法”推导出一个简化的计算方案，组织全组人员进行“双二五”方案机翼结构的设计计算，基本上满足了飞机总体论证的需要。但计算方案虽经简化，计算工作量仍很大，求解的过程很长，全组用手摇计算机需要几天才能得出一组结果。实践中我深感这种传统的方法，计算精确度低，费时耗力，无法进行多方案比较，已不适应新机设计的要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室里成立了由我主管的“翼面结构最佳设计课题组”黎观生任课题组长。1971年1月，我所首台DJS-6（108乙）电子计算机经调试投入使用，为课题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在课题实施的过程中，除了必做的管理工作之外，我安排较多的时间参加课题工作，如：课题调研，技术方案的研究与制定，以及方案试算等，此间我和黎配合密切，相得益彰。经过共同努力，1974年黎观生编制完成了DJS-6电子计算机的“满应力设计程序”，我用该程序对歼九机翼结构进行设计计算，获得了十分满意的效果。“满应力设计法”的成功，是对传统设计方法的突破，为新机结构的设计闯出了一条新路，为下一步进行的结构优化设计打下了技术基础，这在当时是处于国内领先地位。1978年该课题组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1976年我用“满应力程序”进行了歼九Ⅵ-Ⅲ方案机翼总体设计计算，完成了多方案的比较，计算速度之快，计算方案之多，是传统设计方法所不能比拟的，并较好地为兄弟室提供了必要的数据，使结构方案更趋合理。那段时间计算工作十分繁忙，虽然用上了电子计算机，但计算所需数据要靠穿孔纸带输入，整日里要和穿孔纸带、穿孔板打交道，费力费神，经常加班到深夜，但虽苦亦乐，这个时期，是我心情最愉快的时日。

七十年代末，在满应力设计法的基础上，我室与631所合作共同开发出了能在大型电子计算机运行的“飞机结构多约束优化设计系统”扩大了结构设计的规模，进一步提高了计算的速度与精度。1983年获航空工业部科技成果一等奖。

为了推广新技术，改进设计手段，我在室里各专业组大力倡导定期安排技术学习，普及计算机语言。在机、尾翼组，请黎观生讲算法语言，动员大家学习编程，大搞设计革命化，使大家从繁重的计算中解放出来。我在组里也定期讲课，系统介绍歼八机翼设计经验，提高技术水平，介绍“位移法”应力分析的计算过程，以便更好地为相关专业提供所需数据。这段时间机翼专业组的精神面貌积极向上，学习技术的风气浓厚，工作的积极性大增。

七十年代后期，我和室领导班子大力抓了歼九结构设计中的关键技术和试验项目的实施，为歼九飞机的详细设计作好了技术准备。为了统一技术要求，我编写了“歼九结构打样的技术规定”。在总体室发出的总体布置图，外形资料等文件齐全的基础上。1977年底我室完成了打样图纸设计和系统安装协调。

1978年7月正当全所即将进行歼九飞机设计发图之际，三机部给我所下达了歼7飞机大改的设计任务，接着1979年发出一号文件明确歼九再次转入课题研究，至此歼九飞机的研制实际上已名存实亡。这对全国所有参加歼九飞机研制的单位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歼九飞机从1965年初开始方案论证，到1980年中止研制，历时15年。致使歼九夭折的原因，一是，十年动乱当中，由于吴法宪（林彪反党集团成员、空军司令）一伙的瞎指挥，随心所欲，任意改变指标，脱离实际，致使歼九研制无法进行、屡遭停顿。二是，体制多变，任务多变。歼九飞机设想方案是1964年在国防部六院领导下提出的，1965年搞部院合并，归三机部领导，1968年部院又分家，六院归国防科委领导，1969年六院又划归空军领导，一会要提高指标，一会要停止歼九搞初级喷气教练机，1973年又归三机部领导又提出把教练机转给工厂搞，1975年的34号文件又是国务院中央军委下发的，1979年三机部又否定了34号文件。真可谓多朝天子多个令，政出多门，朝令夕改，致使十多年来歼九经历了三上三下，三次变更试制厂，五次变更指标，最后遭遇夭折的命运。给国家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

歼九飞机经过漫长、曲折的过程，终于停了下来。虽然型号未能研制成功，但在课题研究方面却取得长足进展，解决了一批技术关键，取得了一批有价值的科研成果，跟踪了世界技术的发展，技术储备得到扩充和增长。特别是对无尾鸭式飞机布局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同时培养锻炼出了一支掌握这种先进飞机设计、试验技术的高素质的科技队伍，为以后获得新型号任务，增强了竞争实力，为研制新歼击机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1970年5月601所分迁来的200多名设计人员和工人，在极端困难和条件十分简陋的情况下，把歼九的工作开展起来。但是歼九到了成都，还是没有摆脱坎坷的命运。1970年6月六院发文通知决定把歼九Ⅴ方案指标改为“高度25公里，M数为2.5”。于是分所开始了歼九“双二五”方案的论证工作。到1970年底空军又提出将指标改为“高度26公里，M数为2.6”分所又开始“双二六”方案的布局研究，选择了鸭式布局，编号为Ⅵ方案，并于1971年上半年进行了方案论证和总体布置。由于歼九飞机指标一再提高，使发动机性能实现不了，于是，606所开始仿制“斯贝”发动机，而停止了歼九发动机的研制。1972年4月六院通知我所，歼九飞机停止研制，改为课题研究。消息传来，全所震动，大家对六院的决定不理解、想不通，但不气馁，接着就开展歼九有关课题的试验研究，大搞技术储备。在总结了歼九型号9年来的工作的基础上，1973年底，大干30天，全所又投入了方案论证工作，为翌年的方案审查做好准备。在全所的努力，和部、院的支持下，歼九迎来了第二个春天。1975年2月8日，国务院、中央军委下达了国发（1975）34号文，同意继续研制歼九飞机，并批准了上报的战技指标。全所职工欢欣鼓舞，决心为歼九飞机研制做出贡献。根据国发34号文和战术技术要求，1976年初，我所进一步调整总体气动布局和设计参数，形成了鸭式布局的歼九Ⅵ-Ⅲ方案，并以此作为基本方案进行研制。
七十年代，我室先后开展了歼九“双二五”、“双二六”及“Ⅵ-Ⅲ”方案，机身、翼面、起落架结构的总体论证工作，机、尾翼结构的设计计算是首当其冲。我根据歼七、歼八飞机的设计经验，采用经典结构力学方法--“静不定结构应力设计法”推导出一个简化的计算方案，组织全组人员进行“双二五”方案机翼结构的设计计算，基本上满足了飞机总体论证的需要。但计算方案虽经简化，计算工作量仍很大，求解的过程很长，全组用手摇计算机需要几天才能得出一组结果。实践中我深感这种传统的方法，计算精确度低，费时耗力，无法进行多方案比较，已不适应新机设计的要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室里成立了由我主管的“翼面结构最佳设计课题组”黎观生任课题组长。1971年1月，我所首台DJS-6（108乙）电子计算机经调试投入使用，为课题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在课题实施的过程中，除了必做的管理工作之外，我安排较多的时间参加课题工作，如：课题调研，技术方案的研究与制定，以及方案试算等，此间我和黎配合密切，相得益彰。经过共同努力，1974年黎观生编制完成了DJS-6电子计算机的“满应力设计程序”，我用该程序对歼九机翼结构进行设计计算，获得了十分满意的效果。“满应力设计法”的成功，是对传统设计方法的突破，为新机结构的设计闯出了一条新路，为下一步进行的结构优化设计打下了技术基础，这在当时是处于国内领先地位。1978年该课题组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1976年我用“满应力程序”进行了歼九Ⅵ-Ⅲ方案机翼总体设计计算，完成了多方案的比较，计算速度之快，计算方案之多，是传统设计方法所不能比拟的，并较好地为兄弟室提供了必要的数据，使结构方案更趋合理。那段时间计算工作十分繁忙，虽然用上了电子计算机，但计算所需数据要靠穿孔纸带输入，整日里要和穿孔纸带、穿孔板打交道，费力费神，经常加班到深夜，但虽苦亦乐，这个时期，是我心情最愉快的时日。

七十年代末，在满应力设计法的基础上，我室与631所合作共同开发出了能在大型电子计算机运行的“飞机结构多约束优化设计系统”扩大了结构设计的规模，进一步提高了计算的速度与精度。1983年获航空工业部科技成果一等奖。

为了推广新技术，改进设计手段，我在室里各专业组大力倡导定期安排技术学习，普及计算机语言。在机、尾翼组，请黎观生讲算法语言，动员大家学习编程，大搞设计革命化，使大家从繁重的计算中解放出来。我在组里也定期讲课，系统介绍歼八机翼设计经验，提高技术水平，介绍“位移法”应力分析的计算过程，以便更好地为相关专业提供所需数据。这段时间机翼专业组的精神面貌积极向上，学习技术的风气浓厚，工作的积极性大增。

七十年代后期，我和室领导班子大力抓了歼九结构设计中的关键技术和试验项目的实施，为歼九飞机的详细设计作好了技术准备。为了统一技术要求，我编写了“歼九结构打样的技术规定”。在总体室发出的总体布置图，外形资料等文件齐全的基础上。1977年底我室完成了打样图纸设计和系统安装协调。

1978年7月正当全所即将进行歼九飞机设计发图之际，三机部给我所下达了歼7飞机大改的设计任务，接着1979年发出一号文件明确歼九再次转入课题研究，至此歼九飞机的研制实际上已名存实亡。这对全国所有参加歼九飞机研制的单位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歼九飞机从1965年初开始方案论证，到1980年中止研制，历时15年。致使歼九夭折的原因，一是，十年动乱当中，由于吴法宪（林彪反党集团成员、空军司令）一伙的瞎指挥，随心所欲，任意改变指标，脱离实际，致使歼九研制无法进行、屡遭停顿。二是，体制多变，任务多变。歼九飞机设想方案是1964年在国防部六院领导下提出的，1965年搞部院合并，归三机部领导，1968年部院又分家，六院归国防科委领导，1969年六院又划归空军领导，一会要提高指标，一会要停止歼九搞初级喷气教练机，1973年又归三机部领导又提出把教练机转给工厂搞，1975年的34号文件又是国务院中央军委下发的，1979年三机部又否定了34号文件。真可谓多朝天子多个令，政出多门，朝令夕改，致使十多年来歼九经历了三上三下，三次变更试制厂，五次变更指标，最后遭遇夭折的命运。给国家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

歼九飞机经过漫长、曲折的过程，终于停了下来。虽然型号未能研制成功，但在课题研究方面却取得长足进展，解决了一批技术关键，取得了一批有价值的科研成果，跟踪了世界技术的发展，技术储备得到扩充和增长。特别是对无尾鸭式飞机布局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同时培养锻炼出了一支掌握这种先进飞机设计、试验技术的高素质的科技队伍，为以后获得新型号任务，增强了竞争实力，为研制新歼击机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